道德論事及其土壤 [格瓦推] http://reader.roodo.com/aurorahope/archives/27616211.html 壹，道德論事之弊 孫運璿被拱上神壇的過程中，少不了「兩袖清風」的美譽；林益世成為過街老鼠 後，亦不乏「貪得無厭」的警語。孫運璿與林益世的典範化（前者景從後者為戒），道德 的盈虧是重要依據。 Morality是指有關行為的所有規則或戒律，這些規則立基於區別正義與不正義的 基本價值，所以道德本不限於人格修養。但儒家文化圈的道德論事，則偏愛以人格修養的 角度對公共場域之人事物進行評價、針砭，甚至以之為改革關鍵。於是，被「清廉與否」 夾帶著，已破功的「孫運璿電力神話」可以重新上市，政經結構的貪腐溫床可以個人化為 林益世操守有虧。 當道德論事主宰公共輿論，或成為國人最普遍且理所當然的論政方式後，社會的 苦難，原因將被指向為官不正、為富不仁；「公民」諷刺地變成道德重整會員，對政治的 介入，淪為對政治進行道德糾察，不論公德（如清廉與否）與私德（如孝順與否）。至於 對制度、法案進行考察與批判，並以政策立場評價人事物，將淹沒於洋洋盈耳的道德訓誡 中，以致制度之惡不被看見、政黨立場不重要、仰望人治、疏離政治，甚至請鬼拿藥單地 將「加強品格教育」視為根本治國之道。 現代化社會需要的，不是人格者從政，而是周延的權責監督機制、是介入政治空 間的管道多元而通暢；不是富人博施濟眾，而是以稅制實現財富重配、以社福滿足人道需 求、以保障無力者的制度完善勞資契約。公民若冀望政治與社會的提升於道德典範，則是 公民性（citoyenneté）的失格。 貳，公民性的失格 公民指「持有權利的政治主體」，廣義的政治涵蓋社會一切事物，次狹義的政治 指共同體的建構與運作，最狹義的政治意味各種權力的實踐。在形式上，公民參與選舉、 被選舉，或以各種運動與組織介入公共事物，似乎就是公民性的展現。但如何抉擇投票？ 如何進行選民說服？如何對公共事物發聲？若普遍認為政治的進退來自政客甚至是全民道 德的升降，例如視政商勾結、賄選橫行的原因不在制度缺陷而在道德沈淪，等於將公眾事 物交付人治，這種公民，實無進入公民性的脈絡中。 道德論事的特色，就是不重視政客與政黨對重大公共議題的表態與之間的差異， 而認為只有道德君子才可能為民謀福（「選人不選黨」實脈絡於此）。一方面以道德期待 政治，一方面對政客的道德普遍不信任，造成一種與現代化社會格格不入的公民態度，詭 異地招搖於台灣：既厭惡政治又期待人治。這不只患了「藍綠一樣爛」的色盲，同時褻瀆 了公民的身份——因為他們只想開一張空白支票給有道德的政治人物。 道德論事與保守威權的社會互為因果。前者寄社會未來於個人品德，後者訴諸個 人品德以正當化權力。國人偏愛道德論事，實是台灣在看似民主化的今天，仍不時閃現懷 念威權（例如緬懷蔣經國的肅貪）的原因之一。這種將公眾事物泛道德化的積習，既來自 國民黨的宣傳與教育，亦根源於文化土壤中的儒家元素。 參，泛道德化的儒家 中國兩千年來的政論史論，統治階級（皇權與士大夫）優位只是形式，儒式的道 德論事才是鞏固階級利益的傳家心法。台灣陷於儒家文化圈，其價值在日用呼吸之間內化 為國人理所當然的意識型態，造成台灣的現代化之途，不只負重蹣跚，還屢屢橘逾淮為枳 。 儒家將政治泛道德化可由兩方面理解：第一，《大學》的「修身為本」 ；第二 ，《論語》揭櫫的「德治」。 1.修身為本 《大學》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八目，是以修 身為根本。格致誠正是修身的方法，為「內聖」之道；齊治平是修身的目的，為「外王」 之功。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若不講究修身，則「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身若不修，則 家必不齊、國必不治、天下必不平。 2.德治 儒家重德化、輕法制，可見諸《論語》：「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而德化之可能，先決於統治者的修身功夫，故曰：「 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亦如：「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 風，必偃。」 「修身為本」，強調修己而後能安百姓；「德治」，強調了以人格修養的角度評 價人事物。此二者非各自為事，德治標誌了儒家的政治理想，修身是達成此理想的根本。 本立而道生，儒家不只以道德觀點臧否政治，亦將政治進退的責任歸因於道德進退，尤其 是政治人物的道德進退。 將治亂興衰歸因於道德因素，絡繹不絕於儒式書寫：天下治，因君王有道，君子 居廟堂，故民風醇厚；天下亂，因君王失道，小人佔社稷，故民風澆漓。但事實上，中國 自漢以來各式的「貴族與儒生保障條款」所特許的土地兼併與賦稅不公，以致國庫空虛民 無存糧成為所有王朝可預見的宿命，這類制度面的缺陷，往往被昏君、貪官甚至刁民的形 象遮掩。道德取代制度成為治亂的主因後，制度之惡不動如山，特權階級亦不動如山。 以德治為理想、以修身為根本的政治主張，不只隱匿了制度之惡與標舉人治，亦 規訓了百姓必須克己復禮，因為「其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 ，未之有也」。此美其名曰「教化」。儒家禮教，不外父權脈絡的階級與五倫份際，以之 修身克己，即使只作為口號，也將助成儒式社會的超穩定結構——弱化對政治的批判力、 信仰人治——，知識科學化、政治民主化、思想自由化的現代性難以產生。 肆，結語 在西方，morality是對正義的追求；本文並非否定道德的存在價值，而是反對以 修身優位的角度，反啟蒙地將廣泛而複雜的倫理（ethics）問題簡化為修養的投射。 身處儒家文化圈，再加上國民黨的強化，台灣社會以道德論政事的習氣根深蒂固 。公民習於道德論事，會放縱制度之惡；統治者擅於道德論事，則是在培養不具反抗能力 的順民。國民黨深得儒家三昧，不只操作了道德神話，還編織了人治的美好年代，更食髓 知味地推動以儒學為核心的品德教育。江宜樺在2013年新任閣揆時揭櫫了施政願景：「建 立貧而樂道、富而好禮的社會」，不思檢討制度所助長的貧富差距，反而在意無力者是否 安貧樂道，亦即要受迫者自省是否德之不修，果然是儒者之憂也。 儒式的道德論事，造成公民不從制度面思考公共事物，將政治交付人治，這是強 人政治的溫床，也是民主政治的逆流。台灣要步入真正的現代社會，必須揚棄儒家以修身 為根本的德治主張，「練習運用理性，以了解這個複雜世界的經濟、社會、文化、倫理各 面向的挑戰與取捨，並投身必要的公共辯論與政治抉擇、積極參與各種型態的民主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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