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海光：自由的悲劇徵象- 自由主義在近代中國（23、24） 作者: 陳奎生 一、 殷海光本名福生，湖北黃岡人，他自稱“後五四時代” (postMayfourthian) 人， 是上世紀下半葉中國自由主義的中流砥柱，一位特立獨行不見容於世的悲劇思想者。 殷海光早年即對邏輯與哲學深深著迷，高中二年級十七歲時即翻譯了《邏輯基本》一書。 1937年“七七”事變後，殷海光於次年進入昆明西南聯大就讀，師從金嶽霖，1949年到臺 灣，在台大哲學系任講師，幾年之後升任教授。殷海光演講邏輯透徹，廣博清晰，激情洋 溢，富於魅力，以至他在台大的演講總是擠滿了聽眾。學生們之所以喜歡他，“是因為他 不但有學問，而且有自己的思想，同時待人又非常熱誠坦白”。自此，台大哲學系遂成為 中國自由主義在五、六十年代的思想重鎮，他成為20世紀五、六十年代臺灣青年最崇拜的 精神領袖、抗暴旗手、民主鬥士、啟蒙大師，哺育了一批英才，對臺灣的思想變遷乃至社 會、政治變遷都產生了奠基性的影響。 1949年11月，殷海光與胡適、雷震等人在臺北創辦影響巨大的綜合性半月刊《自由中國》 ，任編委兼主筆。這個雜誌的發行人雖為胡適、雷震，因胡適不在臺灣，雷震以負責行政 事務為主，靈魂人物卻是殷海光。每有文章，人皆矚目。他用言論、思想給《自由中國》 雜誌導航，使該雜誌聲望日隆。在這段時期，殷海光對於現實政治極為不滿，不斷與國民 黨威權政治發生激烈的言論衝突。在雷震因組黨被捕、《自由中國》被查封的“雷震案” 爆發不久，為減輕其發行人雷震先生的所謂“罪嫌”，殷海光不顧個人之安危，與友人共 同發表了轟動一時的《〈自由中國〉言論撰稿人共同聲明》，大義凜然，共同承擔言論責 任，在黑雲壓城的危急時刻，凸現了他的嶙峋風骨與道德勇氣。 殷海光對自由主義的理解最初是從邏輯實證主義切入的。在求學于金嶽霖期間，他對數理 邏輯、分析哲學、科學哲學以及社會學理論下過相當大的功夫。因此，對於羅素一脈的自 由主義曾經相當服膺。同時，他以五四的傳人自詡，也曾是反傳統主義的中堅人物。這是 他大半生信奉的思想主軸。但是這一思想傾向，在其晚年，有了一些轉變。他在回答他人 自己何以致此時說：“人的思想是有階段的，而且是會轉變的。我之所以轉而喜歡中國文 化，有四個原因：（一）從思考反省中所得的瞭解：中國文化對於生命層域的透視，對於 人生活動的安排，我漸漸地有較深的認識；（二）從生活的經驗中體會出來的：回味以前 的鄉居生活，這種生活給人帶來清新、寧靜、幽美、安然、自在--這才是人的生活，才是 人所應過的生活，這種生活是產生中國文化的根源；（三）我受了Eisenstadt, Parsons等 人影響；（四）最近受了張灝和徐先生的刺激，引起我對於中國文化的一番思考。” （《春蠶吐絲》，陳鼓應編，增訂版，頁86） 殷海光臨終前，東海大學的徐複觀去看望他，他對徐承認自己以前的某些說法不對。後來 甚至在信中對徐複觀這樣說“相識二十多年來，先生常為海光提到時厭惡的人物之一，但 亦為海光心靈深處所激賞的人物之一”。這一自白，呈現出殷海光為人的坦蕩胸懷以及服 膺真理的氣度。 殷海光對於中國自由事業的影響，與其說是思想理念方面的，不如說更重要是在其人格 風範和道德勇氣上。他的政論發言權被剝奪，專書被禁，出國權利遭褫奪，但他的凜凜風 骨，他的悲劇抗爭，他的責任擔當，他的滿腔熱誠，使他在臺灣成為自由主義的殉道者和 理想標杆。 二、 在某種意義上，殷海光與徐複觀之間的戲劇性關係，象徵了中國現代自由主義與中國傳 統價值（特別是儒學）之間的分分合合的戲劇性關係。 由於自我認同為五四傳人，在很長一段時期內，與胡適、魯迅等人一樣，殷海光對中國傳 統是持激烈批評態度的。但是，離開了書本，殷海光通過自己一生的經歷，深切體驗到： "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先天不足，後天失調。"他指出，中國版的自由主義與西方原版的自由 主義不可能一樣。像西方自由主義者那樣的自由主義者，在中國真是少之又少。一個真正 的自由主義者，至少必須具有獨立的批評能力和精神，有不盲從權威的見解及不依附任何 勢力集體的氣象。他批評胡適本人及胡適以降的知識分子，思想根基淺薄，心智麻木，失 去了獨立思考的判斷力，缺乏道德勇氣、擔當精神和批判精神。殷先生為什麼要對賦有浩 然之氣孟子倍加讚揚，原因即在於此。殷海光晚年愈來愈認定：孔仁孟義所代表的道德價 值，是傳統儒學與自由主義重要的相契之點。所謂中國自由主義者如殷先生舉出的嚴複、 譚嗣同、梁啟超、吳虞、胡適、吳稚輝等，先天不足，後天失調，乃在於他們得了資源匱 乏症。 殷海光晚年思想轉向最重大的意義，是啟發後人思考自由主義與傳統思想資源的關係問題 。他說："中國的傳統和西方的自由主義要如何溝通？這個問題很值得我們的深思。"這雖 是他在臨終前正式提出的，然而關於類似問題的反思，我們亦可追溯到1965年。殷先生在 《中國文化的展望》中批評五四以來影響甚巨、附和甚眾的陳獨秀的議論--"要擁護那德先 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 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殷先生說，類似影響 大的言論不一定正確。"一種言論如因合于一時一地的情緒偏向和希望而形成了所謂 '時代精神'而被普遍接受，那麼錯誤的機會可能更多。這類'時代精神'式的言論，等到時 過境遷，回顧起來，加以檢討或分析，往往發現是'時代的錯誤'。“我現在要問：如果說 必欲倒孔才能實現民主，那麼西方國邦必須掃滅基督教才能實現民主。但是，何以西方國 邦實行民主和信奉基督教各不相傷呢？我現在又要問：如果說必欲反對舊文學和藝術才能 提倡科學，那麼現代西方國邦科學這樣高度發達，是否同時停止究習古典文學和藝術了呢 ？”殷指出這種非此即彼、二元對立的思考在邏輯上完全不通。他又說：“也許有人說， 基督教義與孔制不同。基督教義涵育著自由、平等和博愛，所以容易導出民主政治。孔制 裏沒有這些東西，所以無從導出民主政治。因此，中國要建立民主，必須排除孔制，另辟 途徑。我現在要問：孔仁孟義，再加上墨氏兼愛，為什麼一定不能導出民主？”這是對整 個現代中國知識界的天問！ 中國自由主義者的現代課題，不是對中國傳統的全面否定，而是對傳統創造地改進。 就民主政治所需要的公共空間、道德社群而言；就消極自由層面的分權、制衡、監督機制 和積極自由層面的道德主體性而言；儒家和傳統諸家都有可供轉化和溝通的豐富的精神資 源。 1966年12月1日，殷海光在給林毓生夫婦的信中無不悲傷地說：“你知道我在這個島上 是島中之島。五四以來的自由知識分子，自胡適以降，像風捲殘雲似的，消失在天邊。我 從來沒有看見中國的知識分子像這樣蒼白失血，目無神光。他們的亡失，他們的衰頹，和 當年比較起來，前後判若兩種人。在這樣的氛圍裏，懷抱自己的想法的人之陷於孤獨，毋 寧是時代的寫照。生存在這樣的社群裏，如果一個人尚有大腦，便是他不幸之源啊！” 這是殷先生個個人悲劇，也是中國自由主義的時代悲劇。 全文轉載自 http://linkwf.blog.hexun.com.tw/18038905_d.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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