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qilai (左是一種智力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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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轉錄] 【康曉光】中國文化為什麼要打“陣地戰”
時間Tue Oct 19 17:53:35 2010
【康曉光】中國文化為什麼要打“陣地戰”--在《陣地戰》新書發佈會上的發言
康曉光
作者簡介:康曉光,男,西曆一九六三年生,遼寧瀋陽人。現任職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
農村發展學院教授、中國人民大學非盈利組織研究所所長。西曆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二年
,就讀於國防科技大學系統工程與數學系;一九八二年至一九八六年,就讀于大連理工大
學應用數學系;一九九〇年至一九九三年,就讀于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獲生態學碩士學
位。曾經任職于瀋陽農業大學農學系,中國科學院科技政策與管理科學研究所,中國科學
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兼任中國科學院國情研究中心研究員,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兼職
教授,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副理事長,中國扶貧基金會理事,中國消除貧困獎評選委員
會執行主席。著有:《陣地戰——關於中華文化復興的葛蘭西式分析》(社會科學文獻出
版社2010年),《中國歸來——當代中國大陸文化民族主義運動研究》(新加坡世界科技
出版社2008年),《仁政——中國政治發展的第三條道路》(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社2005
年),《起訴——為了李思怡的悲劇不再重演》(香港明報出版社2005年),《NGOs扶貧
行為研究》(中國經濟出版社2001年),《法倫功事件透視》(香港明報出版社2000年)
,《權力的轉移——轉型時期中國權力格局的變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地球
村時代的糧食供給策略——中國的糧食國際貿易與糧食安全》(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
,《中國貧困與反貧困理論》(廣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等。(吹劍編撰於二〇一〇年)
〔儒家中國網站編者按:西曆2010年9月29日上午,中國人民大學非營利組織研究所在中
國人民大學逸夫會議中心二層第二會議室召開《陣地戰——關於中華文化復興的葛蘭西式
分析》新書發佈會。《陣地戰》一書凝結了康曉光及其弟子等人數年潛心調查研究成果,
呈現了當今中國大陸傳統文化復興運動的最新進展,展示了21世紀初期中華文化與西方文
化在中國大陸爭奪文化領導權的艱難歷程,是康曉光主持的當代中國大陸文化民族主義研
究專案的成果體現。該研究專案得到了福特基金會的資助,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
以下是康曉光先生在發佈會上的發言,標題系編者所加。〕
今天非常榮幸,有這麼多的朋友出席我們的新書發佈會,剛才費約翰教授、董克用院長、
王緋女士都給了我們熱情的鼓勵和很高的評價,實際上我們還沒有做到那些,我們把它作
為一種激勵,我們繼續努力把這些工作做好。
下面我向各位嘉賓和朋友介紹一下《陣地戰》這本書的前前後後。這本書研究的物件是近
十年來傳統文化復興的這樣一種現象。從04年開始媒體就非常關注這樣的一些話題,給予
了高頻率的報導。在民間傳統文化復興的主要表現就是學術研究、學術會議、創辦期刊、
出版圖書,還有很多文化人、名人和一些在政治舞臺上有影響力的人士發表宣揚,連署倡
議,向人大、政協提交議案,比如最近剛剛正在做的把9月28號定為教師節,要求把教師
節改期,因為9月28號是孔子的誕辰日。還有組織了一些新的學術團體,包括中國人民大
學成立的國學院。再者是興建民間的書院、組織會講,包括很多的以傳統文化為主題的網
站、論壇,還有民間的祭孔。同時,我們看到恢復傳統的服飾、禮儀、節慶,比如像中式
婚禮的重新興起,這些現象都非常普遍。
官方也在傳統文化的復興方面做了很多的事,包括官方主流媒體大規模的宣傳,還有修復
孔廟一系列的建築,04年開始中國政府開始恢復了對孔子的公祭活動,一年一年規模不斷
提升,各地也在組織各種各樣的大規模祭祖活動,官方也推動了一些禮儀和節慶,像清明
節、端午節、中秋節被確定為國家法定節日。還有外交部、文化部、教育部在海外開始推
廣孔子學院。再就是中國政府和領導人發表的一系列講話,出臺的一系列重要檔來推動這
個事情的發展。
我帶領著我的學生們,大概從03年開始到現在,用了7年的時間一直在關注傳統文化復興
的現象。第一期的研究也是由福特基金會資助的,研究成果體現在《中國歸來——當代中
國大陸文化民族主義運動研究》這本書裏。這本書當時沒有在大陸出版,後來在新加坡世
界科技出版社出版了。今天朋友們手中的《陣地戰》一書是這項研究的第二期,第二期研
究也得到了福特基金會的大力支持。我下面重點介紹第二期的研究。
這兩本書我們都採取了嚴格的實證研究的方法,把它作為一種客觀的現實來進行研究。在
這件事情上,我自己格外小心。因為我自己是雙重身份,對於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文化
的復興,我本身既是一個研究者又是一個推動者,不客氣地說是最重要的推動者之一。因
此,當我自己來做這項研究的時候就格外注意,到底是我的觀點的宣言,還是用社會科學
的方法來研究客觀的現象。我的雙重身份使我格外的注意,儘量不要把它變為一種個人觀
點的宣傳,而是一項社會科學的研究,盡可能做到學術研究的規範,做到價值中立。
這項研究使用的最主要的資料都來自我們團隊做的第一手田野調查,同時也參閱了一些相
關文獻和媒體報導。但是,我們使用的90%的資料主要都是我們的團隊在第一線經過兩年
的實地調查獲得的。我們根據社會化主體分類,把從事社會化、從事對人的教育、從事價
值觀灌輸以及行為模式影響的這些主體分為六大類——政府、媒體、學校、社會組織、社
區和職場。在這六類主體中,每一類選取一些典型樣本。針對這些典型樣本進行了深入的
訪談,有的個案的訪談工作達到4個人同時做5、6個工作日的工作量,所以每一個田野調
查都是很扎實的。這兩三年的調查,我們接觸的人超過了1000多人,接受調查的組織達到
了400多個,而且都是這個領域裏的積極分子,我們也一直和他們保持著密切的聯繫。
為了有效比較這樣一種復興傳統文化的實踐活動能否對人們的價值觀產生影響,我們專門
在湖南選擇了兩所學校進行了對照實驗研究,是一項很扎實、很嚴謹的定量化研究,最終
通過這個研究我們看到這樣一種教化的結果還是有實際影響的。
本書的篇章結構主要是總論部分,然後是針對六類最主要的社會化主體分類別撰寫的研究
報告,還有針對對照實驗研究結果撰寫的效果研究報告,後面是兩個附錄,也都是與傳統
文化復興有關的兩篇很好的學術研究的論文。本書的第一作者是我本人,第二作者是大會
的主持人劉詩林,第三作者是王瑾,他們倆都是我的博士研究生。王瑾同學本科畢業于中
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系,保送到中國科學院做我的學生,後來在諮詢公司工作了三年,去年
又回來繼續學習,得到了董克用教授的支持。王瑾做研究非常有天賦,效果研究報告就是
王瑾作為主力完成的,完成了非常精彩的研究報告。還有其他作者,他們都畢業了,現在
在祖國各地的各條戰線戰鬥,今天沒有時間回來,沒有機會介紹了。
我下面還是要用一點時間把這個書的主要內容再“嘮叨”一遍。按理說書已經發給了媒體
的朋友,大家可以自己看,但是考慮到大家都非常忙,也懶得看書,所以我還是提綱挈領
的介紹一下。我的介紹主要分為四部分,第一部分就是我們的一些基本的判斷,經過十年
的發展,傳統文化復興這樣一種現象已經由社會運動轉入的一個新的階段,就是社會化這
樣的階段。第二部分是用葛蘭西式的方法和視角觀察一下,我們是如何去認識和理解這樣
的文化復興運動。第三部分看一下文化變遷,各種文化勢力此消彼長背後的力量和機制是
什麼。最後談一下社會化的作用。
一、從“社會運動”到“社會化”
在第一期研究,特別是《中國歸來》這本書裏體現的成果,我們主要運用的還是社會運動
的理論,當然也涉及到政治文化理論、民族主義理論。04年到06年,我們觀察到本土文化
復興的現象:參與者為數眾多;組織形態豐富多樣;各自為政,沒有統一的指揮中心;享
有共同的信念,並且以此為團結的基礎;向主流價值提出了挑戰,要求重建社會的價值規
範。根據這樣的現象,我們可以判斷它是屬於社會運動的現象。由於這場運動本身的宗旨
還是很明確的,就是要復興中國的傳統文化,因此我們當時把這個運動定名為“文化民族
主義運動”。
在第二期研究的前期,我們對整個現狀進行了一次掃描,也就是對我們第一期研究的物件
做了一些跟蹤式的調查。我們發現社會運動的色彩逐漸淡化,進入了社會化階段。也就是
說在新聞上非常有價值、非常的熱鬧的那樣一些現象少了,但是在實質性的、對人的知識
的傳授、觀念的影響以及行為規範的塑造方面,看到了一些扎扎實實的工作,這些工作在
社會的各個領域中開展。因此我們說,文化復興運動已經開始影響社會化系統,並且通過
社會化系統來影響人們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
最主要的發現,首先參與者的隊伍不斷擴大,而且前期我們看到的主要是邊緣群體在奔走
呼號,但是這一階段我們發現一些精英群體開始介入了,比如說一些企業家、一些政府官
員,更多的文化人,還有知識界,高端的媒體在這些方面都開始做一些經常性的扎扎實實
的工作;參與者的活動從“邊緣”走向“核心”了,行動方式從一些“抗議”和“呼籲”
開始走向“文化建設”的一些方面;而且在第一階段的參與和使用都是個人化的、零星的
、隨機提供的資源,現在開始使用制度化的、系統的、非常穩定的一些資源。
下面介紹一下社會化的概念。“人的社會化”是個個人學習他所生活其中的那個社會長期
積累的知識、技能、價值和規範,並把它們內化為個人的品格和行為,在社會生活中加以
再創造的過程。簡單地說每個人出生的時候都是一張白紙,經過家庭、社會生活家庭、職
場、政府、媒體方方面面的影響、灌輸和塑造,最終每個人都可以擔任各種各樣的社會角
色,我們從一個自然人變成了一個社會人。這樣一種塑造人的價值觀,使人們獲得一些知
識各技能的過程就是社會化的過程。一個文化到底有沒有影響力,關鍵是它能不能進入社
會化系統,甚至能不能主導社會化系統。社會化由誰來實施?是由一系列主體來承擔,比
如說家庭中的父母、學校、社區、媒體,還有政府,他們的很多活動都是在做社會化的工
作,都是在實行教化,都是在影響人們的價值觀和行為方式。
所以,我們的基本判斷是,如果傳統文化要想復興,而且這種復興不僅僅是一種媒體上的
熱鬧,不僅僅是少數人的一廂情願,不僅僅是領導人的號召。它要真的能對社會造成影響
,它應該能夠進入社會化的主體,能夠影響社會化的主體,能夠影響政府、學校、社團、
家庭,再通過它們影響社會公眾。這樣的話這個文化就是活的文化,是一個有影響力的文
化,能夠深入到人們的頭腦裏。能夠對人們的所思所想所作所為產生影響的文化,這才是
活的文化。因此。當我們講文化復興的時候,它是不是一個真的復興,最關鍵的是它能不
能影響社會化系統,通過社會化系統影響一個個活生生的人。所以第二期研究我們用社會
化這樣的視角來研究傳統文化的復興。這兩個研究階段也是相互聯繫的,正是通過社會運
動,不斷地改造社會化系統,通過社會化系統進行社會化,重新塑造中國的文化。在現有
文化的格局中,把傳統文化的要素不斷地灌輸進去、樹立起來、發揚光大,這是我們兩個
研究階段的內容。伴隨著文化復興本身性質的改變,我們相應的研究方法也要發生改變。
因此,第二期研究主要還是用社會化的方法來研究問題。
我們的分析框架(見ppt第12頁)就是儒家文化的復興會影響到各種各樣的社會化主體,
社會化主體會針對社會化的物件實施各種各樣的教化,被教化的個人開始把一些觀念和行
為方式內化在心中,進而產生社會化的效果。同時,社會化主體根據社會化效果對自己的
教化活動實施回饋調整,社會化和儒家文化復興運動本身也是相輔相成互相激勵的過程。
這是我們一個基本的邏輯框架,也用它來指導我們的整個研究。這個框架不是我們憑空臆
想出來的,它既和社會化理論基本一致,同時也和我們觀察到的現實是一致的。
通過本書的分析,我們首先發現一個基本的結論是傳統文化已經進入到社會化系統之中。
其次,參與文化復興的社會化主體日益的多元化,幾乎包含了現代社會所有的、主要的、
正規的社會化主體,但是這些主體之間的互動非常弱,都是各自為戰。社會化主體,比如
說社區裏的街道辦事處,中學、大學,或者是一些企業,他們都根據自身的特點,根據自
己受眾的特徵採取了一些專門化的教化方法,都很有效,都是做到了因地制宜、因時制宜
。但是總的來看,從各個主體來看,社會化的水準效果參差不齊。從社會化的內容來看,
目前基本上停留在非常初級的階段,基本是“復古”的水準,無論是中央電視臺的百家講
壇,還是地區搞的讀經活動,基本都停留在把原有的文化經典拿來,照搬過來,組織讀、
組織講解這樣的階段。大家所期待的“創造性的轉化”,傳統如何適應今天,如何與半個
多世紀的社會主義積累和改革開放30年資本主義文明的進入進行有效的結合,這些方面做
的遠遠不夠。社會化的制度化程度不高,各種具體的社會化方式尚未制度化。比如,很多
小學開展讀《三字經》、讀《論語》的活動,但是僅僅作為課後閱讀或者是校本課程,並
沒有進入正規的課程框架之內,沒有納入統一規定的課本之中。我們在湖南兩所小學的對
比研究表明,在現代的背景下,在工商文明和全球化的時代裏,儒家文化的教育還是可以
對人的行為和價值觀產生影響的。這個結論非常重要。所以,我們對這項研究下的工夫非
常大,這一項研究歷時前後四個月的時間,七名研究人員組成的調研隊伍,所有的調查過
程都是嚴格控制的,獲得了九百份問卷,最終形成了第三篇的效果研究報告。這篇報告還
是經得起推敲的。政府與民間存在良性互動,各自獨立,相得益彰。中央政府意欲實施社
會化,本身也採取了一些推動措施,但是地方政府及其它社會化主體是否實施以及如何實
施,中央政府並沒有強制規定,而是採取“只鼓勵,不懲罰”的態度。
一個總的判斷,從目前我們的文化格局來看,西方的思想還是非常強勢的,官方的主流意
識形態處於最弱勢的狀態,傳統文化處於快速上升的階段,但是與西方文化相比還比較弱
勢,特別是在顯學的層面上。當然在大家日用而不知的層面,傳統文化的影響力還是非常
大的。
二、陣地戰:理論及經驗分析
如何去看待社會化,我們借用的是葛蘭西的理論。葛蘭西是義大利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
他被墨索里尼抓緊監獄後,用了10年時間寫了不少的筆記。後來被整理出來形成一本書,
叫《獄中劄記》。在這本書裏,他提出一整套關於現代國家的理論。葛蘭西認為,一個強
有力的國家不能僅僅在是政治領域掌握暴力機器、建立統治,這是不夠的。還必須在社會
的層面上,在公眾的心目中,把有利於統治階級的價值觀、風俗習慣、道德規範灌輸下去
,並且讓它們成為主導,這樣才能真正建立自己政權的合法性,才能把政權的穩定建立在
公民認可的基礎之上。他用了一個生動的比喻,你要想建立一種新的社會秩序,你必須把
與這個秩序相關的價值觀、倫理道德、社會科學等等,把它們的權威樹立起來,而這個權
威葛蘭西把它叫“文化領導權”。現實中,往往是多種文化都在競爭“文化領導權”,他
把這個爭奪的過程比喻為“陣地戰”,就是大家都在奪取一個個的堡壘。那麼文化陣地都
是什麼呢?實際上就是學校、教堂、幼稚園、家庭、社團、政府、媒體等等,這些都是文
化陣地。
如果傳統文化要想復興的話,就要和官方主導的官方文化、西方的主流文化要去爭奪這些
文化陣地。所以我把社會化的過程,傳統文化重新回歸社會化主體的過程理解為傳統文化
與其他的文化爭奪文化陣地的過程。所以這本書叫《陣地戰》,就是這樣的想法。
目前我們可以看到,當前存在著三種文化力量:一種是西方文化,是建立在資本主義生產
方式之上的自由主義;還有一種是東方文化,是建立在社會主義生產方式之上的馬克思主
義;第三種是中華文化,是建立在中國傳統文化之上的本土文化。觀察今天中國大陸有影
響力的文化,我們可以辨別出這樣三種主要的力量。同時我們可以看到文化格局也發生了
變化。我們將其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也即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改革開放西方文化
異軍突起,東方文化(馬克思主義官方文化,簡稱為東方文化,這個東方是相當於冷戰時
期東方和西方這樣的概念)節節敗退。第二階段,也即90年代後期,我們可以看到東方文
化一蹶不振的狀態沒有變,但是西方文化狂飆突進的勢態得到了遏制,西方文化儘管規模
很大,但是增長勢頭在放緩。同時我們的傳統文化異軍突起,而且勢頭非常的強勁。
我們認為當前有能力來競爭文化領導權的、爭奪文化陣地的主要還是西方文化和中華文化
。在第一期和第二期研究的基礎之上,我們歸納出兩種文化的觀念特徵群。我們建立了一
組指標來刻畫文化的觀念特徵群,比如說本體論、最高價值、文化立場、宗教傾向、政治
價值觀等等。這些變數可以有很多組合,但是我們在現實中發現只有那麼兩三種穩定的組
合。很多組合只是在邏輯上可能,但在現實中這些組合根本不存在。這是我們發現的兩種
最主要的組合模式(見PPT第18頁)。
那麼,現實中的觀念特徵群是怎麼形成的?我們發現有三個原因:第一,文化固有的理念
和內在的邏輯把觀念聯繫在一起。因為,無論是西方文化還是東方文化都經過了漫長的發
展,經過了理性化的過程,經過了形式邏輯的重新清理,它們自身的內在邏輯還是比較強
的。比如說自由主義,它主張個人本位,主張自由,主張市場制度,往往期望小政府,這
些都是內在的邏輯聯繫起來的。第二,特定的國際格局把一些觀念聯繫在一起,比如說自
由主義者往往親美,因為美國是自由主義思潮的大本營,是自由主義思潮最強烈的支持者
和宣導者,因此愛屋及烏,喜歡自由主義自然就喜歡美國。如果說古巴成了最強烈的自由
主義的宣導者,可能就親古巴了。這個是由特定的國際格局決定的。第三,還有一些則體
現了背後的社會力量的利益訴求。比如說資本家就比較喜歡自由主義,跟他的階級利益聯
繫在一起。因此,我們發現這樣三種機制塑造了這樣的觀念特徵群。
這兩大特徵群背後實際上兩大社會群體,我們稱之為“文化陣營”。通過分析文化陣營發
現,每一個文化陣營基本上是根據對傳統文化的認同建立的,比如說中華文化陣營認同本
土的傳統文化,對西方文化有一定的排斥。其次,每一個文化都是跨階級的。認同中華文
化的人既有政府官員,也有資本家、也有學者、也有工人、也有農民,認同西方文化的也
是如此。所以每一個文化陣營都是跨階級的組合,都帶有民族性。在這個方面階級分析不
能給以充分的說明。但儘管如此,每一個文化陣營精英群體的構成還是有偏重的,而且無
論是文化的淵源是文化的特徵實際都是不一樣的。
三、動力機制:理論及經驗分析
下面我們分析一下為什麼文化的格局會發生這樣的演變。在這裏我們還是借助考克斯提出
的“新葛蘭西主義”,他把葛蘭西主義擴展到國際政治領域,分析在全球化時代,在全球
的規模上文化領導權的爭奪過程。在這裏我們就借鑒了他的理念。總的來看,在顯學的層
面,可以把改革開放之前的中國粗略的概括為一元文化的時代,實際上那個時代傳統文化
依然存在。馬克思主義作為官方意識形態,在國家機器的支持下,利用一切社會化手段,
確立了自己的文化霸權,成為唯一的顯學。他背後其實是一種全能主義的體制、一種閉關
鎖國的態度。第二階段進入了二元文化時代,這個主要是鄧小平的時代。伴隨著改革開放
,中國融入的全球化的過程,西方文化大舉進入中國而且產生的越來越大的影響力。在市
民社會裏,西方文化的影響力要遠遠大於官方意識形態,可以說在二元文化的時代,文化
的領導權是掌握在社會的手裏。進入本世紀之後,伴隨著中國經濟上的成功,伴隨著中國
政府態度的調整和社會問題的出現,最主要的還是中國經濟的成功,使得中國人獲得了一
種自信。這種對經濟成功和物質方面的自信逐漸轉化為對文化的自信。所以,中國人對自
己文化的態度和情感也發生了根本的轉變。在政府和民間的互動之下,本土文化開始復興
了,呈現出強有力的上升態勢。現在可以說三種文化並存的格局,我將其稱為“三國演義
”的狀態。
三種文化在爭奪文化陣地,通過爭奪文化陣地都想掌握文化領導權。在這個過程中,結局
如何我們不知道。我們兩期的研究,我們這兩書都是記錄這樣的過程。我們希望作為一個
旁觀者,以客觀的眼光,用科學的方法把這個過程記錄下來,我特別希望能夠三年一期一
直做下來,做它50年,看看整個的歷程是怎麼樣的。當把這些素材積累起來的時候,價值
要比一本單獨的書還要有意義。
四、社會化:功能與使命
下面我想討論一下文化復興的意義到底是什麼。我想回到中國的力量結構。經過30年的發
展,中國的硬力量有很大的起色,但是軟力量還嚴重不足。打一個比喻,把這30年中國的
發展比喻成一個人的成長。30年來,我們的GDP,即使按照官方匯率已經超過了日本,緊
隨美國之後。可以說我們今天作為一個人肌肉很發達了,但是骨骼還差一些,我們自主創
新能力,我們對一些戰略性的核心產業的控制能力還比較弱,但是按照目前的模式和趨勢
發展下去,這些問題還是可以解決的,肌肉可以越來越強壯,骨骼也會發育的越來越成熟
。我們現在面臨的最核心的問題,就是這個人沒心沒肺,沒靈魂。從老百姓到國家領導人
到所謂的研究機構、教育機構,說不清楚對於個人來說什麼樣的人生是理想的人生,什麼
樣的生活是幸福。我們衣食住行的條件越來越好,但是很多人的幸福感不斷下降。什麼樣
的人生是幸福的人生,我們應該怎麼樣去生活,什麼樣的社會是一個好的社會,是一個理
想的社會,我們應該生活在什麼樣的社會中,我們說不清楚。同時,我們看到中國在國際
上的影響力無所不在,在經濟領域發揮了呼風喚雨的作用,哪里有海嘯我們也去參與,哪
里有海盜我們也去幫忙。在這個過程中別人也會問你(指中國)是誰,你想幹什麼,你自
己想從這個世界得到什麼,我們現在說不清楚。你不能說我們要搞世界革命,要來剿滅資
本主義,本來我們自己就是資本主義比較發達的地方,而且是原始資本主義。如果說是來
搞自由民族主義又不像。那你是幹什麼來了呢?所以我們領導人出去講話只能引經據典,
講講《易經》、講講《論語》、講講《和諧世界》,只能用傳統理念描述自己的態度和行
為。在這方面,我們的軟力量是非常差的。無論經濟發展的多麼好,無論硬力量有多發達
,所有人都可以指責你,說你這個不好,那個不好。因此軟力量的匱乏是我們當前面臨的
一個非常大的問題。人民如何生活的更好,國家如何真正的富強起來,不能僅僅靠你的
GDP,靠你的產品品質,還要靠你有沒有一個有感召力的生活方式,你能不能提出人和社
會的價值理想,能不能給人類的未來指出一個激動人心的方向,這是非常重要的。我們五
千年的文明,十三億的人口,在這方面不能無所作為,不能一會全盤“蘇化”、不能一會
全盤“美化”,東倒西歪的。能不能找到自己的根,能不能繼承傳統的時候、在吸收別人
文明成果的時候,真正的形成一種新的東西,既幫助自己創造未來,也為人類未來文明有
所貢獻,這是我們要討論的核心的問題。
從政治的角度來看,政治不穩定最根本並不是我們政府的績效不夠,實際上還是合法性的
問題,提不出一套有說服性的合法性理論來。原來的一套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實踐背離。
馬克思說我們要搞公有制,要搞計劃經濟,實際上我們搞私有制,搞市場經濟,理論上的
表述和實際的行動完全是背道而馳。所以用馬克思主義理論來提供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
實際上是非常困難的,讓民眾心服口服是做不到的。可以說,擁有統治權利的人缺乏文化
領導權。而且不僅僅是政治合法性,我們基本的社會秩序也缺乏合法性的論證。中國的一
切,中國的秩序,中國的所作所為是好還是不好,好為什麼好,不好是為什麼不好,到底
應該怎麼辦,對這些都沒有一套有說服力的論證。總是這麼“盲人騎瞎馬”不行。到了今
天我們應該探討一些理想藍圖之類的東西出來,為下一步的發展提供指引。
建設中國軟力量的關鍵是文化的重建,特別是重建價值體系,重建政治哲學。我覺得對於
未來的中國來說,文化決定命運!決定文化勝負的關鍵就是誰能擁有文化領導權,而社會
化就是奪取文化領導權的必經之路。中國傳統文化的社會化,或者是說吸收了現代文明的
、推陳出新經過改造後的中國傳統文化能不能奪取文化領導權將對中國社會的未來命運產
生非常深刻的影響。這就是我們這本書主要的觀點和思路。
在此,我想感謝福特基金會給予我們長期的、慷慨的支持。我們研究中華文化復興,我們
研究傳統文化,卻是美國人在支援我們。這樣的研究在中國是籌不到錢的,甚至在中國出
版不了這樣的書,只能到新加坡出版。我覺得古今中外這樣的國家是極為少見的。一旦你
說我們應該有一點自己的民族文化,會有不少人跳出來說你反動,說你醜惡,說你黑暗,
中國人對自己文化的仇視,中國人掘祖墳的熱情,古往今來空前絕後。還有,我要感謝中
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董克用院長給予我們的支援,也感謝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王緋女
士的支持,感謝媒體朋友的關注。最後感謝陳南方,陳南方也是我的學生。新書發佈會所
有的組織、協調都是陳南方來完成的,非常的有責任心而且非常能幹。在她的領導下,我
們的這個團隊為大家提供服務。有不足之處,算我的,好的地方都是南方的,謝謝南方。
最後還是一句話,希望這個研究不僅僅是我搞了個課題,或者又出了一本書。我這個時候
也已經不用評職稱了,已經到頭了。做這項研究,還是一種傳統中國文人的責任感和使命
感,希望能夠對社會產生影響。因此,我們搞這個新聞發佈會還是希望借助媒體和朋友們
的幫助,進行思想傳播,讓它能夠產生實際的效果。我們做這一切,既是實現自己人生的
目標,更多的也是承擔一份社會責任感。不是唱高調,我給自己制定的人生理想就是通過
自己的學術實踐為中華民族的福祉有所貢獻。最後再一次感謝所有的朋友,謝謝。
媒體問答
主持人:康曉光教授分享了他的想法和思考,接下來的時間是媒體朋友對康曉光老師提問
。
問(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學生):我是人大公管院的學生。我想問一下康老師,您
能不能給現代的中國傳統文化下一個定義。第二個問題,您談到您是復興中國傳統文化的
主要推動者之一,您講到的三種文化在爭奪一個陣地,我就想問一下,將來有沒有可能中
國的官方文化和中國的傳統文化兩者合二為一,或者中國的官方文化、傳統文化以及西方
文化合三為一。
答(康曉光):我理解傳統文化跟大家理解的沒什麼區別,比如說儒家、法家等等,它不
僅僅是一種學問,也包括風俗習慣,過去的一些制度資源、科學技術都屬於這樣的東西。
今天講復興主要是價值觀和政治哲學等學理層面的東西。第二個問題,你說的各種各樣的
可能性,可能都有。至於會是什麼,我也不知道,那只能是時間來回答了。我們這個研究
主要是記錄和跟蹤這個過程,至於將來會成為什麼樣的,這個是現在無法回答的,我只能
說我希望的將來是什麼,我的希望和客觀會是什麼樣是兩回事。
問(《香港大公報》):我是來自香港大公報的記者,我想問一下,現在社會上普遍有一
種觀點,像香港、港澳臺地區,這樣的境外華人聚集的地方,在中華傳統文化的傳承和教
育等方面比中國內地要做得好,您覺得在這些地方,在傳統文化的傳承方面有哪些是值得
中國內地的傳統文化復興可以借鑒的?
答(康曉光):我想從兩個層面,在看得見的層面上,可以說香港和澳門,在某些方面比
大陸要好一點;但是在看不見的文化層面,潛伏、隱藏的文化、人們日用而不知的文化上
,實際中國大陸的傳統文化還是很深厚的,這兩點應該分開看。我感覺澳門和香港受殖民
主義的影響是比較深的,在潛伏的文化上實際上不如中國大陸。但是有一點比中國大陸要
好,儘管殖民主義最惡毒的手段就是滅你的文化,殖民主義者在滅中國文化方面做得比較
隱蔽,是潛移默化的。但是大陸政府還是大張旗鼓的,政府領導、全民動員,持續幾十年
,這種掘祖墳的運動,這在全世界是史無前例的,至少殖民政府沒敢做,我們自己做得卻
非常的“出色”。
最好的是臺灣,國民黨政府在保護和傳承中國本土傳統文化方面還是做的相當不錯。民進
黨為了推動“台獨”,去中國化,很重要的一點是切斷和中華文化的聯繫。因此我們看到
,凡是進行殖民統治的和分裂中國的人都在反對傳統文化。要說國民黨對傳統文化的保護
,比共產黨做得要好得多的多,不可同日而語,這裏面最重要的一個人是戴季陶。1925年
,在國民革命非常關鍵的時期,孫中山剛剛去世的時候,當時國民黨面臨著精神上和行動
上的分裂。戴季陶發表了一篇文章叫《孫文主義之哲學基礎》,他在該文中重新解釋了“
三民主義”。他認為民族、民權、民生不是並列的,捍衛民族的權利,捍衛每個老百姓民
主的權利,都是為了最終讓每個人過上美滿幸福的生活,“三民主義”歸根到底是“民生
主義”。“民生主義”背後的哲學理念是什麼,他認為就是“仁”。因此戴季陶首先把“
三民主義”這樣一種受到外來思想影響非常大的學術重新建立在中國儒家最深刻的、最深
厚的理念之上。同時他借用孫中山和蘇俄代表的談話,提出了國民政府的正當性來自哪里
,不是資本主義的自由主義,也不是社會主義的馬列主義,而是政權的正當性和合法性來
自於對中華民族五千年“道統”的繼承,繼承了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一直到今天中華
的“道統”,是五千年文明的繼承者,在這個角度上解釋國民革命的正當性和合理性。所
以戴季陶的貢獻非常大,他是第一個把中國現代政權的合法性建立在“道統”的傳承上,
他是第一個把最有影響力的一種思想奠基在傳統文化的根基上,用中國的傳統給現代政權
賦予合法性,用中國核心的理念來解釋現代的主張,這非常重要。
最近幾年,我們看到中國共產黨也有這樣模糊的變化。毛澤東是講世界革命,講共產主義
,鄧小平講現代化。毛澤東是用西方左派的傳統講中國人的理想,鄧小平是用西方右派的
理念來給中國人畫餅,說我們要實現現代化。江澤民下臺後,十六大報告提出全面建設小
康社會,胡錦濤講“和諧社會”,“和諧社會”更是儒家的核心理念,我們也看到中國共
產黨也在一步一步回歸本土,用中國人自己的語言講中國人自己的故事,用我們傳統的最
深厚的哲學概念給中國人描繪未來的理想藍圖。任何一個政黨只要是理智的,只要是正常
的,只要是立足於中國本土的,只要是對中華民族利益負責的,最終都會走回歸本土文化
這樣一條路。
問(《中國圖書商報》):我是中國圖書商報的記者。我有一個問題,因為您的書很多都
沒有在大陸出版,我剛剛看到PPT有些內容書上沒有,雖然是實證研究,這個書的出版是
不是有過刪減,或者是觀點上有什麼變動?
答(康曉光):這本書沒有,這本書寫的時候我就比較自律,王緋女士又比較寬容,基本
上沒有什麼刪改。
問(《中國圖書商報》):您是雙重身份,作為您觀點的推動者,做完這個實證研究之後
,您的觀點跟幾年之前相比是否有所變化?當前最受歡迎的是改良派。
答(康曉光):我覺得我就是改良派。保守主義者不是說固步自封,抱殘守缺,不是這個
意思。保守主義主要是強調在你適應一個現代世界、全球化時代的時候,不適應不變化肯
定是死路一條,但是在變化的過程中不是簡單地通過切斷與歷史的聯繫,然後獲得新生,
不是這樣的。而是說你在繼承歷史傳統的時候,不斷地吸收新的東西、揚棄舊的東西,在
這個過程中生長。這是一個有機地連續生長變化的過程,而不是否定歷史,跟祖宗徹底切
斷關係。不是這樣一種歇斯底里的狀態,而是比較平和的狀態。在這個過程中,就像樹長
得越高,根基要紮得越深。特別是有著幾千年文明的國家,首先歷史就切不斷。我們和歷
史的關係就像魚和水的關係一樣,魚生活在水中,它可能不瞭解水,但是離開了水活不了
。我們每個人也是一樣,文化無時無刻不在塑造我們。所以古人講文化的作用,“百姓日
用而不知”,這是教化的一種最高境界。就拿毛澤東來說,他自己拼命地批林批孔,反對
儒家。但實際上林彪對他的評價是最中肯的——“披馬列之皮,行孔孟之實,執秦王之法
”。毛澤東一輩子反傳統文化,但他是最傳統文化的。文化這個東西是跳不出去的。魚兒
離了水就得死。所以在這個意義上,文化想丟掉你丟不掉。
你問我這個調查結果跟我當初的希望有什麼關係。第一,讓我感到特別高興的一點,傳統
文化的生存狀態比我想像的要好得多,當你通過一些巧妙問卷設計的時候,你去問普通的
受訪者的時候,你會發現他很多方面是非常中國人的,我們給大家的那本書(指《中國歸
來》),有大量的資料可以看到。第二,現在的發展勢頭比我預期得要快,我原以為十年
樹木、百年樹人,還要半個世紀、一個世紀本土文化才能回來。現在看來這個速度是相當
得快。我覺得媒體有的時候願意盯著那些比較熱鬧的東西,比如某個人穿著漢服在大街上
走一圈,誰穿著長衫講課,誰修了個書院然後按照大家反常的生活方式去生活,大家比較
願意去報導。但是正如我們在《陣地戰》這本書裏講的,在正常的社會過程中,構成社會
最重要的組織和個體,他們在文化復興方面一直在扎扎實實地開展活動。這些活動非常的
平常,非常的普通,沒有聲音,就相當於“狗咬人”的狀態,媒體不怎麼關心。但實際上
“人咬狗”畢竟是反常的,“狗咬人”才是主流。所以最近媒體不像零四、零五和零六年
那麼熱鬧了,但實際上本土文化復興形成了一種勢力。因此這項研究的結果,無論是傳統
文化的生存狀況和發展勢頭,都比我原來的預期要樂觀。
問(《社會創業家雜誌》):我們是公益組織的一家媒體,叫做“社會創業家”。首先要
向您深深鞠一躬,我們是感同身受。一方面,我們是公益組織,正好我們已經做了一個專
題叫“無根的公益”。很多人認為公益是舶來品,影響的主流價值觀都是西方價值觀,我
們做這個話題的時候有很大的壓力。另外,作為一個家長,我自己也是把孩子送到城市裏
的書院接受教育,我看我們這次調查的是在農村裏的書院。我想問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您剛才說的樂觀的預期,您覺得是有感召力的嗎?或者對傳統文化復興有信
心嗎?現在的教改,包括孩子看的課本,實際上是去中國化的。正如您在效果調查中揭示
的,目前傳統文化教育給孩子帶來的心性的改變,適應社會的人格的塑造,實際上,這樣
的一些努力和嘗試很難進到體制內,所以您對傳統文化從民間進入到體制內有信心的嗎?
第二個問題,站在公益界的角度,其實公益是一個西方的概念。我今天特別感慨,這樣的
美國人,這樣的美國機構資助我們做這樣的事,同時也是我們很悲哀的事。我們的公益機
構怎麼從儒、釋、道裏面尋找我們的根,這樣的機會您認為在哪里?我們看到在民間有很
多這樣的公益組織,他們也在身體力行推動這樣的事,但是他們可能獲得不了這樣的關注
或支持,我們能給他們提供什麼樣的機會,他們的路在哪里?
答(康曉光):第二個問題實際上我也不知道答案,我們下一步的研究誰資助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相信中國人對自己的文化還是有情感的。隨著中國的發展,各種精英的力量不斷
加入推動本土文化復興的行列,這方面的資源也在越來越多,我還是抱樂觀的態度。
現在回答你的第一個問題——會不會進入體制內。我自己的感覺,首先在推動傳統文化復
興方面,政府的熱情比民間要高。其次,高層的熱情比中層要高,中層的熱情比基層要高
。總書記的層面,他對這個東西的熱情和支持要遠遠的高於其他的黨政幹部。2004年中國
恢復公祭孔子就是明證。共產黨把自己定義為“五四”傳統的繼承人,共產黨對“五四”
的解釋就是“反帝反封建”,“反封建”凝結的一個口號就是“砸爛孔家店”。兩千五百
年中,孔子的墳就被掘過一次,就是批林批孔時期北京師範大學的學生帶隊把孔墳給掘了
的。傳統文化,從無形到有形都被掘了。因此,2004年中國政府能夠公祭孔子,當時在海
內外的震動非常大。因為不是說“拜”、“訪”,而是“祭”。“祭”在中國文化的概念
裏,這個詞是非常重的。首先你得認同,其次你不但要認同觀念,還要認同這種傳承,要
祭的是你的祖先。所以,政府公祭孔子,這個意義是非常重大。這也是胡(胡錦濤)溫(
溫家寶)政府上臺後影響很大的一件事。隨後祭孔的規格不斷提升,第一年還是曲阜市,
曲阜是縣級市,等到07年的時候,就到了四個中央部委和山東省四大班子一塊(黨委、省
政府、人大、政協),第一號領導都出席了祭孔的活動,同時還有全球華人同祭孔子。而
且,現在中國政府向海外的文化傳播,最重要的形式就是孔子學院;也包括把清明、端午
、中秋三個傳統節日定為國家法定節日,從“五一勞動節”裏把時間分配出來,而五一節
是共產黨意識形態色彩比較濃的一個節日,從這個節日裏挪出時間,這都是國家層面重大
的變化。中國政府成立以來,發佈的第一個文化發展的五年規劃——《十一五文化發展綱
要》,用了三大塊篇幅講怎麼樣保護傳統文化、怎麼樣去更新、怎麼樣去發展,從內容到
方式方法,以及組織化和政府如何支援,都做了非常全面的闡述。現在的政府比較聰明了
,知道要想搞政治運動那一套肯定行不通。政府在文化復興的所作所為還是比較聰明,始
終不超前,跟著社會走。但是社會熱起來的時候,他投入官方資源去支撐,同時又不斷的
發佈一些信號。特別是初期,很多人害怕,因為政府一貫反對傳統文化,擔心現在自己去
搞是不是有危險。當時人民日報、中央電視臺一系列的節目和報導,給很多人吃的定心丸
。因為這些媒體是黨的喉舌,他們都在報導,想做的人就覺得很安全了,也敢做了。
因此我認為政府逐步地把它納入體制是好的,現在保持著亦步亦趨的狀態也挺好。我倒擔
心政府太熱情的話反倒把好事辦砸了。政府一擁而上、胡搞一氣,會把好多好事情搞得變
味了。所以,總的來說,國家和社會這個狀態還是挺好。我們做第一期研究的時候發現,
在中國完全西方式的社會運動是行不通的,把“綠色和平”在法國做的那一套拿到中國是
行不通的,但是像毛澤東那樣搞的政治運動也是行不通,社會不買政府的賬,老百姓也不
讓。現在恰恰是既有民間的基礎又有政府的支持,政治運動和社會運動混合的現象反倒是
生機勃勃。最近十年中國傳統文化復興運動正是處於這樣的狀態,總的來說我還是比較滿
意。有很多人說,怎麼政府不多支持一下,但我認為現在政府的定位還是比較好的,算是
對自己的文化做了點負責的事。
問(《新京報》):你剛才也說您的書在大陸沒有出版,我首先覺得這是涉及公民基本
權利的問題,政治自由的問題。三民主義也好,自由主義也好,馬克思主義也好,中華本
土文化也好,都有反專制的內容。西方自由主義就不用說了;馬克思主義也有很多反專制
的內容,這也沒什可說的;本土傳統文化裏面,正如現在所看到的那樣,儒家文化有很多
被歪曲和扭曲了,他本身也是反專制的。現在就有一個問題,現在臺灣、香港、澳門資本
主義發展的比較好,本土文化保存的也比較好,我就想到美國社會學家丹尼‧貝爾說的“
政治上的自由主義、文化上的保守主義”,這樣是不是更好一些?這是不是傳統文化“創
造性轉換”的最好方式?
答(康曉光):我覺得理解儒家的話,還是得到孔孟那裏去理解。比如說,講君臣關係,
孔子從來沒有說過所謂的三綱,“君讓臣死臣不得不死”之類的。他首先講的是“君使臣
以禮”,君對待臣得按照“禮”來行事,在這個前提下臣才對你“忠”。也不存在死諫的
問題,“從道不從君”,不得道的話就可以走,“乘桴浮於海”。孟子就更不客氣了,君
不好,首先要諫,不聽犯之,犯言去諫,再不行去之,還不行誅之(殺了他)。所以,孟
子幾次從孔廟裏被清出去,朱元璋恨死他了。孔孟的思想裏道義是最高的,殺身成仁、捨
身取義,他們都有這樣的精神。甚至,孟子說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宣導雖千萬人吾
往矣。後來統治者怎麼利用它,閹割它的,那是另外一回事。這一點我完全同意你剛才的
見解。
至於說你提出的方案,政治上的自由主義,文化上的保守主義,這個一言難盡,我有自己
的一套主張。我有一本書叫《仁政》,也是在新加坡出的,那裏面有我的主張。我認為也
應該有民主制度,但是依據和邏輯前提不一樣,這是另外一個話題了,我們再探討。各種
可能性都有,但是無論如何,中國的文化肯定會在未來中國社會和人們的生活中發揮舉足
輕重的作用。這些都是探討,但無論什麼探討,只要對民族有利就行。我記得以前讀過的
一篇文章,講到楊度和孫中山的交往。楊度是君主立憲派,孫中山是革命派。但是,楊度
給孫中山很多支持,別人不理解。楊度回答說,因為我們兩個人都是為了中國好,無論誰
成功都是我的成功,儘管我們選擇的道路和確定的目標不一樣,但是為了中國的福祉這一
點是無可爭議的。因此,我想媒體都有自己的立場、記者朋友都有自己的判斷,對具體的
觀點接受不接受無所謂,但有一點基本前提,就是共同都期望我們的民族能夠重新找回昔
日的偉大,謝謝大家。
http://www.rujiazg.com/detail.asp?nid=1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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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y for Obama: Psalm 1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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