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說到我們的理解基礎或眼鏡，是由時代與文化塑造而成， 以下分別由信仰的傳承層面以及一般世俗文化的傳承這兩方面來談。 這兩方面我們可以各由一組對比概念來勾勒或刻畫之。 1.1台灣新教（美國神學的殖民語境）：我信vs信心 台灣新教雖然也有經歷清治、日治時代的蘇格蘭長老宗傳統的長老教會， 以及敬虔派後期影響的中國自製宗派--召會， 還有五旬宗影響的中國自製宗派--真耶穌教會， 等等比較不是美國新教文化直接後裔的「異質」信仰傳統外 （所謂「異質」是相較於大部分受美國新教直接影響的宗派而言； 不過其實召會也以美國為其大本營，還有五旬宗事實上是美國新教傳統之一...； 長老教會的解放神學與靈恩爭論等神學議程也都與美國神學的議程息息相關）， 由於政治社會文化上與美國的密切連結， 故無論外來的講員、翻譯的書籍、信仰的議程、與社會文化的對話對象等等， 都與美國新教的信仰語境、資源及議程等等脫不了關係。 而我們要談論「我信/信心」的概念，就必須在這個背景底下來談。 1.1.1與時代精神相結合的成功神學 信仰的語境、資源與議程，一直與社會文化無法斷然分割。 在美國主導推動的全球化資本主義進程中， 社會個人或集體所追求的「幸福」或曰「成功」， 都與布爾喬亞（大資產階級、中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生活目標息息相關， 其代表的關鍵概念，就是「多」、「大」、「效率」、「效益」等等的可量化指標。 [在中產階級逐漸消失、21世紀資本社會趨向於M型發展的現狀， 「成功神學」或許也逐漸轉變為追求「小確幸」的方向(?)] 這些指標一方面是現代社會競爭與進步的基礎， 但另一方面亦蠶食或異化了人性（對此的反動當然就是新生活/反現代運動的緣起）； 而當這些與美國的宣教或福音狂熱相結合， 就讓英美18-19世紀的復興-宣教運動，逐漸轉變為美國20世紀的「教會增長運動」 （此運動有優點有缺點，一般的爭論點可簡述為：質vs量之爭 --但這個爭論其實是一個讓思想困於成功神學model或架構中的陷阱）。 故在這種時代精神下產生的主流的美國新教成功神學， 在群體層面，是追求教會人數、建築物、名聲、乃至政治影響力等等各方面的「增長」； 在個人層面，是追求個人或家庭在錢財、生活風格、名聲、社會交付義務/任務等等各 方面的幸福或小確幸的「增長」。 這時候，符類福音中「芥菜種般的『信心』」等等相關的經文 （還有就是舊約一些關乎「得勝」、「富足」的相關敘事）， 就能成為以上無論群體或個人追求偏外在「增長」的根據，乃至於操作方法。 而五旬宗原本是為了內在生命而追求的「靈恩」， 在第三波的發展中，又將之與追求外在增長的「操作方法」結合在一起， 故這種逐漸與美國時代精神相結合的成功神學， 便逐步趨向於完成。 「信心」概念便與此種追求外在增長的教會增長學或成功神學綁在一起， 與資本主義社會講究的「自信」概念互為補充， 融洽地將在此文化脈絡中的基督信徒之世俗生活與信仰生活調和在一起、 取消其間的衝突（故無論在教會內外，目標都是成為一個好「業務」）。 但此種「信心」概念究竟與改教時期乃至整個信仰傳統的「信心」概念差距多遠呢？ 或者說，這種差距對於聖經/神的話掩蓋了哪些部分，又彰顯了哪些部分 （若非全部不可取的話）？ btw, 在資本主義往後現代修正的過程， 所謂的「樂活」概念修正了工作與生活的態度， 也造成了「教會增長學/成功神學」的修正； 例如說，在仍追求「量」之餘，更強調「質」的成長； 或者「享受」神的豐盛之概念及其實踐的再發展等等... 但無論如何，這些修正究竟是真的歸回內在生命的追求， 還是只是增加了一些「幸福」與「小確幸」的「增長指標」呢？ （i.e.只有表面，卻沒有徹底進行後現代的反省） [下篇繼續] 1.1.2廉價vs重價兩極的因信稱義 1.1.3回歸基本面的使徒信經 1.2台灣普羅（儒家暫隱的後殖民語境）：我信vs知識(我思as中介) 1.3開放性小結 2.概念史回溯：檢視（破）與重整（立） 2.1語源學：近代歐語（英文、德文）←拉丁←古典（希臘、希伯來） 2.2改教時期：加爾文論信心←路德論信心 2.3開放性小結 3.新約神學（第1世紀的基督信仰傳統）的信以愛為完全 3.1新約前期：雅各-保羅-彼後 3.2新約後期：約翰 3.3開放性小結 -- 「我的靈魂寧靜而清明，就像上午的群山。」 ～波斯信者/不信者的思索/掙扎歷程--第一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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