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有人混淆了歷史和文學作品，故金聖嘆在《讀第五才子書法》中指出： ……史記是以文運事，水滸是因文生事。以文運事，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 卻要算計出一篇文字來，雖是史公高手，也畢竟是吃苦事。因文生事即不然， 只是順著筆性去，削高補低都由我。 這是比較概括的，對歷史和文學的區分。文學的想像、虛構成分較多，歷史 作品則要合乎史實。當然，像史記這樣的巨作，是無法直接和文學劃分開來 的。但是我們一般說：史記是史書，是記錄歷史的作品，因為它的出發點絕 非想像，亦絕非虛構；它主要作用於記錄歷史，歷史是它的本質，而文學語 言和結構是它的形式。我們通常就不把《春秋》看作文學作品，因為它通篇 使用的並非文學語言，而且不為了審美的目的寫作（中國文學其實大多時候 不講究「美」，這裡只是採一個便於理解的說法）。 這裡只是拋出一個我覺得比較合理的，其實也很經典的一個說法。明清滿多 人注意到這個問題的，比方說，王夫之也駁斥了時人所謂「詩史」的一些規 定，反對以歷史著作的標準來要求文學創作（詩不可以史為），他還指出詩 與非詩的標準，在於可不可以「興」，「興」按照朱熹的說法就是「感發意 志」，也就是有一個藝術審美特徵的問題。 只要符合藝術審美特徵，史書又何嘗不是文學？文學又何以不能寫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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