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是座千年古都﹔歷史上﹐因長期處於中原與北方民族的交匯處﹐故而﹐曾融合了眾多民族的文化、習俗與語言。久而久之﹐便產生出了富有本地特色的京腔京韻北京話。 譬如﹐對於“吃”﹐在北京方言中就有多種表達方法。相聲大師侯寶林先生的《普通話與方言》相聲段子裡就有這麼一段:“一個饅頭﹐可以說把它‘開’了﹐把它‘餐’了﹐把它‘捋’了﹐把它‘啃’了﹐再添一個字﹐來﹐把它‘點補’嘍﹗”此外﹐在表示“吃”這一詞語中﹐元代雜劇《灰闌記》中還有“嘬哺”一詞:“兄弟﹐你嘬哺著﹐我拿那姦夫姦婦去也﹗”朱居易先生在《元劇俗語方言例釋》中﹐就把“嘬哺”一詞解釋為“吃喝”。這與現在人們仍常說的那句方言“咱哥們兒上哪兒嘬一頓去”的大吃大喝﹐具有一種異曲同工之妙﹐既透著有點兒風趣幽默﹐又顯得十分生動形象﹐較比直接講“吃喝一頓去”﹐要婉轉得多。 日常生活中﹐北京人將受他人牽連的事稱作“吃掛落兒”﹔把那些“曖昧、隱蔽之事”統稱為“貓兒膩”。常愛說:“你別老是跟我玩兒貓兒膩”﹐或是“那點兒貓兒膩還瞞得了人﹖”其實﹐“貓兒膩”是從“貓溺”即“貓尿”演化而來的﹐因為貓撒尿後﹐總愛用爪子將其尿用浮土蓋上﹐故而說“玩貓兒膩”常指隱私之事或背後的小陰謀。對“哩格兒楞”這句北京話﹐外地人恐怕聽了也很難懂﹐其實是指油嘴滑舌或花言巧語之意。例如說“你少跟我玩兒這些哩格兒楞﹗”就是你別花言巧語、雲山霧罩地繞彎子﹐有話直接說的意思。對“嘎七馬八”的這句北京方言﹐外地人也不好理解﹐這是指那些亂七八糟的事或什麼樣的東西與人都有﹐混在一起了的意思。至於若不是真見到自己的姥姥﹐而在一句話的後邊掛上“姥姥”二字﹐那一定是句罵人的話﹐或者是“沒門兒”的意思了。 有時﹐北京人還總愛將所說的一個詞尾掛個“子”字﹐如“起哄架秧子”、“嘎雜子”、“少爺秧子”、“老爺子”等等。甚至在稱呼人時﹐或在其名後或在姓後也要加個“子”字﹐如“駱駝祥子”﹐即是在其名“祥”字之後﹐又加了個“子”字﹔再如“華子”、“貴子”、“柱子”……皆是在其名後加了“子”字﹔若是稱“小李子”、“郭子”、“孟子”、“葉子”……則是將姓後又加“子”字了。北京方言的復雜性﹐在這裡表現的比較典型﹐雖然後邊都加帶了個“子”字﹐但表達的意思卻完全不同。“起哄架秧子”、“嘎雜子”、“少爺秧子”是貶意﹐“老爺子”是尊稱﹐“祥子、華子、貴子、柱子”及“小李子”、“郭子”、“孟子”、“葉子”則是暱稱﹐表示親切之意。 追根溯源﹐北京作為古都﹐始終被人視為“風水寶地”﹐其方言主要是在元、明、清三朝形成的。隨著時代的變遷﹐那些陳腐過時的方言逐漸消失﹐已少有人用了﹔而有些方言則至今卻仍有一定生命力﹐如禮儀用語“貴姓”、“借光”、“寶地”、“府上”等﹐這大概也是對傳統文化的一種繼承或流傳罷。不過﹐北京方言也一直有所發展和變化﹐如解放前多稱呼人為“先生、小姐”﹐解放後的五六十年代﹐統稱為“同志”了﹔七十年代以後﹐多稱為“師傅”﹐自八九十年代以來﹐一些人又改稱人為“先生、小姐”了。 其實﹐北京方言是生活在大雜院、小胡同裡的下層市民生活中的日常用語﹐因而多帶有一種“市井味”。故此﹐在那些公文、報告、講話中也極少使用方言。但北京方言在文學作品中﹐常常被大量使用﹐並形成了一批成就斐然的京派京味作家。故無論從元代的雜劇﹐還是到近代的話劇﹐其中皆伴有方言:尤其是小說﹐作品中的北京方言更被廣泛使用。 這其中﹐話劇以老舍的《茶館》、《龍須溝》﹐曹禺的《雷雨》、《日出》、《北京人》為代表﹔小說以曹雪芹的《紅樓夢》、老舍的《駱駝祥子》、《四世同堂》、《正紅旗下》為代表﹔此外﹐還有現代作家鄧友梅的《那五》、《煙壺》﹐汪曾祺的《安樂居》、《晚飯後的故事》﹐韓少華的《少管家前傳》、陳建功的《找樂》、劉心武的《鐘鼓樓》等﹐都可稱之為京派作家中的代表作﹔作家劉恆的《貧嘴張大民》﹐更是把北京方言運用得活靈活現。倘若這些京派作家失去了“京味”﹐恐怕也便失去了獨特風格﹐失去了典型性﹐也便沒有了生命力。正因這些作家寫的是北京人、北京事﹐作品中的北京方言帶有濃鬱而獨特的“京味兒”﹐才使他們的作品有了很強的生命力。著名紅學家俞伯平先生在論述《紅樓夢》的語言藝術時曾說:“《紅樓夢》裡的對話幾乎全部是北京話﹐而且是經作者加工洗練過的北京話﹐真是生動極了”。因此﹐他由衷地讚美說:“北京話是全中國最優美的語言”。 古都北京﹐美輪美奐﹐應該說﹐其獨特的京腔京韻北京話﹐也是這座古都的特色風貌之一。 -- ※ 來源:‧水木社區 http://newsmth.net‧[FROM: 221.223.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