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是座千年古都﹔历史上﹐因长期处於中原与北方民族的交汇处﹐故而﹐曾融合了众多民族的文化、习俗与语言。久而久之﹐便产生出了富有本地特色的京腔京韵北京话。 譬如﹐对於“吃”﹐在北京方言中就有多种表达方法。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的《普通话与方言》相声段子里就有这麽一段:“一个馒头﹐可以说把它‘开’了﹐把它‘餐’了﹐把它‘捋’了﹐把它‘啃’了﹐再添一个字﹐来﹐把它‘点补’喽﹗”此外﹐在表示“吃”这一词语中﹐元代杂剧《灰阑记》中还有“嘬哺”一词:“兄弟﹐你嘬哺着﹐我拿那奸夫奸妇去也﹗”朱居易先生在《元剧俗语方言例释》中﹐就把“嘬哺”一词解释为“吃喝”。这与现在人们仍常说的那句方言“咱哥们儿上哪儿嘬一顿去”的大吃大喝﹐具有一种异曲同工之妙﹐既透着有点儿风趣幽默﹐又显得十分生动形象﹐较比直接讲“吃喝一顿去”﹐要婉转得多。 日常生活中﹐北京人将受他人牵连的事称作“吃挂落儿”﹔把那些“暧昧、隐蔽之事”统称为“猫儿腻”。常爱说:“你别老是跟我玩儿猫儿腻”﹐或是“那点儿猫儿腻还瞒得了人﹖”其实﹐“猫儿腻”是从“猫溺”即“猫尿”演化而来的﹐因为猫撒尿後﹐总爱用爪子将其尿用浮土盖上﹐故而说“玩猫儿腻”常指隐私之事或背後的小阴谋。对“哩格儿楞”这句北京话﹐外地人恐怕听了也很难懂﹐其实是指油嘴滑舌或花言巧语之意。例如说“你少跟我玩儿这些哩格儿楞﹗”就是你别花言巧语、云山雾罩地绕弯子﹐有话直接说的意思。对“嘎七马八”的这句北京方言﹐外地人也不好理解﹐这是指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或什麽样的东西与人都有﹐混在一起了的意思。至於若不是真见到自己的姥姥﹐而在一句话的後边挂上“姥姥”二字﹐那一定是句骂人的话﹐或者是“没门儿”的意思了。 有时﹐北京人还总爱将所说的一个词尾挂个“子”字﹐如“起哄架秧子”、“嘎杂子”、“少爷秧子”、“老爷子”等等。甚至在称呼人时﹐或在其名後或在姓後也要加个“子”字﹐如“骆驼祥子”﹐即是在其名“祥”字之後﹐又加了个“子”字﹔再如“华子”、“贵子”、“柱子”……皆是在其名後加了“子”字﹔若是称“小李子”、“郭子”、“孟子”、“叶子”……则是将姓後又加“子”字了。北京方言的复杂性﹐在这里表现的比较典型﹐虽然後边都加带了个“子”字﹐但表达的意思却完全不同。“起哄架秧子”、“嘎杂子”、“少爷秧子”是贬意﹐“老爷子”是尊称﹐“祥子、华子、贵子、柱子”及“小李子”、“郭子”、“孟子”、“叶子”则是昵称﹐表示亲切之意。 追根溯源﹐北京作为古都﹐始终被人视为“风水宝地”﹐其方言主要是在元、明、清三朝形成的。随着时代的变迁﹐那些陈腐过时的方言逐渐消失﹐已少有人用了﹔而有些方言则至今却仍有一定生命力﹐如礼仪用语“贵姓”、“借光”、“宝地”、“府上”等﹐这大概也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继承或流传罢。不过﹐北京方言也一直有所发展和变化﹐如解放前多称呼人为“先生、小姐”﹐解放後的五六十年代﹐统称为“同志”了﹔七十年代以後﹐多称为“师傅”﹐自八九十年代以来﹐一些人又改称人为“先生、小姐”了。 其实﹐北京方言是生活在大杂院、小胡同里的下层市民生活中的日常用语﹐因而多带有一种“市井味”。故此﹐在那些公文、报告、讲话中也极少使用方言。但北京方言在文学作品中﹐常常被大量使用﹐并形成了一批成就斐然的京派京味作家。故无论从元代的杂剧﹐还是到近代的话剧﹐其中皆伴有方言:尤其是小说﹐作品中的北京方言更被广泛使用。 这其中﹐话剧以老舍的《茶馆》、《龙须沟》﹐曹禺的《雷雨》、《日出》、《北京人》为代表﹔小说以曹雪芹的《红楼梦》、老舍的《骆驼祥子》、《四世同堂》、《正红旗下》为代表﹔此外﹐还有现代作家邓友梅的《那五》、《烟壶》﹐汪曾祺的《安乐居》、《晚饭後的故事》﹐韩少华的《少管家前传》、陈建功的《找乐》、刘心武的《钟鼓楼》等﹐都可称之为京派作家中的代表作﹔作家刘恒的《贫嘴张大民》﹐更是把北京方言运用得活灵活现。倘若这些京派作家失去了“京味”﹐恐怕也便失去了独特风格﹐失去了典型性﹐也便没有了生命力。正因这些作家写的是北京人、北京事﹐作品中的北京方言带有浓郁而独特的“京味儿”﹐才使他们的作品有了很强的生命力。着名红学家俞伯平先生在论述《红楼梦》的语言艺术时曾说:“《红楼梦》里的对话几乎全部是北京话﹐而且是经作者加工洗练过的北京话﹐真是生动极了”。因此﹐他由衷地赞美说:“北京话是全中国最优美的语言”。 古都北京﹐美轮美奂﹐应该说﹐其独特的京腔京韵北京话﹐也是这座古都的特色风貌之一。 -- ※ 来源:‧水木社区 http://newsmth.net‧[FROM: 221.223.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