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熊熊逸﹕隱公元年──“《春秋》三傳”詳釋之一 序 　　　　 　　　　 　　　　1﹒ 　　　　 　　　　夸張些來說﹐一部經學史就是一部誤讀史。 　　　　 　　　　然而對於我們﹐探求經籍之正解雖屬理所當然﹐梳理歷代的誤讀卻也有著另外一番趣味。況且﹐誤讀對歷史的影響甚至還要遠遠大於正解﹐若要了解歷史﹐理解誤讀往往會比理解正解更為重要。 　　　　 　　　　當初﹐一代代的經學家與政治家們不斷在以虛構的歷史來影響時下的政治﹐他們對經籍的探微求玄往往求之越深則失之越遠。在“惟一正確”的意識形態指引之下去研究這種意識形態本身﹐這一工作在中國歷史上持續了兩千年之久﹐於是﹐一片片的玉石與金線在無數人的精心打磨與織造之下成就出一襲精美絕倫的金縷玉衣﹐夸張地包裹起了聖人的屍體──那是一具存在於所有人信念中的聖人的屍體。可以聯想一下實際發生的事情﹕我們對出土的那件金縷玉衣的關注和讚嘆不是大大超過了對中山靖王本人的熱情嗎﹖ 　　　　 　　　　所以﹐我這裡注講《春秋》一經三傳（即《春秋經》與《公羊傳》、《榖樑傳》、《左傳》）﹐既從經籍本身的求是入手﹐同時也會兼顧經學史上的種種闡釋與種種紛爭。《春秋散鍬A吩□□魑□藝夥□13駁囊黃□□諗喲□囊□櫻□丫□齬□俗愎壞鈉痰媯□燦幸恍□傲□□10搖鋇奈兜潰□衷誚□搿耙瘓□□□鋇惱□模□乙不崠印傲□□10搖北湮□拔易17□□保□皇欠綹襠險站苫故恰耙啥□霉牛□齠澂蛔鰲保□嗍把闌郟□儆寫醇□□幢閿脅嫡□ㄍ□傷抵□Γ□捕嗍且約墜□遙□員□導住? 　　　　 　　　　 　　　　 　　　　2﹒ 　　　　 　　　　經和史﹐是一枚硬幣的兩面。舉例來說﹐明代嘉靖朝囂囂多年的“大禮議”﹐在我們現代人看來﹐大家頭破血流爭的問題實屬無聊──為什麼非要皇帝把爸爸、媽媽當成叔叔、嬸嬸呢﹖但在經學背景下觀察﹐就會知道那些“愚蠢無聊”的大臣們拼了性命所爭的東西確是實關乎重大的。而更加有趣的是﹕大臣們誓死捍衛的那一則春秋大義在現代史家的考據之下卻有可能被証明為錯。 　　　　 　　　　經學的這些現象﹐看上去完全符合貝格爾所謂人類建造意義世界之過程的三個階段﹕外在化、客觀化和內在化。用《神聖的帷幕》一書譯者的概括﹕“外在化﹐就是人通過其肉體和精神的活動﹐不斷將自己的存在傾注入世界的過程。所謂客觀化﹐是指人類的產物都具有一個規律﹕即它一旦產生﹐就具有了獨立性﹐有其自身的邏輯﹐它的創造主體在某種意義上就開始受制於它。而內在化﹐則意味著人將客觀化了的產物重新吸收進自己的意識﹐於是它們就既是外在的實在﹐又是內在於人自己意識中的現象。”i──耐人尋味的是﹐貝格爾是研究宗教社會學的。 　　　　 　　　　由此來看﹐經學確乎帶著一定的宗教色彩。──盡管孔子之說可以這時是黑﹐那時是白﹐但孔與非孔之間始終壁壘森嚴﹐正如信仰的世界無論如何復雜多變﹐始終是在遵循著神聖與世俗這個二分法（塗爾幹《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或如印度的等級世界﹐雖然這嚏撰u怕廾湃銜□嗑壞模□搶□鈉怕廾湃椿崛銜□喚啵□□蘼□綰危□嗑揮氬喚嗾飧齠□址ㄊ怯澇洞嬖詰模□３沂潛局市緣模□芬住□琶傘兜燃度恕罰□﹗耙蚨闢□頤強梢運擔□僑酥圃熗慫□塹納瘢□蛘咧遼偈僑聳拐廡╡竦靡隕□嫻模壞□氪送□保□艘參ㄓ幸覽瞪癲拍艽婊釹氯□﹗□i──在經學的視野裡﹐我們有時不妨把塗爾幹這句話裡的“神”換成“孔子”。 　　　　 　　　　在經學的視野裡﹐真實的孔子也許並不那麼重要。 　　　　 　　　　 　　　　 　　　　3﹒ 　　　　 　　　　本篇題為《隱公元年》﹐這是《春秋經》二百四十二年記事中的第一年﹐也是春秋時代正式開始的第一年。先秦社會和秦漢以後的社會形態迥然不同﹐如果照實來拍電視劇﹐必然要以慘淡的收視率而收場。所以我在這作為春秋第一年的隱公元年的內容裡會對典章制度、風俗習慣、文化淵源等等介紹得詳細一些﹐盡管很多問題至今仍然歧說紛紜﹐沒有定論。 　　　　 　　　　另外要說明的是﹐（1）本篇所用“一經三傳”的版本﹐主要是李學勤主編的“十三經注疏（標點本）”﹐即其中的[漢]何休/解詁﹐[唐]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晉]范寧/集解﹐[唐]楊士勛/疏《春秋榖樑傳注疏》﹔[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2）為了通俗和嚴謹兼顧﹐我對古籍的引述大多會在正文當中取其意而遺其直﹐並把原文附在注釋裡以供參考查閱。 隱公元年﹕開卷第一義﹐一個不當不正的開始 　　　　 　　　　 　　　　 　　　　魯隱公元年﹐《春秋經》落下了莊重的第一筆﹕ 　　　　 　　　　 　　　　 　　　　【【元年春王正月。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於蔑。 　　　　 　　　　夏五月﹐鄭伯克段於鄢。 　　　　 　　　　秋七埼l□焱跏乖□I來歸惠公、仲子之□。 　　　　 　　　　九月﹐及宋人盟於宿。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公子益師卒。】】 這是《春秋經》對魯隱公元年整整一年中的全部記事﹐一共六十二個字﹐平均每個月五個字。即便當時刻竹簡不如現在的電腦輸入法快捷方便﹐但說到底﹐如果當時職業史官的主要工作就是如此這般的話﹐這份差使可真夠得上輕閒了。i 　　　　 　　　　大約古遠的年代裡記事不易﹐能寫短些就別寫長了──《竹書紀年》也是這種體例﹐隻是時間上更加粗疏一些﹐時間大多隻精確到年﹔1975年出土的睡虎地秦簡有《編年記》﹐李學勤說應該就是《史記‧秦始皇本紀》載李斯奏疏中“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所謂的《秦記》一類的書﹐ii從內容到形式都和《竹書紀年》很像﹐簡略到人類理解力所能達到的極限﹔向外看看﹐他山之石也差不多﹐汪榮祖還曾舉西方上古編年史為例﹐巴比倫人的歷史記錄竟然和我們的《春秋經》如出一轍﹕ 　　　　 　　　　 　　　　 　　　　十年八月﹐拿布破沙爾集阿卡之兵﹐進軍幼發拉底河（In the tenth year, Nabopolaasar, in the month of Iyyar, mustered the army of Akkad, and reached up the Euphrates）。 　　　　 　　　　蘇胡與辛達奴人未御之﹐獻禮以謝（The men of Suhu and Hindanu did not fight against him; their tribute they laid before him）。 　　　　 　　　　十一月﹐聞阿沙銳亞之軍據瓜城﹐拿布破沙爾率師擊之（In the month of Ab, they reported that the army of Assyria was in the city of Qablinu, Nabopolaasar went up against them）。 　　　　 　　　　十一月又十二日﹐擊阿沙銳亞軍﹐大敗之（In the month of Ab, the 12th day, he did the battle against the army of Assyria and the army of Assyria was routed before him, and great havoc was made of Assyria）﹔俘虜眾多……遂克瓜城（Prisoners in great number they look…On that day the city of Quablinu was captured）。iii 　　　　 　　　　 　　　　 　　　　如果把人名、地名一換﹐文字風格再稍微潤色一下﹐插進《春秋經》裡幾乎可以亂真﹐隻是不知道人家巴比倫人的字裡行間是否也藏著什麼微言大義。 　　　　 　　　　另一方面﹐按照傳統意見﹐《春秋經》的筆法還僅僅是史事記載的兩種主要體例之一而已﹐並非全貌──《漢書‧藝文志》曾經說過“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雖然左史和右史的職能之分在《禮記‧玉藻》裡完全調了個兒﹐iv但這最低限度也能說明古代的史官是有兩套書寫傳統的﹕一是記言﹐記錄的是重要領導人的重要講話﹐《尚書》裡就多是這樣的內容﹐還有不少是鑄在青銅禮器上的﹐長篇大論在所多有﹔一是記事﹐就像《春秋經》這樣的體例﹐言簡意賅﹐不溫不火﹐如同《人民日報》上的新聞標題（雖然《春秋經》該不該被歸到史官系統裡﹐卻是一個問題）。 　　　　 　　　　可是﹐前人簡約﹐後人可就不得不冗長了﹐為了搞清楚這無比簡潔的經文到底是什麼意思﹐“《春秋》三傳”便已經頗費唇舌﹐而更靠後的人們為了搞清楚“《春秋》三傳”的意思﹐又寫了無數的書﹐發了無數的議論﹐這恐怕都是《春秋經》的作者所始料未及的了。 《春秋經》的記事﹐一共二百四十二年﹐但在開講“元年春王正月”之前﹐卻還有一個問題是困惑了人們許久許久的──為什麼《春秋經》要從魯隱公元年開始呢﹖ 　　　　 　　　　乍看之下﹐這問題有點兒像是無理取鬧。可不是麼﹐人家作者或編者還不是愛從什麼時候就從什麼時候開始﹐如果是你來寫一本歷史書﹐完全可以從你喜歡的任何一年開始呀。 　　　　 　　　　但是﹐周人的風格應該不會這麼前衛﹐況且一部編年史的起筆和結筆總得有點兒說法才是──對這個問題隻要稍一深究﹐鬥大的疑點就立刻出現了﹕如果說《春秋經》是一部魯國的編年史﹐那麼﹐從魯國的第一代國君伯禽v算到魯隱公﹐這中間還有好幾代世系、好長的時間段呢﹐難道全都抹殺了不成﹖是呀﹐我們很難想像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編年史》是從1980年開始的。 　　　　 　　　　一個合理的解釋是﹕伯禽始封、魯國建國﹐那還是西周初期的事﹐幾百年下來﹐周幽王烽火戲諸侯（無論此事是否為真）vi﹐天下大亂﹐周平王東遷洛邑﹐標志著東周的開始﹐而魯隱公元年和周平王東遷基本在一個時間段上﹐所以呢﹐《春秋經》大體是以東周的開始來作為自己的開始的。 　　　　 　　　　這是一個相當合情合理的說法﹐也是一個相當經典的解釋﹐晉人杜預《春秋經傳集解》的序言裡vii大體就持這一說法。杜預說﹕周平王是東周的第一任國王﹐魯隱公是甘心讓位給弟弟的賢君﹐兩人在時代上差不了多少﹐況且魯隱公乃是大聖人周公的後人﹐如果周平王能開創中興事業﹐魯隱公也能光宗耀祖的話﹐那麼﹐西周當年的盛況也就復興有望了﹐周文王和周武王也算後繼有人了。所以《春秋經》才特意選擇這個時間作為開端﹐“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viii──孔穎達進一步解釋杜預的話﹐說《春秋經》雖然看上去是魯國的國史﹐是站在魯國這樣一個諸侯國的立場上說事的﹐講的似乎也隻是“諸侯之法”﹐但杜預之所以說它“會成王義”﹐是因為《春秋經》裡寫的那些事情尊卑盡備﹐等等等等﹐所以﹐雖然是根據魯國國史而成書﹐卻“足以成王者之義也”﹐因此可以“垂法將來”﹐使後世的天子們可以好好從中學習王者之道。ix 　　　　 　　　　孔穎達最後一句話值得我們特別重視﹕“使後世的天子們可以好好從中學習王者之道”意思基本是說﹕《春秋經》就是一部帝王職業培訓經典教科書。──但這教材並非帝王秘傳﹐不是隻供皇帝一個人縮在被窩裡打著手電筒偷偷鑽研的﹐也是鼓勵老百姓學習的﹐科舉考試也要考這個的﹐這就好比“三個代表”光輝理論﹐領導要認真學﹐老百姓也要認真學的﹐一些重要考試也會考到的。 　　　　 　　　　但孔穎達還給了我們另外一個不知是好是壞的暗示﹕《春秋經》是一部以教育意義為重的經書﹐至少﹐它的教育意義大於史料意義──用現代的話來說﹐《春秋經》的寫作或編纂是屬於所謂“觀念先行”的。這個聖人傳統對中國古代史書編纂的影響極大﹐一個很著名的例子就是《資治通鑒》﹐這部書裡存在著不少因為意識形態的需要而“加工”或刪削史料的痕跡﹐這就使得《資治通鑒》是一部當之無愧的帝王教科書﹐卻不是一套老老實實的歷史書。x這也就意味著﹐這部書的帝王讀者們其實常常是從“歷史故事”裡學習治國要領的。 　　　　 　　　　當真如此的話﹐倒也不能苛責古人﹐意識形態重於客觀史實﹐這一觀念堪稱源遠流長──若論“源遠”﹐比如楊寬就曾從孟子那裡追溯到了這種態度﹐xi而早在孔子之前﹐史官的工作就是依附於現實政治的﹐如許兆昌所謂“（周代）史官從事記事編史的工作﹐絕不是為了要保存歷史資料以供學術研究﹐而主要是為了發揮這一行為的政治功效。史官記事編史﹐是一種地地道道的政治行為。周代史官記事編史的政治功能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監察君臣。二是為後世立法”﹔xii若論“流長”﹐“文革”時期是連歷史照片都要篡改的﹐這已是盡人皆知的事情了。從這裡我們倒可以很好地領會克羅齊所謂的名言“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因為歷史的面貌似乎並不取決於歷史本身﹐而更多地取決於當下的意識形態需要﹐甚至﹐這種觀念並不是偷偷摸摸的﹐而常常是被堂而皇之地奉為圭臬的。 　　　　 　　　　從這層意義上說﹐杜預和孔穎達對“《春秋經》為什麼從魯隱公開始”這個問題的解答雖然不一定符合於史實﹐但無疑是政治上正確的﹐這同時也進一步地泯滅了《春秋經》的史學內涵而強化了它的經學意義。經學當然是遠遠重於史學的﹐這個觀念長久以來都很少受到人們的質疑。 　　　　 　　　　那麼﹐既然杜、孔言之成理﹐也算成功解決了《春秋經》開篇的一個重大疑點。但是﹐且慢﹐事情並沒有那麼簡單。查查歷代年表﹐周平王元年是公元前770年﹐這時在魯國正是魯孝公執政的晚期﹐魯孝公的接班人是魯惠公﹐魯惠公是魯隱公的爸爸﹐魯惠公元年卻是周平王三年﹐魯隱公元年則是周平王四十九年──這也就是說﹐在《春秋經》開始的時候﹐東周已經過去了四十八年了。咦﹐問題可就來了﹕如果前述杜預的說法成立的話﹐那麼﹐《春秋經》的開端顯然放在周平王元年是最合適不過的﹐既標志著東周從此開始﹐又表示了在編年上是以周天子紀年為本位的﹐豈不正是“尊王”之意嗎﹖退一步說﹐就算一定要以魯國紀年為本﹐以魯惠公元年為開端顯然要比以魯隱公元年為開端“合理”得多﹐似乎也更合乎杜預的那番講法。 《春秋經》這個不當不正的開端可真給後人帶來了不少麻煩。單單從歷史分期上說﹐我們所熟知的所謂“春秋時代”就是因《春秋經》而得名的﹐所以﹐從這層意義上說﹐“春秋時代”應該就是《春秋經》紀年的起訖時間﹐訖年的麻煩容後再說﹐先看這起始年﹕一般我們說周代分為兩段﹐前半段是西周﹐而從周平王東遷洛邑開始算後半段﹐是為東周﹐東周又分為兩段﹐前半段被稱為“春秋時代”﹐後半段被稱為“戰國時代”﹐那麼﹐如果嚴格依照《春秋經》的編年﹐從周平王元年到魯隱公元年中間的這四十八年卻沒了著落。顧德融、朱順龍總述近年對這段歷史的分期﹐說﹕“新中國成立後﹐50年代范文瀾修訂重版的《中國通史簡編》將春秋這段歷史以兩種年代標明﹐即東周是公元前770年至前403年﹐春秋是公元前722年至前481年。之後﹐郭沫若的《奴隸制時代》將春秋時代定為公元前770年始﹐以《史記‧六國年表》所載周元王元年即前475年作為春秋、戰國時代的分界線。從此‘春秋史’的時間就定位在公元前770年至前476年。……70年代末以來史學界對這一年代定位的下限提出了異議……所以﹐我們同意將公元前770年至前453年作為春秋時代的起訖年代。”xiii 　　　　 　　　　就這樣﹐經過專家們的人為議定﹐一筆糊塗賬總算略略有了定局﹐從周平王元年到魯隱公元年之間的四十八年就這麼塵埃落定了。但是﹐我們最初的問題依然沒有得到解決﹕《春秋經》到底為什麼要從魯隱公開始呢﹖ -- 注釋﹕ 　　　 　　　　i [晉]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序》﹕《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 　　　　ii 李學勤﹕《簡帛佚籍與學術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6頁。 　　　　對《編年記》性質的另一種解釋似乎更為合理﹕“與其說《編年記》‘有些像後世的年譜’﹐倒不如說它有些像後世的家譜和墓志的混合物更符合實際一些。”──高敏《雲夢秦簡初探》（增訂本）（河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版）﹐第12頁。 　　　　iii [美]汪榮祖﹕《史傳通說──中西史學之比較》（中華書局2003年新1版﹐第25－26頁）引巴特菲爾德《史源》第115頁。 　　　　iv 到底是“左史記事﹐右坁畯X浴被故恰白笫芳茄裕□沂芳鞘隆保□俏□蛔□□旯□浮６粵秸叩謀嫖隹剎慰嘉饈緦幔骸丁白笫芳茄裕□沂芳鞘隆笨急妗罰□渡蜓羰Ψ洞笱□□ａ罰ㄉ緇崢蒲□媯?2006年第2期﹐該文認為後者才是正確的說法﹐並認為產生前者這一訛誤的原因是﹕“最大可能是筆誤﹐因為‘左’‘右’兩字的字形極其相近﹐手寫體極不易分清﹔也可能就是班固沒有細加查驗﹐記錯了﹔再就是因為後來寫史向文學方向進化而將左右史的職責漸漸相融……” 　　　　另一種意見認為﹐事實上並無左、右史分職之事﹐可參考景愛《左、右史分職說質疑》﹐《歷史研究》1979年第1期。 　　　　完全就否認史書體裁之記言、記事之分的也有﹐如章學誠《文史通義‧書教上》﹕夫《春秋》不能舍傳而空存其事目﹐則左氏作記之言不啻千萬矣。《尚書》典謨之篇﹐記事而言亦具焉﹔訓誥之篇﹐記言而事亦具焉。古人事見於言﹐言以為事﹐未嘗分事為二物也。 　　　　v 魯國的始封君到底是伯禽還是他爸爸周公旦﹐存在爭議﹐這裡暫從一般說法。 　　　　vi 關於周幽王烽火戲諸侯一事﹐存在爭議﹐這裡暫從一般說法。 　　　　vii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春秋左氏傳》序○陸曰﹕“此元凱所作。既以釋經﹐故依例音之。本或題為‘春秋左傳序’者。沈文何以為‘釋例序’﹐今不用。”[疏]正義曰﹕此序題目﹐文多不同﹐或雲﹕“春秋序”﹐或雲“左氏傳序”﹐或雲“春秋經傳集解序”﹐或雲“春秋左氏傳序”。案晉宋古本及今定本並雲“春秋左氏傳序”﹐今依用之。南人多雲此本“釋例序”﹐後人移之於此﹐且有題曰“春秋釋例序”﹐置之《釋例》之端。今所不用。…… 　　　　viii[晉]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序》﹕……曰﹕然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答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啟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跡不墜﹐是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垂法將來。 　　　　ix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疏]……《春秋》據魯而作﹐即是諸侯之法﹐而雲“會成王義”者﹐《春秋》所書﹐尊卑盡備。王使來聘﹐錫命□含﹐有天子撫邦國之義。公如京師﹐拜賜會葬﹐有諸侯事王者之法。雖據魯史為文﹐足成王者之義也。以其“會成王義”﹐故得“垂法將來”﹐將使天子法而用之﹐非獨遺將來諸侯也。 　　　　x 《資治通鑒》的這種問題我曾在《孟子他說》第三冊的開篇處裡舉過例子﹐可以參考。 　　　　xi 楊寬﹕《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6頁﹕先秦諸子﹐從墨子起﹐都引用古代文獻來作為自己政治理論的根據。墨子引用的《書》﹐主要是有關禹、湯、仲虺、周武王等人的文獻﹐用作墨家理論的依據。儒家也自有其選讀《書》的政治標準。戰國時代的《書》中原有《武成》一篇﹐記載了武王克商的戰爭經過﹐其中有大量的殺傷。這一點和儒家推崇武王為聖人的主張不合﹐因此孟子就說﹕“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孟子‧盡心下》）。……他這個毀滅《武成》的主張﹐對後來儒家有深遠影響。 　　　　xii 許兆昌﹕《周代史官文化──前軸心期核心文化形態研究》（吉林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312頁。 　　　　xiii 顧德融、朱順龍﹕《春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2－3頁。 無論如何﹐這怎麼看怎麼都是一個不當不正的開始。如果《春秋經》是我寫的﹐估計大家早就啤L□桓輩恍家還說奶□攘耍骸笆裁詞裁綽錚□腋鬩黃闢□嗄曄紡撓姓餉蔥吹難劍　鋇□侍饈牽□□炊妓嫡饈槌鱟鑰資□說氖直剩ㄎ蘼□撬□腦□椿故潛嘀闢□□□俗勻徊換岷□悖□頤侵□□鑰床歡□□佽圓換□且蛭□□吮飾螅□□且蛭□頤翹□濬□旎岵渙聳□說惱孚小６旁□淙桓沖雋艘桓鋈ㄍ□□菜坪俠淼慕饈停□□罹科鵠匆廊荒巖粵釗誦歐□Ｍ跏髏窬馱□□遠旁□睦磧梢灰惶岢齬□室桑□笠饈牽喝綣□凳貝□詠□桑□陝騁□□陌職致郴莨□橢芷酵醯氖貝□□□詠□蝗綣□德騁□□譴笫□酥芄□暮蟠□桑□陝徹□□械墓□□□際侵芄□□螅凰德騁□□俏蝗霉□途□桑□傷□先思抑皇怯腥霉□□餿次闖墑率擔□詈蠡貢蝗鬆繃耍□聳略□揪筒蛔鬮□擔□源死醋魑□洞呵錁□吠惺加諑騁□□納鉅饉□諞蔡□蛔諾髁耍□旁□寺邸扒Ｇ扛交幔□藪□畋妗薄□ 　　　　 　　　　杜預的解釋這就變得站不住腳了﹐但是﹐對於歷代那些認真的學者來講﹐《春秋經》既是天下第一大經﹐這開宗明義之處無論多麼費解﹐也是一定要搞明白的。 　　　　 　　　　最早捉摸這個問題的大概要算《公羊傳》了。《公羊傳》在魯哀公十四年﹐也就是《春秋經》編年的最後一年裡莊嚴問道﹕“《春秋》何以始乎隱﹖”隨即自問自答說﹕“祖之所逮聞也。”根據一些專家們的注解和發揮﹐這句話的意思大約是說﹕魯隱公時代的歷史是祖父輩的人所能了解的歷史上限﹐由祖父講給父親﹐父親講給作者自己﹐再由作者自己記錄下來。ii這個解釋似也有理﹐而且推想一下﹐《春秋經》開始於魯隱公不過是孔子“力所能及”罷了﹐此中似乎並無深意。iii不過﹐想想一部編年史竟是這樣的主要依靠“聽老人講過去的故事”而成書﹐難免讓人感覺怪怪的。 　　　　 　　　　不知道孔子有沒有想到﹐他這《春秋經》的開篇第一義竟成了開篇第一摒繴炰t□芯空□蕉啵□鳶敢簿馱蕉啵□芏啻鳶付伎梢宰栽財淥等茨巖災□逼淥□搗ａ□□萌誦納□志宓氖牽核孀叛芯康納釗耄□飫啻鳶婦勾笥性嚼叢蕉嗟那魘啤﹕喝訟嘈趴鬃擁摹洞呵錁□肥竊□任□撼□貧╣芊ａ□災□濤□浦兀□由餡呶沉饜校□蠹液薏壞冒丫□櫚拿懇桓鯽鶻頃戈苟紀誥虺鑫尷奚鉅獠藕謾﹗洞呵錁□飛掀袈騁□□□縷□嘲□□□怖□徹□□□□□□偎氖□□輳□諞恍╙捍□□ρ劾錚□廡┤□窒勻皇遣豢尚￡□摹Ｍ醭湓淞堵酆狻□□怠防鋦□頤欽故玖說筆鋇惱庖壞湫脫□紓河腥私病洞呵錁□罰□德徹□□□□□飧鍪□趾鴕荒曄□□鱸孿嗟保□饈切□ㄌ焓□劍□芄捕□偎氖□□輳□腥私饈汀洞呵鎩芳竊氐畝□偎氖□□輳□瞪鮮倬攀□輳□惺侔聳□輳□率倨呤□輳□鬃郵歉□□惺倌曄□娜□□□鰲洞呵鎩返模□□碩□□模□□允嵌□偎氖□輟Ｍ醭□芙險媯□剩骸熬退閎□碩□□模□墑牽?242－240＝2﹐這還差著兩年呢﹖”──是呀﹐如果說這些數字當真含有什麼深意的話﹐這兩年之差肯定不該被忽略過去。 　　　　 　　　　當然﹐這問題在當時也是存在解釋的﹐王充介紹說﹕“那些經師認為﹐如果非要死卡著二百四十二年的話﹐《春秋經》就該從魯隱公三年開始了﹐可這麼搞實在說不過去﹐聖人就往前挪了兩年﹐總不能搞得不當不正呀。”王充然後又羅列幾種當時的流行說法﹐一番分析比較之後﹐認為大家都求之過深了。iv 　　　　 　　　　這種在數字上大動腦筋之處﹐在所多有﹐畢竟也是一脈學風使然。唐人陸淳《春秋集傳纂例》引啖助的一番話很是說明問題﹕孔子到底為什麼要修《春秋》﹐“三傳”並無詳說。講《左傳》的老師認為孔子修《春秋》是秉承周公之志──孔子之時周德依然衰微﹐典制禮儀不復舊觀﹐孔子這才根據魯史修成《春秋》﹐匡正周禮﹐繼往開來﹔講《公羊傳》的專家卻說﹕孔子作《春秋》﹐貶低周朝﹐尊魯國以為王室（“黜周王魯”）﹐把周朝的“文”的風格變回“質”的風格﹔講《榖樑傳》的老師又說﹕周平王東遷之後﹐周室衰落﹐天下動盪﹐王道已經完蛋了﹐孔子很傷心﹐這才作了《春秋》﹐為的是表揚好人好事﹐批評壞人壞事﹐“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使好人上進﹐使壞人害怕。v──這一說法的源頭算來應是孟子﹐他老人家曾說﹕“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vi啖助也好﹐他人也罷﹐許多解析《春秋經》緣起的想法都是從孟子之言生發而來的。 在啖助這番話裡﹐公羊學家的“黜周王魯”是個綱領性的思想﹐稍後細表﹐單看這“三傳”專家們各執一詞﹐也確實不容易弄清個所以然來──其中一些分歧已經不能說是細節上的齟齬﹐而是原則上的對立了。 　　　　 　　　　及至宋代﹐《春秋經》在群經之中更被特別尊崇﹐“尊王攘夷”和“借古喻今”是時代的主旋律﹐“北宋治《春秋》者好論內政﹐南宋治《春秋》者好論外侮”﹐vii孫復則是北宋《春秋》學的一代開山祖師﹐他的《春秋尊王發微》正是諸論中的佼佼者。該書論及《春秋經》為什麼開始於魯隱公﹐說道﹕孔子作《春秋》是因為感嘆當時天下無王﹐和魯隱公並沒有多大關系。《春秋經》開始於魯隱公﹐隻是因為魯隱公當政的時候正值周平王的末年。周平王已經算不上一個貨真價實的國王了﹐周朝到了周平王這一代實質上已經結束了。我們看周平王東遷之後﹐王室越來越衰弱﹐諸侯越來越強大﹐尊卑無序﹐賞罰無憑﹐有人變亂禮樂﹐有人弒君殺父﹐有人竊國僭號。周平王是個昏庸之主﹐從魯國的視角來看﹐他經歷了魯孝公和魯惠公兩代也沒能搞成中興之治﹐到魯隱公的時候終於嗚乎哀哉﹐這一來周朝王室再無復興之望了。正是因此﹐《詩經》自《黍離》之後﹐天牉蜇灛磥p把擰繃耍ｕ糾錘迷詵紜13擰７湯鍤粲諮諾哪遣糠質□璞喚蹈裎□□緦耍□□渡惺欏紛浴段暮鈧□□范□闢□煜虜輝儆兄醒胂路５暮焱肺募□耍□洞呵鎩紛月騁□□□跡□煜虜輝儆型趿恕﹗□□鋦慈銜□獠攀強鬃由鉅庵□□塚□俏健胺蠐□紋淠┬擼□叵榷似潯荊□掀渲照擼□叵日□涫肌薄□iii 　　　　 　　　　孫復此說也算言之成理﹐其中論及周平王“到魯隱公的時候終於嗚乎哀哉﹐這一來周朝王室再無復興之望了”﹐於是始有《春秋》。這一說法被明人徐樹丕在《識小錄》中表達得更加清晰﹕魯隱公的始年大致相當於周平王的終年﹐周朝走下坡路正是從周平王開始的﹐周王室的基業原本基於西邊的豐鎬﹐而東遷洛邑之後﹐“宗周之重失矣”。那麼﹐為什麼《春秋經》不開始於周平王元年呢﹖因為周王室雖然東遷﹐但君子還是希望有一天能夠西歸的﹐就這麼等呀等的﹐一直等到周平王死了﹐王室還在東邊縮著呢。大家心裡一涼﹐知道從此算是沒希望了﹐於是才有了《春秋經》。ix 　　　　 　　　　但無論孫復說還是徐樹丕說﹐和上述諸說一樣的問題是﹕禁不起較真﹐難道周平王一死﹐以後就絕對不可能出現中興之主了不成﹖再者﹐如果非要把周平王東遷和魯隱公即位拉扯在一起的話﹐顯然最恰當的情形應該是﹕周平王東遷和魯隱公上台全在同一年。──但這種巧合就如同買彩票中大獎一樣﹐那麼﹐退而求其次﹐那就是﹕在周平王東遷之後﹐魯國第一個新上台的國君就是魯隱公。 　　　　 　　　　──但是很遺憾﹐符合這個條件的卻是魯隱公的爸爸魯惠公。 　　　　 　　　　不知道那些古代經師們有沒有這樣暗自感嘆過﹕如果把魯惠公換成魯隱公﹐那該省去多少麻煩啊﹗ 　　　　 　　　　──先別指斥這個想法的荒誕﹐因為它還真曾被人當真過的﹐比如清人何焯在《義門讀書憤磛樸擉r莧險嫻夭□凸□骸洞呵錁□肺□裁床皇加諢莨□□加諞□□兀看鳶負薌虻□骸洞呵錁□肥且徊刻址□頁莢餱又□椋□□□□罄湊□潛宦頁莢餱癰□λ賴摹□ 　　　　 　　　　何焯之論雖也在理﹐但畢竟屬於主觀臆測﹐而對於這同一個問題﹐《夢溪筆談》的作者沈括還真就曾“接近客觀”地看到了一線曙光。他寫道﹕按照《史記》的記載﹐周平王東遷二年﹐魯惠公即位﹐所以《春秋》應該始於魯惠公而不是魯隱公才對﹐這是《春秋》的“開卷第一義”﹐當然很重要﹐專家們都對此議論紛紛﹐當年啖助、趙匡這兩位早期的經學名家對此毫無解釋﹐搞得後來的學者們大惑不解﹐隻是《纂例》裡邊有八個字的小注﹕“惠公二年﹐平王東遷”﹐如果此言屬實﹐《春秋》毫無疑問該從魯隱公開始﹐也許啖助、趙匡就是以為這是理所當然之事才不作解釋的吧。但是﹐這八個字的說法和《史記》不同﹐也不知道啖、趙兩位是從何得知的﹖我又曾見士人石端編過一本紀年書﹐很是周詳﹐其中記載平王東遷也在魯惠公二年。這可把我高興壞了﹐趕緊找石先生去問出處﹐石先生說這是一本史傳裡記載的﹐一時卻找不到那本史傳﹐後來也再沒見著。xi 　　　　 　　　　沈括這一線曙光就這樣一閃即逝﹐沒了下文。他提到的啖助、趙匡兩位都是唐代的《春秋》學名家﹐可惜著作都已失傳﹐好在其主要見解大多保存在《纂例》之中﹐這部《纂例》也就是我在前文已經引述過的唐人陸淳的《春秋集傳纂例》。 　　　　 　　　　《春秋集傳纂例》卷二《魯十二公譜並世緒第九》介紹魯國國君的世系傳承﹐提到魯孝公死後﹐兒子魯惠公即位﹐然後就是那八個字的小注﹕“惠公二年﹐平王東遷”﹐但這筆賬究竟是怎麼算出來的﹐當真很難說了。 -- 注釋﹕　　 　　　　 　　　　i 王樹民﹕《〈春秋經〉何以托始於魯隱公》﹐《曙庵文史續錄》（中華書局2004年第1版）﹐第120頁。 　　　　ii [清]孔廣森《春秋公羊經傳通義‧哀公十四年》釋“祖之所逮聞也”﹕隱公以來之事﹐祖雖不及見﹐猶及聞而知之。過是以往﹐文獻不足﹐恐失其實﹐故斷自隱始。 　　　　iii [漢]何休/解詁﹐[唐]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哀公十四年》釋“祖之所逮聞也”﹕解雲﹕假托雲道﹐我記高祖以來事者﹐謂因己問父得聞昭、定、哀之事﹐因父問祖得聞文、宣、成、襄之事﹐因祖問高祖得聞隱、桓、莊、閔、僖之事﹐故曰托記高祖以來事﹐可及問聞知者。以此言之﹐則無制作之義﹐故曰我但記先人所聞﹐辟制作之害也。 　　　　iv [漢]王充《論衡‧正說》﹕或說《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者﹐上壽九十﹐中壽八十﹐下壽七十﹐孔子據中壽三世而作﹐三八二十四﹐故二百四十年也。又說為赤制之中數。又說二百四十二年﹐人道浹﹐王道備。夫據三世﹐則浹備之說非﹔言浹備之說為是﹐則據三世之論誤。二者相伐而立其義﹐聖人之意何定哉﹖凡紀事言年月日者﹐詳悉重之也。《洪范》五紀﹐歲月日星﹐紀事之文﹐非法象之言也。紀十二公享國之年﹐凡有二百四十二﹐凡此以立三世之說矣。實孔子紀十二公者﹐以為十二公事足以見王義邪。據三世﹐三世之數適得十二公而足也。如據十二公﹐則二百四十二年不為三世見也。如據三世﹐取三八之數﹐二百四十年而已﹐何必取二﹖說者又曰﹕“欲合隱公之元也。不取二年﹐隱公元年不載於經。”夫《春秋》自據三世之數而作﹐何用隱公元年之事為始﹖須隱公元年之事為始﹐是竟以備足為義﹐據三世之說不復用矣。說隱公享國五十年﹐將盡紀元年以來邪﹖中斷以備三八之數也﹖如盡紀元年以來﹐三八之數則中斷﹔如中斷以備三世之數﹐則隱公之元不合﹐何如﹖且年與月日﹐小大異耳﹐其所記啎a□□皇狄病６□偎氖□□晡街□萑□潰□□偎氖□□曛兄□趙鹵賾惺□印Ｄ昃萑□潰□氯斬嗌俸尉菰眨糠頡洞呵鎩分□心暌玻□獺渡惺欏分□姓隆Ｕ亂允滓澹□暌約褪隆Ｎ健洞呵鎩分□曖芯藎□俏健渡惺欏分□亂嚶芯菀病? 　　　　v [唐]陸淳《春秋集傳纂例》﹕啖子曰﹕夫子所以修《春秋》之意﹐三傳無文。說《左氏》者以為《春秋》者周公之志也﹐暨乎周德衰、典禮喪﹐諸所記注多違舊章﹐宣父因魯史成文﹐考其行事而正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言《公羊》者則曰﹕夫子之作《春秋》將以黜周王魯﹐變周之文從先代之質。解《榖樑》者則曰﹕平王東遷﹐周室微弱﹐天下板盪﹐王道盡矣。夫子傷之乃作《春秋》﹐所以明黜陟、著勸戒、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使夫善人勸焉﹐淫人懼焉。 　　　　vi 《孟子‧離婁下》﹕孟子曰﹕“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vii 牟潤孫﹕《注史齋叢稿》（中華書局1987年第1版）﹐第141頁﹕兩宋解說春秋之書雖眾﹐篤守漢唐矩鑊﹐專言一傳﹐而不影射時事者﹐幾可謂無之。北宋治春秋者好論內政﹐南宋治春秋者好論外侮﹐其言多為當時而發。無論與孫復胡安國二氏有出入否﹐固無不受二氏之影響者﹐亦可謂發明尊王攘夷之義為宋人春秋學之主流﹐余事皆其枝節耳。孫胡二氏之說明﹐宋儒所倡之春秋大義﹐可知而概略矣。 　　　　viii[宋]孫復《春秋尊王發微‧隱公元年》﹕孔子之作《春秋》也﹐以天下無王而作也﹐非為隱公而作也﹐然則《春秋》之始於隱公者非他﹐以平王之所終也。昔者幽王遇禍﹐平王東遷﹐平既不王﹐周道絕矣。觀夫東遷之後﹐周室微弱﹐諸侯強大﹐朝覲之禮不修﹐貢賦之職不奉﹐號令之無所束﹐賞罰之無所加﹐壞法易紀者有之﹐變禮亂樂者有之﹐弒君戕父者有之﹐攘國竊號者有之﹐征伐四出﹐盪然莫禁﹐天下之政﹐中國之事﹐皆諸侯分裂之。平王庸暗﹐歷孝逾惠莫能中興﹐播盪陵遲﹐逮隱而死。夫生猶有可待也﹐死則何所為哉。故《詩》自《黍離》而降﹐《書》自《文侯之命》而絕﹐《春秋》自隱公而始也。《詩》自《黍離》而降者﹐天下無復有雅也﹐《書》自《文侯之命》而絕者﹐天下無復有誥命也﹐《春秋》自隱公而始者﹐天下無復有王也。夫欲治其末者﹐必先端其本﹐嚴其終者﹐必先正其始。 　　　　ix[明] 徐樹丕《識小錄》“春王正月說”條﹕或曰﹕“何以始魯隱也﹖”曰﹕“魯隱之始﹐平王之終也。周之不兢自平王始也﹐宗周之業基於豐鎬﹐而東遷雒邑﹐宗周之重失矣。”“然則何以不始於平王之初年也﹖”曰﹕“周雖東而君子尚冀其反於西也﹐故遲之以歲時至平王之終﹐曰﹕無冀矣。故《春秋》於是作也。 　　　　x [清]何焯《義門讀書記》第九卷﹕《春秋》之作﹐曷為不托始於惠公而始於隱公﹖曰﹕《春秋》﹐誅亂臣賊子之書也。隱公﹐被弒之君也。 　　　　xi [宋]沈括《夢溪筆談》卷十四﹕按《史記年表》﹕“周平王東遷二年﹐魯惠公方即位。”則《春秋》當始惠公而始隱﹐故諸懦之論紛然﹐乃《春秋》開卷第一義也。唯啖、趙都不解始隱之義﹐學者常疑之。唯於《纂例》隱公下注八字雲﹕“惠公二年﹐平王東遷。”若爾﹐則《春秋》自合始隱﹐更無可論﹐此啖、趙所以不論也。然與《史記》不同﹐不知啖、趙得於何書﹖又嘗見士人石端集一紀年書﹐考論諸家年統﹐極為詳密。其敘平王東遷﹐亦在惠公二年﹐予得之甚喜﹐亟問石君﹐雲“出一史傳中﹐遽檢未得。”終未見的。據《史記年表》注﹕“東遷在平王元年辛未歲。”本紀中都無說﹐諸種A蘭已遠□ㄈ淳≡詬□縊輳□妒芳恰芬嘧圓蠲□□□□淥□摹? 這一類的說法﹐無論細節如何不同﹐無論方法如何各異﹐核心原則基本都是一樣的﹕第一﹐魯隱公之時代是天下大勢的一個轉捩點﹔i第二﹐雖然《春秋經》在形式上是以魯國為本位﹐但那隻是個幌子。宋儒趙鵬飛《春秋經荃》說得最是明確﹕“《春秋》之作﹐為周也﹐非為魯也”﹐而且還是一部“中興周世之書”。 　　　　 　　　　趙鵬飛是從《論語》裡孔子的一句“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斷言孔子有復興西周盛世之志﹐但無奈大道不行﹐一腔熱血隻好寓之於《春秋》﹐又看到歷史上魯隱公時代正值周平王的末年﹐天下越來越亂﹐中興無人﹐於是“孔子憫悼衰世而作《春秋》。《春秋》﹐修中興之教也”﹐所以﹐《春秋經》始於魯隱公﹐這是虛的﹐實質則是始於周平王的末年衰世。ii 　　　　 　　　　這樣的解釋也算能夠自圓其說﹐而且義理精到。還有一種說法﹐卻很像是在標新立異﹐即﹐“其實《春秋》不是從魯隱公開始的。” 　　　　 　　　　這話怎麼想怎麼都好像睜眼說瞎話﹐《春秋》明明是從“隱公元年”開始的呀﹐難道這也是個問題﹗──這的確是個問題﹐顧亭林就是這麼說的。 　　　　 　　　　顧亭林是明清易代之際的學術巨擘﹐又是訓詁考據的大家﹐在學術氣質上接近《左傳》而遠於公、榖。顧亭林曾經寫過一部《左傳杜解補正》﹐用以匡正左氏學最大的權威杜預﹐他對公羊、榖樑的前賢們更是語出刻薄﹐說他們經常穿鑿附會、誤人子弟。所以顧亭林要是說《春秋》不從魯隱公開始﹐肯定有他的道理﹐而且應該“很有道理”。 　　　　 　　　　顧亭林說﹕這裡邊是有些曲折原委的。《左傳‧昭公二年》記載晉平公派韓宣子來魯國訪問﹐韓宣子到太史氏那裡參觀了藏書﹐看到了《易象》和※籅ㄗ腽j罰□鋅□擔骸爸芾窬≡諑徹□健Ｎ醫裉煒傷懍□虻街芄□氖□潞橢艸□刪屯躋檔腦□蚶玻　貝印蹲蟠□氛舛巫柿俠純矗□徹□硬□菔芊庖岳匆恢倍際怯姓□□□返模□□睢11崦恕４蛘痰鵲裙□掖笫氯□加兇ㄈ思鍬莢詘福□鞘閉□抵芡醭□男聳18□剩□□緣湔輪貧炔瘧懷莆□芾瘢□涸鵂鍬嫉蛋傅囊捕際且淮□□判愕氖飯佟６醜勇騁□□院螅□賴纜伊耍□飯偕17耍□鬃雍ε鋁耍豪□芳鍬伎剎荒芫駝庋□卸狹搜劍□獠趴□急嘈蕖洞呵鎩貳Ｂ徹□睦□返蛋復勇郴莨□□騁□□陌職鄭┤□岸薊購煤玫模□質淺鱟粵際分□剩□□鑰鬃傭哉舛衛□貳笆齠澂蛔鰲保歡□騁□□院□睦□芳竊厝純□悸以閽懍耍□□鑰鬃擁Ｐ牧耍□獠湃□遄帽嘈蓿□□健白鰲洞呵鎩貳敝傅木褪欽飧觥Ｋ□運的兀□洞呵鎩凡２皇譴勇騁□□□嫉模□□譴勇徹□ｕ□氖焙蚓陀械模□陝郴莨□鄖暗哪遣糠幀堵炒呵鎩吩繅嚥□□□頤嗆筧絲吹降鬧皇強鬃郵侄ｕ拇勇騁□□韻碌哪遣糠侄□選□ii（熊逸按﹕到這裡就能看出來了﹐我前邊的表述裡有個小小的障眼法﹕這句“《春秋》不是從魯隱公開始的”﹐用詞是“《春秋》”而不是“《春秋經》”。） 　　　　 　　　　顧亭林果然言之成理﹐而究其思想淵源﹐應該是從杜預一脈發展而來的。杜預當初也是從《左傳‧昭公二年》韓宣子訪問魯國這件事入手﹐推論《春秋經》的整個完成過程分為三步﹕先有周公垂法﹐中有史官記錄﹐後經孔子編修。所以孔子從思想到素材都不是原創﹐而是秉周公之志﹐承史官舊文（宋朝以前是“周孔”並稱﹐宋朝以後才“孔孟並稱”）。iv顧亭林這是把杜預之說推而廣之﹐既解答了“《春秋經》為什麼開始於魯隱公”這個問題﹐同時還彌合了一對存在了兩千多年的大矛盾。 　　　　 　　　　──顧亭林上面的話裡用到過這兩個詞﹕一是“述而不作”﹐二是“作《春秋》”。“述而不作”出自《論語‧述而》﹕“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作《春秋》”出自《孟子‧滕文公章句下》﹕“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兩句話全是聖人之言﹐但是“述而不作”和“作《春秋》”這明顯就是一對矛盾﹕孔子要麼這一輩子什麼都沒“作”過﹐那也就根本沒作過《春秋經》﹔要麼孔子‘作’了《春秋經》﹐因而“述而不作”之言並不符合事實。 　　　　 　　　　如果忽略掉“今本《論語》的可靠程度”這一問題﹐那麼﹐上述兩句話的確構成了一對看似無法調和的矛盾﹐而顧亭林這裡卻把這一對矛盾表述合情合理地給捏合在了一起了﹐還從中解說了魯國國史的淵源。──可是﹐這是不是主觀成分太多了些呢﹖而且顧亭林這樣來解釋“作《春秋》”﹐不等於就是“修《春秋》”嗎﹖ 　　　　 　　　　顧亭林很快就遇到了反駁。同為大師級的人物閻若璩雖然還不知道什麼是奧卡姆剃刀﹐但的確用到了這個辦法﹐他從杜預出發來問難顧亭林﹕按杜預的《春秋經傳集解序》（熊逸按﹕即《春秋左氏傳序》）﹐都說周公垂法﹐孔子從而修之﹐何必要搞什麼“起自伯禽、成於魯國良史之手”這類說法呢﹖v 　　　　 　　　　顧氏說的在理﹐閻氏問的也在理。無論如何﹐看來這事也很難鑿實了。當然﹐和其他前輩先賢的說法一樣﹐顧亭林也許是對的﹐隻是論據和邏輯尚不足以証實自己的說法而已。 注釋﹕ 　　　　 　　　　i [宋]呂大圭《春秋或問》卷一﹕或問﹕《春秋》何為始於隱公﹖曰﹕隱公之元年﹐平王之四十九年也。周之東遷非平王之為乎﹖此一時也。固世道升降之一會也。自是而上進﹐進而升﹐則其極也為成康、為文武﹔由是而下□﹐□而降﹐則其極也為戰國、為暴秦。世道升降之會決於此時矣…… 　　　　ii [宋]趙鵬飛《春秋經筌》卷一﹐“始隱”條﹕夫子嘗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蓋將興西周矣。興西周之志不得行於時﹐而寓於《春秋》﹐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罪我者其惟《春秋》。”則《春秋》者﹐中興周室之書也。然則不始於孝﹐不始於惠﹐而始於隱﹐何哉﹖蓋《春秋》之作﹐為周也﹐非為魯也。當孝公之世﹐平王之初也﹐庸詎知平王不能興衰撥亂而為西周之宣王乎﹖初則怠矣。迄惠公之世﹐平王之中也﹐庸詎知平王不能勵精改圖振刷群弊卓為賢主如商之太甲乎﹖中亦懈矣。初怠中懈﹐則興西周之業尚何望哉﹖至隱公之世﹐則平王之末年也。平王之末﹐政癒不綱﹐而天下之亂有加於前﹐而中興無其人矣。夫子於是憫悼衰世而作《春秋》。《春秋》修中興之教也﹐故始於隱。非始乎隱﹐始乎平王之末也。謂周室至是不可不中興矣。 　　　　iii [清]顧炎武《日知錄》卷四﹐“魯之春秋”條﹕《春秋》不始於隱公。晉韓宣子聘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蓋必起自伯禽之封以洎於中世﹐當周之盛﹐朝覲會同征伐之事皆在焉﹐故曰周禮﹐而成之者﹐古之良史也。自隱公以下世道衰微﹐史失其官﹐於是孔子懼而修之﹐自惠公以上之文無所改焉﹐所謂“述而不作”者也﹐自隱公以下則孔子以已意修之﹐所謂“作《春秋》”也。然則自惠公以上之《春秋》固夫子所善而從之者也﹐惜乎其書之不存也。 　　　　iv [晉]杜預《春秋左氏傳序》﹕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偽﹐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 　　　　v [清]顧亭林/著﹐[清]黃汝信/集釋《日知錄集釋》卷四﹐“魯之春秋”條﹕閻氏曰﹕按杜元凱《春秋經傳集解序》﹐便知《春秋》一書﹐其發凡以言例皆周公之垂法﹐仲尼從而修之﹐何必言起自伯禽與成之古良史哉﹖又《左傳‧隱七年》“謂之禮經”杜注曰﹕此言凡例乃周公作制禮經也。 問題隻有一個﹐答案卻有很多﹐還有說《春秋經》的發端取意於周天子不該給諸侯之妾送喪儀的﹐更有說這問題和周平王無關而是取意於周桓王的……i各個學說有興起﹐也有沒落﹐比如﹐隨著漢朝的結束﹐“孔子作《春秋經》為漢朝預制憲法”的說法就肯定很難再找到市場了。那麼﹐究竟誰說的對呢﹖有一個較近的答案取意甚妙﹐似乎也更為合情合理﹐即﹕《春秋經》的發端其實是和三桓有關。 　　　　 　　　　孔子時代的魯國正是三桓的勢力甚囂塵上的時候──《論語》裡邊就沒少有這些記載﹐魯國國君幾乎被架空了﹐三桓當中又以季孫氏僭越至高權力﹐還曾經以天子之禮樂規格“八佾舞於庭”﹐搞得孔子說出那句“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名言。這所謂三桓即是孟孫氏、叔孫氏、季孫氏﹐我在《春秋大義》裡介紹過一段“君親無將”和“緩追逸賊﹐親親之道”的原委﹐說魯莊公、慶父、叔牙、季友這哥兒四個圍繞繼承權展開的一連串的生死惡鬥﹐後來﹐慶父的後人別立宗族﹐稱為孟孫氏（也叫仲孫氏）﹐季友的後人就是季孫氏﹐叔牙的後人就是叔孫氏﹐又因為慶父這哥兒幾個都是魯桓公的兒子﹐所以孟孫氏、季孫氏、叔孫氏便被合稱為“三桓”。ii──“三桓”這個名稱的由來是得自於魯桓公的﹐而這位魯桓公正是魯隱公的弟弟﹐這兩兄弟也曾因為君位繼承問題很有過一番復雜的糾葛。那麼﹐很容易理解的是﹕孔子如果想講清楚自己所處的時代﹐想講清楚魯國的當代史﹐那就怎麼講也避不開三桓﹔而要想講清楚三桓的歷史脈絡﹐就必須要從魯隱公講起──所珚峞憔}呵錁□凡判枰□勇騁□□□肌? 　　　　 　　　　王樹民即主此見﹕“從隱公開始﹐既能說明三桓的由來﹐也正是魯國近現代史的開端。孔子教授門徒﹐從《魯春秋》中選用這一階段作為歷史教材﹐自然是合情合理的。”iii 　　　　 　　　　王老師此解很是通透﹐處處圓融無礙﹐但有一個問題是﹐他的一連串的推論都是建立在一個大前提的基礎上的﹐即﹕《春秋經》無論是“修”（編纂）出來的還是“作”（創作）出來的﹐肯定是出自孔子之手。 　　　　 　　　　王老師一開篇就說﹕“《春秋經》為孔子所定﹐自古以來無異說。《春秋經》為依據《魯春秋》修訂者﹐也是無人否認的事實。”iv──但是﹐事實上﹐《春秋經》是否為孔子所定﹐自古以來絕非沒有異說﹐《春秋經》是否為依據《魯春秋》而修訂出來的﹐也並非就是無人否認的事實。比如楊伯峻就曾斬釘截鐵的語氣大唱過反調﹕“總而言之﹐《春秋》和孔丘有關﹐僅僅因為孔丘用過《魯春秋》教授過弟子。”v雖然郭店竹簡的出土似乎使孔子與六經的關系有了比較牢靠的保障﹐但具體到《春秋經》而言﹐這種關系是否超出了楊伯峻的這一描述﹐至今也沒能鑿實。那麼﹐這也就意味著﹕王樹民的上述推論雖然新穎可喜﹐其基石卻未必如他所斷言的那樣牢靠。 　　　　 　　 　　 　　＝＝＝＝＝＝＝＝＝＝＝＝＝＝＝＝＝＝＝＝＝＝＝＝＝＝＝ 　　 　　注釋﹕ 　　 　　　　 　　　　i [宋]家鉉翁《春秋集傳詳說》“原春秋托始上”﹕近代先儒有以為天王不當下□諸侯之妾﹐《春秋》因是而始﹐又或以為《春秋》為桓王而始不為平王…… 　　　　ii [清]曹基《左氏條貫‧纂要》﹕魯三桓﹕僖元年﹐公子友敗莒於酈（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而季孫氏始）﹐四年﹐公孫茲侵陳（叔孫氏始）﹐十五年﹐公孫敖救徐（孟孫氏始﹐亦曰仲孫）。 　　　　iii王樹民﹕《〈春秋經〉何以托始於魯隱公》﹐《曙庵文史續錄》（中華書局2004年第1版）。 　　　　iv王樹民﹕《〈春秋經〉何以托始於魯隱公》。 　　　　v 詳見﹕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修訂本）前言之（二）“春秋和孔丘”（中華書局1990年第2版）﹐第5－16頁。 即便我們能夠確認《春秋經》確實是孔子所作﹐但王樹民的解釋還隻能說是入情入理而已﹐卻沒有証據支持。 　　　　 　　　　是的﹐對答案的評判不能隻看它是否合理﹐因為合理的答案未必就是正確的答案。在若幹個合理的答案之中﹐“更合理”或者“最合理”的那個也不一定就是正確的。不是所有的人在所有的時候都隻按照理性行事﹐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著同樣的思維方式（所以才有“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這句俗話）﹐對一個歷史事件的所有記載更不會毫無遺漏地告訴我們有關這一事件的所有環節。即便隻看看最身邊的人﹐我們恐怕也很難找到一段完全合乎理性的人生﹐不是嗎﹖ 　　　　 　　　　事件常常是需要拼湊的﹐“合理”常常是存在缺環的﹐不合理的答案未必是不正確的﹐當然﹐答案總還是需要証據的。 　　　　 　　　　一個不合理的答案就帶著証據出現了。 　　　　 　　　　 　　 風水輪流轉﹐曾被王充狠狠批駁過的“《春秋》十二公為效法天數”的說法在兩千年後又以嶄新的面目重現江湖﹐當然﹐這回是帶著証據來的。這個証據是兩件青銅器﹕秦公鐘和秦公簋。 　　　　 　　　　張政烺從這兩件青銅器銘文入手﹐闡述著“十二”這個數字在古人的眼裡是如何意味深長的。張文題為《“十又二公”及其相關問題》﹐i大意是說﹕ 　　　　 　　　　秦公鐘和秦公簋的銘文都有“十又二公”的字樣﹐看來這是指秦國國君世系上的十二位先君﹐但這“十二公”到底是怎麼回事﹐歷來讓人費盡猜疑。秦國的十二公和本文並無多大關系﹐有關系的是﹕“十二”這個數字是怎麼來的﹖張政烺引述了《左傳‧哀公七年》子服景伯的一句話﹕“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為天之大數也。”（大意是﹕周朝稱王天下﹐制訂禮制﹐其中規定了上等物品的數目不超過十二。）這話的背景是魯哀公和吳國人的一次外交活動﹐當時吳國人提出的送禮的數額是牛、羊、豬各一百頭﹐子服景伯認為凡事都該按規矩（禮）來﹐送禮送多少﹐周禮都有詳細規定﹐而周禮對上等物品數量的最高定額就是十二﹐因為這個數字是“天之大數”。 　　　　 　　　　十二為什麼是“天之大數”﹐這很奇怪哦﹐如果說“九”或者“十”﹐甚至《周易》所謂的“大衍之數五十五”﹐這還都好理解﹐可為什麼偏偏是“十二”呢﹖ 　　　　 　　　　杜預給《左傳》這裡作的注釋是﹕“天有十二次﹐故制禮象之。”大意是說﹕天有“十二次﹐所以制禮的時候對此予以效法。”張政烺解釋說﹕“‘十二次’是天文學家的術語……古人認為歲星（即木星）十二年繞天一周﹐每年所在的位置叫作一次﹐故周天有十二次。但是﹐十二年繞天一周這個周期太長﹐一般人不會留心每年歲星怎樣移動﹐十二次在非天文專業人員的頭腦裡不會形成一個概念﹐因此也就不大可能把它當作天之大數。古人最早知道的是一年有十二個月﹐十二是天之大數首先是從十二月來的。” 　　　　 　　　　古人在現實生活中對“十二”這個“天之大數”的效法並不罕見﹐就連作衣服也要體現這個數字﹕“《禮記‧深衣》﹕‘古者深衣蓋有制度﹐……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從天子祭天之服﹐貴族閒居之服﹐到庶人的禮服﹐都要在十二這個數目字上做文章﹐這便是法天之數。” 還有一個重要洬N髡□魷衷諼頤撬□□□摹妒芳恰返敝小□□□□□難□嘰蠖噯銜□妒芳恰返氖□□炯馱諤謇□鮮欠灤□堵朗洗呵鎩返氖□□停□杉□韭砬ㄊ竊□榷ㄏ率□□橢□□□緩笤傯畛淠諶蕁﹗妒芳恰肥□□炯禿苣閹凳歉齪掀楹俠淼謀嗯牛□熱紓□踔□婦馱□銜□肚乇炯汀罰ㄗ圓□柚劣謐□逋□□Ⅰ斷鈑鴇炯汀酚Ω霉樵謔蘭遙□票炯褪親月移淅□Ｕ庵幀白月移淅□彼韭砬ㄓΩ檬切鬧□敲韉模□□□囊燦興□哪汛Γ閡蛭□笤□蚴牽□笆□□閉飧鍪□質遣荒芏□模□炯偷氖□□鱟□槐匭氡惶盥□判校□衫□啡宋錟哪芎腿宋□娑ｕ氖□盅纖亢戲斕匾灰歡雜ι夏兀□韭砬ｕ壞靡閻□掄獠擰白月移淅□鋇摹﹗八韭砬ㄊ俏按□氖費□遙□醒□惺叮□□裁窗選妒芳恰啡□櫚母倭旄愕謎餉叢隳兀空饈鞘薌已□撓跋□□□韭硎鮮牢□旃□□搶□撬□頤諾謀拘校□來□谷靜灰裝諭眩□炯鴕□惺□□□拋鬩韻猿鏨袷□□希□裨蟣悴懷篩鎏逋常□ㄌ□□□茄□叩鬧霸穡□嚳叢虺晌□痔趕鏌櫚男::盜恕﹗□□□□淺墑□荒鼙潿□□諶薟蛔閽蛟喲眨□綣□嗄兀吭蠆扇⊙掛值陌旆ａ□遠啾ㄉ佟﹗妒芳恰□□□詈金甌懟訪靼姿怠捌資□□詈睢保□□諶菔鞘□□□□□? 　　　　 　　　　回到《春秋經》的問題﹐張政烺匡正王充之說﹕“王充的精神是科學的﹐其所駁斥皆流俗經師之言﹐破除迷信建設新的精神文明﹐應當完全肯定。但是﹐要了解古代的歷史卻未必能見真相﹐因為古人（從孔子到何休）都是在迷信的圈子裡長大的﹐怎麼能使人他毫不沾染呢﹖所以我們的看法恰和王充相反﹐‘春秋十二公’本來是法象天之大數……” 　　　　 　　　　張政烺說的不錯﹐雖然在我們現在來看﹐“春秋十二公”效法“天之大數”顯然是形式主義嚴重了些﹐很不合理﹐但這種思想在孔子當時的社會上卻是再平常不過的道理﹐即便在現代﹐媒體每年評選各個“十期鬥O□訓來笫潞兔□碩寄敲雌胝□卣□妹磕曄□觶? 　　　　 　　　　那麼﹐如果是為了湊數的話﹐孔子作（或“修”）《春秋》的難度應該比司馬遷作《史記》要低一些﹐因為司馬遷要在一個通史的框架裡捏合“十二”之數﹐而孔子隻要從自己所生活的魯哀公時代往前數出魯國的十二位國君即可──數到第十二個的時候﹐正好就是魯隱公。這就是問題的答案。 　　　　 　　　　 　　　　 　　　　乍聽之下還真是個很荒謬的答案﹐但是﹐對數字的附會﹐古往今來比比皆是﹐比如樑山好漢一百單八將﹐為什麼是一百單八將呢﹐因為這個數字是由三十六天罡加上七十二地煞之和。如果再追問三十六和七十二是怎麼來的﹐大約還能追溯到五行理論上去。ii《周禮》描述官制﹐按天地和一年四季分為六大系統﹕天官塚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考工記。iii董仲舒《春秋繁露‧官制象天》通篇都在講官制和數字的關系﹐這正是“天人合一”之一例﹐其中說到朝廷以十二臣為一個單位﹐效法的是一年有十二個月。iv──楊希牧曾經給董仲舒和他的《春秋繁露》一個非常現代性的定性﹕“董氏可以說是中國甚或全世界學術史上最早從事宗教符號學研究﹐並最先使用現代所謂‘符號’一詞的一位符號學家。……該書（熊逸按﹕即《春秋繁露》）未嘗不可以說是一部古代符號學的論著。”v看來董仲舒是完全可以作為中國古裝版《達芬奇密碼》的主人公的。由董仲舒而至司馬遷﹐我們在想到司馬遷的家學影響之外﹐還得考慮到他曾經在董仲舒門下聽過課的──這大概還能推論出司馬遷的“歷史局限性”﹐因為《史記》很難免會受到公羊學的影響﹐畢竟公羊學是當時的顯學。vi 　　　　 　　　　 　　　　 　　　　【【表－“十二次”﹐引自饒尚寬《春秋戰國秦漢朔閏表》﹐“所帡楚慼慼敵煄慼撩j湃朔11幟拘鞘□□耆舖燁□恢埽□徒□燁虺嗟饋11頻欄澆□囊恢芴熳暈饗蚨□□遠□□慫尬□曛痙治□□□確鄭□眯羌汀12□盞讓□□□牘□嘍雜Γ□莆□□□巍﹗□□辛蘇庋□畝雜□叵擔□湃司塗梢園煙煜笥肴聳賂□詠裘艿亓□燈鵠礎﹗眝ii 這十二次名號古怪﹐最為人熟悉的除了“壽星”﹐恐怕就隻有一個“大火”了──這就是“七月流火”的那個“火”。 　　二十八宿　　十二次　　國名 　　鬥牛女　　　星紀　　　吳越 　　女虛危　　　玄枵　　　齊 　　危室壁奎　　諏訾　　　衛 　　奎婁胃　　　降婁　　　魯 　　胃昴畢　　　大樑　　　趙 　　畢觜參井　　實沈　　　晉 　　井鬼柳　　　鶉首　　　秦 　　柳星張　　　鶉火　　　周 　　張翼軫　　　鶉尾　　　楚 　　軫角亢氐　　壽星　　　鄭 　　氐房心尾　　大火　　　宋 　　尾箕鬥　　　析木　　　燕】】 　　　　 　　　　進而言之﹐這一類在數字上對自然的模仿如果關起門來看﹐既可以說是古人的迷信附會﹐也可以說是祖先們超卓而獨特的智慧﹐但若能出門看看﹐就會發現此處如是﹐別處亦然。──“正如亞理士多德在他的‘雅典政制’中所述及的那樣﹕‘他們依一年四季之例結合為四部落﹐每部落又分為三區﹐共得十二區﹐有似一年的月數﹐這些區被稱為三一區和胞族﹔每一胞族有氏族三十﹐有似每月的日數﹐每一氏族則包括三十人。’”viii 人類學家也給了我們時代雖近、形式卻古的另一番描述﹕ 　　　　 　　　　 　　　　 　　　　【【M‧格裡奧萊文章的結論也引出了同樣的方法論問題。他簡要地談到需要對多貢人與博佐人的聯盟進行解釋﹐“因為在這種群體聯盟制度中﹐雙方享有共同權利﹐承擔著對權利起補充作用的義務”。他在“多貢人抽象觀念的基礎中”找到了解釋。“事實上﹐關於世界的起源﹐其標志一直就是事物的二元結合。世上萬物都應是成雙出現的。”因此﹐這是根據多貢人關於孿生的觀念所作的個別解釋。 　　　　 　　　　兩個群體之間的這種關系在世界許多地區都可以發現。最著名的例証是北美、南美、美拉尼西亞和澳大利亞的半偶族組織。描述這種兩個群體聯成一個社會的二元結合的最常用的方法是運用一對對立﹐如天與地、戰爭與和平、紅與白、土與水、土狼與野貓、鷹與烏鴉。因此﹐其基本的觀念是對立的統一﹐如赫拉克裡特的哲學所表述的那樣。在中國人的哲學中﹐則將其更精巧地表述為陰和陽﹔陽與陰是指男人與女人、白天與黑夜、夏天與冬天、積極與消極等等﹐他們斷言﹐要構成統一與和諧（tao道）﹐就必須使陰陽結合﹐如同夫妻之合﹐或冬夏之合為一年。ix】】 　　　　 　　　　 　　　　 　　　　這種種說法﹐無疑都對我們思考“十二公”問題有些或多或少的啟發。但反觀張政烺的推論﹐其中顯然也預設著這樣一個前提﹕《春秋經》確實是孔子所作（或“修”）的﹐因為﹐如果《春秋經》隻是魯國一代代史官忠實記載下來的一部國史﹐又怎麼可能如此巧合地呼應了這個“天之大數”呢﹖所以﹐必定是孔子按著這個思路來創作或者統籌編纂的。即便退一步說﹐《春秋經》並沒有孔子的手筆﹐那也肯定有一位特定的作者或編者在。──這又是一個麻煩而且宏大的問題了。可以得到証實嗎﹖等馬上講到“春王正月”的時候就會說到。 　　　　 　　　　到目前為止﹐遺憾的是﹐對於“《春秋經》為何開始於魯隱公”這個問題﹐上述所有答案（即便是帶著証據的答案）都僅僅是一些“啟發性答案”而已﹐終究缺乏鐵証。那麼﹐還有沒有其他的答案呢﹖ 　　　　 　　　　當然還有﹐而且很多﹐別看我殍氦h丫□擦瞬簧□□涫禱怪皇竊衿浯舐浴９乙宦┤虯樟恕＠□唇餼□□髦□校□繞湟越舛痢兌拙□泛汀洞呵錁□返奈□啵□□蠔臥諛兀空□侍饉目夤莩甲盍私飭恕﹗端目餿□樽苣刻嵋□防鎪擔骸拔□兌住釩□誒恚□率驢賞ａ弧洞呵鎩肪比惺率擔□噯巳絲山狻Ｒ恢□爰□□槁□咨□恢□賈□保□□□□睢﹗彼目夤莩莢諫稈　洞呵鎩防嗍檳康氖焙穎□透鋅□爬□□喙□□饕院□德醫駁木傭啵□□廡┤槭□坑侄啵□鞔□止悖□熱弧安荒芫》稀保□橢緩眯︵納稈×恕□ 　　　　 　　　　四庫館臣雖有他們的立場在﹐但這番話說的還算公允。所以﹐我在序言裡說“夸張些來說﹐一部經學史就是一部誤讀史”﹐絕不是我要故作什麼驚人之語﹐這個意思古人就經常在說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裡的那些話就比我說的要狠多了。 　　　　 　　　　如果天塌下來﹐就先讓紀曉嵐頂著吧。 　　　　 　　　　 　　　　 　　　　那麼﹐話說回來﹐在這樣多的前代著述和數不盡的精解與謬見之中﹐“《春秋經》為什麼開始於隱公元年”這個問題的正解到底是什麼呢﹖ 　　　　 　　　　前邊用了千言萬語來作解答﹐可其實呢﹐隻要三個字就可以說清﹕不﹗知﹗道﹗ 　　　　 　　　　不錯﹐這個《春秋經》的“開卷第一義”﹐直到現在也沒有正解。 　　　　 　　　　別人沒正解﹐我更沒正解。當我在說前輩學者的解經之論未必就是正解的時候﹐並不意味著我就能夠給出正解。 　　　　 　　　　當然﹐話要兩說﹐一方面﹐雖然很多很多的解釋都可以自成一說、言之成理﹐但合理的未必是正確的﹐而從邏輯上講﹐隻可能所有的答案都錯﹐卻不可能所有的答案都對﹐而且﹐很多答案究竟正確與否根本是無從驗証的──也許將來有新的考古發現可以解決這個難題﹐也許永遠也解決不了﹔另一方面﹐正如宋代學者李明復《春秋集義綱領》引楊時的話說﹕《春秋經》的意思是非常明白的﹐明白到如同日月星辰一般﹐之所以會出現諸家歧義﹐是因為大家各以己意裁斷經文﹐自己往歪路上走。其實呢﹐如果能把義理先搞明白﹐《春秋經》一點兒都不難懂。xi 　　　　 　　　　期待考古新發現如同守株待兔﹐似乎不大可取﹐還是楊時說的好﹐等走通了義理這條路﹐也許《春秋經》裡的任何問題都會迎刃而解的（當然﹐你是一切答案盡在掌握了﹐可別人信不信那還得另說）。 　　　　 　　　　誰的話對呢﹖ 　　　　 　　　　我也不知道。但這重要嗎﹖很多人都未必能夠（或未必在意）去判斷經學上的是非對錯﹐但他們總是能夠各取所需﹐也許這才是重要的。 《春秋經》的“開卷第一義”雖然隻能這樣不了了之﹐但由此倒可以講講我自己的“開卷第一義”了。 　　　　 　　　　經典的讀法有很多種﹐最省心的讀法大約要算“隻讀一種版本”了。比如﹐我隻讀陸淳的《春秋集傳纂例》﹐凡是陸淳說得言之鑿鑿的地方我自然很容易信以為真﹐以後遇到不同的說法也很容易輕易斥之為錯﹐簡單快樂的人生就是這樣開始的。現在想想﹐“《春秋經》為什麼從魯隱公開始﹐”對這個問題﹐看的資料越多﹐也就越是不敢下結論了。 　　　　 　　　　這正是我自己閱讀經籍的一個體會﹕讀的越多﹐懂的越少。 　　　　 　　　　當然﹐“感悟”也是一種讀法。禪門公案當中不乏有禪師因為聽了艷詞而悟道的事跡﹐在這裡﹐艷詞作為包涵著某種確切涵義的具體文本﹐其真實的語義反倒變得無關緊要了﹐心意所至﹐完全可以信馬由韁﹐得到自己的“正解”。讀經也是一樣﹐舉個小例子﹕《左傳‧宣公十二年》講到“止戈為武”﹐這是說“武”字的造字是由“止”和“戈”兩個部分構成﹐涵義是“停止幹詫壅k欽嬲□摹□洹□﹗幣桓黽虻□鬧泄□擲錁谷輝毯□湃□鬆羈痰惱芾恚□庹芾碓□□煤芏噯碩夾納□案形頡保□隕緇嵊肴鬆□謔瞧鸕攪朔淺﹔□□淖饔茫□□頁齟κ恰蹲蟠□罰□裙爬嫌秩ㄍ□Ｊ茄劍□舛己芎茫□┬壞娜焙妒牽憾浴拔洹弊值惱庵紙饈禿蕓贍蓯譴淼模□印蹲蟠□肪透憒□恕□ii 　　　　 　　　　追求“經世致用”也是一種讀法。雖然早已不是古代社會了﹐但“半部《論語》治天下”之類的豪言依然讓很多人心向往之──盡管這句話的來路不大可靠﹐盡管安邦治國和熟讀經書之間到底存在著幾分因果關系也很難說。不錯﹐是有過滿腹經綸的人出將入相的例子﹐可大字不識的人還有當皇帝的呢。所以還是那兩句老話﹕個案說明不了普遍性﹔兩件前後發生的事也不一定存在因果關系。 　　　　 　　　　“求實”也是一種讀法﹐但這種讀法既很辛苦﹐走不通的迷宮又多﹐比如前述“《春秋經》為什麼開始於魯隱公”這個問題﹐條分縷析到最後﹐也隻能存疑而已。古籍往往如此﹐就說最簡單的一句話吧﹐《論語》開篇的“學而時習之”﹐五個字﹐如果你想理解為“學習應該經常復習”﹐也算簡單省事﹐可真要深究起來﹐上萬字怕也說不完全﹐最後也依然會有存疑之筆沒法落到實處。 　　　　 　　　　經學史上﹐各種讀書治學的方法都不乏范例﹐一番領略下來也真是洋洋大觀了﹐“你站在橋上看風景﹐看風景的人在樓上看你”。 注釋﹕ 　　　　 　　　　i 張政烺﹕《“十又二公”及其相關問題》﹐《國學今論》（遼寧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版）。 　　　　ii 聞一多、季鎮淮、何善周﹕《七十二》﹐西南聯合大學師范學院《國文月刊》卷22。 　　　　iii 按﹕《冬官》內容失傳﹐《考工記》是後來補綴上去的。 　　　　iv [漢]董仲舒《春秋繁露‧官制象天》﹕其以吽慼撕禳撈q□□≒□曛□取? 　　　　v 楊希牧﹕《中國古代神秘數字論稿》﹐《先秦文化史論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第1版）﹐引文見該書第639頁。 　　　　vi 參見﹕陳桐生《＜史記＞與春秋公羊學》﹐《文史哲》2002年第5期。 　　　　vii 饒尚寬﹕《春秋戰國秦漢朔閏表》（商務印書館2006年第1版）﹐第253頁。原注﹕據《淮南子‧天文訓》、《漢書‧律歷志》與《周禮‧春官‧保章氏》鄭玄注綜合而成。 　　　　viii [古希臘]亞理士多德﹕《雅典政制》（日知、力野/譯﹐商務印書館1959年第1版）﹐第3頁。 　　　　ix [英]拉德克利夫－布朗﹕《原始社會的結構與功能》（潘蛟、王賢海、劉文遠、知寒/譯﹐潘蛟/校﹐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125－126頁） 　　　　x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二十六﹐經部二十六﹐春秋類一﹕說經家之有門戶﹐自《春秋》三傳始﹐然迄能並立於世﹐其見諸儒之論﹐中唐以前﹐則左氏勝﹐啖助、趙匡以逮北宋﹐則《公羊》、《榖樑》勝。孫復、劉敞之流﹐名為棄傳從經﹐所棄者特《左傳》事跡、《公羊》《榖樑》月日例耳。其推闡譏貶﹐少可多否。實陰本《公羊》、《榖樑》法﹐猶誅鄧析用竹刑也。夫刪除事跡﹐何由知其是非﹖無案而斷﹐是《春秋》為射覆矣。聖人禁人為非﹐亦予人為善﹐經典所述不乏褒詞而操筆臨文﹐乃無人不加諸絕﹐《春秋》豈吉網羅鉗乎﹖至於用夏時則改正朔﹐削尊號則貶天王﹐《春秋》又何僭以亂也。沿波不返﹐此類宏多。雖舊說流傳﹐不能盡廢﹐要以切實有征、平易近理者為本﹐其瑕瑜互見者則別白而存之﹐遊談臆說﹐以私意亂聖經者﹐則僅存其目。蓋六經之中﹐惟《易》包眾理﹐事事可通﹔《春秋》具列事實﹐亦人人可解。一知半見﹐議論易生﹔著錄之繁﹐二經為最。故取之不敢不慎也。 　　　　xi [宋]李明復《春秋集義綱領》﹕楊時曰﹕《春秋》昭如日星﹐但說者斷以己意﹐故有異同之論。若義理已明﹐則《春秋》不難知也。 　　　　xii唐蘭﹕《中國文字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6月第1版）﹐第10頁﹐傅根清導讀﹕如在“會意”下﹐許氏所舉的例子是“武”、“信”。唐蘭先生說﹕“‘止戈為武’﹐見於《左傳》﹐‘人言為信’﹐見於《榖樑》﹐似乎是很有根據的。但從現在的眼光看﹐這種說法都是錯誤的。古文字隻有象意﹐沒有會意。象意字是從圖畫裡可以看出它的意義的。‘武’字在古文字裡本是表示有人荷戈行走﹐從戈行的圖畫﹐可以生出‘威武’的意義﹐從足形的圖畫裡﹐又可以看出‘步武’的意義﹐可是總不會有‘止戈’的意義。” 元年春王正月 　　　　 　　　　 　　　　 　　　　“《春秋經》為什麼從魯隱公開始”﹐這問題別看講了這麼多內容﹐其實也隻是掛一漏萬而已﹐而且﹐《春秋經》一開篇就出現的問題還不止這一個──再比如《春秋經》到底有沒有孔子做的手腳﹐《春秋》這個書名到底是什麼意思﹐獲麟一事到底是吉是兇是什麼涵義﹐每一個看似無聊的問題都有著許許多多歧意紛紜的答案﹐而且很多問題都是直到今天也沒有定論的。一部《春秋》就是這樣開始﹐還會這樣進行下去﹐最終還將這樣結束。 　　　　 　　　　現在﹐進入《春秋經》隱公元年的第一句話﹕“元年春王正月”──很不巧﹐這句話的費解程度絕不亞於我們剛剛度過的那第一個問題。 　　　　 　　　　我們先來回顧一下“隱公元年”的全部經文﹕ 　　　　 　　　　 　　　　 　　　　【【元年春王正月。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於蔑。 　　　　 　　　　夏五月﹐鄭伯克段於鄢。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 　　　　 　　　　九月﹐及宋人盟於宿。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公子益師卒。】】 　　　　 　　　　 　　　　 　　　　看上去隻是很簡單的編年記事﹐說魯隱公元年﹐春天﹐正月﹔三月﹐魯隱公和邾儀父在篾地會盟﹔夏天﹐五月﹐鄭伯在鄢地“克”了段﹔秋天﹐周天子派宰咺（xuａn）送來魯惠公和仲子的□（fｅng）﹔九月﹐和宋人在宿地會盟﹔冬天﹐十二月﹐祭伯來了﹐公子益師死了。 　　　　 　　　　從字面上看﹐以上就是《春秋經‧隱公元年》的全部記事。遺憾的是﹐即便把字面意思全部搞清楚之後﹐我們也隻能知道這一年裡發生了幾件事而已﹐卻無法知道這幾件事的詳情﹐至於“微言大義”的褒貶﹐更無從得知。但讓我們比較欣慰的是﹕不單我們看不懂﹐古人也一樣看不懂。這就像我們拿到一本新聞類雜志的封面﹐看到上邊列舉了本期幾篇重要文章的大標題﹐但是﹐如果不翻開來細看雜志裡的具體內容﹐誰能隻從幾個大標題就了解全部事情的來龍去脈呢﹖桓譚的一句話是最常被人引用的﹕“《左氏傳》於《經》﹐猶衣之表裡相待而成。《經》而無《傳》﹐使聖人閉門思之十年﹐不能知也。”i這是說﹐如果沒有《左傳》這本教輔﹐隻有一部《春秋經》﹐就算讓聖人苦思十年﹐聖人也看不懂是什麼意思。 　　　　 　　　　當然《桓譚》這話也不是誰都認可﹐宋代學風就喜歡“舍經求傳”﹐號稱要真正理解孔子真諦﹐就必須排除“三傳”的幹擾。 　　　　 　　　　對於《春秋經》來說﹐“三傳”既是輔助﹐也是幹擾﹐但宋朝人說歸說﹐偷偷還是要翻看“三傳”的。桓譚的話到底說得實在﹐如果我們追求的不僅僅是微言大義﹐而還要“了解事件詳情”的話﹐“三傳”裡真正能起作用的其實也就是一部《左傳》。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左插慾Z喚鱸諞豢□嫉氖焙蠆19揮謝竦謾豆□虼□泛汀稑b樑傳》那樣的官方權威地位﹐甚至長久以來都被質疑為作偽﹐被質疑為是和《春秋經》毫無關系的一部單純的歷史著作。 　　　　 　　　　現代人很難理解《左傳》當時的窘境﹐如果打個現代語境的比方的話﹐《左傳》到底屬於經學還是屬於史學﹐大約相當於《資本論》到底屬於意識形態領域的惟一真理還是屬於眾多經濟學說中的一家之言。 “三傳”解經﹐各有各的說法﹐在開篇第一句“元年春王正月”上便已經顯出不同了。 　　　　 　　　　乍看上去﹐這句話好像平淡無奇﹐不過是記錄一下罷了﹐就好像小學生寫日記﹐開篇先交代一下﹕“2030年春天﹐1月5日﹐晴。”然後才開始進入具體記錄﹕“班長在同學張三和李四的陪同下慰問了患感冒在床的我﹐雙方進行了親切友好的會談……”《春秋經》裡的這個“月年春王正月”無非就相當於日記中的“2030年春天﹐1月5日﹐晴”﹐僅此而已。 　　　　 　　　　是的﹐乍看上去確實如此﹐但事情遠非這麼簡單。疑點之一﹕為什麼“隱公一年”要寫作“隱公元年”﹐這個“元”字有什麼深刻涵義在﹖疑點之二﹕如果是“元年﹐春﹐正月”﹐這倒是合情合理的時間記錄﹐可“春”和“正月”之間怎麼有個“王”字呢﹐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連帶影響到這句話應該如何斷句的問題﹐到底該該怎麼斷呢﹖是“春﹐王正月”﹐還是“春王﹐正月”﹖疑點之三﹕小學生寫日記﹐在“2030年春天﹐1月5日﹐晴”這一時間記錄之後是要交代當天所發生的具體事情的﹐可“元年春王正月”之後卻什麼都沒有﹐緊接著便沒頭沒腦地又開始“三月”了﹐這也太離奇了吧﹖──是呀﹐疑點之三尤其可疑﹐就好像小學生日記本裡“2030年春天﹐1月5日﹐晴”之後什麼內容都沒有﹐緊接著的卻是“2030年春天﹐1月6日﹐陰。我在馬路邊﹐揀到一分錢……” 　　　　 　　　　如此簡單的一句話竟然也疑點重重﹐還是慢慢來聽聽“三傳”的解釋好了。 　　　　 　　　　“元年春王正月”這句話本身是什麼意思﹐《左傳》和《榖樑傳》並沒有給出說明﹐隻有《公羊傳》說﹕ 　　　　 　　　　 　　　　 　　　　【【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 　　　　 　　　　春者何﹖歲之始也。 　　　　 　　　　王者孰謂﹖謂文王也。 　　　　 　　　　曷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 　　　　 　　　　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 　　　　 　　　　 　　　　 　　　　按照《公羊傳》一問一答的體例翻譯一下﹕ 　　　　 　　　　 　　　　 　　　　問﹕什麼叫“元年”呀﹖ 　　　　 　　　　答﹕就是國君即位的第一年。 　　　　 　　　　問﹕“春”又是什麼意思﹖ 　　　　 　　　　答﹕春天是一年的開始。 　　　　 　　　　問﹕“王”是在指誰呀﹖ 　　　　 　　　　答﹕是指周文王。 　　　　 　　　　問﹕為什麼先說“王”而後說“正月”呢﹖ 　　　　 　　　　答﹕這是說﹐這個正月是周王歷法的正月。 　　　　 　　　　問﹕為什麼要說周王歷法的正月呢﹖ 　　　　 　　　　答﹕這是為了要重視開始。 　　　　 　　　　 　　　　 　　　　先來說說“元年”。從《公羊傳》這段文本本身來看﹐發問“什麼叫‘元年’”﹐看來這個字面上的發問者不知道“元年”是什麼意思﹐所以回答者告訴他說﹕元年就是國君即位的第一年。但是﹐據《春秋公羊傳注疏》裡何休和徐彥的權威注釋﹐這一問一答的涵義卻不是這樣。 　　　　 　　　　該書說﹕隻有天子的紀年才可以稱之為元年﹐諸侯是不能稱元年的﹐魯隱公的爵位是侯爵﹐根本就配不上稱元年﹐發問者正是看到了這個矛盾所以才這樣提問的。從字面上說﹐“元”在這裡的意思就是“第一”﹐在紀年上就把第一年叫做元年﹐“元者﹐氣也﹐無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何休把“元”又賦予了一個神秘的“氣”的意義﹐於是乎“元”就是天地宇宙的開始﹐所以﹐“元”之前什麼都沒有﹐而“春”字系於“元”字之後便很是合情合理了。 　　　　 　　　　何休在此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說法﹕《公羊傳》說“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注意這個“君”字﹐這是有涵義的。對於魯隱公﹐可以稱他為侯﹐可以稱他為公﹐也可以稱他為君﹐這裡的“君”指的就是魯隱公。“君”這個稱呼是無論天子和諸侯都可以通用的──“君”的兒子就是“君子”﹐這就是“君子”一詞的本義──所以呢﹐《公羊傳》這是用“君”這個有著寬泛涵義的稱呼來賦予魯隱公以天子之尊﹐而隻有天子才可以改元立號﹐“《春秋》托新王受命於魯﹐故因以錄即位﹐明王者當繼天奉元﹐養成萬物”。ii 　　　　 　　　　這是公羊學的一個重要理論﹐是說天命從此便由周王室那裡轉到了魯國﹐或說這種天命的轉移隻是孔子假托的﹐即“托王於魯”﹐而《春秋經》貶斥周王室﹐尊崇魯公室﹐是謂“黜周王魯”﹐再往後發展下去﹐魯國的孔子就繼承天命﹐成了無冕之王（素王）﹐他的這部《春秋經》就是王朝憲法──不過﹐這憲法既不是給魯國準備的﹐更不是給周天子準備的﹐而是預先為漢朝準備的。漢朝尊崇孔子﹐這就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 沒想到普普通通的“元年”兩字﹐其背後的意義竟然如此深刻﹗且慢﹐還有更深刻的發揮呢﹐儒家一個重要的政治哲學理念就體現在這這兩個字上。 　　　　 　　　　董仲舒《春秋繁露‧玉英》說道﹕稱一為元﹐是為硈硒憿憐晼T霸□輟筆嗆苡心諍□模□嫠呶頤侵喂□□酪歡ㄒ□擁諞徊驕妥吆茫□□飧鮒喂□牡諞徊驕褪欽□□﹗□□洞呵鎩返腦□穎□恰耙栽□□睿□□□□耍灰蘊□□耍□□踔□□灰醞踔□□□□詈鈧□次唬灰災詈鈧□次唬□□襯謚□危晃逭呔閼□□□□笮小﹗□ii──說得夠玄妙﹐從一個“元”字擺正萬事萬物的開始﹐從中央而地方﹐最後王政大行﹐天下大治。其實董仲舒如此深奧的道理大略可以用兩句俗話來表達﹐一是“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二是“要正人﹐先正己﹐推己及人”（這是對皇帝說的）。 　　　　 　　　　第二點尤其是儒家一貫的政治理念﹕經世濟民﹐先從皇帝開始。我們看杜甫“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直到康有為的公車上書﹐意圖都是要直接打通皇帝路線﹐先從皇帝哪兒“正”了﹐然後影響到封疆大吏﹐最後才波及到草民百姓。道理其實並不復雜﹐隻是被董仲舒他們表達得很復雜﹐這就像奇數、偶數的加減乘除﹐本來隻是小學生的功課而已﹐但要拿陰爻、陽爻的對立轉化一表達﹐馬上就變成天人大道、宇宙大法了。但人心總願意相信後者﹐所以一個人把四則運算搞得再熟﹐也隻不過是個小學裡的數學尖子﹐可要能把加減乘除哲學化﹐變成天人大道和宇宙大法來夸夸其談﹐那就有機會出入皇宮內苑﹐成為萬人景仰的大師了。 　　　　 　　　　怎麼高深怎麼來﹐至於“元者﹐氣也”這個頗為神秘主義的解釋﹐經師們更是沒少闡發。清人陳立《公羊義疏》引《漢書‧律歷志》﹕“太極元氣﹐函三為一”﹐這裡不但把“元”和“氣”捏合在了一起成為“元氣”﹐還和太極攪在一處了﹐甚至還有一個好像是三位一體的神秘解釋﹐真夠復雜的﹗ 　　　　 　　　　其實﹐《漢書‧律歷志》的這段話原本倒沒有很復雜﹐在“太極元氣﹐函三為一”之後﹐緊接著就說﹕“極﹐中也。元﹐始也”﹐可陳立沒引這段話﹐接下來卻另外闡發說﹕所謂“函三為一”﹐三就是三才﹐一就是乾元﹐三才之道都被老天統攝﹐這就是“元”。iv 　　　　 　　　　三才已經很復雜了﹐再加上一個“大哉乾元”的“乾元”──事情隻要往《周易》身上一扯﹐想有個確切的解釋往往就很難了。《漢書‧律歷志》就曾從歷法角度解釋“元年春王正月”﹐說歷法的開始稱之為“元”﹐但隨後不但扯上《周易》的“體元以居正”﹐還伴有復雜的數學運算﹐實在讓人頭大。及至宋代﹐洪咨夔《春秋說》把“元年春王正月”和《周易‧乾》的“元亨利貞”一一配對﹐說這都是“天德”﹐王者有了這種天德就可以天下稱王﹐諸侯有了這種天德就可以一方稱尊﹐《春秋經》之所以一開始就寫這些﹐是“欲其自始至終與天同運也”。v 　　　　 　　　　大話說到洪咨夔這兒可能就說到頭了﹐但話不一定越大越對﹐另外的解釋也是有的﹐比如南宋的春秋學大宗師胡安國﹐雖然不搞高大全﹐卻更能深入孔子義理﹐他的《春秋傳》（世稱《春秋胡氏傳》）把“元”字解釋得很儒家﹕“元﹐即仁也。仁﹐人心也。”──讀過《論語》的都知道“仁”是《論語》最核心的主張﹐義理自然不錯﹐可問題是﹐“元”和“仁”的關聯怎麼才能合乎邏輯地建立起來呢﹖ 　　　　 　　　　 　　　　 　　　　《春秋經》剛一開篇﹐連正文都沒摸到呢﹐各個時代的各路專家們先在“為什麼開始於魯隱公”的問題上各執一詞﹐又在紀年問題上各講各話。對於初學者來說﹐這真好比剛一起步就踏進了一個龐大的迷宮﹐大迷宮還套著小迷宮。對這諸般解讀﹐宋代學者黃仲炎《春秋通說》曾經擇其大者作了一個歸納﹐說歷來闡釋元年問題的主要有兩種說法﹐一是“體元說”﹐二是“明僭說”。 　　　　 　　　　所謂“體元說”﹐主張《捶貟憿播痚凄佪儱t諞荒輟苯兇觥霸□輟保□庠謖□荊凰□健懊髻運怠保□銜□攀焙蛄泄□桓米約盒奘罰□膊桓迷詵夤□□謐猿圃□輳□綣□餉醋雋耍□褪琴栽健Ｕ餼褪竊□晡侍獾牧腳芍饕□餳□? 　　　　 　　　　那麼﹐黃仲炎歸納了半天別人的說法﹐他自己算哪一派呢﹖ 　　　　 　　　　──哪派都不算﹐他認為這兩派說的都不對﹕“體元說”違反義理﹐會直接導向“黜周王魯”的“錯誤結論”﹔“明僭說”違反史實﹐《尚書》的《虞夏書》和《商書》明明早在春秋之前就在歷法上用到“元”這個字了﹐可見這不是《春秋經》的原創﹐而春秋諸侯各有各的史官﹐這也是史有明文的。 　　　　 　　　　黃仲炎推翻兩說﹐自己的意見是﹕“元年”二字就是魯史舊文﹐是魯國的史料檔案上原本就這麼寫的﹐孔子原樣給抄了下來﹐僅此而已﹐後人非要從這裡邊解讀出什麼微言大義﹐實在是研究過頭了。vi 事情可能還真像黃仲炎說的這樣。黃仲炎的立論﹐約略可以代表治春秋學的專家當中樸實的一派﹐在宋代而言﹐黃仲炎和朱熹是站在一邊的﹐胡安國站在對面一邊。但誰是誰非還真很難說──胡安國雖然在學風上極盡深文周納之能事﹐把春秋大義闡發得可能連孔子本人看了都會目瞪口呆﹐但他的經學緊扣時事、抨擊弊政﹐更對北方被金人佔領的失地始終在字裡行間耿耿於懷。後來到了清朝﹐乾隆皇帝對諸家解經的意見超級大﹐搞了個《御纂春秋直解》﹐所謂“直解”﹐就是說“你們都是誤讀﹐我這本書才是正解”﹐序言裡還專門點了胡安國的名﹐叮囑大家不要相信胡安國的胡說。vii 　　　　 　　　　胡安國大講“尊王攘夷”﹐乾隆皇帝這是被“攘夷”給惹惱了﹐但胡安國的《春秋傳》也確實臆斷太多。我們甚至可以說﹐胡安國的學問帶有陸遊和辛棄疾那種氣質﹐他的學術著作也確曾和簣善咻說백2療□駁奈難□髕芬謊□□願垂□娜□□□募□□□奘□咳耍□麼蠹抑揖□ｕ□５鐘□□輟Ｋ□裕□院□補□難□室殘聿桓媒□匝□砝春飭濬□□退閽謁□邢附諫隙際譴淼模□拍釗詞嵌緣摹? 　　　　 　　　　──這話絕沒有諷刺之意﹐其實清代的四庫館臣就很明白這個道理﹐他們雖然也跟著皇帝起哄﹐但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裡也存在這樣一種評語﹕宋儒呂大圭的《春秋或問》和《春秋五論》議論雖高但考據很差﹐盡管如此﹐看看呂大圭的生平﹐他在元兵打來的時候﹐別人投降他死節﹐可稱皎然千古﹐深明春秋大義。再來看他的書﹐雖然考據上不大靠譜﹐但侃侃而論﹐大義凜然﹐確是很出色的衛道士﹐所以呢﹐還是不要隻用學術標準來衡量他呀。viii 注釋﹕　　 　　　　 　　　　i [漢]桓譚《新論》﹐《全後漢文》輯本。 　　　　ii [漢]何休/解詁﹐[唐]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隱公元年》﹕[疏]“元年﹐春﹐王正月”。○解雲﹕若《左氏》之義﹐不問天子諸侯﹐皆得稱元年。若《公羊》之義﹐唯天子乃得稱元年﹐諸侯不得稱元年。此魯隱公﹐諸侯也﹐而得稱元年者﹐《春秋》托王於魯﹐以隱公為受命之王﹐故得稱元年矣。……[疏]“元年者何”。○解雲﹕凡諸侯不得稱元年﹐今隱公爵猶自稱侯﹐而反稱元年﹐故執不知問。……君之始年也。（以常錄即位﹐知君之始年。君﹐魯侯隱公也。年者﹐十二月之總號﹐《春秋》書十二月稱年是也。變一為元﹐元者﹐氣也﹐無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故上無所系﹐而使春系之也。不言公﹐言君之始年者﹐王者諸侯皆稱君﹐所以通其義於王者﹐惟王者然後改元立號。《春秋》托新王受命於魯﹐故因以錄即位﹐明王者當繼天奉元﹐養成萬物。） 　　　　iii [漢]董仲舒《春秋繁露‧玉英》﹕謂一元者﹐大始也。痋慼潘蛣碨蛂撓c酥□□兀□∪酥□□帷Ｊ槍手喂□□嗽謖□□□□□□□宋迨潰□宕□□猓□藍衲誦危□晌降悶湔嬉櫻□親勇分□□薌□Ｎ┤□四蓯敉蛭鎘諞唬□□抵□□玻□詹患氨舅□永炊沖兄□□荒芩炱涔ΑＪ且源呵銼湟晃街□□□□淘□玻□湟逡運嫣斕□帳家病９嗜宋ㄓ兄帳家玻□□□槐賾λ氖敝□洌□試□呶□蛭鎦□荊□□酥□□諮傘０蒼諍□磕嗽諍跆斕□□埃□嗜慫瀋□炱闢□胺釤炱□擼□壞糜□煸□咎煸□□□參□淥□□病９蝕赫□掄擼□刑斕□□□□玻□燙□□□□□罩□玻□淶老嚶牘補Τ忠擔□踩菅閱頌斕□□□刻斕□□□□晌□詿耍慷袷╤諶耍看篤涔岢幸庵□硪印Ｊ槍蝕呵鎦□潰□栽□□睿□□□□耍□蘊□□耍□□踔□□□醞踔□□□□詈鈧□次唬□災詈鈧□次唬□□鼓謚□危□逭呔閼□□□□笮小? 　　　　iv [清]陳立《公羊義疏》﹕三者三才﹐一即乾元也。三才之道皆統於天﹐謂之元。以為道生天地者﹐老氏之說也。 　　　　v [宋]洪咨夔《春秋說》卷一﹕元者乾之元﹐春者乾之亨﹐正者乾之利貞﹐皆天德也。王者有是德而後可以王天下﹐諸侯有是德而後可以君一國﹐而承事王者嗣立之始書之﹐欲其自始至終與天同運也。 　　　　vi [宋]黃仲炎《春秋通說》卷一﹕說元年者有二﹐曰體元也﹐曰明僭也。所謂體元者﹐曰《春秋》以一為元﹐示大始而欲正本也﹐王者即位必體元以施化也﹐使如其說則《春秋》黜周而王魯矣﹐是不然。所謂明僭者﹐曰古者列國無私史﹐諸侯不得自稱元年於其國﹐是亦豈然哉﹖《虞書》稱月正元日﹐《商書》稱太甲元年﹐則是一為元者從古以然﹐非《春秋》之新意也。古者諸侯得臣其國內之人﹐稱於國曰君﹐其得紀年於國﹐無可疑者。《內則》所記生子者書於閭史。閭猶有書﹐況國乎﹖……以此觀之﹐非可以僭言也。然則元年者﹐魯史舊文爾﹐聖人述之以紀事﹐而後世必以意義求過矣。 　　　　vii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御纂春秋直解》﹕……大旨在發明尼山本義﹐而鏟除種種迂曲之說﹐故賜名曰直解。冠以御制序文﹐揭胡安國傳之傅會臆斷﹐以明誥天下。 　　　　viii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春秋或問》﹕……大概長於持論而短於考實﹐然大圭於德佑初由興化遷知漳州﹐未行而元兵至﹐沿海都制置蒲壽庚舉城降﹐大圭抗節遇害。其立身本末﹐皎然千古﹐可謂深知《春秋》之義。其書所謂分名義、正名實、著幾微為聖人之特筆者﹐侃侃推論﹐大義凜然﹐足以維綱常而衛名教﹐又不能以章句之學錙銖繩之矣。 當然﹐四庫館臣那麼說﹐雖然對呂大圭的學問顯得刻薄了些（對呂先生的著作後文還會提到﹐四庫館臣很可能低估了他的學術水平）﹐道理說得卻也一點不錯。現在看來﹐作為“誤讀”對立面的“正解”﹐至少存在著三個層次﹐即﹕事實正確、義理正確、政治正確。 　　　　 　　　　所謂“詩無達詁﹐文無達詮”﹐“有一千個觀眾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這隻是針對文藝作品來說的﹐法官在面對証人們不同的証詞時顯然就不大適合使用這種毫無標準的標準﹐福爾摩斯應該也會搖頭的。那麼﹐就“事實正確”來說﹐真相隻有一個。學者們抽絲剝繭﹐是為了達致這一真相﹐達致這一惟一的真相──不管道德風尚怎麼變﹐不管政治形勢怎麼變﹐真相始終就是那一個﹐永遠不變。以這種眼光來看待經典﹐也就是把經典從經學當中抽離出來﹐將之納入了史學范疇﹐現代學者大多都是這麼做的。 　　　　 　　　　“義理正確”在表現上很像是我在序言裡引述貝格爾的意思﹐這是“人們給一個無意義的世界不斷賦予意義的過程”﹐這可以說是人類的本能。就“義理正確”來說﹐胡安國和呂大圭都是典型。“義理正確”並不是惟一的﹐它會隨時代風氣順衧{□崴嫜□叩母鋈似□視胙□跣捫佽剷洹Ａ街窒嗷□粵５摹耙謇碚□貳輩２灰歡ｎ塗梢災□倍苑劍□□羌瓤梢醞□閉□罰□部梢栽詬髯蘊囟ｕ睦□肺恢蒙細髯哉□貳５比唬□□且部贍薌仁欽□返模□質譴砦□模□幢閽諭□桓鍪奔洹﹗□□比唬□話闃揮信怨壅哺嘔□餉純矗□筆氯俗約和□□嶁拋約何兆×宋┬壞惱□懟? 　　　　 　　　　就“政治正確”來說﹐乾隆皇帝就是個典型。我在《春秋大義》裡還講過石渠閣和白虎觀的兩大會議﹐也都是“政治正確”的范例。儒學也好﹐墨學也罷﹐種種學說在“政治正確”的領域裡幾乎僅僅作為名義上的學派而存在﹐而實質性的學派隻有一個﹕就是官學。“政治正確”當然也不是惟一的﹐它更容易隨時代的不同而變化﹐隨統治者的不同而變化。衡量“政治正確”的標準大多都是當時當地的﹐這個時代的“政治正確”在另一個時代裡很可能就不再“政治正確”了。 　　　　 　　　　“正確”的這三個層次往往並不統一﹕義理正確﹐不一定事實正確﹔事實正確﹐也不一定政治正確。 　　　　 　　　　再者﹐我在序言裡說“夸張些來說﹐一部經學史就是一部誤讀史”﹐這句話還可以作如下的理解﹕一部經學史就是一部大家互相以正解自居而指斥別人為誤讀的歷史。 　　　　 　　　　隻要有正統﹐就必然有異端的﹔自己越感覺自己正統﹐也就越容易感覺別人異端。對異端當然不必客氣﹐因為打擊異端至少是符合“義理正確”的﹐當然很多時候還同時符合“政治正確”。 　　　　 　　　　 　　　　好了﹐我們最終還是得回到學理上來﹐繼續考察黃仲炎和胡安國的立論基礎和推理手段。 　　　　 　　　　黃仲炎和胡安國給了我們兩個相反的榜樣。事情如果想朝著復雜一面發展﹐自然可以越來越復雜﹐但如果想朝著簡單的一面發展﹐同樣也可以越來越簡單。我們若隻以簡單的頭腦來推想之﹐從胡安國以上直到何休﹐這些在各自時代裡頂尖的經學大師們﹐他們的闡釋是否“在事實上”成立﹐這還真輕信不得。 　　　　 　　　　樸素的反對派也不是直到宋朝才有的。隋朝學者劉炫早早也就站在反對派的陣營裡﹐他在《歸過》裡很簡單地說﹕“元”和“正”隻是取其“始”、“長”的意思﹐和什麼“體元居正”沒關系。“元年”僅僅指的是“頭一年”。i 　　　　 　　　　我們現在可以把劉炫和黃仲炎的結論結合起來看﹕“元年”僅僅指的是“頭一年”﹐而這個寫法原來在魯國史官的早期記錄裡就已經是這樣了﹐孔子拿來照抄而已﹐別無深意。 　　　　 　　　　問題似乎是得到了解決﹐但我們還得問個問題﹕深文周納的闡釋盡管可疑﹐難道樸實無華的闡釋就一定是正確的嗎﹖ 　　　　 　　　　是呀﹐也不一定。 很多時候﹐讀書很怕二分法﹕非此即彼﹐非正即邪﹐非忠即姦﹐等等等等。要知道﹐即便正方被証明為錯﹐並不意味著反方一定就對﹐而且﹐世界上不一定隻有正與反這兩個選擇。 　　　　 　　　　常見的例子是﹕張三抵制日貨﹐李四評價說﹕“張三很愛國。”──但反日的人也不一定就是愛國主義者﹐他也可以是一個國際主義者或者博愛分子。 　　　　 　　　　張三說﹕“中醫不好。”李四質問道﹕“難道西醫就好嗎﹖”──張三其實隻表達了“中醫不好”﹐他既可能認為西醫更不好﹐也可能完全不了解西醫而無從發表看法。 　　　　 　　　　張三說﹕“歷代很多專家對《春秋經》的解釋在史實上未必站得住腳。”李四質問道﹕“難道《聖經》和《荷馬史詩》就禁得起史實考據嗎﹖”──張三也許認為《聖經》和《荷馬史詩》更禁不起史實考據﹐也許對《聖經》和《荷馬史詩》毫無了解﹐他在表達對《春秋經》的這個看法的時候並沒有同時表達出對《聖經》和《荷馬史詩》的任何看法。而且﹐他隻是作了一個事實陳述（盡管這個陳述有可能是違反事實的）﹐而不是價值陳述。換句話說﹐張三的這句話僅僅是一個實証表述﹐而不是規范表述。 　　　　 　　　　這樣的例子更容易在學校裡找到﹕老師對小明說﹕“你昨天為什麼沒做值日﹖”小明的回答是﹕“小毛前天還曠課了呢﹗”──老師說﹕“小毛前天曠沒曠課我不知道﹐我可以去調查﹐但無論小毛前天曠沒曠課﹐這和你昨天做沒做值日一點兒關系都沒有。” 好了﹐話說回來﹐排除頭腦中的二分法定式（如果沒有當然更好）﹐繼續來看胡安國、劉炫、黃仲炎他們在解經上的分歧所在。這小小的一個字﹐既是文字訓詁問題﹐更是意識形態問題﹐前者自然不值得大費周章﹐後者卻影響到立國之本。但是﹐如果本著求實的態度﹐政治正確最好還是要紮根在訓詁正確（事實正確）之上的﹐這才讓人塌實。那麼﹐問題繼續﹕對於“隱公元年”的這個“元”字﹐即便深文周納的解釋是錯誤的﹐劉炫他們的那種樸素的闡述就一定是正確的嗎﹖ 　　　　 　　　　劉炫和黃仲炎﹐一個“元”字之解﹐一個“魯史舊文”之說﹐後者過於復雜﹐容後再講﹐現在先來考查一下劉炫對“元”字的解釋。 　　　　 　　　　“元”的意思是“始”﹐劉炫說的似乎不錯﹐因為從許慎的《說文解字》就是這麼解釋的﹕“元﹐始也﹐從一﹐從兀。”這是個看似很樸素的解釋﹐但仔細琢磨的話﹐也可以很深刻──“從一﹐從兀”﹐這是可以和前邊那個神秘的“氣”聯系在一起的。清代莊有可著有一部《春秋小學》﹐專門考較字義﹐對“元”字的解釋是﹕下邊是“兀”﹐上邊是“一”﹐構成了一個“元”字﹐這有什麼意義呢﹖對了﹐徐鍇曾經引《周易》的話說過﹐“元者﹐善之長也”﹐奀j□跡□峭芬桓觶□□浴霸□弊質譴印耙弧崩吹摹Ｄ敲矗□印捌闆鋇慕嵌壤捶治觥霸□保□瞧□鴕□仙□□□浴耙弧本蛻仙□健柏﹗鋇納媳比恕﹗柏﹗鋇囊饉際恰案摺保□耙弧鄙□健柏﹗鋇納媳擼□雀□垢摺□i 　　　　 　　　　這個解釋很深刻﹐很有哲理﹐很有幾分微言大義的味道﹐但遺憾的是﹕這是錯的﹐而且從許慎的《說文解字》那裡就錯上了。 　　　　 　　　　從許慎到莊有可﹐受限於時代﹐並沒有甲骨卜辭可資參照﹐而我們如果實際一些來看﹐“元”字的甲骨文字型和現在的字型並沒有多大變化﹕上邊是個“二”﹐下邊是個“人”。但是﹐這個“二”隻是現代字型的“二”﹐一個短橫加一個長橫﹐在甲骨文裡這個字其實是“上”﹐甲骨文真正的“二”字是上下兩橫一般長﹐而如果上邊是長橫、下邊是短橫﹐這就是“下”字。甲骨文裡的“元”是個會意字﹐“人”之“上”﹐表示的是“腦袋”。《左傳‧僖公三十三年》晉國和狄人作戰﹐晉國的先軫沖進狄人軍中戰死﹐而後“狄人歸其元﹐面如生”﹐也就是狄人把先軫的腦袋歸還晉國﹐其面色宛如生時。在《孟子》裡“元”字一共出現過兩次﹐也都是“腦袋”的意思。iii 　　　　 　　　　“腦袋”是“元”的本義﹐“始”是“元”的引伸義﹐楊樹達還曾從造字之法加以鑿實﹕“冠”字的造字即是用手往頭上加冠的表示。iv從“腦袋”這個意思上﹐“元”字可以派生出種種的引伸義﹐比如“元子”﹐這並不是一個日本女孩的名字﹐而一般是指嫡長子﹐也就是嫡子中的老大﹐“頭一個”。而在被用來表示時間的時候﹐“元”字還有著很喜人的意思﹐比如《禮記‧王制》有“元日﹐習射上功”﹐孔穎達解釋“元日”為“善日”﹐這個“元日”還指正月初一﹐比如《尚書‧舜典》有“月正元日”﹐想想我們的“元旦”﹐來源很古老哦。 　　　ꄿ 　　　　那麼﹐“元年”﹐吉利與否暫且不論﹐但“頭一年”這個意思該是可想而知的。那麼﹐事情真如何休所謂隻有天子的紀年才可以有元年之稱嗎﹖是隻有“王者”才可以改元立號嗎﹖──這問題很重要﹐因為它暗示著公羊學的一個理論基礎﹕《春秋經》是“黜周王魯”的﹐不再把周天子放在最高位置上﹐而是認為天命到了魯國這裡﹐或者說是孔子作《春秋經》“托王於魯”﹐如蔣慶說“《春秋》王魯﹐並非真以魯為王﹐而是托王於魯﹐即假借魯國的歷史來說明孔子外王之義（孔子治理天下萬世之義）”。v歷來在這點上《左傳》學就是和公羊學相對立的﹐兩派專家為此可沒少了論戰。 i [隋]劉炫《歸過》（《漢魏遺書鈔》）﹕規曰﹕元、正惟取始、長之義﹐不為體元居正。 　　　　ii [清]莊有可《春秋小學》卷二“元”條﹕《說文》﹕“始也。從一﹐從兀。”徐鍇曰﹕“元者﹐善之長也﹐故從一。”元以氣言﹐氣必上升﹐故一在兀上。兀﹐高也﹐會意。余意皆轉注。 　　　　iii 楊伯峻﹕《孟子譯注》（中華書局2005年第2版）﹐第356頁。 　　　　iv 楊樹達﹕《積微居小學述林》（中華書局1983年第1版）﹐第63頁。 　　　　v 蔣慶﹕《公羊學引論》（遼寧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版）﹐第5章。 的確﹐何休的支持者很多﹐反對者一樣很多﹐即便在深研公羊學的專家當中﹐提出反對意見的也不在少數。比如孔廣森就在這個問題上說﹕古時候諸侯分土而治、分民而守﹐和後世的所謂封疆大吏是不一樣的﹐他們在自己的境內當然可以使用自己的紀元了。i 　　　　 　　　　孔廣森這番話顯示了封建時代和專制時代的一處不同﹕在秦漢以來的專制時代﹐大家習慣於一個國家隻有一種紀元﹐比如唐朝貞觀三年﹐無論在長安還是在洛陽﹐甚至在遙遠的邊疆﹐無一例外地都是桾瞴慼撚瞗潦e□閉娉魷至肆磽庖桓黽馱□駝旯奐馱□□貝嬖塚□薔退得饔腥嗽旆戳恕Ｋ□健拔┤跽呷緩蟾腦□10擰保□謐ㄖ剖貝□肥等□耍□熱韁煸□敖ｕ□糯竺鰨□腦□槲洌□餼褪歉某□淮□耍□□諳惹厥貝□□緇岱縊茲次幢厝□恕Ｂ徹□梢雜新徹□募馱□□□□梢雜薪□□募馱□□廡┘馱□橢芴熳擁募馱□□輩４媯□蠹沂又□□硭□比唬□２灰暈□□□旆礎? 　　　　 　　　　清人何若瑤更舉出了似乎顯而易見的証據力駁何休之說﹐說統治天下的叫做君﹐統治一個諸侯國的也叫做君﹐《公羊傳》裡說的“君之始年”﹐隻要是“君”都有這個“始年”。《白虎通‧爵篇》提到過“王者改元即事天地﹐諸侯改元即事社稷”﹐《史記》裡也沒少出現列國各自紀元的記載﹐所以何休的注釋曲解了《公羊傳》的原意。ii 　　　　 　　　　楊伯峻在《春秋左傳注》裡也像陳立一樣引用過《漢書‧律歷志》﹐不過引的是另外一段﹕“《漢書‧律歷志》引《商書‧伊訓》有‘太甲元年’﹐則元年之稱﹐起源甚早。”iii 　　　　 　　　　《漢書‧律歷志》的這段引文是﹕“《伊訓》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醜朔﹐伊尹祀於先王﹐誕資有牧方明。’”通行本《尚書‧商書‧伊訓》裡的這句話寫作﹕“惟元祀十有二月乙醜﹐伊尹祠於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是說太甲元年十二月乙醜日﹐伊尹祭祀先王雲雲。本篇《伊訓》屬於“偽古文尚書”﹐這一句和《漢書》引文有些出入﹐比較有趣的一個出入是﹕這裡不是“元年”﹐而是“元祀”。據孔安國解說﹐所謂“祀”﹐也就是“年”──同樣這個“年”﹐夏代叫“歲”﹐商代叫“祀”﹐周代叫“年”﹐唐虞之世叫做“載”。iv雖然這個說法並不確切﹐v但這四種稱謂直到現在竟還以原義保留下來三個﹐也算是不容易了。 　　　　 　　　　“太甲元年”這個侇oㄎ蘼劭煽坑敕瘢□湊□髦蕓隙ㄒ丫□辛恕霸□輟閉飧鏊搗□恕Ｑ畈□□□ｕγ□摹拔┤踉□炅□隆□□崩醋魎得鰨□嫡饈恰拔髦芤嘁緣諞荒晡□□曛□抵□薄□i 　　　　 　　　　如果此說屬實﹐那麼﹐“元年”恐怕就不該是出自孔聖人的原創了。當然﹐有不少古人也不認為這是孔子原創﹐上文所說的黃仲炎就是一位﹐再如宋代戴溪的《春秋講義》說從堯舜以來就一直這樣了。vii考慮到《尚書‧虞夏書》在當時的地位﹐戴溪的話倒也無可厚非。但對我們現代人而言﹐堯舜時代畢竟渺茫難征﹐不太好說﹐但考察一下商周時代的青銅器銘文﹐就會發現有不少銘文都是隻記月、日而不記年的。 　　　　 　　　　在記年的青銅器當中﹐比如西周中期的師遽簋蓋有“唯王三祀四月既生霸辛酉”的說法﹐viii這裡的“王”有人認為是周恭王﹐而這裡居然也以“祀”來表示“年”﹐証實了前邊孔安國的說法並不十分可靠。“既生霸”是月相的名稱﹐“辛酉”是以幹支記日。如果我們把這裡的“王”暫且認作周恭王的話﹐這句話就相當於“周恭王三年﹐四月﹐既生霸月相﹐辛酉日”﹐這是一個年、月、日完整的時間記錄體例﹐基本就和現代小學生日記的開篇如出一轍了。 　　　　 　　　　■【造字﹕月＋句】簋被認為是西周晚期之物﹐銘文說﹕“唯元年三月丙寅……”ix又是一個年月日齊備的時間記錄﹐而且﹐更為要緊的是﹐“元年”斬釘截鐵地出現了。 　　　　 　　　　元年師兌簋﹐這件銅器的主人公是西周厲王、宣王時代的人﹐銅器銘文說﹕“唯元年五月初吉甲寅……”﹐x也是年月日齊全﹐也有“元年”出現。連帶解釋一下﹐這裡的“初吉”看上去像是黃歷上的吉兇之言﹐其實是當時的月相名﹐和前邊那個“既生霸”是一類的。 　　　　 　　　　元年師■【造字﹕“旗”﹐把“其”換成“史℅＿q□□□撓校骸拔ㄍ踉□晁腦錄壬□浴□□閉庖彩俏髦芡砥謚□鎩□i 　　　　 　　　　師酉簋﹕“唯王元年正月……”xii這是西周中期的。 　　　　 　　　　我就不再多舉例了﹐反正這麼看下去﹐“元年”這個用法至少在西周時期已經並不罕見了。 　　　　 　　　　 　　　　 　　　　如果按照奧卡姆剃刀的原則﹐“元年”﹐也許僅僅是“頭一年”的意思﹐並沒有多少神秘和深刻可言﹐但對我們來說﹐有時候“虛假的歷史”往往比“真實的歷史”更為真實﹐至少更為重要﹐盡管在這個例子裡我們還不能夠審慎地判定到底哪種說法才是真實無誤的。比如﹐現在我們已經大體知道了儒家兩個極其著名的概念“慎獨”和“格物致知”被誤解了上千年﹐但其本義在歷史上幾乎毫無影響﹐真正產生深刻影響的卻是它們被誤解了的意思。對於學習歷史的人來講﹐既要學習對的﹐也要學習錯的──這個說法雖然看似荒唐﹐但是﹐“學習錯的”和“學習對的”其實一樣重要﹐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話。 春王正月 　　　　 　　　　 　　　　 　　　　“元年”之後﹐就是“春王正月”了﹐這四個字看似簡單﹐卻讓歷代經學家們費盡了口舌。“春”﹐還好理解﹐就是春天。古代經學家解釋《春秋經》的得名﹐神秘主義一派的經典意見如《三統歷》“春為陽中﹐萬物以生﹔秋為陰中﹐萬物以成﹐故名《春秋》”﹐樸素一些的說法如《春秋說》﹐說孔子作《春秋經》春天動筆﹐秋天完成﹐所以叫《春秋》﹐xiii杜預還有過一種經典見解﹐說這是截取了“春夏秋冬”中的“春秋”來表示全年。xiv這個解釋很有道理﹐但從現在的考古証據來看﹐在周原發現的甲骨卜辭顯示了周人早年在一年之中隻分春秋、並無冬夏﹐殷商時代同樣如此。從中可以推測一年四季之分是相當後起之事﹐時間大約是在弇壖J蹌輟□v這就意味著﹐“春秋”二字並不見得就是截取“春夏秋冬”而來﹐其本身就足以標志完整的一年了。而考之殷商甲骨﹐春、秋二字都是“年”的意思﹐說“今春”就等於說“今年”。xvi在這個問題上﹐曾經很迷惑人的就是《尚書‧堯典》﹐如果這篇文獻真是歷史實錄的話﹐那麼早在堯的時候就已經分出四季了。 　　　　 　　　　再看“正月”﹐也好理解﹐正月就是一月﹐這種稱呼在殷商時代也已經有了。xvii至此﹐隱公元年﹐春﹐正月﹐年度、季節、月份這三大時間要素已經齊備﹐但麻煩的問題又來了──問題不在於缺了什麼﹐卻在於多了什麼。多出來一個“王”字。為什麼不是“春正月”﹐而是“春王正月”呢﹖這個“王”字擺在這裡是什麼意思呢﹖ 　　　　 　　　　“王”字很多人認為是孔子特意寫上去的﹐是謂“特筆”﹐但這個“特筆”意義何在呢﹖ 　　　　 　　　　仔細打量這個“王”字﹐越看越覺得神奇﹕三橫一豎﹐寓意宏大﹐古人有說三橫象征著天、地、人﹐一豎是貫通了天、地、人﹐是謂以一貫三﹐這才為天下景仰的王者之象。xviii──這個深刻的哲理建基於一個錯誤的訓詁﹐已經不為現代學者所取。但“王”字的本義是什麼呢﹖學者們到現在也沒爭論清楚。 　　　　 　　　　“王”的字義可以放在一邊﹐現在我們要關心的是﹐這個“王”究竟指的是誰﹖ 　　　　 　　　　《公羊傳》說﹐這個“王”指的是周文王。周文王一向被認為是周人當中第一位接受老天爺委任的王﹐即“受命王”。另一種常見說法（比如孔穎達說）是﹕“王”指的是當時在位的周天子﹐即“時王”。這也算公羊學家和《左傳》學家的一個基本分歧所在。清代公羊家孔廣森曾引述孔子“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由此而推想孔子作《春秋》之本意﹐並反駁《左傳》學者說﹕這個“陃`痹趺純贍蓯鞘蓖蹌兀恐芷酵醵□ㄖ□螅□跏胰賬□□諼壞鬧芴熳雍芫枚濟幌路９□路菖屏恕□ix 　　　　 　　　　這種爭執﹐看似拘泥小節、無謂之至﹐實則大有深意﹐關乎立國之本。我在《春秋大義》裡講過《公羊傳》關於齊襄公九世復仇的一則大義如何被漢武帝拿來以論証打擊匈奴的必要性﹕當初﹐齊國受紀國陷害﹐國君被周天子扔到鍋裡煮了﹐九世之後﹐齊襄公向紀國復仇。都過了九代人了﹐這個仇難道還要報嗎﹖《公羊傳》的回答是﹕當然要報﹐因為對國君來說﹐國家與君主是一體的﹐國就是君﹐君就是國﹐而國君的位子世代相襲﹐所以前代的國君和後代的國君也是一體的。所以﹐侵犯國家就等於侵犯國君﹐侵犯國君也就等於侵犯國家﹔侵犯前代國君就等於侵犯後代國君﹐侵犯後代國君也就等於侵犯前代國君﹐如果結了仇﹐不管過了多少代也一定要報。──當時漢武帝的意思就是﹕劉邦曾被匈奴欺負過﹐這個仇到我這兒雖然已經過了好幾代了﹐但根據春秋大義﹐該報的就一定要報﹗ 　　　　 這就牽涉我們現在這個周文王的問題了。周文王是周人第一位“受命王”﹐接受的是老天爺的委任。那麼﹐按照公羊理論﹐國家與國君一體﹐前王和後王一體﹐“春王正月”的“王”自然該是周文王。清代公羊家莊存與把這個問題說得很透﹕接受老天爺委任的那位王（受命王）叫做太祖﹐太祖的接班人叫做繼體。所謂繼體﹐是繼承太祖的意思﹐不敢說自己的王位也是受之於天﹐隻能說是受之於太祖的﹐自古以來都是這樣。連周武王那樣的聖王都要歸命於周文王而不敢自專﹐何況後世子孫呢﹖從文書誥命到政治體制﹐都打著周文王的旗號﹐這才是尊祖、尊天地的道理。xx 　　　　 　　　　莊存與並不是一個求實風格的學者﹐但他舉的這個周文王和周武王的例子倒很貼切﹐和《論語》裡邊“父親死後﹐兒子要‘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才算孝順”的說法xxi也是比較合拍的。周文王是周人的受命王﹐把受命於天的那一年定為元年﹐積極籌備克商大業﹐可到第七年的時候﹐壯志未酬身先死﹐兒子周武王繼位。但周武王並沒有改元﹐而是把自己繼位的這一年稱為八年﹐行軍的時候也帶著周文王的靈位（木主）﹐這都是在強調自己對周文王的“繼承”。莊存與的解說就是從這層意思而來的﹐被抽象出來的道理就是“尊王、尊祖、尊天地”。 　　　　 　　　　再來看看《公羊傳》的這則春秋大義﹕國家與國君一體﹐前王和後王一體﹐看似很牽強﹐但在先秦的宗法社會裡﹐這麼說是一點兒都不錯的。所謂宗法社會﹐宗統就是君統﹐家就是國﹐家長就是國君﹐這都是以父系血緣為紐帶的﹐是真正意義上的家天下﹐和秦漢以後那種皇帝制度的家天下迥然不同。 　　　　 　　　　《春秋經》一經三傳都是誕生於宗法社會的﹐而隨著社會從宗法進入專制的轉型﹐舊概念不再適應新社會了﹐於是﹐就像在很多社會轉型期都會發生的那樣﹐舊概念的字面本身被原封不動地沿用了下來﹐其內涵卻已經被偷偷地換掉了。所以﹐在漢武帝打匈奴的那個例子裡﹐《公羊傳》的九世復仇理論從嚴格意義上來看其實並不適用﹐漢武帝派出去為自家先祖拋頭顱、灑熱血的那些人絕大多數並不是漢朝劉家血緣上的親屬﹐也不是在漢朝享有政治權利的國民。換句話說﹐這些拋頭顱、灑熱血的人既不是作為親屬在為家族復仇﹐也不是作為享有政治權利的國民在為國家復仇﹐隻不過奴才在為主子復仇而已﹐盡管奴才為主子復仇有些時候也會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的奴才的利益。 　　　　 　　　　那麼﹐從齊襄公九世復仇來看“國、君一體”的春秋大義﹐下面這兩句話性質一樣嗎﹕ 　　　　 　　　　（1）“什麼是齊國﹖齊襄公就是齊國。” 　﹛@　? 　　　　（2）“什麼是大清國﹖老佛爺就是大清國。” 　　　　 　　　　 　　　　 　　　　“春王正月”的這個“王”字﹐在“事實正確”的層面上不過是個訓詁之爭﹐而在“政治正確”的層面上卻關乎國本。回顧莊存與對《公羊傳》的這段解讀﹐就文本論文本可以說大體無誤﹐但在清朝的社會格局之下有沒有偷換概念之嫌呢﹖況且﹐即便莊存與對《公羊傳》的解釋準確無誤﹐但《公羊傳》對《春秋經》的解讀也是準確無誤的嗎﹖“春王正月”的“王”當真指的是周文王嗎﹖ 注釋﹕　　 　　　　 　　　　i [清]孔廣森《公羊春秋經傳通義》﹕《爾雅》曰﹕元﹐始也。天子、諸侯通稱君。古者諸侯分土而守、分民而治﹐有不純臣之義﹐故各得紀元於其境內﹐而何邵公猥謂唯王者然後改元立號﹐經書元年為托王於魯﹐則自蹈所雲反傳違戾之失矣。 　　　　ii [清]何若瑤《春秋公羊注疏質疑》卷一“元年春王正月傳君之始年也注惟王者然後改元立號”條﹕君天下曰君﹐君一國亦曰君。君之始年者﹐凡君皆得有其始年也。《白虎通‧爵篇》﹕王者改元即事天地﹐諸侯改元即事社稷。《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六國年表》列國《世家》皆有分國紀元﹐可以為証。注非傳意。 　　　　iii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隱公元年》（修訂本）（中華書局1990年第2版）﹐第5頁。 　　　　iv [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尚書正義‧伊訓》﹕祀﹐年也。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 　　　　v 參見﹕胡厚宣《殷代年歲稱謂考》﹐《甲骨學商史論叢初集》（外一種）（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242－261頁。 　　　　vi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隱公元年》（修訂本）﹐第5頁。 　　　　vii [宋]戴溪《春秋講義》卷一﹕元年者﹐一年也。謂一為元﹐自堯舜狻谷葡吽撫蚥n病? 　　　　viii 《金文今譯類檢‧殷商西周卷》（廣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42頁。 　　　　ix 《金文今譯類檢‧殷商西周卷》第114頁 　　　　x 《金文今譯類檢‧殷商西周卷》第184頁 　　　　xi 《金文今譯類檢‧殷商西周卷》第188頁 　　　　xii 《金文今譯類檢‧殷商西周卷》第203頁 　　　　xiii [漢]何休/解詁﹐[唐]徐彥/疏《春秋公羊注疏》﹕問曰﹕案《三統歷》雲﹕“春為陽中﹐萬物以生﹔秋為陰中﹐萬物以成﹐故名《春秋》。”賈、服依此以解《春秋》之義﹐不審何氏何名《春秋》乎﹖答曰﹕公羊何氏與賈、服不異﹐亦以為欲使人君動作不失中也。而《春秋說》雲“始於春﹐終於秋﹐故曰《春秋》”者﹐道春為生物之始﹐而秋為成物之終﹐故雲始於春﹐終於秋﹐故曰《春秋》也。而舊雲《春秋說》雲“哀十四年春﹐西狩獲麟﹐作《春秋》﹐九月書成。以其書春作秋成﹐故雲《春秋》也”者﹐非也…… 　　　　xiv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杜預《集解》序﹕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則錯舉以為之名也。 　　　　xv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前言第2頁﹕春、夏、秋、冬四時之名﹐至遲起於西周。 　　　　xvi 胡厚宣﹕《殷代年歲稱謂考》﹐《甲骨學商史論叢初集》。 　　　　xvii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第6頁引董作賓《殷歷譜》下編卷一﹕“殷代之稱正月﹐始自祖甲﹐則無可疑。……即在改制之初稱正月﹐並列舉一月之舊名。” 　　　　另參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釋支幹》﹐《中國現代學術經典‧郭沫若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版﹐第311頁﹕按此殆當時之時憲書也。“月一正”者即一月又名正月。 　　　　xviii [漢]趙岐/注﹐[宋]孫奭/疏《孟子注疏》卷一引《字林》﹕王者天地人﹐一貫三為王﹐天下所法也。 　　　　xix [清]孔廣森《春秋公羊經傳通義》﹕子嘗曰﹕“文王既沒﹐文不再茲乎﹖”蓋治《春秋》之本意也。治左氏者﹐以“王正月”為時王之正月。周之東遷﹐時王不能頒月久矣。且如左氏說﹐襄公季年歸余再失﹐哀公之世界大火東流﹐魯歷未必盡合周歷﹐而《春秋》強據魯史正月號稱時王之正月﹐不亦誣乎﹖ 　　　　xx [清]莊存與《春秋正辭》卷一﹕公羊子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聞之曰﹕受命之王曰太祖﹐嗣王曰繼體。繼體也者﹐繼太祖也﹐不敢曰受之天﹐受之太祖也﹐自古以然。文王﹐受命之祖也﹐成康以降﹐繼文王之體也者﹐武王有明德﹐受命必歸文王﹐是謂天道。武王且不敢專﹐子孫其敢或幹焉﹖命曰文王之命﹐位曰文王之位﹐法曰文王之法﹐所以尊祖﹐所以尊天地也。 　　　　xxi 《論語‧學而》﹕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如上所述﹐如果說是周文王﹐既符合歷史背景﹐也符合邏輯推理﹐但符不符合事實就不好說了。現在的金文証據很多﹐有“王正月”、“王五月”等等﹐從商朝就這麼寫了﹐而且所謂“王”也不一定都是周天子﹐有楚王﹐也有晉王﹐大家各用各的歷法﹐不一定都遵從周天子的。i 　　　　 　　　　那麼﹐有兩點可以推斷﹕一﹐“王”字由來已久﹐很難說是孔子的特筆﹔二﹐不管楚國和晉國怎麼搞﹐魯國還是奉行周天子的歷法的﹐所以﹐《春秋經》裡的“王正月”﹐指的應該就是當時周朝中央政府所制訂的歷法中的正月。那麼“春王正月”這四個字的斷句也就應該是“春﹐王正月”──李學勤主編的《十三經注疏（標點本）》當中的《春秋》三傳就都是這麼斷句的。 　　　　 　　　　“春王正月”四個字為歷代學者所重﹐由此而闡發出來的春秋大義難以計數﹐不同解讀之間的辯蘑部敷捁痋敵X校□踔輛臀□饉母鱟隻褂兇ㄖ沖魷鄭□疵鞔□乓閱□摹洞和跽□驢肌罰□杉□庥卸嘀匾□? 　　　　 　　　　但是﹐無非是周歷正月而已﹐有那麼重要嗎﹖難道這裡邊還有什麼政治意義嗎﹖ 　　　　 　　　　這還真是不易被現代人理解的一個問題。好比說﹐無論世界各地﹐無論民主政府還是專制政府﹐2000年1月永遠是2000年1月﹐在哪兒都一樣。但古時候可不是這樣的﹐那時候的習慣是﹕不同的政權有不同的歷法﹐如果是同一個國家﹐一旦改朝換代﹐不僅年號要變﹐就連月份也要變﹐比如把原來的十二月變成現在的一月。孔穎達說﹕所謂“王正月”﹐王者改朝換代﹐必然要改用新歷法和新VI﹐好讓大家耳目一新。按照老說法﹐夏代以建寅之月為正月﹐殷商以建醜之月為正月﹐周代以建子之月為正月（這個說法雖然不是“事實正確”﹐卻先後贏得了“義理正確”和“政治正確”﹐並對現實政治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夏、商、周三代制度不同﹐所以歷法的正朔不同﹐至於服色VI﹐《禮記‧檀弓》說﹕“夏代以黑色為貴﹐殷商以白色為貴﹐周代以赤色為貴。”ii 　　　　 　　　　所謂建子、建醜、建寅﹐先說說子、醜、寅﹕這是十二地支裡的前三位。古人用幹支記時﹐無論年、月、日、時﹐都用這套幹支系統來記錄﹐就如同我們現在無論年、月、日、時﹐都用阿拉伯數字來記錄一樣。建子的“子”可以大略理解為月份的名稱﹐十二個地支正好是十二個月﹐子就是夏歷（農歷）的十一月。《說文‧子部》﹕“子﹐十一月陽氣動﹐萬物滋﹐人以為稱”﹐這是說“子”是從“萬物滋生”的“滋”同音相轉而來的﹐但考諸甲骨、金文﹐“子”應該是一個象形字﹐本義應是“幼兒”。 　　　　 　　　　《禮記‧月令》“仲冬之月”﹐鄭玄注釋說﹕“仲冬者﹐日月會於星紀﹐而鬥建子之辰也。”這就講到“建子”﹐而“建子”之前有個很重要的字﹕“鬥”。 　　　　 　　　　這個“鬥”指的是北鬥星﹐北鬥七星像一個大勺子圍繞著北極星轉圈﹐一年轉一圈﹐古人以此記時﹐於是有“鬥柄指東﹐天下皆春﹔鬥柄指南﹐天下皆夏﹔鬥柄指西﹐天下皆秋﹔鬥柄指北﹐天下皆冬”的說法。那麼﹐如果把東西南北的四大方位再細分一下﹐聯系上文講過的“天有十二次”﹐或者按現代的說法想像一下黃道十二宮﹐把鬥柄所的指向的方位分成十二份﹐每一份以一個地支表示（比如“子”或“醜”）﹐代表一個月﹐鬥柄的指向就叫做“建”﹐如果鬥柄指向“子”﹐就叫“建子”﹐周歷就是以“建子”作為一年當中的第一個月﹐一旦改朝換代﹐這些都得跟著改。──這是古代的一種主流解釋﹐異議也是有的﹐比如祖沖之就很懷疑這種說法﹐但我就不扯那麼多了。iii 　　　　 　　　　的確﹐歷法在古代既是一個生活問題﹐更是一個政治問題﹐在改朝換代之後如果你還堅持奉行舊朝代的正朔﹐這是最讓統治者忌諱的﹐也是前代遺民表達孤忠的一種方式。改朝換代就要“改正朔”﹐所謂正朔﹐“正”就是正月﹐一年的第一個月﹐“朔”就是朔日﹐一個月裡的第一天。所謂建寅之月、建醜之月、建子之月﹐分別是現在的農歷正月、十二月和十一月。孔穎達的意思是﹕夏朝本來是以現在的農歷正月作為正月的﹐殷商改朝換代﹐把夏代歷法的十二月作為自己的正月﹐周人改朝換代﹐又把殷商的十二月（也就是夏代的十一月）作為自己的正月。夏商周這三代不同的正月被後人稱作“三正”。 　　　　 　　　　“三正”的說法來源很早﹐在《尚書‧甘誓》裡就有記載了。《甘誓》據說是大禹或夏啟在一次軍事總動員上的訓話﹐其中說到敵人有扈氏很壞﹐他們“威侮五行﹐怠棄三正”。“五行”和“三正”對舉﹐意思似乎是很明確的﹐所以直到宋代﹐對於“五行”﹐經學家們都沒覺得這裡邊有什麼問題。從元代以後﹐異說才開始出現﹐但直到現在也沒有定論。基本可以確定的是﹕夏朝那時候還沒有出現相生相克那種意義上的五行觀念﹐這個“五行”﹐專家們或者說是五種基本的物質分類（就好比我們把物質分為固體、液體和氣體一樣）﹐iv或者說這就是“天道”﹐v或者說這是指“五行”的本義﹐即我們現在所說的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vi 　　　　 　　　　對“三正”的解釋從漢朝就有分歧了。《尚書大傳》把“三正”解釋為“三統”（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稍後再作解釋）﹔馬融解釋為“建子、建醜、建寅”﹐是為“三正”﹔鄭玄則說“三正”是“天地人之正道”。 　　　　 　　　　如果取《尚書大傳》和馬融的說法﹐這就引起了一個問題﹕如果每次改朝換代都要這麼變一下﹐歷史紀年還不變成一鍋粥了﹐非把歷史系學生折磨死不成﹖ 　　　　 　　　　一個令人欣慰的消息是﹕正朔並不會永遠這麼變下去﹐並不會令人無比頭痛地從“三正”最後變成“十二正”﹐而是事不過三──一種說法是﹕正月隻在建寅、建醜、建子這三者之間反復循環﹔另一種說法是在夏代以前一直是建寅﹐到殷商革命才有建醜﹐周人革了殷商之命才有建子。vii 當然﹐即便是事不過三﹐僅僅是“三正”而不是“十二正”在循環反復﹐這也夠讓人頭疼的。好在這種理論並沒有隨著改朝換代而被嚴格采用。在唐代肅宗以前﹐建寅、建子確實被改過若幹次﹐《史記》和《漢書》還曾因此而對歷史記載做過追溯性的修改﹐而從唐肅宗上元三年（762年）以後﹐以建寅為歲首就一直被沿用下去了﹐直到清末。viii 　　　　 　　　　作為政治哲學的“三正”之說影響深遠﹐但作為事實的“三正”之說卻未必是那麼板上釘釘。深究一下的話﹐又會發現歧義紛紜﹐莫衷一是。ix對於《尚書‧甘誓》裡那個文獻上最早的“三正”記錄﹐學者們早就產生懷疑了。到了現代﹐有人把“正”解釋為“政”﹐意為政治措施（李一民、金景芳、呂紹綱）﹐也有解釋為長官的（劉起釪、於省吾）﹐但無論取哪種說法﹐“建子、建寅、建醜”的舊說已經可以被廢棄掉了。 　　　　 　　　　其實﹐當初古人心裡就不是很有譜的﹐更讓人頭疼的是﹐即便是一個對聖人典籍毫無懷疑的人﹐對這個問題也難免會產生一絲懷疑。──宋人呂大圭《春秋或問》在面對“春王正月”到底是建子還是建寅的問題時﹐首先便來了這樣一句感慨﹕“此千百年未決之論也。”至於為什麼千百年一直懸而未決﹐呂大圭說﹕如果持建子之說﹐那就會與《詩經》、《尚書》的相關記載合不上拍﹐如果取建寅之說﹐又會和《周禮》、《春秋》、《孟子》合不上拍。這些書全是聖人經典﹐說誰錯都不合適。x 　　　　 　　　　時至現代﹐技術手段比古人強得多了﹐對“三正”的考據雖然還是充滿異說﹐但總算進了一步。以殷歷而論﹐殷正應該建醜﹐可根據常玉芝從甲骨卜辭的考証﹐殷歷的一月該是夏歷的五月﹐xi或如鄭慧生“殷正建未”說﹐認為殷歷一月該是夏歷六月﹐xii或如張培瑜、孟世凱“殷代歲首不固定”的說法﹐xiii也距離“建醜”不太近。 　　　　 　　　　歷法這東西專業性很強﹐董作賓就說﹕“我們歷史上﹐稱‘寅正’、‘醜正’、‘子正’﹐並不是可以隨便命名的﹐不能說我們可以隨便把一次月亮從朔到晦叫它一個名字﹐”這裡邊還牽涉著節氣等等問題﹐xiv我還是簡而言之好了﹕如果想在感性上有個大概的認識﹐周歷和夏歷﹐我們大體可以將之理解為現在的公歷和農歷﹐其間的差異大約也就是現在公歷和農歷的差異。xv 　　　　 　　　　 　　　　 　　　　歷法在古代是件大事。楊伯峻說﹕“相傳周王朝於每年末頒明年歷書於諸侯﹐諸侯奉而行之。”xvi楊老師還在他的《論語譯注》裡解釋“告朔之餼羊”的時候詳細講過個中原委﹕“每年秋冬之交﹐周天子把第二年的歷書頒給諸侯。這歷書包括那年有無閏月﹐每月的初一是哪一天﹐因之叫‘頒告朔’。諸侯接受了這一歷書﹐藏於祖廟﹐每逢初一﹐便殺一隻活羊祭於廟﹐然後回到朝廷聽政。這祭廟叫做‘告朔’﹐聽政叫做‘視朔’﹐或者‘聽朔’。”xvii 　　　　 　　　　楊老師的這個解釋屬於若幹解釋中的一種﹐錢穆還曾推測說﹕“蓋周自幽厲以後﹐即已無頒告朔之禮﹐疇人弟子分散﹐魯秉周禮﹐自有歷官﹐故自行告朔之禮也。”xviii（“疇人子弟”即周王室負責歷法的專人﹐錢穆此說應是出自《漢書‧律歷志》。依《漢書‧律歷志》所說﹐應該存在著五種歷法﹐尤其令人疑惑的是﹕其中既有《周歷》﹐也有《魯歷》。xix） 　　　　 楊老師說“相傳”﹐錢老師說“蓋”﹐語氣都不那麼肯定﹐但無論依據他們當中誰的說法﹐﹐周王室頒布的歷書和秉承周禮的魯國自定的歷書上﹐肯定都是建子之月的所謂“周正”﹐即以夏歷十一月作為自己的正月。“王正月”自然也就意味著這是周正的正月﹐意味著魯國奉行的是周王室的歷法。 　　　　 　　　　金文中的“王正月”並不罕見﹐比如官■【造字﹕上“木”下“又”】父鼎﹕“唯王正月既死霸乙卯……”xx散季簋﹕“唯王四年八月……”xxi等等。楊伯峻考察兩周的青銅器﹐說西周的器皿大多是王朝卿士所作﹐記錄日期多用“唯王某月某日”這種說法﹐而東周器皿大多是諸侯巨族所制﹐有些就用自己諸侯國內部的歷法而不用周正﹐比如鄀公簋的銘文說﹕“唯鄀正二月初吉乙醜……”﹐表明自己用的是自家諸侯國內的“鄀正”而不是周正。繒跔撰瞉藗濛鰫鶶式戮說撫x詈罟□□恢狽鈽兄□□□□觥洞呵錁□匪□氐畝□偎氖□□曇洌□徹□永炊加彌□□□皇塹筆蓖撲□□ｕ募際跏侄位共還桓咼鰨□□孕┤笏闃□Α□xii 　　　　 　　　　楊老師說得不錯﹐通觀《春秋經》全文﹐確實二百四十二年間魯國一直奉行周正不輟。但是﹐楊老師這個立論的基礎是﹕《春秋經》是歷代魯國史官共同記錄的作品﹐其間並沒有孔子的手腳。是的﹐隻有在這個前提之下﹐上述立論才是成立的﹐而如果《春秋經》真是孔子或“作”或“修”過的﹐我們完全可以認為在時間記錄上的統一性其實是孔子（或其他什麼人）加工的結果。──在這個問題上﹐趙伯雄便是站在楊伯峻的對立面上﹐他的《〈春秋〉記事書時考》對《春秋》的歷法問題給出了周密的論証。xxiii 　　　　 　　　　趙伯雄認為﹐周人改正朔﹐不但改了歲首﹐也改了月名﹐以前的夏歷十一月在《春秋》裡被稱為正月﹐其他月份依次類推﹐是謂“改月”﹐這在先秦其他文獻當中是可以找到証據的。比如《孟子‧樑惠王上》﹐孟子初見樑襄王﹐說他“望之不似人君”那段﹕“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這是說如果七八月之間天氣幹旱﹐禾苗就會枯槁﹐但是﹐如果是農歷（夏歷）的七八月﹐禾苗已經接近成熟了﹐都快該收割了﹐這時候就算天旱也無所謂了。那麼﹐反推一下﹐什麼時候禾苗才最需要雨水、最害怕幹旱呢﹖是農歷的五六月。而周歷的七八月正好就是農歷（夏歷）的五六月。所以﹐孟子這裡說的“七八月”應該就是周歷的七八月。 　　　　 　　　　《左傳‧昭公十七年》﹕“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這是說大火星的出現按夏歷是在三月﹐按商歷是在四月﹐按周歷是在五月。這話就說得相當明確了。 　　　　 　　　　“改月”倒也不會給實際生活造成多大障礙﹐比如我們現在使用公歷﹐相對於農歷來講不但改月﹐而且改日了﹐但大家還都照舊生活﹐沒多少人會覺得這有多大的不變。然而﹐如果季節的說法也跟著變了﹐那麻煩可就大了。──《春秋經》恰恰就存在這個問題。 　　　　 　　　　《春秋經》在月份之前往往冠以季節之名﹐比如我們現在遇到的這個“隱公元年春王正月”﹐就是說﹕“魯隱公元年﹐春天﹐周歷的正月”。但是﹐周歷的正月是夏歷的十一月﹐可夏歷十一月無論如何也不該算是春天吧﹖本來按夏歷的劃分﹐一、二、三月是春天﹐四、五、六月是夏天﹐七、八、九月是秋天﹐十、十一、十二月是冬天﹐一改成周歷﹐居然還是一、二、三月是春天……這麼排下來的﹐這一改月份﹐連季節也跟著改了。古人稱季節為“時”﹐所以把這一改動稱為“改時”。可是﹐如果季節當真被這樣改動了﹐這要給農耕社會帶來多大的困擾啊。所以﹐如果《春秋經》的時間記錄當真是魯國一代代史官忠實所記﹐如果魯國當真奉行這樣一種不但改月、而且改時的歷法﹐這實在難以想像。 考察西周及春秋的其他文獻﹐會發現那時人們所說的春夏秋冬完全是本來意義上的（即夏歷模┐合那鋃□□亢撩揮小案氖薄鋇募Ｏ螅□□芄恢□鞔嬖淞案氖薄鋇睦□尤匆煥□艙也懷隼礎Ｕ岳鮮Φ慕崧□牽褐莧嗽詬惱□分□螅□案腦隆鋇故怯械模□□佽悅揮小案氖薄薄?/cc> 趙、楊的分歧於此可見。楊伯峻說﹕“四時之記﹐西周早已有之﹐且以建寅為正﹐與實際時令相合。《春秋》之四時﹐則不合於實際時令。”xxiv而趙伯雄的意思卻是﹕《春秋》之“改時”﹐既在實際生活中匪夷所思﹐考之典籍則當屬子虛烏有﹐《春秋》之四時不合於實際時令﹐這是為什麼呢﹖──這就牽扯出《春秋經》作者的問題了﹐楊伯峻曾經從文本比較來作分析﹐認為《春秋經》就是禮e吩□模□２淮嬖誑鬃擁氖直剩粁xv而趙伯雄則從時間記載入手﹐分析出《春秋經》必然經過某人有意識的統籌。 　　　　 　　　　楊伯峻列舉了多條材料証實《春秋經》隻是魯史原文﹐比如（1）孔子明知史書有誤而不訂正﹔（2）《論語》裡對孔子“作《春秋》”或“修《春秋》”隻字未提﹔（3）《春秋經》前後體例有不統一的地方﹐不像經過統一編纂﹔（4）被認為孔子親手修訂的文字在晉國史書裡竟然也是一樣寫的……這些材料雖然說服力很強﹐但要把立論鑿實似乎還不足夠。比如﹐（1）孔子明知史書有誤而不訂正﹐可能隻是一時一事之論﹐再說人到底是會變的﹐我們不能因為看到孔子三十歲那年立誓戒煙的史料就認定他五十歲抽煙的史料為偽──如果換我自己﹐早飯前立誓戒煙﹐早飯後吞雲吐霧﹐這絕對是不能互相証偽的﹔（2）《論語》沒提並不意味著事情一定沒有﹐也許是竹簡脫落﹐也許是在後人的編纂過程中被人為刪削﹐也許孔子根本就不願意多提這事（他覺得私家修史有僭越之嫌）﹔（3）《春秋經》前後體例不統一﹐也許是孔子沒改完全﹐也許是他粗心大意﹐也許是隱含著什麼微言大義而特意留下破綻等待後人發掘﹔（4）被認為孔子親手修訂的文字在晉國史書裡竟然也是一樣寫的﹐有可能孔子對魯史原文隻是部分加工而非全部改變﹐和其他諸侯國史雷同的地方恰恰就是孔子沿用魯史原文的內容…… 　　　　 　　　　總之﹐楊伯峻要論証孔子修《春秋》其事必無﹐這件工作是費力不討好的﹐就像要証明世上不存在黑天鵝一樣﹐就算找出了大量的証據﹐發現世界各地隻有白天鵝、藍天鵝、黃天鵝﹐但是﹐隻要有人找到一隻黑天鵝﹐僅僅一隻﹐原先的立論就岌岌可危了。 　　　　 　　　　趙伯雄的手法就是去尋找那“一隻黑天鵝”。 　　　　　　　　　 　　　　趙伯雄認為﹐周人在改正朔之後﹐“改月”倒是有的﹐但絕對沒有“改時”。如果真是這樣﹐那麼﹐《春秋經》裡實實在在地記載著不合於實際時令的“春正月”、“夏四月”又該如何解釋呢﹖趙伯雄考察西周及春秋金文中記載時間的語句﹐歸納說﹕所記不外乎四項時間因素﹕年、月、月相、日﹐金文記載時間的語句中既有隻包含這四要素中之一二的﹐也有四項俱全的﹐但絕無一例是“時”（季節）與“月”連在一起的。即以文體與《春秋經》最為相近的《古本竹書紀年》而論﹐其中也絕無這種例子﹐“可以確知‘時’與‘月’連書的現象其實出現得很晚﹐應當說是戰國時某些人的習慣﹐因此﹐今所見《春秋》中的‘時’、‘月’連書﹐不會是當時史官的原始記錄﹐隻能是後來整理者要表達某種理念的有意安排”。 　　　　 　　　　對於古人記錄時間的書寫習慣﹐楊伯峻曾舉商鞅量的銘文為例﹐銘文上有“冬十二月乙酉”的字樣﹐還有越王鐘銘等兩例﹐說明戰國時代記時不但季節和月份連書﹐季節還被細分（如孟春、仲春、季春）。 　　　　 　　　　但是﹐楊伯峻舉的是戰國的例子。關於這個商鞅量﹐洪業在1937年的《春秋經傳引得序》也曾提到。洪業說﹕最近金石學很熱﹐兩周青銅器銘文被釋讀了很多﹐從銘文來看﹐寫了年、月、日、辰的多達上百﹐可寫著季節的卻隻有一個﹐就是商鞅量。而商鞅量在時間上要晚於《春秋經》一百三十多年。那麼﹐《春秋經》從頭到尾季節記錄規規矩矩﹐這些記載“既不符於時令﹐復非出於舊史﹐故曰﹕增竄之跡﹐甚可疑也。”xxvi 　　　　 從洪業到趙伯雄﹐對這個看似細小問題的深入考証其實是在牽涉著有關《春秋經》身份的一個根本問題﹕《春秋經》到底是魯國一代代史官積累下來的魯史舊文﹐還是出自某人之手﹐或者經過某人統一的加工整理﹖ 　　　　 　　　　的確﹐“王正月”符合當時的語言習慣﹐而“春王正月”卻不符合當時的語言習慣﹐古代經師也多有人以為這個“春”字是孔子所加（比如朱熹、王應麟）xxvii﹐表達著某些難以言傳的深刻涵義。 　　　　 　　　　郭沫若曾在《金文所無考》中歸納了一些古文獻中常見而金文中卻絕無發現的內容﹐舉其大者列了八項﹐說這些是有助於判斷文獻真偽及其時代先後的重要參照。八項中的第一項就是“四時”。xxviii 　　　　 　　　　這樣看來﹐“春王正月”的“春”字為後來的某位作者或整理者所加﹐似是個呼之欲出的結論了。那麼﹐前邊王樹民和張政烺對“《春秋經》為什麼開始於魯隱公”那個問題的推斷也就獲得了自己的一個堅強的大前提。 　　　　 　　　　那麼﹐由此稍稍推論一下﹐假定這位“某人”真的存在﹐他可就是傳說中的孔子嗎﹖趙伯雄說﹕“通過對‘書時’一事的考察﹐感到還是應該承認《春秋》確曾被人整理加工過﹐至少書中的‘時’應該是後加上去的。那麼是誰加上去的呢﹖恐怕最大的可能就是孔子﹔退一步講﹐即使不是孔子﹐也應該是孔門的弟子或後學。但要完全落實這個問題﹐還需要更多的証據﹐目前暫時還無法做到。不管怎麼說﹐《春秋》一書最初作為原始的史冊﹐應該是沒有那樣嚴格的記‘時’的﹔而此書作為儒家的經典或者教材來被人鑽研講論的時候﹐已經是嚴格地按照規則書‘時’了。這裡必定有整理者的某種思想和理念存在。” 　　　　 　　　　話是在理﹐但是﹐細想一想﹐如果按趙老師的說法﹐這位“某人”就是孔子或孔門後學的話﹐隨即便又出現了兩個疑問﹕一是﹕孔子的時代是否太早﹐早到不會習慣“春王正月”這種語法﹔二是《論語‧衛靈公》裡有這樣一段話﹕“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顏淵問孔子怎樣祧譁鞢撒說撳O鈾擔骸壩孟某□睦□ａ□□壇□某底櫻□髦艸□睦衩薄□□憊賾淞靶邢鬧□薄保□畈□□６退擔褐芾□八淙輝詮鄄□煜蠓矯吒冉弦鄖敖澂劍□□滌悶鵠慈床患跋睦□獎閿諗┬瞪□□＞褪竊謚艸□□燦瀉芏喙□胰躍捎孟某□□ａ﹗□xix錢穆說﹕“孔子重農事﹐故主用夏時。”xxx這樣看來﹐孔子分明是主張用夏歷的﹐或者至少是在狹義的意義上主張使用“夏時”。那麼﹐他又怎麼會在《春秋經》裡從頭到尾地去“改時”呢﹖即便要改﹐也應該把周正改成夏正﹐以此來體現自己治理國家要“行夏之時”的政治理念呀。──是的﹐如果按趙伯雄所說“這裡必定有整理者的某種思想和理念存在”﹐那也該是統改為夏時才對呀﹖ -- i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第10－11頁。 　　　　ii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言“王正月”者﹐王者革前代﹐馭天下﹐必改正朔﹐易服色﹐以變人視聽。夏以建寅之月為正﹐殷以建醜之月為正﹐周以建子之月為正﹐三代異制﹐正朔不同﹐故《禮記‧檀弓》雲﹕“夏後氏尚黑﹐殷人尚白﹐周人尚赤。”鄭康成依據緯候以正朔三而改﹐自古皆相變。如孔安國以自古皆用建寅為正﹐唯殷革夏命而用建醜﹐周革殷命而用建子。杜無明說﹐未知所從。正是時王所建﹐故以“王”字冠之﹐言是今王之正月也。 　　　　iii 參見[清]孫星衍《問字堂集》卷二“鬥建辨”。 　　　　iv 金景芳、呂紹綱﹕《〈尚書‧虞夏書〉新解》（遼寧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版）﹐第445頁。 　　　　v 李一民﹕《〈甘誓〉所反映的夏初社會──從〈甘誓〉看夏與有扈的關系》﹐《〈尚書〉與古史研究》（中州書畫出版社1983年第2版）。 　　　　vi 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中華書局2005年第1版）﹐第869頁。 　　　　vii[晉]杜預/注﹐[唐]孔茖ꤿ/疏《春秋左傳正義》﹕鄭康成依據緯候以正朔三而改﹐自古皆相變。如孔安國以自古皆用建寅為正﹐唯殷革夏命而用建醜﹐周革殷命而用建子。杜無明說﹐未知所從。 　　　　viii 詳見﹕《中國現代學術經典‧董作賓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版）﹐640－642頁。 從王國維的說法來看﹐殷商的繼承制度似乎和周人迥然有別﹕既無父死子繼的慣例﹐更無嫡庶之別﹐那麼﹐嫡長子繼承制就有可能完全是周人自己發展出來的﹐並且在時間上不會早於武王克商。而周人的宗法制度、封建制度全需要有嫡長子繼承制度為基礎﹐由此繼而推論﹐宗法與封建當為周人首創。 　　　　 　　　　不過﹐王國維的這個說法並沒有成為定論﹐當然﹐任何反方的說法也一樣沒有成為定論。王玉哲曾把反方意見作過一個簡要的歸納﹐說﹕“反對王氏之說的有范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陳夢家的《甲骨斷代學甲編》（《燕京學報》第40期）。李學勤《論殷代親族制度》（《文史哲》1957年第11期）也說﹕‘我們認為在殷代子繼為常﹐弟及為變。’又認為兄終弟及‘這種情形不能指為親族制度的規律。’”ix 　　　　 　　　　王玉哲自己是站在王國維一邊的﹕“王氏說的是指商的前中期﹐這無疑是正確的。” 　　　　 　　　　那麼﹐商代前期和後期之間為什麼會發生這種制度變化呢﹖徐揚傑《中國家族制度史》給過一個很合情理的解釋﹕商先公時期已經實行了傳子制度﹐而兄終弟及的繼承制度是後來一段時間裡出於穩定政局的需要──商朝前期經常遷都﹐說明當時的政治形勢不太穩定﹐所以要搞兄硊齴R埃□擾談□ㄒ籩□蠊□季凸潭ㄏ呂戳耍□餼退得髡□渦問票淶夢榷□耍□謔峭蹺患壇芯捅湮□爍桿雷蛹獺□ 　　　　 　　　　──到底誰說的對呢﹖如果按范文瀾的說法﹐殷商兄終弟及的情形有些像是李衡眉對魯國“一繼一及”的考証﹕看上去雖然是兄終弟及的不少﹐但細考之下都是特殊情況﹐是不能算作合法的通則的。最後﹐“自武乙至紂凡四世﹐廢除了兄終弟及制﹐確定傳子制。周代傳子制度﹐應是承襲商制而更加嚴格。”xi 　　　　 　　　　如果我們隻去相信《史記》﹐事情無疑簡單得多。按照《史記》的描述﹐殷商無疑已經實行了嫡長子繼承制度﹐而在這個制度遭到破壞的時候﹐巨大的麻煩也就隨之而來了。xii而且﹐末代之主紂王的繼位正是因為“子以母貴”﹕ 　　　　 　　　　 　　　　 　　　　【帝乙長子曰微子啟﹐啟母賤﹐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後﹐辛為嗣。帝乙崩﹐子辛立﹐是為帝辛﹐天下謂之紂。（《史記‧殷本紀》）】 　　　　 　　　　 　　　　 　　　　帝乙的長子是微子啟（我們前文已經見過了這位末代賢人）﹐他的媽媽身份低賤﹐所以微子啟雖是長子﹐卻沒法繼位。而帝乙還有個小兒子﹐叫辛﹐媽媽是“正後”﹐所以辛雖然歲數小﹐卻被立為王位繼承人。這位辛﹐就是後來著名的暴君的商紂王。 　　　　 　　　　對這同一件事﹐《呂氏春秋》給出了不同的版本﹕ 　　　　 　　　　 　　　　 　　　　【紂之同母三人﹐其長曰微子啟﹐其次曰中衍﹐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紂也﹐甚少矣。紂母之生微子啟與中衍也﹐尚為妾﹐已而為妻而生紂。紂之父、紂之母欲置微子啟以為太子﹐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而不可置妾之子。”紂故為後。用法若此﹐不若無法。（《呂氏春秋‧當務》）】 在這一版本裡﹐紂王和微子啟由異母兄弟變成了同母兄弟﹐微子啟是老大﹐還有個老二叫中衍﹐老三叫受德﹐也就是後來的紂王。這回好像事情難辦﹐因為﹐如果按照嫡長子繼承制﹐紂王和微子啟一母同胞﹐無論按立貴還是立長的標準﹐王位都輪不到紂王。果然﹐爸爸和媽媽想立微子啟為太子﹐可這時候出來一位太史﹐“據法而爭”──這個法﹐應當就是殷商一貫的繼承傳統了。太史爭的是﹕如果妻子有兒子﹐立太子時就不能立妾的兒子﹐所以不能立微子啟﹐而要立受德（紂王）。 　　　　 　　　　這好像把人搞糊塗了﹐而原因在於﹕紂王的媽媽在生老大微子啟和老二中衍的時候﹐身份是妾﹐等生老三受德（紂王）的時候﹐身份已經變成正妻了﹐所以﹐雖然前後都是同一個人﹐但繼承法是隻認身份不認人的。 　　　　 　　　　無論是《史記》還是《呂氏春秋》﹐雖然細節不同﹐但都認為殷商是實行嫡長子繼承制的﹐《呂氏春秋》還涉及了和我們前述問題相關的繼室問題﹕小老婆是可以接大太太的班的。當然﹐《呂氏春秋》這裡所用的“妾”字應當是取其廣義的。 　　　　 　　　　《史記》和《呂氏春秋》的這兩段文字常被學者們用來佐証殷商的嫡長子繼承制度之存在﹐但至少《呂氏春秋》的記載未必是真實可信的──通觀上下文﹐作者的意圖是要“講道理”﹐而不是“擺事實”﹐也就是說﹐是先秦諸子常用的“小故事﹐大道理”的敘事手法﹐和紂王這個故事相鄰的其他故事無不具有寓言性質﹐而紂王這則故事最後是要說明“用法若此﹐不若無法”﹐批評那位太史死腦筋“據法而爭”而使大賢人微子啟終於與王位無緣﹐大壞蛋商紂王卻登上了寶座。──道理是實在的﹐故事可未必也是實在的。別把寓言當真﹐這問題我在《春秋大義》裡曾經講過。 　　　　 文獻寥寥﹐還是要從甲骨文入手。在追溯源流的問題上﹐胡厚宣疏理得非常清楚﹕在殷商後期﹐九代人裡邊有七代傳子﹐可見這全不是兄終弟及的制度了。商王妻子眾多﹐又重視生育﹐大家發奮圖強生孩子﹐由此而有傳子之制﹐由此而有嫡庶之分﹐由此又漸漸生出宗法制度和封建制度﹐由此而下啟了周人的宗法制度和封建制度﹐此即為儒家禮制的一個重要源頭之所在。具體到嫡庶問題上﹐“卜辭中有大子之稱﹐當即長嫡之意。又有稱小王者﹐疑即指此種嫡長繼立之王也。”xiii 　　　　 　　　　綜上﹐從親親到尊尊的轉變過程或許不像古人普遍認為的那樣發生於殷周之際﹐而是具有更早的淵源。這種轉變既不是一蹴而就、從無反復﹐更不是各個地方同時發生的﹐比如﹐作為生活在周代的殷商後裔﹐宋國的兄終弟及觀念似乎就更強一些（比如前述宋宣公的故事）﹐而立寵姬所生之愛子也算是國君們一個頑固的人之常情──魯惠公似乎就是一個樣板﹐或許因為愛仲子而欲立桓公﹐於是也像宋宣公一樣﹐在繼承法問題上埋下了一粒亂國的種子。從這層意義上﹐我們大約也可以對“《春秋經》為何開始於隱公”這個問題解讀出一則新的春秋大義來。 　　　　 　　　　另外﹐王國維的考証雖然尚存爭議﹐但他對嫡長制的意義所作的分析仍是尤其值得參考的﹕從嫡長子繼承制度而有了宗法和喪服之制﹐由此而又有了封建子弟之制﹐以及君天子臣諸侯之制度。xiv周人政治的淵源﹐乃至後世許多社會體制與社會問題的淵源﹐都可以在嫡長子繼承制上找到 注釋﹕ 　　 　　　　i 顧頡剛《周公執政稱王》﹐收錄於﹕郭偉川/編《周公攝政稱王與周初史事論集》（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 年11月第1版）。 　　　　ii 錢杭﹕《周代宗法制度史研究》（學林出版社1991年第1版）﹐第134頁。 　　　　iii 李衡眉﹕《“一繼一及”非“魯之常”說》﹐載《齊魯學刊》1999年딿6期。 　　　　iv 《左傳‧隱公三年》﹕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其是之謂乎﹗” 　　　　v 晁福林﹕《先秦民俗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142頁。 　　　　vi 金景芳﹕《古史論集》（齊魯書社1981年第1版）﹐第207頁。 　　　　vii 陳筱芳﹕《春秋婚姻禮俗與社會倫理》（巴蜀書社2000年第1版）﹐第10－11頁。 　　　　viii 王國維﹕《殷周制度論》﹐《觀堂集林》卷十。 　　　　ix 王玉哲﹕《中華遠古史》第342頁。 　　　　x 施治生、徐建新主編﹕《古代國家的等級制度》（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6頁注引。 　　　　xi 范文瀾、蔡美彪﹕《中國通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版）﹐第2章第5節。 　　　　xii 《史記‧殷本紀》﹕自中丁以來﹐廢嫡而更立諸弟子﹐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於是諸侯莫朝。 　　　　xiii 胡厚宣﹕《甲骨商學史論叢初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132－133頁。 　　　　xiv 王國維﹕《殷周制度論》。 【聲子】◎ 　　　　 　　　　聲子是魯隱公的生母。如果按照前文對孟子名字的分析﹐聲子這個稱呼應該意味著﹕“聲”表示排行﹐“子”表示姓。但是﹐“伯（孟）仲叔季”裡並沒有“聲”這個排行。 　　　　 　　　　答案是﹕“聲”是謚號﹐是這位魯惠公的繼室死後所獲得的評語。按《禮記‧樂記》“聞其謚﹐知其行”﹐從這個“聲”字上我們應該可以推知聲子一生的品行。那麼﹐在謚法裡﹐“聲”字是什麼意思呢﹖ 　　　　 　　　　孔穎達注釋﹕“謚法﹕不生其國曰聲。”所謂“不生其國”﹐舊注解釋為“生於外家”﹐按陳逢衡的解釋﹐這是說﹕媽媽生這個孩子是在娘家生的。 　　　　 　　　　──如果這個解釋成立的話﹐我們似乎很難想像這就是在“聞其謚﹐知其行”的意義上對聲子的蓋棺論定﹐“她是在媽媽的娘家出生的”﹐這和品德、行事扯得上一點兒關系嗎﹖ 　　　　 　　　　問題無解﹐退而求其次﹕孩子生在娘家﹐這事是好是壞呢﹖──至今仍有些地方的風俗認為孩子不能生在娘家﹐但周代的事情就不好說了﹐而且﹐陳逢衡的解釋也不是定論﹐其中的疑點也很難解決。i所以﹐“聲”這個謚號到底是什麼意思﹐到底有什麼褒貶色彩﹐還真很難搞得清楚﹐孔穎達簡單一引之後也沒有再作更詳盡的解釋。他的這個引述出自《逸周書‧謚法解》﹐其中講到謚法的起源是從周公旦和姜太公開始搞起來的﹐其意義是給死者蓋棺定論。ii 　　　　 　　　　人死之後給起謚號﹐一度被認為是周公創始的制度﹐創始的時間精確到月份──《逸周書‧謚法解》說是“三月”﹐清人朱右曾解釋說這是周成王元年三月。iii 　　　　 　　　　這個解釋也非定論。就謚法的創始來說﹐周公可能還不夠古﹐《白虎通》更把謚法的創制歸到了黃帝身上﹐堯、舜、禹這些名號也都被確認為謚號。歷代研究謚法的不乏其人﹐宋代“三蘇”之一的蘇洵就曾經奉旨寫過一部《謚法》﹐筆削舊說﹐是一個不錯的本子。該書一開頭的謚號序列是﹕神、聖、賢、堯、舜、禹﹐比之《逸周書‧謚法解》的“神、聖、帝、皇、王、公、侯”的排序iv更顯幾分儒家味道。而蘇洵對謚法創制時代的追溯﹐直達三皇五帝。v 　　　　 　　　　汪受寬《謚法研究》總述古人對謚法起源的諸般議論﹐﹐說這“不是腐儒的無事生非﹐而是具有相當的理論和實際的意義的。《逸周書‧謚法解》的周公制謚說﹐根源於儒家復興周禮、撥亂反正的學術宗旨。東漢古文經學家把謚法上推至黃帝﹐是為了以之對抗久珨溯p鸕慕裎木□□Ｒ院螅□□窆盼鬧鸞□狹鰨□□哺喚布曳ㄊλ擔□源□徹鄣閽襠貧醜櫻□謔侵芄□期炙滌終劑鬆戲紜□□眝i 　　　　 　　　　稍微扯開一些﹐汪說的這層意思不僅僅適於謚法──整個歷史上﹐我們會看到很多在今人的眼光中屬於迂腐無謂的內容﹐但若能設身處地﹐會明白其間自有意識形態淵源和時政背景的壓力﹐絕不是迂腐一詞就可以蓋棺論定的。宋代濮議、明代大禮議﹐莫不如此﹐古人甚至為這些事還有過理論專著的。 　　　　 　　　　 　　　　 　　　　話說回來﹐古史與時政是一枚硬幣的兩面﹐同樣﹐謚號和爵位也是一枚硬幣的兩面﹐《禮記‧郊特牲》追論遠古﹐說那時候的人“生無爵﹐死無謚”﹐《白虎通》由此推論﹕“這是說活著的時候既然有爵位﹐死了以後也自當有謚號才對。”此說大體上一度被廣為接受﹐雖然細節上仍有爭議。vii一個人謚號是什麼給起的呢﹖是死者臨下葬之前﹐大家聚在一起﹐給死者商議出一個合適的謚號。viii這就是說﹐死者本來是有自己的名字的﹐死了之後﹐大家要給他再起一個名字──“謚號”的“謚”字和“益”字是古今字﹐在中國文字裡﹐本來隻有“益”字而沒有“謚”字﹐“益”有“增加”的意思﹐這個意思到現在還在﹐比如“增益”﹐所以“益”（謚）從字面來看就是給死者增加一個名字﹐後來人們才造出了一個“謚”字來代替“益”字諸多義項中“增加名號（即謚）”的意思。ix 　　　　 　　　　而作為全國最高統治者的“天子”如果死了﹐大臣們要到南郊去搞儀式來定謚號﹐其中涵義是﹕一﹐表示大臣們雖然都很想褒揚君主﹐掩惡揚善﹐但此時此刻是在和老天爺溝通﹐所以“不得欺天”﹔二﹐表示謚號雖然表面上是這些大臣們給議定的﹐其實背後拿主意、當後台的是老天爺。x 謚法一直流傳﹐到了秦朝才突然中斷。秦始皇嫌謚法是“子議父﹐臣議君”﹐下令廢除﹐改為編號﹐如秦始皇、秦二世、秦三世﹐直到千世、萬世。xi 　　　　 　　　　平心而論﹐秦始皇的顧慮並非沒有道理﹐當領導的生時再威風﹐死後也一點兒權力都沒有了﹐大臣們要是給自己定下一個難聽的謚號（所謂“惡謚”）﹐讓後世千百年都拿一個丟人的綽號來稱呼自己﹐這豈不是很沒面子﹖xii再說了﹐商議謚號的人除了太子就是一班大臣﹐這些人以前都歸自己管﹐現在倒讓他們來給自己拿主意了﹐這豈不是很沒道理﹖──其實這裡反映的正是封建時代和專制時代的不同﹕周代封建﹐政治制度大致可以說是貴族民主制﹐國君大約可以比作一個家族股份公司的董事長﹐董事長死後﹐由沾親帶故的董事和股東們給他議定謚號﹐這也是合情合理的﹔秦朝則是皇帝的獨資公司﹐和大臣們也很少再有血緣紐帶﹐如果老板死了﹐由一班雇員來給老板定謚號﹐此間情境自然和周代無法相比。 　　　　 　　　　謚法之恢復當在秦漢之際。儒生們在秦政權之下過得很壓抑﹐等陳勝起兵﹐儒生們紛紛帶著禮器前往投奔﹐其中就有孔子的八世孫孔甲。陳勝死後﹐這些儒生們把他謚為“隱王”。這是謚法恢復的第一例。xiii隱王的“隱”字正是我們現在所講的魯隱公的“隱”字。如果從陳勝的生平行止來推想﹐若要“聞其謚﹐知其行”﹐“隱”這個謚號的意思大概應是“事業未完成﹐中途遇害”﹐這倒正和魯隱公的身世相近。 　　　　 漢代以後﹐謚法更加制度化了﹐也多為我們現代人所熟悉﹐比如漢武帝之“武”、唐玄宗之“玄”、宋仁宗之“仁”等等﹐但由於政治制度不可逆轉地走入了專制的大框架裡﹐謚號便也好聽的多、難聽的少了﹐而那些難聽謚號的得主大多也都是改朝換代時候的末代帝王﹐這和周代的情況也是不可同日而語的。xiv──鄭夾漈曾作《謚法略》﹐論說謚法隻有表揚而沒有批評﹐道理很簡單﹕如果老板剛死﹐小弟們就給他擬定一個足以遺臭萬年的謚號﹐這也太不厚道了﹗xv 　　　　 　　　　時至近代﹐王國維對謚法之源起產生懷疑﹐比如他在《遹（yｕ）敦跋》裡提到﹕遹敦的銘文有三處提到“穆王”﹐這應是指周昭王之子穆王滿﹐問題是﹕為什麼在穆王還在世的時候就稱他穆王呢﹖──其實﹐周初如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周康王、周昭王、周穆王這些文、武、成、康、昭、穆的用字其實隻是“稱號”﹐而非“謚號”。從殷商甲骨文和《詩經》、《尚書》﹐還有文王彝器裡都能找到証據﹐這類字眼作為美稱實在由來已久了。而這些美稱﹐人活著的時候大家這麼稱呼他﹐死了之後大家還是這麼稱呼他。──王國維最後推論謚法的起源時代﹐大約在西周中期的周共王、周懿王之後。xvi 　　　　 　　　　郭沫若上承王國維之論﹐把推論更推進了一步﹐從金文估算出謚法之起源大約在春秋中葉以後﹐從典籍估算出謚法之起源當在戰國時代﹐而《逸周書》則為戰國偽書﹐其中的《謚法解》當然不大可靠。郭沫若還認為﹐《逸周書‧謚法解》應是作者搜羅前代君王的名號﹐結合君王們的一生事跡加以附會﹐這才造成了一個謚號有多種解釋的情況。尤其是那些“惡謚”更沒道理﹕幽、厲、靈、夷等等所謂“惡謚”﹐這些字本來都有善義﹔謚法中的哀和悼被認為是表示追思的﹐而哀其實可以讀為愛﹐悼可以讀為卓﹐未必就真是追思。xvii 　　　　 　　　　郭沫若雖然對《逸周書》的判斷未必可靠﹐而關於謚法的“附會”之論﹐原本就是個讓人頭疼的問題。就拿本文中第一個出場的魯隱公來說﹐“隱”字在《謚法解》裡就有兩個互不相關的解釋﹐一個是“不顯屍國”﹐一個是“隱拂不成”。所以郭沫若的話倒還真是合情合理﹐我們可以假想一下《謚法解》的作者查閱古代文獻﹐發現甲隱公文治斐然﹐乙隱公勇猛好鬥﹐丙隱公三心二意﹐這三個隱公都叫隱公﹐可彼此之間卻如此不同﹐怎麼辦呢﹐那就一字多解好了。於是﹐“隱”字在謚法裡就具有了三種涵義﹕文治斐然曰隱﹐勇猛好鬥曰隱﹐三心二意曰隱。 在郭沫若之前﹐顧棟高就曾詳考春秋史料﹐列出種種疑問來質疑謚法的可靠性。顧棟高一是發現謚號似乎和死者生前的地位、而不是品行與功業的關系更大﹐二是發現有謚號的人多有寂寂無聞之輩﹐相反﹐一些足以當得起最佳謚號的春秋名流卻令人吃驚地並無謚號可稱﹐這豈不是很沒道理﹖再者﹐一些著名的大壞蛋卻堂而皇之地享有美謚﹐比如﹐因“慶父不死﹐魯難未已”這句名言而在後世知名的那位慶父﹐謚號為“共”﹐這簡直太沒天理了﹗xviii 　　　　 　　　　 　　　　 　　　　這些說法和疑惑都很合乎情理﹐但正如我們在經學和史學當中一再遇到的那樣﹐反方的解釋同樣合乎情理。童書業考查《左傳》、《史記》的記載﹐認為自西周中葉以來﹐列國君臣乃至周天子的謚號與其人一生的德行、功業等等大體相當﹐如果說這些謚號當真是活人的稱號﹐有點兒說不過去。xix 　　　　 　　　　研究越來越深入﹐爭議也越來越大﹐而謚法起源的推斷直接影響到對先秦許多文獻的時間判斷﹐比如《大武》裡幾次出現“武王”這個稱號﹐朱熹由此而懷疑該篇作品是成型於周武王死後。而王國維、郭沫若之後的一些謚法研究則把謚法的起源向前推進了一大截﹕不但提前於王、郭的推測﹐甚至比《謚法解》的說法還早而溯至了晚商時期。xx 　　　　 　　　　汪受寬《謚法研究》是關於這一問題的專論﹐對於謚法的起源﹐認為周初天子、王妃、諸侯、重臣均無謚號﹐可見周公創造謚法的古說並不可靠﹐但謚法之起源也不會太晚﹐因為統計一下′}呵鎩罰□11制渲屑竊卮筧宋鎦□酪還?187次﹐都是先寫人家的名字或爵位﹐沒有一例是按謚號來寫的﹐但寫到這些人的葬事時﹐全書111次葬事全寫的是謚號﹐同樣無一例外。“這就說明﹐在葬禮中﹐這些人都得到了謚號﹐並正式將謚號通告了魯國﹐因而書之於魯史之中。”汪受寬舉了鄭莊公為例子﹕“魯隱公元年﹐稱鄭莊公為鄭伯﹐言‘鄭伯克段於鄢’﹐這是書其爵。到桓公十一年夏五月﹐鄭莊公死﹐寫為‘鄭伯寤生卒’﹐這是書其名（寤生）﹐因為任何一位鄭國國君都可以稱為鄭伯﹐為了加以區別﹐故而在書其死時記其名。到記鄭莊公葬禮﹐則寫成‘秋七月﹐葬鄭莊公’﹐很顯然﹐這是指鄭伯寤生葬禮時正式定謚為莊公。”但是﹐《春秋》裡葬後稱謚雖無例外﹐活人而用美稱的也不是沒有。xxi 　　　　 　　　　據汪受寬的考証﹐謚法初起於西周﹐本來是貴族們給去世的父祖擬定美稱﹐這種做法漸漸流行開來﹐周王室也開始仿效﹐到周孝王時代基本定型﹐而且﹐“由於謚號是追美尊者、長者和表示哀傷感情的﹐所以最初隻有美謚、平謚﹐沒有惡謚……謚號之有善惡﹐是從西周共和以後開始的”。xxii 　　　　 　　　　汪說謹嚴精微﹐但問題並未到此結束﹐一些意見的沖突或許也隻是盲人摸象式的沖突而已。譬如﹐殷周彝器上的“生稱謚”當真就是其人生時的美稱嗎﹖──有說是的﹐有說另有原因的。 　　　　 　　　　說是的如夏含夷﹐夏從燕侯旨鼎銘文中燕侯旨以殷商慣見的方式稱他已去世的父親為“父辛”出發﹐梳理金文演變之脈絡﹐推論周人謚法制度當建立於西周中期﹐並且是一個緩慢成型的過程﹐而西周銅器中許多“武”、“穆”、“康”等等確定無疑的謚號被用作生稱﹐看來“謚號式的美稱”不僅僅是用於已逝之先人的。xxiii 　　　　 說另有原因的是楊希牧。楊先是把謚法痋慼慰董hㄔ謚艸□□佽□淞吧□期幀蔽侍饃細沖雋艘桓魴掠鋇囊餳□核□健吧□期幀蔽幢卣婢褪巧□背期鄭□□且蛭□勒叩內趾潘□玫木褪撬□巧□暗淖□鄭□□醞□桓鱟鄭□□拔□□鄭□籃笪□趾牛□獗硪謊□□諍□煌□? 楊說是從《左傳‧隱公八年》眾仲關於請謚制度的一段話入手分析的﹐其中有“諸侯以字為謚”一句﹐這句話當初杜預把斷句給搞錯了﹐把“諸侯以字”作為一頓﹐後來的學者們大多跟著杜預以訛傳訛。 　　　　 　　　　男子二十歲行冠禮於是有“字”﹐這個“字”就有可能在死後成為其人的謚號﹐甚至有可能“字”的淵源即是起人生時的美稱。xxiv我們可以想像一下﹕一個氏族部落裡的青年因為勇猛善戰﹐為人又好﹐贏得了一個“好熊”的外號﹐大家都叫他“好熊”而不再叫他的本名﹐其他氏族成員也是一樣﹐文采好的外號“文淵”﹐力氣大的外號“負重”﹐腿腳快的外號“小馬”。然後﹐隨著氏族社會的發展﹐越來越文明化﹐這種風俗便演變為冠禮取字﹐原本的外號變成了非常正式的“字”。繼續推想一下﹐某人死後仍然被大家以“字”（外號）來稱呼﹐似乎也是順理成章的。楊希牧舉《禮記‧檀弓上》魯哀公誄孔子一節的鄭玄注﹕“尼父﹐因其字以為謚”──因為孔子字尼父﹐由此推測﹐鄭玄知道孔子被謚為尼（父）的根據正是“以字為謚之制”。xxv 　　　　 　　　　楊希牧因此認為鄭玄是古人當中少有的明白這個道理的人﹐但我們考之鄭注原文﹐前邊卻還有一句“誄其行以為謚也”﹐分明是說魯哀公作誄文稱述孔子一生行事並由此來給他確定謚號。況且﹐如果說孔子的一生用一個“尼”字就可以概括﹐顯然讓人摸不著頭腦。至於《左傳‧隱公八年》所載眾仲的那番話﹐歷來難謁鶻猓□□宰治□鐘窒勻皇嗆投運勒吒槍茁鄱ㄊ降囊櫞種貧饒巖院嚇牡摹□□□檔畝閱兀懇□淳肮O兩種情況並存﹐也說不定?? 無論如何﹐至少從明確可考的歷史來看﹐謚法的產生確實或多或少起到了一些懲惡揚善的作用﹐稍微好些面子的國君有誰希望自己背上一個千古惡謚呢﹖但值得懷疑的是﹕《逸周書‧謚法解》和《白虎通‧謚》的那些解釋究竟是在闡明一種制度的真實原委﹐還是在一種制度已然悄悄成型並逐漸發展之後而被附麗上的一些華麗解說﹖──正如汪受寬所謂“如果說﹐初期的謚法﹐不過是人們讚美先人、寄托哀思、詛咒惡人的一種辦法﹐那麼﹐從孔子開始﹐儒家就有意識地把謚法作為以禮教褒貶人物﹐挽救引導社會風氣﹐調整人際關系的手段”xxvi﹖ 　　　　 　　　　──至少﹐謚法除了上述之外還有著另外一層涵義（也許是更為本質的涵義）﹐即人們在心理上對“名字”的神秘感。在這層意思上﹐“謚”和“諱”正是一事的兩面。 　　　　 　　　　《禮記‧曲禮上》有“卒哭乃諱”。所謂“卒哭”﹐是一種祭祀禮儀的名稱﹐是人死下葬之後的最後一次祭禮﹐而後便將死者的神靈附於祖廟﹐“以諱事神”﹐從此不再提起死者的名諱﹐而以鬼神事之。現在很多地方仍有祈求“列祖列宗在天保佑”的風俗﹐也一樣不會對歷代祖先指名道姓。 　　　　 　　　　和後人的習以為常不同﹐這樣一種對名諱的禁忌顯然帶有宗教的意味──如塗爾幹所說﹕“倘若沒有禁忌﹐倘若禁忌沒有產生相當大的作用﹐那就不會有宗教存在。”xxvii塗爾幹化繁為簡﹕“無論這些禁忌有多麼復雜﹐最終都可以歸納成兩種基本形式﹐它們統攝並支配著禁忌體系。”第一種形式是﹕宗教生活和凡俗生活不能同在一處（這就產生了教堂、修道院和寺廟之類的場所）﹔第二種形式是﹕宗教生活和凡俗生活不能同時並存（這就產生了宗教節日）。xxviii從這個歸納來看﹐周人的“以諱事神”就是把名諱與謚號分桿怏齮n謐誚躺□詈頭菜咨□睿□諤囟ｕ氖奔洹８囟ｕ牡氐悖□τ錳囟ｕ某莆健﹗□□趾旁□鏡筆親誚譚凍肜□囊幌睢? 　　　　 　　　　具體來說﹐謚號屬於塗爾幹定義裡的“禁忌”范疇﹐而禁忌在塗爾幹的定義裡又屬於“消極膜拜”（以區別於“積極膜拜”）﹐這種消極膜拜“表面看來﹐它隻能起到阻止行動的作用﹐而不是激勵或修正行動的作用。然而﹐作為這種約束作用的無意後果﹐人們發現﹐它對於培養個體的宗教性和道德性卻具有最為重要的積極作用。事實上﹐正因為存在著將神聖事物與凡俗事物分離開來的界限﹐所以﹐一個人倘若不去掉自己所有的凡俗的東西﹐就不能同神聖事物建立起親密的關系。如果他沒有或多或少地從凡俗生活擺脫出來﹐他就沒有一點可能過上宗教生活。”xxix──由此觀之﹐從神聖的意義上看﹐“以諱事神”和謚號是屬於宗教范疇的﹔從凡俗意義上看﹐它們又是屬於道德傳統的。 有趣的是﹐“以諱事神”在現代的土著社會裡依然能夠找到相似的習俗。澳洲土著長久以來都被認為是最“土”的土著﹐人類學家在那裡發現﹐“神聖性”是有著驚人的傳染力的──死者的靈魂是神聖的﹐而這種神聖性很快便傳染到死者生前所居住的營地、死者的妻子和親屬以及──對我們最為重要的──死者的名字上邊。“所有這些與死者有關的東西﹐都通過這種方式獲得了神聖性﹔於是﹐人們都要離他們遠遠的。它們也不再被當作單純的凡俗事物來對待了。在道森所觀察過的社會裡﹐死者親屬的名字也同死者的名字一樣﹐在哀悼期內不能被提起。死者生前吃過的某些動物也可能被禁止食用。”xxx 　　　　 　　　　那麼﹐土著們肯定會面臨一個難題﹕既然死者的名字“在哀悼期內不能被提起”﹐大家需要提起他的時候又該怎麼稱呼呢﹖──這就不得而知了。不過話說回來﹐周人當初也應筋朱S□□□哪煙猓喝綣□晃磺茲慫籃蟊悴荒茉傯崞鶿□拿□鄭□飩財鴰襖錘枚嗖環獎惆　Ｊ茄劍□還茉趺此擔□艿糜懈齔坪舨判小? 　　　　 　　　　是的﹐不管怎麼說﹐總得有個稱呼才行﹐這個看似很庸俗的念頭說不定才是謚法起源的真實原因。 另一方面﹐名字長久以來就和靈魂聯系在一起﹐甚至直到現在﹐很多人仍然對名字懷有一種迷信般的感情。從周人以來﹐男人在社會交往中普遍互相稱字而不稱名﹐後來的文人又喜歡給自己起“號”﹔女子的名字就更是深藏不露﹐隻在媒人來提親的時候才會悄悄透露給男方﹐xxxi而在嫁人之後﹐這個“名”馬上又被收藏不用了。我們現代人這種普遍的“姓”和“名”連稱的方式大體而言是很晚近才成為社會習俗的﹐據說其源頭是“開會發通知或法院發傳票”。xxxii 　　　　 　　　　在古代社會﹐“名”還常被用來做些招魂、叫魂、施巫術之類的事。這種心理並非中國人所獨有﹐而是世界性的。鄭振鐸曾在《釋諱篇》裡詳論此事﹐列舉了世界各地諱言稱名的習俗﹐並且談到名的禁忌直到近世還大有遺存。xxxiii我們現在仍能聽到在很多家庭當中兩口子的互相稱呼﹕“狗子他爹”﹐“狗子他媽”﹐這也算是“諱言其名”的一例吧﹐雖然比較粗俗﹐但說不定也和周代禮制中神聖莊嚴的謚法出自同一個源頭。 　　　　 　　　　 　　　　 　　　　“狗子他爹”和“狗子他媽”這是夫妻之間的彼此稱呼﹐如果是外人來叫﹐並且是稱呼一個已婚婦人﹐還常見這樣的一種稱謂﹕某某家的──比如《紅樓夢》裡就有個經常露臉的“周瑞家的”。 　　　　 　　　　“周瑞家的”作為一種稱謂類型﹐隱含的道理是﹕女子出嫁從夫﹐即便是稱呼上也要隨著丈夫。──這一風俗來源久遠﹐早在周代﹐對女子的稱謂和謚法就有過這樣的講究。如果細看這些講究﹐我們就會發現﹕原來孟子和聲子﹐乃至接踵而來的仲子﹐她們的稱呼似乎都是有問題的﹐或者說是不合“禮”的。 　　　　 　　　　清人劉文淇《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証》引《北史‧張普惠傳》﹐借北魏大學者張普惠之口來提出問題。劉文淇引述簡略﹐而《北史‧張普惠傳》中的一整段議論其實都很有參考價值﹐我們不妨連帶著一起看看。 　　　　 　　　　張普惠是位前輩專家﹐“精於‘三禮’﹐兼善《春秋》、百家之說”﹐他的論斷在當時是很有權威的。時值太妃之死﹐大臣們商量著給老人家立個碑﹐標題想寫“康王元妃之碑”。元澄拿不準主意﹐去問張普惠﹐張先生說﹕“細查朝廷典章﹐隻有‘王妃’之稱﹐並無‘元’字。想當初《春秋》魯惠公的夫人孟子稱元妃﹐是為了和繼室聲子相對以示區別。如今烈懿太妃追隨先王而去﹐更無聲子、仲子之嫌﹐我認為沒必要用‘元’字來區分名份。在姓後邊加個‘氏’字﹐這是對活人的稱呼﹐所以《春秋經》裡說‘夫人姜氏至自齊’﹔而人死下葬之後﹐就要以謚號來配姓了﹐所以《春秋經》說‘葬我小君文姜’和‘來歸夫人成風之襚’﹐這都是以謚號配姓。古代已婚女子死後直接就用丈夫的謚號……”xxxiv 　　　　 　　　　劉文淇引張普惠之論﹐是為了說明“妃”是正妻、嫡妻之稱﹐以駁孔穎達“妃”是妻妾通用之解。有趣的是﹐劉文淇也和孔穎達一樣征引了《禮記‧曲禮》“天子之妃曰後﹐諸侯曰夫人”這段﹐說明“妃”是隻用來稱呼天子的正妻的xxxv──《禮記》這同一段文字竟然同時作了正反兩方的論據。 　　　　 　　　　但這裡應是劉文淇錯了﹐因為“諸侯曰夫人”及以下應是古文省稱﹐如果把被省略的文字補足﹐應該就是﹕“天子之妃曰後﹐諸侯之妃曰夫人。” 不過這倒不是重點﹐而我們在這裡更要留意的是﹕張普惠說元妃之稱是為了區別於繼室﹐而“在姓後邊加個‘氏’字﹐這是對活人的稱呼……人死下葬之後﹐就要以謚號來配姓了。”對於前者﹐張普惠舉的例子是“夫人姜氏至自齊”﹐這位夫人娘家姓姜﹐又還活著﹐所以呼為姜氏﹔對於後者﹐張普惠舉的例子是“葬我小君文姜”和“來歸夫人成風之襚”。文姜是魯桓公的太太、魯莊公的媽媽、本篇主人公魯隱公的弟妹﹐“文”是謚號﹐“姜”是娘家的姓。《公羊傳‧莊公二十二年》何休注﹕夫人以娘家的姓來配謚號﹐表示不忘本。xxxvi成風則是魯僖公的媽媽﹐據何休說﹐“風”是氏而不是姓xxxvii──這就留待以後再說﹐現在有一個文姜的例子就足夠說明問題了。 　　　　 　　　　文姜和聲子在稱謂上屬於同一種結構﹐即﹕謚號＋娘家的姓。但張普惠又給我們提出了一個新標準﹕“古代已婚女子死後直接就用丈夫的謚號。”──這個說法也是由來已久的﹐孔穎達後來作過歸納分析﹐說依“禮”﹐女人是不該有謚號的﹐隻能跟著用丈夫的謚號。把丈夫的謚號冠於妻子娘家姓之上﹐這就構成了一個完整的稱謂。再有﹐“生以夫國冠之”（丈夫的國名＋自己的娘家姓）﹐“死以夫謚冠之”（丈夫的謚號＋自己的娘家姓）﹐xxxviii比如孟子﹐我們現在能夠確定她娘家姓“子”﹐丈夫是魯惠公﹐那麼﹐按照以上規定﹐孟子活著的時候應該怎麼稱呼呢﹖ 　　　　 　　　　代入公式﹕“生以夫國冠之”（丈夫的國名＋自己的娘家姓）﹐即﹕魯（丈夫的國名）＋子（自己的娘家姓）＝魯子。 　　　　 　　　　如果孟子死了﹐又該怎麼稱呼呢﹖ 　　　　 　　　　代入公式﹕“死以夫謚冠之”（丈夫的謚號＋自己的娘家姓）﹐即﹕惠（丈夫的謚號）＋子（自己的娘家姓）＝惠子。 　　　　 　　　　這樣一看﹐雖然是秉承周禮﹐雖然是諸侯命婦﹐稱謂規則卻和“周瑞家的”如出一轍。看來晚近鄙俗之語未必就沒有古雅高貴的源頭﹐而這或許也體現著社會下層對上層的一種模仿。 　　　　 xx 李山《周初〈大武〉樂章新考》（載於《中州學刊》2003年第5期）﹕隨著更多器物的發現和研究﹐王國維等人的說法逐漸引起懷疑。屈萬裡《謚法濫觴於殷代論》、黃奇逸《甲金文中王號生稱與謚法問題的研究》、彭裕商《謚法探源》等﹐都認為生稱王號的說法並不符合實際﹐謚法的起源甚至要早到晚商時期。 　　　　xxi 汪受寬﹕《謚法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版）﹐第11－12頁。 　　　　xxii 汪受寬﹕《謚法研究》﹐第12－18頁。該書第17頁對周初謚法有三點歸納﹕第一﹐給謚對象有貴族、有王姬、也有周王﹐並沒有嚴格的規定。第二﹐最早隻有貴族給父祖的私謚﹐然後才有王朝的公謚﹐而且公謚似乎隻見於給王朝成員﹐沒有諸侯、貴族向王朝請謚的。第三﹐由於謚號是追美尊者、長者和表示哀傷感情的﹐所以最初隻有美謚、平謚﹐沒有惡謚。 　　　　xxiii [美]夏含夷﹕《燕國銅器祖考稱號與周人謚法的起源》﹐《古史異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版）﹐第191－200頁。 　　　　xxiv 楊希牧﹕《先秦文化史論集》﹐第280頁﹕史料應可說明﹕謚號及謚法絕非戰國之際之制﹐而極可能是周初之制﹔周初諸王生稱之謚或是生時美名者疑即諸侯以字為謚之生字﹐故生時稱之而與死後之謚無別。惟論者必認為周初猶冠而字之之制﹐周初諸王之生時美名僅是一種美名﹐則後此冠而字之之字也非不可是演變自此種美名。但此僅屬推測﹐而於史難稽矣。 　　　　xxv 楊希牧﹕《先秦文化史論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第1版）﹐第264頁。 　　　　另﹕楊文所引“尼父﹐因其字以為謚”﹐“其”字據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標點本）”《禮記正義〞m﹖鋇蔽□扒搖弊幀Ｏ曇□檬櫚?250頁。 　　　　xxvi 汪受寬﹕《謚法研究》﹐第20－21頁。 　　　　xxvii [法]塗爾幹﹕《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東、汲□/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396頁。 　　　　xxviii [法]塗爾幹﹕《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第404頁。 　　　　xxix [法]塗爾幹﹕《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第405頁。 　　　　xxx [法]塗爾幹﹕《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第415頁。對這一現象的解釋詳見該書第三卷第一章。 　　　　xxxi 《禮記‧曲禮上》﹕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 　　　　xxxii 吳小如﹕《皓首學術隨筆‧吳小如卷》（中華書局2006年第1版）﹐第284頁。 　　　　xxxiii 鄭振鐸﹕《釋諱篇》﹐《二十世紀中國民俗學經典‧社會民俗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81－100頁。 xxxiv 《北史‧張普惠傳》﹕澄遭太妃憂﹐臣僚為立碑頌﹐題碑欲雲“康王元妃之碑”。澄訪於普惠﹐普惠答曰﹕“謹尋朝典﹐但有王妃﹐而無元字。魯夫人孟子稱元妃者﹐欲下與繼室聲子相對。今烈懿太妃作配先王﹐更無聲子、仲子之嫌﹐竊謂不假元字以別名位。且以氏配姓﹐愚以為在生之稱﹐故《春秋》‘夫人姜氏至自齊’﹔既葬﹐以謚配姓﹐故經書‘葬我小君文姜’﹐又曰‘來歸夫人成風之襚’﹐皆以謚配姓。古者婦人從夫謚﹐今烈懿太妃德冠一世﹐故特蒙褒錫﹐乃萬代之高事﹐豈容於定名之重﹐而不稱‘烈懿’乎。”澄從之。 　　　　xxxv [清]劉文淇《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証》﹕《國語‧齊語》﹕“九妃六嬪。”韋昭注﹕“正嫡稱妃﹐言九者﹐尊之如一﹐明其淫侈非禮制。”《禮記‧曲禮》﹕“天子之妃曰後﹐諸侯曰夫人。”則正嫡稱妃之說信矣。杜注言元妃明始嫡夫人﹐意猶未誤。《正義》謂妃者名通嫡妾﹐則誤矣。陳哀公元妃、二妃、下妃﹐正如齊之九妃﹐非禮制﹐不當引為嫡妾通稱之証。 　　　　xxxvi [漢]何休《春秋公羊傳解詁‧莊公二十二年》﹕文者﹐謚也。夫人以姓配謚﹐欲使終不忘本也。 　　　　xxxvii [漢]何休《春秋公羊傳解詁‧文公五年》﹕風﹐氏也。任、宿、顓臾之姓。 　　　　xxxviii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注疏》﹕《周禮‧小史》“卿大夫之喪﹐賜謚﹐讀誄”。止賜卿大夫﹐不賜婦人﹐則婦人法不當謚﹐故號當系夫。《釋例》曰“謚者﹐興於周之始王﹐變質從文﹐於是有諱焉”。傳曰“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易之以謚。末世滋蔓﹐降及匹夫﹐爰暨婦人。婦人無外行﹐於禮當系夫之謚﹐以明所屬。《詩》稱莊姜、宣姜﹐即其義也。是言婦人於法無謚﹐故取其夫謚冠於姓之上。生以夫國冠之﹐韓姞秦姬是也﹔死以夫謚冠之﹐莊姜定姒是也。直見此人是某公之妻﹐故從夫謚﹐此謚非婦人之行也。夫謚巳定﹐妻即從而稱之。 　　　　xxxix[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注疏》﹕孟子卒﹐不稱薨﹐不成喪也。無謚﹐先夫死﹐不得從夫謚。 　　　　xl [漢]服虔/撰﹐[清]袁鈞/輯《春秋傳服氏注》卷一。 　　　　xli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注疏》﹕正義曰﹕……其末世滋蔓﹐則為之作謚。景王未崩﹐妻稱穆後﹐如此之類﹐皆非禮也。 　　　　xlii 童書業﹕《春秋左傳研究》﹐第336頁。 【釋“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故仲子歸於我。”】 　　　　 　　　　《春秋》一經三傳﹐一開始的矛盾焦點正集中在魯隱公和魯桓公的微妙關系之上﹐很多具體事件和具體問題都是圍繞著這一核心矛盾而生的﹐前文所講的孟子和聲子的身份與稱號﹐這裡所講的仲子的來歷﹐其中顯意與隱意莫不如此。 　　　　 　　　　聲子是魯隱公的生母﹐仲子是魯桓公的生母。仲子之稱並非謚號﹐而是像孟子一樣﹐“仲”是排行﹐表示她是家裡的二女兒﹐“子”是娘家的姓──這回《左傳》有明文﹐說她來自宋國﹐是宋武公的女兒。 　　　　 　　　　仲子的出生頗有幾分神異﹐小手上居然有“文”﹐內容是﹕“為魯夫人”。──我們不妨想像一下﹐一個小女嬰呱呱墜地﹐伸著小手﹐掌心四個大字﹕“為魯夫人”﹐果然神異無比。再要注意的是﹕“為魯夫人”四個字意味著這隻小手的主人將來要成為魯國國君的夫人（正妻）。 　　　　 　　　　“有文在其手”﹐據楊伯峻的解釋﹐“文”就是“字”﹐在先秦的書籍裡都是把“字”叫做“文”的﹐而我們現在所謂的“文字”最早則見於《史記‧秦始皇本紀》中秦始皇琅琊台石刻“同書文字”。i 　　　　 　　　　那麼﹐小女嬰的手上生來就有四個字﹐這可信嗎﹖ 　　　　 　　　　孔穎達雖是唐朝古人﹐卻很有唯物主義作風﹐認為“為魯夫人”的“為”字是《左傳》特意加的﹐並且﹐這種事《左傳》其他地方也有過記載﹐比如成季、唐叔手上就有“友”和“虞”﹐但有個問題是﹕這些“魯夫人”什麼的不會是後人常見的隸書﹐因為隸書起於秦朝末年﹐而考之石經古文﹐“虞”和“魯”的寫法確有可能和某些比較特殊的掌紋相似﹐“友”和“夫人”大約也是同理。曾有前輩解釋這些靈異事件說“這就好像河圖洛書天神言語﹐真是天命”﹐但這掌紋之事﹐隻不過“像”是那麼回事罷了。ii 　　　　 　　　　──在這裡﹐孔穎達和楊伯峻對“文”的解釋略有分歧。楊注釋“文”為“字”﹐同一陣營裡的古人我們還可以找來王充﹐他在《論衡‧雷虛》裡也持此見。iii而杜預和孔穎達都釋“文”為“紋理”﹐並分析如下﹕“仲子手有此文﹐自然成字”﹐這裡“文”、“字”對舉﹐顯然不是同一個意思。 　　　　 　　　　錢鐘書在《管錐編》裡倒是很稱讚孔穎達的唯物主義作風﹐說他在這裡把“文”釋為掌紋像字﹐比之王充要高出一籌﹐而且孔先生不大相信靈異事件﹐把《左傳》裡許多神神怪怪、荒誕不經的內容盡量以常理解釋。iv 　　　　 　　　　那麼﹐誰的解釋對呢﹖ 　　　　 　　　　這倒並不關乎春秋大義﹐倒可以管中窺豹地從中看出三個問題﹕一是唐人的學風已經和漢人那種注重天人感應、五行讖緯的調子不大相同了﹐二是治《左傳》的這一派要比《公》、《榖》兩家更趨樸素求實﹐至於第三﹐我們還可以從這個問題裡邊看到一些字義的演變。 　　　　 　　　　“文”字及其相關詞匯﹐往往古今意思變化很大﹐最早常常被用作“紋理”之意﹐這裡仲子的掌紋之“文”就是一例﹐因此“掌紋”的規范寫法應是“掌文”﹐正如“紋身”的規范寫法應是“文身”﹐再有﹐唐詩裡“文章片片綠龜鱗”﹐這不是讚嘆某人的文章寫得好﹐而是在夸一把寶劍上的“花紋”──這是“文章”一詞在古人那裡的常用意思。 還有前文見到過的﹐公羊家講殷商為“質”﹐周代為“文”﹐是說殷商的風俗制度較為質樸粗疏﹐到了周代則禮樂大行﹐豐富細膩。孔子所感嘆的“文不在茲乎”﹐其中這個“文”就是禮樂制度之謂。周禮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復雜﹐於是由此而有了“繁‘文’縟節”。再有﹐現在我們夸一個人“文筆好”﹐這“文”和“筆”在古代曾分別是韻文（文）和散文（筆）之稱。v 　　　　 　　　　楊伯峻訓“文”為“字”﹐這個說法來自顧炎武和段玉裁﹐顧炎武在《日知錄》裡考証﹐春秋以前說“文”而不說“字”﹐舉了《左傳》的兩個例子以及《論語》裡的“史之闕文”和《中庸》裡的“書同文”為証。vi但在這些例証裡﹐《左傳》的創作年代雖然歷來爭議不休﹐但大體被認定為戰國﹐楊伯峻本人即將之推定在公元前403年之後﹐所以《左傳》兩例尚不足以証實春秋時的遣詞造句﹔而“史之闕文”歷來都堪稱《論語》當中最難解的句子之一﹐其中的“文”字很難說就是“字”的意思﹔至於《中庸》的“書同文”那段﹐也不是春秋時代的作品。所以﹐顧炎武的這幾個例証沒有一個是牢靠的。 　　　　 　　　　春秋時代“文”字的用法﹐可以稍稍參考一下《論語》。楊伯峻在《論語譯注》裡已經把這個工作梳理得很清楚了﹕“文”字在《論語》當中總共出現過二十四次﹐意思共有六項﹐但沒有一個是“字”的意思﹐即便那句“史之闕文”的“文”字﹐楊伯峻自己的解釋也是“文辭”而非“文字”。vii 　　　　 　　　　至此﹐孔穎達的意見略佔上風﹐不過話說回來﹐他的唯物主義作風也不是誰都認可的﹐清人朱駿聲《春秋左傳識小錄》還真把“為魯夫人”這四個字按古文的樣式給排出來了──掌紋若當真如此復雜﹐恐怕除了神異之外還真不可能有其他解釋了。 　　　　 　　　　 　　　　 　　　　圖－[清]朱駿聲《春秋左傳識小錄》“為魯夫人”的古文樣式。 　　　　 　　　　 　　　　 　　　　無論仲子的掌紋靈異與否﹐反正《左傳》是以靈異視之的。於是﹐“故仲子歸於我”﹐這裡的“歸”是出嫁的意思﹐viii“我”是“我國”﹐即魯國﹐因為《春秋》是魯史。既然有了老天爺的清晰指示﹐仲子姑娘後來也就順理成章地嫁到了魯國﹐作了魯惠公的女人﹐並為他生下了魯桓公。 　　　　 　　　　 ──且慢﹐前邊不是說過什麼諸侯一聘九女和諸侯不再娶麼﹐可仲子看來並非當初隨同孟子姑娘一起嫁過來的呀﹖而且用了“歸”字﹐豈不是明媒正娶作夫人﹖ 　　　　 　　　　是的﹐前邊那些隻是理論上的說法﹐現實和斂r鄄２灰歡ㄗ蓯撬克咳□鄣摹６□遙□綣□□詈鈐偃６寄芩閌琴栽嚼裰疲□敲綽郴莨□□18僮湧峙鹵冉黿齙□康腦偃14□□侄嗔恕﹗□□慮櫚腦□□患□淞洞呵鎩芳叭□□□□□淞妒芳恰□持芄□蘭搖罰□德郴莨□牡輾蛉嗣揮卸□櫻□□□□由□爍齠□櫻□□小跋Ⅰ保□簿褪嗆罄吹穆騁□□□３□籩□螅□頁□□□才嘔橐齟笫攏□□７喂□墓媚鎩Ｋ喂□媚□攪寺徹□□螅□郴莨□□□□粒□恪岸岫□雲拗□保□訊□備救19髯約旱南備荊□約河曬□□蹈裎□呂傘□x 　　　　 　　　　這種事情在春秋時代絕非一例﹐看似令人發指之極﹐大家肯定都在想﹕這個魯惠公實在是個荒淫無道的家伙。但是﹐事情還真不好說﹐因為司馬遷這段史料不知出處﹐《春秋》一經三傳又全無此事﹐更沒說過魯惠公是無道之君﹐所以司馬貞在《史記索隱》裡就曾經表示過懷疑﹐x後世經師和史家中的持懷疑態度的也不乏其人。再說﹐且不論司馬遷的史料來源究竟如何﹐單說魯惠公其人﹐實在是個很不錯的諸侯﹐不像是個能幹出那種喪心病狂勾當的家伙。清人馬□就持這種意見﹐認為《史記》的說法於理不合。xi 　　　　 　　　　當然﹐非要說這個情理的話﹐後世即便是唐玄宗那樣的皇帝﹐不也幹出過類似的事情麼。若論周代的主流婚姻觀念﹐李衡眉曾經論說過“翁媳不婚”這一禁忌。李老師從《禮記‧大傳》入手﹐指出其中所謂“男女有別”是指公公和兒媳不能結婚﹐媽媽和兒子不能結婚﹐xii這一禁忌當起源於輩行婚﹐即嚴格禁止相鄰輩分的人之間的性關系。在周代﹐不但實質上的公公和兒媳不能結婚﹐就連名義上的公公和兒媳也不能結婚﹐比如《毛詩序》講到﹐衛宣公犯了這個忌﹐有人就作了《新台》一詩來諷刺他。xiii 如果存在“翁媳不婚”這一婚姻禁忌的話﹐可想而知的推論就是﹕違禁婚姻所生下的兒子也很可能會受到大家的歧視。那麼﹐聯系到魯惠公一家人﹐就算魯惠公活著的時候可以罩著仲子生的兒子（即魯桓公）﹐但在他死後﹐魯國的公論恐怕很難認同魯桓公的吧﹖──這又可以向兩個方向作出推論﹕要麼《史記‧魯世家》裡公公娶兒媳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要麼魯桓公繼位的合法性一定會受到公論的質疑。 　　　　 　　　　但是﹐也許“翁媳不婚”的禁忌值得商榷﹐畢竟僅以《禮記》和《毛詩序》來論証春秋史實怎麼說也還隔了一層。而反面意見雖然也沒有提出什麼堅實的証據﹐但也值得我們參考一下──童書業說即認為司馬遷的這個說法和春秋時代家長制家庭的婚姻狀況是吻合的﹐大約貼近實情。xiv那麼﹐如果童老師之說屬實﹐xv這對司馬貞和馬□他們來說還意味著這樣一個道理﹕人們對事情的判斷很難脫離“以今度古”和“以己之心﹐度人之腹”的心理陷阱﹐何況很多善惡之別都是隨著時代風俗而風吹幡動的﹐時人眼中的“禽獸不如”換到古代﹐或者換一個時間、地點﹐未必就不是自然而然、順理成章。 　　　　 　　　　 　　　　 　　　　到這裡還不算完﹐因為事情總還有另外的說法﹐《榖樑傳》就把仲子說成惠公的媽媽（也就是隱公和桓公的奶奶）而不是桓公的媽媽。有人認為這是無稽之談﹐比如童書業﹔也有人力挺此說﹐比如清人劉逢祿。劉逢祿的《左氏春秋考証》是今文學派向古文學派的一次總攻﹐這先不必細表﹐單說眼前這個仲子問題﹐劉逢祿認為《左傳》的這段文字是劉歆為了使《左傳》看上去更像一本《春秋》的教輔而篡改過的（劉逢祿認為整個《左傳》到處都是劉歆動過的手腳）﹐司馬遷寫《魯世家》的時候所采用的應該是原版《左傳》﹐而作《史記索隱》的司馬貞卻依據篡改版《左傳》來懷疑《史記》﹐實在不該。而且﹐《史記》裡也並沒有說那位宋武公之女叫做仲子呀。xvi 　　　　 　　　　雖然時至今日﹐劉歆大規模作偽之說已經不大有人相信了﹐但今文學家的很多意見仍有值得探究之處。仲子的謎團後文還會繼續論及﹐撲朔迷離之處還有很多。 　　　　 　　　　 　　　　 　　　　 　　　　i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第3頁﹕文即字﹐而先秦書未有言字者。《周禮‧外史》、《儀禮‧聘禮》皆言名﹐《左傳》、《論語》、《中庸》並言文﹐以字為文﹐始於《史記》秦始皇琅琊台石刻曰“同書文字”。詳顧炎武《日知錄》及段玉裁《說文解字敘注》。 　　　　ii[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注疏》﹕正義曰﹕……以其手之文理自然成字﹐有若天之所命使為魯夫人然﹐故嫁之於魯也。成季、唐叔亦有文在其手曰友、曰虞﹐“曰”下不言“為”。此傳言“為魯夫人”者﹐以宋女而作他國之妻﹐故傳加“為”以示異耳。非為手文有“為”字﹐故魯夫人之上有“為”字也。仲子手有此文﹐自然成字﹐似其天命使然﹐故雲有若天命也。隸書起於秦末﹐手文必非隸書。石經古文虞作■﹐魯作■﹐手文容或似之。其“友”及“夫人”﹐固當有似之者也。傳重言“仲子生”者﹐詳言之﹐與上重言“孟子卒”其義同也。舊說雲﹕“若河圖洛書天神言語﹐真是天命。”此雖手有文理﹐更無靈驗﹐又非夢天﹐故言有若。 　　　　另參﹕[清]劉文淇《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証》﹕文淇按﹕傳文“為魯夫人”上有“曰”字﹐則“為魯夫人”四字皆指手文。《史記‧年表》魯桓公允母﹐宋武公女﹐生手文為魯夫人﹐與《左傳》同。《正義》之說非也。 iii [漢]王充《論衡‧雷虛》﹕魯惠公夫人仲子﹐宋武公女也﹐生而有文在掌﹐曰“為魯夫人”。文明可知﹐故仲子歸魯。 　　　　iv 詳見錢鐘書﹕《管錐編》﹐第166－167頁﹕孔疏此解﹐又勝王氏一籌﹕王氏尚謂為“書”﹐孔氏直斷言“手文”似書字耳。孔氏於《左傳》所記神異﹐頗不信許﹐每釋以常理﹐欲使荒誕不經者﹐或為事之可有。…… 　　　　v 《文心雕龍‧總述》﹕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為無韻著筆也﹐有韻者文也。 　　　　vi 顧炎武《日知錄》卷二十一“字”條﹕春秋以上言文不言字﹐如《左傳》“於文止戈為武”﹐“故文反正為乏”﹐“於文皿蟲為蠱”﹐及《論語》“史闕文”、《中庸》“書同文”之類﹐並不言字。 　　　　vii 楊伯峻﹕《論語譯注》﹐第224頁。 　　　　viii [清]洪亮吉《春秋左傳詁》﹕《詩》《毛傳》﹕婦人謂嫁曰歸。鄭元《禮記》注﹕歸﹐謂歸夫家也。虞翻《易》注﹕歸﹐嫁也。杜本此。 　　　　ix 《史記‧魯周公世家》﹕初﹐惠公嫡夫人無子﹐公賤妾聲子生子息。息長﹐為娶於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奪而自妻之。 　　　　x 《史記索隱》﹕索隱左傳宋武公生仲子﹐仲子手中有“為魯夫人”文﹐故歸魯﹐生桓公。今此雲惠公奪息婦而自妻。又經傳不言惠公無道﹐《左傳》文見分明﹐不知太史公何據而為此說。譙周亦深不信然。 　　　　xi [清]馬□﹕《繹史》卷三十一﹕惠公﹐魯之令主。《史》說疑誣。 　　　　xii 母子不通婚的情況﹐依李衡眉說﹕“周代是嚴格禁止母子通婚的。《禮記‧曲禮》說﹕‘夫唯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是故聖人作﹐為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並把這一禁規從血緣關系上的母子推廣到名義上的母子﹐即不問生母或庶母﹐隻要具備母的名分﹐兒子就不苡脛□ａ欏Ｈ綣□□福□褪鞘□癲簧猓□15謾□A’、‘報’等字眼來譴責這類不軌行為。”（《周代婚姻禁忌述略》﹐《先秦史論集續》﹐第199頁。）但《禮記‧曲禮》此說未必確實﹐大約是以漢人的道德觀來描述周人。依《左傳》﹐烝和報並不具有貶義ㄐ慫e且恢止爬匣橐魷八椎難有闆? 　　　　xiii 李衡眉﹕《先秦史論集續》（齊魯書社2003年第1版）﹐第203頁。 　　　　xiv 詳見﹕童書業﹕《春秋左傳研究》第337頁。 　　　　xv 另外的意見也很值得參考﹐比如謝維揚在《周代家庭形態》第77頁﹕有些學者每將文獻記載的許多確實屬於非婚男女性關系的現象﹐也看作是周代婚姻形態的表現﹐這不能不說是方法上的失誤。例如﹐《左傳》襄公三十年載﹕“蔡景侯為大子般娶於楚﹐通焉。”有人便認為這是“與家長制家庭之存在有關。”其實《左傳》明說這是“通”﹐即今之通姦﹐是非正常男女關系。這是任何時代都可能有的﹐與婚姻和家庭形態無關。 　　　　xvi [清]劉逢祿《左氏春秋考証》﹕証曰﹕此篇非左氏舊文﹐比附公羊家言桓為右媵子、隱為桓立之文而作也﹐不知惠公並非再娶。經雲﹕惠公仲子。雲﹕考仲子之宮﹐皆惠公之母﹐榖樑說是也。《魯世家》雲﹕惠公嫡夫人無子……《年表》﹕桓公母﹐宋武公女……。亦不雲仲子。蓋太史公所見左氏舊文如此﹐劉歆等改左氏為傳《春秋》之書而未及兼改《史記》…… 【釋“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 　　　　 　　　　“生桓公而惠公薨”﹐從字面上看﹐仲子嫁給魯惠公之後﹐生了個兒子﹐即後來的魯桓公﹐剛剛生下魯桓公沒多久﹐魯惠公就死了。這個“而”字從文法上說顯然是“承上啟下之詞”﹐i那麼﹐“生桓公”和“惠公薨”應當是接連發生的。但從後文的記事來看﹐事情似乎未必如此。如果桓公剛出生不久爸爸惠公就死了﹐那麼馬上魯國就面臨一個新君即位的問題。這個時候﹐桓公還隻是一個小嬰兒﹐於是“隱公立而奉之”──立桓公為國君（也許是太子）而尊奉他。這段還要聯系下文中解釋為什麼《春秋》不書“公即位”（“公”即魯隱公）而說“不書即位﹐攝也”﹐說《春秋》本該在本年開頭記錄魯隱公即位之事﹐但為什麼沒記呢﹐是因為隱公並非繼承君位﹐而隻是攝政罷了。──這個解釋又和《公羊傳》、《榖樑傳》不同。 　　　　 　　　　《左傳》這短短一句話裡歧意紛紜。首先﹐桓公的出生和惠公之死到底是不是接踵而來的﹖杜預說這兩件事並不發生在同一年﹐而孔穎達繼而提出三項証據﹕一是《左傳》就在本年的後文中講到惠公死的時候“太子少”﹐這裡的“太子”就是桓公﹐而“少”的意思是指“未成年”﹐而不是“新生兒”﹔二是惠公改葬的時候隱公沒有出席﹐想來一定是桓公作為喪主了──作喪主的一般都是死者的繼承人﹐現代很多地方辦喪事也是以死者的大兒子為首的﹐那麼﹐既然桓公已經可以作喪主了﹐應該歲數也不會太小﹐可如果他真是在爸爸死的那年出生﹐此時最多也有隻兩歲﹔三是在隱公十一年﹐羽父和桓公合謀殺了隱公﹐如果桓公是在爸爸死的那年出生﹐犯下謀殺罪的時候才十二歲而已﹐而一個十二歲的孩子和別人謀劃謀殺事件﹐這也不大可能。所以﹐綜合以上三點﹐“生桓公而惠公薨”的意思應該是﹕仲子生下了桓公﹐若幹年之後﹐惠公死了。ii 　　　　 　　　　楊伯峻是支持孔穎達之說的﹐他還詳考了《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和《史記‧宋世家》﹐推算出仲子在隱公元年時虛歲應該是二十七﹐而以當時男婚女嫁的年齡來說﹐二十七歲的女人很可能早就生孩子了。iii 　　　　 　　　　這些分析都很有道理﹐但都隻是推測而已﹐並沒有一項鐵証﹐而正如經史典籍中常見的那樣﹕反方的論証同樣有理。 　　　　 　　　　劉文淇就曾經以針尖對麥芒的姿態一一反駁孔穎達的三點推論﹕一﹐“少”的涵義是比較廣的﹐從小娃娃到少年兒童都可以涵蓋於其中﹔二﹐《左傳》隻是說了惠公改葬時隱公沒有出席﹐눱9凰禱腹□髁鬆□鰨蝗□□焙σ□□氖攏□檔壩鷥剛□瞧芻腹□曇托〔耪庋□齙摹﹖鑾遙□蹲蟠□訪髏魎怠吧□腹□□莨□啊保□郊□率牆吁嘍□戀模□旁□慕饈拖勻揮朐□南嚆﹗□□□潛鷯杏眯牡摹﹖子貝□娜□惴治鍪嵌遠旁□那□邐□□□檔囊壞愣□疾歡浴□v 　　　　 　　　　雙方都有理﹐但也都是推測而無証據。在對“少”字本身的解釋上劉文淇是對的﹐但具體聯系到桓公身上﹐卻很難說兩方面誰對誰錯。至於劉文淇說杜預的“別有用心”﹐是為日後出現的慶父張本﹐這就等後文再說了。 　　　　 　　　　 　　　　 　　　　不論桓公是小娃娃還是小兒童﹐反正年紀還小﹐所以隱公“立而奉之”。 　　　　 　　　　“奉”﹐清人洪亮吉《春秋左傳詁》引《周禮》鄭玄注﹕奉﹐是進的意思﹐又引《廣雅》﹐奉﹐是持和獻的意思。總括來說﹐奉﹐有尊崇的意思。v至於“立”﹐字面上一目了然﹐實質上卻很難解釋。於是﹐這個“立而奉之”就出現了好幾種解釋。 　　　　 　　　　漢儒賈逵說﹕隱公立桓公為太子並尊崇之。 　　　　 　　　　漢儒鄭眾說﹕隱公攝政﹐奉桓公為太子。 　　　　 　　　　杜預說﹕隱公立桓公為太子﹐率領國人尊奉他。 孔穎達支持杜預﹐反駁賈逵、鄭眾﹐vi洪亮吉又反駁孔穎達對賈逵的反駁﹐vii其他人還有種種說法﹐有說惠公本來定過太子的﹐有說沒定的﹐有說隱公是立桓公為國君而尊奉之的﹐也有說是立為太子的。 　　　　 　　　　仔細想想﹐無論從文法上看﹐還是從背景上看﹐似乎應該是魯隱公立桓公為國君﹐並尊奉這位名義上的小孩子國君﹐自己則做了“攝政王”﹐即《左傳》後文說到的“不書即位﹐攝也”。《春秋經》為什麼在隱公元年沒有記載魯隱公即位﹐是因為魯隱公並沒有即位﹐他並不是一位名正言順的國君﹐而隻是一位行使國君之權卻無國君之名的“攝政王”。再看看《左傳》後文﹐桓公的媽媽仲子死後用的是夫人之禮﹐而隱公的媽媽聲子死了卻沒有用夫人之禮﹐是為一証。楊伯峻就是持這種說法的。viii 　　　　 　　　　可是﹐如果魯隱公的身份是“攝政王”﹐為什麼他卻公然稱“公”呢﹐這豈不是僭越名份了麼﹖又為什麼聲子有謚而仲子無謚呢﹐好像聲子才是夫人而仲子不是﹖ 　　　　 　　　　──第一個問題比較復雜﹐我們先來說說第二個問題。 　　　　 　　　　如前所述﹐童書業是認可《史記》的記載的﹕隱公的媽媽聲子是惠公的“賤妾”﹐而仲子本該是隱公的妻子﹐卻被惠公奪了去。童老師說﹕根據春秋時代的習俗﹐父奪子妻所生的兒子雖然可以成為太子﹐但並不太名正言順。所以﹐仲子所生的桓公本在可立可不立之間。這些大概就是仲子後來雖然升格為夫人卻沒能獲得謚號的原因。ix 　　　　 　　　　而據劉麗文的說法是﹐如果死去的元妃沒兒子﹐繼室的兒子繼承君位是順理成章的﹐如杜預注﹕“隱公﹐繼室之子﹐當嗣也”。隱公對桓公的謙讓並不是因為自己媽媽地位低﹐自己沒有繼位的資格﹐而是牽連著仲子掌紋上的那句神諭──“為魯夫人”。 　　　　 　　　　回顧前文﹐《左傳》對仲子的敘述有些閃爍其辭﹕“故仲子歸於我”是說仲子嫁到我國﹐但是﹐嫁給魯惠公也是“歸於我”﹐嫁給魯隱公（當時的太子﹐未來的國君）也是“歸於我”﹐那到底是嫁給誰呢﹖ 　　　　 　　　　按照仲子掌紋上的神諭﹐她是要作魯國國君的嫡妻的（即“魯夫人”）﹐那麼﹐魯惠公已經有夫人了（孟子）﹐就算夫人死了﹐似乎按照當時的規矩﹐他是不能另娶或另立嫡妻的﹐除非──讓仲子的兒子作太子﹐按照“母以子貴”的規矩﹐仲子就可以升格為夫人了﹐這也就符合了仲子掌紋的神諭。 　　　　 　　　　 魯惠公死後﹐如果按照傳統﹐應該是隱公繼位﹐可如果要照顧神諭﹐就得讓桓公繼位。想來魯惠公生前就是打算成就仲子“為魯夫人”的神諭的﹐所以正如《榖樑傳》所說﹐隱公讓位給桓公﹐成全了爸爸的心願。 　　　　 　　　　正是這個神諭的力量﹐魯隱公便沒有正式即位而隻是攝政﹔也是出於同樣的原因﹐魯隱公的媽媽聲子最終也沒能成為“夫人”。而假如魯隱公不是攝政﹐而是正式即位的話﹐聲子無疑是可以成為“夫人”的。x 這個說法言之成理﹐隻是其中“母以子貴”一環如前所述是一個不大可靠的說法。從《左傳》的後文來看﹐仲子是受到極大的尊崇的﹐或者說﹐《左傳》是以極為尊崇的筆墨來渲染仲子的──從她生時的神諭到她死後的哀榮。 　　　　 　　　　從神諭來看﹐《左傳‧閔公二年》還記載了魯國季友身上一則相似的故事﹕季友出生時手上有個“友”字﹐於是這孩子就被取名為“友”了。xi而耐人尋味的是﹕季友是魯桓公的兒子﹐恰恰是仲子的孫子。奶奶和孫兒身上竟然出現過同類的靈異現象﹐這真是很讓人吃驚了。童書業據此推測﹕《左傳》推尊仲子是為了推尊魯桓公﹐推尊魯桓公又是為了推尊季氏。所以﹐《左傳》的原作者和季氏之間一定有著某種不尋常的關系。 當然﹐要鑿實此說﹐僅有這一點點証據是不夠的﹐童老師詳考《左傳》﹐羅列了相當的佐証。xii我這裡隻能先放這麼一個話頭﹐等後文再慢慢來說了。 　　　　 　　　　 　　　　 　　　　簡要歸納一下﹕《春秋》這一開始﹐惠公、隱公、桓公、孟子、聲子、仲子﹐關系實在不易搞清﹐讓專家們生出了無數的解釋和無數的歧意。隱公和桓公到底誰才是最合法的繼承人﹐聲子和仲子到底誰才是最合法的“夫人”﹐竟然搞出這麼多亂賬。作為讀者﹐估計很多人都要暗恨魯閤[□耗愕背躋□牆魘□橐齜ｅ圖壇蟹ｕ墓婢兀□莧夢頤嵌潦槭∪□嗌俾櫸常? 　　　　 　　　　──這個感慨的前提是﹕春秋時期當真存在著一種普適而規范的婚姻法、繼承法的。但實情顯然復雜得多﹐單以繼承法而論﹐各種形式都有﹐持論者還往往都說自己的意見是“古之道”。即便就在魯國﹐嫡長子早死的話是立嫡孫還是立庶子﹐這就有過爭議﹐而孔子的意見是立嫡孫。xiii同類事件直到明代建文帝和永樂帝還讓不少人傷過腦筋。 　　　　 　　　　這些事情連後人、連我們讀書的人都覺得麻煩﹐隱公和桓公作為事件的直接當事人﹐因此而遇到的麻煩恐怕就更多了。《春秋說》裡歸納過《春秋》有個所謂“七缺”﹐也就是“七大不合格”﹐其中第一“缺”就是說惠公的婚姻有問題﹐作丈夫作的不合格﹐結果導致了後來隱公和桓公的禍亂。xiv 　　　　 　　　　惠公的婚姻問題如果說得武斷一些﹐就是“再娶”﹐在第一次婚姻之後又娶了仲子﹐清代大學者戴震就持這種觀點。戴震說《春秋經》開始於隱公﹐當先便有“三宗罪”﹐第一宗就是惠公再娶﹐違背禮制﹐魯國後來的禍患其源頭就在魯惠公身上。xv 　　　　 　　　　的確﹐從這個角度來看﹐嫡庶尊卑的名份和秩序還真是很重要﹐如果惠公嚴格按照當時的婚姻法和繼承法（如果當時確已完善的話）辦事﹐就可以省去後來的很多麻煩。我們現代人常常以為這些名位尊卑之說迂腐落後﹐甚至滑稽可笑﹐殊不知它們在維護穩定的社會秩序的意義上確曾發揮過極大的功效。對於絕大多數的古代政治家和政治學家來講﹐穩定是壓倒一切的﹐任何有可能危害社會穩定的思想和行動都要受到嚴厲的制裁。這樣的思想﹐貫穿了《春秋》一經三傳。 　　　　 i 裴學海﹕《古書虛字集釋》（中華書局2004年第2版）﹐第521頁。 　　　　ii [晉]杜預/蛁說憮礑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注疏》﹕生桓公而惠公薨﹐言歸魯而生男﹐惠公不以桓生之年薨。[疏]注“言歸”至“年薨”。○正義曰﹕杜知不以桓生之年薨者﹐以元年傳曰“惠公之薨也﹐有宋師﹐大子少﹐葬故有闕”。少者﹐未成人之辭﹐非新始生之稱。又改葬惠公而隱公不臨﹐使桓為主。若薨年生則才二歲﹐未堪為喪主。又羽父弒隱﹐與桓同謀。若年始十二﹐亦未堪定弒君之謀。以此知桓公之生非惠公薨之年 　　　　iii 詳見﹕楊伯峻《春秋左傳注》﹐第4頁。 　　　　iv [清]劉文淇《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証》﹕文淇案﹕文六年傳雲﹕晉襄公卒﹐靈公少。七年傳雲﹕穆嬴抱大子以啼於朝﹐出朝則抱以適趙氏。則少者幼小之稱。且隱元年傳雲﹕太子少。十一年傳亦雲﹕為其少故也。相距十年而年尚少﹐則所謂少者﹐非僅未成人之解。傳稱改葬惠公﹐但雲公弗臨﹐不言使桓公為主。羽父反讒﹐正欺桓之幼小。況傳明言“生桓公而惠公薨”﹐杜注顯與傳背。先儒以慶父為莊公母弟﹐而杜必雲庶兄﹐故於此傳先為此鑿空之說﹐以為桓公應有長庶張本。《正義》曲為解釋﹐非也。 　　　　v [清]洪亮吉《春秋左傳詁》卷五﹕《周禮》鄭注﹕奉﹐猶進也。《廣雅》﹕奉﹐持也。又雲﹕奉﹐獻也。是奉皆有尊崇之義…… vi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注疏》﹕是以隱公立而奉之。隱公﹐繼室之子﹐當嗣世﹐以禎祥之故﹐追成父志。為桓尚少﹐是以立為大子﹐帥國人奉之﹐為經“元年春”不書即位傳。……[疏]注“隱公”至“位傳”。○正義曰﹕繼室雖非夫人﹐而貴於諸妾。惠公不立大子﹐母貴則宜為君。隱公當嗣父世﹐正以禎祥之故﹐仲子手有夫人之文﹐其父娶之﹐有以仲子為夫人之意﹐故追成父志﹐以位讓桓。但為桓年少﹐未堪多難﹐是以立桓為太子﹐帥國人而奉之。已則且攝君位﹐待其年長﹐故於歲首不即君位。傳於“元年”之前預發此語者﹐為經不書公“即位”傳。是謂先經以始事也。凡稱“傳”者﹐皆是為經。唯文五年“霍伯臼季等卒”﹐注雲“為六年蒐於夷傳”者﹐以“蒐於夷”與此文次相接﹐故不得言張本也。或言張本﹐或言起本﹐或言起﹐檢其上下﹐事同文異﹐疑杜隨便而言也。鄭眾以為隱公攝立為君﹐奉桓為大子。案傳言立而奉之是先“立後奉之”也。若隱公先立乃後奉桓﹐則隱立之時未有大子﹐隱之為君復何所攝﹖若先奉大子乃後攝立﹐不得雲“立而奉之”。是鄭之謬也。賈逵以為隱立桓為大子﹐奉以為君。隱雖不即位﹐稱公改元﹐號令於臣子﹐朝正於宗廟﹐言立桓為大子可矣﹐安在其奉以為君乎﹖是賈之妄也。襄二十五年齊景公立﹐傳雲“崔杼立而相之”﹐以此知“立而奉之”謂立為大子﹐帥國人奉之﹐正謂奉之以為大子也。元年傳曰“大子少”﹐是立為大子之文也。大子者﹐父在之稱﹐今惠公巳薨而言立為大子者﹐以其未堪為君﹐仍處大子之位故也。《禮記‧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是君薨之後仍可以稱大子也。 　　　　vii [清]洪亮吉《春秋左傳詁》卷五﹕賈逵雲﹕“隱立桓為太子﹐奉以為君。”鄭眾以為隱公攝立為君奉桓為太子。按杜注亦本賈義﹐惟《正義》以“奉以為君”為賈之妄﹐不知賈實依經為訓﹐使國人知桓有君道而奉之﹐非隱以君禮奉桓也。《周禮》鄭注﹕奉﹐猶進也。《廣雅》﹕奉﹐持也。又雲﹕奉﹐獻也。是奉皆有尊崇之義﹐故賈雲奉以為君耳。 　　　　viii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第4頁。 　　　　ix 詳見﹕童書業《春秋左傳研究》﹐第337頁 　　　　x 劉麗文﹕《〈左傳〉“繼室”考》 　　　　xi 《左傳‧閔公二年》﹕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 　　　　xii 童書業﹕《春秋左傳研究》第231－233頁。 　　　　xiii 《禮記‧檀弓》﹕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子遊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 　　　　xiv [漢]何休/解詁﹐[唐]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隱公卷第一》徐彥疏﹕問曰﹕《春秋說》雲﹕“《春秋》書有七缺。”七缺之義如何﹖○答曰﹕七缺者﹐惠公妃匹不正﹐隱、桓之禍生﹐是為夫之道缺也…… 　　　　xv [清]戴震《戴震文集》（中華書局1980年第1版﹐第23頁）卷第一﹕《春秋》始乎隱﹐其事之值於變者三焉﹕諸侯無再娶之文﹐惠公失禮再娶……魯之禍﹐惠公啟之也。明乎嗣立即位之義﹐君臣、父子、夫婦、昆弟之間﹐其盡矣乎﹗ -- 在這個地球上﹐我們確實隻能帶著痛苦的心情去愛﹐隻能在苦難中去愛﹗ 我們不能用別的方式去愛,為了愛﹐我甘願忍受苦難。 我希望﹐我渴望流著眼淚隻親吻我離開的那個地球﹐ 我不願﹐也不肯在另一個地球上死而復生﹗ -----陀斯妥耶夫斯基 http://hd1.15150.com/photo/2005_10_16/13150_16114744.jpg ※ 來源:‧水木社區 http://newsmth.net‧[FROM: 129.7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