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熊熊逸﹕隐公元年──“《春秋》三传”详释之一 序 　　　　 　　　　 　　　　1﹒ 　　　　 　　　　夸张些来说﹐一部经学史就是一部误读史。 　　　　 　　　　然而对於我们﹐探求经籍之正解虽属理所当然﹐梳理历代的误读却也有着另外一番趣味。况且﹐误读对历史的影响甚至还要远远大於正解﹐若要了解历史﹐理解误读往往会比理解正解更为重要。 　　　　 　　　　当初﹐一代代的经学家与政治家们不断在以虚构的历史来影响时下的政治﹐他们对经籍的探微求玄往往求之越深则失之越远。在“惟一正确”的意识形态指引之下去研究这种意识形态本身﹐这一工作在中国历史上持续了两千年之久﹐於是﹐一片片的玉石与金线在无数人的精心打磨与织造之下成就出一袭精美绝伦的金缕玉衣﹐夸张地包裹起了圣人的屍体──那是一具存在於所有人信念中的圣人的屍体。可以联想一下实际发生的事情﹕我们对出土的那件金缕玉衣的关注和赞叹不是大大超过了对中山靖王本人的热情吗﹖ 　　　　 　　　　所以﹐我这里注讲《春秋》一经三传（即《春秋经》与《公羊传》、《榖梁传》、《左传》）﹐既从经籍本身的求是入手﹐同时也会兼顾经学史上的种种阐释与种种纷争。《春秋散锹A吩□□魑□艺夥□13驳囊黄□□谂哟□囊□樱□丫□龉□俗愎坏钠痰妫□灿幸恍□傲□□10摇钡奈兜溃□衷诮□搿耙痪□□□钡恼□模□乙不岽印傲□□10摇北湮□拔易17□□保□皇欠绺裆险站苫故恰耙啥□霉牛□龆澂蛔鳌保□嗍把阑郏□儆写醇□□幢阌胁嫡□ㄍ□伤抵□Γ□捕嗍且约坠□遥□员□导住? 　　　　 　　　　 　　　　 　　　　2﹒ 　　　　 　　　　经和史﹐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举例来说﹐明代嘉靖朝嚣嚣多年的“大礼议”﹐在我们现代人看来﹐大家头破血流争的问题实属无聊──为什麽非要皇帝把爸爸、妈妈当成叔叔、婶婶呢﹖但在经学背景下观察﹐就会知道那些“愚蠢无聊”的大臣们拼了性命所争的东西确是实关乎重大的。而更加有趣的是﹕大臣们誓死扞卫的那一则春秋大义在现代史家的考据之下却有可能被证明为错。 　　　　 　　　　经学的这些现象﹐看上去完全符合贝格尔所谓人类建造意义世界之过程的三个阶段﹕外在化、客观化和内在化。用《神圣的帷幕》一书译者的概括﹕“外在化﹐就是人通过其肉体和精神的活动﹐不断将自己的存在倾注入世界的过程。所谓客观化﹐是指人类的产物都具有一个规律﹕即它一旦产生﹐就具有了独立性﹐有其自身的逻辑﹐它的创造主体在某种意义上就开始受制於它。而内在化﹐则意味着人将客观化了的产物重新吸收进自己的意识﹐於是它们就既是外在的实在﹐又是内在於人自己意识中的现象。”i──耐人寻味的是﹐贝格尔是研究宗教社会学的。 　　　　 　　　　由此来看﹐经学确乎带着一定的宗教色彩。──尽管孔子之说可以这时是黑﹐那时是白﹐但孔与非孔之间始终壁垒森严﹐正如信仰的世界无论如何复杂多变﹐始终是在遵循着神圣与世俗这个二分法（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或如印度的等级世界﹐虽然这嚏撰u怕廾湃衔□嗑坏模□抢□钠怕廾湃椿崛衔□唤啵□□蘼□绾危□嗑挥氩唤嗾飧龆□址ㄊ怯涝洞嬖诘模□３沂潜局市缘模□芬住□琶伞兜燃度恕罚□﹗耙蚨辟□颐强梢运担□侨酥圃炝怂□堑纳瘢□蛘咧辽偈侨耸拐庑╡竦靡陨□娴模坏□氪送□保□艘参ㄓ幸览瞪癫拍艽婊钕氯□﹗□i──在经学的视野里﹐我们有时不妨把涂尔干这句话里的“神”换成“孔子”。 　　　　 　　　　在经学的视野里﹐真实的孔子也许并不那麽重要。 　　　　 　　　　 　　　　 　　　　3﹒ 　　　　 　　　　本篇题为《隐公元年》﹐这是《春秋经》二百四十二年记事中的第一年﹐也是春秋时代正式开始的第一年。先秦社会和秦汉以後的社会形态迥然不同﹐如果照实来拍电视剧﹐必然要以惨淡的收视率而收场。所以我在这作为春秋第一年的隐公元年的内容里会对典章制度、风俗习惯、文化渊源等等介绍得详细一些﹐尽管很多问题至今仍然歧说纷纭﹐没有定论。 　　　　 　　　　另外要说明的是﹐（1）本篇所用“一经三传”的版本﹐主要是李学勤主编的“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即其中的[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晋]范宁/集解﹐[唐]杨士勋/疏《春秋榖梁传注疏》﹔[晋]杜预/注﹐[唐]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正义》﹐（2）为了通俗和严谨兼顾﹐我对古籍的引述大多会在正文当中取其意而遗其直﹐并把原文附在注释里以供参考查阅。 隐公元年﹕开卷第一义﹐一个不当不正的开始 　　　　 　　　　 　　　　 　　　　鲁隐公元年﹐《春秋经》落下了庄重的第一笔﹕ 　　　　 　　　　 　　　　 　　　　【【元年春王正月。 　　　　 　　　　三月﹐公及邾仪父盟於蔑。 　　　　 　　　　夏五月﹐郑伯克段於鄢。 　　　　 　　　　秋七埼l□焱跏乖□I来归惠公、仲子之□。 　　　　 　　　　九月﹐及宋人盟於宿。 　　　　 　　　　冬十有二月﹐祭伯来。公子益师卒。】】 这是《春秋经》对鲁隐公元年整整一年中的全部记事﹐一共六十二个字﹐平均每个月五个字。即便当时刻竹简不如现在的电脑输入法快捷方便﹐但说到底﹐如果当时职业史官的主要工作就是如此这般的话﹐这份差使可真够得上轻闲了。i 　　　　 　　　　大约古远的年代里记事不易﹐能写短些就别写长了──《竹书纪年》也是这种体例﹐只是时间上更加粗疏一些﹐时间大多只精确到年﹔1975年出土的睡虎地秦简有《编年记》﹐李学勤说应该就是《史记‧秦始皇本纪》载李斯奏疏中“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所谓的《秦记》一类的书﹐ii从内容到形式都和《竹书纪年》很像﹐简略到人类理解力所能达到的极限﹔向外看看﹐他山之石也差不多﹐汪荣祖还曾举西方上古编年史为例﹐巴比伦人的历史记录竟然和我们的《春秋经》如出一辙﹕ 　　　　 　　　　 　　　　 　　　　十年八月﹐拿布破沙尔集阿卡之兵﹐进军幼发拉底河（In the tenth year, Nabopolaasar, in the month of Iyyar, mustered the army of Akkad, and reached up the Euphrates）。 　　　　 　　　　苏胡与辛达奴人未御之﹐献礼以谢（The men of Suhu and Hindanu did not fight against him; their tribute they laid before him）。 　　　　 　　　　十一月﹐闻阿沙锐亚之军据瓜城﹐拿布破沙尔率师击之（In the month of Ab, they reported that the army of Assyria was in the city of Qablinu, Nabopolaasar went up against them）。 　　　　 　　　　十一月又十二日﹐击阿沙锐亚军﹐大败之（In the month of Ab, the 12th day, he did the battle against the army of Assyria and the army of Assyria was routed before him, and great havoc was made of Assyria）﹔俘虏众多……遂克瓜城（Prisoners in great number they look…On that day the city of Quablinu was captured）。iii 　　　　 　　　　 　　　　 　　　　如果把人名、地名一换﹐文字风格再稍微润色一下﹐插进《春秋经》里几乎可以乱真﹐只是不知道人家巴比伦人的字里行间是否也藏着什麽微言大义。 　　　　 　　　　另一方面﹐按照传统意见﹐《春秋经》的笔法还仅仅是史事记载的两种主要体例之一而已﹐并非全貌──《汉书‧艺文志》曾经说过“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虽然左史和右史的职能之分在《礼记‧玉藻》里完全调了个儿﹐iv但这最低限度也能说明古代的史官是有两套书写传统的﹕一是记言﹐记录的是重要领导人的重要讲话﹐《尚书》里就多是这样的内容﹐还有不少是铸在青铜礼器上的﹐长篇大论在所多有﹔一是记事﹐就像《春秋经》这样的体例﹐言简意赅﹐不温不火﹐如同《人民日报》上的新闻标题（虽然《春秋经》该不该被归到史官系统里﹐却是一个问题）。 　　　　 　　　　可是﹐前人简约﹐後人可就不得不冗长了﹐为了搞清楚这无比简洁的经文到底是什麽意思﹐“《春秋》三传”便已经颇费唇舌﹐而更靠後的人们为了搞清楚“《春秋》三传”的意思﹐又写了无数的书﹐发了无数的议论﹐这恐怕都是《春秋经》的作者所始料未及的了。 《春秋经》的记事﹐一共二百四十二年﹐但在开讲“元年春王正月”之前﹐却还有一个问题是困惑了人们许久许久的──为什麽《春秋经》要从鲁隐公元年开始呢﹖ 　　　　 　　　　乍看之下﹐这问题有点儿像是无理取闹。可不是麽﹐人家作者或编者还不是爱从什麽时候就从什麽时候开始﹐如果是你来写一本历史书﹐完全可以从你喜欢的任何一年开始呀。 　　　　 　　　　但是﹐周人的风格应该不会这麽前卫﹐况且一部编年史的起笔和结笔总得有点儿说法才是──对这个问题只要稍一深究﹐斗大的疑点就立刻出现了﹕如果说《春秋经》是一部鲁国的编年史﹐那麽﹐从鲁国的第一代国君伯禽v算到鲁隐公﹐这中间还有好几代世系、好长的时间段呢﹐难道全都抹杀了不成﹖是呀﹐我们很难想像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编年史》是从1980年开始的。 　　　　 　　　　一个合理的解释是﹕伯禽始封、鲁国建国﹐那还是西周初期的事﹐几百年下来﹐周幽王烽火戏诸侯（无论此事是否为真）vi﹐天下大乱﹐周平王东迁洛邑﹐标志着东周的开始﹐而鲁隐公元年和周平王东迁基本在一个时间段上﹐所以呢﹐《春秋经》大体是以东周的开始来作为自己的开始的。 　　　　 　　　　这是一个相当合情合理的说法﹐也是一个相当经典的解释﹐晋人杜预《春秋经传集解》的序言里vii大体就持这一说法。杜预说﹕周平王是东周的第一任国王﹐鲁隐公是甘心让位给弟弟的贤君﹐两人在时代上差不了多少﹐况且鲁隐公乃是大圣人周公的後人﹐如果周平王能开创中兴事业﹐鲁隐公也能光宗耀祖的话﹐那麽﹐西周当年的盛况也就复兴有望了﹐周文王和周武王也算後继有人了。所以《春秋经》才特意选择这个时间作为开端﹐“采周之旧﹐以会成王义”viii──孔颖达进一步解释杜预的话﹐说《春秋经》虽然看上去是鲁国的国史﹐是站在鲁国这样一个诸侯国的立场上说事的﹐讲的似乎也只是“诸侯之法”﹐但杜预之所以说它“会成王义”﹐是因为《春秋经》里写的那些事情尊卑尽备﹐等等等等﹐所以﹐虽然是根据鲁国国史而成书﹐却“足以成王者之义也”﹐因此可以“垂法将来”﹐使後世的天子们可以好好从中学习王者之道。ix 　　　　 　　　　孔颖达最後一句话值得我们特别重视﹕“使後世的天子们可以好好从中学习王者之道”意思基本是说﹕《春秋经》就是一部帝王职业培训经典教科书。──但这教材并非帝王秘传﹐不是只供皇帝一个人缩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偷偷钻研的﹐也是鼓励老百姓学习的﹐科举考试也要考这个的﹐这就好比“三个代表”光辉理论﹐领导要认真学﹐老百姓也要认真学的﹐一些重要考试也会考到的。 　　　　 　　　　但孔颖达还给了我们另外一个不知是好是坏的暗示﹕《春秋经》是一部以教育意义为重的经书﹐至少﹐它的教育意义大於史料意义──用现代的话来说﹐《春秋经》的写作或编纂是属於所谓“观念先行”的。这个圣人传统对中国古代史书编纂的影响极大﹐一个很着名的例子就是《资治通鉴》﹐这部书里存在着不少因为意识形态的需要而“加工”或删削史料的痕迹﹐这就使得《资治通鉴》是一部当之无愧的帝王教科书﹐却不是一套老老实实的历史书。x这也就意味着﹐这部书的帝王读者们其实常常是从“历史故事”里学习治国要领的。 　　　　 　　　　当真如此的话﹐倒也不能苛责古人﹐意识形态重於客观史实﹐这一观念堪称源远流长──若论“源远”﹐比如杨宽就曾从孟子那里追溯到了这种态度﹐xi而早在孔子之前﹐史官的工作就是依附於现实政治的﹐如许兆昌所谓“（周代）史官从事记事编史的工作﹐绝不是为了要保存历史资料以供学术研究﹐而主要是为了发挥这一行为的政治功效。史官记事编史﹐是一种地地道道的政治行为。周代史官记事编史的政治功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监察君臣。二是为後世立法”﹔xii若论“流长”﹐“文革”时期是连历史照片都要篡改的﹐这已是尽人皆知的事情了。从这里我们倒可以很好地领会克罗齐所谓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因为历史的面貌似乎并不取决於历史本身﹐而更多地取决於当下的意识形态需要﹐甚至﹐这种观念并不是偷偷摸摸的﹐而常常是被堂而皇之地奉为圭臬的。 　　　　 　　　　从这层意义上说﹐杜预和孔颖达对“《春秋经》为什麽从鲁隐公开始”这个问题的解答虽然不一定符合於史实﹐但无疑是政治上正确的﹐这同时也进一步地泯灭了《春秋经》的史学内涵而强化了它的经学意义。经学当然是远远重於史学的﹐这个观念长久以来都很少受到人们的质疑。 　　　　 　　　　那麽﹐既然杜、孔言之成理﹐也算成功解决了《春秋经》开篇的一个重大疑点。但是﹐且慢﹐事情并没有那麽简单。查查历代年表﹐周平王元年是公元前770年﹐这时在鲁国正是鲁孝公执政的晚期﹐鲁孝公的接班人是鲁惠公﹐鲁惠公是鲁隐公的爸爸﹐鲁惠公元年却是周平王三年﹐鲁隐公元年则是周平王四十九年──这也就是说﹐在《春秋经》开始的时候﹐东周已经过去了四十八年了。咦﹐问题可就来了﹕如果前述杜预的说法成立的话﹐那麽﹐《春秋经》的开端显然放在周平王元年是最合适不过的﹐既标志着东周从此开始﹐又表示了在编年上是以周天子纪年为本位的﹐岂不正是“尊王”之意吗﹖退一步说﹐就算一定要以鲁国纪年为本﹐以鲁惠公元年为开端显然要比以鲁隐公元年为开端“合理”得多﹐似乎也更合乎杜预的那番讲法。 《春秋经》这个不当不正的开端可真给後人带来了不少麻烦。单单从历史分期上说﹐我们所熟知的所谓“春秋时代”就是因《春秋经》而得名的﹐所以﹐从这层意义上说﹐“春秋时代”应该就是《春秋经》纪年的起讫时间﹐讫年的麻烦容後再说﹐先看这起始年﹕一般我们说周代分为两段﹐前半段是西周﹐而从周平王东迁洛邑开始算後半段﹐是为东周﹐东周又分为两段﹐前半段被称为“春秋时代”﹐後半段被称为“战国时代”﹐那麽﹐如果严格依照《春秋经》的编年﹐从周平王元年到鲁隐公元年中间的这四十八年却没了着落。顾德融、朱顺龙总述近年对这段历史的分期﹐说﹕“新中国成立後﹐50年代范文澜修订重版的《中国通史简编》将春秋这段历史以两种年代标明﹐即东周是公元前770年至前403年﹐春秋是公元前722年至前481年。之後﹐郭沫若的《奴隶制时代》将春秋时代定为公元前770年始﹐以《史记‧六国年表》所载周元王元年即前475年作为春秋、战国时代的分界线。从此‘春秋史’的时间就定位在公元前770年至前476年。……70年代末以来史学界对这一年代定位的下限提出了异议……所以﹐我们同意将公元前770年至前453年作为春秋时代的起讫年代。”xiii 　　　　 　　　　就这样﹐经过专家们的人为议定﹐一笔糊涂账总算略略有了定局﹐从周平王元年到鲁隐公元年之间的四十八年就这麽尘埃落定了。但是﹐我们最初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春秋经》到底为什麽要从鲁隐公开始呢﹖ -- 注释﹕ 　　　 　　　　i [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周礼》有史官﹐掌邦国四方之事﹐达四方之志。诸侯亦各有国史。大事书之於策﹐小事简牍而已。 　　　　ii 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6页。 　　　　对《编年记》性质的另一种解释似乎更为合理﹕“与其说《编年记》‘有些像後世的年谱’﹐倒不如说它有些像後世的家谱和墓志的混合物更符合实际一些。”──高敏《云梦秦简初探》（增订本）（河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版）﹐第12页。 　　　　iii [美]汪荣祖﹕《史传通说──中西史学之比较》（中华书局2003年新1版﹐第25－26页）引巴特菲尔德《史源》第115页。 　　　　iv 到底是“左史记事﹐右坁畯X浴被故恰白笫芳茄裕□沂芳鞘隆保□俏□蛔□□旯□浮６粤秸叩谋嫖隹刹慰嘉馐缌幔骸丁白笫芳茄裕□沂芳鞘隆笨急妗罚□渡蜓羰Ψ洞笱□□ａ罚ㄉ缁峥蒲□妫?2006年第2期﹐该文认为後者才是正确的说法﹐并认为产生前者这一讹误的原因是﹕“最大可能是笔误﹐因为‘左’‘右’两字的字形极其相近﹐手写体极不易分清﹔也可能就是班固没有细加查验﹐记错了﹔再就是因为後来写史向文学方向进化而将左右史的职责渐渐相融……” 　　　　另一种意见认为﹐事实上并无左、右史分职之事﹐可参考景爱《左、右史分职说质疑》﹐《历史研究》1979年第1期。 　　　　完全就否认史书体裁之记言、记事之分的也有﹐如章学诚《文史通义‧书教上》﹕夫《春秋》不能舍传而空存其事目﹐则左氏作记之言不啻千万矣。《尚书》典谟之篇﹐记事而言亦具焉﹔训诰之篇﹐记言而事亦具焉。古人事见於言﹐言以为事﹐未尝分事为二物也。 　　　　v 鲁国的始封君到底是伯禽还是他爸爸周公旦﹐存在争议﹐这里暂从一般说法。 　　　　vi 关於周幽王烽火戏诸侯一事﹐存在争议﹐这里暂从一般说法。 　　　　vii [晋]杜预/注[唐]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正义》﹕《春秋左氏传》序○陆曰﹕“此元凯所作。既以释经﹐故依例音之。本或题为‘春秋左传序’者。沈文何以为‘释例序’﹐今不用。”[疏]正义曰﹕此序题目﹐文多不同﹐或云﹕“春秋序”﹐或云“左氏传序”﹐或云“春秋经传集解序”﹐或云“春秋左氏传序”。案晋宋古本及今定本并云“春秋左氏传序”﹐今依用之。南人多云此本“释例序”﹐後人移之於此﹐且有题曰“春秋释例序”﹐置之《释例》之端。今所不用。…… 　　　　viii[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曰﹕然则《春秋》何始於鲁隐公﹖答曰﹕周平王﹐东周之始王也。隐公﹐让国之贤君也。考乎其时则相接﹐言乎其位则列国﹐本乎其始则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绍开中兴﹔隐公能弘宣祖业﹐光启王室﹐则西周之美可寻﹐文武之迹不坠﹐是故因其历数﹐附其行事﹐采周之旧﹐以会成王义﹐垂法将来。 　　　　ix [晋]杜预/注﹐[唐]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正义》﹕[疏]……《春秋》据鲁而作﹐即是诸侯之法﹐而云“会成王义”者﹐《春秋》所书﹐尊卑尽备。王使来聘﹐锡命□含﹐有天子抚邦国之义。公如京师﹐拜赐会葬﹐有诸侯事王者之法。虽据鲁史为文﹐足成王者之义也。以其“会成王义”﹐故得“垂法将来”﹐将使天子法而用之﹐非独遗将来诸侯也。 　　　　x 《资治通鉴》的这种问题我曾在《孟子他说》第三册的开篇处里举过例子﹐可以参考。 　　　　xi 杨宽﹕《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6页﹕先秦诸子﹐从墨子起﹐都引用古代文献来作为自己政治理论的根据。墨子引用的《书》﹐主要是有关禹、汤、仲虺、周武王等人的文献﹐用作墨家理论的依据。儒家也自有其选读《书》的政治标准。战国时代的《书》中原有《武成》一篇﹐记载了武王克商的战争经过﹐其中有大量的杀伤。这一点和儒家推崇武王为圣人的主张不合﹐因此孟子就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孟子‧尽心下》）。……他这个毁灭《武成》的主张﹐对後来儒家有深远影响。 　　　　xii 许兆昌﹕《周代史官文化──前轴心期核心文化形态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312页。 　　　　xiii 顾德融、朱顺龙﹕《春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2－3页。 无论如何﹐这怎麽看怎麽都是一个不当不正的开始。如果《春秋经》是我写的﹐估计大家早就啤L□桓辈恍家还说奶□攘耍骸笆裁词裁绰铮□腋阋黄辟□嗄晔纺挠姓饷葱吹难剑　钡□侍馐牵□□炊妓嫡馐槌鲎钥资□说氖直剩ㄎ蘼□撬□脑□椿故潜嘀辟□□□俗匀徊换岷□悖□颐侵□□钥床欢□□佽圆换□且蛭□□吮饰螅□□且蛭□颐翘□濬□旎岵涣耸□说恼孚小６旁□淙桓冲隽艘桓鋈ㄍ□□菜坪侠淼慕馐停□□罹科鹄匆廊荒岩粤钊诵欧□Ｍ跏髅窬驮□□远旁□睦碛梢灰惶岢龉□室桑□笠馐牵喝绻□凳贝□咏□桑□陕骋□□陌职致郴莨□椭芷酵醯氖贝□□□咏□蝗绻□德骋□□谴笫□酥芄□暮蟠□桑□陕彻□□械墓□□□际侵芄□□螅凰德骋□□俏蝗霉□途□桑□伤□先思抑皇怯腥霉□□馊次闯墒率担□詈蠡贡蝗松绷耍□耸略□揪筒蛔阄□担□源死醋魑□洞呵锞□吠惺加诼骋□□纳钜馑□谝蔡□蛔诺髁耍□旁□寺邸扒Ｇ扛交幔□薮□畋妗薄□ 　　　　 　　　　杜预的解释这就变得站不住脚了﹐但是﹐对於历代那些认真的学者来讲﹐《春秋经》既是天下第一大经﹐这开宗明义之处无论多麽费解﹐也是一定要搞明白的。 　　　　 　　　　最早捉摸这个问题的大概要算《公羊传》了。《公羊传》在鲁哀公十四年﹐也就是《春秋经》编年的最後一年里庄严问道﹕“《春秋》何以始乎隐﹖”随即自问自答说﹕“祖之所逮闻也。”根据一些专家们的注解和发挥﹐这句话的意思大约是说﹕鲁隐公时代的历史是祖父辈的人所能了解的历史上限﹐由祖父讲给父亲﹐父亲讲给作者自己﹐再由作者自己记录下来。ii这个解释似也有理﹐而且推想一下﹐《春秋经》开始於鲁隐公不过是孔子“力所能及”罢了﹐此中似乎并无深意。iii不过﹐想想一部编年史竟是这样的主要依靠“听老人讲过去的故事”而成书﹐难免让人感觉怪怪的。 　　　　 　　　　不知道孔子有没有想到﹐他这《春秋经》的开篇第一义竟成了开篇第一摒繴炰t□芯空□蕉啵□鸢敢簿驮蕉啵□芏啻鸢付伎梢宰栽财渌等茨岩灾□逼渌□捣ａ□□萌诵纳□志宓氖牵核孀叛芯康纳钊耄□饫啻鸢妇勾笥性嚼丛蕉嗟那魇啤﹕喝讼嘈趴鬃拥摹洞呵锞□肥窃□任□撼□贫╣芊ａ□灾□涛□浦兀□由馅呶沉餍校□蠹液薏坏冒丫□榈拿恳桓鲫鹘顷戈苟纪诰虺鑫尴奚钜獠藕谩﹗洞呵锞□飞掀袈骋□□□缕□嘲□□□怖□彻□□□□□□偎氖□□辏□谝恍╙扞□□ρ劾铮□庑┤□窒匀皇遣豢尚￡□摹Ｍ醭湓淞堵酆狻□□怠防锔□颐钦故玖说笔钡恼庖坏湫脱□纾河腥私病洞呵锞□罚□德彻□□□□□飧鍪□趾鸵荒晔□□鲈孪嗟保□馐切□ㄌ焓□剑□芄捕□偎氖□□辏□腥私馐汀洞呵铩芳窃氐亩□偎氖□□辏□瞪鲜倬攀□辏□惺侔耸□辏□率倨呤□辏□鬃邮歉□□惺倌晔□娜□□□鳌洞呵铩返模□□硕□□模□□允嵌□偎氖□辍Ｍ醭□芙险妫□剩骸熬退闳□硕□□模□墒牵?242－240＝2﹐这还差着两年呢﹖”──是呀﹐如果说这些数字当真含有什麽深意的话﹐这两年之差肯定不该被忽略过去。 　　　　 　　　　当然﹐这问题在当时也是存在解释的﹐王充介绍说﹕“那些经师认为﹐如果非要死卡着二百四十二年的话﹐《春秋经》就该从鲁隐公三年开始了﹐可这麽搞实在说不过去﹐圣人就往前挪了两年﹐总不能搞得不当不正呀。”王充然後又罗列几种当时的流行说法﹐一番分析比较之後﹐认为大家都求之过深了。iv 　　　　 　　　　这种在数字上大动脑筋之处﹐在所多有﹐毕竟也是一脉学风使然。唐人陆淳《春秋集传纂例》引啖助的一番话很是说明问题﹕孔子到底为什麽要修《春秋》﹐“三传”并无详说。讲《左传》的老师认为孔子修《春秋》是秉承周公之志──孔子之时周德依然衰微﹐典制礼仪不复旧观﹐孔子这才根据鲁史修成《春秋》﹐匡正周礼﹐继往开来﹔讲《公羊传》的专家却说﹕孔子作《春秋》﹐贬低周朝﹐尊鲁国以为王室（“黜周王鲁”）﹐把周朝的“文”的风格变回“质”的风格﹔讲《榖梁传》的老师又说﹕周平王东迁之後﹐周室衰落﹐天下动荡﹐王道已经完蛋了﹐孔子很伤心﹐这才作了《春秋》﹐为的是表扬好人好事﹐批评坏人坏事﹐“成天下之事业﹐定天下之邪正”﹐使好人上进﹐使坏人害怕。v──这一说法的源头算来应是孟子﹐他老人家曾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後《春秋》作。”vi啖助也好﹐他人也罢﹐许多解析《春秋经》缘起的想法都是从孟子之言生发而来的。 在啖助这番话里﹐公羊学家的“黜周王鲁”是个纲领性的思想﹐稍後细表﹐单看这“三传”专家们各执一词﹐也确实不容易弄清个所以然来──其中一些分歧已经不能说是细节上的龃龉﹐而是原则上的对立了。 　　　　 　　　　及至宋代﹐《春秋经》在群经之中更被特别尊崇﹐“尊王攘夷”和“借古喻今”是时代的主旋律﹐“北宋治《春秋》者好论内政﹐南宋治《春秋》者好论外侮”﹐vii孙复则是北宋《春秋》学的一代开山祖师﹐他的《春秋尊王发微》正是诸论中的佼佼者。该书论及《春秋经》为什麽开始於鲁隐公﹐说道﹕孔子作《春秋》是因为感叹当时天下无王﹐和鲁隐公并没有多大关系。《春秋经》开始於鲁隐公﹐只是因为鲁隐公当政的时候正值周平王的末年。周平王已经算不上一个货真价实的国王了﹐周朝到了周平王这一代实质上已经结束了。我们看周平王东迁之後﹐王室越来越衰弱﹐诸侯越来越强大﹐尊卑无序﹐赏罚无凭﹐有人变乱礼乐﹐有人弑君杀父﹐有人窃国僭号。周平王是个昏庸之主﹐从鲁国的视角来看﹐他经历了鲁孝公和鲁惠公两代也没能搞成中兴之治﹐到鲁隐公的时候终於呜乎哀哉﹐这一来周朝王室再无复兴之望了。正是因此﹐《诗经》自《黍离》之後﹐天牉蜇灛磥p把拧绷耍ｕ纠锤迷诜纭13拧７汤锸粲谘诺哪遣糠质□璞唤蹈裎□□缌耍□□渡惺椤纷浴段暮钪□□范□辟□煜虏辉儆兄醒胂路５暮焱肺募□耍□洞呵铩纷月骋□□□迹□煜虏辉儆型趿恕﹗□□锔慈衔□獠攀强鬃由钜庵□□塚□俏健胺蛴□纹淠┬撸□叵榷似浔荆□掀渲照撸□叵日□涫肌薄□iii 　　　　 　　　　孙复此说也算言之成理﹐其中论及周平王“到鲁隐公的时候终於呜乎哀哉﹐这一来周朝王室再无复兴之望了”﹐於是始有《春秋》。这一说法被明人徐树丕在《识小录》中表达得更加清晰﹕鲁隐公的始年大致相当於周平王的终年﹐周朝走下坡路正是从周平王开始的﹐周王室的基业原本基於西边的丰镐﹐而东迁洛邑之後﹐“宗周之重失矣”。那麽﹐为什麽《春秋经》不开始於周平王元年呢﹖因为周王室虽然东迁﹐但君子还是希望有一天能够西归的﹐就这麽等呀等的﹐一直等到周平王死了﹐王室还在东边缩着呢。大家心里一凉﹐知道从此算是没希望了﹐於是才有了《春秋经》。ix 　　　　 　　　　但无论孙复说还是徐树丕说﹐和上述诸说一样的问题是﹕禁不起较真﹐难道周平王一死﹐以後就绝对不可能出现中兴之主了不成﹖再者﹐如果非要把周平王东迁和鲁隐公即位拉扯在一起的话﹐显然最恰当的情形应该是﹕周平王东迁和鲁隐公上台全在同一年。──但这种巧合就如同买彩票中大奖一样﹐那麽﹐退而求其次﹐那就是﹕在周平王东迁之後﹐鲁国第一个新上台的国君就是鲁隐公。 　　　　 　　　　──但是很遗憾﹐符合这个条件的却是鲁隐公的爸爸鲁惠公。 　　　　 　　　　不知道那些古代经师们有没有这样暗自感叹过﹕如果把鲁惠公换成鲁隐公﹐那该省去多少麻烦啊﹗ 　　　　 　　　　──先别指斥这个想法的荒诞﹐因为它还真曾被人当真过的﹐比如清人何焯在《义门读书愤磛朴擉r苋险娴夭□凸□骸洞呵锞□肺□裁床皇加诨莨□□加谝□□兀看鸢负芗虻□骸洞呵锞□肥且徊刻址□页荚餱又□椋□□□□罄凑□潜宦页荚餱痈□λ赖摹□ 　　　　 　　　　何焯之论虽也在理﹐但毕竟属於主观臆测﹐而对於这同一个问题﹐《梦溪笔谈》的作者沈括还真就曾“接近客观”地看到了一线曙光。他写道﹕按照《史记》的记载﹐周平王东迁二年﹐鲁惠公即位﹐所以《春秋》应该始於鲁惠公而不是鲁隐公才对﹐这是《春秋》的“开卷第一义”﹐当然很重要﹐专家们都对此议论纷纷﹐当年啖助、赵匡这两位早期的经学名家对此毫无解释﹐搞得後来的学者们大惑不解﹐只是《纂例》里边有八个字的小注﹕“惠公二年﹐平王东迁”﹐如果此言属实﹐《春秋》毫无疑问该从鲁隐公开始﹐也许啖助、赵匡就是以为这是理所当然之事才不作解释的吧。但是﹐这八个字的说法和《史记》不同﹐也不知道啖、赵两位是从何得知的﹖我又曾见士人石端编过一本纪年书﹐很是周详﹐其中记载平王东迁也在鲁惠公二年。这可把我高兴坏了﹐赶紧找石先生去问出处﹐石先生说这是一本史传里记载的﹐一时却找不到那本史传﹐後来也再没见着。xi 　　　　 　　　　沈括这一线曙光就这样一闪即逝﹐没了下文。他提到的啖助、赵匡两位都是唐代的《春秋》学名家﹐可惜着作都已失传﹐好在其主要见解大多保存在《纂例》之中﹐这部《纂例》也就是我在前文已经引述过的唐人陆淳的《春秋集传纂例》。 　　　　 　　　　《春秋集传纂例》卷二《鲁十二公谱并世绪第九》介绍鲁国国君的世系传承﹐提到鲁孝公死後﹐儿子鲁惠公即位﹐然後就是那八个字的小注﹕“惠公二年﹐平王东迁”﹐但这笔账究竟是怎麽算出来的﹐当真很难说了。 -- 注释﹕　　 　　　　 　　　　i 王树民﹕《〈春秋经〉何以托始於鲁隐公》﹐《曙庵文史续录》（中华书局2004年第1版）﹐第120页。 　　　　ii [清]孔广森《春秋公羊经传通义‧哀公十四年》释“祖之所逮闻也”﹕隐公以来之事﹐祖虽不及见﹐犹及闻而知之。过是以往﹐文献不足﹐恐失其实﹐故断自隐始。 　　　　iii [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哀公十四年》释“祖之所逮闻也”﹕解云﹕假托云道﹐我记高祖以来事者﹐谓因己问父得闻昭、定、哀之事﹐因父问祖得闻文、宣、成、襄之事﹐因祖问高祖得闻隐、桓、庄、闵、僖之事﹐故曰托记高祖以来事﹐可及问闻知者。以此言之﹐则无制作之义﹐故曰我但记先人所闻﹐辟制作之害也。 　　　　iv [汉]王充《论衡‧正说》﹕或说《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者﹐上寿九十﹐中寿八十﹐下寿七十﹐孔子据中寿三世而作﹐三八二十四﹐故二百四十年也。又说为赤制之中数。又说二百四十二年﹐人道浃﹐王道备。夫据三世﹐则浃备之说非﹔言浃备之说为是﹐则据三世之论误。二者相伐而立其义﹐圣人之意何定哉﹖凡纪事言年月日者﹐详悉重之也。《洪范》五纪﹐岁月日星﹐纪事之文﹐非法象之言也。纪十二公享国之年﹐凡有二百四十二﹐凡此以立三世之说矣。实孔子纪十二公者﹐以为十二公事足以见王义邪。据三世﹐三世之数适得十二公而足也。如据十二公﹐则二百四十二年不为三世见也。如据三世﹐取三八之数﹐二百四十年而已﹐何必取二﹖说者又曰﹕“欲合隐公之元也。不取二年﹐隐公元年不载於经。”夫《春秋》自据三世之数而作﹐何用隐公元年之事为始﹖须隐公元年之事为始﹐是竟以备足为义﹐据三世之说不复用矣。说隐公享国五十年﹐将尽纪元年以来邪﹖中断以备三八之数也﹖如尽纪元年以来﹐三八之数则中断﹔如中断以备三世之数﹐则隐公之元不合﹐何如﹖且年与月日﹐小大异耳﹐其所记啎a□□皇狄病６□偎氖□□晡街□萑□溃□□偎氖□□曛兄□赵卤赜惺□印Ｄ昃萑□溃□氯斩嗌俸尉菰眨糠颉洞呵铩分□心暌玻□獭渡惺椤分□姓隆Ｕ乱允滓澹□暌约褪隆Ｎ健洞呵铩分□暧芯荩□俏健渡惺椤分□乱嘤芯菀病? 　　　　v [唐]陆淳《春秋集传纂例》﹕啖子曰﹕夫子所以修《春秋》之意﹐三传无文。说《左氏》者以为《春秋》者周公之志也﹐暨乎周德衰、典礼丧﹐诸所记注多违旧章﹐宣父因鲁史成文﹐考其行事而正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言《公羊》者则曰﹕夫子之作《春秋》将以黜周王鲁﹐变周之文从先代之质。解《榖梁》者则曰﹕平王东迁﹐周室微弱﹐天下板荡﹐王道尽矣。夫子伤之乃作《春秋》﹐所以明黜陟、着劝戒、成天下之事业﹐定天下之邪正﹐使夫善人劝焉﹐淫人惧焉。 　　　　vi 《孟子‧离娄下》﹕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後《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vii 牟润孙﹕《注史斋丛稿》（中华书局1987年第1版）﹐第141页﹕两宋解说春秋之书虽众﹐笃守汉唐矩镬﹐专言一传﹐而不影射时事者﹐几可谓无之。北宋治春秋者好论内政﹐南宋治春秋者好论外侮﹐其言多为当时而发。无论与孙复胡安国二氏有出入否﹐固无不受二氏之影响者﹐亦可谓发明尊王攘夷之义为宋人春秋学之主流﹐余事皆其枝节耳。孙胡二氏之说明﹐宋儒所倡之春秋大义﹐可知而概略矣。 　　　　viii[宋]孙复《春秋尊王发微‧隐公元年》﹕孔子之作《春秋》也﹐以天下无王而作也﹐非为隐公而作也﹐然则《春秋》之始於隐公者非他﹐以平王之所终也。昔者幽王遇祸﹐平王东迁﹐平既不王﹐周道绝矣。观夫东迁之後﹐周室微弱﹐诸侯强大﹐朝觐之礼不修﹐贡赋之职不奉﹐号令之无所束﹐赏罚之无所加﹐坏法易纪者有之﹐变礼乱乐者有之﹐弑君戕父者有之﹐攘国窃号者有之﹐征伐四出﹐荡然莫禁﹐天下之政﹐中国之事﹐皆诸侯分裂之。平王庸暗﹐历孝逾惠莫能中兴﹐播荡陵迟﹐逮隐而死。夫生犹有可待也﹐死则何所为哉。故《诗》自《黍离》而降﹐《书》自《文侯之命》而绝﹐《春秋》自隐公而始也。《诗》自《黍离》而降者﹐天下无复有雅也﹐《书》自《文侯之命》而绝者﹐天下无复有诰命也﹐《春秋》自隐公而始者﹐天下无复有王也。夫欲治其末者﹐必先端其本﹐严其终者﹐必先正其始。 　　　　ix[明] 徐树丕《识小录》“春王正月说”条﹕或曰﹕“何以始鲁隐也﹖”曰﹕“鲁隐之始﹐平王之终也。周之不兢自平王始也﹐宗周之业基於丰镐﹐而东迁雒邑﹐宗周之重失矣。”“然则何以不始於平王之初年也﹖”曰﹕“周虽东而君子尚冀其反於西也﹐故迟之以岁时至平王之终﹐曰﹕无冀矣。故《春秋》於是作也。 　　　　x [清]何焯《义门读书记》第九卷﹕《春秋》之作﹐曷为不托始於惠公而始於隐公﹖曰﹕《春秋》﹐诛乱臣贼子之书也。隐公﹐被弑之君也。 　　　　xi [宋]沈括《梦溪笔谈》卷十四﹕按《史记年表》﹕“周平王东迁二年﹐鲁惠公方即位。”则《春秋》当始惠公而始隐﹐故诸懦之论纷然﹐乃《春秋》开卷第一义也。唯啖、赵都不解始隐之义﹐学者常疑之。唯於《纂例》隐公下注八字云﹕“惠公二年﹐平王东迁。”若尔﹐则《春秋》自合始隐﹐更无可论﹐此啖、赵所以不论也。然与《史记》不同﹐不知啖、赵得於何书﹖又尝见士人石端集一纪年书﹐考论诸家年统﹐极为详密。其叙平王东迁﹐亦在惠公二年﹐予得之甚喜﹐亟问石君﹐云“出一史传中﹐遽检未得。”终未见的。据《史记年表》注﹕“东迁在平王元年辛未岁。”本纪中都无说﹐诸种A兰已远□ㄈ淳≡诟□缢辏□妒芳恰芬嘧圆蠲□□□□渌□摹? 这一类的说法﹐无论细节如何不同﹐无论方法如何各异﹐核心原则基本都是一样的﹕第一﹐鲁隐公之时代是天下大势的一个转捩点﹔i第二﹐虽然《春秋经》在形式上是以鲁国为本位﹐但那只是个幌子。宋儒赵鹏飞《春秋经荃》说得最是明确﹕“《春秋》之作﹐为周也﹐非为鲁也”﹐而且还是一部“中兴周世之书”。 　　　　 　　　　赵鹏飞是从《论语》里孔子的一句“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断言孔子有复兴西周盛世之志﹐但无奈大道不行﹐一腔热血只好寓之於《春秋》﹐又看到历史上鲁隐公时代正值周平王的末年﹐天下越来越乱﹐中兴无人﹐於是“孔子悯悼衰世而作《春秋》。《春秋》﹐修中兴之教也”﹐所以﹐《春秋经》始於鲁隐公﹐这是虚的﹐实质则是始於周平王的末年衰世。ii 　　　　 　　　　这样的解释也算能够自圆其说﹐而且义理精到。还有一种说法﹐却很像是在标新立异﹐即﹐“其实《春秋》不是从鲁隐公开始的。” 　　　　 　　　　这话怎麽想怎麽都好像睁眼说瞎话﹐《春秋》明明是从“隐公元年”开始的呀﹐难道这也是个问题﹗──这的确是个问题﹐顾亭林就是这麽说的。 　　　　 　　　　顾亭林是明清易代之际的学术巨擘﹐又是训诂考据的大家﹐在学术气质上接近《左传》而远於公、榖。顾亭林曾经写过一部《左传杜解补正》﹐用以匡正左氏学最大的权威杜预﹐他对公羊、榖梁的前贤们更是语出刻薄﹐说他们经常穿凿附会、误人子弟。所以顾亭林要是说《春秋》不从鲁隐公开始﹐肯定有他的道理﹐而且应该“很有道理”。 　　　　 　　　　顾亭林说﹕这里边是有些曲折原委的。《左传‧昭公二年》记载晋平公派韩宣子来鲁国访问﹐韩宣子到太史氏那里参观了藏书﹐看到了《易象》和※籅ㄗ腽j罚□锌□担骸爸芾窬≡诼彻□健Ｎ医裉炜伤檩□虻街芄□氖□潞椭艹□删屯跻档脑□蚶玻　贝印蹲蟠□氛舛巫柿侠纯矗□彻□硬□菔芊庖岳匆恢倍际怯姓□□□返模□□睢11崦恕４蛘痰鹊裙□掖笫氯□加凶ㄈ思锹荚诎福□鞘闭□抵芡醭□男耸18□剩□□缘湔轮贫炔疟怀莆□芾瘢□涸鸺锹嫉蛋傅囊捕际且淮□□判愕氖饭佟６丑勇骋□□院螅□赖缆伊耍□饭偕17耍□鬃雍ε铝耍豪□芳锹伎刹荒芫驼庋□卸狭搜剑□獠趴□急嘈蕖洞呵铩贰Ｂ彻□睦□返蛋复勇郴莨□□骋□□陌职郑┤□岸蓟购煤玫模□质浅鲎粤际分□剩□□钥鬃佣哉舛卫□贰笆龆澂蛔鳌保欢□骋□□院□睦□芳窃厝纯□悸以阍檩耍□□钥鬃拥Ｐ牧耍□獠湃□遄帽嘈蓿□□健白鳌洞呵铩贰敝傅木褪钦飧觥Ｋ□运的兀□洞呵铩凡２皇谴勇骋□□□嫉模□□谴勇彻□ｕ□氖焙蚓陀械模□陕郴莨□郧暗哪遣糠帧堵炒呵铩吩缫咽□□□颐呛笕丝吹降闹皇强鬃邮侄ｕ拇勇骋□□韵碌哪遣糠侄□选□ii（熊逸按﹕到这里就能看出来了﹐我前边的表述里有个小小的障眼法﹕这句“《春秋》不是从鲁隐公开始的”﹐用词是“《春秋》”而不是“《春秋经》”。） 　　　　 　　　　顾亭林果然言之成理﹐而究其思想渊源﹐应该是从杜预一脉发展而来的。杜预当初也是从《左传‧昭公二年》韩宣子访问鲁国这件事入手﹐推论《春秋经》的整个完成过程分为三步﹕先有周公垂法﹐中有史官记录﹐後经孔子编修。所以孔子从思想到素材都不是原创﹐而是秉周公之志﹐承史官旧文（宋朝以前是“周孔”并称﹐宋朝以後才“孔孟并称”）。iv顾亭林这是把杜预之说推而广之﹐既解答了“《春秋经》为什麽开始於鲁隐公”这个问题﹐同时还弥合了一对存在了两千多年的大矛盾。 　　　　 　　　　──顾亭林上面的话里用到过这两个词﹕一是“述而不作”﹐二是“作《春秋》”。“述而不作”出自《论语‧述而》﹕“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於我老彭。’”“作《春秋》”出自《孟子‧滕文公章句下》﹕“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两句话全是圣人之言﹐但是“述而不作”和“作《春秋》”这明显就是一对矛盾﹕孔子要麽这一辈子什麽都没“作”过﹐那也就根本没作过《春秋经》﹔要麽孔子‘作’了《春秋经》﹐因而“述而不作”之言并不符合事实。 　　　　 　　　　如果忽略掉“今本《论语》的可靠程度”这一问题﹐那麽﹐上述两句话的确构成了一对看似无法调和的矛盾﹐而顾亭林这里却把这一对矛盾表述合情合理地给捏合在了一起了﹐还从中解说了鲁国国史的渊源。──可是﹐这是不是主观成分太多了些呢﹖而且顾亭林这样来解释“作《春秋》”﹐不等於就是“修《春秋》”吗﹖ 　　　　 　　　　顾亭林很快就遇到了反驳。同为大师级的人物阎若璩虽然还不知道什麽是奥卡姆剃刀﹐但的确用到了这个办法﹐他从杜预出发来问难顾亭林﹕按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序》（熊逸按﹕即《春秋左氏传序》）﹐都说周公垂法﹐孔子从而修之﹐何必要搞什麽“起自伯禽、成於鲁国良史之手”这类说法呢﹖v 　　　　 　　　　顾氏说的在理﹐阎氏问的也在理。无论如何﹐看来这事也很难凿实了。当然﹐和其他前辈先贤的说法一样﹐顾亭林也许是对的﹐只是论据和逻辑尚不足以证实自己的说法而已。 注释﹕ 　　　　 　　　　i [宋]吕大圭《春秋或问》卷一﹕或问﹕《春秋》何为始於隐公﹖曰﹕隐公之元年﹐平王之四十九年也。周之东迁非平王之为乎﹖此一时也。固世道升降之一会也。自是而上进﹐进而升﹐则其极也为成康、为文武﹔由是而下□﹐□而降﹐则其极也为战国、为暴秦。世道升降之会决於此时矣…… 　　　　ii [宋]赵鹏飞《春秋经筌》卷一﹐“始隐”条﹕夫子尝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盖将兴西周矣。兴西周之志不得行於时﹐而寓於《春秋》﹐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罪我者其惟《春秋》。”则《春秋》者﹐中兴周室之书也。然则不始於孝﹐不始於惠﹐而始於隐﹐何哉﹖盖《春秋》之作﹐为周也﹐非为鲁也。当孝公之世﹐平王之初也﹐庸讵知平王不能兴衰拨乱而为西周之宣王乎﹖初则怠矣。迄惠公之世﹐平王之中也﹐庸讵知平王不能励精改图振刷群弊卓为贤主如商之太甲乎﹖中亦懈矣。初怠中懈﹐则兴西周之业尚何望哉﹖至隐公之世﹐则平王之末年也。平王之末﹐政癒不纲﹐而天下之乱有加於前﹐而中兴无其人矣。夫子於是悯悼衰世而作《春秋》。《春秋》修中兴之教也﹐故始於隐。非始乎隐﹐始乎平王之末也。谓周室至是不可不中兴矣。 　　　　iii [清]顾炎武《日知录》卷四﹐“鲁之春秋”条﹕《春秋》不始於隐公。晋韩宣子聘鲁﹐观书於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盖必起自伯禽之封以洎於中世﹐当周之盛﹐朝觐会同征伐之事皆在焉﹐故曰周礼﹐而成之者﹐古之良史也。自隐公以下世道衰微﹐史失其官﹐於是孔子惧而修之﹐自惠公以上之文无所改焉﹐所谓“述而不作”者也﹐自隐公以下则孔子以已意修之﹐所谓“作《春秋》”也。然则自惠公以上之《春秋》固夫子所善而从之者也﹐惜乎其书之不存也。 　　　　iv [晋]杜预《春秋左氏传序》﹕韩子所见﹐盖周之旧典礼经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书﹐诸所记注﹐多违旧章。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 　　　　v [清]顾亭林/着﹐[清]黄汝信/集释《日知录集释》卷四﹐“鲁之春秋”条﹕阎氏曰﹕按杜元凯《春秋经传集解序》﹐便知《春秋》一书﹐其发凡以言例皆周公之垂法﹐仲尼从而修之﹐何必言起自伯禽与成之古良史哉﹖又《左传‧隐七年》“谓之礼经”杜注曰﹕此言凡例乃周公作制礼经也。 问题只有一个﹐答案却有很多﹐还有说《春秋经》的发端取意於周天子不该给诸侯之妾送丧仪的﹐更有说这问题和周平王无关而是取意於周桓王的……i各个学说有兴起﹐也有没落﹐比如﹐随着汉朝的结束﹐“孔子作《春秋经》为汉朝预制宪法”的说法就肯定很难再找到市场了。那麽﹐究竟谁说的对呢﹖有一个较近的答案取意甚妙﹐似乎也更为合情合理﹐即﹕《春秋经》的发端其实是和三桓有关。 　　　　 　　　　孔子时代的鲁国正是三桓的势力甚嚣尘上的时候──《论语》里边就没少有这些记载﹐鲁国国君几乎被架空了﹐三桓当中又以季孙氏僭越至高权力﹐还曾经以天子之礼乐规格“八佾舞於庭”﹐搞得孔子说出那句“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名言。这所谓三桓即是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我在《春秋大义》里介绍过一段“君亲无将”和“缓追逸贼﹐亲亲之道”的原委﹐说鲁庄公、庆父、叔牙、季友这哥儿四个围绕继承权展开的一连串的生死恶斗﹐後来﹐庆父的後人别立宗族﹐称为孟孙氏（也叫仲孙氏）﹐季友的後人就是季孙氏﹐叔牙的後人就是叔孙氏﹐又因为庆父这哥儿几个都是鲁桓公的儿子﹐所以孟孙氏、季孙氏、叔孙氏便被合称为“三桓”。ii──“三桓”这个名称的由来是得自於鲁桓公的﹐而这位鲁桓公正是鲁隐公的弟弟﹐这两兄弟也曾因为君位继承问题很有过一番复杂的纠葛。那麽﹐很容易理解的是﹕孔子如果想讲清楚自己所处的时代﹐想讲清楚鲁国的当代史﹐那就怎麽讲也避不开三桓﹔而要想讲清楚三桓的历史脉络﹐就必须要从鲁隐公讲起──所珚峞憔}呵锞□凡判枰□勇骋□□□肌? 　　　　 　　　　王树民即主此见﹕“从隐公开始﹐既能说明三桓的由来﹐也正是鲁国近现代史的开端。孔子教授门徒﹐从《鲁春秋》中选用这一阶段作为历史教材﹐自然是合情合理的。”iii 　　　　 　　　　王老师此解很是通透﹐处处圆融无碍﹐但有一个问题是﹐他的一连串的推论都是建立在一个大前提的基础上的﹐即﹕《春秋经》无论是“修”（编纂）出来的还是“作”（创作）出来的﹐肯定是出自孔子之手。 　　　　 　　　　王老师一开篇就说﹕“《春秋经》为孔子所定﹐自古以来无异说。《春秋经》为依据《鲁春秋》修订者﹐也是无人否认的事实。”iv──但是﹐事实上﹐《春秋经》是否为孔子所定﹐自古以来绝非没有异说﹐《春秋经》是否为依据《鲁春秋》而修订出来的﹐也并非就是无人否认的事实。比如杨伯峻就曾斩钉截铁的语气大唱过反调﹕“总而言之﹐《春秋》和孔丘有关﹐仅仅因为孔丘用过《鲁春秋》教授过弟子。”v虽然郭店竹简的出土似乎使孔子与六经的关系有了比较牢靠的保障﹐但具体到《春秋经》而言﹐这种关系是否超出了杨伯峻的这一描述﹐至今也没能凿实。那麽﹐这也就意味着﹕王树民的上述推论虽然新颖可喜﹐其基石却未必如他所断言的那样牢靠。 　　　　 　　 　　 　　＝＝＝＝＝＝＝＝＝＝＝＝＝＝＝＝＝＝＝＝＝＝＝＝＝＝＝ 　　 　　注释﹕ 　　 　　　　 　　　　i [宋]家铉翁《春秋集传详说》“原春秋托始上”﹕近代先儒有以为天王不当下□诸侯之妾﹐《春秋》因是而始﹐又或以为《春秋》为桓王而始不为平王…… 　　　　ii [清]曹基《左氏条贯‧纂要》﹕鲁三桓﹕僖元年﹐公子友败莒於郦（公赐季友汶阳之田及费而季孙氏始）﹐四年﹐公孙兹侵陈（叔孙氏始）﹐十五年﹐公孙敖救徐（孟孙氏始﹐亦曰仲孙）。 　　　　iii王树民﹕《〈春秋经〉何以托始於鲁隐公》﹐《曙庵文史续录》（中华书局2004年第1版）。 　　　　iv王树民﹕《〈春秋经〉何以托始於鲁隐公》。 　　　　v 详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前言之（二）“春秋和孔丘”（中华书局1990年第2版）﹐第5－16页。 即便我们能够确认《春秋经》确实是孔子所作﹐但王树民的解释还只能说是入情入理而已﹐却没有证据支持。 　　　　 　　　　是的﹐对答案的评判不能只看它是否合理﹐因为合理的答案未必就是正确的答案。在若干个合理的答案之中﹐“更合理”或者“最合理”的那个也不一定就是正确的。不是所有的人在所有的时候都只按照理性行事﹐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有着同样的思维方式（所以才有“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这句俗话）﹐对一个历史事件的所有记载更不会毫无遗漏地告诉我们有关这一事件的所有环节。即便只看看最身边的人﹐我们恐怕也很难找到一段完全合乎理性的人生﹐不是吗﹖ 　　　　 　　　　事件常常是需要拼凑的﹐“合理”常常是存在缺环的﹐不合理的答案未必是不正确的﹐当然﹐答案总还是需要证据的。 　　　　 　　　　一个不合理的答案就带着证据出现了。 　　　　 　　　　 　　 风水轮流转﹐曾被王充狠狠批驳过的“《春秋》十二公为效法天数”的说法在两千年後又以崭新的面目重现江湖﹐当然﹐这回是带着证据来的。这个证据是两件青铜器﹕秦公钟和秦公簋。 　　　　 　　　　张政烺从这两件青铜器铭文入手﹐阐述着“十二”这个数字在古人的眼里是如何意味深长的。张文题为《“十又二公”及其相关问题》﹐i大意是说﹕ 　　　　 　　　　秦公钟和秦公簋的铭文都有“十又二公”的字样﹐看来这是指秦国国君世系上的十二位先君﹐但这“十二公”到底是怎麽回事﹐历来让人费尽猜疑。秦国的十二公和本文并无多大关系﹐有关系的是﹕“十二”这个数字是怎麽来的﹖张政烺引述了《左传‧哀公七年》子服景伯的一句话﹕“周之王也﹐制礼上物不过十二﹐以为天之大数也。”（大意是﹕周朝称王天下﹐制订礼制﹐其中规定了上等物品的数目不超过十二。）这话的背景是鲁哀公和吴国人的一次外交活动﹐当时吴国人提出的送礼的数额是牛、羊、猪各一百头﹐子服景伯认为凡事都该按规矩（礼）来﹐送礼送多少﹐周礼都有详细规定﹐而周礼对上等物品数量的最高定额就是十二﹐因为这个数字是“天之大数”。 　　　　 　　　　十二为什麽是“天之大数”﹐这很奇怪哦﹐如果说“九”或者“十”﹐甚至《周易》所谓的“大衍之数五十五”﹐这还都好理解﹐可为什麽偏偏是“十二”呢﹖ 　　　　 　　　　杜预给《左传》这里作的注释是﹕“天有十二次﹐故制礼象之。”大意是说﹕天有“十二次﹐所以制礼的时候对此予以效法。”张政烺解释说﹕“‘十二次’是天文学家的术语……古人认为岁星（即木星）十二年绕天一周﹐每年所在的位置叫作一次﹐故周天有十二次。但是﹐十二年绕天一周这个周期太长﹐一般人不会留心每年岁星怎样移动﹐十二次在非天文专业人员的头脑里不会形成一个概念﹐因此也就不大可能把它当作天之大数。古人最早知道的是一年有十二个月﹐十二是天之大数首先是从十二月来的。” 　　　　 　　　　古人在现实生活中对“十二”这个“天之大数”的效法并不罕见﹐就连作衣服也要体现这个数字﹕“《礼记‧深衣》﹕‘古者深衣盖有制度﹐……制十有二幅以应十有二月。’从天子祭天之服﹐贵族闲居之服﹐到庶人的礼服﹐都要在十二这个数目字上做文章﹐这便是法天之数。” 还有一个重要洬N髡□鱿衷谖颐撬□□□摹妒芳恰返敝小□□□□□难□叽蠖嗳衔□妒芳恰返氖□□炯驮谔謇□鲜欠滦□堵朗洗呵铩返氖□□停□杉□韭砬ㄊ窃□榷ㄏ率□□椭□□□缓笤偬畛淠谌荨﹗妒芳恰肥□□炯秃苣阉凳歉龊掀楹侠淼谋嗯牛□热纾□踔□妇驮□衔□肚乇炯汀罚ㄗ圆□柚劣谧□逋□□Ⅰ断钣鸨炯汀酚Ω霉樵谑兰遥□票炯褪亲月移淅□Ｕ庵帧白月移淅□彼韭砬ㄓΩ檬切闹□敲鞯模□□□囊灿兴□哪汛Γ阂蛭□笤□蚴牵□笆□□闭飧鍪□质遣荒芏□模□炯偷氖□□鲎□槐匦氡惶盥□判校□衫□啡宋锬哪芎腿宋□娑ｕ氖□盅纤亢戏斓匾灰欢杂ι夏兀□韭砬ｕ坏靡阎□抡獠拧白月移淅□钡摹﹗八韭砬ㄊ俏按□氖费□遥□醒□惺叮□□裁窗选妒芳恰啡□榈母倭旄愕谜饷丛隳兀空馐鞘芗已□挠跋□□□韭硎鲜牢□旃□□抢□撬□颐诺谋拘校□来□谷静灰装谕眩□炯鸵□惺□□□抛阋韵猿錾袷□□希□裨虮悴怀筛鎏逋常□ㄌ□□□茄□叩闹霸穑□喾丛虺晌□痔赶镆榈男::盗恕﹗□□□□浅墒□荒鼙涠□□谌莶蛔阍蛟哟眨□绻□嗄兀吭虿扇⊙挂值陌旆ａ□远啾ㄉ佟﹗妒芳恰□□□詈金瓯怼访靼姿怠捌资□□詈睢保□□谌菔鞘□□□□□? 　　　　 　　　　回到《春秋经》的问题﹐张政烺匡正王充之说﹕“王充的精神是科学的﹐其所驳斥皆流俗经师之言﹐破除迷信建设新的精神文明﹐应当完全肯定。但是﹐要了解古代的历史却未必能见真相﹐因为古人（从孔子到何休）都是在迷信的圈子里长大的﹐怎麽能使人他毫不沾染呢﹖所以我们的看法恰和王充相反﹐‘春秋十二公’本来是法象天之大数……” 　　　　 　　　　张政烺说的不错﹐虽然在我们现在来看﹐“春秋十二公”效法“天之大数”显然是形式主义严重了些﹐很不合理﹐但这种思想在孔子当时的社会上却是再平常不过的道理﹐即便在现代﹐媒体每年评选各个“十期斗O□训来笫潞兔□硕寄敲雌胝□卣□妹磕晔□觯? 　　　　 　　　　那麽﹐如果是为了凑数的话﹐孔子作（或“修”）《春秋》的难度应该比司马迁作《史记》要低一些﹐因为司马迁要在一个通史的框架里捏合“十二”之数﹐而孔子只要从自己所生活的鲁哀公时代往前数出鲁国的十二位国君即可──数到第十二个的时候﹐正好就是鲁隐公。这就是问题的答案。 　　　　 　　　　 　　　　 　　　　乍听之下还真是个很荒谬的答案﹐但是﹐对数字的附会﹐古往今来比比皆是﹐比如梁山好汉一百单八将﹐为什麽是一百单八将呢﹐因为这个数字是由三十六天罡加上七十二地煞之和。如果再追问三十六和七十二是怎麽来的﹐大约还能追溯到五行理论上去。ii《周礼》描述官制﹐按天地和一年四季分为六大系统﹕天官塚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考工记。iii董仲舒《春秋繁露‧官制象天》通篇都在讲官制和数字的关系﹐这正是“天人合一”之一例﹐其中说到朝廷以十二臣为一个单位﹐效法的是一年有十二个月。iv──杨希牧曾经给董仲舒和他的《春秋繁露》一个非常现代性的定性﹕“董氏可以说是中国甚或全世界学术史上最早从事宗教符号学研究﹐并最先使用现代所谓‘符号’一词的一位符号学家。……该书（熊逸按﹕即《春秋繁露》）未尝不可以说是一部古代符号学的论着。”v看来董仲舒是完全可以作为中国古装版《达芬奇密码》的主人公的。由董仲舒而至司马迁﹐我们在想到司马迁的家学影响之外﹐还得考虑到他曾经在董仲舒门下听过课的──这大概还能推论出司马迁的“历史局限性”﹐因为《史记》很难免会受到公羊学的影响﹐毕竟公羊学是当时的显学。vi 　　　　 　　　　 　　　　 　　　　【【表－“十二次”﹐引自饶尚宽《春秋战国秦汉朔闰表》﹐“所帡楚戚戚敌煄戚撩j湃朔11帜拘鞘□□耆舖烨□恢埽□徒□烨虺嗟馈11频栏浇□囊恢芴熳晕飨蚨□□远□□怂尬□曛痉治□□□确郑□眯羌汀12□盏让□□□牍□喽杂Γ□莆□□□巍﹗□□辛苏庋□亩杂□叵担□湃司涂梢园烟煜笥肴耸赂□咏裘艿亓□灯鹄础﹗眝ii 这十二次名号古怪﹐最为人熟悉的除了“寿星”﹐恐怕就只有一个“大火”了──这就是“七月流火”的那个“火”。 　　二十八宿　　十二次　　国名 　　斗牛女　　　星纪　　　吴越 　　女虚危　　　玄枵　　　齐 　　危室壁奎　　诹訾　　　卫 　　奎娄胃　　　降娄　　　鲁 　　胃昴毕　　　大梁　　　赵 　　毕觜参井　　实沈　　　晋 　　井鬼柳　　　鹑首　　　秦 　　柳星张　　　鹑火　　　周 　　张翼轸　　　鹑尾　　　楚 　　轸角亢氐　　寿星　　　郑 　　氐房心尾　　大火　　　宋 　　尾箕斗　　　析木　　　燕】】 　　　　 　　　　进而言之﹐这一类在数字上对自然的模仿如果关起门来看﹐既可以说是古人的迷信附会﹐也可以说是祖先们超卓而独特的智慧﹐但若能出门看看﹐就会发现此处如是﹐别处亦然。──“正如亚理士多德在他的‘雅典政制’中所述及的那样﹕‘他们依一年四季之例结合为四部落﹐每部落又分为三区﹐共得十二区﹐有似一年的月数﹐这些区被称为三一区和胞族﹔每一胞族有氏族三十﹐有似每月的日数﹐每一氏族则包括三十人。’”viii 人类学家也给了我们时代虽近、形式却古的另一番描述﹕ 　　　　 　　　　 　　　　 　　　　【【M‧格里奥莱文章的结论也引出了同样的方法论问题。他简要地谈到需要对多贡人与博佐人的联盟进行解释﹐“因为在这种群体联盟制度中﹐双方享有共同权利﹐承担着对权利起补充作用的义务”。他在“多贡人抽象观念的基础中”找到了解释。“事实上﹐关於世界的起源﹐其标志一直就是事物的二元结合。世上万物都应是成双出现的。”因此﹐这是根据多贡人关於孪生的观念所作的个别解释。 　　　　 　　　　两个群体之间的这种关系在世界许多地区都可以发现。最着名的例证是北美、南美、美拉尼西亚和澳大利亚的半偶族组织。描述这种两个群体联成一个社会的二元结合的最常用的方法是运用一对对立﹐如天与地、战争与和平、红与白、土与水、土狼与野猫、鹰与乌鸦。因此﹐其基本的观念是对立的统一﹐如赫拉克里特的哲学所表述的那样。在中国人的哲学中﹐则将其更精巧地表述为阴和阳﹔阳与阴是指男人与女人、白天与黑夜、夏天与冬天、积极与消极等等﹐他们断言﹐要构成统一与和谐（tao道）﹐就必须使阴阳结合﹐如同夫妻之合﹐或冬夏之合为一年。ix】】 　　　　 　　　　 　　　　 　　　　这种种说法﹐无疑都对我们思考“十二公”问题有些或多或少的启发。但反观张政烺的推论﹐其中显然也预设着这样一个前提﹕《春秋经》确实是孔子所作（或“修”）的﹐因为﹐如果《春秋经》只是鲁国一代代史官忠实记载下来的一部国史﹐又怎麽可能如此巧合地呼应了这个“天之大数”呢﹖所以﹐必定是孔子按着这个思路来创作或者统筹编纂的。即便退一步说﹐《春秋经》并没有孔子的手笔﹐那也肯定有一位特定的作者或编者在。──这又是一个麻烦而且宏大的问题了。可以得到证实吗﹖等马上讲到“春王正月”的时候就会说到。 　　　　 　　　　到目前为止﹐遗憾的是﹐对於“《春秋经》为何开始於鲁隐公”这个问题﹐上述所有答案（即便是带着证据的答案）都仅仅是一些“启发性答案”而已﹐终究缺乏铁证。那麽﹐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呢﹖ 　　　　 　　　　当然还有﹐而且很多﹐别看我殍氦h丫□擦瞬簧□□涫祷怪皇窃衿浯舐浴９乙宦┤虯樟恕＠□唇饩□□髦□校□绕湟越舛痢兑拙□泛汀洞呵锞□返奈□啵□□蚝卧谀兀空□侍馑目夤莩甲盍私饬恕﹗端目馊□樽苣刻嵋□防锼担骸拔□兑住钒□诶恚□率驴赏ａ弧洞呵铩肪比惺率担□嗳巳丝山狻Ｒ恢□爰□□槁□咨□恢□贾□保□□□□睢﹗彼目夤莩荚谏秆　洞呵铩防嗍槟康氖焙颖□透锌□爬□□喙□□饕院□德医驳木佣啵□□庑┤槭□坑侄啵□鞔□止悖□热弧安荒芫》稀保□椭缓眯︵纳秆×恕□ 　　　　 　　　　四库馆臣虽有他们的立场在﹐但这番话说的还算公允。所以﹐我在序言里说“夸张些来说﹐一部经学史就是一部误读史”﹐绝不是我要故作什麽惊人之语﹐这个意思古人就经常在说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里的那些话就比我说的要狠多了。 　　　　 　　　　如果天塌下来﹐就先让纪晓岚顶着吧。 　　　　 　　　　 　　　　 　　　　那麽﹐话说回来﹐在这样多的前代着述和数不尽的精解与谬见之中﹐“《春秋经》为什麽开始於隐公元年”这个问题的正解到底是什麽呢﹖ 　　　　 　　　　前边用了千言万语来作解答﹐可其实呢﹐只要三个字就可以说清﹕不﹗知﹗道﹗ 　　　　 　　　　不错﹐这个《春秋经》的“开卷第一义”﹐直到现在也没有正解。 　　　　 　　　　别人没正解﹐我更没正解。当我在说前辈学者的解经之论未必就是正解的时候﹐并不意味着我就能够给出正解。 　　　　 　　　　当然﹐话要两说﹐一方面﹐虽然很多很多的解释都可以自成一说、言之成理﹐但合理的未必是正确的﹐而从逻辑上讲﹐只可能所有的答案都错﹐却不可能所有的答案都对﹐而且﹐很多答案究竟正确与否根本是无从验证的──也许将来有新的考古发现可以解决这个难题﹐也许永远也解决不了﹔另一方面﹐正如宋代学者李明复《春秋集义纲领》引杨时的话说﹕《春秋经》的意思是非常明白的﹐明白到如同日月星辰一般﹐之所以会出现诸家歧义﹐是因为大家各以己意裁断经文﹐自己往歪路上走。其实呢﹐如果能把义理先搞明白﹐《春秋经》一点儿都不难懂。xi 　　　　 　　　　期待考古新发现如同守株待兔﹐似乎不大可取﹐还是杨时说的好﹐等走通了义理这条路﹐也许《春秋经》里的任何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的（当然﹐你是一切答案尽在掌握了﹐可别人信不信那还得另说）。 　　　　 　　　　谁的话对呢﹖ 　　　　 　　　　我也不知道。但这重要吗﹖很多人都未必能够（或未必在意）去判断经学上的是非对错﹐但他们总是能够各取所需﹐也许这才是重要的。 《春秋经》的“开卷第一义”虽然只能这样不了了之﹐但由此倒可以讲讲我自己的“开卷第一义”了。 　　　　 　　　　经典的读法有很多种﹐最省心的读法大约要算“只读一种版本”了。比如﹐我只读陆淳的《春秋集传纂例》﹐凡是陆淳说得言之凿凿的地方我自然很容易信以为真﹐以後遇到不同的说法也很容易轻易斥之为错﹐简单快乐的人生就是这样开始的。现在想想﹐“《春秋经》为什麽从鲁隐公开始﹐”对这个问题﹐看的资料越多﹐也就越是不敢下结论了。 　　　　 　　　　这正是我自己阅读经籍的一个体会﹕读的越多﹐懂的越少。 　　　　 　　　　当然﹐“感悟”也是一种读法。禅门公案当中不乏有禅师因为听了艳词而悟道的事迹﹐在这里﹐艳词作为包涵着某种确切涵义的具体文本﹐其真实的语义反倒变得无关紧要了﹐心意所至﹐完全可以信马由缰﹐得到自己的“正解”。读经也是一样﹐举个小例子﹕《左传‧宣公十二年》讲到“止戈为武”﹐这是说“武”字的造字是由“止”和“戈”两个部分构成﹐涵义是“停止干诧壅k钦嬲□摹□洹□﹗币桓黾虻□闹泄□掷锞谷辉毯□湃□松羁痰恼芾恚□庹芾碓□□煤芏嗳硕夹纳□案形颉保□陨缁嵊肴松□谑瞧鸬搅朔浅﹔□□淖饔茫□□页龃κ恰蹲蟠□罚□裙爬嫌秩ㄍ□Ｊ茄剑□舛己芎茫□┬坏娜焙妒牵憾浴拔洹弊值恼庵纸馐秃芸赡苁谴淼模□印蹲蟠□肪透愦□恕□ii 　　　　 　　　　追求“经世致用”也是一种读法。虽然早已不是古代社会了﹐但“半部《论语》治天下”之类的豪言依然让很多人心向往之──尽管这句话的来路不大可靠﹐尽管安邦治国和熟读经书之间到底存在着几分因果关系也很难说。不错﹐是有过满腹经纶的人出将入相的例子﹐可大字不识的人还有当皇帝的呢。所以还是那两句老话﹕个案说明不了普遍性﹔两件前後发生的事也不一定存在因果关系。 　　　　 　　　　“求实”也是一种读法﹐但这种读法既很辛苦﹐走不通的迷宫又多﹐比如前述“《春秋经》为什麽开始於鲁隐公”这个问题﹐条分缕析到最後﹐也只能存疑而已。古籍往往如此﹐就说最简单的一句话吧﹐《论语》开篇的“学而时习之”﹐五个字﹐如果你想理解为“学习应该经常复习”﹐也算简单省事﹐可真要深究起来﹐上万字怕也说不完全﹐最後也依然会有存疑之笔没法落到实处。 　　　　 　　　　经学史上﹐各种读书治学的方法都不乏范例﹐一番领略下来也真是洋洋大观了﹐“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注释﹕ 　　　　 　　　　i 张政烺﹕《“十又二公”及其相关问题》﹐《国学今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版）。 　　　　ii 闻一多、季镇淮、何善周﹕《七十二》﹐西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国文月刊》卷22。 　　　　iii 按﹕《冬官》内容失传﹐《考工记》是後来补缀上去的。 　　　　iv [汉]董仲舒《春秋繁露‧官制象天》﹕其以吽戚撕禳捞q□□≒□曛□取? 　　　　v 杨希牧﹕《中国古代神秘数字论稿》﹐《先秦文化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1版）﹐引文见该书第639页。 　　　　vi 参见﹕陈桐生《＜史记＞与春秋公羊学》﹐《文史哲》2002年第5期。 　　　　vii 饶尚宽﹕《春秋战国秦汉朔闰表》（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版）﹐第253页。原注﹕据《淮南子‧天文训》、《汉书‧律历志》与《周礼‧春官‧保章氏》郑玄注综合而成。 　　　　viii [古希腊]亚理士多德﹕《雅典政制》（日知、力野/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1版）﹐第3页。 　　　　ix [英]拉德克利夫－布朗﹕《原始社会的结构与功能》（潘蛟、王贤海、刘文远、知寒/译﹐潘蛟/校﹐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125－126页） 　　　　x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二十六﹐经部二十六﹐春秋类一﹕说经家之有门户﹐自《春秋》三传始﹐然迄能并立於世﹐其见诸儒之论﹐中唐以前﹐则左氏胜﹐啖助、赵匡以逮北宋﹐则《公羊》、《榖梁》胜。孙复、刘敞之流﹐名为弃传从经﹐所弃者特《左传》事迹、《公羊》《榖梁》月日例耳。其推阐讥贬﹐少可多否。实阴本《公羊》、《榖梁》法﹐犹诛邓析用竹刑也。夫删除事迹﹐何由知其是非﹖无案而断﹐是《春秋》为射覆矣。圣人禁人为非﹐亦予人为善﹐经典所述不乏褒词而操笔临文﹐乃无人不加诸绝﹐《春秋》岂吉网罗钳乎﹖至於用夏时则改正朔﹐削尊号则贬天王﹐《春秋》又何僭以乱也。沿波不返﹐此类宏多。虽旧说流传﹐不能尽废﹐要以切实有征、平易近理者为本﹐其瑕瑜互见者则别白而存之﹐游谈臆说﹐以私意乱圣经者﹐则仅存其目。盖六经之中﹐惟《易》包众理﹐事事可通﹔《春秋》具列事实﹐亦人人可解。一知半见﹐议论易生﹔着录之繁﹐二经为最。故取之不敢不慎也。 　　　　xi [宋]李明复《春秋集义纲领》﹕杨时曰﹕《春秋》昭如日星﹐但说者断以己意﹐故有异同之论。若义理已明﹐则《春秋》不难知也。 　　　　xii唐兰﹕《中国文字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6月第1版）﹐第10页﹐傅根清导读﹕如在“会意”下﹐许氏所举的例子是“武”、“信”。唐兰先生说﹕“‘止戈为武’﹐见於《左传》﹐‘人言为信’﹐见於《榖梁》﹐似乎是很有根据的。但从现在的眼光看﹐这种说法都是错误的。古文字只有象意﹐没有会意。象意字是从图画里可以看出它的意义的。‘武’字在古文字里本是表示有人荷戈行走﹐从戈行的图画﹐可以生出‘威武’的意义﹐从足形的图画里﹐又可以看出‘步武’的意义﹐可是总不会有‘止戈’的意义。” 元年春王正月 　　　　 　　　　 　　　　 　　　　“《春秋经》为什麽从鲁隐公开始”﹐这问题别看讲了这麽多内容﹐其实也只是挂一漏万而已﹐而且﹐《春秋经》一开篇就出现的问题还不止这一个──再比如《春秋经》到底有没有孔子做的手脚﹐《春秋》这个书名到底是什麽意思﹐获麟一事到底是吉是凶是什麽涵义﹐每一个看似无聊的问题都有着许许多多歧意纷纭的答案﹐而且很多问题都是直到今天也没有定论的。一部《春秋》就是这样开始﹐还会这样进行下去﹐最终还将这样结束。 　　　　 　　　　现在﹐进入《春秋经》隐公元年的第一句话﹕“元年春王正月”──很不巧﹐这句话的费解程度绝不亚於我们刚刚度过的那第一个问题。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隐公元年”的全部经文﹕ 　　　　 　　　　 　　　　 　　　　【【元年春王正月。 　　　　 　　　　三月﹐公及邾仪父盟於蔑。 　　　　 　　　　夏五月﹐郑伯克段於鄢。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 　　　　 　　　　九月﹐及宋人盟於宿。 　　　　 　　　　冬十有二月﹐祭伯来。公子益师卒。】】 　　　　 　　　　 　　　　 　　　　看上去只是很简单的编年记事﹐说鲁隐公元年﹐春天﹐正月﹔三月﹐鲁隐公和邾仪父在篾地会盟﹔夏天﹐五月﹐郑伯在鄢地“克”了段﹔秋天﹐周天子派宰咺（xuａn）送来鲁惠公和仲子的□（fｅng）﹔九月﹐和宋人在宿地会盟﹔冬天﹐十二月﹐祭伯来了﹐公子益师死了。 　　　　 　　　　从字面上看﹐以上就是《春秋经‧隐公元年》的全部记事。遗憾的是﹐即便把字面意思全部搞清楚之後﹐我们也只能知道这一年里发生了几件事而已﹐却无法知道这几件事的详情﹐至於“微言大义”的褒贬﹐更无从得知。但让我们比较欣慰的是﹕不单我们看不懂﹐古人也一样看不懂。这就像我们拿到一本新闻类杂志的封面﹐看到上边列举了本期几篇重要文章的大标题﹐但是﹐如果不翻开来细看杂志里的具体内容﹐谁能只从几个大标题就了解全部事情的来龙去脉呢﹖桓谭的一句话是最常被人引用的﹕“《左氏传》於《经》﹐犹衣之表里相待而成。《经》而无《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也。”i这是说﹐如果没有《左传》这本教辅﹐只有一部《春秋经》﹐就算让圣人苦思十年﹐圣人也看不懂是什麽意思。 　　　　 　　　　当然《桓谭》这话也不是谁都认可﹐宋代学风就喜欢“舍经求传”﹐号称要真正理解孔子真谛﹐就必须排除“三传”的干扰。 　　　　 　　　　对於《春秋经》来说﹐“三传”既是辅助﹐也是干扰﹐但宋朝人说归说﹐偷偷还是要翻看“三传”的。桓谭的话到底说得实在﹐如果我们追求的不仅仅是微言大义﹐而还要“了解事件详情”的话﹐“三传”里真正能起作用的其实也就是一部《左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左插慾Z唤鲈谝豢□嫉氖焙虿19挥谢竦谩豆□虼□泛汀稑b梁传》那样的官方权威地位﹐甚至长久以来都被质疑为作伪﹐被质疑为是和《春秋经》毫无关系的一部单纯的历史着作。 　　　　 　　　　现代人很难理解《左传》当时的窘境﹐如果打个现代语境的比方的话﹐《左传》到底属於经学还是属於史学﹐大约相当於《资本论》到底属於意识形态领域的惟一真理还是属於众多经济学说中的一家之言。 “三传”解经﹐各有各的说法﹐在开篇第一句“元年春王正月”上便已经显出不同了。 　　　　 　　　　乍看上去﹐这句话好像平淡无奇﹐不过是记录一下罢了﹐就好像小学生写日记﹐开篇先交代一下﹕“2030年春天﹐1月5日﹐晴。”然後才开始进入具体记录﹕“班长在同学张三和李四的陪同下慰问了患感冒在床的我﹐双方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会谈……”《春秋经》里的这个“月年春王正月”无非就相当於日记中的“2030年春天﹐1月5日﹐晴”﹐仅此而已。 　　　　 　　　　是的﹐乍看上去确实如此﹐但事情远非这麽简单。疑点之一﹕为什麽“隐公一年”要写作“隐公元年”﹐这个“元”字有什麽深刻涵义在﹖疑点之二﹕如果是“元年﹐春﹐正月”﹐这倒是合情合理的时间记录﹐可“春”和“正月”之间怎麽有个“王”字呢﹐这是什麽意思呢﹖这就连带影响到这句话应该如何断句的问题﹐到底该该怎麽断呢﹖是“春﹐王正月”﹐还是“春王﹐正月”﹖疑点之三﹕小学生写日记﹐在“2030年春天﹐1月5日﹐晴”这一时间记录之後是要交代当天所发生的具体事情的﹐可“元年春王正月”之後却什麽都没有﹐紧接着便没头没脑地又开始“三月”了﹐这也太离奇了吧﹖──是呀﹐疑点之三尤其可疑﹐就好像小学生日记本里“2030年春天﹐1月5日﹐晴”之後什麽内容都没有﹐紧接着的却是“2030年春天﹐1月6日﹐阴。我在马路边﹐拣到一分钱……” 　　　　 　　　　如此简单的一句话竟然也疑点重重﹐还是慢慢来听听“三传”的解释好了。 　　　　 　　　　“元年春王正月”这句话本身是什麽意思﹐《左传》和《榖梁传》并没有给出说明﹐只有《公羊传》说﹕ 　　　　 　　　　 　　　　 　　　　【【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 　　　　 　　　　春者何﹖岁之始也。 　　　　 　　　　王者孰谓﹖谓文王也。 　　　　 　　　　曷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 　　　　 　　　　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按照《公羊传》一问一答的体例翻译一下﹕ 　　　　 　　　　 　　　　 　　　　问﹕什麽叫“元年”呀﹖ 　　　　 　　　　答﹕就是国君即位的第一年。 　　　　 　　　　问﹕“春”又是什麽意思﹖ 　　　　 　　　　答﹕春天是一年的开始。 　　　　 　　　　问﹕“王”是在指谁呀﹖ 　　　　 　　　　答﹕是指周文王。 　　　　 　　　　问﹕为什麽先说“王”而後说“正月”呢﹖ 　　　　 　　　　答﹕这是说﹐这个正月是周王历法的正月。 　　　　 　　　　问﹕为什麽要说周王历法的正月呢﹖ 　　　　 　　　　答﹕这是为了要重视开始。 　　　　 　　　　 　　　　 　　　　先来说说“元年”。从《公羊传》这段文本本身来看﹐发问“什麽叫‘元年’”﹐看来这个字面上的发问者不知道“元年”是什麽意思﹐所以回答者告诉他说﹕元年就是国君即位的第一年。但是﹐据《春秋公羊传注疏》里何休和徐彦的权威注释﹐这一问一答的涵义却不是这样。 　　　　 　　　　该书说﹕只有天子的纪年才可以称之为元年﹐诸侯是不能称元年的﹐鲁隐公的爵位是侯爵﹐根本就配不上称元年﹐发问者正是看到了这个矛盾所以才这样提问的。从字面上说﹐“元”在这里的意思就是“第一”﹐在纪年上就把第一年叫做元年﹐“元者﹐气也﹐无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何休把“元”又赋予了一个神秘的“气”的意义﹐於是乎“元”就是天地宇宙的开始﹐所以﹐“元”之前什麽都没有﹐而“春”字系於“元”字之後便很是合情合理了。 　　　　 　　　　何休在此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说法﹕《公羊传》说“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注意这个“君”字﹐这是有涵义的。对於鲁隐公﹐可以称他为侯﹐可以称他为公﹐也可以称他为君﹐这里的“君”指的就是鲁隐公。“君”这个称呼是无论天子和诸侯都可以通用的──“君”的儿子就是“君子”﹐这就是“君子”一词的本义──所以呢﹐《公羊传》这是用“君”这个有着宽泛涵义的称呼来赋予鲁隐公以天子之尊﹐而只有天子才可以改元立号﹐“《春秋》托新王受命於鲁﹐故因以录即位﹐明王者当继天奉元﹐养成万物”。ii 　　　　 　　　　这是公羊学的一个重要理论﹐是说天命从此便由周王室那里转到了鲁国﹐或说这种天命的转移只是孔子假托的﹐即“托王於鲁”﹐而《春秋经》贬斥周王室﹐尊崇鲁公室﹐是谓“黜周王鲁”﹐再往後发展下去﹐鲁国的孔子就继承天命﹐成了无冕之王（素王）﹐他的这部《春秋经》就是王朝宪法──不过﹐这宪法既不是给鲁国准备的﹐更不是给周天子准备的﹐而是预先为汉朝准备的。汉朝尊崇孔子﹐这就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没想到普普通通的“元年”两字﹐其背後的意义竟然如此深刻﹗且慢﹐还有更深刻的发挥呢﹐儒家一个重要的政治哲学理念就体现在这这两个字上。 　　　　 　　　　董仲舒《春秋繁露‧玉英》说道﹕称一为元﹐是为硈硒憿怜晼T霸□辍笔呛苡心诤□模□嫠呶颐侵喂□□酪欢ㄒ□拥谝徊骄妥吆茫□□飧鲋喂□牡谝徊骄褪钦□□﹗□□洞呵铩返脑□颖□恰耙栽□□睿□□□□耍灰蕴□□耍□□踔□□灰酝踔□□□□詈钪□次唬灰灾詈钪□次唬□□衬谥□危晃逭呔阏□□□□笮小﹗□ii──说得够玄妙﹐从一个“元”字摆正万事万物的开始﹐从中央而地方﹐最後王政大行﹐天下大治。其实董仲舒如此深奥的道理大略可以用两句俗话来表达﹐一是“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二是“要正人﹐先正己﹐推己及人”（这是对皇帝说的）。 　　　　 　　　　第二点尤其是儒家一贯的政治理念﹕经世济民﹐先从皇帝开始。我们看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直到康有为的公车上书﹐意图都是要直接打通皇帝路线﹐先从皇帝哪儿“正”了﹐然後影响到封疆大吏﹐最後才波及到草民百姓。道理其实并不复杂﹐只是被董仲舒他们表达得很复杂﹐这就像奇数、偶数的加减乘除﹐本来只是小学生的功课而已﹐但要拿阴爻、阳爻的对立转化一表达﹐马上就变成天人大道、宇宙大法了。但人心总愿意相信後者﹐所以一个人把四则运算搞得再熟﹐也只不过是个小学里的数学尖子﹐可要能把加减乘除哲学化﹐变成天人大道和宇宙大法来夸夸其谈﹐那就有机会出入皇宫内苑﹐成为万人景仰的大师了。 　　　　 　　　　怎麽高深怎麽来﹐至於“元者﹐气也”这个颇为神秘主义的解释﹐经师们更是没少阐发。清人陈立《公羊义疏》引《汉书‧律历志》﹕“太极元气﹐函三为一”﹐这里不但把“元”和“气”捏合在了一起成为“元气”﹐还和太极搅在一处了﹐甚至还有一个好像是三位一体的神秘解释﹐真够复杂的﹗ 　　　　 　　　　其实﹐《汉书‧律历志》的这段话原本倒没有很复杂﹐在“太极元气﹐函三为一”之後﹐紧接着就说﹕“极﹐中也。元﹐始也”﹐可陈立没引这段话﹐接下来却另外阐发说﹕所谓“函三为一”﹐三就是三才﹐一就是乾元﹐三才之道都被老天统摄﹐这就是“元”。iv 　　　　 　　　　三才已经很复杂了﹐再加上一个“大哉乾元”的“乾元”──事情只要往《周易》身上一扯﹐想有个确切的解释往往就很难了。《汉书‧律历志》就曾从历法角度解释“元年春王正月”﹐说历法的开始称之为“元”﹐但随後不但扯上《周易》的“体元以居正”﹐还伴有复杂的数学运算﹐实在让人头大。及至宋代﹐洪咨夔《春秋说》把“元年春王正月”和《周易‧乾》的“元亨利贞”一一配对﹐说这都是“天德”﹐王者有了这种天德就可以天下称王﹐诸侯有了这种天德就可以一方称尊﹐《春秋经》之所以一开始就写这些﹐是“欲其自始至终与天同运也”。v 　　　　 　　　　大话说到洪咨夔这儿可能就说到头了﹐但话不一定越大越对﹐另外的解释也是有的﹐比如南宋的春秋学大宗师胡安国﹐虽然不搞高大全﹐却更能深入孔子义理﹐他的《春秋传》（世称《春秋胡氏传》）把“元”字解释得很儒家﹕“元﹐即仁也。仁﹐人心也。”──读过《论语》的都知道“仁”是《论语》最核心的主张﹐义理自然不错﹐可问题是﹐“元”和“仁”的关联怎麽才能合乎逻辑地建立起来呢﹖ 　　　　 　　　　 　　　　 　　　　《春秋经》刚一开篇﹐连正文都没摸到呢﹐各个时代的各路专家们先在“为什麽开始於鲁隐公”的问题上各执一词﹐又在纪年问题上各讲各话。对於初学者来说﹐这真好比刚一起步就踏进了一个庞大的迷宫﹐大迷宫还套着小迷宫。对这诸般解读﹐宋代学者黄仲炎《春秋通说》曾经择其大者作了一个归纳﹐说历来阐释元年问题的主要有两种说法﹐一是“体元说”﹐二是“明僭说”。 　　　　 　　　　所谓“体元说”﹐主张《捶貟憿播痚凄徊儱t谝荒辍苯凶觥霸□辍保□庠谡□荆凰□健懊髻运怠保□衔□攀焙蛄泄□桓米约盒奘罚□膊桓迷诜夤□□谧猿圃□辏□绻□饷醋隽耍□褪琴栽健Ｕ饩褪窃□晡侍獾牧脚芍饕□饧□? 　　　　 　　　　那麽﹐黄仲炎归纳了半天别人的说法﹐他自己算哪一派呢﹖ 　　　　 　　　　──哪派都不算﹐他认为这两派说的都不对﹕“体元说”违反义理﹐会直接导向“黜周王鲁”的“错误结论”﹔“明僭说”违反史实﹐《尚书》的《虞夏书》和《商书》明明早在春秋之前就在历法上用到“元”这个字了﹐可见这不是《春秋经》的原创﹐而春秋诸侯各有各的史官﹐这也是史有明文的。 　　　　 　　　　黄仲炎推翻两说﹐自己的意见是﹕“元年”二字就是鲁史旧文﹐是鲁国的史料档案上原本就这麽写的﹐孔子原样给抄了下来﹐仅此而已﹐後人非要从这里边解读出什麽微言大义﹐实在是研究过头了。vi 事情可能还真像黄仲炎说的这样。黄仲炎的立论﹐约略可以代表治春秋学的专家当中朴实的一派﹐在宋代而言﹐黄仲炎和朱熹是站在一边的﹐胡安国站在对面一边。但谁是谁非还真很难说──胡安国虽然在学风上极尽深文周纳之能事﹐把春秋大义阐发得可能连孔子本人看了都会目瞪口呆﹐但他的经学紧扣时事、抨击弊政﹐更对北方被金人占领的失地始终在字里行间耿耿於怀。後来到了清朝﹐乾隆皇帝对诸家解经的意见超级大﹐搞了个《御纂春秋直解》﹐所谓“直解”﹐就是说“你们都是误读﹐我这本书才是正解”﹐序言里还专门点了胡安国的名﹐叮嘱大家不要相信胡安国的胡说。vii 　　　　 　　　　胡安国大讲“尊王攘夷”﹐乾隆皇帝这是被“攘夷”给惹恼了﹐但胡安国的《春秋传》也确实臆断太多。我们甚至可以说﹐胡安国的学问带有陆游和辛弃疾那种气质﹐他的学术着作也确曾和篑善咻说백2疗□驳奈难□髌芬谎□□愿垂□娜□□□募□□□奘□咳耍□麽蠹抑揖□ｕ□５钟□□辍Ｋ□裕□院□补□难□室残聿桓媒□匝□砝春饬濬□□退阍谒□邢附谏隙际谴淼模□拍钊词嵌缘摹? 　　　　 　　　　──这话绝没有讽刺之意﹐其实清代的四库馆臣就很明白这个道理﹐他们虽然也跟着皇帝起哄﹐但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里也存在这样一种评语﹕宋儒吕大圭的《春秋或问》和《春秋五论》议论虽高但考据很差﹐尽管如此﹐看看吕大圭的生平﹐他在元兵打来的时候﹐别人投降他死节﹐可称皎然千古﹐深明春秋大义。再来看他的书﹐虽然考据上不大靠谱﹐但侃侃而论﹐大义凛然﹐确是很出色的卫道士﹐所以呢﹐还是不要只用学术标准来衡量他呀。viii 注释﹕　　 　　　　 　　　　i [汉]桓谭《新论》﹐《全後汉文》辑本。 　　　　ii [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隐公元年》﹕[疏]“元年﹐春﹐王正月”。○解云﹕若《左氏》之义﹐不问天子诸侯﹐皆得称元年。若《公羊》之义﹐唯天子乃得称元年﹐诸侯不得称元年。此鲁隐公﹐诸侯也﹐而得称元年者﹐《春秋》托王於鲁﹐以隐公为受命之王﹐故得称元年矣。……[疏]“元年者何”。○解云﹕凡诸侯不得称元年﹐今隐公爵犹自称侯﹐而反称元年﹐故执不知问。……君之始年也。（以常录即位﹐知君之始年。君﹐鲁侯隐公也。年者﹐十二月之总号﹐《春秋》书十二月称年是也。变一为元﹐元者﹐气也﹐无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故上无所系﹐而使春系之也。不言公﹐言君之始年者﹐王者诸侯皆称君﹐所以通其义於王者﹐惟王者然後改元立号。《春秋》托新王受命於鲁﹐故因以录即位﹐明王者当继天奉元﹐养成万物。） 　　　　iii [汉]董仲舒《春秋繁露‧玉英》﹕谓一元者﹐大始也。痋戚潘蛣碨蛂挠c酥□□兀□∪酥□□帷Ｊ枪手喂□□嗽谡□□□□□□□宋迨溃□宕□□猓□蓝衲诵危□晌降闷湔嬉樱□亲勇分□□芗□Ｎ┤□四苁敉蛭镉谝唬□□抵□□玻□詹患氨舅□永炊冲兄□□荒芩炱涔ΑＪ且源呵锉湟晃街□□□□淘□玻□湟逡运嫣斓□帐家病９嗜宋ㄓ兄帐家玻□□□槐赜λ氖敝□洌□试□呶□蛭镏□荆□□酥□□谘伞０苍诤□磕嗽诤跆斓□□埃□嗜怂渖□炱辟□胺钐炱□撸□坏糜□煸□咎煸□□□参□渌□□病９蚀赫□抡撸□刑斓□□□□玻□烫□□□□□罩□玻□涞老嘤牍补Τ忠担□踩菅阅颂斓□□□刻斓□□□□晌□诖耍慷袷╤谌耍看笃涔岢幸庵□硪印Ｊ枪蚀呵镏□溃□栽□□睿□□□□耍□蕴□□耍□□踔□□□酝踔□□□□詈钪□次唬□灾詈钪□次唬□□鼓谥□危□逭呔阏□□□□笮小? 　　　　iv [清]陈立《公羊义疏》﹕三者三才﹐一即乾元也。三才之道皆统於天﹐谓之元。以为道生天地者﹐老氏之说也。 　　　　v [宋]洪咨夔《春秋说》卷一﹕元者乾之元﹐春者乾之亨﹐正者乾之利贞﹐皆天德也。王者有是德而後可以王天下﹐诸侯有是德而後可以君一国﹐而承事王者嗣立之始书之﹐欲其自始至终与天同运也。 　　　　vi [宋]黄仲炎《春秋通说》卷一﹕说元年者有二﹐曰体元也﹐曰明僭也。所谓体元者﹐曰《春秋》以一为元﹐示大始而欲正本也﹐王者即位必体元以施化也﹐使如其说则《春秋》黜周而王鲁矣﹐是不然。所谓明僭者﹐曰古者列国无私史﹐诸侯不得自称元年於其国﹐是亦岂然哉﹖《虞书》称月正元日﹐《商书》称太甲元年﹐则是一为元者从古以然﹐非《春秋》之新意也。古者诸侯得臣其国内之人﹐称於国曰君﹐其得纪年於国﹐无可疑者。《内则》所记生子者书於闾史。闾犹有书﹐况国乎﹖……以此观之﹐非可以僭言也。然则元年者﹐鲁史旧文尔﹐圣人述之以纪事﹐而後世必以意义求过矣。 　　　　vii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御纂春秋直解》﹕……大旨在发明尼山本义﹐而铲除种种迂曲之说﹐故赐名曰直解。冠以御制序文﹐揭胡安国传之傅会臆断﹐以明诰天下。 　　　　viii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春秋或问》﹕……大概长於持论而短於考实﹐然大圭於德佑初由兴化迁知漳州﹐未行而元兵至﹐沿海都制置蒲寿庚举城降﹐大圭抗节遇害。其立身本末﹐皎然千古﹐可谓深知《春秋》之义。其书所谓分名义、正名实、着几微为圣人之特笔者﹐侃侃推论﹐大义凛然﹐足以维纲常而卫名教﹐又不能以章句之学锱铢绳之矣。 当然﹐四库馆臣那麽说﹐虽然对吕大圭的学问显得刻薄了些（对吕先生的着作後文还会提到﹐四库馆臣很可能低估了他的学术水平）﹐道理说得却也一点不错。现在看来﹐作为“误读”对立面的“正解”﹐至少存在着三个层次﹐即﹕事实正确、义理正确、政治正确。 　　　　 　　　　所谓“诗无达诂﹐文无达诠”﹐“有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只是针对文艺作品来说的﹐法官在面对证人们不同的证词时显然就不大适合使用这种毫无标准的标准﹐福尔摩斯应该也会摇头的。那麽﹐就“事实正确”来说﹐真相只有一个。学者们抽丝剥茧﹐是为了达致这一真相﹐达致这一惟一的真相──不管道德风尚怎麽变﹐不管政治形势怎麽变﹐真相始终就是那一个﹐永远不变。以这种眼光来看待经典﹐也就是把经典从经学当中抽离出来﹐将之纳入了史学范畴﹐现代学者大多都是这麽做的。 　　　　 　　　　“义理正确”在表现上很像是我在序言里引述贝格尔的意思﹐这是“人们给一个无意义的世界不断赋予意义的过程”﹐这可以说是人类的本能。就“义理正确”来说﹐胡安国和吕大圭都是典型。“义理正确”并不是惟一的﹐它会随时代风气顺衧{□崴嫜□叩母鋈似□视胙□跣扪佽铲洹Ａ街窒嗷□粤５摹耙謇碚□贰辈２灰欢ｎ涂梢灾□倍苑剑□□羌瓤梢酝□闭□罚□部梢栽诟髯蕴囟ｕ睦□肺恢蒙细髯哉□贰５比唬□□且部赡芗仁钦□返模□质谴砦□模□幢阍谕□桓鍪奔洹﹗□□比唬□话阒挥信怨壅哺呕□饷纯矗□笔氯俗约和□□嵝抛约何兆×宋┬坏恼□怼? 　　　　 　　　　就“政治正确”来说﹐乾隆皇帝就是个典型。我在《春秋大义》里还讲过石渠阁和白虎观的两大会议﹐也都是“政治正确”的范例。儒学也好﹐墨学也罢﹐种种学说在“政治正确”的领域里几乎仅仅作为名义上的学派而存在﹐而实质性的学派只有一个﹕就是官学。“政治正确”当然也不是惟一的﹐它更容易随时代的不同而变化﹐随统治者的不同而变化。衡量“政治正确”的标准大多都是当时当地的﹐这个时代的“政治正确”在另一个时代里很可能就不再“政治正确”了。 　　　　 　　　　“正确”的这三个层次往往并不统一﹕义理正确﹐不一定事实正确﹔事实正确﹐也不一定政治正确。 　　　　 　　　　再者﹐我在序言里说“夸张些来说﹐一部经学史就是一部误读史”﹐这句话还可以作如下的理解﹕一部经学史就是一部大家互相以正解自居而指斥别人为误读的历史。 　　　　 　　　　只要有正统﹐就必然有异端的﹔自己越感觉自己正统﹐也就越容易感觉别人异端。对异端当然不必客气﹐因为打击异端至少是符合“义理正确”的﹐当然很多时候还同时符合“政治正确”。 　　　　 　　　　 　　　　好了﹐我们最终还是得回到学理上来﹐继续考察黄仲炎和胡安国的立论基础和推理手段。 　　　　 　　　　黄仲炎和胡安国给了我们两个相反的榜样。事情如果想朝着复杂一面发展﹐自然可以越来越复杂﹐但如果想朝着简单的一面发展﹐同样也可以越来越简单。我们若只以简单的头脑来推想之﹐从胡安国以上直到何休﹐这些在各自时代里顶尖的经学大师们﹐他们的阐释是否“在事实上”成立﹐这还真轻信不得。 　　　　 　　　　朴素的反对派也不是直到宋朝才有的。隋朝学者刘炫早早也就站在反对派的阵营里﹐他在《归过》里很简单地说﹕“元”和“正”只是取其“始”、“长”的意思﹐和什麽“体元居正”没关系。“元年”仅仅指的是“头一年”。i 　　　　 　　　　我们现在可以把刘炫和黄仲炎的结论结合起来看﹕“元年”仅仅指的是“头一年”﹐而这个写法原来在鲁国史官的早期记录里就已经是这样了﹐孔子拿来照抄而已﹐别无深意。 　　　　 　　　　问题似乎是得到了解决﹐但我们还得问个问题﹕深文周纳的阐释尽管可疑﹐难道朴实无华的阐释就一定是正确的吗﹖ 　　　　 　　　　是呀﹐也不一定。 很多时候﹐读书很怕二分法﹕非此即彼﹐非正即邪﹐非忠即奸﹐等等等等。要知道﹐即便正方被证明为错﹐并不意味着反方一定就对﹐而且﹐世界上不一定只有正与反这两个选择。 　　　　 　　　　常见的例子是﹕张三抵制日货﹐李四评价说﹕“张三很爱国。”──但反日的人也不一定就是爱国主义者﹐他也可以是一个国际主义者或者博爱分子。 　　　　 　　　　张三说﹕“中医不好。”李四质问道﹕“难道西医就好吗﹖”──张三其实只表达了“中医不好”﹐他既可能认为西医更不好﹐也可能完全不了解西医而无从发表看法。 　　　　 　　　　张三说﹕“历代很多专家对《春秋经》的解释在史实上未必站得住脚。”李四质问道﹕“难道《圣经》和《荷马史诗》就禁得起史实考据吗﹖”──张三也许认为《圣经》和《荷马史诗》更禁不起史实考据﹐也许对《圣经》和《荷马史诗》毫无了解﹐他在表达对《春秋经》的这个看法的时候并没有同时表达出对《圣经》和《荷马史诗》的任何看法。而且﹐他只是作了一个事实陈述（尽管这个陈述有可能是违反事实的）﹐而不是价值陈述。换句话说﹐张三的这句话仅仅是一个实证表述﹐而不是规范表述。 　　　　 　　　　这样的例子更容易在学校里找到﹕老师对小明说﹕“你昨天为什麽没做值日﹖”小明的回答是﹕“小毛前天还旷课了呢﹗”──老师说﹕“小毛前天旷没旷课我不知道﹐我可以去调查﹐但无论小毛前天旷没旷课﹐这和你昨天做没做值日一点儿关系都没有。” 好了﹐话说回来﹐排除头脑中的二分法定式（如果没有当然更好）﹐继续来看胡安国、刘炫、黄仲炎他们在解经上的分歧所在。这小小的一个字﹐既是文字训诂问题﹐更是意识形态问题﹐前者自然不值得大费周章﹐後者却影响到立国之本。但是﹐如果本着求实的态度﹐政治正确最好还是要紮根在训诂正确（事实正确）之上的﹐这才让人塌实。那麽﹐问题继续﹕对於“隐公元年”的这个“元”字﹐即便深文周纳的解释是错误的﹐刘炫他们的那种朴素的阐述就一定是正确的吗﹖ 　　　　 　　　　刘炫和黄仲炎﹐一个“元”字之解﹐一个“鲁史旧文”之说﹐後者过於复杂﹐容後再讲﹐现在先来考查一下刘炫对“元”字的解释。 　　　　 　　　　“元”的意思是“始”﹐刘炫说的似乎不错﹐因为从许慎的《说文解字》就是这麽解释的﹕“元﹐始也﹐从一﹐从兀。”这是个看似很朴素的解释﹐但仔细琢磨的话﹐也可以很深刻──“从一﹐从兀”﹐这是可以和前边那个神秘的“气”联系在一起的。清代庄有可着有一部《春秋小学》﹐专门考较字义﹐对“元”字的解释是﹕下边是“兀”﹐上边是“一”﹐构成了一个“元”字﹐这有什麽意义呢﹖对了﹐徐锴曾经引《周易》的话说过﹐“元者﹐善之长也”﹐奀j□迹□峭芬桓觯□□浴霸□弊质谴印耙弧崩吹摹Ｄ敲矗□印捌板钡慕嵌壤捶治觥霸□保□瞧□鸵□仙□□□浴耙弧本蜕仙□健柏﹗钡纳媳比恕﹗柏﹗钡囊馑际恰案摺保□耙弧鄙□健柏﹗钡纳媳撸□雀□垢摺□i 　　　　 　　　　这个解释很深刻﹐很有哲理﹐很有几分微言大义的味道﹐但遗憾的是﹕这是错的﹐而且从许慎的《说文解字》那里就错上了。 　　　　 　　　　从许慎到庄有可﹐受限於时代﹐并没有甲骨卜辞可资参照﹐而我们如果实际一些来看﹐“元”字的甲骨文字型和现在的字型并没有多大变化﹕上边是个“二”﹐下边是个“人”。但是﹐这个“二”只是现代字型的“二”﹐一个短横加一个长横﹐在甲骨文里这个字其实是“上”﹐甲骨文真正的“二”字是上下两横一般长﹐而如果上边是长横、下边是短横﹐这就是“下”字。甲骨文里的“元”是个会意字﹐“人”之“上”﹐表示的是“脑袋”。《左传‧僖公三十三年》晋国和狄人作战﹐晋国的先轸冲进狄人军中战死﹐而後“狄人归其元﹐面如生”﹐也就是狄人把先轸的脑袋归还晋国﹐其面色宛如生时。在《孟子》里“元”字一共出现过两次﹐也都是“脑袋”的意思。iii 　　　　 　　　　“脑袋”是“元”的本义﹐“始”是“元”的引伸义﹐杨树达还曾从造字之法加以凿实﹕“冠”字的造字即是用手往头上加冠的表示。iv从“脑袋”这个意思上﹐“元”字可以派生出种种的引伸义﹐比如“元子”﹐这并不是一个日本女孩的名字﹐而一般是指嫡长子﹐也就是嫡子中的老大﹐“头一个”。而在被用来表示时间的时候﹐“元”字还有着很喜人的意思﹐比如《礼记‧王制》有“元日﹐习射上功”﹐孔颖达解释“元日”为“善日”﹐这个“元日”还指正月初一﹐比如《尚书‧舜典》有“月正元日”﹐想想我们的“元旦”﹐来源很古老哦。 　　　ꄿ 　　　　那麽﹐“元年”﹐吉利与否暂且不论﹐但“头一年”这个意思该是可想而知的。那麽﹐事情真如何休所谓只有天子的纪年才可以有元年之称吗﹖是只有“王者”才可以改元立号吗﹖──这问题很重要﹐因为它暗示着公羊学的一个理论基础﹕《春秋经》是“黜周王鲁”的﹐不再把周天子放在最高位置上﹐而是认为天命到了鲁国这里﹐或者说是孔子作《春秋经》“托王於鲁”﹐如蒋庆说“《春秋》王鲁﹐并非真以鲁为王﹐而是托王於鲁﹐即假借鲁国的历史来说明孔子外王之义（孔子治理天下万世之义）”。v历来在这点上《左传》学就是和公羊学相对立的﹐两派专家为此可没少了论战。 i [隋]刘炫《归过》（《汉魏遗书钞》）﹕规曰﹕元、正惟取始、长之义﹐不为体元居正。 　　　　ii [清]庄有可《春秋小学》卷二“元”条﹕《说文》﹕“始也。从一﹐从兀。”徐锴曰﹕“元者﹐善之长也﹐故从一。”元以气言﹐气必上升﹐故一在兀上。兀﹐高也﹐会意。余意皆转注。 　　　　iii 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2005年第2版）﹐第356页。 　　　　iv 杨树达﹕《积微居小学述林》（中华书局1983年第1版）﹐第63页。 　　　　v 蒋庆﹕《公羊学引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版）﹐第5章。 的确﹐何休的支持者很多﹐反对者一样很多﹐即便在深研公羊学的专家当中﹐提出反对意见的也不在少数。比如孔广森就在这个问题上说﹕古时候诸侯分土而治、分民而守﹐和後世的所谓封疆大吏是不一样的﹐他们在自己的境内当然可以使用自己的纪元了。i 　　　　 　　　　孔广森这番话显示了封建时代和专制时代的一处不同﹕在秦汉以来的专制时代﹐大家习惯於一个国家只有一种纪元﹐比如唐朝贞观三年﹐无论在长安还是在洛阳﹐甚至在遥远的边疆﹐无一例外地都是桾瞴戚捻瞗潦e□闭娉鱿至肆硗庖桓黾驮□驼旯奂驮□□贝嬖塚□蔷退得饔腥嗽旆戳恕Ｋ□健拔┤跽呷缓蟾脑□10拧保□谧ㄖ剖贝□肥等□耍□热缰煸□敖ｕ□糯竺鳎□脑□槲洌□饩褪歉某□淮□耍□□谙惹厥贝□□缁岱缢兹次幢厝□恕Ｂ彻□梢杂新彻□募驮□□□□梢杂薪□□募驮□□庑┘驮□椭芴熳拥募驮□□辈４妫□蠹沂又□□硭□比唬□２灰晕□□□旆础? 　　　　 　　　　清人何若瑶更举出了似乎显而易见的证据力驳何休之说﹐说统治天下的叫做君﹐统治一个诸侯国的也叫做君﹐《公羊传》里说的“君之始年”﹐只要是“君”都有这个“始年”。《白虎通‧爵篇》提到过“王者改元即事天地﹐诸侯改元即事社稷”﹐《史记》里也没少出现列国各自纪元的记载﹐所以何休的注释曲解了《公羊传》的原意。ii 　　　　 　　　　杨伯峻在《春秋左传注》里也像陈立一样引用过《汉书‧律历志》﹐不过引的是另外一段﹕“《汉书‧律历志》引《商书‧伊训》有‘太甲元年’﹐则元年之称﹐起源甚早。”iii 　　　　 　　　　《汉书‧律历志》的这段引文是﹕“《伊训》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於先王﹐诞资有牧方明。’”通行本《尚书‧商书‧伊训》里的这句话写作﹕“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於先王﹐奉嗣王祗见厥祖”﹐是说太甲元年十二月乙丑日﹐伊尹祭祀先王云云。本篇《伊训》属於“伪古文尚书”﹐这一句和《汉书》引文有些出入﹐比较有趣的一个出入是﹕这里不是“元年”﹐而是“元祀”。据孔安国解说﹐所谓“祀”﹐也就是“年”──同样这个“年”﹐夏代叫“岁”﹐商代叫“祀”﹐周代叫“年”﹐唐虞之世叫做“载”。iv虽然这个说法并不确切﹐v但这四种称谓直到现在竟还以原义保留下来三个﹐也算是不容易了。 　　　　 　　　　“太甲元年”这个侇oㄎ蘼劭煽坑敕瘢□凑□髦芸隙ㄒ丫□辛恕霸□辍闭飧鏊捣□恕Ｑ畈□□□ｕγ□摹拔┤踉□炅□隆□□崩醋魉得鳎□嫡馐恰拔髦芤嘁缘谝荒晡□□曛□抵□薄□i 　　　　 　　　　如果此说属实﹐那麽﹐“元年”恐怕就不该是出自孔圣人的原创了。当然﹐有不少古人也不认为这是孔子原创﹐上文所说的黄仲炎就是一位﹐再如宋代戴溪的《春秋讲义》说从尧舜以来就一直这样了。vii考虑到《尚书‧虞夏书》在当时的地位﹐戴溪的话倒也无可厚非。但对我们现代人而言﹐尧舜时代毕竟渺茫难征﹐不太好说﹐但考察一下商周时代的青铜器铭文﹐就会发现有不少铭文都是只记月、日而不记年的。 　　　　 　　　　在记年的青铜器当中﹐比如西周中期的师遽簋盖有“唯王三祀四月既生霸辛酉”的说法﹐viii这里的“王”有人认为是周恭王﹐而这里居然也以“祀”来表示“年”﹐证实了前边孔安国的说法并不十分可靠。“既生霸”是月相的名称﹐“辛酉”是以干支记日。如果我们把这里的“王”暂且认作周恭王的话﹐这句话就相当於“周恭王三年﹐四月﹐既生霸月相﹐辛酉日”﹐这是一个年、月、日完整的时间记录体例﹐基本就和现代小学生日记的开篇如出一辙了。 　　　　 　　　　■【造字﹕月＋句】簋被认为是西周晚期之物﹐铭文说﹕“唯元年三月丙寅……”ix又是一个年月日齐备的时间记录﹐而且﹐更为要紧的是﹐“元年”斩钉截铁地出现了。 　　　　 　　　　元年师兑簋﹐这件铜器的主人公是西周厉王、宣王时代的人﹐铜器铭文说﹕“唯元年五月初吉甲寅……”﹐x也是年月日齐全﹐也有“元年”出现。连带解释一下﹐这里的“初吉”看上去像是黄历上的吉凶之言﹐其实是当时的月相名﹐和前边那个“既生霸”是一类的。 　　　　 　　　　元年师■【造字﹕“旗”﹐把“其”换成“史℅＿q□□□挠校骸拔ㄍ踉□晁脑录壬□浴□□闭庖彩俏髦芡砥谥□铩□i 　　　　 　　　　师酉簋﹕“唯王元年正月……”xii这是西周中期的。 　　　　 　　　　我就不再多举例了﹐反正这麽看下去﹐“元年”这个用法至少在西周时期已经并不罕见了。 　　　　 　　　　 　　　　 　　　　如果按照奥卡姆剃刀的原则﹐“元年”﹐也许仅仅是“头一年”的意思﹐并没有多少神秘和深刻可言﹐但对我们来说﹐有时候“虚假的历史”往往比“真实的历史”更为真实﹐至少更为重要﹐尽管在这个例子里我们还不能够审慎地判定到底哪种说法才是真实无误的。比如﹐现在我们已经大体知道了儒家两个极其着名的概念“慎独”和“格物致知”被误解了上千年﹐但其本义在历史上几乎毫无影响﹐真正产生深刻影响的却是它们被误解了的意思。对於学习历史的人来讲﹐既要学习对的﹐也要学习错的──这个说法虽然看似荒唐﹐但是﹐“学习错的”和“学习对的”其实一样重要﹐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话。 春王正月 　　　　 　　　　 　　　　 　　　　“元年”之後﹐就是“春王正月”了﹐这四个字看似简单﹐却让历代经学家们费尽了口舌。“春”﹐还好理解﹐就是春天。古代经学家解释《春秋经》的得名﹐神秘主义一派的经典意见如《三统历》“春为阳中﹐万物以生﹔秋为阴中﹐万物以成﹐故名《春秋》”﹐朴素一些的说法如《春秋说》﹐说孔子作《春秋经》春天动笔﹐秋天完成﹐所以叫《春秋》﹐xiii杜预还有过一种经典见解﹐说这是截取了“春夏秋冬”中的“春秋”来表示全年。xiv这个解释很有道理﹐但从现在的考古证据来看﹐在周原发现的甲骨卜辞显示了周人早年在一年之中只分春秋、并无冬夏﹐殷商时代同样如此。从中可以推测一年四季之分是相当後起之事﹐时间大约是在弇壖J跄辍□v这就意味着﹐“春秋”二字并不见得就是截取“春夏秋冬”而来﹐其本身就足以标志完整的一年了。而考之殷商甲骨﹐春、秋二字都是“年”的意思﹐说“今春”就等於说“今年”。xvi在这个问题上﹐曾经很迷惑人的就是《尚书‧尧典》﹐如果这篇文献真是历史实录的话﹐那麽早在尧的时候就已经分出四季了。 　　　　 　　　　再看“正月”﹐也好理解﹐正月就是一月﹐这种称呼在殷商时代也已经有了。xvii至此﹐隐公元年﹐春﹐正月﹐年度、季节、月份这三大时间要素已经齐备﹐但麻烦的问题又来了──问题不在於缺了什麽﹐却在於多了什麽。多出来一个“王”字。为什麽不是“春正月”﹐而是“春王正月”呢﹖这个“王”字摆在这里是什麽意思呢﹖ 　　　　 　　　　“王”字很多人认为是孔子特意写上去的﹐是谓“特笔”﹐但这个“特笔”意义何在呢﹖ 　　　　 　　　　仔细打量这个“王”字﹐越看越觉得神奇﹕三横一竖﹐寓意宏大﹐古人有说三横象征着天、地、人﹐一竖是贯通了天、地、人﹐是谓以一贯三﹐这才为天下景仰的王者之象。xviii──这个深刻的哲理建基於一个错误的训诂﹐已经不为现代学者所取。但“王”字的本义是什麽呢﹖学者们到现在也没争论清楚。 　　　　 　　　　“王”的字义可以放在一边﹐现在我们要关心的是﹐这个“王”究竟指的是谁﹖ 　　　　 　　　　《公羊传》说﹐这个“王”指的是周文王。周文王一向被认为是周人当中第一位接受老天爷委任的王﹐即“受命王”。另一种常见说法（比如孔颖达说）是﹕“王”指的是当时在位的周天子﹐即“时王”。这也算公羊学家和《左传》学家的一个基本分歧所在。清代公羊家孔广森曾引述孔子“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由此而推想孔子作《春秋》之本意﹐并反驳《左传》学者说﹕这个“陃`痹趺纯赡苁鞘蓖跄兀恐芷酵醵□ㄖ□螅□跏胰账□□谖坏闹芴熳雍芫枚济幌路９□路菖屏恕□ix 　　　　 　　　　这种争执﹐看似拘泥小节、无谓之至﹐实则大有深意﹐关乎立国之本。我在《春秋大义》里讲过《公羊传》关於齐襄公九世复仇的一则大义如何被汉武帝拿来以论证打击匈奴的必要性﹕当初﹐齐国受纪国陷害﹐国君被周天子扔到锅里煮了﹐九世之後﹐齐襄公向纪国复仇。都过了九代人了﹐这个仇难道还要报吗﹖《公羊传》的回答是﹕当然要报﹐因为对国君来说﹐国家与君主是一体的﹐国就是君﹐君就是国﹐而国君的位子世代相袭﹐所以前代的国君和後代的国君也是一体的。所以﹐侵犯国家就等於侵犯国君﹐侵犯国君也就等於侵犯国家﹔侵犯前代国君就等於侵犯後代国君﹐侵犯後代国君也就等於侵犯前代国君﹐如果结了仇﹐不管过了多少代也一定要报。──当时汉武帝的意思就是﹕刘邦曾被匈奴欺负过﹐这个仇到我这儿虽然已经过了好几代了﹐但根据春秋大义﹐该报的就一定要报﹗ 　　　　 这就牵涉我们现在这个周文王的问题了。周文王是周人第一位“受命王”﹐接受的是老天爷的委任。那麽﹐按照公羊理论﹐国家与国君一体﹐前王和後王一体﹐“春王正月”的“王”自然该是周文王。清代公羊家庄存与把这个问题说得很透﹕接受老天爷委任的那位王（受命王）叫做太祖﹐太祖的接班人叫做继体。所谓继体﹐是继承太祖的意思﹐不敢说自己的王位也是受之於天﹐只能说是受之於太祖的﹐自古以来都是这样。连周武王那样的圣王都要归命於周文王而不敢自专﹐何况後世子孙呢﹖从文书诰命到政治体制﹐都打着周文王的旗号﹐这才是尊祖、尊天地的道理。xx 　　　　 　　　　庄存与并不是一个求实风格的学者﹐但他举的这个周文王和周武王的例子倒很贴切﹐和《论语》里边“父亲死後﹐儿子要‘三年无改於父之道’才算孝顺”的说法xxi也是比较合拍的。周文王是周人的受命王﹐把受命於天的那一年定为元年﹐积极筹备克商大业﹐可到第七年的时候﹐壮志未酬身先死﹐儿子周武王继位。但周武王并没有改元﹐而是把自己继位的这一年称为八年﹐行军的时候也带着周文王的灵位（木主）﹐这都是在强调自己对周文王的“继承”。庄存与的解说就是从这层意思而来的﹐被抽象出来的道理就是“尊王、尊祖、尊天地”。 　　　　 　　　　再来看看《公羊传》的这则春秋大义﹕国家与国君一体﹐前王和後王一体﹐看似很牵强﹐但在先秦的宗法社会里﹐这麽说是一点儿都不错的。所谓宗法社会﹐宗统就是君统﹐家就是国﹐家长就是国君﹐这都是以父系血缘为纽带的﹐是真正意义上的家天下﹐和秦汉以後那种皇帝制度的家天下迥然不同。 　　　　 　　　　《春秋经》一经三传都是诞生於宗法社会的﹐而随着社会从宗法进入专制的转型﹐旧概念不再适应新社会了﹐於是﹐就像在很多社会转型期都会发生的那样﹐旧概念的字面本身被原封不动地沿用了下来﹐其内涵却已经被偷偷地换掉了。所以﹐在汉武帝打匈奴的那个例子里﹐《公羊传》的九世复仇理论从严格意义上来看其实并不适用﹐汉武帝派出去为自家先祖抛头颅、洒热血的那些人绝大多数并不是汉朝刘家血缘上的亲属﹐也不是在汉朝享有政治权利的国民。换句话说﹐这些抛头颅、洒热血的人既不是作为亲属在为家族复仇﹐也不是作为享有政治权利的国民在为国家复仇﹐只不过奴才在为主子复仇而已﹐尽管奴才为主子复仇有些时候也会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的奴才的利益。 　　　　 　　　　那麽﹐从齐襄公九世复仇来看“国、君一体”的春秋大义﹐下面这两句话性质一样吗﹕ 　　　　 　　　　（1）“什麽是齐国﹖齐襄公就是齐国。” 　﹛@　? 　　　　（2）“什麽是大清国﹖老佛爷就是大清国。” 　　　　 　　　　 　　　　 　　　　“春王正月”的这个“王”字﹐在“事实正确”的层面上不过是个训诂之争﹐而在“政治正确”的层面上却关乎国本。回顾庄存与对《公羊传》的这段解读﹐就文本论文本可以说大体无误﹐但在清朝的社会格局之下有没有偷换概念之嫌呢﹖况且﹐即便庄存与对《公羊传》的解释准确无误﹐但《公羊传》对《春秋经》的解读也是准确无误的吗﹖“春王正月”的“王”当真指的是周文王吗﹖ 注释﹕　　 　　　　 　　　　i [清]孔广森《公羊春秋经传通义》﹕《尔雅》曰﹕元﹐始也。天子、诸侯通称君。古者诸侯分土而守、分民而治﹐有不纯臣之义﹐故各得纪元於其境内﹐而何邵公猥谓唯王者然後改元立号﹐经书元年为托王於鲁﹐则自蹈所云反传违戾之失矣。 　　　　ii [清]何若瑶《春秋公羊注疏质疑》卷一“元年春王正月传君之始年也注惟王者然後改元立号”条﹕君天下曰君﹐君一国亦曰君。君之始年者﹐凡君皆得有其始年也。《白虎通‧爵篇》﹕王者改元即事天地﹐诸侯改元即事社稷。《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列国《世家》皆有分国纪元﹐可以为证。注非传意。 　　　　iii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隐公元年》（修订本）（中华书局1990年第2版）﹐第5页。 　　　　iv [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尚书正义‧伊训》﹕祀﹐年也。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 　　　　v 参见﹕胡厚宣《殷代年岁称谓考》﹐《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外一种）（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242－261页。 　　　　vi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隐公元年》（修订本）﹐第5页。 　　　　vii [宋]戴溪《春秋讲义》卷一﹕元年者﹐一年也。谓一为元﹐自尧舜狻谷葡吽抚蚥n病? 　　　　viii 《金文今译类检‧殷商西周卷》（广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42页。 　　　　ix 《金文今译类检‧殷商西周卷》第114页 　　　　x 《金文今译类检‧殷商西周卷》第184页 　　　　xi 《金文今译类检‧殷商西周卷》第188页 　　　　xii 《金文今译类检‧殷商西周卷》第203页 　　　　xiii [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春秋公羊注疏》﹕问曰﹕案《三统历》云﹕“春为阳中﹐万物以生﹔秋为阴中﹐万物以成﹐故名《春秋》。”贾、服依此以解《春秋》之义﹐不审何氏何名《春秋》乎﹖答曰﹕公羊何氏与贾、服不异﹐亦以为欲使人君动作不失中也。而《春秋说》云“始於春﹐终於秋﹐故曰《春秋》”者﹐道春为生物之始﹐而秋为成物之终﹐故云始於春﹐终於秋﹐故曰《春秋》也。而旧云《春秋说》云“哀十四年春﹐西狩获麟﹐作《春秋》﹐九月书成。以其书春作秋成﹐故云《春秋》也”者﹐非也…… 　　　　xiv [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杜预《集解》序﹕故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则错举以为之名也。 　　　　xv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前言第2页﹕春、夏、秋、冬四时之名﹐至迟起於西周。 　　　　xvi 胡厚宣﹕《殷代年岁称谓考》﹐《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 　　　　xvii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6页引董作宾《殷历谱》下编卷一﹕“殷代之称正月﹐始自祖甲﹐则无可疑。……即在改制之初称正月﹐并列举一月之旧名。” 　　　　另参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释支干》﹐《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郭沫若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版﹐第311页﹕按此殆当时之时宪书也。“月一正”者即一月又名正月。 　　　　xviii [汉]赵岐/注﹐[宋]孙奭/疏《孟子注疏》卷一引《字林》﹕王者天地人﹐一贯三为王﹐天下所法也。 　　　　xix [清]孔广森《春秋公羊经传通义》﹕子尝曰﹕“文王既没﹐文不再兹乎﹖”盖治《春秋》之本意也。治左氏者﹐以“王正月”为时王之正月。周之东迁﹐时王不能颁月久矣。且如左氏说﹐襄公季年归余再失﹐哀公之世界大火东流﹐鲁历未必尽合周历﹐而《春秋》强据鲁史正月号称时王之正月﹐不亦诬乎﹖ 　　　　xx [清]庄存与《春秋正辞》卷一﹕公羊子曰﹕王者孰谓﹖谓文王也。闻之曰﹕受命之王曰太祖﹐嗣王曰继体。继体也者﹐继太祖也﹐不敢曰受之天﹐受之太祖也﹐自古以然。文王﹐受命之祖也﹐成康以降﹐继文王之体也者﹐武王有明德﹐受命必归文王﹐是谓天道。武王且不敢专﹐子孙其敢或干焉﹖命曰文王之命﹐位曰文王之位﹐法曰文王之法﹐所以尊祖﹐所以尊天地也。 　　　　xxi 《论语‧学而》﹕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於父之道﹐可谓孝矣。” 如上所述﹐如果说是周文王﹐既符合历史背景﹐也符合逻辑推理﹐但符不符合事实就不好说了。现在的金文证据很多﹐有“王正月”、“王五月”等等﹐从商朝就这麽写了﹐而且所谓“王”也不一定都是周天子﹐有楚王﹐也有晋王﹐大家各用各的历法﹐不一定都遵从周天子的。i 　　　　 　　　　那麽﹐有两点可以推断﹕一﹐“王”字由来已久﹐很难说是孔子的特笔﹔二﹐不管楚国和晋国怎麽搞﹐鲁国还是奉行周天子的历法的﹐所以﹐《春秋经》里的“王正月”﹐指的应该就是当时周朝中央政府所制订的历法中的正月。那麽“春王正月”这四个字的断句也就应该是“春﹐王正月”──李学勤主编的《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当中的《春秋》三传就都是这麽断句的。 　　　　 　　　　“春王正月”四个字为历代学者所重﹐由此而阐发出来的春秋大义难以计数﹐不同解读之间的辩蘑部敷捁痋敌X校□踔辆臀□馑母鲎只褂凶ㄖ冲鱿郑□疵鞔□乓阅□摹洞和跽□驴肌罚□杉□庥卸嘀匾□? 　　　　 　　　　但是﹐无非是周历正月而已﹐有那麽重要吗﹖难道这里边还有什麽政治意义吗﹖ 　　　　 　　　　这还真是不易被现代人理解的一个问题。好比说﹐无论世界各地﹐无论民主政府还是专制政府﹐2000年1月永远是2000年1月﹐在哪儿都一样。但古时候可不是这样的﹐那时候的习惯是﹕不同的政权有不同的历法﹐如果是同一个国家﹐一旦改朝换代﹐不仅年号要变﹐就连月份也要变﹐比如把原来的十二月变成现在的一月。孔颖达说﹕所谓“王正月”﹐王者改朝换代﹐必然要改用新历法和新VI﹐好让大家耳目一新。按照老说法﹐夏代以建寅之月为正月﹐殷商以建丑之月为正月﹐周代以建子之月为正月（这个说法虽然不是“事实正确”﹐却先後赢得了“义理正确”和“政治正确”﹐并对现实政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夏、商、周三代制度不同﹐所以历法的正朔不同﹐至於服色VI﹐《礼记‧檀弓》说﹕“夏代以黑色为贵﹐殷商以白色为贵﹐周代以赤色为贵。”ii 　　　　 　　　　所谓建子、建丑、建寅﹐先说说子、丑、寅﹕这是十二地支里的前三位。古人用干支记时﹐无论年、月、日、时﹐都用这套干支系统来记录﹐就如同我们现在无论年、月、日、时﹐都用阿拉伯数字来记录一样。建子的“子”可以大略理解为月份的名称﹐十二个地支正好是十二个月﹐子就是夏历（农历）的十一月。《说文‧子部》﹕“子﹐十一月阳气动﹐万物滋﹐人以为称”﹐这是说“子”是从“万物滋生”的“滋”同音相转而来的﹐但考诸甲骨、金文﹐“子”应该是一个象形字﹐本义应是“幼儿”。 　　　　 　　　　《礼记‧月令》“仲冬之月”﹐郑玄注释说﹕“仲冬者﹐日月会於星纪﹐而斗建子之辰也。”这就讲到“建子”﹐而“建子”之前有个很重要的字﹕“斗”。 　　　　 　　　　这个“斗”指的是北斗星﹐北斗七星像一个大勺子围绕着北极星转圈﹐一年转一圈﹐古人以此记时﹐於是有“斗柄指东﹐天下皆春﹔斗柄指南﹐天下皆夏﹔斗柄指西﹐天下皆秋﹔斗柄指北﹐天下皆冬”的说法。那麽﹐如果把东西南北的四大方位再细分一下﹐联系上文讲过的“天有十二次”﹐或者按现代的说法想像一下黄道十二宫﹐把斗柄所的指向的方位分成十二份﹐每一份以一个地支表示（比如“子”或“丑”）﹐代表一个月﹐斗柄的指向就叫做“建”﹐如果斗柄指向“子”﹐就叫“建子”﹐周历就是以“建子”作为一年当中的第一个月﹐一旦改朝换代﹐这些都得跟着改。──这是古代的一种主流解释﹐异议也是有的﹐比如祖冲之就很怀疑这种说法﹐但我就不扯那麽多了。iii 　　　　 　　　　的确﹐历法在古代既是一个生活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在改朝换代之後如果你还坚持奉行旧朝代的正朔﹐这是最让统治者忌讳的﹐也是前代遗民表达孤忠的一种方式。改朝换代就要“改正朔”﹐所谓正朔﹐“正”就是正月﹐一年的第一个月﹐“朔”就是朔日﹐一个月里的第一天。所谓建寅之月、建丑之月、建子之月﹐分别是现在的农历正月、十二月和十一月。孔颖达的意思是﹕夏朝本来是以现在的农历正月作为正月的﹐殷商改朝换代﹐把夏代历法的十二月作为自己的正月﹐周人改朝换代﹐又把殷商的十二月（也就是夏代的十一月）作为自己的正月。夏商周这三代不同的正月被後人称作“三正”。 　　　　 　　　　“三正”的说法来源很早﹐在《尚书‧甘誓》里就有记载了。《甘誓》据说是大禹或夏启在一次军事总动员上的训话﹐其中说到敌人有扈氏很坏﹐他们“威侮五行﹐怠弃三正”。“五行”和“三正”对举﹐意思似乎是很明确的﹐所以直到宋代﹐对於“五行”﹐经学家们都没觉得这里边有什麽问题。从元代以後﹐异说才开始出现﹐但直到现在也没有定论。基本可以确定的是﹕夏朝那时候还没有出现相生相克那种意义上的五行观念﹐这个“五行”﹐专家们或者说是五种基本的物质分类（就好比我们把物质分为固体、液体和气体一样）﹐iv或者说这就是“天道”﹐v或者说这是指“五行”的本义﹐即我们现在所说的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vi 　　　　 　　　　对“三正”的解释从汉朝就有分歧了。《尚书大传》把“三正”解释为“三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稍後再作解释）﹔马融解释为“建子、建丑、建寅”﹐是为“三正”﹔郑玄则说“三正”是“天地人之正道”。 　　　　 　　　　如果取《尚书大传》和马融的说法﹐这就引起了一个问题﹕如果每次改朝换代都要这麽变一下﹐历史纪年还不变成一锅粥了﹐非把历史系学生折磨死不成﹖ 　　　　 　　　　一个令人欣慰的消息是﹕正朔并不会永远这麽变下去﹐并不会令人无比头痛地从“三正”最後变成“十二正”﹐而是事不过三──一种说法是﹕正月只在建寅、建丑、建子这三者之间反复循环﹔另一种说法是在夏代以前一直是建寅﹐到殷商革命才有建丑﹐周人革了殷商之命才有建子。vii 当然﹐即便是事不过三﹐仅仅是“三正”而不是“十二正”在循环反复﹐这也够让人头疼的。好在这种理论并没有随着改朝换代而被严格采用。在唐代肃宗以前﹐建寅、建子确实被改过若干次﹐《史记》和《汉书》还曾因此而对历史记载做过追溯性的修改﹐而从唐肃宗上元三年（762年）以後﹐以建寅为岁首就一直被沿用下去了﹐直到清末。viii 　　　　 　　　　作为政治哲学的“三正”之说影响深远﹐但作为事实的“三正”之说却未必是那麽板上钉钉。深究一下的话﹐又会发现歧义纷纭﹐莫衷一是。ix对於《尚书‧甘誓》里那个文献上最早的“三正”记录﹐学者们早就产生怀疑了。到了现代﹐有人把“正”解释为“政”﹐意为政治措施（李一民、金景芳、吕绍纲）﹐也有解释为长官的（刘起釪、於省吾）﹐但无论取哪种说法﹐“建子、建寅、建丑”的旧说已经可以被废弃掉了。 　　　　 　　　　其实﹐当初古人心里就不是很有谱的﹐更让人头疼的是﹐即便是一个对圣人典籍毫无怀疑的人﹐对这个问题也难免会产生一丝怀疑。──宋人吕大圭《春秋或问》在面对“春王正月”到底是建子还是建寅的问题时﹐首先便来了这样一句感慨﹕“此千百年未决之论也。”至於为什麽千百年一直悬而未决﹐吕大圭说﹕如果持建子之说﹐那就会与《诗经》、《尚书》的相关记载合不上拍﹐如果取建寅之说﹐又会和《周礼》、《春秋》、《孟子》合不上拍。这些书全是圣人经典﹐说谁错都不合适。x 　　　　 　　　　时至现代﹐技术手段比古人强得多了﹐对“三正”的考据虽然还是充满异说﹐但总算进了一步。以殷历而论﹐殷正应该建丑﹐可根据常玉芝从甲骨卜辞的考证﹐殷历的一月该是夏历的五月﹐xi或如郑慧生“殷正建未”说﹐认为殷历一月该是夏历六月﹐xii或如张培瑜、孟世凯“殷代岁首不固定”的说法﹐xiii也距离“建丑”不太近。 　　　　 　　　　历法这东西专业性很强﹐董作宾就说﹕“我们历史上﹐称‘寅正’、‘丑正’、‘子正’﹐并不是可以随便命名的﹐不能说我们可以随便把一次月亮从朔到晦叫它一个名字﹐”这里边还牵涉着节气等等问题﹐xiv我还是简而言之好了﹕如果想在感性上有个大概的认识﹐周历和夏历﹐我们大体可以将之理解为现在的公历和农历﹐其间的差异大约也就是现在公历和农历的差异。xv 　　　　 　　　　 　　　　 　　　　历法在古代是件大事。杨伯峻说﹕“相传周王朝於每年末颁明年历书於诸侯﹐诸侯奉而行之。”xvi杨老师还在他的《论语译注》里解释“告朔之饩羊”的时候详细讲过个中原委﹕“每年秋冬之交﹐周天子把第二年的历书颁给诸侯。这历书包括那年有无闰月﹐每月的初一是哪一天﹐因之叫‘颁告朔’。诸侯接受了这一历书﹐藏於祖庙﹐每逢初一﹐便杀一只活羊祭於庙﹐然後回到朝廷听政。这祭庙叫做‘告朔’﹐听政叫做‘视朔’﹐或者‘听朔’。”xvii 　　　　 　　　　杨老师的这个解释属於若干解释中的一种﹐钱穆还曾推测说﹕“盖周自幽厉以後﹐即已无颁告朔之礼﹐畴人弟子分散﹐鲁秉周礼﹐自有历官﹐故自行告朔之礼也。”xviii（“畴人子弟”即周王室负责历法的专人﹐钱穆此说应是出自《汉书‧律历志》。依《汉书‧律历志》所说﹐应该存在着五种历法﹐尤其令人疑惑的是﹕其中既有《周历》﹐也有《鲁历》。xix） 　　　　 杨老师说“相传”﹐钱老师说“盖”﹐语气都不那麽肯定﹐但无论依据他们当中谁的说法﹐﹐周王室颁布的历书和秉承周礼的鲁国自定的历书上﹐肯定都是建子之月的所谓“周正”﹐即以夏历十一月作为自己的正月。“王正月”自然也就意味着这是周正的正月﹐意味着鲁国奉行的是周王室的历法。 　　　　 　　　　金文中的“王正月”并不罕见﹐比如官■【造字﹕上“木”下“又”】父鼎﹕“唯王正月既死霸乙卯……”xx散季簋﹕“唯王四年八月……”xxi等等。杨伯峻考察两周的青铜器﹐说西周的器皿大多是王朝卿士所作﹐记录日期多用“唯王某月某日”这种说法﹐而东周器皿大多是诸侯巨族所制﹐有些就用自己诸侯国内部的历法而不用周正﹐比如鄀公簋的铭文说﹕“唯鄀正二月初吉乙丑……”﹐表明自己用的是自家诸侯国内的“鄀正”而不是周正。缯跔撰瞉藗蒙鰫鶶式戮说抚x詈罟□□恢狈钸兄□□□□觥洞呵锞□匪□氐亩□偎氖□□昙洌□彻□永炊加弥□□□皇堑笔蓖扑□□ｕ募际跏侄位共还桓呙鳎□□孕┤笏阒□Α□xii 　　　　 　　　　杨老师说得不错﹐通观《春秋经》全文﹐确实二百四十二年间鲁国一直奉行周正不辍。但是﹐杨老师这个立论的基础是﹕《春秋经》是历代鲁国史官共同记录的作品﹐其间并没有孔子的手脚。是的﹐只有在这个前提之下﹐上述立论才是成立的﹐而如果《春秋经》真是孔子或“作”或“修”过的﹐我们完全可以认为在时间记录上的统一性其实是孔子（或其他什麽人）加工的结果。──在这个问题上﹐赵伯雄便是站在杨伯峻的对立面上﹐他的《〈春秋〉记事书时考》对《春秋》的历法问题给出了周密的论证。xxiii 　　　　 　　　　赵伯雄认为﹐周人改正朔﹐不但改了岁首﹐也改了月名﹐以前的夏历十一月在《春秋》里被称为正月﹐其他月份依次类推﹐是谓“改月”﹐这在先秦其他文献当中是可以找到证据的。比如《孟子‧梁惠王上》﹐孟子初见梁襄王﹐说他“望之不似人君”那段﹕“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间旱﹐则苗槁矣。”这是说如果七八月之间天气干旱﹐禾苗就会枯槁﹐但是﹐如果是农历（夏历）的七八月﹐禾苗已经接近成熟了﹐都快该收割了﹐这时候就算天旱也无所谓了。那麽﹐反推一下﹐什麽时候禾苗才最需要雨水、最害怕干旱呢﹖是农历的五六月。而周历的七八月正好就是农历（夏历）的五六月。所以﹐孟子这里说的“七八月”应该就是周历的七八月。 　　　　 　　　　《左传‧昭公十七年》﹕“火出﹐於夏为三月﹐於商为四月﹐於周为五月。”这是说大火星的出现按夏历是在三月﹐按商历是在四月﹐按周历是在五月。这话就说得相当明确了。 　　　　 　　　　“改月”倒也不会给实际生活造成多大障碍﹐比如我们现在使用公历﹐相对於农历来讲不但改月﹐而且改日了﹐但大家还都照旧生活﹐没多少人会觉得这有多大的不变。然而﹐如果季节的说法也跟着变了﹐那麻烦可就大了。──《春秋经》恰恰就存在这个问题。 　　　　 　　　　《春秋经》在月份之前往往冠以季节之名﹐比如我们现在遇到的这个“隐公元年春王正月”﹐就是说﹕“鲁隐公元年﹐春天﹐周历的正月”。但是﹐周历的正月是夏历的十一月﹐可夏历十一月无论如何也不该算是春天吧﹖本来按夏历的划分﹐一、二、三月是春天﹐四、五、六月是夏天﹐七、八、九月是秋天﹐十、十一、十二月是冬天﹐一改成周历﹐居然还是一、二、三月是春天……这麽排下来的﹐这一改月份﹐连季节也跟着改了。古人称季节为“时”﹐所以把这一改动称为“改时”。可是﹐如果季节当真被这样改动了﹐这要给农耕社会带来多大的困扰啊。所以﹐如果《春秋经》的时间记录当真是鲁国一代代史官忠实所记﹐如果鲁国当真奉行这样一种不但改月、而且改时的历法﹐这实在难以想像。 考察西周及春秋的其他文献﹐会发现那时人们所说的春夏秋冬完全是本来意义上的（即夏历模┐合那锒□□亢撩挥小案氖薄钡募Ｏ螅□□芄恢□鞔嬖淞案氖薄钡睦□尤匆焕□舱也怀隼础Ｕ岳鲜Φ慕崧□牵褐苋嗽诟恼□分□螅□案脑隆钡故怯械模□□佽悦挥小案氖薄薄?/cc> 赵、杨的分歧於此可见。杨伯峻说﹕“四时之记﹐西周早已有之﹐且以建寅为正﹐与实际时令相合。《春秋》之四时﹐则不合於实际时令。”xxiv而赵伯雄的意思却是﹕《春秋》之“改时”﹐既在实际生活中匪夷所思﹐考之典籍则当属子虚乌有﹐《春秋》之四时不合於实际时令﹐这是为什麽呢﹖──这就牵扯出《春秋经》作者的问题了﹐杨伯峻曾经从文本比较来作分析﹐认为《春秋经》就是礼e吩□模□２淮嬖诳鬃拥氖直剩粁xv而赵伯雄则从时间记载入手﹐分析出《春秋经》必然经过某人有意识的统筹。 　　　　 　　　　杨伯峻列举了多条材料证实《春秋经》只是鲁史原文﹐比如（1）孔子明知史书有误而不订正﹔（2）《论语》里对孔子“作《春秋》”或“修《春秋》”只字未提﹔（3）《春秋经》前後体例有不统一的地方﹐不像经过统一编纂﹔（4）被认为孔子亲手修订的文字在晋国史书里竟然也是一样写的……这些材料虽然说服力很强﹐但要把立论凿实似乎还不足够。比如﹐（1）孔子明知史书有误而不订正﹐可能只是一时一事之论﹐再说人到底是会变的﹐我们不能因为看到孔子三十岁那年立誓戒烟的史料就认定他五十岁抽烟的史料为伪──如果换我自己﹐早饭前立誓戒烟﹐早饭後吞云吐雾﹐这绝对是不能互相证伪的﹔（2）《论语》没提并不意味着事情一定没有﹐也许是竹简脱落﹐也许是在後人的编纂过程中被人为删削﹐也许孔子根本就不愿意多提这事（他觉得私家修史有僭越之嫌）﹔（3）《春秋经》前後体例不统一﹐也许是孔子没改完全﹐也许是他粗心大意﹐也许是隐含着什麽微言大义而特意留下破绽等待後人发掘﹔（4）被认为孔子亲手修订的文字在晋国史书里竟然也是一样写的﹐有可能孔子对鲁史原文只是部分加工而非全部改变﹐和其他诸侯国史雷同的地方恰恰就是孔子沿用鲁史原文的内容…… 　　　　 　　　　总之﹐杨伯峻要论证孔子修《春秋》其事必无﹐这件工作是费力不讨好的﹐就像要证明世上不存在黑天鹅一样﹐就算找出了大量的证据﹐发现世界各地只有白天鹅、蓝天鹅、黄天鹅﹐但是﹐只要有人找到一只黑天鹅﹐仅仅一只﹐原先的立论就岌岌可危了。 　　　　 　　　　赵伯雄的手法就是去寻找那“一只黑天鹅”。 　　　　　　　　　 　　　　赵伯雄认为﹐周人在改正朔之後﹐“改月”倒是有的﹐但绝对没有“改时”。如果真是这样﹐那麽﹐《春秋经》里实实在在地记载着不合於实际时令的“春正月”、“夏四月”又该如何解释呢﹖赵伯雄考察西周及春秋金文中记载时间的语句﹐归纳说﹕所记不外乎四项时间因素﹕年、月、月相、日﹐金文记载时间的语句中既有只包含这四要素中之一二的﹐也有四项俱全的﹐但绝无一例是“时”（季节）与“月”连在一起的。即以文体与《春秋经》最为相近的《古本竹书纪年》而论﹐其中也绝无这种例子﹐“可以确知‘时’与‘月’连书的现象其实出现得很晚﹐应当说是战国时某些人的习惯﹐因此﹐今所见《春秋》中的‘时’、‘月’连书﹐不会是当时史官的原始记录﹐只能是後来整理者要表达某种理念的有意安排”。 　　　　 　　　　对於古人记录时间的书写习惯﹐杨伯峻曾举商鞅量的铭文为例﹐铭文上有“冬十二月乙酉”的字样﹐还有越王钟铭等两例﹐说明战国时代记时不但季节和月份连书﹐季节还被细分（如孟春、仲春、季春）。 　　　　 　　　　但是﹐杨伯峻举的是战国的例子。关於这个商鞅量﹐洪业在1937年的《春秋经传引得序》也曾提到。洪业说﹕最近金石学很热﹐两周青铜器铭文被释读了很多﹐从铭文来看﹐写了年、月、日、辰的多达上百﹐可写着季节的却只有一个﹐就是商鞅量。而商鞅量在时间上要晚於《春秋经》一百三十多年。那麽﹐《春秋经》从头到尾季节记录规规矩矩﹐这些记载“既不符於时令﹐复非出於旧史﹐故曰﹕增窜之迹﹐甚可疑也。”xxvi 　　　　 从洪业到赵伯雄﹐对这个看似细小问题的深入考证其实是在牵涉着有关《春秋经》身份的一个根本问题﹕《春秋经》到底是鲁国一代代史官积累下来的鲁史旧文﹐还是出自某人之手﹐或者经过某人统一的加工整理﹖ 　　　　 　　　　的确﹐“王正月”符合当时的语言习惯﹐而“春王正月”却不符合当时的语言习惯﹐古代经师也多有人以为这个“春”字是孔子所加（比如朱熹、王应麟）xxvii﹐表达着某些难以言传的深刻涵义。 　　　　 　　　　郭沫若曾在《金文所无考》中归纳了一些古文献中常见而金文中却绝无发现的内容﹐举其大者列了八项﹐说这些是有助於判断文献真伪及其时代先後的重要参照。八项中的第一项就是“四时”。xxviii 　　　　 　　　　这样看来﹐“春王正月”的“春”字为後来的某位作者或整理者所加﹐似是个呼之欲出的结论了。那麽﹐前边王树民和张政烺对“《春秋经》为什麽开始於鲁隐公”那个问题的推断也就获得了自己的一个坚强的大前提。 　　　　 　　　　那麽﹐由此稍稍推论一下﹐假定这位“某人”真的存在﹐他可就是传说中的孔子吗﹖赵伯雄说﹕“通过对‘书时’一事的考察﹐感到还是应该承认《春秋》确曾被人整理加工过﹐至少书中的‘时’应该是後加上去的。那麽是谁加上去的呢﹖恐怕最大的可能就是孔子﹔退一步讲﹐即使不是孔子﹐也应该是孔门的弟子或後学。但要完全落实这个问题﹐还需要更多的证据﹐目前暂时还无法做到。不管怎麽说﹐《春秋》一书最初作为原始的史册﹐应该是没有那样严格的记‘时’的﹔而此书作为儒家的经典或者教材来被人钻研讲论的时候﹐已经是严格地按照规则书‘时’了。这里必定有整理者的某种思想和理念存在。” 　　　　 　　　　话是在理﹐但是﹐细想一想﹐如果按赵老师的说法﹐这位“某人”就是孔子或孔门後学的话﹐随即便又出现了两个疑问﹕一是﹕孔子的时代是否太早﹐早到不会习惯“春王正月”这种语法﹔二是《论语‧卫灵公》里有这样一段话﹕“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颜渊问孔子怎样祧譁鞢撒说揿O铀担骸坝孟某□睦□ａ□□坛□某底樱□髦艹□睦衩薄□□惫赜淞靶邢闹□薄保□畈□□６退担褐芾□八淙辉诠鄄□煜蠓矫吒冉弦郧敖澂剑□□涤闷鹄慈床患跋睦□奖阌谂┬瞪□□＞褪窃谥艹□□灿泻芏喙□胰跃捎孟某□□ａ﹗□xix钱穆说﹕“孔子重农事﹐故主用夏时。”xxx这样看来﹐孔子分明是主张用夏历的﹐或者至少是在狭义的意义上主张使用“夏时”。那麽﹐他又怎麽会在《春秋经》里从头到尾地去“改时”呢﹖即便要改﹐也应该把周正改成夏正﹐以此来体现自己治理国家要“行夏之时”的政治理念呀。──是的﹐如果按赵伯雄所说“这里必定有整理者的某种思想和理念存在”﹐那也该是统改为夏时才对呀﹖ -- i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10－11页。 　　　　ii [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言“王正月”者﹐王者革前代﹐驭天下﹐必改正朔﹐易服色﹐以变人视听。夏以建寅之月为正﹐殷以建丑之月为正﹐周以建子之月为正﹐三代异制﹐正朔不同﹐故《礼记‧檀弓》云﹕“夏後氏尚黑﹐殷人尚白﹐周人尚赤。”郑康成依据纬候以正朔三而改﹐自古皆相变。如孔安国以自古皆用建寅为正﹐唯殷革夏命而用建丑﹐周革殷命而用建子。杜无明说﹐未知所从。正是时王所建﹐故以“王”字冠之﹐言是今王之正月也。 　　　　iii 参见[清]孙星衍《问字堂集》卷二“斗建辨”。 　　　　iv 金景芳、吕绍纲﹕《〈尚书‧虞夏书〉新解》（辽宁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版）﹐第445页。 　　　　v 李一民﹕《〈甘誓〉所反映的夏初社会──从〈甘誓〉看夏与有扈的关系》﹐《〈尚书〉与古史研究》（中州书画出版社1983年第2版）。 　　　　vi 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中华书局2005年第1版）﹐第869页。 　　　　vii[晋]杜预/注﹐[唐]孔茖ꤿ/疏《春秋左传正义》﹕郑康成依据纬候以正朔三而改﹐自古皆相变。如孔安国以自古皆用建寅为正﹐唯殷革夏命而用建丑﹐周革殷命而用建子。杜无明说﹐未知所从。 　　　　viii 详见﹕《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董作宾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版）﹐640－642页。 从王国维的说法来看﹐殷商的继承制度似乎和周人迥然有别﹕既无父死子继的惯例﹐更无嫡庶之别﹐那麽﹐嫡长子继承制就有可能完全是周人自己发展出来的﹐并且在时间上不会早於武王克商。而周人的宗法制度、封建制度全需要有嫡长子继承制度为基础﹐由此继而推论﹐宗法与封建当为周人首创。 　　　　 　　　　不过﹐王国维的这个说法并没有成为定论﹐当然﹐任何反方的说法也一样没有成为定论。王玉哲曾把反方意见作过一个简要的归纳﹐说﹕“反对王氏之说的有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陈梦家的《甲骨断代学甲编》（《燕京学报》第40期）。李学勤《论殷代亲族制度》（《文史哲》1957年第11期）也说﹕‘我们认为在殷代子继为常﹐弟及为变。’又认为兄终弟及‘这种情形不能指为亲族制度的规律。’”ix 　　　　 　　　　王玉哲自己是站在王国维一边的﹕“王氏说的是指商的前中期﹐这无疑是正确的。” 　　　　 　　　　那麽﹐商代前期和後期之间为什麽会发生这种制度变化呢﹖徐扬杰《中国家族制度史》给过一个很合情理的解释﹕商先公时期已经实行了传子制度﹐而兄终弟及的继承制度是後来一段时间里出於稳定政局的需要──商朝前期经常迁都﹐说明当时的政治形势不太稳定﹐所以要搞兄硊齴R埃□扰谈□ㄒ笾□蠊□季凸潭ㄏ吕戳耍□饩退得髡□涡问票涞梦榷□耍□谑峭跷患坛芯捅湮□烁杆雷蛹獭□ 　　　　 　　　　──到底谁说的对呢﹖如果按范文澜的说法﹐殷商兄终弟及的情形有些像是李衡眉对鲁国“一继一及”的考证﹕看上去虽然是兄终弟及的不少﹐但细考之下都是特殊情况﹐是不能算作合法的通则的。最後﹐“自武乙至纣凡四世﹐废除了兄终弟及制﹐确定传子制。周代传子制度﹐应是承袭商制而更加严格。”xi 　　　　 　　　　如果我们只去相信《史记》﹐事情无疑简单得多。按照《史记》的描述﹐殷商无疑已经实行了嫡长子继承制度﹐而在这个制度遭到破坏的时候﹐巨大的麻烦也就随之而来了。xii而且﹐末代之主纣王的继位正是因为“子以母贵”﹕ 　　　　 　　　　 　　　　 　　　　【帝乙长子曰微子启﹐启母贱﹐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後﹐辛为嗣。帝乙崩﹐子辛立﹐是为帝辛﹐天下谓之纣。（《史记‧殷本纪》）】 　　　　 　　　　 　　　　 　　　　帝乙的长子是微子启（我们前文已经见过了这位末代贤人）﹐他的妈妈身份低贱﹐所以微子启虽是长子﹐却没法继位。而帝乙还有个小儿子﹐叫辛﹐妈妈是“正後”﹐所以辛虽然岁数小﹐却被立为王位继承人。这位辛﹐就是後来着名的暴君的商纣王。 　　　　 　　　　对这同一件事﹐《吕氏春秋》给出了不同的版本﹕ 　　　　 　　　　 　　　　 　　　　【纣之同母三人﹐其长曰微子启﹐其次曰中衍﹐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纣也﹐甚少矣。纣母之生微子启与中衍也﹐尚为妾﹐已而为妻而生纣。纣之父、纣之母欲置微子启以为太子﹐太史据法而争之曰﹕“有妻之子﹐而不可置妾之子。”纣故为後。用法若此﹐不若无法。（《吕氏春秋‧当务》）】 在这一版本里﹐纣王和微子启由异母兄弟变成了同母兄弟﹐微子启是老大﹐还有个老二叫中衍﹐老三叫受德﹐也就是後来的纣王。这回好像事情难办﹐因为﹐如果按照嫡长子继承制﹐纣王和微子启一母同胞﹐无论按立贵还是立长的标准﹐王位都轮不到纣王。果然﹐爸爸和妈妈想立微子启为太子﹐可这时候出来一位太史﹐“据法而争”──这个法﹐应当就是殷商一贯的继承传统了。太史争的是﹕如果妻子有儿子﹐立太子时就不能立妾的儿子﹐所以不能立微子启﹐而要立受德（纣王）。 　　　　 　　　　这好像把人搞糊涂了﹐而原因在於﹕纣王的妈妈在生老大微子启和老二中衍的时候﹐身份是妾﹐等生老三受德（纣王）的时候﹐身份已经变成正妻了﹐所以﹐虽然前後都是同一个人﹐但继承法是只认身份不认人的。 　　　　 　　　　无论是《史记》还是《吕氏春秋》﹐虽然细节不同﹐但都认为殷商是实行嫡长子继承制的﹐《吕氏春秋》还涉及了和我们前述问题相关的继室问题﹕小老婆是可以接大太太的班的。当然﹐《吕氏春秋》这里所用的“妾”字应当是取其广义的。 　　　　 　　　　《史记》和《吕氏春秋》的这两段文字常被学者们用来佐证殷商的嫡长子继承制度之存在﹐但至少《吕氏春秋》的记载未必是真实可信的──通观上下文﹐作者的意图是要“讲道理”﹐而不是“摆事实”﹐也就是说﹐是先秦诸子常用的“小故事﹐大道理”的叙事手法﹐和纣王这个故事相邻的其他故事无不具有寓言性质﹐而纣王这则故事最後是要说明“用法若此﹐不若无法”﹐批评那位太史死脑筋“据法而争”而使大贤人微子启终於与王位无缘﹐大坏蛋商纣王却登上了宝座。──道理是实在的﹐故事可未必也是实在的。别把寓言当真﹐这问题我在《春秋大义》里曾经讲过。 　　　　 文献寥寥﹐还是要从甲骨文入手。在追溯源流的问题上﹐胡厚宣疏理得非常清楚﹕在殷商後期﹐九代人里边有七代传子﹐可见这全不是兄终弟及的制度了。商王妻子众多﹐又重视生育﹐大家发奋图强生孩子﹐由此而有传子之制﹐由此而有嫡庶之分﹐由此又渐渐生出宗法制度和封建制度﹐由此而下启了周人的宗法制度和封建制度﹐此即为儒家礼制的一个重要源头之所在。具体到嫡庶问题上﹐“卜辞中有大子之称﹐当即长嫡之意。又有称小王者﹐疑即指此种嫡长继立之王也。”xiii 　　　　 　　　　综上﹐从亲亲到尊尊的转变过程或许不像古人普遍认为的那样发生於殷周之际﹐而是具有更早的渊源。这种转变既不是一蹴而就、从无反复﹐更不是各个地方同时发生的﹐比如﹐作为生活在周代的殷商後裔﹐宋国的兄终弟及观念似乎就更强一些（比如前述宋宣公的故事）﹐而立宠姬所生之爱子也算是国君们一个顽固的人之常情──鲁惠公似乎就是一个样板﹐或许因为爱仲子而欲立桓公﹐於是也像宋宣公一样﹐在继承法问题上埋下了一粒乱国的种子。从这层意义上﹐我们大约也可以对“《春秋经》为何开始於隐公”这个问题解读出一则新的春秋大义来。 　　　　 　　　　另外﹐王国维的考证虽然尚存争议﹐但他对嫡长制的意义所作的分析仍是尤其值得参考的﹕从嫡长子继承制度而有了宗法和丧服之制﹐由此而又有了封建子弟之制﹐以及君天子臣诸侯之制度。xiv周人政治的渊源﹐乃至後世许多社会体制与社会问题的渊源﹐都可以在嫡长子继承制上找到 注释﹕ 　　 　　　　i 顾颉刚《周公执政称王》﹐收录於﹕郭伟川/编《周公摄政称王与周初史事论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年11月第1版）。 　　　　ii 钱杭﹕《周代宗法制度史研究》（学林出版社1991年第1版）﹐第134页。 　　　　iii 李衡眉﹕《“一继一及”非“鲁之常”说》﹐载《齐鲁学刊》1999年딿6期。 　　　　iv 《左传‧隐公三年》﹕君子曰﹕“宋宣公可谓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飨之﹐命以义夫。《商颂》曰﹕‘殷受命咸宜﹐百禄是荷。’其是之谓乎﹗” 　　　　v 晁福林﹕《先秦民俗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142页。 　　　　vi 金景芳﹕《古史论集》（齐鲁书社1981年第1版）﹐第207页。 　　　　vii 陈筱芳﹕《春秋婚姻礼俗与社会伦理》（巴蜀书社2000年第1版）﹐第10－11页。 　　　　viii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卷十。 　　　　ix 王玉哲﹕《中华远古史》第342页。 　　　　x 施治生、徐建新主编﹕《古代国家的等级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6页注引。 　　　　xi 范文澜、蔡美彪﹕《中国通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版）﹐第2章第5节。 　　　　xii 《史记‧殷本纪》﹕自中丁以来﹐废嫡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於是诸侯莫朝。 　　　　xiii 胡厚宣﹕《甲骨商学史论丛初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132－133页。 　　　　xiv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 【声子】◎ 　　　　 　　　　声子是鲁隐公的生母。如果按照前文对孟子名字的分析﹐声子这个称呼应该意味着﹕“声”表示排行﹐“子”表示姓。但是﹐“伯（孟）仲叔季”里并没有“声”这个排行。 　　　　 　　　　答案是﹕“声”是谥号﹐是这位鲁惠公的继室死後所获得的评语。按《礼记‧乐记》“闻其谥﹐知其行”﹐从这个“声”字上我们应该可以推知声子一生的品行。那麽﹐在谥法里﹐“声”字是什麽意思呢﹖ 　　　　 　　　　孔颖达注释﹕“谥法﹕不生其国曰声。”所谓“不生其国”﹐旧注解释为“生於外家”﹐按陈逢衡的解释﹐这是说﹕妈妈生这个孩子是在娘家生的。 　　　　 　　　　──如果这个解释成立的话﹐我们似乎很难想像这就是在“闻其谥﹐知其行”的意义上对声子的盖棺论定﹐“她是在妈妈的娘家出生的”﹐这和品德、行事扯得上一点儿关系吗﹖ 　　　　 　　　　问题无解﹐退而求其次﹕孩子生在娘家﹐这事是好是坏呢﹖──至今仍有些地方的风俗认为孩子不能生在娘家﹐但周代的事情就不好说了﹐而且﹐陈逢衡的解释也不是定论﹐其中的疑点也很难解决。i所以﹐“声”这个谥号到底是什麽意思﹐到底有什麽褒贬色彩﹐还真很难搞得清楚﹐孔颖达简单一引之後也没有再作更详尽的解释。他的这个引述出自《逸周书‧谥法解》﹐其中讲到谥法的起源是从周公旦和姜太公开始搞起来的﹐其意义是给死者盖棺定论。ii 　　　　 　　　　人死之後给起谥号﹐一度被认为是周公创始的制度﹐创始的时间精确到月份──《逸周书‧谥法解》说是“三月”﹐清人朱右曾解释说这是周成王元年三月。iii 　　　　 　　　　这个解释也非定论。就谥法的创始来说﹐周公可能还不够古﹐《白虎通》更把谥法的创制归到了黄帝身上﹐尧、舜、禹这些名号也都被确认为谥号。历代研究谥法的不乏其人﹐宋代“三苏”之一的苏洵就曾经奉旨写过一部《谥法》﹐笔削旧说﹐是一个不错的本子。该书一开头的谥号序列是﹕神、圣、贤、尧、舜、禹﹐比之《逸周书‧谥法解》的“神、圣、帝、皇、王、公、侯”的排序iv更显几分儒家味道。而苏洵对谥法创制时代的追溯﹐直达三皇五帝。v 　　　　 　　　　汪受宽《谥法研究》总述古人对谥法起源的诸般议论﹐﹐说这“不是腐儒的无事生非﹐而是具有相当的理论和实际的意义的。《逸周书‧谥法解》的周公制谥说﹐根源於儒家复兴周礼、拨乱反正的学术宗旨。东汉古文经学家把谥法上推至黄帝﹐是为了以之对抗久珨溯p鸬慕裎木□□Ｒ院螅□□窆盼闹鸾□狭鳎□□哺唤布曳ㄊλ担□源□彻鄣阍裆贫丑樱□谑侵芄□期炙涤终剂松戏纭□□眝i 　　　　 　　　　稍微扯开一些﹐汪说的这层意思不仅仅适於谥法──整个历史上﹐我们会看到很多在今人的眼光中属於迂腐无谓的内容﹐但若能设身处地﹐会明白其间自有意识形态渊源和时政背景的压力﹐绝不是迂腐一词就可以盖棺论定的。宋代濮议、明代大礼议﹐莫不如此﹐古人甚至为这些事还有过理论专着的。 　　　　 　　　　 　　　　 　　　　话说回来﹐古史与时政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同样﹐谥号和爵位也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礼记‧郊特牲》追论远古﹐说那时候的人“生无爵﹐死无谥”﹐《白虎通》由此推论﹕“这是说活着的时候既然有爵位﹐死了以後也自当有谥号才对。”此说大体上一度被广为接受﹐虽然细节上仍有争议。vii一个人谥号是什麽给起的呢﹖是死者临下葬之前﹐大家聚在一起﹐给死者商议出一个合适的谥号。viii这就是说﹐死者本来是有自己的名字的﹐死了之後﹐大家要给他再起一个名字──“谥号”的“谥”字和“益”字是古今字﹐在中国文字里﹐本来只有“益”字而没有“谥”字﹐“益”有“增加”的意思﹐这个意思到现在还在﹐比如“增益”﹐所以“益”（谥）从字面来看就是给死者增加一个名字﹐後来人们才造出了一个“谥”字来代替“益”字诸多义项中“增加名号（即谥）”的意思。ix 　　　　 　　　　而作为全国最高统治者的“天子”如果死了﹐大臣们要到南郊去搞仪式来定谥号﹐其中涵义是﹕一﹐表示大臣们虽然都很想褒扬君主﹐掩恶扬善﹐但此时此刻是在和老天爷沟通﹐所以“不得欺天”﹔二﹐表示谥号虽然表面上是这些大臣们给议定的﹐其实背後拿主意、当後台的是老天爷。x 谥法一直流传﹐到了秦朝才突然中断。秦始皇嫌谥法是“子议父﹐臣议君”﹐下令废除﹐改为编号﹐如秦始皇、秦二世、秦三世﹐直到千世、万世。xi 　　　　 　　　　平心而论﹐秦始皇的顾虑并非没有道理﹐当领导的生时再威风﹐死後也一点儿权力都没有了﹐大臣们要是给自己定下一个难听的谥号（所谓“恶谥”）﹐让後世千百年都拿一个丢人的绰号来称呼自己﹐这岂不是很没面子﹖xii再说了﹐商议谥号的人除了太子就是一班大臣﹐这些人以前都归自己管﹐现在倒让他们来给自己拿主意了﹐这岂不是很没道理﹖──其实这里反映的正是封建时代和专制时代的不同﹕周代封建﹐政治制度大致可以说是贵族民主制﹐国君大约可以比作一个家族股份公司的董事长﹐董事长死後﹐由沾亲带故的董事和股东们给他议定谥号﹐这也是合情合理的﹔秦朝则是皇帝的独资公司﹐和大臣们也很少再有血缘纽带﹐如果老板死了﹐由一班雇员来给老板定谥号﹐此间情境自然和周代无法相比。 　　　　 　　　　谥法之恢复当在秦汉之际。儒生们在秦政权之下过得很压抑﹐等陈胜起兵﹐儒生们纷纷带着礼器前往投奔﹐其中就有孔子的八世孙孔甲。陈胜死後﹐这些儒生们把他谥为“隐王”。这是谥法恢复的第一例。xiii隐王的“隐”字正是我们现在所讲的鲁隐公的“隐”字。如果从陈胜的生平行止来推想﹐若要“闻其谥﹐知其行”﹐“隐”这个谥号的意思大概应是“事业未完成﹐中途遇害”﹐这倒正和鲁隐公的身世相近。 　　　　 汉代以後﹐谥法更加制度化了﹐也多为我们现代人所熟悉﹐比如汉武帝之“武”、唐玄宗之“玄”、宋仁宗之“仁”等等﹐但由於政治制度不可逆转地走入了专制的大框架里﹐谥号便也好听的多、难听的少了﹐而那些难听谥号的得主大多也都是改朝换代时候的末代帝王﹐这和周代的情况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xiv──郑夹漈曾作《谥法略》﹐论说谥法只有表扬而没有批评﹐道理很简单﹕如果老板刚死﹐小弟们就给他拟定一个足以遗臭万年的谥号﹐这也太不厚道了﹗xv 　　　　 　　　　时至近代﹐王国维对谥法之源起产生怀疑﹐比如他在《遹（yｕ）敦跋》里提到﹕遹敦的铭文有三处提到“穆王”﹐这应是指周昭王之子穆王满﹐问题是﹕为什麽在穆王还在世的时候就称他穆王呢﹖──其实﹐周初如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周康王、周昭王、周穆王这些文、武、成、康、昭、穆的用字其实只是“称号”﹐而非“谥号”。从殷商甲骨文和《诗经》、《尚书》﹐还有文王彝器里都能找到证据﹐这类字眼作为美称实在由来已久了。而这些美称﹐人活着的时候大家这麽称呼他﹐死了之後大家还是这麽称呼他。──王国维最後推论谥法的起源时代﹐大约在西周中期的周共王、周懿王之後。xvi 　　　　 　　　　郭沫若上承王国维之论﹐把推论更推进了一步﹐从金文估算出谥法之起源大约在春秋中叶以後﹐从典籍估算出谥法之起源当在战国时代﹐而《逸周书》则为战国伪书﹐其中的《谥法解》当然不大可靠。郭沫若还认为﹐《逸周书‧谥法解》应是作者搜罗前代君王的名号﹐结合君王们的一生事迹加以附会﹐这才造成了一个谥号有多种解释的情况。尤其是那些“恶谥”更没道理﹕幽、厉、灵、夷等等所谓“恶谥”﹐这些字本来都有善义﹔谥法中的哀和悼被认为是表示追思的﹐而哀其实可以读为爱﹐悼可以读为卓﹐未必就真是追思。xvii 　　　　 　　　　郭沫若虽然对《逸周书》的判断未必可靠﹐而关於谥法的“附会”之论﹐原本就是个让人头疼的问题。就拿本文中第一个出场的鲁隐公来说﹐“隐”字在《谥法解》里就有两个互不相关的解释﹐一个是“不显屍国”﹐一个是“隐拂不成”。所以郭沫若的话倒还真是合情合理﹐我们可以假想一下《谥法解》的作者查阅古代文献﹐发现甲隐公文治斐然﹐乙隐公勇猛好斗﹐丙隐公三心二意﹐这三个隐公都叫隐公﹐可彼此之间却如此不同﹐怎麽办呢﹐那就一字多解好了。於是﹐“隐”字在谥法里就具有了三种涵义﹕文治斐然曰隐﹐勇猛好斗曰隐﹐三心二意曰隐。 在郭沫若之前﹐顾栋高就曾详考春秋史料﹐列出种种疑问来质疑谥法的可靠性。顾栋高一是发现谥号似乎和死者生前的地位、而不是品行与功业的关系更大﹐二是发现有谥号的人多有寂寂无闻之辈﹐相反﹐一些足以当得起最佳谥号的春秋名流却令人吃惊地并无谥号可称﹐这岂不是很没道理﹖再者﹐一些着名的大坏蛋却堂而皇之地享有美谥﹐比如﹐因“庆父不死﹐鲁难未已”这句名言而在後世知名的那位庆父﹐谥号为“共”﹐这简直太没天理了﹗xviii 　　　　 　　　　 　　　　 　　　　这些说法和疑惑都很合乎情理﹐但正如我们在经学和史学当中一再遇到的那样﹐反方的解释同样合乎情理。童书业考查《左传》、《史记》的记载﹐认为自西周中叶以来﹐列国君臣乃至周天子的谥号与其人一生的德行、功业等等大体相当﹐如果说这些谥号当真是活人的称号﹐有点儿说不过去。xix 　　　　 　　　　研究越来越深入﹐争议也越来越大﹐而谥法起源的推断直接影响到对先秦许多文献的时间判断﹐比如《大武》里几次出现“武王”这个称号﹐朱熹由此而怀疑该篇作品是成型於周武王死後。而王国维、郭沫若之後的一些谥法研究则把谥法的起源向前推进了一大截﹕不但提前於王、郭的推测﹐甚至比《谥法解》的说法还早而溯至了晚商时期。xx 　　　　 　　　　汪受宽《谥法研究》是关於这一问题的专论﹐对於谥法的起源﹐认为周初天子、王妃、诸侯、重臣均无谥号﹐可见周公创造谥法的古说并不可靠﹐但谥法之起源也不会太晚﹐因为统计一下′}呵铩罚□11制渲屑窃卮笕宋镏□酪还?187次﹐都是先写人家的名字或爵位﹐没有一例是按谥号来写的﹐但写到这些人的葬事时﹐全书111次葬事全写的是谥号﹐同样无一例外。“这就说明﹐在葬礼中﹐这些人都得到了谥号﹐并正式将谥号通告了鲁国﹐因而书之於鲁史之中。”汪受宽举了郑庄公为例子﹕“鲁隐公元年﹐称郑庄公为郑伯﹐言‘郑伯克段於鄢’﹐这是书其爵。到桓公十一年夏五月﹐郑庄公死﹐写为‘郑伯寤生卒’﹐这是书其名（寤生）﹐因为任何一位郑国国君都可以称为郑伯﹐为了加以区别﹐故而在书其死时记其名。到记郑庄公葬礼﹐则写成‘秋七月﹐葬郑庄公’﹐很显然﹐这是指郑伯寤生葬礼时正式定谥为庄公。”但是﹐《春秋》里葬後称谥虽无例外﹐活人而用美称的也不是没有。xxi 　　　　 　　　　据汪受宽的考证﹐谥法初起於西周﹐本来是贵族们给去世的父祖拟定美称﹐这种做法渐渐流行开来﹐周王室也开始仿效﹐到周孝王时代基本定型﹐而且﹐“由於谥号是追美尊者、长者和表示哀伤感情的﹐所以最初只有美谥、平谥﹐没有恶谥……谥号之有善恶﹐是从西周共和以後开始的”。xxii 　　　　 　　　　汪说谨严精微﹐但问题并未到此结束﹐一些意见的冲突或许也只是盲人摸象式的冲突而已。譬如﹐殷周彝器上的“生称谥”当真就是其人生时的美称吗﹖──有说是的﹐有说另有原因的。 　　　　 　　　　说是的如夏含夷﹐夏从燕侯旨鼎铭文中燕侯旨以殷商惯见的方式称他已去世的父亲为“父辛”出发﹐梳理金文演变之脉络﹐推论周人谥法制度当建立於西周中期﹐并且是一个缓慢成型的过程﹐而西周铜器中许多“武”、“穆”、“康”等等确定无疑的谥号被用作生称﹐看来“谥号式的美称”不仅仅是用於已逝之先人的。xxiii 　　　　 说另有原因的是杨希牧。杨先是把谥法痋戚慰董hㄔ谥艹□□佽□淞吧□期帧蔽侍馍细冲隽艘桓鲂掠钡囊饧□核□健吧□期帧蔽幢卣婢褪巧□背期郑□□且蛭□勒叩内趾潘□玫木褪撬□巧□暗淖□郑□□酝□桓鲎郑□□拔□□郑□篮笪□趾牛□獗硪谎□□诤□煌□? 杨说是从《左传‧隐公八年》众仲关於请谥制度的一段话入手分析的﹐其中有“诸侯以字为谥”一句﹐这句话当初杜预把断句给搞错了﹐把“诸侯以字”作为一顿﹐後来的学者们大多跟着杜预以讹传讹。 　　　　 　　　　男子二十岁行冠礼於是有“字”﹐这个“字”就有可能在死後成为其人的谥号﹐甚至有可能“字”的渊源即是起人生时的美称。xxiv我们可以想像一下﹕一个氏族部落里的青年因为勇猛善战﹐为人又好﹐赢得了一个“好熊”的外号﹐大家都叫他“好熊”而不再叫他的本名﹐其他氏族成员也是一样﹐文采好的外号“文渊”﹐力气大的外号“负重”﹐腿脚快的外号“小马”。然後﹐随着氏族社会的发展﹐越来越文明化﹐这种风俗便演变为冠礼取字﹐原本的外号变成了非常正式的“字”。继续推想一下﹐某人死後仍然被大家以“字”（外号）来称呼﹐似乎也是顺理成章的。杨希牧举《礼记‧檀弓上》鲁哀公诔孔子一节的郑玄注﹕“尼父﹐因其字以为谥”──因为孔子字尼父﹐由此推测﹐郑玄知道孔子被谥为尼（父）的根据正是“以字为谥之制”。xxv 　　　　 　　　　杨希牧因此认为郑玄是古人当中少有的明白这个道理的人﹐但我们考之郑注原文﹐前边却还有一句“诔其行以为谥也”﹐分明是说鲁哀公作诔文称述孔子一生行事并由此来给他确定谥号。况且﹐如果说孔子的一生用一个“尼”字就可以概括﹐显然让人摸不着头脑。至於《左传‧隐公八年》所载众仲的那番话﹐历来难谒鹘猓□□宰治□钟窒匀皇呛投运勒吒枪茁鄱ㄊ降囊橼种贫饶岩院吓牡摹□□□档亩阅兀恳□淳肮O两种情况并存﹐也说不定?? 无论如何﹐至少从明确可考的历史来看﹐谥法的产生确实或多或少起到了一些惩恶扬善的作用﹐稍微好些面子的国君有谁希望自己背上一个千古恶谥呢﹖但值得怀疑的是﹕《逸周书‧谥法解》和《白虎通‧谥》的那些解释究竟是在阐明一种制度的真实原委﹐还是在一种制度已然悄悄成型并逐渐发展之後而被附丽上的一些华丽解说﹖──正如汪受宽所谓“如果说﹐初期的谥法﹐不过是人们赞美先人、寄托哀思、诅咒恶人的一种办法﹐那麽﹐从孔子开始﹐儒家就有意识地把谥法作为以礼教褒贬人物﹐挽救引导社会风气﹐调整人际关系的手段”xxvi﹖ 　　　　 　　　　──至少﹐谥法除了上述之外还有着另外一层涵义（也许是更为本质的涵义）﹐即人们在心理上对“名字”的神秘感。在这层意思上﹐“谥”和“讳”正是一事的两面。 　　　　 　　　　《礼记‧曲礼上》有“卒哭乃讳”。所谓“卒哭”﹐是一种祭祀礼仪的名称﹐是人死下葬之後的最後一次祭礼﹐而後便将死者的神灵附於祖庙﹐“以讳事神”﹐从此不再提起死者的名讳﹐而以鬼神事之。现在很多地方仍有祈求“列祖列宗在天保佑”的风俗﹐也一样不会对历代祖先指名道姓。 　　　　 　　　　和後人的习以为常不同﹐这样一种对名讳的禁忌显然带有宗教的意味──如涂尔干所说﹕“倘若没有禁忌﹐倘若禁忌没有产生相当大的作用﹐那就不会有宗教存在。”xxvii涂尔干化繁为简﹕“无论这些禁忌有多麽复杂﹐最终都可以归纳成两种基本形式﹐它们统摄并支配着禁忌体系。”第一种形式是﹕宗教生活和凡俗生活不能同在一处（这就产生了教堂、修道院和寺庙之类的场所）﹔第二种形式是﹕宗教生活和凡俗生活不能同时并存（这就产生了宗教节日）。xxviii从这个归纳来看﹐周人的“以讳事神”就是把名讳与谥号分杆怏齮n谧诮躺□詈头菜咨□睿□谔囟ｕ氖奔洹８囟ｕ牡氐悖□τ锰囟ｕ某莆健﹗□□趾旁□镜笔亲诮谭冻肜□囊幌睢? 　　　　 　　　　具体来说﹐谥号属於涂尔干定义里的“禁忌”范畴﹐而禁忌在涂尔干的定义里又属於“消极膜拜”（以区别於“积极膜拜”）﹐这种消极膜拜“表面看来﹐它只能起到阻止行动的作用﹐而不是激励或修正行动的作用。然而﹐作为这种约束作用的无意後果﹐人们发现﹐它对於培养个体的宗教性和道德性却具有最为重要的积极作用。事实上﹐正因为存在着将神圣事物与凡俗事物分离开来的界限﹐所以﹐一个人倘若不去掉自己所有的凡俗的东西﹐就不能同神圣事物建立起亲密的关系。如果他没有或多或少地从凡俗生活摆脱出来﹐他就没有一点可能过上宗教生活。”xxix──由此观之﹐从神圣的意义上看﹐“以讳事神”和谥号是属於宗教范畴的﹔从凡俗意义上看﹐它们又是属於道德传统的。 有趣的是﹐“以讳事神”在现代的土着社会里依然能够找到相似的习俗。澳洲土着长久以来都被认为是最“土”的土着﹐人类学家在那里发现﹐“神圣性”是有着惊人的传染力的──死者的灵魂是神圣的﹐而这种神圣性很快便传染到死者生前所居住的营地、死者的妻子和亲属以及──对我们最为重要的──死者的名字上边。“所有这些与死者有关的东西﹐都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了神圣性﹔於是﹐人们都要离他们远远的。它们也不再被当作单纯的凡俗事物来对待了。在道森所观察过的社会里﹐死者亲属的名字也同死者的名字一样﹐在哀悼期内不能被提起。死者生前吃过的某些动物也可能被禁止食用。”xxx 　　　　 　　　　那麽﹐土着们肯定会面临一个难题﹕既然死者的名字“在哀悼期内不能被提起”﹐大家需要提起他的时候又该怎麽称呼呢﹖──这就不得而知了。不过话说回来﹐周人当初也应筋朱S□□□哪烟猓喝绻□晃磺兹怂篮蟊悴荒茉偬崞鹚□拿□郑□饨财鸹袄锤枚嗖环奖惆　Ｊ茄剑□还茉趺此担□艿糜懈龀坪舨判小? 　　　　 　　　　是的﹐不管怎麽说﹐总得有个称呼才行﹐这个看似很庸俗的念头说不定才是谥法起源的真实原因。 另一方面﹐名字长久以来就和灵魂联系在一起﹐甚至直到现在﹐很多人仍然对名字怀有一种迷信般的感情。从周人以来﹐男人在社会交往中普遍互相称字而不称名﹐後来的文人又喜欢给自己起“号”﹔女子的名字就更是深藏不露﹐只在媒人来提亲的时候才会悄悄透露给男方﹐xxxi而在嫁人之後﹐这个“名”马上又被收藏不用了。我们现代人这种普遍的“姓”和“名”连称的方式大体而言是很晚近才成为社会习俗的﹐据说其源头是“开会发通知或法院发传票”。xxxii 　　　　 　　　　在古代社会﹐“名”还常被用来做些招魂、叫魂、施巫术之类的事。这种心理并非中国人所独有﹐而是世界性的。郑振铎曾在《释讳篇》里详论此事﹐列举了世界各地讳言称名的习俗﹐并且谈到名的禁忌直到近世还大有遗存。xxxiii我们现在仍能听到在很多家庭当中两口子的互相称呼﹕“狗子他爹”﹐“狗子他妈”﹐这也算是“讳言其名”的一例吧﹐虽然比较粗俗﹐但说不定也和周代礼制中神圣庄严的谥法出自同一个源头。 　　　　 　　　　 　　　　 　　　　“狗子他爹”和“狗子他妈”这是夫妻之间的彼此称呼﹐如果是外人来叫﹐并且是称呼一个已婚妇人﹐还常见这样的一种称谓﹕某某家的──比如《红楼梦》里就有个经常露脸的“周瑞家的”。 　　　　 　　　　“周瑞家的”作为一种称谓类型﹐隐含的道理是﹕女子出嫁从夫﹐即便是称呼上也要随着丈夫。──这一风俗来源久远﹐早在周代﹐对女子的称谓和谥法就有过这样的讲究。如果细看这些讲究﹐我们就会发现﹕原来孟子和声子﹐乃至接踵而来的仲子﹐她们的称呼似乎都是有问题的﹐或者说是不合“礼”的。 　　　　 　　　　清人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引《北史‧张普惠传》﹐借北魏大学者张普惠之口来提出问题。刘文淇引述简略﹐而《北史‧张普惠传》中的一整段议论其实都很有参考价值﹐我们不妨连带着一起看看。 　　　　 　　　　张普惠是位前辈专家﹐“精於‘三礼’﹐兼善《春秋》、百家之说”﹐他的论断在当时是很有权威的。时值太妃之死﹐大臣们商量着给老人家立个碑﹐标题想写“康王元妃之碑”。元澄拿不准主意﹐去问张普惠﹐张先生说﹕“细查朝廷典章﹐只有‘王妃’之称﹐并无‘元’字。想当初《春秋》鲁惠公的夫人孟子称元妃﹐是为了和继室声子相对以示区别。如今烈懿太妃追随先王而去﹐更无声子、仲子之嫌﹐我认为没必要用‘元’字来区分名份。在姓後边加个‘氏’字﹐这是对活人的称呼﹐所以《春秋经》里说‘夫人姜氏至自齐’﹔而人死下葬之後﹐就要以谥号来配姓了﹐所以《春秋经》说‘葬我小君文姜’和‘来归夫人成风之襚’﹐这都是以谥号配姓。古代已婚女子死後直接就用丈夫的谥号……”xxxiv 　　　　 　　　　刘文淇引张普惠之论﹐是为了说明“妃”是正妻、嫡妻之称﹐以驳孔颖达“妃”是妻妾通用之解。有趣的是﹐刘文淇也和孔颖达一样征引了《礼记‧曲礼》“天子之妃曰後﹐诸侯曰夫人”这段﹐说明“妃”是只用来称呼天子的正妻的xxxv──《礼记》这同一段文字竟然同时作了正反两方的论据。 　　　　 　　　　但这里应是刘文淇错了﹐因为“诸侯曰夫人”及以下应是古文省称﹐如果把被省略的文字补足﹐应该就是﹕“天子之妃曰後﹐诸侯之妃曰夫人。” 不过这倒不是重点﹐而我们在这里更要留意的是﹕张普惠说元妃之称是为了区别於继室﹐而“在姓後边加个‘氏’字﹐这是对活人的称呼……人死下葬之後﹐就要以谥号来配姓了。”对於前者﹐张普惠举的例子是“夫人姜氏至自齐”﹐这位夫人娘家姓姜﹐又还活着﹐所以呼为姜氏﹔对於後者﹐张普惠举的例子是“葬我小君文姜”和“来归夫人成风之襚”。文姜是鲁桓公的太太、鲁庄公的妈妈、本篇主人公鲁隐公的弟妹﹐“文”是谥号﹐“姜”是娘家的姓。《公羊传‧庄公二十二年》何休注﹕夫人以娘家的姓来配谥号﹐表示不忘本。xxxvi成风则是鲁僖公的妈妈﹐据何休说﹐“风”是氏而不是姓xxxvii──这就留待以後再说﹐现在有一个文姜的例子就足够说明问题了。 　　　　 　　　　文姜和声子在称谓上属於同一种结构﹐即﹕谥号＋娘家的姓。但张普惠又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新标准﹕“古代已婚女子死後直接就用丈夫的谥号。”──这个说法也是由来已久的﹐孔颖达後来作过归纳分析﹐说依“礼”﹐女人是不该有谥号的﹐只能跟着用丈夫的谥号。把丈夫的谥号冠於妻子娘家姓之上﹐这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称谓。再有﹐“生以夫国冠之”（丈夫的国名＋自己的娘家姓）﹐“死以夫谥冠之”（丈夫的谥号＋自己的娘家姓）﹐xxxviii比如孟子﹐我们现在能够确定她娘家姓“子”﹐丈夫是鲁惠公﹐那麽﹐按照以上规定﹐孟子活着的时候应该怎麽称呼呢﹖ 　　　　 　　　　代入公式﹕“生以夫国冠之”（丈夫的国名＋自己的娘家姓）﹐即﹕鲁（丈夫的国名）＋子（自己的娘家姓）＝鲁子。 　　　　 　　　　如果孟子死了﹐又该怎麽称呼呢﹖ 　　　　 　　　　代入公式﹕“死以夫谥冠之”（丈夫的谥号＋自己的娘家姓）﹐即﹕惠（丈夫的谥号）＋子（自己的娘家姓）＝惠子。 　　　　 　　　　这样一看﹐虽然是秉承周礼﹐虽然是诸侯命妇﹐称谓规则却和“周瑞家的”如出一辙。看来晚近鄙俗之语未必就没有古雅高贵的源头﹐而这或许也体现着社会下层对上层的一种模仿。 　　　　 xx 李山《周初〈大武〉乐章新考》（载於《中州学刊》2003年第5期）﹕随着更多器物的发现和研究﹐王国维等人的说法逐渐引起怀疑。屈万里《谥法滥觞於殷代论》、黄奇逸《甲金文中王号生称与谥法问题的研究》、彭裕商《谥法探源》等﹐都认为生称王号的说法并不符合实际﹐谥法的起源甚至要早到晚商时期。 　　　　xxi 汪受宽﹕《谥法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版）﹐第11－12页。 　　　　xxii 汪受宽﹕《谥法研究》﹐第12－18页。该书第17页对周初谥法有三点归纳﹕第一﹐给谥对象有贵族、有王姬、也有周王﹐并没有严格的规定。第二﹐最早只有贵族给父祖的私谥﹐然後才有王朝的公谥﹐而且公谥似乎只见於给王朝成员﹐没有诸侯、贵族向王朝请谥的。第三﹐由於谥号是追美尊者、长者和表示哀伤感情的﹐所以最初只有美谥、平谥﹐没有恶谥。 　　　　xxiii [美]夏含夷﹕《燕国铜器祖考称号与周人谥法的起源》﹐《古史异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版）﹐第191－200页。 　　　　xxiv 杨希牧﹕《先秦文化史论集》﹐第280页﹕史料应可说明﹕谥号及谥法绝非战国之际之制﹐而极可能是周初之制﹔周初诸王生称之谥或是生时美名者疑即诸侯以字为谥之生字﹐故生时称之而与死後之谥无别。惟论者必认为周初犹冠而字之之制﹐周初诸王之生时美名仅是一种美名﹐则後此冠而字之之字也非不可是演变自此种美名。但此仅属推测﹐而於史难稽矣。 　　　　xxv 杨希牧﹕《先秦文化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1版）﹐第264页。 　　　　另﹕杨文所引“尼父﹐因其字以为谥”﹐“其”字据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礼记正义〞m﹖钡蔽□扒摇弊帧Ｏ昙□檬榈?250页。 　　　　xxvi 汪受宽﹕《谥法研究》﹐第20－21页。 　　　　xxvii [法]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东、汲□/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396页。 　　　　xxviii [法]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第404页。 　　　　xxix [法]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第405页。 　　　　xxx [法]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第415页。对这一现象的解释详见该书第三卷第一章。 　　　　xxxi 《礼记‧曲礼上》﹕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 　　　　xxxii 吴小如﹕《皓首学术随笔‧吴小如卷》（中华书局2006年第1版）﹐第284页。 　　　　xxxiii 郑振铎﹕《释讳篇》﹐《二十世纪中国民俗学经典‧社会民俗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81－100页。 xxxiv 《北史‧张普惠传》﹕澄遭太妃忧﹐臣僚为立碑颂﹐题碑欲云“康王元妃之碑”。澄访於普惠﹐普惠答曰﹕“谨寻朝典﹐但有王妃﹐而无元字。鲁夫人孟子称元妃者﹐欲下与继室声子相对。今烈懿太妃作配先王﹐更无声子、仲子之嫌﹐窃谓不假元字以别名位。且以氏配姓﹐愚以为在生之称﹐故《春秋》‘夫人姜氏至自齐’﹔既葬﹐以谥配姓﹐故经书‘葬我小君文姜’﹐又曰‘来归夫人成风之襚’﹐皆以谥配姓。古者妇人从夫谥﹐今烈懿太妃德冠一世﹐故特蒙褒锡﹐乃万代之高事﹐岂容於定名之重﹐而不称‘烈懿’乎。”澄从之。 　　　　xxxv [清]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国语‧齐语》﹕“九妃六嫔。”韦昭注﹕“正嫡称妃﹐言九者﹐尊之如一﹐明其淫侈非礼制。”《礼记‧曲礼》﹕“天子之妃曰後﹐诸侯曰夫人。”则正嫡称妃之说信矣。杜注言元妃明始嫡夫人﹐意犹未误。《正义》谓妃者名通嫡妾﹐则误矣。陈哀公元妃、二妃、下妃﹐正如齐之九妃﹐非礼制﹐不当引为嫡妾通称之证。 　　　　xxxvi [汉]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庄公二十二年》﹕文者﹐谥也。夫人以姓配谥﹐欲使终不忘本也。 　　　　xxxvii [汉]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文公五年》﹕风﹐氏也。任、宿、颛臾之姓。 　　　　xxxviii [晋]杜预/注﹐[唐]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注疏》﹕《周礼‧小史》“卿大夫之丧﹐赐谥﹐读诔”。止赐卿大夫﹐不赐妇人﹐则妇人法不当谥﹐故号当系夫。《释例》曰“谥者﹐兴於周之始王﹐变质从文﹐於是有讳焉”。传曰“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故易之以谥。末世滋蔓﹐降及匹夫﹐爰暨妇人。妇人无外行﹐於礼当系夫之谥﹐以明所属。《诗》称庄姜、宣姜﹐即其义也。是言妇人於法无谥﹐故取其夫谥冠於姓之上。生以夫国冠之﹐韩姞秦姬是也﹔死以夫谥冠之﹐庄姜定姒是也。直见此人是某公之妻﹐故从夫谥﹐此谥非妇人之行也。夫谥巳定﹐妻即从而称之。 　　　　xxxix[晋]杜预/注﹐[唐]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注疏》﹕孟子卒﹐不称薨﹐不成丧也。无谥﹐先夫死﹐不得从夫谥。 　　　　xl [汉]服虔/撰﹐[清]袁钧/辑《春秋传服氏注》卷一。 　　　　xli [晋]杜预/注﹐[唐]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注疏》﹕正义曰﹕……其末世滋蔓﹐则为之作谥。景王未崩﹐妻称穆後﹐如此之类﹐皆非礼也。 　　　　xlii 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第336页。 【释“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为鲁夫人﹐故仲子归於我。”】 　　　　 　　　　《春秋》一经三传﹐一开始的矛盾焦点正集中在鲁隐公和鲁桓公的微妙关系之上﹐很多具体事件和具体问题都是围绕着这一核心矛盾而生的﹐前文所讲的孟子和声子的身份与称号﹐这里所讲的仲子的来历﹐其中显意与隐意莫不如此。 　　　　 　　　　声子是鲁隐公的生母﹐仲子是鲁桓公的生母。仲子之称并非谥号﹐而是像孟子一样﹐“仲”是排行﹐表示她是家里的二女儿﹐“子”是娘家的姓──这回《左传》有明文﹐说她来自宋国﹐是宋武公的女儿。 　　　　 　　　　仲子的出生颇有几分神异﹐小手上居然有“文”﹐内容是﹕“为鲁夫人”。──我们不妨想像一下﹐一个小女婴呱呱坠地﹐伸着小手﹐掌心四个大字﹕“为鲁夫人”﹐果然神异无比。再要注意的是﹕“为鲁夫人”四个字意味着这只小手的主人将来要成为鲁国国君的夫人（正妻）。 　　　　 　　　　“有文在其手”﹐据杨伯峻的解释﹐“文”就是“字”﹐在先秦的书籍里都是把“字”叫做“文”的﹐而我们现在所谓的“文字”最早则见於《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秦始皇琅琊台石刻“同书文字”。i 　　　　 　　　　那麽﹐小女婴的手上生来就有四个字﹐这可信吗﹖ 　　　　 　　　　孔颖达虽是唐朝古人﹐却很有唯物主义作风﹐认为“为鲁夫人”的“为”字是《左传》特意加的﹐并且﹐这种事《左传》其他地方也有过记载﹐比如成季、唐叔手上就有“友”和“虞”﹐但有个问题是﹕这些“鲁夫人”什麽的不会是後人常见的隶书﹐因为隶书起於秦朝末年﹐而考之石经古文﹐“虞”和“鲁”的写法确有可能和某些比较特殊的掌纹相似﹐“友”和“夫人”大约也是同理。曾有前辈解释这些灵异事件说“这就好像河图洛书天神言语﹐真是天命”﹐但这掌纹之事﹐只不过“像”是那麽回事罢了。ii 　　　　 　　　　──在这里﹐孔颖达和杨伯峻对“文”的解释略有分歧。杨注释“文”为“字”﹐同一阵营里的古人我们还可以找来王充﹐他在《论衡‧雷虚》里也持此见。iii而杜预和孔颖达都释“文”为“纹理”﹐并分析如下﹕“仲子手有此文﹐自然成字”﹐这里“文”、“字”对举﹐显然不是同一个意思。 　　　　 　　　　钱钟书在《管锥编》里倒是很称赞孔颖达的唯物主义作风﹐说他在这里把“文”释为掌纹像字﹐比之王充要高出一筹﹐而且孔先生不大相信灵异事件﹐把《左传》里许多神神怪怪、荒诞不经的内容尽量以常理解释。iv 　　　　 　　　　那麽﹐谁的解释对呢﹖ 　　　　 　　　　这倒并不关乎春秋大义﹐倒可以管中窥豹地从中看出三个问题﹕一是唐人的学风已经和汉人那种注重天人感应、五行谶纬的调子不大相同了﹐二是治《左传》的这一派要比《公》、《榖》两家更趋朴素求实﹐至於第三﹐我们还可以从这个问题里边看到一些字义的演变。 　　　　 　　　　“文”字及其相关词汇﹐往往古今意思变化很大﹐最早常常被用作“纹理”之意﹐这里仲子的掌纹之“文”就是一例﹐因此“掌纹”的规范写法应是“掌文”﹐正如“纹身”的规范写法应是“文身”﹐再有﹐唐诗里“文章片片绿龟鳞”﹐这不是赞叹某人的文章写得好﹐而是在夸一把宝剑上的“花纹”──这是“文章”一词在古人那里的常用意思。 还有前文见到过的﹐公羊家讲殷商为“质”﹐周代为“文”﹐是说殷商的风俗制度较为质朴粗疏﹐到了周代则礼乐大行﹐丰富细腻。孔子所感叹的“文不在兹乎”﹐其中这个“文”就是礼乐制度之谓。周礼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复杂﹐於是由此而有了“繁‘文’缛节”。再有﹐现在我们夸一个人“文笔好”﹐这“文”和“笔”在古代曾分别是韵文（文）和散文（笔）之称。v 　　　　 　　　　杨伯峻训“文”为“字”﹐这个说法来自顾炎武和段玉裁﹐顾炎武在《日知录》里考证﹐春秋以前说“文”而不说“字”﹐举了《左传》的两个例子以及《论语》里的“史之阙文”和《中庸》里的“书同文”为证。vi但在这些例证里﹐《左传》的创作年代虽然历来争议不休﹐但大体被认定为战国﹐杨伯峻本人即将之推定在公元前403年之後﹐所以《左传》两例尚不足以证实春秋时的遣词造句﹔而“史之阙文”历来都堪称《论语》当中最难解的句子之一﹐其中的“文”字很难说就是“字”的意思﹔至於《中庸》的“书同文”那段﹐也不是春秋时代的作品。所以﹐顾炎武的这几个例证没有一个是牢靠的。 　　　　 　　　　春秋时代“文”字的用法﹐可以稍稍参考一下《论语》。杨伯峻在《论语译注》里已经把这个工作梳理得很清楚了﹕“文”字在《论语》当中总共出现过二十四次﹐意思共有六项﹐但没有一个是“字”的意思﹐即便那句“史之阙文”的“文”字﹐杨伯峻自己的解释也是“文辞”而非“文字”。vii 　　　　 　　　　至此﹐孔颖达的意见略占上风﹐不过话说回来﹐他的唯物主义作风也不是谁都认可的﹐清人朱骏声《春秋左传识小录》还真把“为鲁夫人”这四个字按古文的样式给排出来了──掌纹若当真如此复杂﹐恐怕除了神异之外还真不可能有其他解释了。 　　　　 　　　　 　　　　 　　　　图－[清]朱骏声《春秋左传识小录》“为鲁夫人”的古文样式。 　　　　 　　　　 　　　　 　　　　无论仲子的掌纹灵异与否﹐反正《左传》是以灵异视之的。於是﹐“故仲子归於我”﹐这里的“归”是出嫁的意思﹐viii“我”是“我国”﹐即鲁国﹐因为《春秋》是鲁史。既然有了老天爷的清晰指示﹐仲子姑娘後来也就顺理成章地嫁到了鲁国﹐作了鲁惠公的女人﹐并为他生下了鲁桓公。 　　　　 　　　　 ──且慢﹐前边不是说过什麽诸侯一聘九女和诸侯不再娶麽﹐可仲子看来并非当初随同孟子姑娘一起嫁过来的呀﹖而且用了“归”字﹐岂不是明媒正娶作夫人﹖ 　　　　 　　　　是的﹐前边那些只是理论上的说法﹐现实和敛r鄄２灰欢ㄗ苁撬克咳□鄣摹６□遥□绻□□詈钤偃６寄芩闶琴栽嚼裰疲□敲绰郴莨□□18僮涌峙卤冉鼋龅□康脑偃14□□侄嗔恕﹗□□虑榈脑□□患□淞洞呵铩芳叭□□□□□淞妒芳恰□持芄□兰摇罚□德郴莨□牡辗蛉嗣挥卸□樱□□□□由□烁龆□樱□□小跋Ⅰ保□簿褪呛罄吹穆骋□□□３□笾□螅□页□□□才呕橐龃笫拢□□７喂□墓媚铩Ｋ喂□媚□搅寺彻□□螅□郴莨□□□□粒□恪岸岫□云拗□保□讯□备救19髯约旱南备荆□约河晒□□蹈裎□吕伞□x 　　　　 　　　　这种事情在春秋时代绝非一例﹐看似令人发指之极﹐大家肯定都在想﹕这个鲁惠公实在是个荒淫无道的家伙。但是﹐事情还真不好说﹐因为司马迁这段史料不知出处﹐《春秋》一经三传又全无此事﹐更没说过鲁惠公是无道之君﹐所以司马贞在《史记索隐》里就曾经表示过怀疑﹐x後世经师和史家中的持怀疑态度的也不乏其人。再说﹐且不论司马迁的史料来源究竟如何﹐单说鲁惠公其人﹐实在是个很不错的诸侯﹐不像是个能干出那种丧心病狂勾当的家伙。清人马□就持这种意见﹐认为《史记》的说法於理不合。xi 　　　　 　　　　当然﹐非要说这个情理的话﹐後世即便是唐玄宗那样的皇帝﹐不也干出过类似的事情麽。若论周代的主流婚姻观念﹐李衡眉曾经论说过“翁媳不婚”这一禁忌。李老师从《礼记‧大传》入手﹐指出其中所谓“男女有别”是指公公和儿媳不能结婚﹐妈妈和儿子不能结婚﹐xii这一禁忌当起源於辈行婚﹐即严格禁止相邻辈分的人之间的性关系。在周代﹐不但实质上的公公和儿媳不能结婚﹐就连名义上的公公和儿媳也不能结婚﹐比如《毛诗序》讲到﹐卫宣公犯了这个忌﹐有人就作了《新台》一诗来讽刺他。xiii 如果存在“翁媳不婚”这一婚姻禁忌的话﹐可想而知的推论就是﹕违禁婚姻所生下的儿子也很可能会受到大家的歧视。那麽﹐联系到鲁惠公一家人﹐就算鲁惠公活着的时候可以罩着仲子生的儿子（即鲁桓公）﹐但在他死後﹐鲁国的公论恐怕很难认同鲁桓公的吧﹖──这又可以向两个方向作出推论﹕要麽《史记‧鲁世家》里公公娶儿媳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要麽鲁桓公继位的合法性一定会受到公论的质疑。 　　　　 　　　　但是﹐也许“翁媳不婚”的禁忌值得商榷﹐毕竟仅以《礼记》和《毛诗序》来论证春秋史实怎麽说也还隔了一层。而反面意见虽然也没有提出什麽坚实的证据﹐但也值得我们参考一下──童书业说即认为司马迁的这个说法和春秋时代家长制家庭的婚姻状况是吻合的﹐大约贴近实情。xiv那麽﹐如果童老师之说属实﹐xv这对司马贞和马□他们来说还意味着这样一个道理﹕人们对事情的判断很难脱离“以今度古”和“以己之心﹐度人之腹”的心理陷阱﹐何况很多善恶之别都是随着时代风俗而风吹幡动的﹐时人眼中的“禽兽不如”换到古代﹐或者换一个时间、地点﹐未必就不是自然而然、顺理成章。 　　　　 　　　　 　　　　 　　　　到这里还不算完﹐因为事情总还有另外的说法﹐《榖梁传》就把仲子说成惠公的妈妈（也就是隐公和桓公的奶奶）而不是桓公的妈妈。有人认为这是无稽之谈﹐比如童书业﹔也有人力挺此说﹐比如清人刘逢禄。刘逢禄的《左氏春秋考证》是今文学派向古文学派的一次总攻﹐这先不必细表﹐单说眼前这个仲子问题﹐刘逢禄认为《左传》的这段文字是刘歆为了使《左传》看上去更像一本《春秋》的教辅而篡改过的（刘逢禄认为整个《左传》到处都是刘歆动过的手脚）﹐司马迁写《鲁世家》的时候所采用的应该是原版《左传》﹐而作《史记索隐》的司马贞却依据篡改版《左传》来怀疑《史记》﹐实在不该。而且﹐《史记》里也并没有说那位宋武公之女叫做仲子呀。xvi 　　　　 　　　　虽然时至今日﹐刘歆大规模作伪之说已经不大有人相信了﹐但今文学家的很多意见仍有值得探究之处。仲子的谜团後文还会继续论及﹐扑朔迷离之处还有很多。 　　　　 　　　　 　　　　 　　　　 　　　　i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3页﹕文即字﹐而先秦书未有言字者。《周礼‧外史》、《仪礼‧聘礼》皆言名﹐《左传》、《论语》、《中庸》并言文﹐以字为文﹐始於《史记》秦始皇琅琊台石刻曰“同书文字”。详顾炎武《日知录》及段玉裁《说文解字叙注》。 　　　　ii[晋]杜预/注﹐[唐]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注疏》﹕正义曰﹕……以其手之文理自然成字﹐有若天之所命使为鲁夫人然﹐故嫁之於鲁也。成季、唐叔亦有文在其手曰友、曰虞﹐“曰”下不言“为”。此传言“为鲁夫人”者﹐以宋女而作他国之妻﹐故传加“为”以示异耳。非为手文有“为”字﹐故鲁夫人之上有“为”字也。仲子手有此文﹐自然成字﹐似其天命使然﹐故云有若天命也。隶书起於秦末﹐手文必非隶书。石经古文虞作■﹐鲁作■﹐手文容或似之。其“友”及“夫人”﹐固当有似之者也。传重言“仲子生”者﹐详言之﹐与上重言“孟子卒”其义同也。旧说云﹕“若河图洛书天神言语﹐真是天命。”此虽手有文理﹐更无灵验﹐又非梦天﹐故言有若。 　　　　另参﹕[清]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文淇按﹕传文“为鲁夫人”上有“曰”字﹐则“为鲁夫人”四字皆指手文。《史记‧年表》鲁桓公允母﹐宋武公女﹐生手文为鲁夫人﹐与《左传》同。《正义》之说非也。 iii [汉]王充《论衡‧雷虚》﹕鲁惠公夫人仲子﹐宋武公女也﹐生而有文在掌﹐曰“为鲁夫人”。文明可知﹐故仲子归鲁。 　　　　iv 详见钱钟书﹕《管锥编》﹐第166－167页﹕孔疏此解﹐又胜王氏一筹﹕王氏尚谓为“书”﹐孔氏直断言“手文”似书字耳。孔氏於《左传》所记神异﹐颇不信许﹐每释以常理﹐欲使荒诞不经者﹐或为事之可有。…… 　　　　v 《文心雕龙‧总述》﹕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着笔也﹐有韵者文也。 　　　　vi 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一“字”条﹕春秋以上言文不言字﹐如《左传》“於文止戈为武”﹐“故文反正为乏”﹐“於文皿虫为蛊”﹐及《论语》“史阙文”、《中庸》“书同文”之类﹐并不言字。 　　　　vii 杨伯峻﹕《论语译注》﹐第224页。 　　　　viii [清]洪亮吉《春秋左传诂》﹕《诗》《毛传》﹕妇人谓嫁曰归。郑元《礼记》注﹕归﹐谓归夫家也。虞翻《易》注﹕归﹐嫁也。杜本此。 　　　　ix 《史记‧鲁周公世家》﹕初﹐惠公嫡夫人无子﹐公贱妾声子生子息。息长﹐为娶於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夺而自妻之。 　　　　x 《史记索隐》﹕索隐左传宋武公生仲子﹐仲子手中有“为鲁夫人”文﹐故归鲁﹐生桓公。今此云惠公夺息妇而自妻。又经传不言惠公无道﹐《左传》文见分明﹐不知太史公何据而为此说。谯周亦深不信然。 　　　　xi [清]马□﹕《绎史》卷三十一﹕惠公﹐鲁之令主。《史》说疑诬。 　　　　xii 母子不通婚的情况﹐依李衡眉说﹕“周代是严格禁止母子通婚的。《礼记‧曲礼》说﹕‘夫唯禽兽无礼﹐故父子聚麀。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於禽兽。’并把这一禁规从血缘关系上的母子推广到名义上的母子﹐即不问生母或庶母﹐只要具备母的名分﹐儿子就不苡胫□ａ椤Ｈ绻□□福□褪鞘□癫簧猓□15谩□A’、‘报’等字眼来谴责这类不轨行为。”（《周代婚姻禁忌述略》﹐《先秦史论集续》﹐第199页。）但《礼记‧曲礼》此说未必确实﹐大约是以汉人的道德观来描述周人。依《左传》﹐烝和报并不具有贬义ㄐ怂e且恢止爬匣橐鱿八椎难有板? 　　　　xiii 李衡眉﹕《先秦史论集续》（齐鲁书社2003年第1版）﹐第203页。 　　　　xiv 详见﹕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第337页。 　　　　xv 另外的意见也很值得参考﹐比如谢维扬在《周代家庭形态》第77页﹕有些学者每将文献记载的许多确实属於非婚男女性关系的现象﹐也看作是周代婚姻形态的表现﹐这不能不说是方法上的失误。例如﹐《左传》襄公三十年载﹕“蔡景侯为大子般娶於楚﹐通焉。”有人便认为这是“与家长制家庭之存在有关。”其实《左传》明说这是“通”﹐即今之通奸﹐是非正常男女关系。这是任何时代都可能有的﹐与婚姻和家庭形态无关。 　　　　xvi [清]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证曰﹕此篇非左氏旧文﹐比附公羊家言桓为右媵子、隐为桓立之文而作也﹐不知惠公并非再娶。经云﹕惠公仲子。云﹕考仲子之宫﹐皆惠公之母﹐榖梁说是也。《鲁世家》云﹕惠公嫡夫人无子……《年表》﹕桓公母﹐宋武公女……。亦不云仲子。盖太史公所见左氏旧文如此﹐刘歆等改左氏为传《春秋》之书而未及兼改《史记》…… 【释“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隐公立而奉之。”】 　　　　 　　　　“生桓公而惠公薨”﹐从字面上看﹐仲子嫁给鲁惠公之後﹐生了个儿子﹐即後来的鲁桓公﹐刚刚生下鲁桓公没多久﹐鲁惠公就死了。这个“而”字从文法上说显然是“承上启下之词”﹐i那麽﹐“生桓公”和“惠公薨”应当是接连发生的。但从後文的记事来看﹐事情似乎未必如此。如果桓公刚出生不久爸爸惠公就死了﹐那麽马上鲁国就面临一个新君即位的问题。这个时候﹐桓公还只是一个小婴儿﹐於是“隐公立而奉之”──立桓公为国君（也许是太子）而尊奉他。这段还要联系下文中解释为什麽《春秋》不书“公即位”（“公”即鲁隐公）而说“不书即位﹐摄也”﹐说《春秋》本该在本年开头记录鲁隐公即位之事﹐但为什麽没记呢﹐是因为隐公并非继承君位﹐而只是摄政罢了。──这个解释又和《公羊传》、《榖梁传》不同。 　　　　 　　　　《左传》这短短一句话里歧意纷纭。首先﹐桓公的出生和惠公之死到底是不是接踵而来的﹖杜预说这两件事并不发生在同一年﹐而孔颖达继而提出三项证据﹕一是《左传》就在本年的後文中讲到惠公死的时候“太子少”﹐这里的“太子”就是桓公﹐而“少”的意思是指“未成年”﹐而不是“新生儿”﹔二是惠公改葬的时候隐公没有出席﹐想来一定是桓公作为丧主了──作丧主的一般都是死者的继承人﹐现代很多地方办丧事也是以死者的大儿子为首的﹐那麽﹐既然桓公已经可以作丧主了﹐应该岁数也不会太小﹐可如果他真是在爸爸死的那年出生﹐此时最多也有只两岁﹔三是在隐公十一年﹐羽父和桓公合谋杀了隐公﹐如果桓公是在爸爸死的那年出生﹐犯下谋杀罪的时候才十二岁而已﹐而一个十二岁的孩子和别人谋划谋杀事件﹐这也不大可能。所以﹐综合以上三点﹐“生桓公而惠公薨”的意思应该是﹕仲子生下了桓公﹐若干年之後﹐惠公死了。ii 　　　　 　　　　杨伯峻是支持孔颖达之说的﹐他还详考了《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和《史记‧宋世家》﹐推算出仲子在隐公元年时虚岁应该是二十七﹐而以当时男婚女嫁的年龄来说﹐二十七岁的女人很可能早就生孩子了。iii 　　　　 　　　　这些分析都很有道理﹐但都只是推测而已﹐并没有一项铁证﹐而正如经史典籍中常见的那样﹕反方的论证同样有理。 　　　　 　　　　刘文淇就曾经以针尖对麦芒的姿态一一反驳孔颖达的三点推论﹕一﹐“少”的涵义是比较广的﹐从小娃娃到少年儿童都可以涵盖於其中﹔二﹐《左传》只是说了惠公改葬时隐公没有出席﹐눱9凰祷腹□髁松□鳎蝗□□焙σ□□氖拢□档坝鸶刚□瞧刍腹□昙托〔耪庋□龅摹﹖銮遥□蹲蟠□访髅魉怠吧□腹□□莨□啊保□郊□率墙吁喽□恋模□旁□慕馐拖匀挥朐□南嚆﹗□□□潜鹩杏眯牡摹﹖子贝□娜□惴治鍪嵌远旁□那□逦□□□档囊坏愣□疾欢浴□v 　　　　 　　　　双方都有理﹐但也都是推测而无证据。在对“少”字本身的解释上刘文淇是对的﹐但具体联系到桓公身上﹐却很难说两方面谁对谁错。至於刘文淇说杜预的“别有用心”﹐是为日後出现的庆父张本﹐这就等後文再说了。 　　　　 　　　　 　　　　 　　　　不论桓公是小娃娃还是小儿童﹐反正年纪还小﹐所以隐公“立而奉之”。 　　　　 　　　　“奉”﹐清人洪亮吉《春秋左传诂》引《周礼》郑玄注﹕奉﹐是进的意思﹐又引《广雅》﹐奉﹐是持和献的意思。总括来说﹐奉﹐有尊崇的意思。v至於“立”﹐字面上一目了然﹐实质上却很难解释。於是﹐这个“立而奉之”就出现了好几种解释。 　　　　 　　　　汉儒贾逵说﹕隐公立桓公为太子并尊崇之。 　　　　 　　　　汉儒郑众说﹕隐公摄政﹐奉桓公为太子。 　　　　 　　　　杜预说﹕隐公立桓公为太子﹐率领国人尊奉他。 孔颖达支持杜预﹐反驳贾逵、郑众﹐vi洪亮吉又反驳孔颖达对贾逵的反驳﹐vii其他人还有种种说法﹐有说惠公本来定过太子的﹐有说没定的﹐有说隐公是立桓公为国君而尊奉之的﹐也有说是立为太子的。 　　　　 　　　　仔细想想﹐无论从文法上看﹐还是从背景上看﹐似乎应该是鲁隐公立桓公为国君﹐并尊奉这位名义上的小孩子国君﹐自己则做了“摄政王”﹐即《左传》後文说到的“不书即位﹐摄也”。《春秋经》为什麽在隐公元年没有记载鲁隐公即位﹐是因为鲁隐公并没有即位﹐他并不是一位名正言顺的国君﹐而只是一位行使国君之权却无国君之名的“摄政王”。再看看《左传》後文﹐桓公的妈妈仲子死後用的是夫人之礼﹐而隐公的妈妈声子死了却没有用夫人之礼﹐是为一证。杨伯峻就是持这种说法的。viii 　　　　 　　　　可是﹐如果鲁隐公的身份是“摄政王”﹐为什麽他却公然称“公”呢﹐这岂不是僭越名份了麽﹖又为什麽声子有谥而仲子无谥呢﹐好像声子才是夫人而仲子不是﹖ 　　　　 　　　　──第一个问题比较复杂﹐我们先来说说第二个问题。 　　　　 　　　　如前所述﹐童书业是认可《史记》的记载的﹕隐公的妈妈声子是惠公的“贱妾”﹐而仲子本该是隐公的妻子﹐却被惠公夺了去。童老师说﹕根据春秋时代的习俗﹐父夺子妻所生的儿子虽然可以成为太子﹐但并不太名正言顺。所以﹐仲子所生的桓公本在可立可不立之间。这些大概就是仲子後来虽然升格为夫人却没能获得谥号的原因。ix 　　　　 　　　　而据刘丽文的说法是﹐如果死去的元妃没儿子﹐继室的儿子继承君位是顺理成章的﹐如杜预注﹕“隐公﹐继室之子﹐当嗣也”。隐公对桓公的谦让并不是因为自己妈妈地位低﹐自己没有继位的资格﹐而是牵连着仲子掌纹上的那句神谕──“为鲁夫人”。 　　　　 　　　　回顾前文﹐《左传》对仲子的叙述有些闪烁其辞﹕“故仲子归於我”是说仲子嫁到我国﹐但是﹐嫁给鲁惠公也是“归於我”﹐嫁给鲁隐公（当时的太子﹐未来的国君）也是“归於我”﹐那到底是嫁给谁呢﹖ 　　　　 　　　　按照仲子掌纹上的神谕﹐她是要作鲁国国君的嫡妻的（即“鲁夫人”）﹐那麽﹐鲁惠公已经有夫人了（孟子）﹐就算夫人死了﹐似乎按照当时的规矩﹐他是不能另娶或另立嫡妻的﹐除非──让仲子的儿子作太子﹐按照“母以子贵”的规矩﹐仲子就可以升格为夫人了﹐这也就符合了仲子掌纹的神谕。 　　　　 　　　　 鲁惠公死後﹐如果按照传统﹐应该是隐公继位﹐可如果要照顾神谕﹐就得让桓公继位。想来鲁惠公生前就是打算成就仲子“为鲁夫人”的神谕的﹐所以正如《榖梁传》所说﹐隐公让位给桓公﹐成全了爸爸的心愿。 　　　　 　　　　正是这个神谕的力量﹐鲁隐公便没有正式即位而只是摄政﹔也是出於同样的原因﹐鲁隐公的妈妈声子最终也没能成为“夫人”。而假如鲁隐公不是摄政﹐而是正式即位的话﹐声子无疑是可以成为“夫人”的。x 这个说法言之成理﹐只是其中“母以子贵”一环如前所述是一个不大可靠的说法。从《左传》的後文来看﹐仲子是受到极大的尊崇的﹐或者说﹐《左传》是以极为尊崇的笔墨来渲染仲子的──从她生时的神谕到她死後的哀荣。 　　　　 　　　　从神谕来看﹐《左传‧闵公二年》还记载了鲁国季友身上一则相似的故事﹕季友出生时手上有个“友”字﹐於是这孩子就被取名为“友”了。xi而耐人寻味的是﹕季友是鲁桓公的儿子﹐恰恰是仲子的孙子。奶奶和孙儿身上竟然出现过同类的灵异现象﹐这真是很让人吃惊了。童书业据此推测﹕《左传》推尊仲子是为了推尊鲁桓公﹐推尊鲁桓公又是为了推尊季氏。所以﹐《左传》的原作者和季氏之间一定有着某种不寻常的关系。 当然﹐要凿实此说﹐仅有这一点点证据是不够的﹐童老师详考《左传》﹐罗列了相当的佐证。xii我这里只能先放这麽一个话头﹐等後文再慢慢来说了。 　　　　 　　　　 　　　　 　　　　简要归纳一下﹕《春秋》这一开始﹐惠公、隐公、桓公、孟子、声子、仲子﹐关系实在不易搞清﹐让专家们生出了无数的解释和无数的歧意。隐公和桓公到底谁才是最合法的继承人﹐声子和仲子到底谁才是最合法的“夫人”﹐竟然搞出这麽多乱账。作为读者﹐估计很多人都要暗恨鲁合[□耗愕背跻□墙魇□橐龇ｅ图坛蟹ｕ墓婢兀□苋梦颐嵌潦槭∪□嗌俾榉常? 　　　　 　　　　──这个感慨的前提是﹕春秋时期当真存在着一种普适而规范的婚姻法、继承法的。但实情显然复杂得多﹐单以继承法而论﹐各种形式都有﹐持论者还往往都说自己的意见是“古之道”。即便就在鲁国﹐嫡长子早死的话是立嫡孙还是立庶子﹐这就有过争议﹐而孔子的意见是立嫡孙。xiii同类事件直到明代建文帝和永乐帝还让不少人伤过脑筋。 　　　　 　　　　这些事情连後人、连我们读书的人都觉得麻烦﹐隐公和桓公作为事件的直接当事人﹐因此而遇到的麻烦恐怕就更多了。《春秋说》里归纳过《春秋》有个所谓“七缺”﹐也就是“七大不合格”﹐其中第一“缺”就是说惠公的婚姻有问题﹐作丈夫作的不合格﹐结果导致了後来隐公和桓公的祸乱。xiv 　　　　 　　　　惠公的婚姻问题如果说得武断一些﹐就是“再娶”﹐在第一次婚姻之後又娶了仲子﹐清代大学者戴震就持这种观点。戴震说《春秋经》开始於隐公﹐当先便有“三宗罪”﹐第一宗就是惠公再娶﹐违背礼制﹐鲁国後来的祸患其源头就在鲁惠公身上。xv 　　　　 　　　　的确﹐从这个角度来看﹐嫡庶尊卑的名份和秩序还真是很重要﹐如果惠公严格按照当时的婚姻法和继承法（如果当时确已完善的话）办事﹐就可以省去後来的很多麻烦。我们现代人常常以为这些名位尊卑之说迂腐落後﹐甚至滑稽可笑﹐殊不知它们在维护稳定的社会秩序的意义上确曾发挥过极大的功效。对於绝大多数的古代政治家和政治学家来讲﹐稳定是压倒一切的﹐任何有可能危害社会稳定的思想和行动都要受到严厉的制裁。这样的思想﹐贯穿了《春秋》一经三传。 　　　　 i 裴学海﹕《古书虚字集释》（中华书局2004年第2版）﹐第521页。 　　　　ii [晋]杜预/蛁说怃礑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注疏》﹕生桓公而惠公薨﹐言归鲁而生男﹐惠公不以桓生之年薨。[疏]注“言归”至“年薨”。○正义曰﹕杜知不以桓生之年薨者﹐以元年传曰“惠公之薨也﹐有宋师﹐大子少﹐葬故有阙”。少者﹐未成人之辞﹐非新始生之称。又改葬惠公而隐公不临﹐使桓为主。若薨年生则才二岁﹐未堪为丧主。又羽父弑隐﹐与桓同谋。若年始十二﹐亦未堪定弑君之谋。以此知桓公之生非惠公薨之年 　　　　iii 详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4页。 　　　　iv [清]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文淇案﹕文六年传云﹕晋襄公卒﹐灵公少。七年传云﹕穆嬴抱大子以啼於朝﹐出朝则抱以适赵氏。则少者幼小之称。且隐元年传云﹕太子少。十一年传亦云﹕为其少故也。相距十年而年尚少﹐则所谓少者﹐非仅未成人之解。传称改葬惠公﹐但云公弗临﹐不言使桓公为主。羽父反谗﹐正欺桓之幼小。况传明言“生桓公而惠公薨”﹐杜注显与传背。先儒以庆父为庄公母弟﹐而杜必云庶兄﹐故於此传先为此凿空之说﹐以为桓公应有长庶张本。《正义》曲为解释﹐非也。 　　　　v [清]洪亮吉《春秋左传诂》卷五﹕《周礼》郑注﹕奉﹐犹进也。《广雅》﹕奉﹐持也。又云﹕奉﹐献也。是奉皆有尊崇之义…… vi [晋]杜预/注﹐[唐]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注疏》﹕是以隐公立而奉之。隐公﹐继室之子﹐当嗣世﹐以祯祥之故﹐追成父志。为桓尚少﹐是以立为大子﹐帅国人奉之﹐为经“元年春”不书即位传。……[疏]注“隐公”至“位传”。○正义曰﹕继室虽非夫人﹐而贵於诸妾。惠公不立大子﹐母贵则宜为君。隐公当嗣父世﹐正以祯祥之故﹐仲子手有夫人之文﹐其父娶之﹐有以仲子为夫人之意﹐故追成父志﹐以位让桓。但为桓年少﹐未堪多难﹐是以立桓为太子﹐帅国人而奉之。已则且摄君位﹐待其年长﹐故於岁首不即君位。传於“元年”之前预发此语者﹐为经不书公“即位”传。是谓先经以始事也。凡称“传”者﹐皆是为经。唯文五年“霍伯臼季等卒”﹐注云“为六年蒐於夷传”者﹐以“蒐於夷”与此文次相接﹐故不得言张本也。或言张本﹐或言起本﹐或言起﹐检其上下﹐事同文异﹐疑杜随便而言也。郑众以为隐公摄立为君﹐奉桓为大子。案传言立而奉之是先“立後奉之”也。若隐公先立乃後奉桓﹐则隐立之时未有大子﹐隐之为君复何所摄﹖若先奉大子乃後摄立﹐不得云“立而奉之”。是郑之谬也。贾逵以为隐立桓为大子﹐奉以为君。隐虽不即位﹐称公改元﹐号令於臣子﹐朝正於宗庙﹐言立桓为大子可矣﹐安在其奉以为君乎﹖是贾之妄也。襄二十五年齐景公立﹐传云“崔杼立而相之”﹐以此知“立而奉之”谓立为大子﹐帅国人奉之﹐正谓奉之以为大子也。元年传曰“大子少”﹐是立为大子之文也。大子者﹐父在之称﹐今惠公巳薨而言立为大子者﹐以其未堪为君﹐仍处大子之位故也。《礼记‧曾子问》曰“君薨而世子生”﹐是君薨之後仍可以称大子也。 　　　　vii [清]洪亮吉《春秋左传诂》卷五﹕贾逵云﹕“隐立桓为太子﹐奉以为君。”郑众以为隐公摄立为君奉桓为太子。按杜注亦本贾义﹐惟《正义》以“奉以为君”为贾之妄﹐不知贾实依经为训﹐使国人知桓有君道而奉之﹐非隐以君礼奉桓也。《周礼》郑注﹕奉﹐犹进也。《广雅》﹕奉﹐持也。又云﹕奉﹐献也。是奉皆有尊崇之义﹐故贾云奉以为君耳。 　　　　viii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4页。 　　　　ix 详见﹕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第337页 　　　　x 刘丽文﹕《〈左传〉“继室”考》 　　　　xi 《左传‧闵公二年》﹕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 　　　　xii 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第231－233页。 　　　　xiii 《礼记‧檀弓》﹕公仪仲子之丧﹐檀弓免焉。仲子舍其孙而立其子。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闻也。”趋而就子服伯子於门右﹐曰﹕“仲子舍其孙而立其子﹐何也﹖”伯子曰﹕“仲子亦犹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孙腯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犹行古之道也。”子游问诸孔子。孔子曰﹕“否。立孙。” 　　　　xiv [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隐公卷第一》徐彦疏﹕问曰﹕《春秋说》云﹕“《春秋》书有七缺。”七缺之义如何﹖○答曰﹕七缺者﹐惠公妃匹不正﹐隐、桓之祸生﹐是为夫之道缺也…… 　　　　xv [清]戴震《戴震文集》（中华书局1980年第1版﹐第23页）卷第一﹕《春秋》始乎隐﹐其事之值於变者三焉﹕诸侯无再娶之文﹐惠公失礼再娶……鲁之祸﹐惠公启之也。明乎嗣立即位之义﹐君臣、父子、夫妇、昆弟之间﹐其尽矣乎﹗ -- 在这个地球上﹐我们确实只能带着痛苦的心情去爱﹐只能在苦难中去爱﹗ 我们不能用别的方式去爱,为了爱﹐我甘愿忍受苦难。 我希望﹐我渴望流着眼泪只亲吻我离开的那个地球﹐ 我不愿﹐也不肯在另一个地球上死而复生﹗ -----陀斯妥耶夫斯基 http://hd1.15150.com/photo/2005_10_16/13150_16114744.jpg ※ 来源:‧水木社区 http://newsmth.net‧[FROM: 129.7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