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news.guoxue.com/article.php?articleid=13168 張元濟與羅家倫的書信交往 2007-11-01 宋麗榮 中華讀書報 點擊: 14 　　張元濟　　　　　　　　　　　　　羅家倫 　　近一兩年讀張元濟先生文字﹐常為前輩人品、學養所感動﹐從這些文字中﹐或許可 以窺見張元濟先生思想、品質之一斑。 　　張元濟（1867-1959）﹐字筱齋﹐號菊生﹐浙江海鹽人。清光緒十八年進士﹐授翰林 院庶吉士。維新運動期間﹐在北京創辦通藝學堂﹐傳授新學﹐並受到光緒皇帝召見。戊 戌變法失敗之後﹐他選擇了教育救國的道路﹐到上海任南洋公學譯書院主事﹐1903年任 商務印書館編譯所長。 　　羅家倫(1897-1969)﹐字志希﹐浙江紹興人﹐1917年入北京大學學習﹐1919年主辦《 新潮》雜志﹐在五四運動中是著名的學生領袖。他曾在《新潮》上發表文章《今日中國 之雜志界》﹐對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東方雜志》《小說月報》《婦女雜志》等進行了激 烈的批評﹐指出它們缺乏鮮明的個性﹐希望商務更積極地投入新文化事業。張元濟接受 了他的意見﹐起用了沈雁冰、鄭振鐸、胡癒之等一批新人﹐對雜志進行了改革。1920年 ﹐他赴美國留學﹐三年後又轉赴德國、法國和英國訪學。1926年回國﹐參加北伐。1928 年﹐31歲的羅家倫出任清華大學校長﹐1932年就任中央大學校長﹐1947年任國民政府駐 印度大使﹐1949年去台灣。 　　張元濟先生自稱“戊戌黨錮孑遺”﹐思想傾向基本屬於溫和的改良主義﹐在1927年 國民黨取得全國政權之後﹐對國民黨的專制統治多有不滿。羅家倫小張元濟30歲﹐是五 四時代的知識分子精英﹐這些人大多主張革命。羅家倫在其以後的政治生涯中﹐雖不失 學者本色﹐但加入了國民黨﹐參加了一些政治活動﹐大致可以看作是“民國政要”。張 元濟和羅家倫屬兩代人﹐背景不同﹐因此兩人的忘年交確有令人關注之處。 　　收入張元濟全集的張、羅兩人的來往信函共計36通﹐其中張元濟致羅家倫25通。時 間跨度自1925年至1948年﹐斷斷續續﹐長達23年。從這些來往信函中﹐大體可以看出兩 人的關系和因緣。 　　張元濟資助羅家倫 　　張元濟致羅家倫最早的一封信寫於1925年﹐內容是張元濟先生給在國外求學的羅家 倫匯寄資助款。此前羅家倫赴海外求學﹐是由上海的實業家穆藕初讚助的﹐因其破產﹐ 讚助款項中斷﹐羅家倫學業難以為繼。在此情況下羅家倫求助於他的恩師蔡元培﹐蔡元 培和張元濟是多年至交﹐1925年春季﹐蔡元培將羅的情況轉告了張元濟﹐希望張給予援 助。張元濟慨然解囊﹐分兩次匯寄一千五百元﹐資助羅家倫完成了學業。羅家倫在5月2 5日致張元濟的函中深表感謝﹕“自穆藕初先生所捐基金斷絕後﹐頻年頗困。國內不乏以 接濟款項見詢者﹐然或不免政治及他項關系﹐故寧忍窮而不受﹐僅有時向夢麟先生及三 數知交告急﹐但彼等亦同一貧困。今敢受先生貸款者﹐蓋認先生為純潔之前輩﹐而且素 承知遇之前輩也。” 　　張元濟對羅家倫的另一次資助是在1926年底﹐坋足T藜衣諄毓□諛暇╖□洗笱□謂? ﹐因南昌家中變故和個人生活所需﹐寫信向張元濟借錢。在此之前﹐羅家倫在上海應和 張元濟有過一次會晤﹐會晤所談的內容未見記述﹐可以肯定的是張元濟在會晤時提到了 在經濟上幫助羅家倫的意思﹐但當時為羅家倫所辭。所以羅家倫信中才有如下文字﹕“ 前次趨謁﹐辱承先生關愛﹐允為緩急之通﹐銘感不可言狀。當時以暫無所需﹐而且屢次 擾先生太甚﹐於心極不安﹐故以請俟異日為辭。頃接南昌方面家書﹐謂贛票不但跌至三 折﹐而且於本月四日正式布告廢止。前離南昌時所籌兩月余用款概系贛票。今既有此特 別情形﹐勢不能不急謀接濟。但東大薪水十一月份至今尚未領到。此間因新到關系﹐用 項亦費支持。不得已謹懇先生設法撥借國幣五百元﹐以三百由商務撥寄南昌﹐以二百元 寄南京倫處﹐以備有事變時萬一之需。”並說﹕“亦惟先生之垂愛﹐與先生亮節高風﹐ 故敢作此請也。”在這一信上張元濟有一批注﹐內容是﹕“復稱朋友有通財之義﹐況當 患難之時﹐來書過於謙抑﹐轉令人跼蹐難安也。”隨後即按羅家倫的要求﹐撥五百元分 寄南京、南昌﹐並函告了羅家倫。 　　羅家倫於10年後的1935年11月還款1000元﹐張元濟認為﹕“朋友通財﹐萬不能認為 債項。”故與退回﹐大概羅家倫講了十分誠懇的話﹐令張元濟“何敢再辭”﹐而收下了 這1000元。1936年6月﹐羅家倫以祝壽的名義又還1000元。從張元濟1937年2月 7日致羅 家倫的信中看﹐羅家倫在這年年初曾再次還款1000元﹐張元濟在信中寫道﹕“昨由金城 銀行交到千元收証﹐知為我兄所匯﹐展閱不勝慚悚。前此業經陳明﹐賜我兩竿﹐多多愧 領﹐萬不能為無限之匪頒。無論如何此次斷不敢收。謹將原件寄繳﹐務祈鑒允。” 　　張元濟先生對羅家倫兩次資助﹐在一些書籍文章中大多隻講蛟垓a味雲溲□檔腦拗? ﹐而對第二次“朋友通財”﹐則很少記載。而對羅家倫三度還款﹐也少有詳細記述。兩 人的這段故事﹐或許並不僅僅是一段“文壇佳話”﹐固然此事是由蔡元培先生牽線﹐但 其基本的原因﹐應該如羅家倫信中所講﹐是“素承知遇”。從這些來往信件中可以看出 ﹐張元濟極為看重羅家倫的才學﹐希望羅家倫在學業上有所發展。他在1925年6月27日致 羅家倫的信中講﹕“今年春間得蔡鶴□先生來信﹐述及閣下有志於學問﹐因資斧不繼﹐ 將至中輟﹐聞之憮然。並知所需僅千五百番﹐為數無多﹐乃勉為相助。”也就是張元濟 之所以在羅家倫困難時解囊相助﹐是對羅家倫“有志於學問”的欣賞﹐是恐羅家倫學業 “將至中輟”的挽惜﹐張元濟先生惜才愛才之心由此可見一斑。 　　對於羅家倫這樣一個優秀人才﹐張元濟一心想引進商務。在1925年4月2日張元濟答 復蔡元培願意資助羅家倫的信中﹐有“本意欲邀其到公司擔任編譯之事”一語。 　　事業上相互倚重 　　張元濟與羅家倫書信往來二十余年﹐以至成為忘年至交﹐其主要的一個原因應該是 兩人均屬文人﹐有共同語言。兩人書信﹐有相當一部分文字﹐都與讀書、寫書、編書、 譯書等文化出版相關。 　　例如﹕1925年﹐羅家倫在英國接到張元濟的資助後﹐曾給張元濟寫了一封長達5000 字的長信﹐詳細介紹了自己的治學計劃﹐得到了張元濟的讚許。1926年﹐羅家倫譯作《 思想自由史》一書﹐托人帶交商務印書館出版。並在信中說﹕“如先生於著述有暇﹐望 一度察閱﹐並賜以教正。”同年8月﹐羅家倫從歐洲帶回有關鴉片戰爭的文牘交於商務印 書館﹐張元濟曾致羅家倫一信﹐其中提到﹕“承假閱鴉片戰役文牘﹐連日料檢﹐已編成 目錄三分之二﹐……並擬選錄數件登入《東方雜志》。謹候示遵。至尊意擬全部印行ꌿ 固足供學者之參考﹐然恐銷路無多。擬俟迻錄完畢﹐分別編次﹐再行奉商。” 　　羅家倫一生著譯甚豐﹐在1949年之前﹐羅家倫有十余部譯著在商務印書館出版﹐如 ﹕《思想自由史》、《科學與玄學》、《新人生觀》、《新民族觀》、《耕罷集》、《 黑雲暴雨到雲霞》、《疾風》、《西北行吟》、《近代英文獨幕名劇選》等。 　　對張元濟和商務印書館﹐羅家倫也往往盡力予以支持。1932年﹐商務印書館總館被 侵華日軍炸毀﹐羅家倫曾致張元濟一函﹐其中提到﹕“先生隻手經營之事業忽遭倭禍﹐ 大部為毀﹐側想先生必感非常痛苦。縣志收藏尤為國家萬劫不復之損失。尚望本曠達宏 毅之精神﹐仍繼續其文化創造之職志。物質可毀﹐但文化史上之功績不可磨也。數月以 來﹐輒與人言﹐商務實系中國文化上之偉業﹐不可不協助其恢復。設不能促其迅速之恢 復﹐則不但文化損失﹐且於思想界有莫大之危險。因商務近數年來之努力﹐已趨向於學 術思想界之標準著作也。此意南京方面聞者韙之。雖覺力薄﹐然將來如有計劃需要微力 之處﹐不吝見示﹐自必黽勉以赴之。”羅家倫此函中對商務印書館的評價﹐應該是其本 人的真實思想﹐絕非一般的客套話。此後﹐張元濟主持商務復興委員會﹐在國內七大城 市設讚助委員會﹐羅家倫擔任南京分會會務。 　　1948年﹐印度聖雄甘地遇剌身亡。當時羅家倫正任國民政府駐印度大使﹐張元濟對 甘地的“非暴力運動”十分讚賞﹐在是年2月2日致函羅家倫﹕“昊天不吊﹐甘地被狙﹐ 凡有血氣﹐罔不痛悼。環顧我國﹐恨無此人。豈惟我國﹐全世界亦罕見媲匹也。《東方 雜志》思出專號﹐以志哀榮﹐藉申敬慕。彼邦記載﹐知必甚詳。盪節所在﹐敢乞代緝。 自出事後﹐一切報紙涉及喪葬之禮、吊唁之儀﹐暨其家庭故事﹐戕殺案情者﹐匯集飛寄 。”羅家簧誚傢鎢g□蕓煲氤□慌□惱錄慕簧濤瘢□□甑摹抖□皆又盡煩靄媼艘黃詬實? 專號。從這些信函中可以看出﹐羅家倫在能對商務印書館的出版活動有所助益時﹐是決 不推辭的。 　　從兩人來往書信看﹐張元濟似乎更希望羅家倫做一個“純粹”的文人﹐前面已經講 過﹐在羅家倫回國之前﹐張曾有意邀請其進商務任編譯之職﹐不過當時羅的社會興趣甚 濃﹐他的志向不大可能在商務。 　　1931年﹐羅家倫辭去清華大學校長的職務﹐調回南京任職﹐張元濟致信羅家倫﹐鑒 於國內局勢勸羅家倫“先生暫時戢影﹐計亦良得”。 　　1941年﹐張元濟得知羅家倫辭去中央大學校長一職後﹐給羅家倫一函﹐更為清晰的 表達了他的這一想法﹕“比閱報知先生辭去中央大學校長之職﹐其功成身退耶﹖抑別任 他事耶﹖記得十余年前﹐先生嘗謂﹕‘中國欲在世界學術上有些貢獻﹐對於人類知識總 量的基礎上有些增加﹐非從純粹科學上著手不可。’此非得如先生者為之先導不為功﹐ 其殆有從事於是之機耶!”。這封信﹐是收入張元濟全集中唯一的一封寫於抗戰期間的信 件。 　　但羅家倫終生未能成為一個“純粹”的文人﹐這一點或許是兩人之間的差異。 　　對國事的憂慮 　　1949年之前﹐國家處於動盪不安的年代。在兩人的來往書信中﹐也不可避免的講了 一些對國事的看法。 　　1926年羅家倫回國﹐於9月去南昌﹐適逢兵劫遇險。他在10月23日給張元濟的信中談 到﹕“舍間被兵劫﹐除損失不貲外﹐倫竟被群獸所困﹐被刺刀者六﹐幸均未命中﹐僅手 掌及大腿間受輕微傷﹐三、兩日間即癒。以絕對無抵抗而遭此﹐難哉其為中華民國之民 也。一切令人悲憤萬態。”張元濟回信﹐除表示慰問之外﹐更表示了對國家擔憂﹕“第 長此擾擾﹐正不知何日復見太平。來書謂難哉其為中華民國之民。弟請腹慼撈尿魩茖ꔿ 其為中華民國之國。想先生聞之亦同此感慨也。” 　　1931年7月8日﹐張元濟致羅家倫一信﹐明顯的表示了對國民黨政權的不滿﹕“國體 改易已二十年﹐即國民黨奠都金陵亦已四載﹐而今日現狀乃至於是﹐未來之黃金世界不 知在何時﹖而當前之地獄﹐則國民實已不堪慘苦矣。來示謂國人無為國家保存元氣也。 非獨不保存﹐且必斷喪凈盡而後可。”張元濟生性平和﹐不是實在看不下去﹐不會有此 義憤。羅家倫當時為國民黨要員﹐他在此前給張元濟的信內容不詳﹐但從張元濟的這封 信看﹐羅家倫也有“國人無為國家保存元氣”的議論。他們兩人﹐一個在朝、一個在野 ﹐張元濟對國民黨的遣責﹐似乎並不包括羅家倫﹐羅家倫大約也會理解張元濟的上述言 論。 　　1948年8月﹐張元濟在給羅家倫的信中﹐再次表達了對國事的擔憂﹕“國內事無可言 。財政敗壞﹐一至於此。翁先生束手無策﹐王雲翁亦踵決肘見。昨晤一友﹐去年九月赴 美﹐近甫歸國﹐雲去時美幣一枚值我國幣四萬﹐今逾千萬矣。試閉目凝思﹐再過十月﹐ 不知是何景象。吾輩豈真將見亡國之慘乎﹖”而此時的羅家倫似乎要比張元濟樂觀﹐他 在回信中﹐對王雲五還是寄於厚望﹕“先生憂國之情溢於言表﹐倫在國外常受刺激﹐亦 無時不在煩悶之中。惟最近雲五先生竟有石破天驚之氣﹐殊快人意。倫以彼能想敢做為 先生在滬言之。今更証其不謬也。自然前途艱困多端﹐而千金之堤亦可潰於蟻穴﹐要之 能想辦法而有決心以赴之。國事何常不可為哉。”但張元濟並不認同羅家倫的看法﹐他 對國民黨政權治國能力基本上已經絕望﹐他在回信中寫道﹕“且看我國。我瞻四方﹐戚 戚靡所騁﹐真可為長太息痛哭者也。王雲翁誠勇於任事﹐然弟終覺其治標而非治本﹐設 再一蹶﹐禍將無極。竊不勝杞人之憂。” 　　當時﹐羅家倫為國民黨員﹐雖然“亦無時不在煩悶之中”﹐但對國民黨政權始終抱 有希望﹐這也是他最終選擇去台灣的原因。而張元濟﹐一直對國民黨政權沒有好感﹐在 抗戰勝利後則更加失望﹐這也是他在1949年之後思想漸趨左傾﹐並在晚年認為“及身已 見太平來”的原因。這也是兩人在思想上的一個明顯區別。 -- 為天地立心 為生民立命 為往聖繼絕學 為萬世開太平 ※ 來源:‧水木社區 newsmth.net‧[FROM: 211.99.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