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news.guoxue.com/article.php?articleid=13168 张元济与罗家伦的书信交往 2007-11-01 宋丽荣 中华读书报 点击: 14 　　张元济　　　　　　　　　　　　　罗家伦 　　近一两年读张元济先生文字﹐常为前辈人品、学养所感动﹐从这些文字中﹐或许可 以窥见张元济先生思想、品质之一斑。 　　张元济（1867-1959）﹐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清光绪十八年进士﹐授翰林 院庶吉士。维新运动期间﹐在北京创办通艺学堂﹐传授新学﹐并受到光绪皇帝召见。戊 戌变法失败之後﹐他选择了教育救国的道路﹐到上海任南洋公学译书院主事﹐1903年任 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长。 　　罗家伦(1897-1969)﹐字志希﹐浙江绍兴人﹐1917年入北京大学学习﹐1919年主办《 新潮》杂志﹐在五四运动中是着名的学生领袖。他曾在《新潮》上发表文章《今日中国 之杂志界》﹐对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东方杂志》《小说月报》《妇女杂志》等进行了激 烈的批评﹐指出它们缺乏鲜明的个性﹐希望商务更积极地投入新文化事业。张元济接受 了他的意见﹐起用了沈雁冰、郑振铎、胡癒之等一批新人﹐对杂志进行了改革。1920年 ﹐他赴美国留学﹐三年後又转赴德国、法国和英国访学。1926年回国﹐参加北伐。1928 年﹐31岁的罗家伦出任清华大学校长﹐1932年就任中央大学校长﹐1947年任国民政府驻 印度大使﹐1949年去台湾。 　　张元济先生自称“戊戌党锢孑遗”﹐思想倾向基本属於温和的改良主义﹐在1927年 国民党取得全国政权之後﹐对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多有不满。罗家伦小张元济30岁﹐是五 四时代的知识分子精英﹐这些人大多主张革命。罗家伦在其以後的政治生涯中﹐虽不失 学者本色﹐但加入了国民党﹐参加了一些政治活动﹐大致可以看作是“民国政要”。张 元济和罗家伦属两代人﹐背景不同﹐因此两人的忘年交确有令人关注之处。 　　收入张元济全集的张、罗两人的来往信函共计36通﹐其中张元济致罗家伦25通。时 间跨度自1925年至1948年﹐断断续续﹐长达23年。从这些来往信函中﹐大体可以看出两 人的关系和因缘。 　　张元济资助罗家伦 　　张元济致罗家伦最早的一封信写於1925年﹐内容是张元济先生给在国外求学的罗家 伦汇寄资助款。此前罗家伦赴海外求学﹐是由上海的实业家穆藕初赞助的﹐因其破产﹐ 赞助款项中断﹐罗家伦学业难以为继。在此情况下罗家伦求助於他的恩师蔡元培﹐蔡元 培和张元济是多年至交﹐1925年春季﹐蔡元培将罗的情况转告了张元济﹐希望张给予援 助。张元济慨然解囊﹐分两次汇寄一千五百元﹐资助罗家伦完成了学业。罗家伦在5月2 5日致张元济的函中深表感谢﹕“自穆藕初先生所捐基金断绝後﹐频年颇困。国内不乏以 接济款项见询者﹐然或不免政治及他项关系﹐故宁忍穷而不受﹐仅有时向梦麟先生及三 数知交告急﹐但彼等亦同一贫困。今敢受先生贷款者﹐盖认先生为纯洁之前辈﹐而且素 承知遇之前辈也。” 　　张元济对罗家伦的另一次资助是在1926年底﹐坋足T藜衣谆毓□谀暇╖□洗笱□谓? ﹐因南昌家中变故和个人生活所需﹐写信向张元济借钱。在此之前﹐罗家伦在上海应和 张元济有过一次会晤﹐会晤所谈的内容未见记述﹐可以肯定的是张元济在会晤时提到了 在经济上帮助罗家伦的意思﹐但当时为罗家伦所辞。所以罗家伦信中才有如下文字﹕“ 前次趋谒﹐辱承先生关爱﹐允为缓急之通﹐铭感不可言状。当时以暂无所需﹐而且屡次 扰先生太甚﹐於心极不安﹐故以请俟异日为辞。顷接南昌方面家书﹐谓赣票不但跌至三 折﹐而且於本月四日正式布告废止。前离南昌时所筹两月余用款概系赣票。今既有此特 别情形﹐势不能不急谋接济。但东大薪水十一月份至今尚未领到。此间因新到关系﹐用 项亦费支持。不得已谨恳先生设法拨借国币五百元﹐以三百由商务拨寄南昌﹐以二百元 寄南京伦处﹐以备有事变时万一之需。”并说﹕“亦惟先生之垂爱﹐与先生亮节高风﹐ 故敢作此请也。”在这一信上张元济有一批注﹐内容是﹕“复称朋友有通财之义﹐况当 患难之时﹐来书过於谦抑﹐转令人局蹐难安也。”随後即按罗家伦的要求﹐拨五百元分 寄南京、南昌﹐并函告了罗家伦。 　　罗家伦於10年後的1935年11月还款1000元﹐张元济认为﹕“朋友通财﹐万不能认为 债项。”故与退回﹐大概罗家伦讲了十分诚恳的话﹐令张元济“何敢再辞”﹐而收下了 这1000元。1936年6月﹐罗家伦以祝寿的名义又还1000元。从张元济1937年2月 7日致罗 家伦的信中看﹐罗家伦在这年年初曾再次还款1000元﹐张元济在信中写道﹕“昨由金城 银行交到千元收证﹐知为我兄所汇﹐展阅不胜惭悚。前此业经陈明﹐赐我两竿﹐多多愧 领﹐万不能为无限之匪颁。无论如何此次断不敢收。谨将原件寄缴﹐务祈鉴允。” 　　张元济先生对罗家伦两次资助﹐在一些书籍文章中大多只讲蛟垓a味云溲□档脑拗? ﹐而对第二次“朋友通财”﹐则很少记载。而对罗家伦三度还款﹐也少有详细记述。两 人的这段故事﹐或许并不仅仅是一段“文坛佳话”﹐固然此事是由蔡元培先生牵线﹐但 其基本的原因﹐应该如罗家伦信中所讲﹐是“素承知遇”。从这些来往信件中可以看出 ﹐张元济极为看重罗家伦的才学﹐希望罗家伦在学业上有所发展。他在1925年6月27日致 罗家伦的信中讲﹕“今年春间得蔡鹤□先生来信﹐述及阁下有志於学问﹐因资斧不继﹐ 将至中辍﹐闻之怃然。并知所需仅千五百番﹐为数无多﹐乃勉为相助。”也就是张元济 之所以在罗家伦困难时解囊相助﹐是对罗家伦“有志於学问”的欣赏﹐是恐罗家伦学业 “将至中辍”的挽惜﹐张元济先生惜才爱才之心由此可见一斑。 　　对於罗家伦这样一个优秀人才﹐张元济一心想引进商务。在1925年4月2日张元济答 复蔡元培愿意资助罗家伦的信中﹐有“本意欲邀其到公司担任编译之事”一语。 　　事业上相互倚重 　　张元济与罗家伦书信往来二十余年﹐以至成为忘年至交﹐其主要的一个原因应该是 两人均属文人﹐有共同语言。两人书信﹐有相当一部分文字﹐都与读书、写书、编书、 译书等文化出版相关。 　　例如﹕1925年﹐罗家伦在英国接到张元济的资助後﹐曾给张元济写了一封长达5000 字的长信﹐详细介绍了自己的治学计划﹐得到了张元济的赞许。1926年﹐罗家伦译作《 思想自由史》一书﹐托人带交商务印书馆出版。并在信中说﹕“如先生於着述有暇﹐望 一度察阅﹐并赐以教正。”同年8月﹐罗家伦从欧洲带回有关鸦片战争的文牍交於商务印 书馆﹐张元济曾致罗家伦一信﹐其中提到﹕“承假阅鸦片战役文牍﹐连日料检﹐已编成 目录三分之二﹐……并拟选录数件登入《东方杂志》。谨候示遵。至尊意拟全部印行ꌿ 固足供学者之参考﹐然恐销路无多。拟俟迻录完毕﹐分别编次﹐再行奉商。” 　　罗家伦一生着译甚丰﹐在1949年之前﹐罗家伦有十余部译着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如 ﹕《思想自由史》、《科学与玄学》、《新人生观》、《新民族观》、《耕罢集》、《 黑云暴雨到云霞》、《疾风》、《西北行吟》、《近代英文独幕名剧选》等。 　　对张元济和商务印书馆﹐罗家伦也往往尽力予以支持。1932年﹐商务印书馆总馆被 侵华日军炸毁﹐罗家伦曾致张元济一函﹐其中提到﹕“先生只手经营之事业忽遭倭祸﹐ 大部为毁﹐侧想先生必感非常痛苦。县志收藏尤为国家万劫不复之损失。尚望本旷达宏 毅之精神﹐仍继续其文化创造之职志。物质可毁﹐但文化史上之功绩不可磨也。数月以 来﹐辄与人言﹐商务实系中国文化上之伟业﹐不可不协助其恢复。设不能促其迅速之恢 复﹐则不但文化损失﹐且於思想界有莫大之危险。因商务近数年来之努力﹐已趋向於学 术思想界之标准着作也。此意南京方面闻者韪之。虽觉力薄﹐然将来如有计划需要微力 之处﹐不吝见示﹐自必黾勉以赴之。”罗家伦此函中对商务印书馆的评价﹐应该是其本 人的真实思想﹐绝非一般的客套话。此後﹐张元济主持商务复兴委员会﹐在国内七大城 市设赞助委员会﹐罗家伦担任南京分会会务。 　　1948年﹐印度圣雄甘地遇剌身亡。当时罗家伦正任国民政府驻印度大使﹐张元济对 甘地的“非暴力运动”十分赞赏﹐在是年2月2日致函罗家伦﹕“昊天不吊﹐甘地被狙﹐ 凡有血气﹐罔不痛悼。环顾我国﹐恨无此人。岂惟我国﹐全世界亦罕见媲匹也。《东方 杂志》思出专号﹐以志哀荣﹐藉申敬慕。彼邦记载﹐知必甚详。荡节所在﹐敢乞代缉。 自出事後﹐一切报纸涉及丧葬之礼、吊唁之仪﹐暨其家庭故事﹐戕杀案情者﹐汇集飞寄 。”罗家簧诮家钨g□芸煲氤□慌□恼录慕簧涛瘢□□甑摹抖□皆又尽烦霭媪艘黄诟实? 专号。从这些信函中可以看出﹐罗家伦在能对商务印书馆的出版活动有所助益时﹐是决 不推辞的。 　　从两人来往书信看﹐张元济似乎更希望罗家伦做一个“纯粹”的文人﹐前面已经讲 过﹐在罗家伦回国之前﹐张曾有意邀请其进商务任编译之职﹐不过当时罗的社会兴趣甚 浓﹐他的志向不大可能在商务。 　　1931年﹐罗家伦辞去清华大学校长的职务﹐调回南京任职﹐张元济致信罗家伦﹐鉴 於国内局势劝罗家伦“先生暂时戢影﹐计亦良得”。 　　1941年﹐张元济得知罗家伦辞去中央大学校长一职後﹐给罗家伦一函﹐更为清晰的 表达了他的这一想法﹕“比阅报知先生辞去中央大学校长之职﹐其功成身退耶﹖抑别任 他事耶﹖记得十余年前﹐先生尝谓﹕‘中国欲在世界学术上有些贡献﹐对於人类知识总 量的基础上有些增加﹐非从纯粹科学上着手不可。’此非得如先生者为之先导不为功﹐ 其殆有从事於是之机耶!”。这封信﹐是收入张元济全集中唯一的一封写於抗战期间的信 件。 　　但罗家伦终生未能成为一个“纯粹”的文人﹐这一点或许是两人之间的差异。 　　对国事的忧虑 　　1949年之前﹐国家处於动荡不安的年代。在两人的来往书信中﹐也不可避免的讲了 一些对国事的看法。 　　1926年罗家伦回国﹐於9月去南昌﹐适逢兵劫遇险。他在10月23日给张元济的信中谈 到﹕“舍间被兵劫﹐除损失不赀外﹐伦竟被群兽所困﹐被刺刀者六﹐幸均未命中﹐仅手 掌及大腿间受轻微伤﹐三、两日间即癒。以绝对无抵抗而遭此﹐难哉其为中华民国之民 也。一切令人悲愤万态。”张元济回信﹐除表示慰问之外﹐更表示了对国家担忧﹕“第 长此扰扰﹐正不知何日复见太平。来书谓难哉其为中华民国之民。弟请腹戚捞尿魩茖ꔿ 其为中华民国之国。想先生闻之亦同此感慨也。” 　　1931年7月8日﹐张元济致罗家伦一信﹐明显的表示了对国民党政权的不满﹕“国体 改易已二十年﹐即国民党奠都金陵亦已四载﹐而今日现状乃至於是﹐未来之黄金世界不 知在何时﹖而当前之地狱﹐则国民实已不堪惨苦矣。来示谓国人无为国家保存元气也。 非独不保存﹐且必断丧净尽而後可。”张元济生性平和﹐不是实在看不下去﹐不会有此 义愤。罗家伦当时为国民党要员﹐他在此前给张元济的信内容不详﹐但从张元济的这封 信看﹐罗家伦也有“国人无为国家保存元气”的议论。他们两人﹐一个在朝、一个在野 ﹐张元济对国民党的遣责﹐似乎并不包括罗家伦﹐罗家伦大约也会理解张元济的上述言 论。 　　1948年8月﹐张元济在给罗家伦的信中﹐再次表达了对国事的担忧﹕“国内事无可言 。财政败坏﹐一至於此。翁先生束手无策﹐王云翁亦踵决肘见。昨晤一友﹐去年九月赴 美﹐近甫归国﹐云去时美币一枚值我国币四万﹐今逾千万矣。试闭目凝思﹐再过十月﹐ 不知是何景象。吾辈岂真将见亡国之惨乎﹖”而此时的罗家伦似乎要比张元济乐观﹐他 在回信中﹐对王云五还是寄於厚望﹕“先生忧国之情溢於言表﹐伦在国外常受刺激﹐亦 无时不在烦闷之中。惟最近云五先生竟有石破天惊之气﹐殊快人意。伦以彼能想敢做为 先生在沪言之。今更证其不谬也。自然前途艰困多端﹐而千金之堤亦可溃於蚁穴﹐要之 能想办法而有决心以赴之。国事何常不可为哉。”但张元济并不认同罗家伦的看法﹐他 对国民党政权治国能力基本上已经绝望﹐他在回信中写道﹕“且看我国。我瞻四方﹐戚 戚靡所骋﹐真可为长太息痛哭者也。王云翁诚勇於任事﹐然弟终觉其治标而非治本﹐设 再一蹶﹐祸将无极。窃不胜杞人之忧。” 　　当时﹐罗家伦为国民党员﹐虽然“亦无时不在烦闷之中”﹐但对国民党政权始终抱 有希望﹐这也是他最终选择去台湾的原因。而张元济﹐一直对国民党政权没有好感﹐在 抗战胜利後则更加失望﹐这也是他在1949年之後思想渐趋左倾﹐并在晚年认为“及身已 见太平来”的原因。这也是两人在思想上的一个明显区别。 -- 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 来源:‧水木社区 newsmth.net‧[FROM: 211.99.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