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風吹拂時，草木繁生；秋霜紛飛時，草木凋零。之所以繁生或凋零，並不是草木自己的 意願，而是在無形中有個「道」在控制。因此，掌握了道，就能控制萬物的運行；扼殺了 道，也會阻礙萬物的流動。聖人就是能掌握道，才能控制一切。 賞罰的權柄，就是君主用來控制臣民的「道」，如果賞罰符合公義，就能讓人民忠信親愛 ，而經過長久時間後，就能讓臣民把忠信親愛轉化成天性，即使已經不用賞罰來控制，也 不會讓忠信親愛的風氣敗壞，這就是教化的功效。若賞罰偏離了正道，就會讓人民貪婪暴 戾，時間久了，貪婪暴戾就會變成人民的天性，就像野蠻民族一樣，再重的嚴刑峻法都無 法遏止。 吳起在楚國當政時，因為楚國用兩塊石版來築牆的習俗，與中原文化不同，就試圖下令修 改，卻引起楚國人民的反感。氐羌民族若遭到俘虜，擔心的不是自己會被囚禁，而是死掉 之後，敵人不遵守火焚的習俗，會違反部落的慣例。所以，若制度已成為人民的天性，就 不是用賞罰就能修正的，所以在一開始下令時，就必須慎重。 以前晉文公將要與楚國展開城濮之戰時，召來咎犯，問他說：「楚兵眾，我軍寡，要如何 得勝？」咎犯說：「繁文縟節的君主不知變通，窮兵黷武的君主缺乏判斷，楚國就是個窮 兵黷武的國家，因此我們要用詐術對付他們。」雍季聽到後，就說：「詐術只能得利於一 時，卻不能永續經營，如果為了捕漁，就把整座池子的水抽光；為了打獵，就把整座森林 燒掉，雖然會有大量的收獲，但從此之後，就再也無法捕漁打獵了。」但晉文公還是採用 咎犯的意見，用詐術與楚人作戰，先進攻楚國的臣屬曹衛兩國，讓楚國從對宋國的攻擊中 轉向，才能既拯救宋國，又打敗楚國。 但戰爭得勝後，晉文公要賞賜功臣時，卻讓雍季得到了上功，群臣向晉文公說：「城濮之 戰是依照咎犯的計謀才勝利的，為何反而將雍季定為上功呢？」晉文公說：「咎犯的計謀 ，可以讓我們打贏一場戰爭；雍季的建言，卻能讓我們萬世的基業。萬世基業的功勞，自 然要比一場勝仗來得大。」孔子說：「即使大難當頭，不得已用詐；但事後仍必須記得尊 重賢人，才不會敗壞品德。晉文公雖用詐術，讓他無法稱王，但就因為還記得賢人的建言 ，讓他至少還能成為霸主。」 因此，厚賞或重罰，雖能在一開始改變人民的行為，但當人民的行為調整出固定的模式之 後，就會成為風俗，超出賞罰的控制範圍。所以，一開始制定賞罰時，若是出於詐術，就 會造成風俗敗壞，即使一時得勝，終究是會失敗；即使有所成就，終究是會崩毀。 自古以來能夠在一場戰爭中得勝的人太多了，但到最後稱霸的卻只有五個，晉文公之所以 能成為其中之一，就是因為他能夠知道得勝的方法。其他人通常是雖然勝了，卻不知勝的 方法，因此勝利無法長久保持，導致前功盡棄，像秦國稱霸西戎，卻在崤山遭到晉國的埋 伏而全軍覆沒；楚國能夠在中原逞凶，卻被邊疆的吳國在柏舉之戰中擊潰。武王就是勝了 能知道方法的人，所以能夠在一場牧野之戰後就統一天下。因此，若國家中瀰漫著詭詐的 風氣，絕不能安穩統治，內憂與外患必定會源源而來。 趙襄子被智韓魏三家包圍，張孟談秘密出城與韓桓子、魏康子和談，讓韓魏兩家倒戈，反 而與趙襄子併肩作戰，滅了知氏，還讓智伯的頭骨被趙襄子作成酒杯。逃過一劫的趙襄子 在論功行賞時，卻不賞張孟談為上功，而是讓高赦居於五功臣的首位。張孟談問說：「高 赦有什麼功勞？為何要賞他為上功？」趙襄子說：「當我們被大軍包圍，性命危在旦夕時 ，與我相處的部下，都難免失了些敬意，只有高赦還遵守著平日的禮數，這就是我賞他上 功的原因。」有個也叫仲尼的人，聽到趙襄子的賞功，就說：「像趙襄子這樣，賞一個人 為上功，就能讓天下人在任何時刻都不敢失去為人臣的禮節，就是善於運用賞罰。統領六 軍，一切都不可輕忽，而趙襄子不但能統領，還能北取代國，東迫齊國，就能看出賞罰的 威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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