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經》是我國古代微型的百科全書﹐同時也是先秦時期重要的邏輯學著作。古代辨學思想體系的完善就得力於此書。而墨家辨學的精華又都集中在《小取》篇中。此篇中﹐作者不僅提出了名、辨、說等基本的思維形式﹐也提出了辟、侔、援、推等具體的推論形式。然而作者在論及這些內容的同時﹐更多的是圍繞著“類”這一范疇進行的﹐在對“類”進行合理把握的同時﹐將“同類”原則作為墨家論辯的必要條件。 國內部分學者也多對“類”進行過論述﹐對“同類相推”原則也有所提及。但我們認為﹐他們所做的解釋大多是從類比推論這個角度來探求的﹐而且我們感覺這一解釋不夠全面﹐尤其在對“同類”原則的把握上有失偏頗。基於這點原因﹐我們在深入分析《墨經》原文的基礎上﹐提出“同類”原則﹐同時為証明這一原則的科學性﹐我們試從三個方面加以闡述﹕一是“同類”原則是對概念（名）的界定﹐二是對命題（辭）的界定﹐三是對推理（說）的界定。 一、“同類”原則在概念（名）上的界定。 《小取》中雲﹕“故言多方、殊類、異故﹐則不可偏觀也。”墨家之所以提出“殊類”﹐是因為墨家早在二千多年前就已經認識到了“類”有同類、異類、大小類之別﹐故稱“殊類”。同時他們還認為﹐“殊類”作為產生謬誤的根源之一﹐不僅影響人們正確地認識客觀事物﹐而且還影響人們進行有效交際。《大取》也雲﹕“夫辭以類行者也﹐立辭而不明於其類﹐則必困矣。”墨家認為“立辭”的前提必須“明類”﹐即要了解概念（事物）間有多種組合關系﹐要進行正確有效地推理就必須以“明類”作為必要條件。所以我們說﹐“同類”原則首先是對概念進行界定的。 “同類”原則對概念進行界定是講﹐命題是由概念組成的﹐而組成命題的概念之間有又一定的關系﹐墨家將這一關系歸結為﹕類同關系（“有以同”可理解為交叉關系）、類異關系（“無以同”可理解為全異關系）、類之大小關系（可理解為真包含關系）﹐這裡類同關系居於核心地位。原因如下﹕首先﹐“有以同”必是同法之同﹐就是指事物具有共同的本質屬性。人們要正確地認識事物就必須確切地揭示出事物共有的“個性”﹐而不能是一般的“特性”。《經說上》雲﹕“類也﹐若實也者必以是名也命之”﹐這裡也是在強調要將事物歸於同類就必須找到它們共有的本質屬性（實）。所以說﹐“求同”的過程實質上就是明確事物本質屬性是否相同的過程﹐確定了事物的本質屬性也就找到了事物確切的內涵。“求同”是“辯異”的前提﹐“辯異”依托於“求同”﹐找到了事物的本質﹐自然也就能夠區分出事物的相異性。如以“牛有齒﹐馬有尾﹐說牛之非馬也”則是謬誤﹐如“舉牛有角、馬無角﹐以是為類之不同也。”也是不正確﹐因為所舉的齒、尾與角均不是事物的本質屬性。“偏有偏無有”原則說是要求用事物的本質屬性來辨別事物。其次﹐類之大小關系﹐如“白馬”和“馬”從廣義上來講是屬於類同關系的。類之大、小強調的是事物的內涵相同﹐外延不同﹐即本質屬性相同﹐量上有別﹐而這恰好符合對“同類”的解釋。另外我們認為﹐類雖有大、小之別﹐但這隻有在同類事物中加以區分才有意義﹐而不能單獨就量來辨別事物異同﹐故《經下》中雲﹕“異類不比﹐說在量。”再次﹐墨家對“類”的把握主要根據概念（事物）間的關系﹐而對同一概念（事物）不予考察﹐即使是列出了同一概念（事物）﹐也要從它們之間的類同關系來考察。如《小取》中所舉的“書”、“井”、“門”等。顯然﹐這些概念組成的命題之間的推理是無效的。墨家重視概念間的關系﹐同時將類同關系作為最基本、最可靠的關系來處理﹐據此﹐我們就可以普遍地稱之為“同類”原則﹐而且這一原則可以單獨用來界定“類同”關系。 《小取》﹕“侔也者﹐比辭而俱行也。”《說文》﹕“比﹐密也。”段玉裁注曰﹕“其本義謂相密也。余義也、及也、次也、校也、例也、類也、頻也、擇善而從之也、阿黨也。皆其所引申。”故“比”有“類也”之意。“比辭”即為“同類概念組成的命題”。“比辭而俱行”意為“同類概念的命題同時出現。” 墨家用“同類”原則對概念的界定來區分“侔”的有效性。我們講“侔”式推論的有效式為“是而然”﹐無效式為“是而不然”﹐兩者皆為“侔”式推論。墨家在論述它們時﹐所舉之例証皆為同類。例如﹐前提中所舉的概念“馬”與“白馬”﹔“臧”與“人”﹔“親”與“人”﹔“車”與“木”等。這些概念作為前提中的主、謂項﹐體現為大、小類關系（真包含於關系）﹐從廣義來講也就是類同關系。然而在做出直接推理﹐得出結論時卻發生了變化。“是而然”中的概念“馬”與“白馬”﹔“臧”與“人”之間的關系在結論中仍然保持大小類關系（真包含於關系）﹐即同類關系。而在“是而不然”中“親”與“人”﹔“車”與“木”之間的關系在結論中卻變成了全異關系﹐即類異關系。故根據“同類”原則及“侔”式推論的定義﹐“是而然”為“棪痤宏矇Y鄣撓行□劍□笆嵌澂蝗弧蔽□□□□啊Ｕ庖輝□蚶嗨樸謨行□百啊鋇耐坡酃嬖穎□礎扒疤嶂兄鰲10較畹睦嗍艄叵滌虢崧壑兄鰲10較畹睦嗍艄叵當匭肫氳取﹗? 〔1〕但兩者並不完全相同﹐這裡舍去了“異類”也可相推的方面﹐也就舍去了“不是而不然”的有效性。舍去原因有三點﹕其一﹐根據“同類”原則對概念的界定﹐這一原則隻是用來界定“類同”關系的﹐對“類異”不予考慮。即界定前提與結論中主、謂項的關系同時為“類同”關系﹐而不是說前提中主、謂項的關系與結論中主、謂項的關系保持“類同”關系。其二﹐根據《墨經》原文﹐邏輯系統最為嚴密的《小取》篇中沒有提到“不是而不然”的形式﹐同時也找不到為此形式而舉証“異類”的例子。其三﹐墨家提到了“異類不比”的原則﹐根據“異類”的定義﹐“無以同”就是講兩個事物沒有共同的本質屬性﹐也就沒有可比性﹐當然也就無法進行比較推理。 二、“同類”原則在命題（辭）上的界定。 早在二千多年前﹐墨家所講的“類”范疇是較為寬泛的。它不單應用於對概念的界定﹐同時也對命題有所界定。“同類”原則在命題（辭）上的界定表現為比喻之辭。 “同類”原則在“辟”式推論中表現的比喻之辭。《小取》﹕“辟也者﹐舉也物而以明之也。”“辟”同“譬”﹐有“闡釋”、“說明”之意﹐“舉”意“舉類”。故“辟”式推論就是指舉眾所周知的同類之事例來闡明此物﹐使被譬喻之物更易理解﹐更通俗易懂。“邏輯學上所謂類比式的論証也隻是‘譬’。類比推理與比喻之間沒有固定的界限。” 〔2〕《經下》中也有許多諸如“說在喪子者”、“說在春也﹐逃臣、狗犬、遺者”的例子﹐這裡眾多“說在……”形式都是“同類”原則在“辟”式推論中的體現﹐都是為了說明具體的辭而類舉的正面事例。《大取》當中也有十多處的比喻之辭﹐如在立辭之後﹐用“其類在……”加以反復類舉﹐增強所立之辭的明析度。“所有s是p﹐其類在s１”“‘所有s是p’是一個一般論點﹐s１是s的一個同類（或相似）的事例” 〔3〕此外﹐也有國內學者將“其類在”與印度因明中的“同喻依”相提並論﹐在我們看來﹐這一說法還是比較科學的。《墨經》中也大量列舉了“若（尺）有端”、“若以尺度所不知長”、“若左目出、右目入”等句式﹐這些都是比喻之辭的合理運用。從某種程度上說﹐“若”、“譬猶”、“是猶”等詞均可以看作“同類”原則對命題界定的標志。 從以上闡述不難看出﹐“同類”原則在命題中的界定隻是起到了解釋說明的作用﹐而對人們進行深層次推理似乎沒有起到太大的作用。但我們認為﹐這種相似事例（比喻之辭）的初步探索﹐至少可以使人們掌握一種認識客觀世界的能力﹐即一種由此及彼﹐由表及裡的科學認識觀﹐而這無疑對千年絕學的偉大復興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三、“同類”原則在推理（說）上的界定。 “同類”原則在推理中常常作為一種方法出現。這裡表現為兩種情況﹕一是表現為反駁對方觀點所引用的“同類”反例﹐也可以稱之為反駁法。二是表現為相同事物的道理在推理論証中的運用﹐也可以稱之為例証法。 “同類”原則在“止”、“推”式推論中表現為反駁法。以“止”為例。《經下101》﹕“止﹐類以行之﹐說在同。”《經說下101》﹕“止﹕彼以此其然也﹐說是其然也﹔我以此其不然也﹐疑是其然也。”止式推論相當於反駁論証中的反駁論據﹐反駁論據就是迫使對方的論証不能成立﹐並不意味著駁倒對方的論題﹐所以用“疑是其然也。”墨家辯學中的論據有三種（三物論式）“故”、“理”、“類”﹐故反駁也要遵守“同類”原則進行﹐否則無效。原文是講﹕彼以單稱命戔g□隙ㄍ瞥鋈□潑□庵□隙ａ晃乙緣□潑□庵□穸ａ□扇□潑□庵□隙ａＮ宜□俚牡□潑□獗賾氡慫□俚牡□潑□饈峭□嘀□攣錚□裨蚍床滴□□Ｈ綾艘浴盎坡砟莧張芮□鎩蓖瞥觥八□新磯寄莧張芮□鎩保□乙浴盎婆２荒莧張芮□鎩幣傘八□新磯寄莧張芮□鎩痹蚴譴砦籩□埂﹗啊□埂□四□醫□脅德壑□評矸絞劍□淳儷□□苑剿□偈粲諭□嘀□□□移萍虻□毒俟檳芍□煌耆□俠□浴? 〔4〕 例証法。墨家辯學講“類”在我們看來主要傾向於講“道理”﹐如《墨子‧公輸》“不知類”、《墨子‧尚賢》“明小不明大”、《小取》“此與彼同類”﹐這些都是把“類”當作“道理”來講的。墨家之所以在推理中提出“同類”原則﹐就是要告訴人們﹕明白小的道理也就自然要明白大的道理。 《大取》﹕“三物必具然後辭足以生。夫辭以故生﹐以理長﹐以類行者也。”“以故生”、“以理長”、“以類行”均可以作為推理論証的原則。就傳統三段論而言﹐隻要具備了大前提和小前提﹐就能夠得出結論或証明論題。但為了保証整個推理形式的有效﹐必須對此形式做進一步的規定﹐即制定一些三段論的推理規則。墨家似乎也注意到了這一點。首先﹐在推理認証的過程中﹐墨家注重於推理形式的正確。提出了“故”（小前提）和“理”（大前提）這兩個基本范疇﹐加上所立之“辭”（結論或論題）便構成了完整的三段論形式。其次﹐墨家沒有滿足於此﹐相反﹐卻在形式正確的基礎上﹐為了加強推理論証的可靠性﹐避免無效推理﹐又提出了“類”這一范疇﹐並將“類”加以限制﹐提出“同類”原則﹐即要求用眾所周之的道理類同於自己所要論述的觀點﹐從而使已方觀點不証自明。如《墨子‧公輸》中記載墨子止楚攻宋的故事﹐墨子就使用了例証法﹕若有人舍棄他飾有文采的車不坐﹐鄰居有輛破車卻想把它從偷來﹐……這是飽憎t牟灰逯□攏□土□笸躋踩銜□饈且恢幀扒約病薄３□□□巍壩氪送□唷保□□暈鷯怪靡桑□□□□撾□灰逯□佟? “‘辭以類行’是說一切推論最後總是要從‘類推’出發。‘類推’的根據在於事物間的‘類同’”。〔5〕國內學者多將“同類”原則說成是“類比推論”﹐在我們看來﹐這一名稱的使用似乎有些遷強﹐就其實質而言﹐自始至終就是在講一種“道理”。原因有二﹕其一﹐我們以“援”式推論為例﹐《小取》﹕“援也者﹐曰﹕‘子然﹐我奚獨不可以然也﹖’”就“是而不然”的侔式推論來說﹐墨家列舉了大量諸如“盜﹐人也;多盜﹐非多人也。”的“彼”方觀點﹐然後提出疑問“奚以明之﹖”即“何以知道的呢﹖”﹐隨後回答說“世相與共是之”﹐即這些道理是世人共同承認的。然後又舉出“此”方觀點（墨家主張）﹐說“此與彼同類﹐世有彼而不自非也﹐墨者有此而眾人非之。”這就是說“彼”方所列的那此觀點與“此”方所列的這些觀點是具有同樣道理的﹐既然這樣﹐“彼”方就應該接受“此”方的觀點。由此看來﹐這裡講“同類”實講“同理”。其二﹐大多學者都承認他們所說的“類比推論”不同於西方的類比推理。“具體說來﹐類比推理對於‘對象A和對象B’是否屬於同類沒有要求”“類比推論則要求必須斷定‘對象A和對象A’屬於同類”。〔6〕既然兩者有本質的不同﹐為什麼還要用相似的名稱來界定呢﹖如果這樣﹐必然很大程度上會影響人們對墨家辯學初衷的把握﹐同時也會禁錮人們對“同類”原則的進一步探求。在我們看來﹐為了避免歧義﹐還墨家精神以準確的理解﹐還是用“同理推論”為好﹐因為這裡強調的是“同理性”而非“相似性”。 綜上所述﹐“類”在墨家辨學中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范疇﹐其中的“同類”原則更是墨學寶庫中的一筆財富﹐同時﹐它對於當代從事或研究邏輯的人們而言﹐又是開啟和了解古代名辯學的一把鑰匙。 -- ※ 來源:‧水木社區 http://newsmth.net‧[FROM: 202.96.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