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经》是我国古代微型的百科全书﹐同时也是先秦时期重要的逻辑学着作。古代辨学思想体系的完善就得力於此书。而墨家辨学的精华又都集中在《小取》篇中。此篇中﹐作者不仅提出了名、辨、说等基本的思维形式﹐也提出了辟、侔、援、推等具体的推论形式。然而作者在论及这些内容的同时﹐更多的是围绕着“类”这一范畴进行的﹐在对“类”进行合理把握的同时﹐将“同类”原则作为墨家论辩的必要条件。 国内部分学者也多对“类”进行过论述﹐对“同类相推”原则也有所提及。但我们认为﹐他们所做的解释大多是从类比推论这个角度来探求的﹐而且我们感觉这一解释不够全面﹐尤其在对“同类”原则的把握上有失偏颇。基於这点原因﹐我们在深入分析《墨经》原文的基础上﹐提出“同类”原则﹐同时为证明这一原则的科学性﹐我们试从三个方面加以阐述﹕一是“同类”原则是对概念（名）的界定﹐二是对命题（辞）的界定﹐三是对推理（说）的界定。 一、“同类”原则在概念（名）上的界定。 《小取》中云﹕“故言多方、殊类、异故﹐则不可偏观也。”墨家之所以提出“殊类”﹐是因为墨家早在二千多年前就已经认识到了“类”有同类、异类、大小类之别﹐故称“殊类”。同时他们还认为﹐“殊类”作为产生谬误的根源之一﹐不仅影响人们正确地认识客观事物﹐而且还影响人们进行有效交际。《大取》也云﹕“夫辞以类行者也﹐立辞而不明於其类﹐则必困矣。”墨家认为“立辞”的前提必须“明类”﹐即要了解概念（事物）间有多种组合关系﹐要进行正确有效地推理就必须以“明类”作为必要条件。所以我们说﹐“同类”原则首先是对概念进行界定的。 “同类”原则对概念进行界定是讲﹐命题是由概念组成的﹐而组成命题的概念之间有又一定的关系﹐墨家将这一关系归结为﹕类同关系（“有以同”可理解为交叉关系）、类异关系（“无以同”可理解为全异关系）、类之大小关系（可理解为真包含关系）﹐这里类同关系居於核心地位。原因如下﹕首先﹐“有以同”必是同法之同﹐就是指事物具有共同的本质属性。人们要正确地认识事物就必须确切地揭示出事物共有的“个性”﹐而不能是一般的“特性”。《经说上》云﹕“类也﹐若实也者必以是名也命之”﹐这里也是在强调要将事物归於同类就必须找到它们共有的本质属性（实）。所以说﹐“求同”的过程实质上就是明确事物本质属性是否相同的过程﹐确定了事物的本质属性也就找到了事物确切的内涵。“求同”是“辩异”的前提﹐“辩异”依托於“求同”﹐找到了事物的本质﹐自然也就能够区分出事物的相异性。如以“牛有齿﹐马有尾﹐说牛之非马也”则是谬误﹐如“举牛有角、马无角﹐以是为类之不同也。”也是不正确﹐因为所举的齿、尾与角均不是事物的本质属性。“偏有偏无有”原则说是要求用事物的本质属性来辨别事物。其次﹐类之大小关系﹐如“白马”和“马”从广义上来讲是属於类同关系的。类之大、小强调的是事物的内涵相同﹐外延不同﹐即本质属性相同﹐量上有别﹐而这恰好符合对“同类”的解释。另外我们认为﹐类虽有大、小之别﹐但这只有在同类事物中加以区分才有意义﹐而不能单独就量来辨别事物异同﹐故《经下》中云﹕“异类不比﹐说在量。”再次﹐墨家对“类”的把握主要根据概念（事物）间的关系﹐而对同一概念（事物）不予考察﹐即使是列出了同一概念（事物）﹐也要从它们之间的类同关系来考察。如《小取》中所举的“书”、“井”、“门”等。显然﹐这些概念组成的命题之间的推理是无效的。墨家重视概念间的关系﹐同时将类同关系作为最基本、最可靠的关系来处理﹐据此﹐我们就可以普遍地称之为“同类”原则﹐而且这一原则可以单独用来界定“类同”关系。 《小取》﹕“侔也者﹐比辞而俱行也。”《说文》﹕“比﹐密也。”段玉裁注曰﹕“其本义谓相密也。余义也、及也、次也、校也、例也、类也、频也、择善而从之也、阿党也。皆其所引申。”故“比”有“类也”之意。“比辞”即为“同类概念组成的命题”。“比辞而俱行”意为“同类概念的命题同时出现。” 墨家用“同类”原则对概念的界定来区分“侔”的有效性。我们讲“侔”式推论的有效式为“是而然”﹐无效式为“是而不然”﹐两者皆为“侔”式推论。墨家在论述它们时﹐所举之例证皆为同类。例如﹐前提中所举的概念“马”与“白马”﹔“臧”与“人”﹔“亲”与“人”﹔“车”与“木”等。这些概念作为前提中的主、谓项﹐体现为大、小类关系（真包含於关系）﹐从广义来讲也就是类同关系。然而在做出直接推理﹐得出结论时却发生了变化。“是而然”中的概念“马”与“白马”﹔“臧”与“人”之间的关系在结论中仍然保持大小类关系（真包含於关系）﹐即同类关系。而在“是而不然”中“亲”与“人”﹔“车”与“木”之间的关系在结论中却变成了全异关系﹐即类异关系。故根据“同类”原则及“侔”式推论的定义﹐“是而然”为“棪痤宏蒙Y鄣挠行□剑□笆嵌澂蝗弧蔽□□□□啊Ｕ庖辉□蚶嗨朴谟行□百啊钡耐坡酃嬖颖□础扒疤嶂兄鳌10较畹睦嗍艄叵涤虢崧壑兄鳌10较畹睦嗍艄叵当匦肫氲取﹗? 〔1〕但两者并不完全相同﹐这里舍去了“异类”也可相推的方面﹐也就舍去了“不是而不然”的有效性。舍去原因有三点﹕其一﹐根据“同类”原则对概念的界定﹐这一原则只是用来界定“类同”关系的﹐对“类异”不予考虑。即界定前提与结论中主、谓项的关系同时为“类同”关系﹐而不是说前提中主、谓项的关系与结论中主、谓项的关系保持“类同”关系。其二﹐根据《墨经》原文﹐逻辑系统最为严密的《小取》篇中没有提到“不是而不然”的形式﹐同时也找不到为此形式而举证“异类”的例子。其三﹐墨家提到了“异类不比”的原则﹐根据“异类”的定义﹐“无以同”就是讲两个事物没有共同的本质属性﹐也就没有可比性﹐当然也就无法进行比较推理。 二、“同类”原则在命题（辞）上的界定。 早在二千多年前﹐墨家所讲的“类”范畴是较为宽泛的。它不单应用於对概念的界定﹐同时也对命题有所界定。“同类”原则在命题（辞）上的界定表现为比喻之辞。 “同类”原则在“辟”式推论中表现的比喻之辞。《小取》﹕“辟也者﹐举也物而以明之也。”“辟”同“譬”﹐有“阐释”、“说明”之意﹐“举”意“举类”。故“辟”式推论就是指举众所周知的同类之事例来阐明此物﹐使被譬喻之物更易理解﹐更通俗易懂。“逻辑学上所谓类比式的论证也只是‘譬’。类比推理与比喻之间没有固定的界限。” 〔2〕《经下》中也有许多诸如“说在丧子者”、“说在春也﹐逃臣、狗犬、遗者”的例子﹐这里众多“说在……”形式都是“同类”原则在“辟”式推论中的体现﹐都是为了说明具体的辞而类举的正面事例。《大取》当中也有十多处的比喻之辞﹐如在立辞之後﹐用“其类在……”加以反复类举﹐增强所立之辞的明析度。“所有s是p﹐其类在s１”“‘所有s是p’是一个一般论点﹐s１是s的一个同类（或相似）的事例” 〔3〕此外﹐也有国内学者将“其类在”与印度因明中的“同喻依”相提并论﹐在我们看来﹐这一说法还是比较科学的。《墨经》中也大量列举了“若（尺）有端”、“若以尺度所不知长”、“若左目出、右目入”等句式﹐这些都是比喻之辞的合理运用。从某种程度上说﹐“若”、“譬犹”、“是犹”等词均可以看作“同类”原则对命题界定的标志。 从以上阐述不难看出﹐“同类”原则在命题中的界定只是起到了解释说明的作用﹐而对人们进行深层次推理似乎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但我们认为﹐这种相似事例（比喻之辞）的初步探索﹐至少可以使人们掌握一种认识客观世界的能力﹐即一种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科学认识观﹐而这无疑对千年绝学的伟大复兴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同类”原则在推理（说）上的界定。 “同类”原则在推理中常常作为一种方法出现。这里表现为两种情况﹕一是表现为反驳对方观点所引用的“同类”反例﹐也可以称之为反驳法。二是表现为相同事物的道理在推理论证中的运用﹐也可以称之为例证法。 “同类”原则在“止”、“推”式推论中表现为反驳法。以“止”为例。《经下101》﹕“止﹐类以行之﹐说在同。”《经说下101》﹕“止﹕彼以此其然也﹐说是其然也﹔我以此其不然也﹐疑是其然也。”止式推论相当於反驳论证中的反驳论据﹐反驳论据就是迫使对方的论证不能成立﹐并不意味着驳倒对方的论题﹐所以用“疑是其然也。”墨家辩学中的论据有三种（三物论式）“故”、“理”、“类”﹐故反驳也要遵守“同类”原则进行﹐否则无效。原文是讲﹕彼以单称命戋g□隙ㄍ瞥鋈□泼□庵□隙ａ晃乙缘□泼□庵□穸ａ□扇□泼□庵□隙ａＮ宜□俚牡□泼□獗赜氡怂□俚牡□泼□馐峭□嘀□挛铮□裨蚍床滴□□Ｈ绫艘浴盎坡砟苋张芮□铩蓖瞥觥八□新矶寄苋张芮□铩保□乙浴盎婆２荒苋张芮□铩币伞八□新矶寄苋张芮□铩痹蚴谴砦笾□埂﹗啊□埂□四□医□胁德壑□评矸绞剑□淳俪□□苑剿□偈粲谕□嘀□□□移萍虻□毒俟槟芍□煌耆□侠□浴? 〔4〕 例证法。墨家辩学讲“类”在我们看来主要倾向於讲“道理”﹐如《墨子‧公输》“不知类”、《墨子‧尚贤》“明小不明大”、《小取》“此与彼同类”﹐这些都是把“类”当作“道理”来讲的。墨家之所以在推理中提出“同类”原则﹐就是要告诉人们﹕明白小的道理也就自然要明白大的道理。 《大取》﹕“三物必具然後辞足以生。夫辞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者也。”“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均可以作为推理论证的原则。就传统三段论而言﹐只要具备了大前提和小前提﹐就能够得出结论或证明论题。但为了保证整个推理形式的有效﹐必须对此形式做进一步的规定﹐即制定一些三段论的推理规则。墨家似乎也注意到了这一点。首先﹐在推理认证的过程中﹐墨家注重於推理形式的正确。提出了“故”（小前提）和“理”（大前提）这两个基本范畴﹐加上所立之“辞”（结论或论题）便构成了完整的三段论形式。其次﹐墨家没有满足於此﹐相反﹐却在形式正确的基础上﹐为了加强推理论证的可靠性﹐避免无效推理﹐又提出了“类”这一范畴﹐并将“类”加以限制﹐提出“同类”原则﹐即要求用众所周之的道理类同於自己所要论述的观点﹐从而使已方观点不证自明。如《墨子‧公输》中记载墨子止楚攻宋的故事﹐墨子就使用了例证法﹕若有人舍弃他饰有文采的车不坐﹐邻居有辆破车却想把它从偷来﹐……这是饱憎t牟灰逯□拢□土□笸跻踩衔□馐且恢帧扒约病薄３□□□巍坝氪送□唷保□□晕鹩怪靡桑□□□□挝□灰逯□佟? “‘辞以类行’是说一切推论最後总是要从‘类推’出发。‘类推’的根据在於事物间的‘类同’”。〔5〕国内学者多将“同类”原则说成是“类比推论”﹐在我们看来﹐这一名称的使用似乎有些迁强﹐就其实质而言﹐自始至终就是在讲一种“道理”。原因有二﹕其一﹐我们以“援”式推论为例﹐《小取》﹕“援也者﹐曰﹕‘子然﹐我奚独不可以然也﹖’”就“是而不然”的侔式推论来说﹐墨家列举了大量诸如“盗﹐人也;多盗﹐非多人也。”的“彼”方观点﹐然後提出疑问“奚以明之﹖”即“何以知道的呢﹖”﹐随後回答说“世相与共是之”﹐即这些道理是世人共同承认的。然後又举出“此”方观点（墨家主张）﹐说“此与彼同类﹐世有彼而不自非也﹐墨者有此而众人非之。”这就是说“彼”方所列的那此观点与“此”方所列的这些观点是具有同样道理的﹐既然这样﹐“彼”方就应该接受“此”方的观点。由此看来﹐这里讲“同类”实讲“同理”。其二﹐大多学者都承认他们所说的“类比推论”不同於西方的类比推理。“具体说来﹐类比推理对於‘对象A和对象B’是否属於同类没有要求”“类比推论则要求必须断定‘对象A和对象A’属於同类”。〔6〕既然两者有本质的不同﹐为什麽还要用相似的名称来界定呢﹖如果这样﹐必然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人们对墨家辩学初衷的把握﹐同时也会禁锢人们对“同类”原则的进一步探求。在我们看来﹐为了避免歧义﹐还墨家精神以准确的理解﹐还是用“同理推论”为好﹐因为这里强调的是“同理性”而非“相似性”。 综上所述﹐“类”在墨家辨学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范畴﹐其中的“同类”原则更是墨学宝库中的一笔财富﹐同时﹐它对於当代从事或研究逻辑的人们而言﹐又是开启和了解古代名辩学的一把钥匙。 -- ※ 来源:‧水木社区 http://newsmth.net‧[FROM: 202.96.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