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背景研究 關於傳統“德治”思想的歷史路徑﹐大約有這樣一種說法﹐濫觴於西周﹐流行於春秋。早在西周時期﹐周公就提出過“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的治國之策﹐並把“皇天無親﹐惟德是輔”作為周人的執政主張。到了春秋戰國時期﹐傳統“德治”思想取得長足發展﹐其中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文化更具代表性。這一時期﹐由於封建統治的需要﹐諸子百家紛紛著書立說﹐以服務於當時政治的需要﹐這樣﹐先秦文化就明顯帶有政治色彩。我們對傳統“德治”思想[1]的定位就是來源於這種文化向政治的轉型。在這一時期﹐對“德”的用法已經由倫理意義上的道德普遍上升為政治意義上的道德﹐人們對道德的關注不再是廣大民眾的內在品德修養和外在品德表現﹐而是將視角更多投向執政者的道德品質、道德修養上。如《論語‧為政》﹕“為政之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論語顏淵》﹕“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直到後來“德”引申為治理國家的法則或規范﹐與“法治”對應。《論語‧為政》﹕“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這裡儒家將“德治”與“法治”對舉來談治國方略。《韓非子‧二柄》中也有類似的說法﹕“明王制其臣下者﹐二柄而已矣。間慼撳﹜普簿fＩ甭局□叫蹋磺焐橢□□隆﹗貝□場暗輪巍彼枷胛裙塘朔飩ㄍ持握叩牡匚唬□殘緯閃酥泄□飩ㄉ緇岬湫偷摹暗輪巍鄙緇岱妒健? 到了近代﹐封建社會已經窮途末路﹐但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看﹐一個進步思想的產生必然有其深厚的歷史淵源﹐孫中山先生的“德治”思想也不例外。他一面吸取傳統“德治”思想的理論精化﹐一面融入傳統的民本思想﹐使原本具有時代烙印的“德治”思想實現了倫理的回歸﹐從而過渡到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孫中山作為民主主義革命的先行者﹐曾多次強調“德治”的重要性﹐說﹕“有了很好的道德﹐國家才能長治久安。”[2]他還創見性地要求提高民眾道德的重要性﹐認為﹕“全國人民人人具有此種道德﹐具有此種思想﹐則中華民國之政治可以立見發達﹐中華民國之基礎可以日益鞏固﹐中華民國之國勢亦可以蒸蒸日上﹐凌歐駕美而上之。”[3]因而我們認為﹐孫中山的“德治”思想更多體現了對傳統“德治”思想的承續﹐但也不乏有精神領域的“沖動”。孫中山先生在“德治”問題上﹐有許多獨到的見解﹐他認為﹐一個民主國家要想達到富國強民的目的﹐從根本上治理國家﹐就必須具備三個條件﹕一是﹐修德養性﹔二是﹐選賢任能﹔三是﹐博愛於人。 二 修德養性 孫中山先生受中國傳統文化熏陶很深。古人以修身為本﹐注重道德操守﹐孫中山先生對此深有感觸。他說﹕“中國有一段最有系統的政治哲學﹐在外國的大政治家還沒有見到﹐還沒有說到那樣清楚的﹐就是《大學》中所說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那一段。把一個人從內發揚到外﹐由一個人的內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4]他認為至善的品德源於內心的主導﹐因此要通過“誠意”、“正心”對人格進行塑造﹐他號召人們進行一場“心理上的革命”﹐主張﹕“把自已從前不好的思想、習慣和性質﹐像獸性罪惡性和一切不仁不義的性質都一概革除。”[5]指出﹕隨地吐談、留長指甲、不刷牙等﹐是缺乏“修身上尋找的功夫”﹐是“不檢點”的表現﹐不應視為小事。它對“鏟除舊污”﹐提高中華民族的“心性文明”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孫中山對黨員的道德修養也尤為重視。他強調黨員要潔身自好﹐以國家的興衰為己任。他說﹕“政黨之發展﹐不在乎勢力之強弱以為進退﹐全視乎黨人智能道德之高下以定結果之勝負。使政黨之聲勢雖大﹐而黨員之智能道德低下﹐內容腐敗﹐安知不由盛而衰﹖若能養蓄政黨應有之智能道德﹐即使勢力薄弱﹐亦有發展之一日。”[6]他要求黨員“不可居心發財做大官”﹐不準圖謀私利﹐必須“人格高尚﹐行為正大”﹐這樣才會贏得“全國的人心”。 此外﹐孫中山先生還大力倡導教育﹐通過此法來教化民眾﹐達到救國的目的。他認為﹐國民的人格影響到革命的前途﹐因而號召“以人格救國”。他說﹕“我們要人類進步﹐是在造就高尚人格﹐就應減少獸性﹐增多人性。”“今民國既已完成﹐國民之希望正大﹐然最要者為人格。”[7]他認為﹐人格是救國的根本﹐失去了人格也就喪失了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他說﹕“我們中國人民受專制者已數千年﹐近二百六直余年﹐又受異種族專制﹐喪失人格久矣。今日欲回復其人格﹐第一件須從教育始。”[8]同時他還提出﹐教育的根本在於“注重體育、智育、德育”﹐此三項適應當前民眾的需要﹐它是恢復人格最理想的方式﹐也是改良社會現狀的最可取的行為。與此同時﹐孫中山先生還力圖通過開辦學校、改革教育內容等方式來培養民族的“新道德”﹐他對傳統的“固有道德”進行了批判地繼承﹐對儒家的“忠孝”、“仁愛”、“信義”、“和平”重新做了新解﹐認為﹐唯有如此﹐才能恢復固有的民族地位。 三 選賢任能 推行民主救國﹐就要有賢人參政﹐所以孫中山急力主張“選賢任能”。他把重視和起用賢人﹐當作立國之本。在官吏的選撥方面﹐為了保証“最嚴密、最公正地選拔人才﹐使優秀人士掌管國務”﹐他提出了一套公平、公正的選拔制度﹐他主張“設獨立機關﹐專掌考選權﹐大小官吏必須考試﹐定了他的資格﹐無論是那官吏是由選舉的抑或由委任的﹐必須合格之人﹐方得有效。這法可以除卻盲從濫舉及任用私人的流弊。”[9]他多次強調﹕“任官授職﹐必賴其能﹐尚公去私﹐厥惟考試。”他批判西方民主國家選舉制度的流弊﹐以此來說明考試選拔人才的優越性。他說﹕“單純選舉來任命國家公僕﹐從表面看來似乎公平﹐其實不然。因為單純通過選舉來錄用人才而完全不用考試的辦法﹐就往往會使那些有口才的人在選民中間運動﹐以佔其地位﹐而那些無口才但有學問思想的人卻被閒置。”[10] 在使用人才方面﹐他主張“人才各盡其能”﹐強調人盡其才的重要性﹐他說﹕“人既盡其才﹐則百事俱舉﹔百事舉矣﹐則富強不足謀也。”主張使用人才要“任使得法”﹐他說﹕“如果那個人的才能可以做那件事﹐才可使他去做那個官﹔若是他的才能不能做那件事﹐卻一定要他去做那官﹐便是不勝任﹐便沒有好結果。”[11] 在引進人才方面﹐孫中山還不拘一格﹐積極“歡迎外資﹐歡迎人才”﹐指出從西方引進技術人才是“興國之要圖”、“救亡之急務”。並且認為﹐唯有如此﹐我國的技術人員才能“陸續成就”﹐我國才能“取人之長﹐補己之短”﹐“我國之大事業”才能林立於國中。 四 博愛於人 孫中山先生的“博愛”精神源於對墨家“兼愛”思想的深刻體悟。他講﹕“古時最講愛字的﹐莫過於墨子﹐墨子所講的兼愛與耶穌的博愛是一樣”[12]墨子提出“兼家”思想的唾@允俏□餼□捎謚詈鈁秸□□５幕煦緄摹４擻肴瞬幌喟□納緇嶙純觥Ｔ誚□□泄□□泊嬖諭□□侍猓□□□□諢□皆斐閃嗣裰詰幕□渦睦恚□擻肴酥□浞茨砍沙稹19運階岳□９賾謖庖壞悖□鎦猩較壬□踩鮮兜攪恕Ｋ□擔骸爸泄□□□昀炊際薔□髯ㄖ普□澹□庵終□澹□皇瞧降茸雜傻墓□袼□笆艿摹﹗盵13]所以為了匡正天下﹐他也提出了解決方案﹐即“博愛”思想。他解釋到﹕“社會主義為人類謀幸福﹐普遍普及﹐地盡五洲﹐時歷萬世﹐蒸蒸蕓蕓﹐莫不被其澤惠。此社會主義之博愛。”[14]孫中山一生都致力於“博愛”思想的傳播﹐由“博愛”思想產生出來的價值觀至今仍有借鑒意義。 1、為了革命事業﹐不怕流血犧牲的精神。 孫中山一生為革命事業﹐奮鬥不息。他說﹕“因革命而死﹐因改造新世界而死﹐則為死重於泰山﹐其價值乃無量之價值﹐其光榮乃無上之光榮。”[15]他主張﹐欲加入中華革命黨者“必須以犧牲一己之身命、自由、權利而圖革命之成功為條件”﹐他還號召人們要“養成樂死之志氣﹐革去貪生之性根”[16]他認為﹐“革命黨人的精神沒有別的秘訣﹐就是不怕死”﹐就是“為國犧牲”﹐“舍性命來救國”。他還批判那種“庸庸碌碌之輩”﹐認為他們對革命有百害而無一利。在對待革命事業上﹐他身體力行﹐號召革命者必須具有勇往無前的革命鬥志﹐他說﹕“今日之我﹐其生也﹐為革命而生我。”“救國救民﹐為公為私﹐惟有奮鬥﹐萬眾一心﹐有進無退。”[17] 2、“天下為公”﹐為人民服務的精神。 “天下為公”是“博愛”思想的精髓。孫中山指出﹐“天下為公”就是樹立公僕意識﹐要“替眾人服務”。他說﹕“聰明才力癒大者﹐當盡其能力而服千萬人之務﹐造千萬人之福。”[18]孫中山認為﹐權利是人民付予的﹐權利就應該“為人民謀福利”﹐因此官吏“不過為國民公僕‵O□匭搿拔□窬≒埃□源鶉嗣裰□╗睢薄Ｋ□鮮兜餃嗣竦鬧匾□裕□□銜□骸骯□抑□荊□謨諶嗣瘛保□蚨□□誚□19窆□墓□討校□岢雋恕叭□裰饕濉保□勻灰丫□□□穹□竦乃枷肓腥肓爍錈□哪勘輟? -- ※ 來源:‧水木社區 http://newsmth.net‧[FROM: 202.96.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