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背景研究 关於传统“德治”思想的历史路径﹐大约有这样一种说法﹐滥觞於西周﹐流行於春秋。早在西周时期﹐周公就提出过“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的治国之策﹐并把“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作为周人的执政主张。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传统“德治”思想取得长足发展﹐其中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更具代表性。这一时期﹐由於封建统治的需要﹐诸子百家纷纷着书立说﹐以服务於当时政治的需要﹐这样﹐先秦文化就明显带有政治色彩。我们对传统“德治”思想[1]的定位就是来源於这种文化向政治的转型。在这一时期﹐对“德”的用法已经由伦理意义上的道德普遍上升为政治意义上的道德﹐人们对道德的关注不再是广大民众的内在品德修养和外在品德表现﹐而是将视角更多投向执政者的道德品质、道德修养上。如《论语‧为政》﹕“为政之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颜渊》﹕“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直到後来“德”引申为治理国家的法则或规范﹐与“法治”对应。《论语‧为政》﹕“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里儒家将“德治”与“法治”对举来谈治国方略。《韩非子‧二柄》中也有类似的说法﹕“明王制其臣下者﹐二柄而已矣。间戚揿﹜普簿fＩ甭局□叫蹋磺焐椭□□隆﹗贝□场暗轮巍彼枷胛裙塘朔饨ㄍ持握叩牡匚唬□残纬闪酥泄□饨ㄉ缁岬湫偷摹暗轮巍鄙缁岱妒健? 到了近代﹐封建社会已经穷途末路﹐但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一个进步思想的产生必然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孙中山先生的“德治”思想也不例外。他一面吸取传统“德治”思想的理论精化﹐一面融入传统的民本思想﹐使原本具有时代烙印的“德治”思想实现了伦理的回归﹐从而过渡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孙中山作为民主主义革命的先行者﹐曾多次强调“德治”的重要性﹐说﹕“有了很好的道德﹐国家才能长治久安。”[2]他还创见性地要求提高民众道德的重要性﹐认为﹕“全国人民人人具有此种道德﹐具有此种思想﹐则中华民国之政治可以立见发达﹐中华民国之基础可以日益巩固﹐中华民国之国势亦可以蒸蒸日上﹐凌欧驾美而上之。”[3]因而我们认为﹐孙中山的“德治”思想更多体现了对传统“德治”思想的承续﹐但也不乏有精神领域的“冲动”。孙中山先生在“德治”问题上﹐有许多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一个民主国家要想达到富国强民的目的﹐从根本上治理国家﹐就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修德养性﹔二是﹐选贤任能﹔三是﹐博爱於人。 二 修德养性 孙中山先生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很深。古人以修身为本﹐注重道德操守﹐孙中山先生对此深有感触。他说﹕“中国有一段最有系统的政治哲学﹐在外国的大政治家还没有见到﹐还没有说到那样清楚的﹐就是《大学》中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一段。把一个人从内发扬到外﹐由一个人的内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4]他认为至善的品德源於内心的主导﹐因此要通过“诚意”、“正心”对人格进行塑造﹐他号召人们进行一场“心理上的革命”﹐主张﹕“把自已从前不好的思想、习惯和性质﹐像兽性罪恶性和一切不仁不义的性质都一概革除。”[5]指出﹕随地吐谈、留长指甲、不刷牙等﹐是缺乏“修身上寻找的功夫”﹐是“不检点”的表现﹐不应视为小事。它对“铲除旧污”﹐提高中华民族的“心性文明”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孙中山对党员的道德修养也尤为重视。他强调党员要洁身自好﹐以国家的兴衰为己任。他说﹕“政党之发展﹐不在乎势力之强弱以为进退﹐全视乎党人智能道德之高下以定结果之胜负。使政党之声势虽大﹐而党员之智能道德低下﹐内容腐败﹐安知不由盛而衰﹖若能养蓄政党应有之智能道德﹐即使势力薄弱﹐亦有发展之一日。”[6]他要求党员“不可居心发财做大官”﹐不准图谋私利﹐必须“人格高尚﹐行为正大”﹐这样才会赢得“全国的人心”。 此外﹐孙中山先生还大力倡导教育﹐通过此法来教化民众﹐达到救国的目的。他认为﹐国民的人格影响到革命的前途﹐因而号召“以人格救国”。他说﹕“我们要人类进步﹐是在造就高尚人格﹐就应减少兽性﹐增多人性。”“今民国既已完成﹐国民之希望正大﹐然最要者为人格。”[7]他认为﹐人格是救国的根本﹐失去了人格也就丧失了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他说﹕“我们中国人民受专制者已数千年﹐近二百六直余年﹐又受异种族专制﹐丧失人格久矣。今日欲回复其人格﹐第一件须从教育始。”[8]同时他还提出﹐教育的根本在於“注重体育、智育、德育”﹐此三项适应当前民众的需要﹐它是恢复人格最理想的方式﹐也是改良社会现状的最可取的行为。与此同时﹐孙中山先生还力图通过开办学校、改革教育内容等方式来培养民族的“新道德”﹐他对传统的“固有道德”进行了批判地继承﹐对儒家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重新做了新解﹐认为﹐唯有如此﹐才能恢复固有的民族地位。 三 选贤任能 推行民主救国﹐就要有贤人参政﹐所以孙中山急力主张“选贤任能”。他把重视和起用贤人﹐当作立国之本。在官吏的选拨方面﹐为了保证“最严密、最公正地选拔人才﹐使优秀人士掌管国务”﹐他提出了一套公平、公正的选拔制度﹐他主张“设独立机关﹐专掌考选权﹐大小官吏必须考试﹐定了他的资格﹐无论是那官吏是由选举的抑或由委任的﹐必须合格之人﹐方得有效。这法可以除却盲从滥举及任用私人的流弊。”[9]他多次强调﹕“任官授职﹐必赖其能﹐尚公去私﹐厥惟考试。”他批判西方民主国家选举制度的流弊﹐以此来说明考试选拔人才的优越性。他说﹕“单纯选举来任命国家公仆﹐从表面看来似乎公平﹐其实不然。因为单纯通过选举来录用人才而完全不用考试的办法﹐就往往会使那些有口才的人在选民中间运动﹐以占其地位﹐而那些无口才但有学问思想的人却被闲置。”[10] 在使用人才方面﹐他主张“人才各尽其能”﹐强调人尽其才的重要性﹐他说﹕“人既尽其才﹐则百事俱举﹔百事举矣﹐则富强不足谋也。”主张使用人才要“任使得法”﹐他说﹕“如果那个人的才能可以做那件事﹐才可使他去做那个官﹔若是他的才能不能做那件事﹐却一定要他去做那官﹐便是不胜任﹐便没有好结果。”[11] 在引进人才方面﹐孙中山还不拘一格﹐积极“欢迎外资﹐欢迎人才”﹐指出从西方引进技术人才是“兴国之要图”、“救亡之急务”。并且认为﹐唯有如此﹐我国的技术人员才能“陆续成就”﹐我国才能“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我国之大事业”才能林立於国中。 四 博爱於人 孙中山先生的“博爱”精神源於对墨家“兼爱”思想的深刻体悟。他讲﹕“古时最讲爱字的﹐莫过於墨子﹐墨子所讲的兼爱与耶稣的博爱是一样”[12]墨子提出“兼家”思想的唾@允俏□饩□捎谥詈钫秸□□５幕煦绲摹４擞肴瞬幌喟□纳缁嶙纯觥Ｔ诮□□泄□□泊嬖谕□□侍猓□□□□诨□皆斐闪嗣裰诘幕□涡睦恚□擞肴酥□浞茨砍沙稹19运阶岳□９赜谡庖坏悖□镏猩较壬□踩鲜兜搅恕Ｋ□担骸爸泄□□□昀炊际蔷□髯ㄖ普□澹□庵终□澹□皇瞧降茸杂傻墓□袼□笆艿摹﹗盵13]所以为了匡正天下﹐他也提出了解决方案﹐即“博爱”思想。他解释到﹕“社会主义为人类谋幸福﹐普遍普及﹐地尽五洲﹐时历万世﹐蒸蒸芸芸﹐莫不被其泽惠。此社会主义之博爱。”[14]孙中山一生都致力於“博爱”思想的传播﹐由“博爱”思想产生出来的价值观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1、为了革命事业﹐不怕流血牺牲的精神。 孙中山一生为革命事业﹐奋斗不息。他说﹕“因革命而死﹐因改造新世界而死﹐则为死重於泰山﹐其价值乃无量之价值﹐其光荣乃无上之光荣。”[15]他主张﹐欲加入中华革命党者“必须以牺牲一己之身命、自由、权利而图革命之成功为条件”﹐他还号召人们要“养成乐死之志气﹐革去贪生之性根”[16]他认为﹐“革命党人的精神没有别的秘诀﹐就是不怕死”﹐就是“为国牺牲”﹐“舍性命来救国”。他还批判那种“庸庸碌碌之辈”﹐认为他们对革命有百害而无一利。在对待革命事业上﹐他身体力行﹐号召革命者必须具有勇往无前的革命斗志﹐他说﹕“今日之我﹐其生也﹐为革命而生我。”“救国救民﹐为公为私﹐惟有奋斗﹐万众一心﹐有进无退。”[17] 2、“天下为公”﹐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天下为公”是“博爱”思想的精髓。孙中山指出﹐“天下为公”就是树立公仆意识﹐要“替众人服务”。他说﹕“聪明才力癒大者﹐当尽其能力而服千万人之务﹐造千万人之福。”[18]孙中山认为﹐权利是人民付予的﹐权利就应该“为人民谋福利”﹐因此官吏“不过为国民公仆‵O□匦搿拔□窬≒埃□源鹑嗣裰□╗睢薄Ｋ□鲜兜饺嗣竦闹匾□裕□□衔□骸肮□抑□荆□谟谌嗣瘛保□蚨□□诮□19窆□墓□讨校□岢隽恕叭□裰饕濉保□匀灰丫□□□穹□竦乃枷肓腥肓烁锩□哪勘辍? -- ※ 来源:‧水木社区 http://newsmth.net‧[FROM: 202.96.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