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琅的道義 這是熟人的一個老朋友寫的。其實﹐這位老先生是不輕易發表言論的﹐可這回是不平則鳴了。他的一個外甥女是中學老師﹐學校裡老師學生都非常喜歡紀連海在《百家講壇》中的演講﹐將其言論奉為圭臬﹐佩服得不得了。這位搞了一輩子古籍的老先生﹐一下子就看出了紀先生的諸多破綻﹐就如此這般地講給外甥女聽。外甥女氣得不得了﹐說流毒四布﹐誤人子弟啊﹐硬是要老先生寫文章批評。於是﹐就有了下面的評央視百家講壇之《紀曉嵐與<四庫全書>》﹐王琅是筆名。 列位看官﹐走過路過﹐也幫忙轉貼一下吧。 王琅﹕評央視百家講壇之《紀曉嵐與<四庫全書>》 不久前央視《百家講壇》節目播出由紀連海主講的《紀曉嵐與<四庫全書>》﹐聽時發現錯誤很多﹐可以說是滿篇虛言妄語﹐還鬧出不少常識性笑話。我覺得對於這種較重大的學術性歷史文化題材﹐竟然采取如此輕率的態度﹐在全國億萬觀眾面前信口開河﹐大量傳播錯誤言論﹐貽害廣大喜愛古代歷史文化的青年﹐其後果是比較嚴重的﹐而講者恬然自得的神態﹐更令人心感氣憤。但因當時對所講錯誤內容難以一一記錄下來﹐無法進行批駁﹐過後也就隻好棄之不顧了。 今得《中國電視報》2006年第33期﹐其“史海鉤沉”欄目載有王雁來根據錄音整理的紀氏這篇講稿﹐讀後癒覺得語無倫次﹐荒誕不稽。在親友們的一再督促下﹐基於社會責任﹐不顧耆年目疾﹐搜集相關史料﹐著此小文予以批駁﹐以正視聽﹐不當之處﹐尚望廣大讀者批評指正。 一、不倫不類 雜亂無章 我們看一篇文章﹐想要先概括地了解其主要內容﹐一般先看它的組織結構﹐各章節的標題。這篇講稿共並列了十個小題目﹐用來講述紀曉嵐在編纂《四庫全書》十年中所做的工作或貢獻﹐現將原題文字抄錄於下﹕“首先﹐他要協調調動人員”、“第二個工作就是收集史籍（按‘史籍’隻是史部書籍的簡稱）”、“第三是尋找《永樂大典》”、“第四件是應付皇帝”、“第五項工作就是調解同僚矛盾”、第六個小標題整理者未標出﹐據文意似為“多次感到死亡的威脅”、“第七個貢獻就是找樂”、“第八個貢獻是用顏色來區分類別”、“第九件事就是放棄了著書的機會”、“第十個貢獻就是成就千年夢想”。 從以上這十個東拼西湊並列的題目﹐不難看出作者隻是從稗官雜記中摘取了幾則故事﹐再加以主觀想象的發揮﹐便敷衍成此“奇文”。它讓我們驚訝地看出作者對於所論歷史的無知和邏輯思維的混亂達到了何種程度。試問﹕第一﹐原為翰林編修﹐後任四庫館總纂官之一的紀曉嵐有什麼資格和權力協調調度那麼多的官員和向全國征集圖書﹖另外﹐還要應付皇帝和給同僚評理勸架﹖第二﹐所列“多次感到死亡的威脅”、“找樂兒”以及“放棄了著書機會”﹐這些又算什麼工作和貢獻﹖第三﹐所謂“尋找《永樂大典》” 和《四庫全書》“以顏色區分類別”﹐都是不知實際情況的妄說﹐為何不加以考察而以訛傳訛﹖第四﹐“成就千年夢想”﹐所指應為完成七閣的《四庫全書》之事﹐此事可謂功罪參半﹐何來“千年夢想”﹖又如何成為紀曉嵐的第十個貢獻﹖ 二、不懂歷史 顛倒朝綱 中國由秦到清二千多年的封建綱常禮教統治﹐使皇帝處於獨尊的地位﹐作為大臣隻有奏議之權﹐一切軍政法令均為皇帝決定。 清代從康熙到乾隆﹐國力鼎盛﹐經濟繁榮﹐社會穩定。乾隆三十七年（1772） 正月初四下諭旨﹐令直省督撫會同學政等通飭所屬﹐加意購訪全國民間藏書。次年三月﹐任命滿漢內閣大臣大學士劉統勛、劉綸、於敏中、福隆安等為正總裁﹐英廉等為副總裁﹐詳定規則條例﹐籌劃在翰林院（在天安門東南）內成立“四庫全書館”﹐由總裁遴簡翰林等官員入館任職。於是﹐經查核奏請翰林編修紀昀、提調司員陸錫熊為總纂官﹔並查有郎中姚鼐﹐主事程晉芳、任大椿﹐學政汪如藻﹐原任學士降調候補之翁方綱請派為纂修官﹔又有進士余集、邵晉涵、周永年﹐舉人戴震、楊昌霖﹐請旨行文調取來京﹐在分校上行走。以上這些是有檔案可查的最初有關征書、籌建四庫館及人員安排的情況。 再看紀連海是怎樣講的﹕“1772年紀曉嵐從幾千裡之外的新疆烏魯木齊回到北京﹐開始編纂《四庫全書》”。“作為領頭羊的紀曉嵐更是嘔心瀝血”﹐“他要安排好這麼多人的工作﹐就得完全清楚這些人的長處和短處﹐以及最適合做什麼工作”﹐“他把這些人分成幾個機構﹐其中有總閱、總纂、總校﹐還有負責所有書籍搬運的提調（﹖）﹐負責書籍保存的繕書（﹖）”。這些違背歷史的悖言亂語﹐真讓人感到他是在滑天下之大稽。事實上乾隆是極其專權的皇帝﹐辦理《四庫全書》﹐事無巨細﹐一切都要經他“欽定”。十年間他總共任命和調整的總裁、總閱、總纂、總校、以及校勘《永樂大典》纂修、校辦各省遺書纂修等官員達三百六十餘人﹐光是正副總裁就先後任命調換二十餘人﹐並將皇子永瑢、永璇、永瑆及新寵和珅等也囊括其中﹐這些任免﹐區區翰林編修紀曉嵐何得染指。 關於征書之事﹐紀連海說﹕“紀曉嵐向乾隆皇帝求助﹐讓皇帝幫助找書﹐於是乾隆皇帝下了一道聖旨”﹐“天下征書的工作就開始了﹐進京路上車水馬龍﹐大包小箱都是運書的。所有的書全部運到圓明園﹐圓明園裡所有的房子都騰退出來放書”。 請看﹐紀曉嵐不但能讓皇帝下聖旨向天下征書﹐還要將所征之書運到位於北京西北郊的圓明園﹐佔據這座號稱世界之最的皇家園林﹐將園內供皇帝後妃遊憩的一百多處建築的千餘間亭台樓閣全部放書﹐以供紀曉嵐等編纂人員在其中“光著膀子抄書”﹐這說法離奇得簡直不是什麼人間神話﹐而隻能是那種“緣槐螞蟻”之夢囈了。 三、不諳典故 貽笑大方 我國古代最早的書籍形制是竹木簡冊﹐周代以後又發展到在縑帛上寫字﹐稱作“帛書”。《漢書藝文志》所載內府藏本﹐有稱“篇”者即竹書﹐有稱“卷”者則為帛書。到漢代發明了造紙術﹐經不斷改進﹐後來終於能制造加工出質地厚硬、表面光滑、便於書寫的紙張﹐於是寫書有了物美價廉的新材料。大約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竹簡帛書逐漸被紙寫書所代替。紙寫書仍沿襲竹簡帛書的形制﹐一律為卷軸裝﹐而且一直延續到隋唐五代時期。卷軸裝是將高度相同的幾張紙粘連起來﹐紙面畫上一行行直線和邊框﹐寫完以後﹐在末端粘裹一根小棍做軸心﹐由後向前卷成一軸﹐插架存放。《隋書經籍志》記載﹕“煬帝即位﹐祕閣之書分為三品﹐上品紅琉璃軸﹐中品紺琉璃軸﹐下品漆軸”。《舊唐書經籍志》載﹕“集賢院御書﹐經庫皆鈿白牙軸﹐黃帶﹐紅牙簽﹔史庫書鈿青牙軸﹐縹帶﹐綠牙簽﹔子庫皆雕紫檀軸﹐紫帶﹐碧牙簽﹔集庫皆綠牙軸﹐朱帶﹐白牙簽”。唐代大文豪韓癒有《送諸葛覺往隨州讀書》詩﹕“鄴侯家多書﹐插架三萬軸﹐一一懸牙簽﹐新若手未觸”。這些都告訴我們隋唐時期內府等珍貴藏書非常講究ㄐ撬f嗤際橛貌煌□丈□橢實氐鬧幔□煌□丈□溺未□辭獃鄭□乖諉恐□檣舷狄桓鱍狼□ｕ瞧□瞥桑□□瓷鮮槊□澩危□□以諭餉媯□員悴檎搖Ｋ□浴把狼□薄Ⅰ扮午健本統閃聳榧□拇□□省? 我國唐代發明了雕版印刷術﹐從五代以後﹐官府和民間大量用雕版印書。雕版以用木質堅硬、紋理細膩的梨木和棗木為佳。故以“梨棗”、“壽之梨棗”做為雕版印書的代稱。 紀連海對古代書籍史茫然不知﹐在引用乾隆諭旨“擇其中罕見之書﹐有益於世道人心者﹐壽之梨棗﹐以廣流傳。余則選派謄錄﹐匯繕成編﹐陳之冊府”這段話後﹐解釋為“就是說向天下征集書﹐重要的書﹐朝廷會給書的主人一點錢﹐不多﹐也就買點梨棗的錢。不重要的書就不給錢了”。（按﹕乾隆三十九年上諭﹐贈給獻書最多的鮑士恭、范懋柱、汪啟淑、馬裕四家《古今圖書集成》各一部﹐給獻書百種以上的幾家《佩文韻府》各一部。） 另外﹐他還引用紀曉嵐的一首詩﹕“檢校牙簽十萬余﹐濡毫滴渴玉蟾蜍。汗青頭白休相笑﹐曾讀人間未見書”。也胡亂解釋說﹕“他把書看成牙簽﹐覺得自己就跟天天玩弄牙簽似的”。可見他既不知“梨棗”、“牙簽”的典故﹐也不懂“壽之”、“檢校”該怎麼講﹐於是鬧了大笑話。 四、不顧史實 信口雌黃 也許紀連海為了增加聽眾的興趣﹐又編造更加離奇的故事﹐其一就是紀曉嵐尋找《永樂大典》。他說﹕“這是紀曉嵐在《四庫全書》編纂過程中的一項重要任務。《永樂大典》是明朝謝縉率人編的﹐有22877卷﹐加目錄60卷﹐一共是22937卷。如果能找到這本書﹐再重寫抄錄﹐豈不是一條捷徑﹖《永樂大典》本存在皇史宬﹐但隨著明朝的滅亡已所剩無幾。順治皇帝入關後曾找過這本書﹐但沒找到。康熙帝重獎找過﹐也沒有找到。為了《四庫全書》﹐紀曉嵐也找了很長時間《永樂大典》﹐未果。一個姓朱的編修跟紀曉嵐開玩笑說‘看來這本書找不著了﹐沒準讓李自成進北京的時候當馬墊子用了’。清朝中期的四大書法家之一的王文治也跟紀曉嵐開玩笑說﹕‘要實在不行的話﹐我給你出一個主意﹐你齋戒三日﹐吃三天素﹐說不定這書就找著了’。眾人都知道紀曉嵐非常愛吃肉﹐史書上記載他一天不吃糧食﹐隻吃肉。野史上也記載﹐他每天都要吃好幾斤肉。可見讓他不吃肉有多困難﹐沒想到紀曉嵐還真的齋戒了三日﹐說來也怪﹐第二天晚上就在紫禁城敬一亭的一個櫃子頂上找到好幾百本《永樂大典》” 。 這個荒誕離奇的故事不知怎樣編造出來的。但隻要我們一查《辦理四庫全書檔案》及其他許多有關《永樂大典》的資料﹐他編造的離奇故事就不攻自破了。 《永樂大典》是明永樂元年至六年（1403-1408）永樂帝命謝縉、姚廣孝等編纂的一部規模空前以韻編排的大類書。采錄古書達七八千種﹐裝訂成11095冊﹐當時隻繕寫一部﹐貯藏於南京文淵閣。永樂遷都北京後﹐此書隨同內府其他藏書一同遷到北京﹐貯於紫禁城內﹐幾乎不為外界所知。直到嘉靖皇帝晚年查閱此書﹐極為珍愛﹐因恐其孤本遭遇不測無法彌補﹐遂下令依照原書再摹寫一部。謄錄工作直到隆慶元年（1567）才全部完成﹐每書末頁署有嘉靖或隆慶時書手和校閱者姓名可証。《大典》正本仍貯於宮內﹐約在崇禎十七年（1644）明亡之際﹐由於宮中大火而被全部焚毀。重錄的副本因別貯於紫禁城外東南方向的皇家檔案庫─皇史宬而安然無恙。直到康熙時﹐為存放清世祖順治帝《實錄》和《寶訓》等清室檔案﹐才將明朝皇家檔冊及《大典》副本遷出。《大典》先保存在內閣大庫﹐後來移貯於翰林院典藏庫中。 乾隆三十七年（1772）下諭令征書﹐安徽學政朱筠奏稱﹕“臣在翰林常翻閱前明《永樂大典》﹐其書編次少倫﹐或分割諸書以從其類﹐然古書之全而世不恆覯者﹐輒具在焉。臣請敕擇取其中古書完者若幹部﹐分別繕寫﹐各自為書﹐以備著錄”。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初六日大學士劉統勛奏稱﹕“查《永樂大典》舊存皇史宬﹐復經移置翰林院典藏庫﹐扃貯既久﹐卷冊又多﹐即官隸翰林者﹐不得遍行檢閱。今該學政所奏亦隻是約略﹐大凡於原書未能悉其梗概。臣等因派員前往庫內逐一檢查﹐據稱此書移貯之初﹐本多缺失﹐現存在庫者九千余本。”又有乾隆三十八年二月二十三日奉上諭﹕“以翰林院所貯之《永樂大典》內﹐多有人未經見之書﹐派員查核﹐約缺一千余本﹐較原書少十之一﹐不知何時散佚。聞此書當時在內閣收存時即有遺失﹐似系康熙年間開館修書﹐總裁官等取出查閱﹐未經繳回。如徐乾學、王鴻緒、高士奇等皆在書局最久﹐其家或尚有存留此書剩本﹐亦未可知”。據以上所奏﹐乾隆命王際華、裘曰修為總纂官﹐成立“校勘永樂大典處”﹐從近萬冊《大典》中輯出佚書達五百余種﹐編入《四庫全書》中三百八十五種﹐其余入《存目》。這些書多為失傳已久的佚書﹐如史部書﹐邵晉涵所輯宋初薛居正撰《舊五代史》（原名《樑唐晉漢周書》）﹐先從《大典》中輯出絕大部分﹐又以《太平御覽》、《冊府元龜》等書參照補缺﹐始成一百五十卷完書。乾隆曾為此賦詩﹐並命將其列入《二十四史》正史之中。 從以上這些奏議及大張旗鼓地輯佚書事實﹐可知《大典》副本一直流傳有序﹐乾隆時仍保存達萬冊之多。何來順治找不到﹐康熙重獎也找不到﹐最後讓“不吃糧食隻吃肉”的紀曉嵐齋戒三日﹐就神奇地在“紫禁城敬一亭的一個櫃子頂上找到好幾百本”。其實敬一亭在翰林院署內﹐原放武英殿書版﹐後來就存放從各省征來的書籍﹐而且一個櫃頂上放幾百本《永樂大典》﹐這櫃子有多大﹖得摞多高。 再一個荒唐故事是所謂應付皇帝。紀連海說﹕“皇帝要來指導編寫﹐紀曉嵐就得故意留點錯誤讓皇帝改﹐也好讓皇帝臉上有光。看完一本﹐皇帝找出幾個錯來﹐很得意﹐覺得大學士們也不如我。後來看看每天都有錯﹐皇帝煩了就不看了﹐錯誤就留下了。可是皇帝閱過的書﹐任何地方都不能改動﹐這些錯誤就都保留至今”。 這些話還是由於作者的調侃心理作祟﹐到處捕風捉影地搜羅點謠傳就加以發揮。《四庫全書》到目前為止仍是世界最大的一部叢書﹐據統計收書3461種﹐裝訂成36300冊﹐約有4000萬頁﹐99000多萬字﹐何況還要抄寫四部。這樣浩繁的抄寫、校對工作﹐動員了兩三千人經過了好幾年才得以完成。雖然乾隆嚴令督促檢查﹐制定懲罰條例﹐可以想象錯誤是不可避免的。除文字的錯漏之外﹐還要查內容的“違礙”、“避諱”等等問題﹐而且這是皇帝更關心的。據《四庫館職員記過統計表》﹐從乾隆四十二年至四十九年﹐幾乎所有人都有記過處分。所以在四閣書完成之後﹐乾隆仍不斷派人校勘。乾隆五十二年﹐他到熱河避暑﹐派隨行官員校勘文津閣書﹐發現問題嚴重。於是便下令在京的大小官員二百多人檢校文淵、文源二閣書﹐也發現很多問題。第二年專派紀曉嵐率人去熱河復校文津閣書﹐仍發現不少錯誤。五十七年派陸錫熊去盛京復勘文溯閣書﹐陸因病死於校書崗位。同時又派紀曉嵐再次去熱河校文津閣書﹐錯誤仍難盡除。所以說紀曉嵐讓抄書手們有意寫錯字讓皇帝高興的說法﹐隻能是某些人匪夷所思的編造了。 至於說同僚中漢學、宋學兩派經常爭吵﹐“紀曉嵐的任務就是勸架”這些有關先賢學術人品的無稽之談﹐不知有何依據﹖ 最後﹐關於《四庫全書》裝潢之封面顏色﹐這是有文獻資料和實物可証的﹐它是由乾隆“欽定”的﹕經部淺綠色﹐代表春﹔史部紅色﹐代表夏﹔子部淺藍色﹐代表秋﹔集部灰色﹐代表冬。並不是“紀曉嵐第八個貢獻”中所說的綠、紅、白、黑四色。 五、四庫全書 應細評量 以上是針對紀連海講稿中一些具體問題所作的辯駁。但更主要的﹐我認為《紀曉嵐主編〈四庫全書〉》的命題﹐更值得磋商。 《四庫全書》的編纂﹐可以說有別於歷史上任何一部官修書﹐比如康熙朝張玉書奉敕編《康熙字典》或陳夢雷、蔣廷錫編《古今圖書集成》等﹐因為這不是一次單純的圖書編纂工作﹐而是乾隆名為稽古右文﹐實為達到“寓禁於征”的目的﹐而揮起的一把雙刃劍。在他親自主持下﹐利用政府的職能調集了大量人力、物力、財力﹐歷經十余年時間才得以完成。首先是向全國民間征書﹐加上清內府藏書和官修書﹐總數達一萬多種﹐經過嚴格審查﹐從中挑選出符合封建正統文化的典籍﹐匯編繕寫成《四庫全書》正本四部﹐豪華裝潢﹐統一規格。同時按范氏天一閣建築﹐仿建四閣﹐用以貯藏﹐即紫禁城文淵閣、圓明園文源閣、避暑山莊文津閣、盛京故宮文溯閣。又命從《四庫全書》中再擇精華464種﹐繕寫編成《四庫全書薈要》兩部﹐一貯皇宮御花園摛藻堂﹐一貯圓明園長春園味腴書屋。以上這些圖書屬於內府珍藏﹐供皇帝御覽。此外﹐又命縮小規格﹐謄錄《四庫全書》副本三部﹐分置於鎮江金山寺文宗閣、揚州大觀堂文匯閣和杭州聖因寺文瀾閣﹐供民間學子閱讀﹐以昌教化。以上這些古籍整理和文化建設的巨大成果﹐可謂震古爍今﹐反映出“康乾盛世”的繁榮景象。 另外﹐將所審核圖書中落選的6793種書﹐定為“雖有裨實用﹐而其中有俚淺訛謬之言”﹐被保留目錄﹐列入《存目》之中。至於大量優秀的戲曲小說、民間讀物等﹐一概排斥而棄之不顧﹐連《存目》也不予列入。 更為嚴重的是﹐借編纂《四庫全書》之機﹐全國各地嚴厲查處所謂“詆毀”、“違礙”、“謬於是非”以及作者定為“叛徒”、“罪臣”等罪名的著作﹐定為禁書。據各地《禁毀書目》統計﹐有兩千多種書及書版被查禁銷毀﹐將相關人等嚴加治罪﹐形成一次規模空前的文字獄。其結果是加強了在思想文化領域的專制統治﹐壓制打擊知識分子﹐摧毀了反清反封建的民族文化等嚴酷事實。對於乾隆辦理《四庫全書》的功罪﹐應該認真加以評量。所以關於《四庫全書》的主編問題﹐也是值得研究的。從形式上說﹐該書完成後上《四庫全書進呈表》時﹐署名為皇子永瑢等現任總裁官十二人﹐其中皇子三人﹐其余為大學士內閣大臣。所以定“永瑢等主編”更合理。如果說成“紀曉嵐編纂了《四庫全書》”或“完成七閣《四庫全書》編纂工作”都是不符合實際的。這樣在世俗中傳播﹐更會造成不良影響。 六、一代學人 百世流芳 那麼紀曉嵐等一代專家學者在編纂《四庫全書》中的主要貢獻是什麼呢﹖那就是紀連海一字未提的中國古籍目錄學名著《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以下簡稱《總目提要》）200卷。 編纂《四庫全書》過程中﹐首先將不同門類的圖書﹐分別由纂修官員進行考核校訂﹐寫出此書的《提要》。《總目提要&#8226;凡例》說“今於所列諸書﹐各撰為《提要》﹐分之則散弁諸編﹐合之則共為《總目》。每書先列作者之爵裡﹐以論世知人。次考本書之得失﹐權眾說之異同。以及文字增刪﹐篇帙分合﹐皆詳為訂辨﹐巨細不遺”。撰寫《提要》﹐不但要有校勘學目錄學等技能﹐還要有較高的專業知識水準﹐就相當於今天的圖書評介。 由於《四庫全書》每書前附的《提要》﹐是由不同的校閱人員撰寫的﹐文字和考訂水平不盡相同。在編入《總目》時﹐由總纂官紀昀、陸錫熊及《總目》協勘官進行修改補充和文字潤飾﹐以統一風格。同樣﹐對於未入選的六千余種書的《提要》﹐也要進行審校平衡工作﹐將其附於正編各類目之後。 《總目提要》的分類編排是采用傳統的“四部分類法”﹐分為經史子集四大部。每部之前撰寫《總序》﹐論述該部收書范圍、學術源流和分設類目的理由等。四部之下﹐又分四十三個小類﹐其中比較復雜書多的小類﹐再分若幹子目。在各類前也撰寫《小序》﹐子目後面則加《按語》﹐介紹該類目圖書性質和該書情況。各類目之下﹐再按時代順序排列該書的《提要》﹐這樣就構成了一個完整的圖書分類體系﹐代表了清代學者對中華整體文化和各個知識門類相互關聯的分類觀點。《總目提要》經多次修訂﹐於乾隆五十四年（1789）正式刊行﹐從此成為官修和私撰藏書目錄分類編排的典范﹐直到今天編制中國古籍書目﹐國內外還是沿襲這種分類體系。此外﹐由於《總目提要》對中國古代學術源流及歷代著作得失的述評﹐也給學習和研究古代典籍的人員提供了有用的參考工具。 紀曉嵐對《總目提要》傾注了大量心血﹐做出了重要貢獻。同時﹐戴震、邵晉涵、周永年、姚鼐、翁方綱等名家﹐都各擅專長﹐且能摒棄門戶之見﹐在典籍的訓詁考據和闡明義理諸方面貢獻所長﹐同心合力﹐使《總目提要》達到當時研究中國古代文化和古籍整理分類的學術高峰﹐其影響深遠﹐必將流芳百世。 -- ※ 來源:‧BBS 水木清華站 http://smth.edu.cn‧[FROM: 211.71.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