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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王琅的道义 评央视百家讲坛之《纪晓岚与<四库全书>》
发信站BBS 水木清华站 (Mon Jan 15 21:58:40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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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琅的道义
这是熟人的一个老朋友写的。其实﹐这位老先生是不轻易发表言论的﹐可这回是不平则鸣了。他的一个外甥女是中学老师﹐学校里老师学生都非常喜欢纪连海在《百家讲坛》中的演讲﹐将其言论奉为圭臬﹐佩服得不得了。这位搞了一辈子古籍的老先生﹐一下子就看出了纪先生的诸多破绽﹐就如此这般地讲给外甥女听。外甥女气得不得了﹐说流毒四布﹐误人子弟啊﹐硬是要老先生写文章批评。於是﹐就有了下面的评央视百家讲坛之《纪晓岚与<四库全书>》﹐王琅是笔名。
列位看官﹐走过路过﹐也帮忙转贴一下吧。
王琅﹕评央视百家讲坛之《纪晓岚与<四库全书>》
不久前央视《百家讲坛》节目播出由纪连海主讲的《纪晓岚与<四库全书>》﹐听时发现错误很多﹐可以说是满篇虚言妄语﹐还闹出不少常识性笑话。我觉得对於这种较重大的学术性历史文化题材﹐竟然采取如此轻率的态度﹐在全国亿万观众面前信口开河﹐大量传播错误言论﹐贻害广大喜爱古代历史文化的青年﹐其後果是比较严重的﹐而讲者恬然自得的神态﹐更令人心感气愤。但因当时对所讲错误内容难以一一记录下来﹐无法进行批驳﹐过後也就只好弃之不顾了。
今得《中国电视报》2006年第33期﹐其“史海钩沉”栏目载有王雁来根据录音整理的纪氏这篇讲稿﹐读後癒觉得语无伦次﹐荒诞不稽。在亲友们的一再督促下﹐基於社会责任﹐不顾耆年目疾﹐搜集相关史料﹐着此小文予以批驳﹐以正视听﹐不当之处﹐尚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一、不伦不类 杂乱无章
我们看一篇文章﹐想要先概括地了解其主要内容﹐一般先看它的组织结构﹐各章节的标题。这篇讲稿共并列了十个小题目﹐用来讲述纪晓岚在编纂《四库全书》十年中所做的工作或贡献﹐现将原题文字抄录於下﹕“首先﹐他要协调调动人员”、“第二个工作就是收集史籍(按‘史籍’只是史部书籍的简称)”、“第三是寻找《永乐大典》”、“第四件是应付皇帝”、“第五项工作就是调解同僚矛盾”、第六个小标题整理者未标出﹐据文意似为“多次感到死亡的威胁”、“第七个贡献就是找乐”、“第八个贡献是用颜色来区分类别”、“第九件事就是放弃了着书的机会”、“第十个贡献就是成就千年梦想”。
从以上这十个东拼西凑并列的题目﹐不难看出作者只是从稗官杂记中摘取了几则故事﹐再加以主观想象的发挥﹐便敷衍成此“奇文”。它让我们惊讶地看出作者对於所论历史的无知和逻辑思维的混乱达到了何种程度。试问﹕第一﹐原为翰林编修﹐後任四库馆总纂官之一的纪晓岚有什麽资格和权力协调调度那麽多的官员和向全国征集图书﹖另外﹐还要应付皇帝和给同僚评理劝架﹖第二﹐所列“多次感到死亡的威胁”、“找乐儿”以及“放弃了着书机会”﹐这些又算什麽工作和贡献﹖第三﹐所谓“寻找《永乐大典》” 和《四库全书》“以颜色区分类别”﹐都是不知实际情况的妄说﹐为何不加以考察而以讹传讹﹖第四﹐“成就千年梦想”﹐所指应为完成七阁的《四库全书》之事﹐此事可谓功罪参半﹐何来“千年梦想”﹖又如何成为纪晓岚的第十个贡献﹖
二、不懂历史 颠倒朝纲
中国由秦到清二千多年的封建纲常礼教统治﹐使皇帝处於独尊的地位﹐作为大臣只有奏议之权﹐一切军政法令均为皇帝决定。
清代从康熙到乾隆﹐国力鼎盛﹐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乾隆三十七年(1772) 正月初四下谕旨﹐令直省督抚会同学政等通饬所属﹐加意购访全国民间藏书。次年三月﹐任命满汉内阁大臣大学士刘统勋、刘纶、於敏中、福隆安等为正总裁﹐英廉等为副总裁﹐详定规则条例﹐筹划在翰林院(在天安门东南)内成立“四库全书馆”﹐由总裁遴简翰林等官员入馆任职。於是﹐经查核奏请翰林编修纪昀、提调司员陆锡熊为总纂官﹔并查有郎中姚鼐﹐主事程晋芳、任大椿﹐学政汪如藻﹐原任学士降调候补之翁方纲请派为纂修官﹔又有进士余集、邵晋涵、周永年﹐举人戴震、杨昌霖﹐请旨行文调取来京﹐在分校上行走。以上这些是有档案可查的最初有关征书、筹建四库馆及人员安排的情况。
再看纪连海是怎样讲的﹕“1772年纪晓岚从几千里之外的新疆乌鲁木齐回到北京﹐开始编纂《四库全书》”。“作为领头羊的纪晓岚更是呕心沥血”﹐“他要安排好这麽多人的工作﹐就得完全清楚这些人的长处和短处﹐以及最适合做什麽工作”﹐“他把这些人分成几个机构﹐其中有总阅、总纂、总校﹐还有负责所有书籍搬运的提调(﹖)﹐负责书籍保存的缮书(﹖)”。这些违背历史的悖言乱语﹐真让人感到他是在滑天下之大稽。事实上乾隆是极其专权的皇帝﹐办理《四库全书》﹐事无巨细﹐一切都要经他“钦定”。十年间他总共任命和调整的总裁、总阅、总纂、总校、以及校勘《永乐大典》纂修、校办各省遗书纂修等官员达三百六十余人﹐光是正副总裁就先後任命调换二十余人﹐并将皇子永瑢、永璇、永瑆及新宠和珅等也囊括其中﹐这些任免﹐区区翰林编修纪晓岚何得染指。
关於征书之事﹐纪连海说﹕“纪晓岚向乾隆皇帝求助﹐让皇帝帮助找书﹐於是乾隆皇帝下了一道圣旨”﹐“天下征书的工作就开始了﹐进京路上车水马龙﹐大包小箱都是运书的。所有的书全部运到圆明园﹐圆明园里所有的房子都腾退出来放书”。
请看﹐纪晓岚不但能让皇帝下圣旨向天下征书﹐还要将所征之书运到位於北京西北郊的圆明园﹐占据这座号称世界之最的皇家园林﹐将园内供皇帝後妃游憩的一百多处建筑的千余间亭台楼阁全部放书﹐以供纪晓岚等编纂人员在其中“光着膀子抄书”﹐这说法离奇得简直不是什麽人间神话﹐而只能是那种“缘槐蚂蚁”之梦呓了。
三、不谙典故 贻笑大方
我国古代最早的书籍形制是竹木简册﹐周代以後又发展到在缣帛上写字﹐称作“帛书”。《汉书艺文志》所载内府藏本﹐有称“篇”者即竹书﹐有称“卷”者则为帛书。到汉代发明了造纸术﹐经不断改进﹐後来终於能制造加工出质地厚硬、表面光滑、便於书写的纸张﹐於是写书有了物美价廉的新材料。大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竹简帛书逐渐被纸写书所代替。纸写书仍沿袭竹简帛书的形制﹐一律为卷轴装﹐而且一直延续到隋唐五代时期。卷轴装是将高度相同的几张纸粘连起来﹐纸面画上一行行直线和边框﹐写完以後﹐在末端粘裹一根小棍做轴心﹐由後向前卷成一轴﹐插架存放。《隋书经籍志》记载﹕“炀帝即位﹐秘阁之书分为三品﹐上品红琉璃轴﹐中品绀琉璃轴﹐下品漆轴”。《旧唐书经籍志》载﹕“集贤院御书﹐经库皆钿白牙轴﹐黄带﹐红牙签﹔史库书钿青牙轴﹐缥带﹐绿牙签﹔子库皆雕紫檀轴﹐紫带﹐碧牙签﹔集库皆绿牙轴﹐朱带﹐白牙签”。唐代大文豪韩癒有《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诗﹕“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悬牙签﹐新若手未触”。这些都告诉我们隋唐时期内府等珍贵藏书非常讲究ㄐ撬f嗤际橛貌煌□丈□椭实氐闹幔□煌□丈□溺未□辞獃郑□乖诿恐□樯舷狄桓鱍狼□u瞧□瞥桑□□瓷鲜槊□泶危□□以谕饷妫□员悴檎摇K□浴把狼□薄Ⅰ扮午健本统闪耸榧□拇□□省?
我国唐代发明了雕版印刷术﹐从五代以後﹐官府和民间大量用雕版印书。雕版以用木质坚硬、纹理细腻的梨木和枣木为佳。故以“梨枣”、“寿之梨枣”做为雕版印书的代称。
纪连海对古代书籍史茫然不知﹐在引用乾隆谕旨“择其中罕见之书﹐有益於世道人心者﹐寿之梨枣﹐以广流传。余则选派誊录﹐汇缮成编﹐陈之册府”这段话後﹐解释为“就是说向天下征集书﹐重要的书﹐朝廷会给书的主人一点钱﹐不多﹐也就买点梨枣的钱。不重要的书就不给钱了”。(按﹕乾隆三十九年上谕﹐赠给献书最多的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马裕四家《古今图书集成》各一部﹐给献书百种以上的几家《佩文韵府》各一部。)
另外﹐他还引用纪晓岚的一首诗﹕“检校牙签十万余﹐濡毫滴渴玉蟾蜍。汗青头白休相笑﹐曾读人间未见书”。也胡乱解释说﹕“他把书看成牙签﹐觉得自己就跟天天玩弄牙签似的”。可见他既不知“梨枣”、“牙签”的典故﹐也不懂“寿之”、“检校”该怎麽讲﹐於是闹了大笑话。
四、不顾史实 信口雌黄
也许纪连海为了增加听众的兴趣﹐又编造更加离奇的故事﹐其一就是纪晓岚寻找《永乐大典》。他说﹕“这是纪晓岚在《四库全书》编纂过程中的一项重要任务。《永乐大典》是明朝谢缙率人编的﹐有22877卷﹐加目录60卷﹐一共是22937卷。如果能找到这本书﹐再重写抄录﹐岂不是一条捷径﹖《永乐大典》本存在皇史宬﹐但随着明朝的灭亡已所剩无几。顺治皇帝入关後曾找过这本书﹐但没找到。康熙帝重奖找过﹐也没有找到。为了《四库全书》﹐纪晓岚也找了很长时间《永乐大典》﹐未果。一个姓朱的编修跟纪晓岚开玩笑说‘看来这本书找不着了﹐没准让李自成进北京的时候当马垫子用了’。清朝中期的四大书法家之一的王文治也跟纪晓岚开玩笑说﹕‘要实在不行的话﹐我给你出一个主意﹐你斋戒三日﹐吃三天素﹐说不定这书就找着了’。众人都知道纪晓岚非常爱吃肉﹐史书上记载他一天不吃粮食﹐只吃肉。野史上也记载﹐他每天都要吃好几斤肉。可见让他不吃肉有多困难﹐没想到纪晓岚还真的斋戒了三日﹐说来也怪﹐第二天晚上就在紫禁城敬一亭的一个柜子顶上找到好几百本《永乐大典》” 。
这个荒诞离奇的故事不知怎样编造出来的。但只要我们一查《办理四库全书档案》及其他许多有关《永乐大典》的资料﹐他编造的离奇故事就不攻自破了。
《永乐大典》是明永乐元年至六年(1403-1408)永乐帝命谢缙、姚广孝等编纂的一部规模空前以韵编排的大类书。采录古书达七八千种﹐装订成11095册﹐当时只缮写一部﹐贮藏於南京文渊阁。永乐迁都北京後﹐此书随同内府其他藏书一同迁到北京﹐贮於紫禁城内﹐几乎不为外界所知。直到嘉靖皇帝晚年查阅此书﹐极为珍爱﹐因恐其孤本遭遇不测无法弥补﹐遂下令依照原书再摹写一部。誊录工作直到隆庆元年(1567)才全部完成﹐每书末页署有嘉靖或隆庆时书手和校阅者姓名可证。《大典》正本仍贮於宫内﹐约在崇祯十七年(1644)明亡之际﹐由於宫中大火而被全部焚毁。重录的副本因别贮於紫禁城外东南方向的皇家档案库─皇史宬而安然无恙。直到康熙时﹐为存放清世祖顺治帝《实录》和《宝训》等清室档案﹐才将明朝皇家档册及《大典》副本迁出。《大典》先保存在内阁大库﹐後来移贮於翰林院典藏库中。
乾隆三十七年(1772)下谕令征书﹐安徽学政朱筠奏称﹕“臣在翰林常翻阅前明《永乐大典》﹐其书编次少伦﹐或分割诸书以从其类﹐然古书之全而世不恒觏者﹐辄具在焉。臣请敕择取其中古书完者若干部﹐分别缮写﹐各自为书﹐以备着录”。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初六日大学士刘统勋奏称﹕“查《永乐大典》旧存皇史宬﹐复经移置翰林院典藏库﹐扃贮既久﹐卷册又多﹐即官隶翰林者﹐不得遍行检阅。今该学政所奏亦只是约略﹐大凡於原书未能悉其梗概。臣等因派员前往库内逐一检查﹐据称此书移贮之初﹐本多缺失﹐现存在库者九千余本。”又有乾隆三十八年二月二十三日奉上谕﹕“以翰林院所贮之《永乐大典》内﹐多有人未经见之书﹐派员查核﹐约缺一千余本﹐较原书少十之一﹐不知何时散佚。闻此书当时在内阁收存时即有遗失﹐似系康熙年间开馆修书﹐总裁官等取出查阅﹐未经缴回。如徐乾学、王鸿绪、高士奇等皆在书局最久﹐其家或尚有存留此书剩本﹐亦未可知”。据以上所奏﹐乾隆命王际华、裘曰修为总纂官﹐成立“校勘永乐大典处”﹐从近万册《大典》中辑出佚书达五百余种﹐编入《四库全书》中三百八十五种﹐其余入《存目》。这些书多为失传已久的佚书﹐如史部书﹐邵晋涵所辑宋初薛居正撰《旧五代史》(原名《梁唐晋汉周书》)﹐先从《大典》中辑出绝大部分﹐又以《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书参照补缺﹐始成一百五十卷完书。乾隆曾为此赋诗﹐并命将其列入《二十四史》正史之中。
从以上这些奏议及大张旗鼓地辑佚书事实﹐可知《大典》副本一直流传有序﹐乾隆时仍保存达万册之多。何来顺治找不到﹐康熙重奖也找不到﹐最後让“不吃粮食只吃肉”的纪晓岚斋戒三日﹐就神奇地在“紫禁城敬一亭的一个柜子顶上找到好几百本”。其实敬一亭在翰林院署内﹐原放武英殿书版﹐後来就存放从各省征来的书籍﹐而且一个柜顶上放几百本《永乐大典》﹐这柜子有多大﹖得摞多高。
再一个荒唐故事是所谓应付皇帝。纪连海说﹕“皇帝要来指导编写﹐纪晓岚就得故意留点错误让皇帝改﹐也好让皇帝脸上有光。看完一本﹐皇帝找出几个错来﹐很得意﹐觉得大学士们也不如我。後来看看每天都有错﹐皇帝烦了就不看了﹐错误就留下了。可是皇帝阅过的书﹐任何地方都不能改动﹐这些错误就都保留至今”。
这些话还是由於作者的调侃心理作祟﹐到处捕风捉影地搜罗点谣传就加以发挥。《四库全书》到目前为止仍是世界最大的一部丛书﹐据统计收书3461种﹐装订成36300册﹐约有4000万页﹐99000多万字﹐何况还要抄写四部。这样浩繁的抄写、校对工作﹐动员了两三千人经过了好几年才得以完成。虽然乾隆严令督促检查﹐制定惩罚条例﹐可以想象错误是不可避免的。除文字的错漏之外﹐还要查内容的“违碍”、“避讳”等等问题﹐而且这是皇帝更关心的。据《四库馆职员记过统计表》﹐从乾隆四十二年至四十九年﹐几乎所有人都有记过处分。所以在四阁书完成之後﹐乾隆仍不断派人校勘。乾隆五十二年﹐他到热河避暑﹐派随行官员校勘文津阁书﹐发现问题严重。於是便下令在京的大小官员二百多人检校文渊、文源二阁书﹐也发现很多问题。第二年专派纪晓岚率人去热河复校文津阁书﹐仍发现不少错误。五十七年派陆锡熊去盛京复勘文溯阁书﹐陆因病死於校书岗位。同时又派纪晓岚再次去热河校文津阁书﹐错误仍难尽除。所以说纪晓岚让抄书手们有意写错字让皇帝高兴的说法﹐只能是某些人匪夷所思的编造了。
至於说同僚中汉学、宋学两派经常争吵﹐“纪晓岚的任务就是劝架”这些有关先贤学术人品的无稽之谈﹐不知有何依据﹖
最後﹐关於《四库全书》装潢之封面颜色﹐这是有文献资料和实物可证的﹐它是由乾隆“钦定”的﹕经部浅绿色﹐代表春﹔史部红色﹐代表夏﹔子部浅蓝色﹐代表秋﹔集部灰色﹐代表冬。并不是“纪晓岚第八个贡献”中所说的绿、红、白、黑四色。
五、四库全书 应细评量
以上是针对纪连海讲稿中一些具体问题所作的辩驳。但更主要的﹐我认为《纪晓岚主编〈四库全书〉》的命题﹐更值得磋商。
《四库全书》的编纂﹐可以说有别於历史上任何一部官修书﹐比如康熙朝张玉书奉敕编《康熙字典》或陈梦雷、蒋廷锡编《古今图书集成》等﹐因为这不是一次单纯的图书编纂工作﹐而是乾隆名为稽古右文﹐实为达到“寓禁於征”的目的﹐而挥起的一把双刃剑。在他亲自主持下﹐利用政府的职能调集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历经十余年时间才得以完成。首先是向全国民间征书﹐加上清内府藏书和官修书﹐总数达一万多种﹐经过严格审查﹐从中挑选出符合封建正统文化的典籍﹐汇编缮写成《四库全书》正本四部﹐豪华装潢﹐统一规格。同时按范氏天一阁建筑﹐仿建四阁﹐用以贮藏﹐即紫禁城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避暑山庄文津阁、盛京故宫文溯阁。又命从《四库全书》中再择精华464种﹐缮写编成《四库全书荟要》两部﹐一贮皇宫御花园摛藻堂﹐一贮圆明园长春园味腴书屋。以上这些图书属於内府珍藏﹐供皇帝御览。此外﹐又命缩小规格﹐誊录《四库全书》副本三部﹐分置於镇江金山寺文宗阁、扬州大观堂文汇阁和杭州圣因寺文澜阁﹐供民间学子阅读﹐以昌教化。以上这些古籍整理和文化建设的巨大成果﹐可谓震古烁今﹐反映出“康乾盛世”的繁荣景象。
另外﹐将所审核图书中落选的6793种书﹐定为“虽有裨实用﹐而其中有俚浅讹谬之言”﹐被保留目录﹐列入《存目》之中。至於大量优秀的戏曲小说、民间读物等﹐一概排斥而弃之不顾﹐连《存目》也不予列入。
更为严重的是﹐借编纂《四库全书》之机﹐全国各地严厉查处所谓“诋毁”、“违碍”、“谬於是非”以及作者定为“叛徒”、“罪臣”等罪名的着作﹐定为禁书。据各地《禁毁书目》统计﹐有两千多种书及书版被查禁销毁﹐将相关人等严加治罪﹐形成一次规模空前的文字狱。其结果是加强了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专制统治﹐压制打击知识分子﹐摧毁了反清反封建的民族文化等严酷事实。对於乾隆办理《四库全书》的功罪﹐应该认真加以评量。所以关於《四库全书》的主编问题﹐也是值得研究的。从形式上说﹐该书完成後上《四库全书进呈表》时﹐署名为皇子永瑢等现任总裁官十二人﹐其中皇子三人﹐其余为大学士内阁大臣。所以定“永瑢等主编”更合理。如果说成“纪晓岚编纂了《四库全书》”或“完成七阁《四库全书》编纂工作”都是不符合实际的。这样在世俗中传播﹐更会造成不良影响。
六、一代学人 百世流芳
那麽纪晓岚等一代专家学者在编纂《四库全书》中的主要贡献是什麽呢﹖那就是纪连海一字未提的中国古籍目录学名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下简称《总目提要》)200卷。
编纂《四库全书》过程中﹐首先将不同门类的图书﹐分别由纂修官员进行考核校订﹐写出此书的《提要》。《总目提要•凡例》说“今於所列诸书﹐各撰为《提要》﹐分之则散弁诸编﹐合之则共为《总目》。每书先列作者之爵里﹐以论世知人。次考本书之得失﹐权众说之异同。以及文字增删﹐篇帙分合﹐皆详为订辨﹐巨细不遗”。撰写《提要》﹐不但要有校勘学目录学等技能﹐还要有较高的专业知识水准﹐就相当於今天的图书评介。
由於《四库全书》每书前附的《提要》﹐是由不同的校阅人员撰写的﹐文字和考订水平不尽相同。在编入《总目》时﹐由总纂官纪昀、陆锡熊及《总目》协勘官进行修改补充和文字润饰﹐以统一风格。同样﹐对於未入选的六千余种书的《提要》﹐也要进行审校平衡工作﹐将其附於正编各类目之後。
《总目提要》的分类编排是采用传统的“四部分类法”﹐分为经史子集四大部。每部之前撰写《总序》﹐论述该部收书范围、学术源流和分设类目的理由等。四部之下﹐又分四十三个小类﹐其中比较复杂书多的小类﹐再分若干子目。在各类前也撰写《小序》﹐子目後面则加《按语》﹐介绍该类目图书性质和该书情况。各类目之下﹐再按时代顺序排列该书的《提要》﹐这样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图书分类体系﹐代表了清代学者对中华整体文化和各个知识门类相互关联的分类观点。《总目提要》经多次修订﹐於乾隆五十四年(1789)正式刊行﹐从此成为官修和私撰藏书目录分类编排的典范﹐直到今天编制中国古籍书目﹐国内外还是沿袭这种分类体系。此外﹐由於《总目提要》对中国古代学术源流及历代着作得失的述评﹐也给学习和研究古代典籍的人员提供了有用的参考工具。
纪晓岚对《总目提要》倾注了大量心血﹐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戴震、邵晋涵、周永年、姚鼐、翁方纲等名家﹐都各擅专长﹐且能摒弃门户之见﹐在典籍的训诂考据和阐明义理诸方面贡献所长﹐同心合力﹐使《总目提要》达到当时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和古籍整理分类的学术高峰﹐其影响深远﹐必将流芳百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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