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實學思維方法探微 明清之際即明代萬歷年間至清代乾、嘉時期﹐由於市民經濟的存在與迅猛增長﹐在思維方面也出現了異於古代傳統的思想。這種新思想﹐雖然還不成熟與系統﹐但就其內容的性質而言﹐卻是具有早期啟蒙意義的實學思潮﹐是屬於近代思維方法的前期思想。 人類思維活動是隨著社會不斷發展而逐步向前推移著﹐由低級向高級發展﹐依次經歷了自然思想文化、人文思想文化和科學思想文化等三種形態。明清之際的實學思維方法﹐是處於人文思想文化向科學思想文化的過渡形態﹐它預示著舊的思維模式向新的思維模式的轉換﹐反映了中國社會由古代向近代變化的發展趨勢。 一、實學思維方法的興起 思想文化是社會的反映﹐思維方法是時代的精神。明清之際新的思維方法的萌芽思想﹐其本質特征就是含有一定的實驗科學的思想因素﹐並將其應用於觀察分析自然、社會和人類思維諸方面。 明代中葉以來﹐古代的社會模式﹐已無法容納社會生產力的新發展﹐再加民族矛盾的加劇﹐促使社會矛盾激化。這時﹐已有的傳統思維方法﹐很不適應這種變化了的社會情勢。一些進步的思想家﹐深深意識到這一點﹐他們一方面批評空疏無用的學風﹐指出傳統的思維方法﹐避實就虛﹐無濟於事﹐無益於世﹔一方面研究新問題﹐探索有功實憚握D嘉□椒ａ? 思維方法是社會的集中反映﹐但其根源卻在社會的經濟之中。在經濟上古代沿襲至明代的封建經濟的變化﹐重農抑商的傳統觀念﹐已不符合社會的現實與歷史的發展。這時對"重農"都在作重新認識﹐僅論"田制"的專題文章﹐即達十余篇。顧炎武提出減租論﹐他認為減輕田賦﹐不僅有利於農業發展﹐也能促進工商業的繁榮﹔王源提出實行耕者有田種的主張﹐含有否定封建土地制的因素﹔王夫之認為傳統的平均土地的要求﹐並不符合經濟發展趨勢﹐他主張對"官田"即豪門權貴土地平均外﹐余皆實行"貧富擅之智力"﹐他說﹕"此猶割肥人之肉﹔置瘠人之身﹐瘠者不能受之以肥﹐而肥者斃矣。" 在土地問題上反對絕對的平均主義﹐主張在公平智力基礎上層開競爭。上述這些對田制的主張﹐都突破了古代以來的一切重農說。同時對"抑商"說進行了多方面的批駁。李贄、傅山對"市井賤夫"即商賈進行了頌揚﹔顧炎武、王夫之都對貨幣流通的改革進行了探索﹔傅山、唐甄十分重視社會財富的重要作用﹐認為創造財富是有為的基本標志﹔黃宗羲提出工商皆本的主張。這些反對"抑商"的觀點﹐反映了工商業的發展及工商業者社會地位的提高。在政治思想方面﹐由社會改革的思想﹐轉變為否定君主專制的思想﹐顧炎武提出"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觀點﹐傅山、王夫之認為"天下是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而私也"﹔黃宗羲在《原君》、《原相》中﹐提出一個君主立憲的社會權力結構的方案﹐傅山在其《聖人為惡篇》中提出一個"市井賤夫可以平治天下"的主張。這些嚴重犯禁的觀點﹐反映了市民階層的政治要求﹐表明政治思想觀念的質的變化﹐在客觀上說明社會發展的新趨勢。面對這些社會現實發生的變化﹐理學思想已不適應這種變化了社會實際。理學作為古代社會意識的發達形態﹐曾經為古代晚期社會的發展﹐起過積極的影響作用。但理學後儒﹐不顧變化的實際﹐仍一味堅持其前賢的字句﹐而忽視了其開拓精神。而一些進步的思想家﹐他們不泥古守舊﹐另辟蹊徑﹐探求新的思維模式。明代中葉的楊慎說﹕"今之學者﹐循聲吠影﹐使實學不明於千載﹐而虛談大誤於後人也。" 楊慎為了矯正程朱理學的錮蔽﹐陸王心學的浮虛﹐倡導傅學致用的實學思維方法﹐力圖避虛就實﹐改變後儒那種因循抄襲的"盜儒"行徑﹐堅決走實學實用之路。對楊慎推崇不已的李贄﹐提出"童心說"﹐標新立異﹐其要旨就是"絕假純真"。他說﹕"不執一說﹐便可通行﹔不定死法﹐便是活世。" 李贄清楚地說明一點﹐就是一定要打破原有的"死法"﹐即經學的思維模式﹐否定經學是"萬世之至論"﹐隻有這樣﹐才能"活世"﹐社會才有出路。李贄認為﹐在變化了的今天﹐"雖使孔夫子復生於今﹐又不知作如何是非也。" 王夫之也認為"雖聖人亦無如之何也"。 他還說"六經責我開生面"。 主張"伸斧鋮於定論"。 在繼承傳統儒學基礎上﹐進行新的開拓﹐創立新的思維模式。傅山提出"法本法無法"的命題﹐他認為思維方式的法則﹐是來源於"無法"﹐新的思維方法﹐是法與無法的統一﹐是從繼承與發展中產生的。他還提出"好學而無常家"的論斷﹐"無常家"的意謂﹐就是以有用之學為原則的。同時﹐他提出一個"餐采"的觀點。他說﹕"失心之士﹐毫無餐采﹐致使如來本跡大明中天而不見﹐諸子著述雲雷鼓震而不聞﹐蓋其迷也久矣!雖有欲抉昏蒙之目﹐拔滯溺之身者﹐亦將如之何哉!" 傅山認為﹐做學問如同"餐采"一樣﹐博采百家之說﹐始能成一家之言。重要的是他認為如果僅讀儒家經典一家之書﹐便會閉目塞聽﹐思維停滯﹐這樣便沒有開拓新說的可能。因此﹐他首創對先秦諸子學的研究﹐並主張經子平等﹐百家爭鳴﹐期待出現一個"雲雷鼓震"的學術繁榮的局面﹐使思維方法從偏於一執、雺庛晼撬丰芪w隼矗□尤逖□彼齙拿糟□薪饌殉隼矗□□菇ㄐ碌乃嘉□椒ａ□戳14桓雋己玫難□跗獃沼肓己玫奶跫□□虼耍□諉髑逯□手諧魷至聳笛□嘉□椒ａ? 二、實學思維方法的主要形式 實學思維方法主要有三種形式﹐在自然觀方面﹐有象數之學或質測與通幾之學﹔在社會觀方面﹐有歷史分析法﹔在思維方面﹐有理性思維與邏輯思維的方法。這些思維方法﹐雖然表現形態各異﹐其實質是相同的或是相通的﹐因為它們都具有科學求實的蘊義﹐都屬於近代思維方法的前期思想。 1、象數之學與質測之學。象數之學是徐光啟提出的﹐質測之學是方以智提出的。徐光啟是中國古代傑出的科學家﹐他的象數之學﹐是以應用科學為基礎的。方以智是一位清初著名的思想家﹐他的質測之學﹐是以自然科學為基礎的。他們二人的思維方法﹐是以應用科學與自然科學為基礎形成的實學思維方法。 徐光啟的治學宗旨是"求精責實"﹐以"實心、實行、實學"為目的。他對"象數之學"有著深刻的認識﹐他認為如果掌握了"象數之學"﹐就如同工匠掌握了"斧斤尋尺"﹐便能夠做到"明理辨義﹐立法著數"﹐接近於科學的認識了。他還說﹕"格物窮理之中﹐又復旁出一種象數之學。象數之學﹐大者為歷法﹐為律呂﹔至其他有形有質之物﹐有度有數之事﹐無不賴以為用﹐用之無不盡巧極妙者。" 徐光啟的"象數之學"﹐就是將數學的原則﹐應用到實驗科學之中﹐從而發現自然界的客觀法則﹐這種格物窮理之法﹐也就是他所謂之由數達理。這就是徐光啟思維方法的傑出之處﹐因為這種科學思想和科學研究﹐具有走向近代科學發展的傾向。 徐光啟的"象數之學"的實學思維方法﹐他也稱之為"度數之學"。他深論"度數之學"在科學發展中的重要性﹐如他說﹕"量度於國計民命之間﹐權衡其贏詘多寡之數"﹔"度其時則宜﹐計其用則備"。 又說﹕"且度數既明﹐又可旁通眾務﹐濟時適用"。 他認為將度數之學﹐漸次推廣應用﹐便會產生許多有用的應用科學﹐一切有益於國計民生的學問﹐都可以從度數之學中"旁通"出來。對此﹐他列舉了"度數旁通十事"。根據徐光啟在《治歷疏稿一》中說﹐他所關注的這十種度數十事有﹕天文氣象學。他認為科學的天文氣象學﹐不僅能排除災異禍福方面的迷信思想﹐而且對"一切晴雨水旱﹐可以約略預知﹐修救修備﹐於民生財計﹐大有利益"。他在《農政全書》卷二中還說﹐測定地域的南北緯度﹐可知"寒暖之宜﹐以辨土物﹐以興樹藝"。測量學與水利學。徐光啟對此很重視﹐他認為"度數既明﹐可以測量水地。一切疏濬河渠﹐築治堤岸﹐灌溉田畝﹐動無失策﹐有益民事"。度數是測量學的基礎﹐又是水利興修的依據。音樂。度數可考正音律﹐對於制造樂器﹐"於修定雅樂可以相資"。兵器學。他認為度數不僅可用於修築軍事設施﹐而且可為制造精良兵器所用。會計學。度數為理財所急需。建築學。他說﹕"營造屋宇橋樑等﹐明於度數者﹐力省功倍﹐且經度堅固﹐千萬年不圮不壞"。機械力學。他認為"精於度數者﹐能造作機器﹐力小任重"﹐"與凡一切器具﹐皆有利便之法"。同時利用一切自然力之便。輿地學。用度數測定地貌﹐可以準確地認識客觀地理環境。醫學。醫藥之學﹐診治服藥﹐更需"歷數既明"﹐"不致差誤。大為生民利益"。度數毫厘與生死有著密切聯系。十事的最後一項是精造鐘表。徐光啟說﹕"造作鐘表﹐以知時刻分秒"﹐"使人人能分更分漏﹐以率作興事﹐屢省考成"。這一論述說明﹐徐光啟很重視計時﹐時間觀念強。他的以度數之學"旁通十事"的論述﹐對古代科學作了客觀的總結﹐在中國科學史具有重要的意義﹐但他最重要的貢獻﹐是他的實學思維方法方面﹐因為他的這種思維方法﹐是具有近代科學傾向的新的系統科學思想。 "質測之學"是方以智在《藥地炮莊》和《東西均》中提出的﹐《藥地炮莊》是方以智對《莊子》一書評注性著作﹐內容廣泛﹐也代表了方以智的主要思想。在對《知北遊》的評注中他曾說﹕"末世之不為實學﹐而口口'至言去言'、'至為去為'者﹐其去賣粞者何?愚者曰。" 方以智不同意莊子的觀點﹐他認為"至言"即合於道的話一定要說﹐"至為"即合於道的事一定要做。"若不多方盡奪之﹐安能放下而自覺乎"﹐絕不能為避免與客觀世界發生矛盾﹐而尋求安然自得。尤其在"末世"﹐就更夠如此。這些對莊子思想的評語﹐表露了方以智注重積極應世的傾向﹐含有深刻的歷史使命感﹐這種思想意境﹐是以其堅持"實學"的思維方法為依據的。 方以智以這種實學思維方法﹐不僅評論了莊子之學﹐還評論了先秦諸子之學。他說﹕"儒墨楊秉惠五者﹐各執一偏﹐自以為道盡於是﹐然其言論機鋒所觸﹐亦有賴以發明道妙者。猶郢人斫﹐足以成匠石之功。" 方以智認為﹐先秦諸子都認為自家之學是"道盡於是"﹐其實都"各執一偏"﹐要想"發明道妙"﹐吸取其精華之處﹐應如"郢人聽斫"一樣﹐具有深厚的學知功底﹐隻有以實學的思維方法﹐才能做到這一點。為此﹐他認為研究一些自然科學與應用科學一類的學問﹐用以認識事物的本質。因此他很重視徐光啟的"象數之學"即度數之學。他說﹕"數為藏本末之端幾﹐而數中之度﹐乃統本末之適節也﹐道之鑰也。 方以智認為"度數"既"藏本末之端幾"﹐又"統本末之適節"。說明他認識到"度數之學"的功用與地位﹐指出"度數之學"是科學發展中最主要的環節。在這個思想基礎上﹐他提出"質測之學"的思維方法。他說﹕"以質測通幾﹐統類發凡﹐確則確矣。" 方以智在《物理小識》中﹐對"通幾"、"質測"這兩個范疇的內涵作了規定﹕"通幾"是"以費知隱﹐重玄一實"﹐說明玄之又玄的哲理﹐是從具體事物中得來的。"質測"則是研究自然萬物﹐"類其性情"﹐"推其常變"﹐"物有其故﹐實考究之"。這顯然是指自然科學與應用科學。他對兩者關系也作了規定﹐一是"質測即藏通幾。" 二是"通幾護質測之窮"。 說明哲學來源於具體科學﹐具體科學又受哲學的指導。"質測通幾﹐統類發凡"﹐認識到客觀事物的實理﹐便可得其至理﹐"確則確矣"﹐這種實學思維方法對客觀事物的認識﹐才是千真萬確的真知。 "重玄一實"的觀點﹐說明方以智的實學思維方法﹐重視實學的抽象理論思維﹐他的下面的論述﹐明確說明這一點。他說﹕"'歷物'皆以大小、長短、虛實互換﹐而顯其通道為一耳。""公孫龍翻名實以破人﹐惠施不執此也﹐正欲窮大理耳!觀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此似商高之周髀與太西之質測﹐核物究理﹐毫不分鑿空者也。豈畏數逃玄﹐竊冒總者所能答乎?又豈循常守牆局咫尺者所能道乎? 方以智認為﹐惠施所言之理的內涵有二﹕一是"核物究理"之理。此理是具體事物通過定量、定性與度數得出的認識﹐如商高算術的得數、又如西方哲學中的物質一樣﹐它是一個實理。二是"大理"之理。此理可視為萬物一體的概括﹐是一個高層次的理。這個"大理"之理﹐看起來似乎像理學之理﹐都具有理論思維與邏輯思維同樣的性質﹐但卻存在著根本的區別﹐即一個是"重玄一實"之理﹐一個是玄之又玄之理。他認為惠施所言的"大理"﹐不"畏數逃玄"﹐含有深刻的理論思維蘊意﹐又非在一味地"鑿空"﹐這是完全正確的。而理學之理﹐除了一個"玄"之外﹐卻在執著於"畏數"與"鑿空"了﹐因而是不正確的。這種從理論思維意義上總結諸子學與理學的得失﹐是很精辟的。他還指出"掃質測而冒舉通幾"之說﹐是很錯誤的﹐對此﹐而"儒者多半不問﹐故秩序變化之原不能灼然"。故而他們不能正確地說明世界和認識世界。方以智的質測通幾之說﹐既重視玄﹐又重視實﹐"重玄一實"﹐這樣﹐將實學思維方法提到一個新的意境。王夫之對此很是讚賞﹐他說﹕"密翁與其公子為'質測之學'﹐誠學思兼致之實功。蓋格物者﹐即物以窮理﹐惟'質測'為得之。" 方以智字密之﹐故王夫之尊稱為"密翁"。其子方中通隨父亦治質測之學﹐有《物理小識編錄緣起》等著作。王夫之稱讚方氏父子的質測之學﹐並以此正"格物窮理"之義是正確的。他還提出"明體致用"的命題﹐釋理的含義有二﹐一是事物的條理結構﹐二是事物的法則規律﹐"明體"便是認識事物的結構與法則﹐其目的在於"致用"。王夫之實理實學的觀點與方以智"質測之學"的內容﹐都著眼於科學求實﹐故實質上是相通的。 2、歷史分析法的實學思維方法。明清之際的歷史分析法﹐含有近代意義的萌芽因素﹐它興起於明代中葉﹐發展於清初與乾嘉時期﹐是一種實學思維方法。明代中葉﹐由於市民經濟的發展﹐引起意識形態領域的變化﹐"明經致用"、"明道致用"實學思潮的興起﹐就是明顯的一種表現。歷史分析法的萌芽思想﹐就是從明經、明道中逐漸產生的。明代中葉的黃綰著有《明道編》﹐他說明治學之要在於明經﹐明經之要在於明道﹐而明道的目的在於致用。他說﹕"蓋以聖人之學﹐不為則已﹐為之必要其成﹔學而不成﹐不如無學。故曰'五谷不熟﹐不如荑稗'。若無功效﹐更說何學?此功效所以決不可無﹐工夫所以決不可錯用。若錯用而不求功效﹐此所謂毫厘之差﹐千裡之謬﹐所以必墮於支離空虛﹐而無歸也。予豈得已而言之哉! 黃綰指出﹐學之有成的標志是有功效﹐學之無成的關鍵是偏離經學之道﹐結果必"墮於支離空虛"。這裡他著重指斥後儒之學無用﹐是他們錯誤地理解經典所致。與黃綰同時代的楊慎﹐也反對"學而無實"、"學而無用"的學風。他倡導的實學﹐注重取法於漢學﹐實際上注重於漢學中的訓詁、考據中的信實的方法。因為他認為後儒"學而無用"的原因﹐就在於他們不明訓詁、用字之義﹐以及以意說經所致。他說﹕"六經自火於秦﹐傳注於漢﹐疏釋於唐﹐議論於宋﹐日起而日變﹐學者亦當知其先後。近世學者﹐往往舍傳注疏釋﹐便讀宋儒之議論﹐蓋不知議論之學自傳注疏釋出﹐特更作正大光明之論爾。" 在這裡﹐楊慎概述了儒學研究的基本過程與特征。從中闡述了他的見解﹐他認為當時的學者﹐由於不識漢唐﹐故不能理解儒家經典的本義。因此他提倡舍宋人之議論﹐復漢唐對經典的傳注。楊慎之所以這樣﹐是根據漢儒"傳注疏釋之於經﹐十得其六七﹔宋儒用力之勤﹐鏟偽以真﹐補其三四而備之。" 他對宋人說經﹐並非一味排斥﹐意在說明﹐宋人議論之學﹐亦出於漢人傳注。因此重張漢學的旗幟是十分必要的。因為漢學多實﹐宋人多空﹔漢儒多尊重史實﹐宋儒多脫離歷史與現實。他在漢學的基礎上﹐提出明音義、通句法、重校勘和存佚說的治學方法﹐其中遵循的一個原則﹐就是追求歷史的真實。楊慎的這種思想方法﹐導致乾嘉考據的昌盛。 清初以來﹐以經學考証之法﹐移治學術史和史志﹐並移以治先秦諸子學﹐它們盡管仍以史學、經學、諸子學獨自成立﹐但其考據部分仍屬考據學﹐且都貫穿了歷史分析法的萌芽思維方法﹐並得出許多符合歷史的正確結論。王夫之說﹕"就事論法﹐因其時而酌其宜﹐即一代而各有弛張﹐均一事而互有伸詘﹐寧為無定之言﹐不敢執一以賊道。 王夫之認為歷史是具體的﹐因此﹐認識社會歷史﹐應該就事論法﹐因時酌宜。西方近代的黑格爾曾說過相似的話。他說﹐每個時代有它的獨特的環境﹐它是代表一種個別形勢﹐以至於隻有從它本身﹐就是說應該隻有依據著它﹐才能夠判辨這個具體的社會歷史。 王夫之還指出﹕"史之為書﹐見諸行事之征也﹐則必推之而可行。" 因此﹐他將包括經書在譫袡蚅z□南祝□際遊□嚀逕緇嶗□分行惺錄褪怠Ｓ臚醴蛑□□貝□母瞪剿擔?"今所行五經四書注﹐一代之王制﹐非千古之道統也。" 他認為宋儒所奉為神聖的經典﹐不是千古不變的真理﹐而是一代歷史的文獻。他的觀點與王夫之所持的態度完全一致。清代中葉的章學誠對此作了更為明確的表述﹐他說﹕"六經皆史也。古人不著書﹐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先王之政典也。" 章學誠在這段話中闡述了兩層意思﹐一是"以事言理"﹐理是事之理﹐無事則無理。二是"六經皆史"﹐六經是一定社會文獻資料。章學誠還認為"事勢自然"﹐由此他認為先秦諸子書﹐也都是一代的文獻﹐他說﹕"諸子之為書﹐其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必有得於道體之一端﹐而後乃能恣肆其說﹐以成一家之言也。" 章學誠認為一代形成的思想觀點﹐是一代社會存在的反映﹐經學如此﹐子學亦如此。這種以實學思想為指導的歷史分析方法﹐與其同時代的汪中﹐持同樣的觀點。他認為先秦諸子百家爭鳴﹐是歷史的真實。並說﹕"孔子魯之大夫也﹐而墨子宋之大夫也。其位相埒﹐其年又相近﹐其操術不同﹐而立言務以求勝﹐此在諸子百家莫不如是。 汪中指出先秦的儒墨兩家﹐都是地域性的學術派別﹐在諸子百家中均居於"顯學"地位﹐這是歷史的本來面目。他申述這種經子平列、儒墨平等的喻義﹐就是反對後儒貶墨褒儒的觀點﹐打破現實社會的儒學獨霸學壇的專斷局面。 清季乾嘉學者﹐由於受到清王朝嚴酷的文化專制主義的壓抑﹐被迫走入考據訓詁一途。他們通過對古代典籍的全面整理﹐表現了他們的近代啟蒙意識。其中最主要的傾向是疑經與經子平等﹐而最主要的方法﹐則是歷史分析。 疑經在清初便很盛﹐閻若璩之所以偉大﹐就是以其《尚書古文疏証》判定《古文尚書》為偽書。乾嘉學者繼承了這種學術傳統﹐惠棟的《古文尚書考》繼閻若璩﹐再次判定《尚書》為偽書。爾後姚際恆著《古今偽書考》﹐將《易傳》、《周禮》、《大戴記》、《孝經》、《孔子家語》等儒家重要經典列入全部偽作之列。汪中在其《大學平義》中﹐疑此書為偽書。他在《述學‧補遺》中說﹐《大學》一書是宋儒由《小戴記》中采出﹐附會於孔門﹐用以掩蓋儒學中的禪學思想﹐以"格物致知"會意"頓悟"心性﹐從而引禪入儒﹐獨斷其說。又從其內容分析說﹕"今《大學》﹐不著何人之言﹐以為孔子義﹐無所據"。這樣﹐五經四書中的《尚書》、《大學》都被列入偽書﹐說明奉經學為神聖的時代﹐已近結束。同時﹐他們以著作內容與社會歷史史實相統一的觀點﹐作為判定古代典籍真偽的主要標準﹐指出古代典籍有偽的情況。例如《管子》一向認定是管仲所作﹐但其書中一是載有毛嬙與西施的其人其事﹐二是載有辟墨翟、宋□之"兼愛"說與"寢兵"說﹐故知此書中有偽﹐即使為管仲所作﹐而那些春秋時代初期沒有出現的人物與事實﹐一定是後人所竄入的。又如《商君書》中載有長平之役等歷史事件﹐亦屬同樣情況。如此辨偽中﹐全偽與部分偽者竟達百種以上﹐盡管這種辨偽的研究﹐還需進一步探索﹐但其貢獻卻是具有重要意義的。 乾嘉學者的考據訓詁﹐應用了對勘與比勘、本証與他証方法﹐置審視對象於具體時間與空間中進行研究﹐此實源於清初顧炎武、傅山等人。顧炎武認為﹐論一事﹐必舉証。"列本証、旁証二條。本証者﹐自相証也。旁証者﹐采之他書也﹐二者俱無﹐則宛轉以審其音﹐參伍以諧其韻。" 說明孤証不能成立﹐取之廣博﹐証備始為可信。這種嚴謹的原則﹐屬於近代科學研究方法﹐並被乾嘉學者所遵循。而這種治學原則﹐就是以實學為基礎的歷史分析法。 3、理性思維與邏輯思維的方法。理性思維﹐是一種反對奴性的思維。在長期專制統治下﹐行跪拜式的服從﹔在思想上以讀經尊經為準則﹐這種扭曲了的思維規范﹐養成一種變態的奴性心理。對此﹐楊慎斥為"盜儒"﹐唐甄斥為"醜儒"﹐傅山斥為"腐儒"、"奴儒"、"瞎儒"等等。這種見解的出現﹐是一種時代覺醒的表現。楊慎認為明儒所言的朱熹之學﹐不合現實社會的需要﹐故而提出不能以朱熹之是非為是非。李贄提出不能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他還說﹕"夫是非之爭也﹐如歲時然﹐晝夜更迭﹐不相一也。昨日是而今日非矣﹐今日非而後日又是矣。" 李贄提出是非無定質、無定論說﹐意在反對以儒學為定是非準繩的主張。他認為判定是非﹐應以社會客觀條件為依據。可見﹐他的理性思維是以實學思維方法為指導的。對此﹐王夫之也有精辟的論述。他說﹕"今日之日明﹐非用昨日之明也。今歲之寒署﹐非用昔歲之氣也。……是以知富有者﹐惟其日新﹐斯日月卓明﹐而寒暑貞盛也。" 王夫之認為"富有"即客觀現實的存在﹐永遠處於不斷變化的"日新"之中。傅山肯定子夏"日知其所亡"的觀點﹐得出日知其所生的認識。他還說﹕"讀書是學人分內事。析得一疑﹐闡得一幽﹐與後進作眼目﹐則誠有功。專欲指謫前輩之陋則非矣。況疑義不二﹐後復有所析闡﹐則我亦在陋中耶!戒之。" 傅山等這種以實學思維方法判定歷史之是非﹐認識現實與未來的觀點﹐不僅含有理性自覺的思想﹐而且含有進化論與邏輯思維的蘊義。 明清之際重視邏輯思維者甚多﹐這種以名辯的方法論﹐反對正名主義的形而上學方法論﹐都是為了從理學傳統束縛中走出來。傅山與王夫之深論務實之辯﹐其深刻的寓義就在這裡。王夫之論名實說﹕"名從實起﹐次隨建轉﹐即今以順古﹐非變古而立今﹐其尚允乎?" 他的"名從實起"與"世殊而道異"相一致﹐持論學必有征的方法。侯外廬對這句評論說﹐"受有近代科學的影響﹐解放了高談性命的中古獨斷﹐這是有歷史意義的。" 傅山對名辯研究較廣。他對荀子《正名》篇中﹐對"狀變"作出量變、漸變的解釋﹐對《公孫龍子》中的邏輯思想與墨辯中的《大取篇》作了對比﹐認為墨辯思想﹐是舉實予名的邏輯﹐而公孫龍的思想﹐是離實求名的邏輯。他在釋《大取篇》中之"居運"時說﹕"凡以'居運'名者﹐皆實實有人與其中者。如居齊日齊人﹐而去之荊﹐則不得謂齊人矣之類也。即如山之非丘﹐室之非廟。實在﹐斯名在。不得曰山即丘﹐廟即室也。" 他著重說明名實的統一性﹐實在斯名亦在﹐實遷斯名亦遷﹐不能主觀任意決定。他對公孫龍著作批注中﹐提出"實指之詞"與"想象之詞"這一對范疇﹐有著明顯的區別。"實指之詞"是以事物具體特征﹐經過判斷所得的結論﹐這種認識可以知是物為某物。"想象之詞"是對那些不能確知是物為某物的認識與概括。前者是對事物個體的認識﹐後者是對事物共性的認識。他認為先秦諸子在"白馬非馬"、"離堅白石"論爭中形成邏輯方面的混亂﹐就是由此而生的。如果對共性與個性即"想象之詞"與"實指之詞"關系明了的話﹐就會基本得到解決。王夫之與傅山"名從實起"與"實在斯名在"的觀點﹐是他們邏輯思維的基石﹐也是其實學思維方法方面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明清之際﹐實學思維方法得到最高的發展﹐方以智、王夫之和傅山等作出重要貢獻。但由於明末清初戰火連綿﹐市民經濟遭到嚴重破壞﹐清王朝嚴酷的文化專制壓抑﹐致使這些積極的思維未能得到延續與發展﹐乾嘉學派思想中隻保留了信實的歷史分析方法﹐顏李學派思想中﹐重實有余﹐而理論思維則顯貧乏。一代思維機制轉換的發展趨勢﹐從而近於停滯的境地。 -- ||| || ||| | || |||| || ※ 來源:‧水木社區 newsmth.net‧[FROM: 211.151.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