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实学思维方法探微 明清之际即明代万历年间至清代乾、嘉时期﹐由於市民经济的存在与迅猛增长﹐在思维方面也出现了异於古代传统的思想。这种新思想﹐虽然还不成熟与系统﹐但就其内容的性质而言﹐却是具有早期启蒙意义的实学思潮﹐是属於近代思维方法的前期思想。 人类思维活动是随着社会不断发展而逐步向前推移着﹐由低级向高级发展﹐依次经历了自然思想文化、人文思想文化和科学思想文化等三种形态。明清之际的实学思维方法﹐是处於人文思想文化向科学思想文化的过渡形态﹐它预示着旧的思维模式向新的思维模式的转换﹐反映了中国社会由古代向近代变化的发展趋势。 一、实学思维方法的兴起 思想文化是社会的反映﹐思维方法是时代的精神。明清之际新的思维方法的萌芽思想﹐其本质特征就是含有一定的实验科学的思想因素﹐并将其应用於观察分析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诸方面。 明代中叶以来﹐古代的社会模式﹐已无法容纳社会生产力的新发展﹐再加民族矛盾的加剧﹐促使社会矛盾激化。这时﹐已有的传统思维方法﹐很不适应这种变化了的社会情势。一些进步的思想家﹐深深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一方面批评空疏无用的学风﹐指出传统的思维方法﹐避实就虚﹐无济於事﹐无益於世﹔一方面研究新问题﹐探索有功实惮握D嘉□椒ａ? 思维方法是社会的集中反映﹐但其根源却在社会的经济之中。在经济上古代沿袭至明代的封建经济的变化﹐重农抑商的传统观念﹐已不符合社会的现实与历史的发展。这时对"重农"都在作重新认识﹐仅论"田制"的专题文章﹐即达十余篇。顾炎武提出减租论﹐他认为减轻田赋﹐不仅有利於农业发展﹐也能促进工商业的繁荣﹔王源提出实行耕者有田种的主张﹐含有否定封建土地制的因素﹔王夫之认为传统的平均土地的要求﹐并不符合经济发展趋势﹐他主张对"官田"即豪门权贵土地平均外﹐余皆实行"贫富擅之智力"﹐他说﹕"此犹割肥人之肉﹔置瘠人之身﹐瘠者不能受之以肥﹐而肥者毙矣。" 在土地问题上反对绝对的平均主义﹐主张在公平智力基础上层开竞争。上述这些对田制的主张﹐都突破了古代以来的一切重农说。同时对"抑商"说进行了多方面的批驳。李贽、傅山对"市井贱夫"即商贾进行了颂扬﹔顾炎武、王夫之都对货币流通的改革进行了探索﹔傅山、唐甄十分重视社会财富的重要作用﹐认为创造财富是有为的基本标志﹔黄宗羲提出工商皆本的主张。这些反对"抑商"的观点﹐反映了工商业的发展及工商业者社会地位的提高。在政治思想方面﹐由社会改革的思想﹐转变为否定君主专制的思想﹐顾炎武提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观点﹐傅山、王夫之认为"天下是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而私也"﹔黄宗羲在《原君》、《原相》中﹐提出一个君主立宪的社会权力结构的方案﹐傅山在其《圣人为恶篇》中提出一个"市井贱夫可以平治天下"的主张。这些严重犯禁的观点﹐反映了市民阶层的政治要求﹐表明政治思想观念的质的变化﹐在客观上说明社会发展的新趋势。面对这些社会现实发生的变化﹐理学思想已不适应这种变化了社会实际。理学作为古代社会意识的发达形态﹐曾经为古代晚期社会的发展﹐起过积极的影响作用。但理学後儒﹐不顾变化的实际﹐仍一味坚持其前贤的字句﹐而忽视了其开拓精神。而一些进步的思想家﹐他们不泥古守旧﹐另辟蹊径﹐探求新的思维模式。明代中叶的杨慎说﹕"今之学者﹐循声吠影﹐使实学不明於千载﹐而虚谈大误於後人也。" 杨慎为了矫正程朱理学的锢蔽﹐陆王心学的浮虚﹐倡导傅学致用的实学思维方法﹐力图避虚就实﹐改变後儒那种因循抄袭的"盗儒"行径﹐坚决走实学实用之路。对杨慎推崇不已的李贽﹐提出"童心说"﹐标新立异﹐其要旨就是"绝假纯真"。他说﹕"不执一说﹐便可通行﹔不定死法﹐便是活世。" 李贽清楚地说明一点﹐就是一定要打破原有的"死法"﹐即经学的思维模式﹐否定经学是"万世之至论"﹐只有这样﹐才能"活世"﹐社会才有出路。李贽认为﹐在变化了的今天﹐"虽使孔夫子复生於今﹐又不知作如何是非也。" 王夫之也认为"虽圣人亦无如之何也"。 他还说"六经责我开生面"。 主张"伸斧铖於定论"。 在继承传统儒学基础上﹐进行新的开拓﹐创立新的思维模式。傅山提出"法本法无法"的命题﹐他认为思维方式的法则﹐是来源於"无法"﹐新的思维方法﹐是法与无法的统一﹐是从继承与发展中产生的。他还提出"好学而无常家"的论断﹐"无常家"的意谓﹐就是以有用之学为原则的。同时﹐他提出一个"餐采"的观点。他说﹕"失心之士﹐毫无餐采﹐致使如来本迹大明中天而不见﹐诸子着述云雷鼓震而不闻﹐盖其迷也久矣!虽有欲抉昏蒙之目﹐拔滞溺之身者﹐亦将如之何哉!" 傅山认为﹐做学问如同"餐采"一样﹐博采百家之说﹐始能成一家之言。重要的是他认为如果仅读儒家经典一家之书﹐便会闭目塞听﹐思维停滞﹐这样便没有开拓新说的可能。因此﹐他首创对先秦诸子学的研究﹐并主张经子平等﹐百家争鸣﹐期待出现一个"云雷鼓震"的学术繁荣的局面﹐使思维方法从偏於一执、雺庛晼撬丰芪w隼矗□尤逖□彼龅拿糟□薪馔殉隼矗□□菇ㄐ碌乃嘉□椒ａ□戳14桓隽己玫难□跗獃沼肓己玫奶跫□□虼耍□诿髑逯□手谐鱿至耸笛□嘉□椒ａ? 二、实学思维方法的主要形式 实学思维方法主要有三种形式﹐在自然观方面﹐有象数之学或质测与通几之学﹔在社会观方面﹐有历史分析法﹔在思维方面﹐有理性思维与逻辑思维的方法。这些思维方法﹐虽然表现形态各异﹐其实质是相同的或是相通的﹐因为它们都具有科学求实的蕴义﹐都属於近代思维方法的前期思想。 1、象数之学与质测之学。象数之学是徐光启提出的﹐质测之学是方以智提出的。徐光启是中国古代杰出的科学家﹐他的象数之学﹐是以应用科学为基础的。方以智是一位清初着名的思想家﹐他的质测之学﹐是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他们二人的思维方法﹐是以应用科学与自然科学为基础形成的实学思维方法。 徐光启的治学宗旨是"求精责实"﹐以"实心、实行、实学"为目的。他对"象数之学"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认为如果掌握了"象数之学"﹐就如同工匠掌握了"斧斤寻尺"﹐便能够做到"明理辨义﹐立法着数"﹐接近於科学的认识了。他还说﹕"格物穷理之中﹐又复旁出一种象数之学。象数之学﹐大者为历法﹐为律吕﹔至其他有形有质之物﹐有度有数之事﹐无不赖以为用﹐用之无不尽巧极妙者。" 徐光启的"象数之学"﹐就是将数学的原则﹐应用到实验科学之中﹐从而发现自然界的客观法则﹐这种格物穷理之法﹐也就是他所谓之由数达理。这就是徐光启思维方法的杰出之处﹐因为这种科学思想和科学研究﹐具有走向近代科学发展的倾向。 徐光启的"象数之学"的实学思维方法﹐他也称之为"度数之学"。他深论"度数之学"在科学发展中的重要性﹐如他说﹕"量度於国计民命之间﹐权衡其赢诎多寡之数"﹔"度其时则宜﹐计其用则备"。 又说﹕"且度数既明﹐又可旁通众务﹐济时适用"。 他认为将度数之学﹐渐次推广应用﹐便会产生许多有用的应用科学﹐一切有益於国计民生的学问﹐都可以从度数之学中"旁通"出来。对此﹐他列举了"度数旁通十事"。根据徐光启在《治历疏稿一》中说﹐他所关注的这十种度数十事有﹕天文气象学。他认为科学的天文气象学﹐不仅能排除灾异祸福方面的迷信思想﹐而且对"一切晴雨水旱﹐可以约略预知﹐修救修备﹐於民生财计﹐大有利益"。他在《农政全书》卷二中还说﹐测定地域的南北纬度﹐可知"寒暖之宜﹐以辨土物﹐以兴树艺"。测量学与水利学。徐光启对此很重视﹐他认为"度数既明﹐可以测量水地。一切疏濬河渠﹐筑治堤岸﹐灌溉田亩﹐动无失策﹐有益民事"。度数是测量学的基础﹐又是水利兴修的依据。音乐。度数可考正音律﹐对於制造乐器﹐"於修定雅乐可以相资"。兵器学。他认为度数不仅可用於修筑军事设施﹐而且可为制造精良兵器所用。会计学。度数为理财所急需。建筑学。他说﹕"营造屋宇桥梁等﹐明於度数者﹐力省功倍﹐且经度坚固﹐千万年不圮不坏"。机械力学。他认为"精於度数者﹐能造作机器﹐力小任重"﹐"与凡一切器具﹐皆有利便之法"。同时利用一切自然力之便。舆地学。用度数测定地貌﹐可以准确地认识客观地理环境。医学。医药之学﹐诊治服药﹐更需"历数既明"﹐"不致差误。大为生民利益"。度数毫厘与生死有着密切联系。十事的最後一项是精造钟表。徐光启说﹕"造作钟表﹐以知时刻分秒"﹐"使人人能分更分漏﹐以率作兴事﹐屡省考成"。这一论述说明﹐徐光启很重视计时﹐时间观念强。他的以度数之学"旁通十事"的论述﹐对古代科学作了客观的总结﹐在中国科学史具有重要的意义﹐但他最重要的贡献﹐是他的实学思维方法方面﹐因为他的这种思维方法﹐是具有近代科学倾向的新的系统科学思想。 "质测之学"是方以智在《药地炮庄》和《东西均》中提出的﹐《药地炮庄》是方以智对《庄子》一书评注性着作﹐内容广泛﹐也代表了方以智的主要思想。在对《知北游》的评注中他曾说﹕"末世之不为实学﹐而口口'至言去言'、'至为去为'者﹐其去卖粞者何?愚者曰。" 方以智不同意庄子的观点﹐他认为"至言"即合於道的话一定要说﹐"至为"即合於道的事一定要做。"若不多方尽夺之﹐安能放下而自觉乎"﹐绝不能为避免与客观世界发生矛盾﹐而寻求安然自得。尤其在"末世"﹐就更够如此。这些对庄子思想的评语﹐表露了方以智注重积极应世的倾向﹐含有深刻的历史使命感﹐这种思想意境﹐是以其坚持"实学"的思维方法为依据的。 方以智以这种实学思维方法﹐不仅评论了庄子之学﹐还评论了先秦诸子之学。他说﹕"儒墨杨秉惠五者﹐各执一偏﹐自以为道尽於是﹐然其言论机锋所触﹐亦有赖以发明道妙者。犹郢人斫﹐足以成匠石之功。" 方以智认为﹐先秦诸子都认为自家之学是"道尽於是"﹐其实都"各执一偏"﹐要想"发明道妙"﹐吸取其精华之处﹐应如"郢人听斫"一样﹐具有深厚的学知功底﹐只有以实学的思维方法﹐才能做到这一点。为此﹐他认为研究一些自然科学与应用科学一类的学问﹐用以认识事物的本质。因此他很重视徐光启的"象数之学"即度数之学。他说﹕"数为藏本末之端几﹐而数中之度﹐乃统本末之适节也﹐道之钥也。 方以智认为"度数"既"藏本末之端几"﹐又"统本末之适节"。说明他认识到"度数之学"的功用与地位﹐指出"度数之学"是科学发展中最主要的环节。在这个思想基础上﹐他提出"质测之学"的思维方法。他说﹕"以质测通几﹐统类发凡﹐确则确矣。" 方以智在《物理小识》中﹐对"通几"、"质测"这两个范畴的内涵作了规定﹕"通几"是"以费知隐﹐重玄一实"﹐说明玄之又玄的哲理﹐是从具体事物中得来的。"质测"则是研究自然万物﹐"类其性情"﹐"推其常变"﹐"物有其故﹐实考究之"。这显然是指自然科学与应用科学。他对两者关系也作了规定﹐一是"质测即藏通几。" 二是"通几护质测之穷"。 说明哲学来源於具体科学﹐具体科学又受哲学的指导。"质测通几﹐统类发凡"﹐认识到客观事物的实理﹐便可得其至理﹐"确则确矣"﹐这种实学思维方法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才是千真万确的真知。 "重玄一实"的观点﹐说明方以智的实学思维方法﹐重视实学的抽象理论思维﹐他的下面的论述﹐明确说明这一点。他说﹕"'历物'皆以大小、长短、虚实互换﹐而显其通道为一耳。""公孙龙翻名实以破人﹐惠施不执此也﹐正欲穷大理耳!观黄缭问天地所以不坠不陷﹐风雨雷霆之故﹐此似商高之周髀与太西之质测﹐核物究理﹐毫不分凿空者也。岂畏数逃玄﹐窃冒总者所能答乎?又岂循常守墙局咫尺者所能道乎? 方以智认为﹐惠施所言之理的内涵有二﹕一是"核物究理"之理。此理是具体事物通过定量、定性与度数得出的认识﹐如商高算术的得数、又如西方哲学中的物质一样﹐它是一个实理。二是"大理"之理。此理可视为万物一体的概括﹐是一个高层次的理。这个"大理"之理﹐看起来似乎像理学之理﹐都具有理论思维与逻辑思维同样的性质﹐但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即一个是"重玄一实"之理﹐一个是玄之又玄之理。他认为惠施所言的"大理"﹐不"畏数逃玄"﹐含有深刻的理论思维蕴意﹐又非在一味地"凿空"﹐这是完全正确的。而理学之理﹐除了一个"玄"之外﹐却在执着於"畏数"与"凿空"了﹐因而是不正确的。这种从理论思维意义上总结诸子学与理学的得失﹐是很精辟的。他还指出"扫质测而冒举通几"之说﹐是很错误的﹐对此﹐而"儒者多半不问﹐故秩序变化之原不能灼然"。故而他们不能正确地说明世界和认识世界。方以智的质测通几之说﹐既重视玄﹐又重视实﹐"重玄一实"﹐这样﹐将实学思维方法提到一个新的意境。王夫之对此很是赞赏﹐他说﹕"密翁与其公子为'质测之学'﹐诚学思兼致之实功。盖格物者﹐即物以穷理﹐惟'质测'为得之。" 方以智字密之﹐故王夫之尊称为"密翁"。其子方中通随父亦治质测之学﹐有《物理小识编录缘起》等着作。王夫之称赞方氏父子的质测之学﹐并以此正"格物穷理"之义是正确的。他还提出"明体致用"的命题﹐释理的含义有二﹐一是事物的条理结构﹐二是事物的法则规律﹐"明体"便是认识事物的结构与法则﹐其目的在於"致用"。王夫之实理实学的观点与方以智"质测之学"的内容﹐都着眼於科学求实﹐故实质上是相通的。 2、历史分析法的实学思维方法。明清之际的历史分析法﹐含有近代意义的萌芽因素﹐它兴起於明代中叶﹐发展於清初与乾嘉时期﹐是一种实学思维方法。明代中叶﹐由於市民经济的发展﹐引起意识形态领域的变化﹐"明经致用"、"明道致用"实学思潮的兴起﹐就是明显的一种表现。历史分析法的萌芽思想﹐就是从明经、明道中逐渐产生的。明代中叶的黄绾着有《明道编》﹐他说明治学之要在於明经﹐明经之要在於明道﹐而明道的目的在於致用。他说﹕"盖以圣人之学﹐不为则已﹐为之必要其成﹔学而不成﹐不如无学。故曰'五谷不熟﹐不如荑稗'。若无功效﹐更说何学?此功效所以决不可无﹐工夫所以决不可错用。若错用而不求功效﹐此所谓毫厘之差﹐千里之谬﹐所以必堕於支离空虚﹐而无归也。予岂得已而言之哉! 黄绾指出﹐学之有成的标志是有功效﹐学之无成的关键是偏离经学之道﹐结果必"堕於支离空虚"。这里他着重指斥後儒之学无用﹐是他们错误地理解经典所致。与黄绾同时代的杨慎﹐也反对"学而无实"、"学而无用"的学风。他倡导的实学﹐注重取法於汉学﹐实际上注重於汉学中的训诂、考据中的信实的方法。因为他认为後儒"学而无用"的原因﹐就在於他们不明训诂、用字之义﹐以及以意说经所致。他说﹕"六经自火於秦﹐传注於汉﹐疏释於唐﹐议论於宋﹐日起而日变﹐学者亦当知其先後。近世学者﹐往往舍传注疏释﹐便读宋儒之议论﹐盖不知议论之学自传注疏释出﹐特更作正大光明之论尔。" 在这里﹐杨慎概述了儒学研究的基本过程与特征。从中阐述了他的见解﹐他认为当时的学者﹐由於不识汉唐﹐故不能理解儒家经典的本义。因此他提倡舍宋人之议论﹐复汉唐对经典的传注。杨慎之所以这样﹐是根据汉儒"传注疏释之於经﹐十得其六七﹔宋儒用力之勤﹐铲伪以真﹐补其三四而备之。" 他对宋人说经﹐并非一味排斥﹐意在说明﹐宋人议论之学﹐亦出於汉人传注。因此重张汉学的旗帜是十分必要的。因为汉学多实﹐宋人多空﹔汉儒多尊重史实﹐宋儒多脱离历史与现实。他在汉学的基础上﹐提出明音义、通句法、重校勘和存佚说的治学方法﹐其中遵循的一个原则﹐就是追求历史的真实。杨慎的这种思想方法﹐导致乾嘉考据的昌盛。 清初以来﹐以经学考证之法﹐移治学术史和史志﹐并移以治先秦诸子学﹐它们尽管仍以史学、经学、诸子学独自成立﹐但其考据部分仍属考据学﹐且都贯穿了历史分析法的萌芽思维方法﹐并得出许多符合历史的正确结论。王夫之说﹕"就事论法﹐因其时而酌其宜﹐即一代而各有弛张﹐均一事而互有伸诎﹐宁为无定之言﹐不敢执一以贼道。 王夫之认为历史是具体的﹐因此﹐认识社会历史﹐应该就事论法﹐因时酌宜。西方近代的黑格尔曾说过相似的话。他说﹐每个时代有它的独特的环境﹐它是代表一种个别形势﹐以至於只有从它本身﹐就是说应该只有依据着它﹐才能够判辨这个具体的社会历史。 王夫之还指出﹕"史之为书﹐见诸行事之征也﹐则必推之而可行。" 因此﹐他将包括经书在谵袡蚅z□南祝□际游□咛迳缁崂□分行惺录褪怠Ｓ胪醴蛑□□贝□母瞪剿担?"今所行五经四书注﹐一代之王制﹐非千古之道统也。" 他认为宋儒所奉为神圣的经典﹐不是千古不变的真理﹐而是一代历史的文献。他的观点与王夫之所持的态度完全一致。清代中叶的章学诚对此作了更为明确的表述﹐他说﹕"六经皆史也。古人不着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 章学诚在这段话中阐述了两层意思﹐一是"以事言理"﹐理是事之理﹐无事则无理。二是"六经皆史"﹐六经是一定社会文献资料。章学诚还认为"事势自然"﹐由此他认为先秦诸子书﹐也都是一代的文献﹐他说﹕"诸子之为书﹐其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必有得於道体之一端﹐而後乃能恣肆其说﹐以成一家之言也。" 章学诚认为一代形成的思想观点﹐是一代社会存在的反映﹐经学如此﹐子学亦如此。这种以实学思想为指导的历史分析方法﹐与其同时代的汪中﹐持同样的观点。他认为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是历史的真实。并说﹕"孔子鲁之大夫也﹐而墨子宋之大夫也。其位相埒﹐其年又相近﹐其操术不同﹐而立言务以求胜﹐此在诸子百家莫不如是。 汪中指出先秦的儒墨两家﹐都是地域性的学术派别﹐在诸子百家中均居於"显学"地位﹐这是历史的本来面目。他申述这种经子平列、儒墨平等的喻义﹐就是反对後儒贬墨褒儒的观点﹐打破现实社会的儒学独霸学坛的专断局面。 清季乾嘉学者﹐由於受到清王朝严酷的文化专制主义的压抑﹐被迫走入考据训诂一途。他们通过对古代典籍的全面整理﹐表现了他们的近代启蒙意识。其中最主要的倾向是疑经与经子平等﹐而最主要的方法﹐则是历史分析。 疑经在清初便很盛﹐阎若璩之所以伟大﹐就是以其《尚书古文疏证》判定《古文尚书》为伪书。乾嘉学者继承了这种学术传统﹐惠栋的《古文尚书考》继阎若璩﹐再次判定《尚书》为伪书。尔後姚际恒着《古今伪书考》﹐将《易传》、《周礼》、《大戴记》、《孝经》、《孔子家语》等儒家重要经典列入全部伪作之列。汪中在其《大学平义》中﹐疑此书为伪书。他在《述学‧补遗》中说﹐《大学》一书是宋儒由《小戴记》中采出﹐附会於孔门﹐用以掩盖儒学中的禅学思想﹐以"格物致知"会意"顿悟"心性﹐从而引禅入儒﹐独断其说。又从其内容分析说﹕"今《大学》﹐不着何人之言﹐以为孔子义﹐无所据"。这样﹐五经四书中的《尚书》、《大学》都被列入伪书﹐说明奉经学为神圣的时代﹐已近结束。同时﹐他们以着作内容与社会历史史实相统一的观点﹐作为判定古代典籍真伪的主要标准﹐指出古代典籍有伪的情况。例如《管子》一向认定是管仲所作﹐但其书中一是载有毛嫱与西施的其人其事﹐二是载有辟墨翟、宋□之"兼爱"说与"寝兵"说﹐故知此书中有伪﹐即使为管仲所作﹐而那些春秋时代初期没有出现的人物与事实﹐一定是後人所窜入的。又如《商君书》中载有长平之役等历史事件﹐亦属同样情况。如此辨伪中﹐全伪与部分伪者竟达百种以上﹐尽管这种辨伪的研究﹐还需进一步探索﹐但其贡献却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乾嘉学者的考据训诂﹐应用了对勘与比勘、本证与他证方法﹐置审视对象於具体时间与空间中进行研究﹐此实源於清初顾炎武、傅山等人。顾炎武认为﹐论一事﹐必举证。"列本证、旁证二条。本证者﹐自相证也。旁证者﹐采之他书也﹐二者俱无﹐则宛转以审其音﹐参伍以谐其韵。" 说明孤证不能成立﹐取之广博﹐证备始为可信。这种严谨的原则﹐属於近代科学研究方法﹐并被乾嘉学者所遵循。而这种治学原则﹐就是以实学为基础的历史分析法。 3、理性思维与逻辑思维的方法。理性思维﹐是一种反对奴性的思维。在长期专制统治下﹐行跪拜式的服从﹔在思想上以读经尊经为准则﹐这种扭曲了的思维规范﹐养成一种变态的奴性心理。对此﹐杨慎斥为"盗儒"﹐唐甄斥为"丑儒"﹐傅山斥为"腐儒"、"奴儒"、"瞎儒"等等。这种见解的出现﹐是一种时代觉醒的表现。杨慎认为明儒所言的朱熹之学﹐不合现实社会的需要﹐故而提出不能以朱熹之是非为是非。李贽提出不能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他还说﹕"夫是非之争也﹐如岁时然﹐昼夜更迭﹐不相一也。昨日是而今日非矣﹐今日非而後日又是矣。" 李贽提出是非无定质、无定论说﹐意在反对以儒学为定是非准绳的主张。他认为判定是非﹐应以社会客观条件为依据。可见﹐他的理性思维是以实学思维方法为指导的。对此﹐王夫之也有精辟的论述。他说﹕"今日之日明﹐非用昨日之明也。今岁之寒署﹐非用昔岁之气也。……是以知富有者﹐惟其日新﹐斯日月卓明﹐而寒暑贞盛也。" 王夫之认为"富有"即客观现实的存在﹐永远处於不断变化的"日新"之中。傅山肯定子夏"日知其所亡"的观点﹐得出日知其所生的认识。他还说﹕"读书是学人分内事。析得一疑﹐阐得一幽﹐与後进作眼目﹐则诚有功。专欲指谪前辈之陋则非矣。况疑义不二﹐後复有所析阐﹐则我亦在陋中耶!戒之。" 傅山等这种以实学思维方法判定历史之是非﹐认识现实与未来的观点﹐不仅含有理性自觉的思想﹐而且含有进化论与逻辑思维的蕴义。 明清之际重视逻辑思维者甚多﹐这种以名辩的方法论﹐反对正名主义的形而上学方法论﹐都是为了从理学传统束缚中走出来。傅山与王夫之深论务实之辩﹐其深刻的寓义就在这里。王夫之论名实说﹕"名从实起﹐次随建转﹐即今以顺古﹐非变古而立今﹐其尚允乎?" 他的"名从实起"与"世殊而道异"相一致﹐持论学必有征的方法。侯外庐对这句评论说﹐"受有近代科学的影响﹐解放了高谈性命的中古独断﹐这是有历史意义的。" 傅山对名辩研究较广。他对荀子《正名》篇中﹐对"状变"作出量变、渐变的解释﹐对《公孙龙子》中的逻辑思想与墨辩中的《大取篇》作了对比﹐认为墨辩思想﹐是举实予名的逻辑﹐而公孙龙的思想﹐是离实求名的逻辑。他在释《大取篇》中之"居运"时说﹕"凡以'居运'名者﹐皆实实有人与其中者。如居齐日齐人﹐而去之荆﹐则不得谓齐人矣之类也。即如山之非丘﹐室之非庙。实在﹐斯名在。不得曰山即丘﹐庙即室也。" 他着重说明名实的统一性﹐实在斯名亦在﹐实迁斯名亦迁﹐不能主观任意决定。他对公孙龙着作批注中﹐提出"实指之词"与"想象之词"这一对范畴﹐有着明显的区别。"实指之词"是以事物具体特征﹐经过判断所得的结论﹐这种认识可以知是物为某物。"想象之词"是对那些不能确知是物为某物的认识与概括。前者是对事物个体的认识﹐後者是对事物共性的认识。他认为先秦诸子在"白马非马"、"离坚白石"论争中形成逻辑方面的混乱﹐就是由此而生的。如果对共性与个性即"想象之词"与"实指之词"关系明了的话﹐就会基本得到解决。王夫之与傅山"名从实起"与"实在斯名在"的观点﹐是他们逻辑思维的基石﹐也是其实学思维方法方面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明清之际﹐实学思维方法得到最高的发展﹐方以智、王夫之和傅山等作出重要贡献。但由於明末清初战火连绵﹐市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清王朝严酷的文化专制压抑﹐致使这些积极的思维未能得到延续与发展﹐乾嘉学派思想中只保留了信实的历史分析方法﹐颜李学派思想中﹐重实有余﹐而理论思维则显贫乏。一代思维机制转换的发展趋势﹐从而近於停滞的境地。 -- ||| || ||| | || |||| || ※ 来源:‧水木社区 newsmth.net‧[FROM: 211.151.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