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六經”的次序﹐傳統文獻有很多不同的排列﹐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 首先注意到這一問題並進行了論述的是唐人陸德明﹐其《經典釋文‧序》說﹕ 五經六籍﹐聖人設教訓﹐誘機要﹐寧有短長﹖然時有澆淳﹐隨病投藥﹐不相沿襲﹐豈無先後﹖所以次第互有不同。如《禮記‧經解》之說﹐以《詩》為首﹔《七略》、《藝文志》所記﹐用《易》居前﹔阮孝緒《七錄》亦同此次﹔而王儉《七志》﹐《孝經》為初。原其後前﹐義各有旨。今欲以著述早晚﹐經義□別﹐以成次第。出之如左﹕ 《周易》﹕雖文起周代﹐而卦肇伏羲。既處名教之初﹐故《易》為七經之首。…… 古文《尚書》﹕既起五帝之末﹐理後三皇之經﹐故次於《易》。…… 毛《詩》﹕既起周文﹐又兼《商頌》﹐故在堯舜之後﹐次於《易》、《書》。…… 三《禮》﹕《周》、《儀》二《禮》﹐□周公所制﹐宜次文王﹔《禮記》雖有戴聖所錄﹐然忘名已久﹐又記二《禮》闕遺﹐相從次於《詩》下。……古有《樂》經﹐謂為六籍﹐滅亡既久﹐今亦闕焉。 《春秋》﹕既是孔子所作﹐理當後於周公﹐故次於《禮》。……1 陸德明《經典釋文》採 用的是“用《易》居前”的“六經”“次第”﹐所以他對“以《詩》為首”沒有討論﹐但“用《易》居前”的“六經”“次第”卻進行了詳盡的論述﹐認為是本於“著述早晚”之旨2。 本世紀二十年代﹐周予同先生對此問題又進行了探討﹐他說﹕ 今古文家對於《六經》次序的排列﹐是有意義的。引申些說﹐說這是表示他們對於孔子觀念的不同﹐也可以的。……古文家的排列次序是按《六經》產生時代的早晚﹐今文家卻是按《六經》內容程度的淺深。……古文家為什麼用時代的早晚排列呢﹖這就不能不說到他們對於孔子的觀念了。他們以為《六經》都是前代的史料﹐……認為孔子是史學家。…… 至於今文家呢﹖他們是反對這種說法的。……今文家認為孔子是政治家、哲學家、教育家﹐所以他們對於《六經》的排列﹐是含有教育家排列課程的意味。他們以《詩》、《書》、《禮》、《樂》是普通教育或初級教育的課程﹔《易》、《春秋》是孔子的哲學、孔子的政治學和社會學的思想所在﹐非高材不能領悟﹐所以列在最後﹐可以說是孔子的專門教育或高級教育的課程。又《詩》、《書》是符號（文字）的教育﹐《禮》、《樂》是實踐（道德）的陶冶﹐所以《詩》、《書》列在先﹐《禮》、《樂》又列在其次。總之﹐一《詩》、《書》﹐二《禮》、《樂》﹐三《易》、《春秋》﹐它們的排列是完全依照程度的深淺而定3。 此說對陸德明說作了很大的發展﹕第一﹐將“用《易》居前”和“以《詩》為首”的兩種六經次序歸入今古文家之爭﹔第二﹐認為“以《詩》為首”之序是“按《六經》內容程度的淺深”排列的﹔第三﹐認為這兩種次序的排列是由於今古文兩家“對於孔子觀念的不同”造成的﹐古文家認為“《六經》皆史”﹐“孔子是史學家”﹐所以“用時代的早晚排列”﹔黍饃拶艨玼婸峞撳O郵恰薄敖逃□搖保□啊讀□□返吶帕小保□昂□薪逃□遺帕鋅緯痰囊□丁保□巴耆□勒粘潭鵲納釙扯佽ａ薄Ｕ饈侵苡柰□壬□錘床□齙囊桓鮒匾□木□□鄣?4﹐其影響相當大5。但是﹐驗諸史實﹐陸、周的“六經”次序說也還存在一些問題﹐現特提出來討論。 二 周予同先生列舉了許多材料﹐認為“以《詩》為首”的“六經”次序是今文家說6。這一觀點表面上証據充分﹐實質上並不能成立。 傳統文獻裡﹐關於“六經”次第較早的記載有《莊子》。其《天運》篇說﹕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7 《天下》篇說﹕ 《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8。 《徐無鬼》篇說﹕ 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縱說之﹐則以《金板》《六弢》9。 這裡雖然隻列舉了四經﹐不及《易》與《春秋》﹐但也是“以《詩》為首”。 《禮記‧經解》篇說﹕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絜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10 《王制》篇說﹕ 樂正崇四術﹐立四教﹐佶蛚欽`妒□貳妒欏貳獨瘛貳獨幀芬栽焓?11。 荀子以群經教授弟子,著作中留下了許多關於經學的論述。其《勸學》篇說: 《書》者,政事之紀也;《詩》者,中聲之止也;《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故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禮》之敬文也,《樂》之中和也,《詩》、《書》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間者畢矣。……《禮》、《樂》法而不說,《詩》、《書》故而不切,《春秋》約而不速12。 其《儒效》篇又說: 故《詩》《書》《禮》《樂》之歸是矣。《詩》言是,其志也;《書》言是,其事也;《禮》言是,其行也;《樂》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13。 《勸學》篇列舉五經﹐以《禮》、《樂》至於《詩》、《書》前﹐當為特例﹐是荀子重禮義﹐“殺《詩》、《書》”思想所致。到《儒效》篇﹐就以《詩》、《書》、《禮》、《樂》、《春秋》為序了。 《商君書‧農戰》篇說﹕ 《詩》、《書》、《禮》、《樂》、善、修、仁、廉、辯、慧﹐國有十者﹐上無以戰守14。 其《去彊》篇也說﹕ 國用《詩》、《書》、《禮》、《樂》、孝、弟、善、修者﹐敵至必削﹐國不至必貧15。 《左傳‧僖公二十七年》記載﹕ 趙衰曰﹕“……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16。 從上例來看﹐《莊子》兩舉“六經”﹐一舉四經﹐都是“以《詩》為首”。《莊子》之說﹐歸入今文家是很困難的。1988年初﹐湖北張家山136號墓出土了《莊子‧盜跖》篇﹐從該墓所出土的“七年質日”曆 譜可知﹐該墓下葬的上限為漢文帝前元七年（前173年）﹐而下限不晚於漢文帝前元十三年（前167年）17。而1977年發掘的安徽阜陽雙古堆一號漢墓﹐其墓主是西漢第二代汝陰侯夏侯灶。夏侯灶卒於漢文帝前元十五年（前165年）,其墓出土了大量竹簡。其中有幾篇《莊子》殘簡18﹐據說屬於《則陽》、《外物》、《讓王》。《盜跖》、《則陽》、《外物》、《讓王》均屬於《莊子‧外篇》﹐一般認為是《莊子》中較晚的。它們在漢文帝前元年間的墓葬中出土﹐說明它們都是先秦的作品。而《天運》、《天下》、《徐無鬼》三篇﹐其年代絕不會晚於《盜跖》、《則陽》、《外物》、《讓王》。所以﹐《天運》、《天下》、《徐無鬼》三篇“以《詩》為首”的“六經”次第﹐反映的是先秦時期人們對“六經”次第的習慣稱呼﹐絕不會是今文家的說法﹐因為先秦還沒有今文家。 《商君書》兩以“《詩》、《書》、《禮》、《樂》”為序﹐《左傳》所載趙衰說實質也是稱舉“《詩》、《書》、《禮》、《樂》”﹐這與《莊子》《天運》、《天下》、《徐無鬼》三篇所反映出來的事實是一致的。趙衰是春秋晉文公時期的大夫﹐其年代較孔子也早出很多﹐其時連孔子都還沒有﹐又何來今文家說呢﹖ 應該指出的是﹐今文家是傳儒家經書的學派﹐而《莊子》、《商君書》一是道家的著作﹐一是法家的著作。將先秦道家和法家著作的說法﹐歸諸於今文家說﹐也是說不通的。 《左傳》屬於古文家﹐本是不爭的事實。但《左傳》卻偏偏載有“以《詩》為首”的“《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說。這豈不是說古文家也用今文家說﹖《荀子》為子書﹐其說本不好以今文家或古文家定來劃分。《禮記》屬今文家﹐但其所載之“六經”次序﹐其實與今古文無關﹐隻不過是反映先秦的事實而已。所以﹐從傳統的先秦文獻看﹐將“以《詩》為首”的“六經”次序﹐歸諸於今文家說﹐當屬本末顛倒﹐反客為主。 三 從出土文獻看﹐將“以《詩》為首”的“六經”次序﹐歸諸於今文家說﹐也是不能成立的。 1973年底﹐湖南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了十二多萬字的帛書。其中有六篇易傳。帛書《要》篇﹐即其四19。帛書《要》篇有如下記載﹕ 孔子 （籀）至於損益一卦﹐未尚不廢書而 （嘆）﹐戒門弟子曰﹕……《詩》、《書》、《禮》、《樂》不□百扁﹐難以致之。不問於古法﹐不可順以□令﹐不可求以志善20。 所謂“《詩》、《書》、《禮》、《樂》不□百扁”﹐雖然隻稱舉四經﹐但也是“以《詩》為首”。 從隨葬木牘可知﹐馬王堆三號漢墓葬於漢文帝前元十二年（前一六八年）﹐該墓帛書的抄寫﹐最晚不會遲於該年。從《要》篇的書寫形制、篇題及其所記字數來看﹐帛書《要》篇係抄本無疑﹐應有更早的篆書竹簡本存在。從篆書竹簡本到被抄為帛書﹐《要》篇應有一段流傳的時間。《要》係摘錄性質之書21﹐其材料來源應較其成書更早。考慮到秦始皇西元前213年根據李斯所議制定了《挾書令》﹐而該令直到漢惠帝四年（前191）才得以廢除。考古發掘表明﹐迄今在《挾書令》施行時期以內的墓葬﹐所出書籍均未超出該令的規定22。所以﹐帛書《要》篇的記載不可能出自出漢初﹐也不可能出自短短十五年的秦代﹐應該會早到戰國。所以﹐帛書《要》篇“以《詩》為首”的次第﹐顯非今文家說﹐而是先秦的舊傳。 1993年10月湖北省荊門市郭店一號楚墓出土了804枚楚簡。考古專家從墓葬形制和器物特征判斷﹐郭店一號墓具有戰國中期偏晚的特點﹐因而斷定其下葬年代當在公元前4世紀中期至前3世紀初﹐其墓主人的身份為有田祿的上士。其竹簡字體有明顯的戰國時期楚國文字的特點23。這些論定﹐都是可信的。 這些楚簡對於中國思想史和學術史的研究是襤V玫牟牧希□雜誑疾煜惹厥逼淞傲□□貝渦蛞燦蟹峭□俺５囊庖濉Ｏ衷謖餘□□虻惱掌□褪臀囊訝□抗□□１?24。我們可以據此進行討論。 楚簡《緇衣》篇征引《詩》、《書》頗多。將其征引《詩》、《書》之序與《禮記‧緇衣》比較﹐不無啟發。如楚簡第3章引《詩》在前﹐引《尹誥》在後。而《禮記‧緇衣》本稱引次序則相反﹐是《尹誥》在前﹐《詩》在後。兩者誰是誰非呢﹖當以楚簡為是。因為楚簡《緇衣》篇《詩》、《書》並引共七章﹐皆先引《詩》﹐再引《書》﹐無一例外。如楚簡第五章先引《詩》﹐再引《君牙》﹔第七章先引《詩》﹐再引《呂刑》﹔第十章先引《詩》﹐再引《君陳》﹔第十二章先引《詩》﹐再引《呂刑》﹔第十七章先引《大雅》、《小雅》﹐再引《君奭》﹔第十八章先引《詩》﹐再引《君陳》。25《禮記‧緇衣》篇《詩》、《書》並引共八章﹐有五章是先《詩》後《書》﹐一章是先《詩》後《書》再《詩》﹐兩章是先《書》後《詩》。26由此可知﹐楚簡稱引《詩》《書》﹐是有嚴格規律的﹐都是先《詩》後《書》﹔而《禮記‧緇衣》本稱引﹐大體也循先《詩》後《書》之序。由此可知﹐《禮記‧緇衣》本先《書》後《詩》的兩章當為後人竄亂所致﹐故書稱引《詩》《書》當如楚簡本之序。楚簡《緇衣》先《詩》而後《書》的事實和傳統先秦文獻的稱引習慣是完全吻合的。 楚簡《性自命出》篇第15、16簡說﹕ 時、箸、豊、樂﹐亓司出皆生於人。時﹐又為為之也﹔箸﹐又為言之也﹔禮、樂﹐又為 之也27。 “時”讀為詩﹐“箸”讀為“書”﹐“豊 ”讀為禮﹐“司”讀為始﹐“又”﹐讀為“有”﹐“ ”讀為“舉” 28。這是說《書》與《詩》、《禮》、《樂》﹐它們的創作都產生於人﹐《詩》、《書》、《禮》、《樂》﹐都是反映人們的作為的。這裡雖然隻稱舉四經﹐但也是循“以《詩》為首”之序。 楚簡《六德》第23至25簡說﹕ 古夫夫﹐婦婦﹐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六者客行亓 而 亡繇迮也。雚者 、箸則亦才 ﹐雚者豊、樂則亦才 ﹐雚者易、春秋則亦才 29。 “古”讀為故﹐“客”讀為各﹐“ ”讀為職30﹐“亡”讀為無﹐“繇”讀為猶﹐“迮”讀為作﹐“雚”讀為觀﹐“者”讀為諸﹐“ ”讀為詩﹐“箸”讀為書﹐“才”讀為在﹐“ ”讀為矣﹐“豊”讀為禮。《郭店楚墓竹簡》的這些釋讀都是正確的。但“ ”應讀為訕。《說文‧言部》﹕“訕﹐謗也。”31“ ”即誇 之古文。《玉篇‧言部》﹕“誇 ﹐逞也。 ﹐古文。”32這裡不但《詩》、《書》、《禮》、《樂》、《易》、《春秋》並稱﹐而且說它們都是表達“夫夫、婦婦、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之理的。 楚簡《語叢一》也有稱舉“六經”之語﹐隻可惜有所殘損。如依楚簡《六德》篇所稱《詩》、《書》、《禮》、《樂》、《易》、《春秋》之序﹐將其第38、39、44、36、37、40、41簡拼合33﹐則得﹕ 《詩》所以會古今之志也者﹐[《書》者所以會]□□□□者也﹐[《禮》所以會]□□□□[也﹐《樂》所以會] □□□□[也]﹐《易》所以會天道人道也。《春秋》所以會古今之事也34。 由此看﹐楚簡《語叢一》論“六經”之義﹐很可能也是循《詩》、《書》、《禮》、《樂》、《易》、《春秋》之序。 郭店一號楚墓的下葬年代為戰國中期偏後﹐所出文獻當屬戰國中期以前。其稱舉“六經”﹐都以“以《詩》為首”﹐與帛書《要》篇同。出土材料的事實與傳統文獻相印証﹐說明《詩》、《書》、《禮》、《樂》、《易》、《春秋》之序是先秦時期的通說﹐將其歸諸於今文家說﹐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 四 陸德明認為“用《易》居前”的“六經”次序始於“《七略》、《藝文志》所記”。從文獻上看﹐言六經者不但先秦一般以“《詩》《書》《禮》《樂》《易》《春秋》”為序﹐就是漢初也仍如此。如《史記‧儒林列傳》說﹕ 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母生﹐於趙自董仲舒35。 董仲舒《春秋繁露‧玉杯》篇說﹕ 君子知在位者之不能以惡服人也﹐是故簡六藝以贍養之。《詩》、《書》序其志﹐《禮》、《樂》純其養﹐《易》、《春秋》明其知。六學皆大﹐而各有所長。《詩》道志﹐故長於質﹔《禮》制節﹐故長於文﹔《樂》詠德﹐故長於風﹔《書》著功﹐故長於事﹔《易》本天地﹐故長於數﹔《春秋》正是非﹐故長於治人36。 賈誼《新書‧六術》篇說﹕ 是故內本六法﹐外體六行﹐以與《詩》《書》《易》《春秋》《禮》《樂》六者之術以為大義﹐謂之六藝37。 除賈誼《新書‧六術》篇偶以“《易》《春秋》”居“《禮》《樂》”前外﹐都是按照《詩》《書》《禮》《樂》《易》《春秋》的次序排列的。 但是﹐這種排列在班固的《漢書》中卻發生了變化。《漢書‧藝文志‧六藝略》序六經次第﹐首《易》﹐次《書》﹐次《詩》﹐次《禮》﹐次《樂》﹐次《春秋》38。《史記‧儒林列傳》之語到《漢書‧儒林傳》卻變為﹕ 漢興﹐言《易》自淄川田生。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燕則韓太傅。言《禮》﹐則魯高堂生。言《春秋》﹐於齊則胡母生﹐於趙則董仲舒39。 《詩》《書》《禮》《樂》《易》《春秋》被改作了《易》《書》《詩》《禮》《樂》《春秋》。 ○r菏欏□瘴鬧盡方淮□涑墑楣□趟擔? 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群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今刪其要以備篇籍40。 由此可知﹐《漢書‧藝文志》本於劉歆《七略》。 金景芳師認為《漢書‧藝文志‧六藝略》“用《易》居前”的六經次序本於劉歆說﹐顯然是劉歆的讕言。他說﹕ 特別是《六藝略》於《春秋》說﹕“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帝王靡不同之。”尤為謬妄。因為《莊子‧天下》明言“《書》以道事”。《荀子‧儒效》明言“《書》言是其事也。”怎能說“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帝王靡不同之”呢﹖且先秦及漢初言六經的如《荀子‧勸學》說“《詩》《書》故而不切。”《春秋繁露‧玉杯》說﹕“《詩》《書》序其志﹐《易》《春秋》明其知。”《史記‧司馬相如列傳》說﹕“《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以之顯。”都是《詩》《書》對舉﹐《易》《春秋》對舉﹐哪有《春秋》與《尚書》對舉之事﹖孔子和董仲舒都說“《春秋》以道義”﹐怎能說“事為《春秋》”呢﹖分明是為《左傳》爭一席地。《漢書‧王莽傳》載﹕“故左將軍公孫祿說﹕國師嘉信公顛倒五經﹐毀師法﹐令學士迷惑。”可能即指此事。則周氏所謂“古文家的排列次序是按六經產生時代的早晚”﹐實不足據41。 這是說“用《易》居前”的六經次序並不止“按六經產生時代的早晚”排列這麼簡單﹐而是劉歆出於為古文家爭地位之目的而編造。其說頗令人深思。 “用《易》居前”的六經次序廣為流傳﹐的確與古文學派的興起有關。但問題是在今古文之爭中﹐《周易》並非焦點。焦點是《周禮》和《左傳》。劉歆在六鴃憫o判蛑校□綣□□□盼募藝□匚唬□□蓖懷觥噸芾瘛泛汀蹲蟠□貳Ｈ歡闢□宦□竊淞壩謾兌住肪憂啊鋇吶帕兄校□故竊淞耙浴妒□肺□住鋇吶帕兄校□搿噸芾瘛泛汀蹲蟠□酚泄氐摹獨瘛貳Ⅰ洞呵鎩返奈恢枚濟揮寫□謀浠□﹗洞呵鎩范際薔幼金□歡闆獨瘛罰□淞耙浴妒□肺□住鋇吶帕兄斜揪擁諶□□健壩謾兌住肪憂啊鋇牡吶帕兄蟹炊□說攪說謁摹﹗壩謾兌住肪憂啊鋇牧□□渦蛉綣□鯪讀蹯□□盼募藝□匚歡剷□歟□蹯□□讒嵋□庋□贍兀克□裕□盜蹯□鯪段□盼募藝□匚恢□康畝剷□□壩謾兌住肪憂啊鋇牧□□渦穎□淅磧□K不很充分。 劉歆《七略》“用《易》居前”的六經次序有沒有所本呢﹖這一問題雖然從未有人提出過﹐但事實上值得深究。 《淮南子‧泰族》有一段話值得我們注意﹕ 溫惠柔良者﹐《詩》之風也﹔淳龐敦厚者﹐《書》之教也﹔清明條達者﹐《易》之義也﹔恭儉尊讓者﹐《禮》之為也﹔寬裕簡易者﹐《樂》之化也﹔刺幾辨義者﹐《春秋》之靡也。《易》之失鬼﹐《樂》之失淫﹐《詩》之失愚﹐《書》之失拘﹐《禮》之失忮﹐《春秋》之失詈42。 這一段話很明顯出於《禮記‧經解》﹐如“溫惠柔良者﹐《詩》之風也”句﹐與《禮記‧經解》“溫柔敦厚﹐《詩》教也”近﹐“《詩》之風也”《北堂書鈔》九十五引﹐就作“《詩》教也” 43﹔“恭儉尊讓者﹐《禮》之為也”﹐與《禮記‧經解》“恭儉莊敬﹐《禮》教也”近﹔“寬裕簡易者﹐《樂》之化也”﹐與《禮記‧經解》“廣博易良﹐《樂》教也”近﹔“《易》之失鬼” ﹐與《禮記‧經解》“《易》之失賊”近﹔“《樂》之失淫”﹐與《禮記‧經解》“《樂》之失奢”近﹔“《詩》之失愚”﹐與《禮記‧經解》同﹔“《禮》之失忮﹐《春秋》之失詈”﹐與《禮記‧經解》“《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近。戙D傲□□敝□穎□紫紉浴妒□貳妒欏貳兌住貳獨瘛貳獨幀貳洞呵鎩肺□危□搿獨竇恰□□狻貳妒□貳妒欏貳獨幀貳兌住貳獨瘛貳洞呵鎩分□謂□壞□溽嵋浴兌住貳獨幀貳妒□貳妒欏貳獨瘛貳洞呵鎩肺□危□□兌住誹崆爸痢傲□□敝□祝□蠐搿獨竇恰□□狻凡煌□□□印妒□貳妒欏貳獨瘛貳洞呵鎩返吶帕鋅矗□浯印獨竇恰□□狻坊□齙暮奐Ｒ不姑饗浴? 《淮南子‧泰族》這種“用《易》居前”對六經次序的改造有沒有來源呢﹖從出土文獻還是能找到線索。 上述馬王堆帛書《要》篇說﹕ 孔子 （籀）至於損益一卦﹐未尚不廢書而 （嘆）﹐戒門弟子曰﹕……故易又（有）天道焉﹐而不可以日月生辰盡稱也﹐故為之以陰陽﹔又（有）地道焉﹐不可以水火金土木盡稱也﹐故律之柔剛﹔又（有）人道焉﹐不可以父子君臣夫婦先後盡稱也﹐故為之以上下﹔又（有）四時之變焉﹐不可以萬勿（物）盡稱也﹐故為之以八卦。故易之為書也﹐一類不足以亟之﹐變以備亓（其）請（情）者也。故胃（謂）之易又（有）君道焉﹐五官六府不足盡稱之﹐五正之事不足以至之﹐而詩書禮樂不□百扁﹐難以致之。不問於古法﹐不可順以□令﹐不可求以志善。能者 （由）一求之﹐所胃（謂）得一而君（群）畢者﹐此之（謂）也44。 “詩書禮樂不□百扁”句的缺文﹐過去筆者以為當補“足”字,如此“扁”當讀為“篇” 45。池田知久認為當據《墨子‧貴義》“子墨子曰﹕昔者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漆（七）十士”和《三國志‧魏志‧董遇傳》注引《魏略》曰﹕“人猶從學者﹐遇不肯教﹐而雲必當先讀百遍﹐言讀書百遍﹐其義自見”﹐補為“讀”﹔如此“扁”當讀為“遍” 46。筆者也曾有同樣的看法47。這些意見看來都有問題。所缺之字其實應補為“止”﹐“扁”還是當讀為“篇”。帛書《要》篇各節﹐所摘錄粟a際強鬃勇邸兌住返鬧匾□孕校□洹耙□弊侄嗉□□加屑蛞□□濉Ｏ攣乃□健? （由）一求之”、“得一而君（群）畢”﹐也都是講簡要功夫。在孔子看來﹐《詩》、《書》、《禮》、《樂》﹐卷帙繁多﹐不止百篇之數﹐從中獲取“天道”、“地道”、“四時之變”和“人道”、“君道”﹐不是容易之事﹐所以說“難以致之”。而《周易》有“陰陽”、“柔剛”以見天地之道﹐有“八卦”以見“四時之變”﹐有“上下”以見“人道”、“君道”﹐ 《詩》、《書》、《禮》、《樂》的精華都濃縮在《周易》的損益之道裡。所以“ （由）一求之”、“得一而君（群）畢”﹐從《周易》的損益之道裡可以盡得《詩》、《書》、《禮》、《樂》之精義﹐不必皓首窮經﹐把精力耗費在卷帙繁多的《詩》、《書》、《禮》、《樂》的繁文末節上。 這一段話以《詩》、《書》、《禮》、《樂》為序﹐表面上是“以《詩》為首”﹐但其實質是貶抑《詩》、《書》、《禮》、《樂》﹐突出《周易》﹔名義上沒有“用《易》居前”﹐實質是以《周易》冠諸《詩》、《書》、《禮》、《樂》之上。所謂“ （由）一求之”、“得一而君（群）畢”﹐實質也包含了由《易》之“一”而得《詩》、《書》、《禮》、《樂》之“君（群）”的意義。這一論述﹐事實上開啟了“用《易》居前”的“六經”之序的大門。所以﹐追源溯流﹐《淮南子‧泰族》“用《易》居前”對六經次序的改造當本於此﹐而劉歆所編造的《易》、《書》、《詩》、《禮》、《樂》、《春秋》六經次序也很有可能吸收了帛書《要》篇說和《淮南子‧泰族》篇說。 五 由此可以獲得很多啟發。 今文學派和古文學派之爭﹐表面上是文字問題﹐是立哪些文獻為經的問題﹐實質上“儒以六藝事人”﹐“六經”之學源於孔子﹐立哪些文獻為經牽涉到什麼是真正的孔子思想的問題。孔子思想不是一成不變的﹐而孔子思想的變化與後代經學的紛爭以致學派紛呈也不是沒有關係。 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和《田敬仲完世家》都說“孔子晚而喜《易》”﹐班固《漢書‧儒林傳》所載亦同﹐隻不過改“喜”為“好”而已。孔子為何要至晚年方才“喜《易》”?他晚年前後的易學觀有沒有變化?對此﹐司馬遷、班固沒有記載﹐人們也都沒有注意到。因為在人們的觀念中﹐孔子的思想終其一生﹐是“一以貫之”的﹐不可能有轉折變化﹐其易學觀也當如此。 帛書《要》有一節文字﹐詳細記載了孔子“老而好《易》”而和其弟子子贛(貢)辯論的情況。其文曰﹕ 夫子老而好《易》﹐居則在席﹐行則在囊。子贛曰﹕“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靈之趨﹔知謀遠者﹐卜筮之蘩。’賜以此為然矣。以此言取之﹐賜緡行之為也。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夫子曰﹕“君子言以矩方也。前(剪)羊(祥)而至者﹐弗羊(祥)而巧也。察其要者﹐不 (詭)其福。《尚書》多 矣﹐《周易》未失也﹐且又(有)古之遺言焉。予非安其用也。”……“賜聞諸夫子曰﹕‘孫(遜)正而行義﹐則人不惑矣。’夫子今不安其用而樂其辭﹐則是用倚(奇)於人也﹐而可乎?”子曰﹕“校(謬)哉﹐賜!吾告女(汝)﹐《易》之道……故《易》剛者使知瞿(懼)﹐柔者使知剛﹐愚人為而不忘(妄)﹐ (漸)人為而去詐。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慮﹐紂乃無道。文王作﹐諱而辟(避)咎﹐然後《易》始興也。予樂其知……”48 孔子“老而好《易》”﹐竟到了“居則在席﹐行則在囊”的痴迷地步﹐對此﹐其弟子子貢持激烈反對的態度。子貢為何要反對“夫子老而好《易》”呢?原因就在於子貢認為孔子“老而好之”違反了孔子的“它日”之教。“它日”即往日﹐指以前。孔子“老而好《易》”之前ㄐ摩D噸芤住肥且恢質讒崽□饒??帛書通過子貢之口﹐揭示得非常清楚﹕“德行亡者﹐神靈之趨﹔知謀遠者﹐卜筮之蘩” 49。喪失德行的人才乞求神靈﹐缺乏智謀的人才頻繁卜筮。子貢引此來批評“夫子老而好《易》”﹐是引子昔日之矛擊子今日之盾﹐說明這種“它日之教”就是孔子“它日”對好《易》者的批評。下文“賜聞諸夫子曰﹕‘孫正而行義﹐則人不感矣’”同理﹐也是說不須好《易》﹐亦能不惑﹐以此駁孔子“《周易》未失也”之說。從子貢所引孔子的“它日”之教來看﹐孔子晚年以前不但不曾“好《易》”﹐反而視“好《易》”為求“德行”、“遜正而行義”的對立面。在這時的孔子看來﹐《周易》是卜筮之書﹐為君子所羞稱。這一易學觀﹐“賜以此為然”﹐被子貢這些弟子所完全接受﹐視為孔門思想的正統﹔並“緡行之為也”﹐努力實行。 但是孔子晚年以後思想卻發生了變化﹐他認為“《周易》未失也”﹐具有“剛者使知懼﹐柔者使知剛﹐愚人為而不妄﹐ 人為而去詐”的作用。過於剛強者﹐學了《周易》之後﹐就會“知懼”﹐懂得過於剛強之禍。過於柔弱者﹐學了《周易》之後﹐就會“知剛”﹐懂得要以剛去濟柔。這就是說﹐《周易》是一部講辯証法的書﹐它揭示了物極必反、相反相成的哲理。愚人學了《周易》之後就會變得聰明﹐ (姦)人學了《周易》之後就會去掉狡詐之心。又是一部講人生哲理之書﹐它揭諸人生的智慧﹐做人的正道﹐教人“不妄”、“去詐”。 孔子還認為《周易》“有古之遺言焉”﹐認為《周易》一書蘊藏著周文王的思想。帛書《要》說﹕“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慮﹐紂乃無道﹐文王作﹐諱而避咎﹐然後《易》始興也。予樂其知……”這是說﹐《周易》一書始出於周文王﹐它產生於“紂乃無道﹐文王作”的年代﹐是周文王”諱而避咎”之作﹐反映了文王的仁珧m枷?(“文王仁”)和憂國憂民意識(“其慮”)。孔子是“樂其知”﹐賞識蘊藏在《周易》一書裡的文王之智才“好《易》”的。 晚年以後的孔子不但“好《易》”﹐而且還將《周易》與《詩》、《書》、《禮》、《樂》進行了對比。他說﹕“《尚書》多 （疏）也﹐《周易》未失矣。”認為《尚書》記事過於簡略﹐多有疏漏之處﹐其紀事的形式甚至思想結構都不如《周易》精密。又以為“《詩》、《書》、《禮》、《樂》不[止]百扁（篇）﹐難以致之”﹐由《周易》的損益之道裡就可以盡得《詩》、《書》、《禮》、《樂》之精義﹐不必皓首窮經﹐把精力耗費在卷帙繁多的《詩》、《書》、《禮》、《樂》的繁文末節上。 孔子晚年前後對《周易》和《詩》、《書》、《禮》、《樂》認識的變化會不會對“六經”的排列次序產生影響呢﹖筆者認為完全有可能。晚年前﹐孔子輕視《周易》﹐視《易》為卜筮之書﹐他稱引群經﹐絕不會將《周易》冠諸群經之首﹐一定會循《詩》、《書》、《禮》、《樂》、《易》之次﹔“老而好《易》”之後﹐重《易》而輕《詩》、《書》、《禮》、《樂》﹐就很有可能將《易》的排序從《詩》、《書》、《禮》、《樂》之後提升至《詩》、《書》、《禮》、《樂》之前。帛書《要》篇“故胃（謂）之易又（有）君道焉﹐五官六府不足盡稱之﹐五正之事不足以至之﹐而《詩》、《書》、《禮》、《樂》不[止]百扁（篇）﹐難以致之。不問於古法﹐不可順以□令﹐不可求以志善。能者 （由）一求之﹐所胃（謂）得一而君（群）畢者﹐此之（謂）也”一段﹐先稱《易》﹐再說“《詩》、《書》、《禮》、《樂》”如何如何﹐不但在語義上是突出《易》而看輕《詩》、《書》、《禮》、《樂》﹐在排序上實際也已將《易》置諸群經之首。孔子對群經的這種態度﹐勢必會影響到癶濊號l歪嵫□２□欏兌□菲□竊刈庸鋇募□遺□潰□褪侵□鰲４蠖□災□□鬃印襖隙□謾兌住貳幣鄖暗牡蘢櫻□繾庸鋇齲□蕓鬃憂□印噸芤住匪枷氳撓跋歟□澂換崽□粗亍噸芤住貳＞褪強鬃擁奶□確５□吮浠□□□且膊患□鎂湍芙郵堋Ｔ諶壕□拇蔚諫希□勻換嵫□桑□換帷壩謾兌住肪憂啊薄６□鬃油砟甑囊恍╕蘢蛹捌溽嵫□□蕓鬃印襖隙□謾兌住貳薄18亍兌住范剷岬汀妒□貳Ⅰ妒欏貳Ⅰ獨瘛貳Ⅰ獨幀返撓跋歟□禿苡鋅贍芤環淳曬擼□□兌住分彌釗壕□□住Ｕ庋□□突岬賈隆耙浴妒□肺□住焙汀壩謾兌住肪憂啊繃街幀傲□□貝渦虻某魷幀５□牽□冉隙□裕□鬃印襖隙□謾兌住貳幣鄖暗牡蘢傭嘍□跋齏螅□襖隙□謾兌住貳幣葬岬牡蘢由俁□跋煜嘍雜邢蕖Ｔ偌由稀耙浴妒□肺□住北糾淳褪譴□常□闆壩謾兌住肪憂啊筆粲諦魯鎏乩□Ｒ虼耍□惹□廖骱褐舋諞鄖埃□南準竊刈勻弧耙浴妒□肺□住倍嘍闆壩謾兌住肪憂啊鄙佟Ｕ庵智榭鮒敝亮蹯□鍍唄浴罰□乇鶚前喙獺逗菏欏煩霾盼□□蟊洹? 從上引《左傳‧僖公二十七年》所載趙衰說和帛書《要》篇的稱引可知﹐《詩》、《書》、《禮》、《樂》的次第在孔子之前早已成為習稱﹐而孔子不過是援用而已。《詩》、《書》、《禮》、《樂》的排列是出於什麼原因﹐“文獻不足徵”﹐筆者不好妄作猜測。但《易》居《詩》、《書》、《禮》、《樂》之前或居《詩》、《書》、《禮》、《樂》之後﹐這兩種“六經”次序形成的原因我們從帛書《要》篇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孔子晚年以前輕視《周易》﹐視《易》為卜筮之書﹐稱舉群經自然會以《詩》、《書》、《禮》、《樂》為先﹐以《易》為後。孔子晚年以後對《周易》的認識發生了巨變﹐重《易》而輕《詩》、《書》、《禮》、《樂》﹐這樣導致了“用《易》居前”之“六經”次序的出現。孔子晚年前後的弟子受孔子不同時期鴃慼樞E氳撓跋歟□勻壕□娜鮮兌燦興□煌□□虼順憑偃壕□簿陀辛瞬煌□拇蔚淞６□□澆裎募宜島凸盼募搖傲□□貝渦蛩擔□徊還□瞧淞鞣繅旁隙□選? 由此可見﹐“以《詩》為首”的“六經”次序﹐並非出於今文家﹔而“用《易》居前”的“六經”次序﹐雖然出自古文家﹐但也淵源有自。《易》居《詩》、《書》、《禮》、《樂》之前或居《詩》、《書》、《禮》、《樂》之後﹐這兩種“六經”次序的形成﹐實與孔子晚年前後經學思想的變化密切相關。陸德明“用《易》居前”本於“著述早晚”﹐周予同“以《詩》為首”“按《六經》內容程度的淺深”的論斷﹐文獻尚難以坐實。從帛書《要》篇提供的線索看﹐是孔子晚年以前輕視《周易》﹐所以殿《易》於《詩》、《書》、《禮》、《樂》之後﹔晚年以後重《易》而輕《詩》、《書》、《禮》、《樂》﹐所以冠《易》於《詩》、《書》、《禮》、《樂》之前。“六經”這兩種不同的次序﹐其經學史的背景和意義可謂大矣﹐深矣。 參考文獻 陸德明﹕《經典釋文‧序》﹐北京﹕中華書局﹐1983。 周予同﹕《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增訂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蔣伯潛、蔣祖怡﹕《經與經學》﹐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7. 徐復觀﹕《中國經學史的基礎》﹐台北﹕學生書局﹐1982. 金景芳﹕《孔子的這一份珍貴的遺產──六經》﹐《金景芳古史論集》﹐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1991。 阮元編﹕《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 司馬遷撰、瀧川資言考証、水澤利忠校補﹕《史記會注考証附校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廖名春﹕《馬王堆帛書周易經傳釋文》﹐《續修四庫全書》經部第一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廖名春﹕《帛書〈要〉簡說》﹐《道家文化研究》딿3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廖名春﹕《帛書釋〈要〉》﹐《中國文化》第10輯﹐1995。 廖名春﹕《試論孔子易學觀的轉變》﹐《孔子研究》1995年第4期。 荊門市博物館﹕《郭店楚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 八卦可以帶來新的視點 ※ 來源:‧BBS 水木清華站 smth.org‧[FROM: 166.111.1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