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六经”的次序﹐传统文献有很多不同的排列﹐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首先注意到这一问题并进行了论述的是唐人陆德明﹐其《经典释文‧序》说﹕ 五经六籍﹐圣人设教训﹐诱机要﹐宁有短长﹖然时有浇淳﹐随病投药﹐不相沿袭﹐岂无先後﹖所以次第互有不同。如《礼记‧经解》之说﹐以《诗》为首﹔《七略》、《艺文志》所记﹐用《易》居前﹔阮孝绪《七录》亦同此次﹔而王俭《七志》﹐《孝经》为初。原其後前﹐义各有旨。今欲以着述早晚﹐经义□别﹐以成次第。出之如左﹕ 《周易》﹕虽文起周代﹐而卦肇伏羲。既处名教之初﹐故《易》为七经之首。…… 古文《尚书》﹕既起五帝之末﹐理後三皇之经﹐故次於《易》。…… 毛《诗》﹕既起周文﹐又兼《商颂》﹐故在尧舜之後﹐次於《易》、《书》。…… 三《礼》﹕《周》、《仪》二《礼》﹐□周公所制﹐宜次文王﹔《礼记》虽有戴圣所录﹐然忘名已久﹐又记二《礼》阙遗﹐相从次於《诗》下。……古有《乐》经﹐谓为六籍﹐灭亡既久﹐今亦阙焉。 《春秋》﹕既是孔子所作﹐理当後於周公﹐故次於《礼》。……1 陆德明《经典释文》采 用的是“用《易》居前”的“六经”“次第”﹐所以他对“以《诗》为首”没有讨论﹐但“用《易》居前”的“六经”“次第”却进行了详尽的论述﹐认为是本於“着述早晚”之旨2。 本世纪二十年代﹐周予同先生对此问题又进行了探讨﹐他说﹕ 今古文家对於《六经》次序的排列﹐是有意义的。引申些说﹐说这是表示他们对於孔子观念的不同﹐也可以的。……古文家的排列次序是按《六经》产生时代的早晚﹐今文家却是按《六经》内容程度的浅深。……古文家为什麽用时代的早晚排列呢﹖这就不能不说到他们对於孔子的观念了。他们以为《六经》都是前代的史料﹐……认为孔子是史学家。…… 至於今文家呢﹖他们是反对这种说法的。……今文家认为孔子是政治家、哲学家、教育家﹐所以他们对於《六经》的排列﹐是含有教育家排列课程的意味。他们以《诗》、《书》、《礼》、《乐》是普通教育或初级教育的课程﹔《易》、《春秋》是孔子的哲学、孔子的政治学和社会学的思想所在﹐非高材不能领悟﹐所以列在最後﹐可以说是孔子的专门教育或高级教育的课程。又《诗》、《书》是符号（文字）的教育﹐《礼》、《乐》是实践（道德）的陶冶﹐所以《诗》、《书》列在先﹐《礼》、《乐》又列在其次。总之﹐一《诗》、《书》﹐二《礼》、《乐》﹐三《易》、《春秋》﹐它们的排列是完全依照程度的深浅而定3。 此说对陆德明说作了很大的发展﹕第一﹐将“用《易》居前”和“以《诗》为首”的两种六经次序归入今古文家之争﹔第二﹐认为“以《诗》为首”之序是“按《六经》内容程度的浅深”排列的﹔第三﹐认为这两种次序的排列是由於今古文两家“对於孔子观念的不同”造成的﹐古文家认为“《六经》皆史”﹐“孔子是史学家”﹐所以“用时代的早晚排列”﹔黍馍拶艨玼婸峞揿O邮恰薄敖逃□摇保□啊读□□返呐帕小保□昂□薪逃□遗帕锌纬痰囊□丁保□巴耆□勒粘潭鹊纳钋扯佽ａ薄Ｕ馐侵苡柰□壬□锤床□龅囊桓鲋匾□木□□鄣?4﹐其影响相当大5。但是﹐验诸史实﹐陆、周的“六经”次序说也还存在一些问题﹐现特提出来讨论。 二 周予同先生列举了许多材料﹐认为“以《诗》为首”的“六经”次序是今文家说6。这一观点表面上证据充分﹐实质上并不能成立。 传统文献里﹐关於“六经”次第较早的记载有《庄子》。其《天运》篇说﹕ 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7 《天下》篇说﹕ 《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8。 《徐无鬼》篇说﹕ 女商曰﹕先生独何以说吾君乎﹖吾所以说吾君者﹐横说之﹐则以《诗》《书》《礼》《乐》﹔纵说之﹐则以《金板》《六弢》9。 这里虽然只列举了四经﹐不及《易》与《春秋》﹐但也是“以《诗》为首”。 《礼记‧经解》篇说﹕ 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於《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於《书》者也﹐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於《乐》者也﹐絜静精微而不贼﹐则深於《易》者也﹔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於《礼》者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於《春秋》者也。”10 《王制》篇说﹕ 乐正崇四术﹐立四教﹐佶蛚钦`妒□贰妒椤贰独瘛贰独帧芬栽焓?11。 荀子以群经教授弟子,着作中留下了许多关於经学的论述。其《劝学》篇说: 《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止也;《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礼》、《乐》法而不说,《诗》、《书》故而不切,《春秋》约而不速12。 其《儒效》篇又说: 故《诗》《书》《礼》《乐》之归是矣。《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13。 《劝学》篇列举五经﹐以《礼》、《乐》至於《诗》、《书》前﹐当为特例﹐是荀子重礼义﹐“杀《诗》、《书》”思想所致。到《儒效》篇﹐就以《诗》、《书》、《礼》、《乐》、《春秋》为序了。 《商君书‧农战》篇说﹕ 《诗》、《书》、《礼》、《乐》、善、修、仁、廉、辩、慧﹐国有十者﹐上无以战守14。 其《去强》篇也说﹕ 国用《诗》、《书》、《礼》、《乐》、孝、弟、善、修者﹐敌至必削﹐国不至必贫15。 《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记载﹕ 赵衰曰﹕“……臣亟闻其言矣﹐说《礼》《乐》而敦《诗》《书》。《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16。 从上例来看﹐《庄子》两举“六经”﹐一举四经﹐都是“以《诗》为首”。《庄子》之说﹐归入今文家是很困难的。1988年初﹐湖北张家山136号墓出土了《庄子‧盗跖》篇﹐从该墓所出土的“七年质日”历 谱可知﹐该墓下葬的上限为汉文帝前元七年（前173年）﹐而下限不晚於汉文帝前元十三年（前167年）17。而1977年发掘的安徽阜阳双古堆一号汉墓﹐其墓主是西汉第二代汝阴侯夏侯灶。夏侯灶卒於汉文帝前元十五年（前165年）,其墓出土了大量竹简。其中有几篇《庄子》残简18﹐据说属於《则阳》、《外物》、《让王》。《盗跖》、《则阳》、《外物》、《让王》均属於《庄子‧外篇》﹐一般认为是《庄子》中较晚的。它们在汉文帝前元年间的墓葬中出土﹐说明它们都是先秦的作品。而《天运》、《天下》、《徐无鬼》三篇﹐其年代绝不会晚於《盗跖》、《则阳》、《外物》、《让王》。所以﹐《天运》、《天下》、《徐无鬼》三篇“以《诗》为首”的“六经”次第﹐反映的是先秦时期人们对“六经”次第的习惯称呼﹐绝不会是今文家的说法﹐因为先秦还没有今文家。 《商君书》两以“《诗》、《书》、《礼》、《乐》”为序﹐《左传》所载赵衰说实质也是称举“《诗》、《书》、《礼》、《乐》”﹐这与《庄子》《天运》、《天下》、《徐无鬼》三篇所反映出来的事实是一致的。赵衰是春秋晋文公时期的大夫﹐其年代较孔子也早出很多﹐其时连孔子都还没有﹐又何来今文家说呢﹖ 应该指出的是﹐今文家是传儒家经书的学派﹐而《庄子》、《商君书》一是道家的着作﹐一是法家的着作。将先秦道家和法家着作的说法﹐归诸於今文家说﹐也是说不通的。 《左传》属於古文家﹐本是不争的事实。但《左传》却偏偏载有“以《诗》为首”的“《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说。这岂不是说古文家也用今文家说﹖《荀子》为子书﹐其说本不好以今文家或古文家定来划分。《礼记》属今文家﹐但其所载之“六经”次序﹐其实与今古文无关﹐只不过是反映先秦的事实而已。所以﹐从传统的先秦文献看﹐将“以《诗》为首”的“六经”次序﹐归诸於今文家说﹐当属本末颠倒﹐反客为主。 三 从出土文献看﹐将“以《诗》为首”的“六经”次序﹐归诸於今文家说﹐也是不能成立的。 1973年底﹐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十二多万字的帛书。其中有六篇易传。帛书《要》篇﹐即其四19。帛书《要》篇有如下记载﹕ 孔子 （籀）至於损益一卦﹐未尚不废书而 （叹）﹐戒门弟子曰﹕……《诗》、《书》、《礼》、《乐》不□百扁﹐难以致之。不问於古法﹐不可顺以□令﹐不可求以志善20。 所谓“《诗》、《书》、《礼》、《乐》不□百扁”﹐虽然只称举四经﹐但也是“以《诗》为首”。 从随葬木牍可知﹐马王堆三号汉墓葬於汉文帝前元十二年（前一六八年）﹐该墓帛书的抄写﹐最晚不会迟於该年。从《要》篇的书写形制、篇题及其所记字数来看﹐帛书《要》篇系抄本无疑﹐应有更早的篆书竹简本存在。从篆书竹简本到被抄为帛书﹐《要》篇应有一段流传的时间。《要》系摘录性质之书21﹐其材料来源应较其成书更早。考虑到秦始皇西元前213年根据李斯所议制定了《挟书令》﹐而该令直到汉惠帝四年（前191）才得以废除。考古发掘表明﹐迄今在《挟书令》施行时期以内的墓葬﹐所出书籍均未超出该令的规定22。所以﹐帛书《要》篇的记载不可能出自出汉初﹐也不可能出自短短十五年的秦代﹐应该会早到战国。所以﹐帛书《要》篇“以《诗》为首”的次第﹐显非今文家说﹐而是先秦的旧传。 1993年10月湖北省荆门市郭店一号楚墓出土了804枚楚简。考古专家从墓葬形制和器物特征判断﹐郭店一号墓具有战国中期偏晚的特点﹐因而断定其下葬年代当在公元前4世纪中期至前3世纪初﹐其墓主人的身份为有田禄的上士。其竹简字体有明显的战国时期楚国文字的特点23。这些论定﹐都是可信的。 这些楚简对於中国思想史和学术史的研究是褴V玫牟牧希□杂诳疾煜惹厥逼淞傲□□贝涡蛞灿蟹峭□俺５囊庖濉Ｏ衷谡余□□虻恼掌□褪臀囊讶□抗□□１?24。我们可以据此进行讨论。 楚简《缁衣》篇征引《诗》、《书》颇多。将其征引《诗》、《书》之序与《礼记‧缁衣》比较﹐不无启发。如楚简第3章引《诗》在前﹐引《尹诰》在後。而《礼记‧缁衣》本称引次序则相反﹐是《尹诰》在前﹐《诗》在後。两者谁是谁非呢﹖当以楚简为是。因为楚简《缁衣》篇《诗》、《书》并引共七章﹐皆先引《诗》﹐再引《书》﹐无一例外。如楚简第五章先引《诗》﹐再引《君牙》﹔第七章先引《诗》﹐再引《吕刑》﹔第十章先引《诗》﹐再引《君陈》﹔第十二章先引《诗》﹐再引《吕刑》﹔第十七章先引《大雅》、《小雅》﹐再引《君奭》﹔第十八章先引《诗》﹐再引《君陈》。25《礼记‧缁衣》篇《诗》、《书》并引共八章﹐有五章是先《诗》後《书》﹐一章是先《诗》後《书》再《诗》﹐两章是先《书》後《诗》。26由此可知﹐楚简称引《诗》《书》﹐是有严格规律的﹐都是先《诗》後《书》﹔而《礼记‧缁衣》本称引﹐大体也循先《诗》後《书》之序。由此可知﹐《礼记‧缁衣》本先《书》後《诗》的两章当为後人窜乱所致﹐故书称引《诗》《书》当如楚简本之序。楚简《缁衣》先《诗》而後《书》的事实和传统先秦文献的称引习惯是完全吻合的。 楚简《性自命出》篇第15、16简说﹕ 时、箸、豊、乐﹐亓司出皆生於人。时﹐又为为之也﹔箸﹐又为言之也﹔礼、乐﹐又为 之也27。 “时”读为诗﹐“箸”读为“书”﹐“豊 ”读为礼﹐“司”读为始﹐“又”﹐读为“有”﹐“ ”读为“举” 28。这是说《书》与《诗》、《礼》、《乐》﹐它们的创作都产生於人﹐《诗》、《书》、《礼》、《乐》﹐都是反映人们的作为的。这里虽然只称举四经﹐但也是循“以《诗》为首”之序。 楚简《六德》第23至25简说﹕ 古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六者客行亓 而 亡繇迮也。雚者 、箸则亦才 ﹐雚者豊、乐则亦才 ﹐雚者易、春秋则亦才 29。 “古”读为故﹐“客”读为各﹐“ ”读为职30﹐“亡”读为无﹐“繇”读为犹﹐“迮”读为作﹐“雚”读为观﹐“者”读为诸﹐“ ”读为诗﹐“箸”读为书﹐“才”读为在﹐“ ”读为矣﹐“豊”读为礼。《郭店楚墓竹简》的这些释读都是正确的。但“ ”应读为讪。《说文‧言部》﹕“讪﹐谤也。”31“ ”即夸 之古文。《玉篇‧言部》﹕“夸 ﹐逞也。 ﹐古文。”32这里不但《诗》、《书》、《礼》、《乐》、《易》、《春秋》并称﹐而且说它们都是表达“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之理的。 楚简《语丛一》也有称举“六经”之语﹐只可惜有所残损。如依楚简《六德》篇所称《诗》、《书》、《礼》、《乐》、《易》、《春秋》之序﹐将其第38、39、44、36、37、40、41简拼合33﹐则得﹕ 《诗》所以会古今之志也者﹐[《书》者所以会]□□□□者也﹐[《礼》所以会]□□□□[也﹐《乐》所以会] □□□□[也]﹐《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春秋》所以会古今之事也34。 由此看﹐楚简《语丛一》论“六经”之义﹐很可能也是循《诗》、《书》、《礼》、《乐》、《易》、《春秋》之序。 郭店一号楚墓的下葬年代为战国中期偏後﹐所出文献当属战国中期以前。其称举“六经”﹐都以“以《诗》为首”﹐与帛书《要》篇同。出土材料的事实与传统文献相印证﹐说明《诗》、《书》、《礼》、《乐》、《易》、《春秋》之序是先秦时期的通说﹐将其归诸於今文家说﹐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四 陆德明认为“用《易》居前”的“六经”次序始於“《七略》、《艺文志》所记”。从文献上看﹐言六经者不但先秦一般以“《诗》《书》《礼》《乐》《易》《春秋》”为序﹐就是汉初也仍如此。如《史记‧儒林列传》说﹕ 自是之後﹐言《诗》﹐於鲁则申培公﹐於齐则辕固生﹐於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齐、鲁自胡母生﹐於赵自董仲舒35。 董仲舒《春秋繁露‧玉杯》篇说﹕ 君子知在位者之不能以恶服人也﹐是故简六艺以赡养之。《诗》、《书》序其志﹐《礼》、《乐》纯其养﹐《易》、《春秋》明其知。六学皆大﹐而各有所长。《诗》道志﹐故长於质﹔《礼》制节﹐故长於文﹔《乐》咏德﹐故长於风﹔《书》着功﹐故长於事﹔《易》本天地﹐故长於数﹔《春秋》正是非﹐故长於治人36。 贾谊《新书‧六术》篇说﹕ 是故内本六法﹐外体六行﹐以与《诗》《书》《易》《春秋》《礼》《乐》六者之术以为大义﹐谓之六艺37。 除贾谊《新书‧六术》篇偶以“《易》《春秋》”居“《礼》《乐》”前外﹐都是按照《诗》《书》《礼》《乐》《易》《春秋》的次序排列的。 但是﹐这种排列在班固的《汉书》中却发生了变化。《汉书‧艺文志‧六艺略》序六经次第﹐首《易》﹐次《书》﹐次《诗》﹐次《礼》﹐次《乐》﹐次《春秋》38。《史记‧儒林列传》之语到《汉书‧儒林传》却变为﹕ 汉兴﹐言《易》自淄川田生。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诗》﹐於鲁则申培公﹐於齐则辕固生﹐燕则韩太傅。言《礼》﹐则鲁高堂生。言《春秋》﹐於齐则胡母生﹐於赵则董仲舒39。 《诗》《书》《礼》《乐》《易》《春秋》被改作了《易》《书》《诗》《礼》《乐》《春秋》。 ○r菏椤□瘴闹尽方淮□涑墒楣□趟担? 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於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今删其要以备篇籍40。 由此可知﹐《汉书‧艺文志》本於刘歆《七略》。 金景芳师认为《汉书‧艺文志‧六艺略》“用《易》居前”的六经次序本於刘歆说﹐显然是刘歆的谰言。他说﹕ 特别是《六艺略》於《春秋》说﹕“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尤为谬妄。因为《庄子‧天下》明言“《书》以道事”。《荀子‧儒效》明言“《书》言是其事也。”怎能说“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呢﹖且先秦及汉初言六经的如《荀子‧劝学》说“《诗》《书》故而不切。”《春秋繁露‧玉杯》说﹕“《诗》《书》序其志﹐《易》《春秋》明其知。”《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说﹕“《春秋》推见至隐﹐《易》本隐以之显。”都是《诗》《书》对举﹐《易》《春秋》对举﹐哪有《春秋》与《尚书》对举之事﹖孔子和董仲舒都说“《春秋》以道义”﹐怎能说“事为《春秋》”呢﹖分明是为《左传》争一席地。《汉书‧王莽传》载﹕“故左将军公孙禄说﹕国师嘉信公颠倒五经﹐毁师法﹐令学士迷惑。”可能即指此事。则周氏所谓“古文家的排列次序是按六经产生时代的早晚”﹐实不足据41。 这是说“用《易》居前”的六经次序并不止“按六经产生时代的早晚”排列这麽简单﹐而是刘歆出於为古文家争地位之目的而编造。其说颇令人深思。 “用《易》居前”的六经次序广为流传﹐的确与古文学派的兴起有关。但问题是在今古文之争中﹐《周易》并非焦点。焦点是《周礼》和《左传》。刘歆在六鴃悯o判蛑校□绻□□□盼募艺□匚唬□□蓖怀觥吨芾瘛泛汀蹲蟠□贰Ｈ欢辟□宦□窃淞坝谩兑住肪忧啊钡呐帕兄校□故窃淞耙浴妒□肺□住钡呐帕兄校□搿吨芾瘛泛汀蹲蟠□酚泄氐摹独瘛贰Ⅰ洞呵铩返奈恢枚济挥写□谋浠□﹗洞呵铩范际蔷幼金□欢板独瘛罚□淞耙浴妒□肺□住钡呐帕兄斜揪拥谌□□健坝谩兑住肪忧啊钡牡呐帕兄蟹炊□说搅说谒摹﹗坝谩兑住肪忧啊钡牧□□涡蛉绻□鲮读蹯□□盼募艺□匚欢铲□欤□蹯□□谗嵋□庋□赡兀克□裕□盗蹯□鲮段□盼募艺□匚恢□康亩铲□□坝谩兑住肪忧啊钡牧□□涡颖□淅碛□K不很充分。 刘歆《七略》“用《易》居前”的六经次序有没有所本呢﹖这一问题虽然从未有人提出过﹐但事实上值得深究。 《淮南子‧泰族》有一段话值得我们注意﹕ 温惠柔良者﹐《诗》之风也﹔淳庞敦厚者﹐《书》之教也﹔清明条达者﹐《易》之义也﹔恭俭尊让者﹐《礼》之为也﹔宽裕简易者﹐《乐》之化也﹔刺几辨义者﹐《春秋》之靡也。《易》之失鬼﹐《乐》之失淫﹐《诗》之失愚﹐《书》之失拘﹐《礼》之失忮﹐《春秋》之失詈42。 这一段话很明显出於《礼记‧经解》﹐如“温惠柔良者﹐《诗》之风也”句﹐与《礼记‧经解》“温柔敦厚﹐《诗》教也”近﹐“《诗》之风也”《北堂书钞》九十五引﹐就作“《诗》教也” 43﹔“恭俭尊让者﹐《礼》之为也”﹐与《礼记‧经解》“恭俭庄敬﹐《礼》教也”近﹔“宽裕简易者﹐《乐》之化也”﹐与《礼记‧经解》“广博易良﹐《乐》教也”近﹔“《易》之失鬼” ﹐与《礼记‧经解》“《易》之失贼”近﹔“《乐》之失淫”﹐与《礼记‧经解》“《乐》之失奢”近﹔“《诗》之失愚”﹐与《礼记‧经解》同﹔“《礼》之失忮﹐《春秋》之失詈”﹐与《礼记‧经解》“《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近。戙D傲□□敝□颖□紫纫浴妒□贰妒椤贰兑住贰独瘛贰独帧贰洞呵铩肺□危□搿独窦恰□□狻贰妒□贰妒椤贰独帧贰兑住贰独瘛贰洞呵铩分□谓□坏□溽嵋浴兑住贰独帧贰妒□贰妒椤贰独瘛贰洞呵铩肺□危□□兑住诽崆爸痢傲□□敝□祝□蛴搿独窦恰□□狻凡煌□□□印妒□贰妒椤贰独瘛贰洞呵铩返呐帕锌矗□浯印独窦恰□□狻坊□龅暮奂Ｒ不姑飨浴? 《淮南子‧泰族》这种“用《易》居前”对六经次序的改造有没有来源呢﹖从出土文献还是能找到线索。 上述马王堆帛书《要》篇说﹕ 孔子 （籀）至於损益一卦﹐未尚不废书而 （叹）﹐戒门弟子曰﹕……故易又（有）天道焉﹐而不可以日月生辰尽称也﹐故为之以阴阳﹔又（有）地道焉﹐不可以水火金土木尽称也﹐故律之柔刚﹔又（有）人道焉﹐不可以父子君臣夫妇先後尽称也﹐故为之以上下﹔又（有）四时之变焉﹐不可以万勿（物）尽称也﹐故为之以八卦。故易之为书也﹐一类不足以亟之﹐变以备亓（其）请（情）者也。故胃（谓）之易又（有）君道焉﹐五官六府不足尽称之﹐五正之事不足以至之﹐而诗书礼乐不□百扁﹐难以致之。不问於古法﹐不可顺以□令﹐不可求以志善。能者 （由）一求之﹐所胃（谓）得一而君（群）毕者﹐此之（谓）也44。 “诗书礼乐不□百扁”句的缺文﹐过去笔者以为当补“足”字,如此“扁”当读为“篇” 45。池田知久认为当据《墨子‧贵义》“子墨子曰﹕昔者周公旦﹐朝读书百篇﹐夕见漆（七）十士”和《三国志‧魏志‧董遇传》注引《魏略》曰﹕“人犹从学者﹐遇不肯教﹐而云必当先读百遍﹐言读书百遍﹐其义自见”﹐补为“读”﹔如此“扁”当读为“遍” 46。笔者也曾有同样的看法47。这些意见看来都有问题。所缺之字其实应补为“止”﹐“扁”还是当读为“篇”。帛书《要》篇各节﹐所摘录粟a际强鬃勇邸兑住返闹匾□孕校□洹耙□弊侄嗉□□加屑蛞□□濉Ｏ挛乃□健? （由）一求之”、“得一而君（群）毕”﹐也都是讲简要功夫。在孔子看来﹐《诗》、《书》、《礼》、《乐》﹐卷帙繁多﹐不止百篇之数﹐从中获取“天道”、“地道”、“四时之变”和“人道”、“君道”﹐不是容易之事﹐所以说“难以致之”。而《周易》有“阴阳”、“柔刚”以见天地之道﹐有“八卦”以见“四时之变”﹐有“上下”以见“人道”、“君道”﹐ 《诗》、《书》、《礼》、《乐》的精华都浓缩在《周易》的损益之道里。所以“ （由）一求之”、“得一而君（群）毕”﹐从《周易》的损益之道里可以尽得《诗》、《书》、《礼》、《乐》之精义﹐不必皓首穷经﹐把精力耗费在卷帙繁多的《诗》、《书》、《礼》、《乐》的繁文末节上。 这一段话以《诗》、《书》、《礼》、《乐》为序﹐表面上是“以《诗》为首”﹐但其实质是贬抑《诗》、《书》、《礼》、《乐》﹐突出《周易》﹔名义上没有“用《易》居前”﹐实质是以《周易》冠诸《诗》、《书》、《礼》、《乐》之上。所谓“ （由）一求之”、“得一而君（群）毕”﹐实质也包含了由《易》之“一”而得《诗》、《书》、《礼》、《乐》之“君（群）”的意义。这一论述﹐事实上开启了“用《易》居前”的“六经”之序的大门。所以﹐追源溯流﹐《淮南子‧泰族》“用《易》居前”对六经次序的改造当本於此﹐而刘歆所编造的《易》、《书》、《诗》、《礼》、《乐》、《春秋》六经次序也很有可能吸收了帛书《要》篇说和《淮南子‧泰族》篇说。 五 由此可以获得很多启发。 今文学派和古文学派之争﹐表面上是文字问题﹐是立哪些文献为经的问题﹐实质上“儒以六艺事人”﹐“六经”之学源於孔子﹐立哪些文献为经牵涉到什麽是真正的孔子思想的问题。孔子思想不是一成不变的﹐而孔子思想的变化与後代经学的纷争以致学派纷呈也不是没有关系。 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和《田敬仲完世家》都说“孔子晚而喜《易》”﹐班固《汉书‧儒林传》所载亦同﹐只不过改“喜”为“好”而已。孔子为何要至晚年方才“喜《易》”?他晚年前後的易学观有没有变化?对此﹐司马迁、班固没有记载﹐人们也都没有注意到。因为在人们的观念中﹐孔子的思想终其一生﹐是“一以贯之”的﹐不可能有转折变化﹐其易学观也当如此。 帛书《要》有一节文字﹐详细记载了孔子“老而好《易》”而和其弟子子赣(贡)辩论的情况。其文曰﹕ 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子赣曰﹕“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灵之趋﹔知谋远者﹐卜筮之蘩。’赐以此为然矣。以此言取之﹐赐缗行之为也。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夫子曰﹕“君子言以矩方也。前(剪)羊(祥)而至者﹐弗羊(祥)而巧也。察其要者﹐不 (诡)其福。《尚书》多 矣﹐《周易》未失也﹐且又(有)古之遗言焉。予非安其用也。”……“赐闻诸夫子曰﹕‘孙(逊)正而行义﹐则人不惑矣。’夫子今不安其用而乐其辞﹐则是用倚(奇)於人也﹐而可乎?”子曰﹕“校(谬)哉﹐赐!吾告女(汝)﹐《易》之道……故《易》刚者使知瞿(惧)﹐柔者使知刚﹐愚人为而不忘(妄)﹐ (渐)人为而去诈。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虑﹐纣乃无道。文王作﹐讳而辟(避)咎﹐然後《易》始兴也。予乐其知……”48 孔子“老而好《易》”﹐竟到了“居则在席﹐行则在囊”的痴迷地步﹐对此﹐其弟子子贡持激烈反对的态度。子贡为何要反对“夫子老而好《易》”呢?原因就在於子贡认为孔子“老而好之”违反了孔子的“它日”之教。“它日”即往日﹐指以前。孔子“老而好《易》”之前ㄐ摩D吨芤住肥且恢质谗崽□饶??帛书通过子贡之口﹐揭示得非常清楚﹕“德行亡者﹐神灵之趋﹔知谋远者﹐卜筮之蘩” 49。丧失德行的人才乞求神灵﹐缺乏智谋的人才频繁卜筮。子贡引此来批评“夫子老而好《易》”﹐是引子昔日之矛击子今日之盾﹐说明这种“它日之教”就是孔子“它日”对好《易》者的批评。下文“赐闻诸夫子曰﹕‘孙正而行义﹐则人不感矣’”同理﹐也是说不须好《易》﹐亦能不惑﹐以此驳孔子“《周易》未失也”之说。从子贡所引孔子的“它日”之教来看﹐孔子晚年以前不但不曾“好《易》”﹐反而视“好《易》”为求“德行”、“逊正而行义”的对立面。在这时的孔子看来﹐《周易》是卜筮之书﹐为君子所羞称。这一易学观﹐“赐以此为然”﹐被子贡这些弟子所完全接受﹐视为孔门思想的正统﹔并“缗行之为也”﹐努力实行。 但是孔子晚年以後思想却发生了变化﹐他认为“《周易》未失也”﹐具有“刚者使知惧﹐柔者使知刚﹐愚人为而不妄﹐ 人为而去诈”的作用。过於刚强者﹐学了《周易》之後﹐就会“知惧”﹐懂得过於刚强之祸。过於柔弱者﹐学了《周易》之後﹐就会“知刚”﹐懂得要以刚去济柔。这就是说﹐《周易》是一部讲辩证法的书﹐它揭示了物极必反、相反相成的哲理。愚人学了《周易》之後就会变得聪明﹐ (奸)人学了《周易》之後就会去掉狡诈之心。又是一部讲人生哲理之书﹐它揭诸人生的智慧﹐做人的正道﹐教人“不妄”、“去诈”。 孔子还认为《周易》“有古之遗言焉”﹐认为《周易》一书蕴藏着周文王的思想。帛书《要》说﹕“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虑﹐纣乃无道﹐文王作﹐讳而避咎﹐然後《易》始兴也。予乐其知……”这是说﹐《周易》一书始出於周文王﹐它产生於“纣乃无道﹐文王作”的年代﹐是周文王”讳而避咎”之作﹐反映了文王的仁珧m枷?(“文王仁”)和忧国忧民意识(“其虑”)。孔子是“乐其知”﹐赏识蕴藏在《周易》一书里的文王之智才“好《易》”的。 晚年以後的孔子不但“好《易》”﹐而且还将《周易》与《诗》、《书》、《礼》、《乐》进行了对比。他说﹕“《尚书》多 （疏）也﹐《周易》未失矣。”认为《尚书》记事过於简略﹐多有疏漏之处﹐其纪事的形式甚至思想结构都不如《周易》精密。又以为“《诗》、《书》、《礼》、《乐》不[止]百扁（篇）﹐难以致之”﹐由《周易》的损益之道里就可以尽得《诗》、《书》、《礼》、《乐》之精义﹐不必皓首穷经﹐把精力耗费在卷帙繁多的《诗》、《书》、《礼》、《乐》的繁文末节上。 孔子晚年前後对《周易》和《诗》、《书》、《礼》、《乐》认识的变化会不会对“六经”的排列次序产生影响呢﹖笔者认为完全有可能。晚年前﹐孔子轻视《周易》﹐视《易》为卜筮之书﹐他称引群经﹐绝不会将《周易》冠诸群经之首﹐一定会循《诗》、《书》、《礼》、《乐》、《易》之次﹔“老而好《易》”之後﹐重《易》而轻《诗》、《书》、《礼》、《乐》﹐就很有可能将《易》的排序从《诗》、《书》、《礼》、《乐》之後提升至《诗》、《书》、《礼》、《乐》之前。帛书《要》篇“故胃（谓）之易又（有）君道焉﹐五官六府不足尽称之﹐五正之事不足以至之﹐而《诗》、《书》、《礼》、《乐》不[止]百扁（篇）﹐难以致之。不问於古法﹐不可顺以□令﹐不可求以志善。能者 （由）一求之﹐所胃（谓）得一而君（群）毕者﹐此之（谓）也”一段﹐先称《易》﹐再说“《诗》、《书》、《礼》、《乐》”如何如何﹐不但在语义上是突出《易》而看轻《诗》、《书》、《礼》、《乐》﹐在排序上实际也已将《易》置诸群经之首。孔子对群经的这种态度﹐势必会影响到癶濊号l歪嵫□２□椤兑□菲□窃刈庸钡募□遗□溃□褪侵□鳌４蠖□灾□□鬃印袄隙□谩兑住贰币郧暗牡茏樱□缱庸钡龋□芸鬃忧□印吨芤住匪枷氲挠跋欤□澂换崽□粗亍吨芤住贰＞褪强鬃拥奶□确５□吮浠□□□且膊患□镁湍芙邮堋Ｔ谌壕□拇蔚谏希□匀换嵫□桑□换帷坝谩兑住肪忧啊薄６□鬃油砟甑囊恍╕茏蛹捌溽嵫□□芸鬃印袄隙□谩兑住贰薄18亍兑住范铲岬汀妒□贰Ⅰ妒椤贰Ⅰ独瘛贰Ⅰ独帧返挠跋欤□秃苡锌赡芤环淳晒撸□□兑住分弥钊壕□□住Ｕ庋□□突岬贾隆耙浴妒□肺□住焙汀坝谩兑住肪忧啊绷街帧傲□□贝涡虻某鱿帧５□牵□冉隙□裕□鬃印袄隙□谩兑住贰币郧暗牡茏佣喽□跋齑螅□袄隙□谩兑住贰币葬岬牡茏由俣□跋煜喽杂邢蕖Ｔ偌由稀耙浴妒□肺□住北纠淳褪谴□常□板坝谩兑住肪忧啊笔粲谛鲁鎏乩□Ｒ虼耍□惹□廖骱褐舋谝郧埃□南准窃刈匀弧耙浴妒□肺□住倍喽板坝谩兑住肪忧啊鄙佟Ｕ庵智榭鲋敝亮蹯□镀呗浴罚□乇鹗前喙獭逗菏椤烦霾盼□□蟊洹? 从上引《左传‧僖公二十七年》所载赵衰说和帛书《要》篇的称引可知﹐《诗》、《书》、《礼》、《乐》的次第在孔子之前早已成为习称﹐而孔子不过是援用而已。《诗》、《书》、《礼》、《乐》的排列是出於什麽原因﹐“文献不足徵”﹐笔者不好妄作猜测。但《易》居《诗》、《书》、《礼》、《乐》之前或居《诗》、《书》、《礼》、《乐》之後﹐这两种“六经”次序形成的原因我们从帛书《要》篇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孔子晚年以前轻视《周易》﹐视《易》为卜筮之书﹐称举群经自然会以《诗》、《书》、《礼》、《乐》为先﹐以《易》为後。孔子晚年以後对《周易》的认识发生了巨变﹐重《易》而轻《诗》、《书》、《礼》、《乐》﹐这样导致了“用《易》居前”之“六经”次序的出现。孔子晚年前後的弟子受孔子不同时期鴃戚枢E氲挠跋欤□匀壕□娜鲜兑灿兴□煌□□虼顺凭偃壕□簿陀辛瞬煌□拇蔚淞６□□浇裎募宜岛凸盼募摇傲□□贝涡蛩担□徊还□瞧淞鞣缫旁隙□选? 由此可见﹐“以《诗》为首”的“六经”次序﹐并非出於今文家﹔而“用《易》居前”的“六经”次序﹐虽然出自古文家﹐但也渊源有自。《易》居《诗》、《书》、《礼》、《乐》之前或居《诗》、《书》、《礼》、《乐》之後﹐这两种“六经”次序的形成﹐实与孔子晚年前後经学思想的变化密切相关。陆德明“用《易》居前”本於“着述早晚”﹐周予同“以《诗》为首”“按《六经》内容程度的浅深”的论断﹐文献尚难以坐实。从帛书《要》篇提供的线索看﹐是孔子晚年以前轻视《周易》﹐所以殿《易》於《诗》、《书》、《礼》、《乐》之後﹔晚年以後重《易》而轻《诗》、《书》、《礼》、《乐》﹐所以冠《易》於《诗》、《书》、《礼》、《乐》之前。“六经”这两种不同的次序﹐其经学史的背景和意义可谓大矣﹐深矣。 参考文献 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北京﹕中华书局﹐1983。 周予同﹕《周予同经学史论着选集》（增订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蒋伯潜、蒋祖怡﹕《经与经学》﹐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 徐复观﹕《中国经学史的基础》﹐台北﹕学生书局﹐1982. 金景芳﹕《孔子的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六经》﹐《金景芳古史论集》﹐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1。 阮元编﹕《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 司马迁撰、泷川资言考证、水泽利忠校补﹕《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廖名春﹕《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释文》﹐《续修四库全书》经部第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廖名春﹕《帛书〈要〉简说》﹐《道家文化研究》딿3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廖名春﹕《帛书释〈要〉》﹐《中国文化》第10辑﹐1995。 廖名春﹕《试论孔子易学观的转变》﹐《孔子研究》1995年第4期。 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 八卦可以带来新的视点 ※ 来源:‧BBS 水木清华站 smth.org‧[FROM: 166.111.1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