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作者倉石武四郎是日本東京大學和京都大學的名教授，也是日本中國學研究的一位承 先啟後的重要人物。他於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到北京留學，與當時文化界名流多有接觸，所 以這本回憶錄中所記的人與事，讓我們備感親切。 追趕魯迅 1928年，我以京都大學助教授、文部省在外研究員的身份，前往中國留學，並且在中國待 了兩年半。1929的春天，我辦了在北京大學聽課的手續，頻繁出入於北京大學的一院，即 所謂的"紅樓"。有一天，我從紅樓的墻壁上發現了一張小佈告，說的是魯迅先生最近回北 京省親，已請先生於某月某日做講演。對我來說，這個佈告真可謂空谷足音。 講演那天，我準時來到紅樓，但舉辦講演的教室裏空無一人。怎麼回事？一看黑板，原來 這裡作為魯迅先生的講演會場太窄了，已改到二院的某教室去了。糟了！我趕緊穿過校園 ，往北跑向指定的教室。可是，沒想到這個教室也是空空的。一看正面的大黑板，上面又 寫著由於會場狹小，遷到南池子第三院的大講堂。我立刻叫了輛洋車，趕往大講堂。這個 大講堂的容量，在北京大學算最大，我到那裏時，這個大講堂幾乎已經滿了。恐怕主辦人 也一定沒料到會來這麼多人，所以會場臨時改動了三次。 講演卻怎麼也開始不了。就連晚到了的我，也等得有些疲倦時，突然，幾個人簇擁著登上 了講臺。其中有一人肯定是魯迅先生了。他蓄著黑黑的鬍鬚，挺立在講桌前。 雖說是講演會，卻並沒有主持人的致詞。突然，魯迅先生高舉起手一揮，就開始演說了。 他的話，自然是浙江方言。我拼命豎起耳朵來聽，但我坐在大講堂裏距離講臺最遠的地方 ，雖然可以聽到"人道主義"，或"胡適的新風"等只言片語，但根本抓不住上下文，甚至連 講演的題目也不清楚。不到三十分鐘，魯迅先生和同伴就走下講臺來。不用說，講堂裏依 舊是掌聲、走動聲和喊叫聲，這就是所謂"旋渦"吧！儘管如此，我親眼目睹了魯迅在文學 革命中的地位，目睹了他在青年中所受到的歡迎。 那時，在北京的日本留學生中，有一些朋友對考古學很感興趣，他們提出去魯迅先生家訪 問。我也拜託他們讓我加入其中。 考古學者們之所以訪問魯迅，是因為先生收藏有六朝造像的拓本。在先生家的一間屋子裏 ，他給我們看了好幾種拓本。讓我深感驚奇的，是他的保存方法。據說北京大學的拓本也 全都是這樣保存著，就是說，任何一個拓本都有襯裏，折疊成幾段--首先把拓本整齊裁剪 為一定大小，做上襯裏，這樣，折痕就只留在襯裏上，而拓本絲毫也不損壞。而且折疊之 後，任何拓本的大小都完全一樣，可以整齊地疊在一起；並且，每一個拓本都附有小標題 ，可以很快找出來。先生說："這些造像幾乎都是河北地區的，不過有一個是江南的，因 為已有好幾個拓本，就送給你們一些吧。"他給了我們每人一份。俗話說，愚人事後聰明 ，當時拜託魯迅先生用紅筆寫上"魯迅贈"，該多好啊！ 接著，他談到為什麼會收集這些拓本。當時處於民國初期袁世凱時代，對知識分子採取的 彈壓政策極為嚴厲。誰要是說出批評政府之類的話，就會馬上被特務綁架。當然，這些人 絕不會再回來了。甚至在家裏說一句話也會被抓了去，因為家裏的廚師、車夫什麼的也可 能是間諜。先生向來喜歡拓本和繪圖，他於是想出一個辦法：除了拓本外，什麼都不說。 家裏有客人來訪，也只說些拓本的事；在路上遇見朋友，也只談拓本。"這樣，我的腦袋 現在還連著身體哩。"他說。 之後，我立即去了北新書局，將那裏擺著的魯迅著述全買了下來，入迷地讀著。第二年， 即昭和五年（1930），我回到日本，重新登上京都大學的講臺時，最初使用的教材，就是 魯迅的《吶喊》。當時的日本，照例是講解唐本《古文辭類纂》之類，而我卻用了紅色封 面的《吶喊》作教材，學生們都吃了一驚。恐怕在日本的大學裏，將魯迅的作品作為教材 ，是我開了風氣之先吧。 我一向不記日記，拜訪魯迅是哪年哪月，不久就遺忘了。然而《魯迅日記》裏，卻清清楚 楚地記著，是五月三十一日。 琢磨老師的鄉音 我在北京是打算讀小說《紅樓夢》的。當時教我說中文的，很意外的是個滿州旗人，在民 國以後失去了朝廷的俸祿，沒法混飯吃，於是就當了教北京話的老師，他姓奚。我跟著那 位老師學習《紅樓夢》，自己準備教材，請中國人朗讀，並講解意思，這樣非常易懂，因 了這種教學方法，我饒有興味地讀完了《紅樓夢》。由於《紅樓夢》發生的舞臺是在北京 ，因而我又同時記住了北京的許多事情。那位奚先生非常好事，有什麼婚禮或葬禮，他就 邀我去看。他還指出這個場景在《紅樓夢》中也有，並一一列舉實物來教我。 在這樣的學習過程中，發生了一件有趣的事。也就是，我不知不覺學會了去大學聽講這種 講點竅門的事。當時，中國的大學很多，我去旁聽的大學有北京大學、北京師范大學，還 有一所私立的中國大學。其中北京大學和中國大學有聽講制度，叫做旁聽。我們作為旁聽 生申請聽課的話，按小時計費。 那時北京大學的老師，大多是江浙一帶的人，如要學習浙江的方言，再沒有比這更好的機 會了，因為每天都有許多浙江方言充斥你的耳膜。不過，要想明白它的意思，可就不那麼 容易了。其中有一位名叫朱希祖的老師，他的下巴上留著濃密的鬍鬚，被人叫做朱大鬍子 ，教授文學史方面的課。我拜訪他家，面對面聽他說話時，並沒有怎麼難懂，但在學校講 課時，也許老師們都使用生硬的語言，非常難懂。當怎麼都無法理解的單詞出現時，我便 自己好好地作筆記，記下大致的發音。當與之相同的發音再次出現時，我就想，兩種情況 下同時成立的條件是什麼呢？並以此來類推其詞義。其中印象最深的，是聽起來發音為 neipozao的詞語經常出現。剛開始我絲毫不解其義，但多次反復之後，我竟一下子明白過 來，這個所謂的neipozao，其實就是"南北朝"。為了判斷出這種常用的詞語，我必須等待 這個詞出現好幾次。有時我連這個詞都不明白卻還照樣聽著課，因此覺得意思亂七八糟的 ，但一旦明白了，我就十分興奮地把它寫在卡片上，再慢慢積累起來。就這樣，明白的詞 語數漸漸多起來，老師們的課也都完全聽懂了。不過我又想，中國的學生們怎麼樣呢？就 問了問旁邊的同學，他回答說完全聽不懂。幾乎所有的老師都使用課堂講義，但這位朱希 祖老師卻不用，上來就講，所以學生們都聽不太懂。不過，"完全聽不懂"卻還如此鎮定自 若，我真是十分地驚訝。 在聽這類課時，我還聽到了各位老師的鄉音。其中有一位趙萬里老師，他當時在北京圖書 館任職，是一位圖書方面的專家。有一次，我突然聽他發出了feilongyin這樣一個音。我 費了好半天，才判斷出那是"水龍吟"（詞調名）。用現在的拼音來說，水的聲母應該是Sh ，但是他卻發成了f，不過因為我前年去山西時，曾經聽人將"圖書館"的Shu發成fu的，因 此就把這裡的feilonyin替換成shuilongyin，竟然真的換對了。有了這樣的經驗之後，我 倒反而喜歡選聽一些發音很難懂的老師的課。 名師關照多多 我很想聽錢玄同先生的課。他是音韻學的老師，那時在師范大學教授國音沿革、說文部首 等課。我請馬廉先生幫忙央求他，他的回答卻是：這恐怕不好辦，師范大學沒有旁聽制度 ，不管你怎麼求我，我也沒法答應；不過，還有一個辦法，不是旁聽，而是偷聽。 按錢先生教我這個辦法，我即日便去師范大學聽講了。師范大學就在我每天必經的琉璃廠 書市的旁邊，我每天聽完課後還可以順路逛逛書店。我偷聽得十分順利；不過，也發生了 一件令人難堪的事。錢先生的音韻課資料，一般只在課堂上隨便發，我也就大模大樣取了 資料聽講。但不知為何，有一次，辦公室的人來了，一邊念花名冊一邊發資料，這樣一來 ，像我這樣偷聽的不僅拿不到資料，還會被發現。我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而這時，辦公 室的人也偏偏走到我身邊停了下來。其他學生大概也猜出了我的情況，目光齊刷刷地射向 了我；老師也終於停止授課，由上往下看。幸好我旁邊坐著研究生院的學生，就是後來很 有名的孫楷第先生，我早先就認識他，所以他熱心地為我辯解。老師也從講臺上對辦公室 的人說道："快點兒往前發！"辦公室的人這才不再追究了。可見，偷聽畢竟是件麻煩的事 啊。 當時聽錢先生的講課，對我的確幫助很大。我現在好像是在招認一般，我在京都大學開始 講課時，曾將他的講義作為藍本。不僅對我來說是藍本，對中國學生而言也是一樣。一般 中國的老師總是使用課堂資料，但錢先生除了音韻表之外，並不使用課堂資料，完全是口 述。這樣的話，中國學生絕對不做筆記，不，是做不了筆記。而我在日本時，進行過大量 做筆記的練習，所以還能應付得來。雖然他講得非常快，但回家整理整理，基本上還是記 得全。我便把這些筆記隨身帶著，中國學生看見了，都讓我考試時借給他們。最終，我的 筆記就成了中國學生的藍本了。錢先生是當時的國語改革者們的同行，像注音符號、國語 羅馬字什麼的，當時這些問題大都經過錢先生之手。對於我了解以上知識，他給予了很大 幫助。他的同行中有一位名叫黎錦熙的，我作為京都大學代表出席燕京大學落成儀式時， 曾同這位先生坐在一起。他就是《國語語法》一書的作者。後來我回京都之後，經常使用 這本書。 有一回，我去天津出差，正巧遇見了在日本認識的夏泉先生。我和他聊了許多，他問我： "你住哪兒？"我回答："我住在一個姓唐的人開的公寓裏。""那個姓唐的是哪兒人？"在中 國，這時一般都會說出生地的縣名，我就說："他是昆山人。"夏先生一直盯著我的臉，誇 獎道："你的發音有進步啊！"事實上"昆山"這個音，日本人很難發，能夠正確發出來的日 本人幾乎沒有，所以他才會誇我。 另外，我去各地時，老師們也給了很多關照。胡適先生，我在北京見過一兩次。回國時， 我路經上海，他也正巧在上海。第一次，我是坐電車去拜訪了胡適先生的家。然而在電車 上，當我說較大的地名時，乘務員立刻明白了，但再要說詳細點兒的小地名時，我就說不 出來了，當時非常為難。我見到胡適先生後，模倣了一下上海的乘務員的反問："…… Sadifang？（啥地方）"然後我說：我答不出來了。胡適先生也盯著我的臉看了一會兒說 ："漢語說得好多了嘛！" 我在北京的最後十個月裏，住在江蘇省鹽城縣人孫人和先生家，他也是個鄉音很重的人， 他打電話向北京一家書店訂購書籍，書店方面甚至無法聽懂他要訂的書名。孫先生就大聲 叫我，讓我來接電話。不用說，我一開口，彼此立即就明白了對方的意思。 （石明摘編） 摘自《倉石武四郎中國留學記》榮新江、朱玉麟輯注中華書局2002年4月版19.00元 --文匯報 -- --

※ 發信站: 批踢踢實業坊(ptt.cc) ◆ From: 134.76.215.1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