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仓石武四郎是日本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的名教授，也是日本中国学研究的一位承 先启後的重要人物。他於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到北京留学，与当时文化界名流多有接触，所 以这本回忆录中所记的人与事，让我们备感亲切。 追赶鲁迅 1928年，我以京都大学助教授、文部省在外研究员的身份，前往中国留学，并且在中国待 了两年半。1929的春天，我办了在北京大学听课的手续，频繁出入於北京大学的一院，即 所谓的"红楼"。有一天，我从红楼的墙壁上发现了一张小布告，说的是鲁迅先生最近回北 京省亲，已请先生於某月某日做讲演。对我来说，这个布告真可谓空谷足音。 讲演那天，我准时来到红楼，但举办讲演的教室里空无一人。怎麽回事？一看黑板，原来 这里作为鲁迅先生的讲演会场太窄了，已改到二院的某教室去了。糟了！我赶紧穿过校园 ，往北跑向指定的教室。可是，没想到这个教室也是空空的。一看正面的大黑板，上面又 写着由於会场狭小，迁到南池子第三院的大讲堂。我立刻叫了辆洋车，赶往大讲堂。这个 大讲堂的容量，在北京大学算最大，我到那里时，这个大讲堂几乎已经满了。恐怕主办人 也一定没料到会来这麽多人，所以会场临时改动了三次。 讲演却怎麽也开始不了。就连晚到了的我，也等得有些疲倦时，突然，几个人簇拥着登上 了讲台。其中有一人肯定是鲁迅先生了。他蓄着黑黑的胡须，挺立在讲桌前。 虽说是讲演会，却并没有主持人的致词。突然，鲁迅先生高举起手一挥，就开始演说了。 他的话，自然是浙江方言。我拼命竖起耳朵来听，但我坐在大讲堂里距离讲台最远的地方 ，虽然可以听到"人道主义"，或"胡适的新风"等只言片语，但根本抓不住上下文，甚至连 讲演的题目也不清楚。不到三十分钟，鲁迅先生和同伴就走下讲台来。不用说，讲堂里依 旧是掌声、走动声和喊叫声，这就是所谓"旋涡"吧！尽管如此，我亲眼目睹了鲁迅在文学 革命中的地位，目睹了他在青年中所受到的欢迎。 那时，在北京的日本留学生中，有一些朋友对考古学很感兴趣，他们提出去鲁迅先生家访 问。我也拜托他们让我加入其中。 考古学者们之所以访问鲁迅，是因为先生收藏有六朝造像的拓本。在先生家的一间屋子里 ，他给我们看了好几种拓本。让我深感惊奇的，是他的保存方法。据说北京大学的拓本也 全都是这样保存着，就是说，任何一个拓本都有衬里，折叠成几段--首先把拓本整齐裁剪 为一定大小，做上衬里，这样，折痕就只留在衬里上，而拓本丝毫也不损坏。而且折叠之 後，任何拓本的大小都完全一样，可以整齐地叠在一起；并且，每一个拓本都附有小标题 ，可以很快找出来。先生说："这些造像几乎都是河北地区的，不过有一个是江南的，因 为已有好几个拓本，就送给你们一些吧。"他给了我们每人一份。俗话说，愚人事後聪明 ，当时拜托鲁迅先生用红笔写上"鲁迅赠"，该多好啊！ 接着，他谈到为什麽会收集这些拓本。当时处於民国初期袁世凯时代，对知识分子采取的 弹压政策极为严厉。谁要是说出批评政府之类的话，就会马上被特务绑架。当然，这些人 绝不会再回来了。甚至在家里说一句话也会被抓了去，因为家里的厨师、车夫什麽的也可 能是间谍。先生向来喜欢拓本和绘图，他於是想出一个办法：除了拓本外，什麽都不说。 家里有客人来访，也只说些拓本的事；在路上遇见朋友，也只谈拓本。"这样，我的脑袋 现在还连着身体哩。"他说。 之後，我立即去了北新书局，将那里摆着的鲁迅着述全买了下来，入迷地读着。第二年， 即昭和五年（1930），我回到日本，重新登上京都大学的讲台时，最初使用的教材，就是 鲁迅的《呐喊》。当时的日本，照例是讲解唐本《古文辞类纂》之类，而我却用了红色封 面的《呐喊》作教材，学生们都吃了一惊。恐怕在日本的大学里，将鲁迅的作品作为教材 ，是我开了风气之先吧。 我一向不记日记，拜访鲁迅是哪年哪月，不久就遗忘了。然而《鲁迅日记》里，却清清楚 楚地记着，是五月三十一日。 琢磨老师的乡音 我在北京是打算读小说《红楼梦》的。当时教我说中文的，很意外的是个满州旗人，在民 国以後失去了朝廷的俸禄，没法混饭吃，於是就当了教北京话的老师，他姓奚。我跟着那 位老师学习《红楼梦》，自己准备教材，请中国人朗读，并讲解意思，这样非常易懂，因 了这种教学方法，我饶有兴味地读完了《红楼梦》。由於《红楼梦》发生的舞台是在北京 ，因而我又同时记住了北京的许多事情。那位奚先生非常好事，有什麽婚礼或葬礼，他就 邀我去看。他还指出这个场景在《红楼梦》中也有，并一一列举实物来教我。 在这样的学习过程中，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也就是，我不知不觉学会了去大学听讲这种 讲点窍门的事。当时，中国的大学很多，我去旁听的大学有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还 有一所私立的中国大学。其中北京大学和中国大学有听讲制度，叫做旁听。我们作为旁听 生申请听课的话，按小时计费。 那时北京大学的老师，大多是江浙一带的人，如要学习浙江的方言，再没有比这更好的机 会了，因为每天都有许多浙江方言充斥你的耳膜。不过，要想明白它的意思，可就不那麽 容易了。其中有一位名叫朱希祖的老师，他的下巴上留着浓密的胡须，被人叫做朱大胡子 ，教授文学史方面的课。我拜访他家，面对面听他说话时，并没有怎麽难懂，但在学校讲 课时，也许老师们都使用生硬的语言，非常难懂。当怎麽都无法理解的单词出现时，我便 自己好好地作笔记，记下大致的发音。当与之相同的发音再次出现时，我就想，两种情况 下同时成立的条件是什麽呢？并以此来类推其词义。其中印象最深的，是听起来发音为 neipozao的词语经常出现。刚开始我丝毫不解其义，但多次反复之後，我竟一下子明白过 来，这个所谓的neipozao，其实就是"南北朝"。为了判断出这种常用的词语，我必须等待 这个词出现好几次。有时我连这个词都不明白却还照样听着课，因此觉得意思乱七八糟的 ，但一旦明白了，我就十分兴奋地把它写在卡片上，再慢慢积累起来。就这样，明白的词 语数渐渐多起来，老师们的课也都完全听懂了。不过我又想，中国的学生们怎麽样呢？就 问了问旁边的同学，他回答说完全听不懂。几乎所有的老师都使用课堂讲义，但这位朱希 祖老师却不用，上来就讲，所以学生们都听不太懂。不过，"完全听不懂"却还如此镇定自 若，我真是十分地惊讶。 在听这类课时，我还听到了各位老师的乡音。其中有一位赵万里老师，他当时在北京图书 馆任职，是一位图书方面的专家。有一次，我突然听他发出了feilongyin这样一个音。我 费了好半天，才判断出那是"水龙吟"（词调名）。用现在的拼音来说，水的声母应该是Sh ，但是他却发成了f，不过因为我前年去山西时，曾经听人将"图书馆"的Shu发成fu的，因 此就把这里的feilonyin替换成shuilongyin，竟然真的换对了。有了这样的经验之後，我 倒反而喜欢选听一些发音很难懂的老师的课。 名师关照多多 我很想听钱玄同先生的课。他是音韵学的老师，那时在师范大学教授国音沿革、说文部首 等课。我请马廉先生帮忙央求他，他的回答却是：这恐怕不好办，师范大学没有旁听制度 ，不管你怎麽求我，我也没法答应；不过，还有一个办法，不是旁听，而是偷听。 按钱先生教我这个办法，我即日便去师范大学听讲了。师范大学就在我每天必经的琉璃厂 书市的旁边，我每天听完课後还可以顺路逛逛书店。我偷听得十分顺利；不过，也发生了 一件令人难堪的事。钱先生的音韵课资料，一般只在课堂上随便发，我也就大模大样取了 资料听讲。但不知为何，有一次，办公室的人来了，一边念花名册一边发资料，这样一来 ，像我这样偷听的不仅拿不到资料，还会被发现。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而这时，办公 室的人也偏偏走到我身边停了下来。其他学生大概也猜出了我的情况，目光齐刷刷地射向 了我；老师也终於停止授课，由上往下看。幸好我旁边坐着研究生院的学生，就是後来很 有名的孙楷第先生，我早先就认识他，所以他热心地为我辩解。老师也从讲台上对办公室 的人说道："快点儿往前发！"办公室的人这才不再追究了。可见，偷听毕竟是件麻烦的事 啊。 当时听钱先生的讲课，对我的确帮助很大。我现在好像是在招认一般，我在京都大学开始 讲课时，曾将他的讲义作为蓝本。不仅对我来说是蓝本，对中国学生而言也是一样。一般 中国的老师总是使用课堂资料，但钱先生除了音韵表之外，并不使用课堂资料，完全是口 述。这样的话，中国学生绝对不做笔记，不，是做不了笔记。而我在日本时，进行过大量 做笔记的练习，所以还能应付得来。虽然他讲得非常快，但回家整理整理，基本上还是记 得全。我便把这些笔记随身带着，中国学生看见了，都让我考试时借给他们。最终，我的 笔记就成了中国学生的蓝本了。钱先生是当时的国语改革者们的同行，像注音符号、国语 罗马字什麽的，当时这些问题大都经过钱先生之手。对於我了解以上知识，他给予了很大 帮助。他的同行中有一位名叫黎锦熙的，我作为京都大学代表出席燕京大学落成仪式时， 曾同这位先生坐在一起。他就是《国语语法》一书的作者。後来我回京都之後，经常使用 这本书。 有一回，我去天津出差，正巧遇见了在日本认识的夏泉先生。我和他聊了许多，他问我： "你住哪儿？"我回答："我住在一个姓唐的人开的公寓里。""那个姓唐的是哪儿人？"在中 国，这时一般都会说出生地的县名，我就说："他是昆山人。"夏先生一直盯着我的脸，夸 奖道："你的发音有进步啊！"事实上"昆山"这个音，日本人很难发，能够正确发出来的日 本人几乎没有，所以他才会夸我。 另外，我去各地时，老师们也给了很多关照。胡适先生，我在北京见过一两次。回国时， 我路经上海，他也正巧在上海。第一次，我是坐电车去拜访了胡适先生的家。然而在电车 上，当我说较大的地名时，乘务员立刻明白了，但再要说详细点儿的小地名时，我就说不 出来了，当时非常为难。我见到胡适先生後，模仿了一下上海的乘务员的反问："…… Sadifang？（啥地方）"然後我说：我答不出来了。胡适先生也盯着我的脸看了一会儿说 ："汉语说得好多了嘛！" 我在北京的最後十个月里，住在江苏省盐城县人孙人和先生家，他也是个乡音很重的人， 他打电话向北京一家书店订购书籍，书店方面甚至无法听懂他要订的书名。孙先生就大声 叫我，让我来接电话。不用说，我一开口，彼此立即就明白了对方的意思。 （石明摘编） 摘自《仓石武四郎中国留学记》荣新江、朱玉麟辑注中华书局2002年4月版19.00元 --文汇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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