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架上的歷史 作者：王少輝 文章來源：世紀中國 瀏覽：365 次 　　當西方宗教說「人生而有罪」的時候，我們馬上可以想到一句意思與之相反的中國古 語——「人之初，性本善」。分歧是因為對罪的理解不同，如果把罪理解為法律上的罪， 則大多數人都是無辜的。但很明顯，宗教是從更深更廣的意義上來理解罪的。由於人先天 的缺陷，他天然的是一個有需求的動物，不可避免地要犧牲他人或其他物種來使自己滿足 。即使是一個持齋戒的佛教徒，他可以不吃動物，但不能不吃植物。當我們每天在吃著豬 、牛、羊肉，或山珍海味的時候，我們雖沒有直接殺死這些動物，卻是造成這些動物死亡 的真正原因。在這種意義上，每個人都是有罪的。另外一個事實是，當一個人的行為對另 一人或物造成傷害的時候，往往會產生內疚的情感，甚至有一種贖罪的衝動，這是人類特 有的自我審判、自我定罪的行為。當然，這些都屬於形而上學之罪。 　　人類的這種罪，其實是一種懲罰。因為有了需求，使我們永遠失去了自由，不得不為 了滿足需求而忍辱偷生。週而復始的圓圈式歷史哲學因為沒有未來而使人悲觀絕望。而直 線式發展的歷史哲學，希望在未來構建一個公平正義、要什麼有什麼的理想社會，則由於 眼前的生態破壞、資源枯竭而遭到當頭一棒。我們為何要遭這種罪、人類在未來是否能夠 獲得拯救？也許在另一種歷史哲學中才能找到答案，這就是基督教的歷史哲學。從基督教 中我們可以得到一種十字架歷史圖式，由於上帝的介入，增加了上帝與人的關係這個維度 ，從而使單向度直線發展圖式變為十字架圖式。在這個圖式中，人類因為信仰而最終解脫 了需求的束縛。 　　一原罪與本罪 　　 根據《聖經‧創世記》，原罪產生於伊甸園中。整個事件的經過是：耶和華創造了 一種狡猾的動物，即蛇。蛇迷惑了神創造的人類夏娃，夏娃再勸說其丈夫亞當，一起吃了 也是神創造的知識樹上的果子。而神有言在先：不准吃這樹上的果子。於是，亞當和夏娃 的行為觸犯了禁忌，受到懲罰：逐出伊甸園，承受死亡、勞苦、產育的陣痛……。人類由 是開始了被詛咒的命運。 　　 奧古斯丁率先區分原罪和本罪的不同。原罪是貪婪、色情和私慾，是本罪的根本和 原因。[1]這就是說，一切罪都由原罪衍生而來，原罪即罪源。貪婪和私慾是指亞當和夏 娃偷吃知識樹上的果子。這種行為表現出一種好奇心或佔有慾。亞當和夏娃本來已經有足 夠的食物可以充飢，但貪婪和私慾卻使他們吃了禁果。在人類歷史上，這一點既表現為對 物質不可遏止的需求和自私自利，也表現為對知識的不倦探索。色情是指亞當經受不住夏 娃一陣「枕邊風」的吹拂，與她共同走上了不歸路。在人類歷史上，不論男人或女人，為 了獲得情慾的滿足，不得不想方設法換取對方的歡心，甚至甘願為此而犯罪。原罪是罪之 母，本罪是罪之子，當然，還有罪之孫……。貪婪和私慾可能驅使人犯下殺人、搶劫、偷 盜等罪行；色情可能導致人犯下姦淫，甚至崇拜偶像等罪，《舊約》中這樣的事例不勝枚 舉。不管是十誡中列舉的罪，還是近代刑法界定的罪，以及現實生活中人們幹下的種種蠢 事，很少不是由於原罪造成的。 　　從上帝創世和伊甸園裡發生的一切，明眼人不難看出，這一系列事件，似乎都帶有命 定的色彩。因為所有造物，都出於上帝之手。難怪一些有識之士對原罪提出質疑，認為原 罪的責任在於上帝造物的缺陷，而不在於人。對此，奧古斯丁以人有自由意志，可以選擇 犯罪和不犯罪作辯解。奧古斯丁自由意志的說法，只是為現代刑法界定犯罪增加了一條標 準，即是否出於主觀故意，但對於分清原罪的責任於事無補。奧古斯丁和萊布尼茨一樣， 都是持一種神正論的觀點，害怕追究上帝的責任會造成信仰的淡化，或人對自身罪行的放 縱。但在上帝創造的世界存在著惡的這一點上，他們是承認的。惡首先生於天使，而後才 生於人。如果沒有蛇（撒旦）對夏娃的誘惑，則什麼事情也不會發生。 　　為此，原罪的責任問題又引向另一個問題：上帝為何創造一個有缺陷的世界，或者說 創造了一個不完善的人？上帝本身有缺陷這一點很快就被排除，因為上帝已被設定為一個 全能、完善的神，把上帝降低，再設一個全能、完善的神是多此一舉，只會讓人疲勞。剩 下的唯一可能，就是上帝留下缺陷是有意為之，帶有某種目的，換言之，人類在創造之日 起就被賦予某種使命。因此，也就有了亞當的墮落是一種幸福之罪的說法。從奧古斯丁、 阿奎那到萊布尼茨，都認為，上帝允許惡的存在，是為了趨向宇宙的善。為了協助人類完 成這項偉業，上帝甚至委派了自己的兒子基督，通過在十字架上受難，為人類贖了罪。根 據這種理論，彌爾頓在《失樂園》中為我們講述了這樣一個天上的故事： 　　上帝冊立他的獨子、誕生於錫安山的基督總攬天國政事。大天使撒旦不服上帝的決定 ，發動了叛亂，有三分之一的天使加入了他的陣營。上帝派遣米迦勒和加百列率領大軍前 去平亂。上帝之所以默許叛亂的發生，是因為他想讓基督借此樹立權威，接管天國。所以 ，當戰爭打得不可交開的時候，基督就隆重出場了。基督舉起了手，發射出萬道雷霆，撒 旦的軍隊丟盔棄甲。最後，他們悉數被驅入地獄。經過這件事之後，上帝作出另一個決定 ：創造另一個世界，讓人類在其中繁殖。經過試煉之後，如果合乎要求，這些人類就可以 成為天國的居民，補充因叛亂而減少的天使數目。 　　上帝與撒旦之間的關係是頗為微妙的。上帝既能知撒旦悖逆之心，也曾制服他，把他 送入地獄。但似乎有一點，他並沒有把撒旦消除，讓他人間蒸發（也許非存在也是一種存 在），而是在歷史上反覆出現。在撒旦進入地獄之後，他又能順利地進入伊甸園，輕易地 誘惑了剛剛誕生的人類。並且，他基本上沒有使用什麼魔法，而是利用了伊甸園中的知識 樹。更有意思的是，他為什麼不勸人類吃了生命樹的果子呢？撒旦簡得是一個職業誘惑者 和賭徒。在約伯的時代，耶和華曾經允許撒旦對約伯進行試探，考驗他是否忠誠，為此， 約伯歷盡了苦難（《約伯記》）。在耶穌的時代，撒旦把他帶到一座高山上，指著世上萬 國的榮華對他說：「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這一切都賜給你。」（《馬太福音》4：8-9） 到了歌德的《浮士德》中，約伯的故事又一次重演：天主同意靡非斯托去引誘浮士德，讓 他墮落，不過天主相信，到了最後，他肯定會走上正道。在歌德筆下，天主樂意創造一個 魔鬼，讓他與人類同行，不時刺激人類。美國學者梅爾維爾‧斯圖爾德曾提出一種看法： 　　上帝在其關於宇宙創造的沉思中至少可能考慮了兩種宇宙（宇宙在此是一組小於世界 的事態）：其一，無墮落發生，另一則是有墮落發生。你我所居的星球屬於後一種宇宙， 基督是這一宇宙中僅有的成員。上帝如果希望完全啟示出他的愛，包括對順從者與不順從 者的愛，他就會使兩種宇宙同時發生。在墮落發生的宇宙中，在無辜中被創生的造物或許 會認識到墮落提供了上帝以某種在其他情況下不可能的方式實現其愛的情景。或許這些不 同的宇宙將會在救贖行為，在十字架和復活，在基督教啟示的中心相交。[2] 　　這種看法無疑是得到現代科學的支持的。史蒂芬 ‧ 霍金教授曾根據量子力學的測不 准原理指出： 　　……但是在極早期宇宙任何東西靠得很近，這樣就有了大量的不確定性，宇宙有許多 可能的狀態。這些不同的可能的極早的態會演化成宇宙的整個一族不同的歷史。這些歷史 中的大多數在它們的大尺度特徵上都很相似。它們對應於一個均勻和光滑的並且正在膨脹 的宇宙。然而，它們在諸如恆星分佈以及進而在它們雜誌封面設計等等細節上不同。（那 是說，如果那些歷史包括有雜誌的話。）這樣，圍繞我們宇宙的複雜性以及細節是極早期 階段的不確定原理引起的。這就給出了整整一族宇宙的可能歷史。可能存在一個納粹贏得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雖然這種概率很小。但是我們剛好生活在盟軍贏得戰爭，瑪當娜 出現在《大都會》封面上的歷史之中。[3] 　　在此，霍金否定了愛恩斯坦「上帝不玩弄骰子」的說法。在大爆炸的一瞬間，只要一 顆粒子改變運動的方向，我們現在所居住的宇宙就不是這樣。當然，我們的宇宙之所以是 這樣，因為否則的話，我們就不會在這裡發表議論，這就是所謂人擇原理。人類的出現， 同樣也是受不確定性原理制約，因此，人的存在本身也是一個偶然事件。如果用神學來解 釋，那就是，我們之所以是現在這樣，是上帝與人共同選擇的結果。上帝創造了自然，也 創造了形成人的那些粒子。至於成為怎樣的人，展開人的歷史，上帝已備有多套方案，供 我們的祖先亞當和夏娃選擇，我們完全可以想像亞當和夏娃只是一些能夠成為人的基本粒 子。因此，上帝造人，或人在伊甸園中生活的時光，是要以億年來計算的。如上所述，斯 圖爾德已指出當時可以有兩種以上的選擇。如果仍根據《創世記》來分析，最少也有幾種 可能性，如亞當和夏娃可以不吃知識樹的果實、蛇不來誘惑夏娃、夏娃吃禁果而亞當不吃 、二人吃了知識樹上的果子後再吃生命樹的果子、吃生命樹的果子而不吃知識樹的果子… …所有這一切，都顯示出有太多的變數。但我願意接受這樣的說法，即這一切是出於一種 設計，它帶有一個良好的目的。就像約翰 ‧ 希克所說的「我們所描繪的圖景乃是發展的 和有目的。人正處於變成上帝試圖創造的那種完美存在的過程之中」[4] 。因此，埋怨上 帝或亞當是沒有任何意義的。 　　 人們很容易產生一種錯誤，即把伊甸園的生活看作是唯一的、美好的圖景，沒有考 慮到更多的可能性。因此，他們把罪惡看作是純道德問題，認為人類最好就回到原初狀態 ，這是一種原教旨主義。持這種心態的人，在整個地球上廣泛存在。其代表人物，當屬創 立民粹派的盧梭。C‧弗蘭克把民粹主義分析為三個部分：虛無主義的功利主義、道德主 義、反文化傾向。他這樣評價：「企圖『逃避』世界的虛華瑣事，拋開世間煩惱和不安， 以便在與世無爭的孤獨中安享平靜的生命，這種感傷主義——田園詩式的願望是虛偽的和 錯誤的。這種願望的基礎是一種暗自的信念：我之外的世界是充滿邪惡和誘惑的，而人本 身，我自己，是無罪孽的和善良的；全部托爾斯泰主義都是以這種來自盧梭的信念為根據 的。」[5] 　　 這是一種類似兒童的情感。兒童既是純潔的、也具有本能的自私，並且天然地以自 我為中心。但是兒童的缺陷在於無知。而且，他不可迴避地要長大，重複人類成長的過程 。在人的童年，我們常常可以看到，他從來不敢走得離大人或房屋太遠，他不停地回過頭 來看看大人或房屋有沒有存在。在社會發展史上，總存著一種思想，想回去，怕走得太遠 。盧梭自認為潛心研究過《聖經》，並天真地相信當末日審判來臨時，站在上帝面前的人 沒有一個敢說比他好。可是，我懷疑他真地能夠領會上帝的意圖。在文字記載上，我們是 靠著《聖經》來認識伊甸園的；在遺傳基因上，我們是靠我們的DNA來維持共同的記憶的 ，它貯存著不同年代的信息，夾雜著叢林生活美好的或罪惡的圖景。正是源於DNA的衝動 ，不斷地呼感著盧梭的回歸，同樣也是這種衝動，誕生了世界上一系列恐怖組織：法國的 雅各賓派、俄國的民意黨……他們有強烈的反文明傾向。 　　 如果容許我以進化論的觀點解讀伊甸園，那麼，這些記憶中，也許重疊著各個歷史 階段的印記，如人類由單體繁殖變為異體繁殖的過程、食草動物變為食肉動物的過程、父 母對子女教育的過程、罪感意識和羞愧意識形成過程，理性思維形成的過程……。如果時 間能夠倒流，讓我們回到過去，我們根本看不到伊甸園，也看不到亞當和夏娃的形象。萬 物在那時候都不是現在這個樣子，亞當與夏娃可能還處於蛋白質的狀態，或者是毛絨絨的 兩頭猩猩。最少，他們決不是畫家所描繪給我們的形象，上帝早已告訴們，不可崇拜偶像 。一切復古主義者都要碰到一個難題：上帝既已將人逐出伊甸園，豈有讓人回去之理？亞 當就有自知自明，他沒有企求上帝讓他回去，而是毅然走出伊甸園，直面被詛咒的命運。 而完成歷史使命的伊甸園，也在四千年前的那場洪水中湮滅了。在今天，巴士拉早已成為 沙漠，並且新近的一場戰爭又使它淪為廢墟。 　　 無罪的世界是靜止的，有罪的世界是動態的。原罪是原始平衡的破壞，是人的歷史 的萌芽和胎動。宇宙起於上帝的創造，人的進化起始於上帝提供的基本條件和人的自己選 擇。這一選擇注定了歷史必須以血腥的方式展開。人，走上了一條向死而生的荊棘路。 　　二替罪羊與救贖 　　 奧古斯丁說過，人不能不犯罪。人要麼死亡、中斷進化之路，要麼繼續犯罪。薩林 斯曾云：「人之有限性乃是一切罪惡的根源。起因和罪行都出於人性：他是在欠缺和需求 方面無法完美的生物。懲罰也同樣如此。」 [6]為了減輕負罪感，人類運用知識樹賦予的 能力，希望借助科學技術、經濟學、民主政治來解決人的欠缺，但所有這一切似乎都是徒 勞的，人在犯罪的道路上愈走愈遠。人類受到的懲罰，就像西西弗推石頭上山一樣，到頭 來石頭仍舊滾回山下。因此，直到當代，人們（應該指基督教族群）依然無法驅除負罪感 ，薩林斯引用西司敏的話說：「……於自我否認中成了德性而在消費中則成了罪孽的那種 感覺，依然強有力地表現出來。」[7] 　　在非亞當族裔的人群中，並不存在罪感意識，因此，他們在展開自身的歷史的時候， 呈現出不同的方式，也有不同的解釋（但在當代已不可避免地產生了碰撞）。中國人以黃 帝為祖先，如在本文開頭提到的，我們認為人性本善，因此並沒有負罪感，也沒有懺悔儀 式。但是，在佛教徒中，也存在著負罪感，比方說，他們承認眾生平等，嚴禁傷害一切生 命。負罪感是個過渡性概念，如果沒有負罪感，就沒有隨之而來的替罪羊和救贖。 　　佛教在劃分生命範圍的時候，以人、動物（包括昆蟲）為限。它的保護範圍比不上環 保主義者，環保主義者把植物、水資源等都劃為保護之列。但兩者出發點不同，佛教的保 護是出於憐憫，也可以說是負罪感，是形而上的；而環保主義者，說到底是為了人的生存 ，因而本質上仍是功利的。那麼，佛教徒的慈悲又是從何而來呢？在此，我照樣希望從進 化論上找到解釋。雖然說中國文化與西方不同，但中國古人說過「兔死狐悲，物傷其類」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之類的話。這些情感中，就已帶有宗教衝動。中國人把同 情心澤及自己的同類，這就與佛教產生了溝通。是相似性帶來了同情心。佛教主要是通過 輪迴的說法來作為悲憫的理由的，比如你要殺一頭豬，佛教徒會提醒你：這頭豬可能是你 的祖先投胎的，殺豬等於殺你祖先。另者，你將來死後也可能投胎豬腹，受到同樣的懲罰 。 　　從進化論的角度說，如果無窮地追索，我們必然與每一樣生物有一個共同的祖先。我 們最少有一個時期，是能夠和平相處並互相依賴的，甚至是有感情的，就像在伊甸園中， 各種動物並沒有互相傷害（很遺憾，亞當已經開始吃果子了）。只是出於某個偶然事件， 人與其他物種才開始分化，把其他物種置於自己的食物鏈條之下。如果不是這個偶然事件 ，成為人的，可能是豬或猩猩。這是人類社會勝王敗寇的翻版。因此，雖然很少人有「我 不入地獄，誰入地獄」這樣的衝動，但畢竟，那些遙遠的記憶能夠給人帶來一些負罪感。 至於這種感受的濃烈與淡泊，在於人的基因不同和文化教育的差異，再加上人生際遇所帶 來的啟示，在佛教來說，這就是緣份問題。 　　由罪惡而產生負罪感，而負罪感又需要救贖，因此，問題被引向了替罪羊這個關鍵詞 。關於人類社會，曾被從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角度劃分為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 、資本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從人與神關係的角度被劃分為罪惡（公元前）、贖罪（ 從公元到末日）、天國，近似於但丁的地獄、煉獄、天堂的分法；佛教則分為正法時代、 像法時代、末法時代。但是，從需求（罪與罰）到滿足（替罪羊與救贖）的角度看，整部 人類歷史可以被看作一個尋找替罪羊的過程。不停地犯罪（罪即是罰），不停地利用替罪 羊來贖罪和消除罪感，贖罪的過程又是對替罪羊犯罪的過程。只要人有需求，他就不能不 犯罪。對此一現象，德國的哲人曾揭示為二律背反、辯證法、矛盾運動等。 　　「挪亞為耶和華築了一座壇，拿各類潔淨的牲畜、飛鳥獻在壇上為燔祭。耶和華聞那 馨香之氣，就心裡說：『我不再因人的緣故咒詛地（人從小時心裡懷著惡念），也不再按 著我才行的，滅各種活物了。地還存留的時候，稼穡、寒暑、冬夏、晝夜就永不停息了。 』」（《創世記》8：20）這是洪水過後，亞當族裔中第一次向上帝獻祭，消除對上帝的 負罪感。獻祭的物品在中國來說叫「犧牲（品）」，與源於基督教的替罪羊同義。如甲骨 文所記，中國古人也向天地鬼神獻祭，不過，他們並不是因為對天地鬼神有負罪感，而是 因為懼怕天地鬼神手中擁有的權力，這是很重要的區別。挪亞向耶和華獻上的牲畜、飛鳥 ，並不算第一批替罪羊，第一批替罪羊已在剛剛過去的那場洪水中成為亡靈了。也許，從 這場災難中倖存下來的挪亞，終於領悟到什麼，於是，才第一次主動獻上燔祭。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事件。因為挪亞的獻祭，耶和華似乎暫時原諒了人類，並許諾不再 一次性將人類及其他物種毀滅。這是一次重大的政策調整，預示人類即將進入一個新的歷 史階段。「神賜福給挪亞和他的兒子，對他們說：『你們要生養眾多，遍滿了地。凡地上 的走獸和空中的飛鳥，都必驚恐、懼怕你們；連地上一切的昆蟲並海裡一切的魚，都交付 你們的手。凡活著的動物，都可以作你們的食物，這一切我都賜給你們，如同菜蔬一樣。 惟獨肉帶著血，那就是它的生命，你們不可吃。流你們的血、害你們的命的，無論是獸是 人，我必討他的罪，就是向各人的弟兄也是如此。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 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像造的。你們要生養眾多，在地上昌盛繁茂。」（《創世記》9 ：1-7） 　　這次調整意味著把「活著的動物」確立為替罪羊，同時也確立了人道主義的原則。基 本上把人類今後發展的路徑預言出來了。上帝在這裡也頭一回充當了替罪羊，這一點等耶 穌出場後再討論。在對待動物的態度上顯示出基督教與佛教的一個重要區別，佛教告誡人 們不可殺生，基督教卻以神的名義把「活的動物」交給人做食物。佛教徒可能選擇一個無 罪的宇宙，而基督教則選擇了一個有罪的宇宙，自從亞當跨出了那關鍵的一步，基督教世 界只有按有罪的程式演進了。在《聖經》裡上帝這個決定只佔不到半頁的篇幅，但在人類 進化史上卻可能是上萬年的時間。想一想要弄清楚那一樣食物是人可以吃的，究竟需要多 漫長的歷史。人類那時候可沒有實驗室，不能用兔子和老鼠做試驗，只有把自己當作試驗 品。實際上，在人類弄清楚這些食物是否有毒的同時，人類自身也必須變得可以吃這些食 物，發展出相應的消化系統。因此，在把「活的動物」當作人類發展的替罪羊的時候，人 類自身早已付出沉重的代價。這一切都起源於亞當的原罪。亞當在吃知識樹果子之前，擁 有一種近乎神聖的知識：他能夠給同是塵土造的各種動物正確命名。可是在吃知識樹的果 實之後，人變得愚蠢起來，每獲得一點知識，都必須付出高昴的代價。直到今天仍如此， 因為人獲得知識的唯一途徑是向自己的錯誤學習，真理是以相反（否定或證偽）的方式來 揭示的。 　　上帝與挪亞訂立的約中確立了人道主義的原則，意味著上帝不再把人以外的造物列入 保護的目錄。它具有這樣一個含義，盡量地把奴役施向自然界，減輕人對人的奴役，人的 生命高於物的生命或價值。在此後，人類致力於發展科技（生產力），建構民主政治，都 是為了實現這個目標。因此，如果說人是有進步的話，這一切的進步，必然是以犧牲整個 自然作代價的。而在人類內部，普遍的人道主義從來也沒有被實現過。每個時代，都是一 批人的幸福建立在另一批人的痛苦之上，把受難的人當成替罪羊，這就是馬克思主義者所 說的階級壓迫和剝削。在今天，美國等發達國家，人民擁有較多的權利，生活也遠比別人 富裕，但他們無法把人道主義推廣到全球。因為，如果在他們的幸福和別人的幸福之間作 選擇的時候，他們只能犧牲別人的幸福。 　　至此，我終於可以說，所謂的替罪羊，就是在過去被人類消耗掉的各種資源，包括吃 掉的和用掉的；還有每個死去的人，包括死於戰爭、瘟疫、疾病、災難和錯誤，死於各種 罪名，以及自然死亡的人。他們都是為我們的存在而死去的。以他們為代價，換來了我們 的存在和知識。領悟到這一點，現在的人就不能不帶有負罪感，這一點或許已由各種各樣 的善舉得到證明。替罪羊的所有特徵都凝結在耶穌這個受難者的形象上，在最後的晚餐上 ，耶穌讓門徒吃餅、喝葡萄汁，聲明這是他的身體和血液。在所有替罪羊中，如果人們並 不知具體要感謝誰，就感謝耶穌好了。他不單作為食物被人們吃喝，還作為人們錯誤和暴 行的犧牲品（被釘在十字架上）。所有的罪，都起源於亞當的原罪，所有的罪，最後都耶 穌救贖了。所謂救贖，就由耶穌來支付人類所有欠帳，讓人類從這些欠帳中解脫出來。至 於人類對耶穌的欠帳，則轉化為耶穌對人類的恩典。 　　「你配拿書卷，配揭開七印，因為你曾被殺，用自己的血從各族、各方、各民、各國 中買了人來，叫他們歸於神，又叫他們成為國民，作祭司，歸於神，在地上執掌王權。」 （《啟示錄》5：9）這是眾天使對耶穌的頌歌。這首頌歌指出，耶穌的誕生造成兩個後果 ：一是源於人們內在的這種感恩、這種負罪感，促使耶穌——上帝的羔羊神聖化，終於成 為一種信仰，並使這種信仰廣為傳播，開創了歷史新紀元。二是這種信仰整合了他的信徒 ，建立起基督教國家，成為一種強勢的文明。 　　回到上帝第一次充當替罪羊的事情。上帝允許挪亞的後代以「活的動物」為食，那麼 ，人對各種動物所犯的罪過，就由上帝擔當了。這就為人類征服自然提供了合法性，成為 生產力的發展的一個前提。在今天看來，這兩者似乎是毫無關係，但是，只要比較一下不 同的民族，還是能夠看出問題。比如有一些民族，在她的神話中把自然的一切看作是神秘 的，不可冒犯的，她必然會延遲或禁止對自然的開發和利用，從而使科技始終停留在較低 的水平。當然，征服自然的根本動力是人類的缺陷即人類的需求和匱乏。只不過習慣於為 一件事情尋找借口的人類來說，上帝剛好消除了他們的負罪感。如果沒有這種拯救的許諾 ，巨大的心理危機可能會帶來精神的崩潰。上帝就是用這種迂迥的方式促進了人類科學的 進步。 　　把神作為替罪羊是人類一項重大發明，他在人類理性化的過程中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 色。人類不斷地抑制自己的本能、情感，服從於理性，這是一個贖罪的過程，也就是但丁 所描繪的煉獄，即彌爾頓所說的神對人的試煉的過程。在《聖經》中，第一部出台的法律 是《摩西十誡》，它是以神的名義頒布的，要求人們絕對的服從，使自己的行為規範化。 律法的基本特徵是懲罰，懲罰也是一種罪，只是這種罪責由神來承擔，這就是律法為什麼 要以神的名義頒布。因此，理性實際上是通過強制訓練得來的。此外，所謂君權神授，也 是同樣道理。權力本身是一種罪惡，但權力是神授予的，執行權力的人的罪責也就得到赦 免。相信中國人都比較熟悉一個詞：大義滅親。這是現在的戲劇仍經常上演的一類題材。 「滅親」為什麼需要「大義」呢？因為「滅親」是罪，殺死親人必然產生負罪感，但這種 罪感可由「大義」來救贖。「大義」是一種超越性觀念，可以是國家利益，也可以是集體 利益。在這裡雖然沒有出現神，但已經把這種利益神聖化了，把次級倫理上升為首級倫理 。我們也可以舉一個有神的例子，如你加入某個幫會，必須對著這個幫會尊奉的神宣誓遵 守幫規，當你違反幫規時，你將受到處罰。處罰你的兄弟會說，不是我要處罰你，而是你 自絕於我們所信奉的神。理性化的過程使人類能夠形成社會和國家，這是神對人類的整合 。 　　把人的責任推得最為乾淨的是黑格爾，他提出了「理性的狡計」的思想。理性的狡計 是在行動者、在人的激情中和背後起支配作用的。按黑格爾的說法，人只是理性實現其最 終目的的工具。黑格爾此說消解了奧古斯丁的那個神的萬能和人的自由意志之間關係的問 題。人可以自由選擇自己的行為，但行為所造成的後果，照樣符合神的目的，這就是合理 性。人犯不犯罪，信不信上帝都不能阻擋歷史前進的腳步。作為「絕對者的牧師」、「被 上帝詛咒為一個哲學家」，他自信認識到了上帝的意志和計劃。[8]這一計劃可能就是， 讓歷史在自身的程序中實現救贖，即「世界歷史就是世界審判」。黑格爾的歷史是哲學的 ，而不是宗教的，多多少少淡化了道德的維度。黑格爾的歷史不再像聖經那樣充滿啟示， 上帝不再像父親和老師那樣對人類進行訓導，而是隱而不現。黑格爾的歷史與現實達成了 和解。 　　馬克思與黑格爾一樣，也認為社會發展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而是由客觀規律控制的 。他也認為，在未來，人類可以進入自由王國，不再有匱乏，而是按需分配。人可以達到 高度自覺，沒有私心雜念。但是，到達的方式不是由基督充當替罪羊進行救贖，而是由無 產階級通過認識真理，通過階級鬥爭來獲得的。無產階級才是真正的「選民」，她在資本 主義社會中充當資產階級的替罪羊，是一個受難的英雄形象。因此，他預言，無產階級最 終要做地上的王，要在人類歷史上執行終極審判。馬克思在人的需求（在基督教來說是罪 ）中，發明了政治經濟學。相對亞當‧ 斯密來說，馬克思給經濟學增加了政治的維度， 因為導致人匱乏的，不單是生產力的問題，而且是人與人之間的（權力）分配問題，所以 解決人的匱乏要從這兩個問題同時入手。馬克思作為一名猶太人，祖先的宗教不知不覺地 根植於他的思想中，正如洛維特所說的，「《共產黨宣言》所描述的全部歷史程序，反映 了猶太教——基督教解釋歷史的普遍圖式，即歷史是朝著一個有意義的終極目標、由天意 規定的救贖歷史」。[9] 　　存在三種歷史圖式，第一種是圓形的，即歷史是週期性循環的，無所謂進步和未來， 這是古代的歷史哲學。第二種是直線形的，是一種無限進步和發展的圖式，這是現代的歷 史哲學。第三種是猶太——基督教的十字架圖式。水平座標的中心點是基督的誕生這一事 件。它的左邊端點是創世和原罪，右邊的端點是末世和復活。垂直座標的頂點是上帝，下 端是人類。前兩種史觀都是沒有起點也沒有終點的，而後者是有起點和終點的，並且增加 了人與上帝之間的這層關係。在水平方向上，歷史由創世和原罪走向末世和復活，它被體 驗為時間的流駛。在垂直方向上，歷史表現為人向上帝攀升的過程，在終點接近上帝，找 到歸宿。 　　在十字架圖式中，宇宙是有生有滅的，就像那個起源於大爆炸，終結於黑洞的假說。 退一步說，我們比較容易接受人類所居住的這顆星球只有50億年壽命的說法。此外，就像 人有壽命一樣，人類歷史也有個開端和結尾。不論是圓形圖式，還是直線圖式，都有一個 前提：自然是永恆不變的，它也是取之不竭的。這是這兩種歷史圖式的形而上學基礎，它 才真正是唯心主義的。十字架圖式恰恰注意到，人口在不斷增長，人的需求在不斷擴大， 人類歷史是一個窮盡一切辦法來滿足需求的過程。正如在上面已經提到的那樣，首先是自 然充當替罪羊，然後是人類彼此互為替罪羊。如果人類是從專制走向民主的話，那麼，這 一過程也是自然的替罪羊角色得到加強的過程，人與人之間的矛盾轉化為人與自然的矛盾 ，這是「把蛋糕做大」的理論。科學成為民主的工具，「發展才是硬道理」。在人的限度 內，著眼於減輕人對人的壓迫，這是唯一的辦法。因此，在現代每個國家，誰都不能不把 增長當作發展的目標，這不單單是因為人的貪慾處於不斷膨脹之中、人與人和國與國之間 的攀比競爭的問題，而是一旦停止增長，社會運作的各個鏈條就會斷裂，出現重大的危機 。所以，增長並不一定以解除貧困為目的，反而更像一個受到後面的野獸追逐的人，一旦 停步，就會被吞噬。 　　科學幫助人們發現和利用更多能源，但它從來沒有作出許諾：能源是取之不竭的。能 源會枯竭，這一點是肯定的。其實，不用等到能源枯竭，只要經濟停止增長，巨大的心理 危機和社會危機將會出現。聰明的美國人已經在探索外星球。但我懷疑這個寵大的移民計 劃能否實現。按照那一次美國富商付給俄羅斯宇航局的旅費，一次太空旅行的價格竟高達 2000萬美元，對於連一次飛機都坐不起的普通中國人來說，這是個過於遙遠的夢想。如果 資源會枯竭，而在此之前人類又無法進行星際移民，那麼，有關歷史路線是圓形或直線的 假說都站不住腳。另外，必須提醒環保主義者的一點是，即使人類願意放慢發展的步伐， 也只是使資源枯竭的時刻來得遲一點而已。因此，最後的問題是，人類能不能自己拯救自 己？如何想像這種拯救的出現？ 　　世界上並沒有免費的午餐，任何收穫都需付出代價。在十字架圖式中，罪並非不存在 了，而是暫時被替罪羊承受過去。在人與人之間、人與自然之間，由於上帝的介入，雙方 關係發生了變化，使矛盾得到暫時解決。上帝之所以願意包攬人的罪惡，其前提條件是人 信仰他。就像你向別人借了一筆錢，有人原意為你償還，這是因為他愛著你。並非債務已 經不存在，而是轉移了債主。特殊的地方就在於，上帝以其萬能，他想要做什麼都可以做 得到。這就是「因信得救」。一旦人失去對上帝的信仰，即人與上帝之間的關係破裂，所 有的債務都必須被追討，這種因果關係在我們今天的律法中依然是一個有效的原則。 　　追討的方式有二：一是自然或人的追討，另一是上帝的追討。前一種情況出現在資源 已不足人類之間分配的條件下。自然的追討呈現為資源的枯竭，環境的破壞。其情形可能 是全球性糧食失收、水災、地震、瘟疫。人的追討是出現社會革命，那些弱勢群體失去希 望，不願再忍受替罪羊的角色，起來對抗強勢群體。對抗可以發生在各國之內，也可以發 生在國與國之間。對抗的極端形式是爆發戰爭。在失去信仰的時代，人的心理防線異常脆 弱，在這種情況下很容易出現希德勒式戰爭狂人。而這種狂人會在極端的衝動下按動核按 鈕，世界也就順理成章地走向它的末日。上帝的追討，是指他為人類付出了那麼多卻沒任 何回報，因此他要懲罰人類。最簡單的方式是使用他在攻擊撒旦時的雷霆，也可讓另一顆 行星來撞擊地球。甚至可以採用第一種追討的方式。總之，從逐出伊甸園到啟示錄，各種 懲罰的方式已經十分齊備了，他可以任選一種。而這兩種追討的方式其實都可由上帝控制 的，因為他擁有理性的狡計或控制著客觀規律。 　　如果人類還有信仰，神就會繼續監護著歷史的進程，甚至會讓歷史照現在的程序再發 展一個時期，不讓它出現大的生存危機。危機總是出現在人失去信仰，變得非理性的時代 ，而不是物質貧乏的時代，這一點歷史上有太多的事件可以證明。蘇格蘭社會主義者湯姆 ‧ 奈仁在分析法國1968年革命時寫道： 　　革命極少因物質的貧困、被剝奪、或是暴政——即使是最極端的暴政——而生。其實 ，歷史上大多數人，在大多數時候，一直都是在現今西方人無法忍受的生活與工作情境下 過活。就算如今，大多數「低度發展」社會裡的人仍是在這樣的情境下過日子。但他們總 是把苦難視為「自然」或是「命也」，並且在這樣的一種意識形態共識下失去了尋找出路 的動力。惟有當出路的可能性被認識到，這種共識的牢籠才有被打破的可能。那時候，諸 多痛苦瞬間就變得毫無道理。[10] 　　我不想評價1968年發生在法國的這場革命，但我認同作者「深具『唯心論』素質的人 類存在」的說法。當人類從理性的束縛中徹底解放之後，將迎來一個地獄般的時代。沒有 任何價值被公認，沒有任何法律被遵守，沒有一個角落是安全的，沒有什麼事情是不可做 的或必須做的，沒有人相信明天的太陽還會出來。人的腦細胞中量子開始左衝又突，沒有 條理性也沒有連續性。在正常的年代，他被送進精神病院，在特殊的年代，他被崇拜為偶 像。但是，歷史終歸會回到正常的軌道，沿著神的目的前進。正是因為人具有唯心素質， 一批人的死亡，總會喚起另一批人的信仰，使理性得到恢復。上帝比我們更有信心。 　　三末世和復活 　　在十字架歷史圖式中，最後的一個環節是末世和復活，它是與創世和原罪對稱的。在 基督包攬了人類所有罪惡以後，存著另一種債務關係，即基督與被破壞的自然和死去的生 命的債務關係。他必須對這一切有所承諾，這是作為公義的神的觀念的內在要求。這種關 係必須被清算，因此，它內在地要求歷史的終結。只有歷史被終結，就如公司經法院裁定 破產，才能進入清算階段。 　　存在著兩種末世論，第一種是關於末日審判。在佛教中被理解為生命的果報輪迴。譬 如說你此世殺了一個人，彼世必被別人所殺。這是一種報復型的懲罰，就像我們通常說的 「以其人之道還治其身」，或如聖經中所說的，「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出埃及記》 21：24）。這種復仇心理產生了一種信仰：義人上天堂，惡人下地獄。聖約翰記載末日審 判的情形： 　　我又看見一個白色的大寶座與坐在上面的，從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無可見之處了。 我又看見死了的人，無論大小，都站在寶座前。案卷展開了，並且另有一卷展開，就是生 命冊。死了的人都憑著這些案卷所記載的，照他們所行的受審判。於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 ，死亡和陰間交出其中的死人。他們都照各人所行的受審判。死亡和陰間也被扔在火湖裡 ，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沒記在生命冊上，他就被扔在火湖裡。（《啟示錄 》20：11-15） 　　《啟示錄》是對《以賽亞書》的呼應。在這裡，我們又看到了《舊約》中上帝對人類 的懲罰，這種懲罰是充滿著恐怖的。對此，別爾嘉耶夫認為，是人類復仇的和殘酷的本能 創造了復仇和殘酷的末世論。對於義人在天堂裡欣賞罪人在地獄裡的痛苦這種學說他是不 以為然的，因此他批評了但丁和奧古斯丁等人的地獄觀念。他說，以為關於永恆痛苦的學 說能夠恐嚇人，這是錯誤的想法。極限的宗教恐懼實際上不是來自上帝，而是因為沒有上 帝，因為上帝離開了我，與我分離了。對地獄的體驗就是對無神的體驗。地獄是此岸的， 而不是彼岸的。[11] 　　報復型的末世論是《舊約》的而非《新約》的。作為被欺壓著的人來說，存在復仇的 衝動是正常的。但是復仇也是一種罪惡，這種罪惡並不因為復仇者曾經被傷害而變為正義 。如果歷史是以傷害—復仇—再復仇展開的，那麼它就成了一個封閉的圓圈，沒有任何發 展。在人類組成國家以後，這個怪圈已經打開一個缺口。國家以中裁者的身份，懲罰了罪 惡，而不是由被傷害者來執行刑罰，這有於私人恩怨轉移化解。但即使如此，罪惡仍沒有 消除。歷史的終結應當是罪惡的終結，而非由神來製造罪惡。神的國應當與世俗的國有所 區別，否則我就不知道它有什麼吸引人的地方。 　　啟示錄中，關於世界末日的種種災難和痛苦，關於地獄的景象，在人類歷史還沒有終 結的時候就已經被體驗過了。地獄和煉獄都是此世的，而非彼岸的。難道人類歷史上的戰 爭、瘟疫、洪水、冰雹還算少嗎？當原子彈在廣島爆炸、當人被作為生化武器的試驗品、 當世貿大廈上的人在熊熊烈火中燃燒的時候，他們的感覺不就像被投入地獄一樣嗎？在每 個人的人生經歷中，不是也存在著挫折和危機，有時也曾墮入絕望和黑暗的深淵嗎？只有 信仰和理性，才能把人從地獄中打撈出來，免於瘋狂和崩潰，免於恐懼、憂慮的煎熬。總 之，地獄實際上就是極度的失眠、焦慮、絕望、悲哀、恐慌等心理狀態。而煉獄則體現為 觀念的矛盾、困惑，難以抉擇和取捨等思想特徵。 　　在十字架歷史圖式中，末世並不存在報復型的懲罰，而是一個大團圓的結局。因為在 基督被釘上十字架的形象上，我們可以理解到，他是寬容的，具有無限的忍耐和慈愛的精 神，他已不再採用懲罰的方式。人所欠下基督的債務，將作為恩典被饒恕。這在佛教中體 現為佛的慈悲。更深的原因在於，神在創世時留下的缺陷，他有責任在另一個世界來臨時 給予彌補。如果歷史的終結是為了對罪人的報復，那麼這種報復為什麼來得這麼遲？上帝 以其大能，為何不把那些罪人在現世上除去，而必須等到末世時才進行清洗？甚至在亞當 和夏娃邁向罪惡的第一步時就可以把他們消滅掉，何必讓人類衍生到幾十億的數量？因此 我們接受彌爾頓關於試煉的說法。在宇宙終結時，人類的理性將發現全部的宇宙規律，最 終進入天使的行列。 　　在舊的宇宙終結，即此世結束以後，上帝將創造一個新的宇宙。新的宇宙中，有限性 、罪惡全部被克服。就像《末日審判》所說的，「死亡和陰間也被扔入火湖」。新的宇宙 已經沒有地獄和煉獄。地球、日月星辰全部消失，「看哪，我將一切都更新了。」（《啟 示錄》21：5）新天地具有這樣的景象： 　　豺狼必與綿羊羔同居，豹子與山羊羔同臥，少壯獅子與牛犢並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牽 引它們。牛必與熊同食，牛犢必與小熊同臥，獅子必吃草與牛一樣。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 虺蛇的洞口，斷奶的嬰兒必按手在毒蛇的穴上。在我聖山的遍處，這一切都不傷人、不害 物，因為認識耶和華的知識要充滿遍地，好像水充滿洋海一般。（《以賽亞書》11：6-9 ） 　　在新天地中，只有善，沒有惡，因為撒旦已經被徹底戰勝。一切都是和諧的、自由的 、超乎想像力的。《以賽亞書》的這一段描述，還是此世的景象的投射，雖然指出了人性 （獸性）的逆轉，但還是保留一些此世的痕跡，如獅子和牛一樣吃草，則證明它們的有限 性仍沒有被去除，它們有需求，需要草來維持生命。這大抵只能算回到伊甸園時代，亞當 尚未偷吃禁果時的狀態。「神要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號 、疼痛，因為以前的事都過去了。」（《啟示錄》21：4）這也是將此世的一些現象進行 修改。總之，《以賽亞書》和《啟示錄》對新世界的描述是缺少想像力的，而且對復活也 局限在生命冊上的人，有太多的世俗的影響。 　　在十字架歷史圖式中，基督所開出的「支票」最後兌現了，所有在舊宇宙中每個時代 死去的生命、能量，全部被復活，並且構成新世界的一部分。這是公義的實現，因為每一 個時代的替罪羊，都直接或間接地造就了最後的那批神人類，他們是一場接力比賽中的前 期運動員，他們理應在新天地中分享勝利的果實。甚至很有可能，一切從我們眼前消失的 東西，已經提前一步在新的世界佔據了一定的位置。未來的宇宙將是一個更為完善的宇宙 。當舊的宇宙終結，最後一批高度智慧的人類修煉完成，新世界的創建也告竣工。新世界 沒有原罪，也沒有替罪羊，自由和平等在這裡不再是兩個互相競爭的概念，不存在矛盾和 二律背反。最後，我們可以想像新人類所過的生活： 　　具有永恆的生命，不再有死亡。不再有需求，不再有飢餓和欲愛。不再接受肉體的束 縛。不再有任何社會組織的強制，任何人的生存不再依靠別人或對別人構成威脅，沒有人 會產生邪惡的念頭，永遠處在喜悅之中，而這種喜悅在此世僅是曇花一現。他們以向上帝 唱聖歌讚美為唯一生存條件，從讚美中獲得能量。「它們晝夜不住地說：『聖哉，聖哉， 聖哉，主 神是昔在、今在、以後永在的全能者！』」（《啟示錄》4：8）但丁認為天使 也是有級別的，住在九重天和天府之中，最高者為「幸福者玫瑰」，沐浴著上帝的光和愛 。這就有點論功行賞的意思，其他天使們會不會像撒旦一樣產生妒意？當然，任何想像都 僅僅是想像而已，對於未來，我們大多只能知道它不是什麼，而不能知道它是什麼。 　　於是，整部宇宙和人類的歷史，可以看作一幕戲劇。上帝是作者（聖父）、劇本（聖 靈）、導演（聖子）。萬物作為這齣戲的角色，在創生之際就被聖靈灌輸了信息，這些信 息就是戲的台詞和動作要領，這在人的身上體現為精神或靈魂。基督在歷史上的出現，同 時兼有導演和演員的身份。作為演員，他是人子。作為導演，他是聖子。他起一種示範的 作用，要求人們按著他的方式做人。當世界終結時，也就是戲劇謝幕時，一切的角色都摘 去面具，換下服裝，恢復原來的身份。 　　至於上帝為什麼要上演這齣戲劇，也許是為了觀看演出，也許是為了滿足自己的創造 欲。「是上帝為了自我表達他的善，並以他的榮耀作為它們的終結和目標而自由創造的結 果」。[12] 【註釋】 [1] 馬丁‧路德：《馬丁‧路德文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38頁。 [2] 張志剛、斯圖爾德編：《東西方宗教倫理及其他》，中央編譯出版社，1997年版，第 64-65頁。 [3] 史蒂芬‧霍金：《霍金演講錄》，杜欣欣、吳忠超譯，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2002年 版，第93-94頁。 [4] 胡景鍾、張慶熊主編：《西方宗教哲學文選》，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11 頁。 [5] 弗蘭克：《俄國知識人與精神偶像》，徐鳳林譯，學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56、 250頁。 [6] 馬歇爾‧薩林斯：《甜蜜的悲哀》，王銘銘、胡宗澤譯，三聯書店，2000年版，第7 頁。 [7]同上，第69頁。 [8] 卡爾‧洛維特：《世界歷史與救贖歷史》，李秋零、田薇譯，三聯書店2002年版，第 70頁。 [9] 同上，第53頁。 [10] 安琪樓‧誇特羅其、湯姆‧奈仁：《法國1968：終結的開始》，趙剛譯，三聯書店 ，2001年版，第142頁。 [11] 別爾嘉耶夫：《末世論形而上學》，張百春譯，中國城市出版社，2003年版，第 247-248頁。 [12] 莫爾特曼：《創造中的上帝》，隗仁蓮、蘇賢貴、宋炳延譯，三聯書店，2002年版 ，第284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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