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 年，我考進了法律系。 那年全台的政治明星很多都是法律系的， 陳水扁、馬英九、蘇貞昌、呂秀蓮～ 我記得大學聯考的成績單寄來， 我因為熱愛文學跟數學， 而想要填台大中文系或是政大會計系。 『 那是女孩子唸的！』我記得我那政治狂熱的父親那樣說。 於是我抱著怨恨去讀了法律系。 我覺得法律系不屬於我的生命， 或者應該說， 我不該屬於法律系。 於是我在大學裡繼續寫新詩、散文、小說， 得了幾個小小的文學獎， 到處旁聽中文系的課， 曾經跑到東海岸的大學旁聽過 楊牧 老師的詩經， 曾經旁聽了一年的 王保珍 老師的紅樓夢。 甚至， 大學二年級在補習班上台教起高中數學， 之後慢慢在補習班也教一些國中數學跟理化。 那是一種無法棄放的抱負。 對於法學這樣經驗堆砌的社會科學， 我寧願自己學習或創作浪漫的文學， 或是追求真切的數學。 大學四年， 同學說我是法律系中文組的學生， 或直接稱呼我數學老師。 大四，入伍，某種東西在我心中發酵。 為了考研究所， 聽了少年事件處理法， 聽了犯罪學， 開始認真地讀了法律的書。 行政法、刑事法學～ 入伍，當了憲兵，進了軍司法小組。 看到了煙毒犯， 抓到了幾個逃兵， 為了案件相驗了許多屍體， 面臨了生命中一些莫名其妙的惆悵。 退伍，理所當然的回到補習班任課， 那時， 政論節目狗屁不通的言論充斥媒體， 一種 很想叫這些人住嘴， 一種 幸好所謂的正義不是由這些人定義， 的想法總是激盪著我自己。 退伍第三年， 帶著高三的學生討論起未來， 一個小女生問：為什麼公投綁大選會被詬病， 我問學校公民老師他卻說不出來！ 我竟然眼睛一亮， 告訴她： 憲法法學上有一種權利，是你的意見表現自由， 在民主社會你可以自由發言， 在這個權利下， 會衍伸的，是你的不作意見表示這樣的自由～ 公投綁大選， 有可能讓你為了投總統票， 而侵犯了你不想讓人家知道你投不投公投票的自由～ （當然只是可能成立而已） 猛然， 有一種熱切襲上心頭。 在那段時間， 我在電視上看到了已經當檢察官的大學同學， 跟那個人， 大四的夜晚， 我們曾經一起講起未來的夢。 如果說， 我愛教書，我愛數學， 也許這幾年來在補習班台上的教學， 已經慢慢夠了。 也許有一些關於正義的浪漫， 或許是一種不知道什麼是正義， 卻又要硬去追求的那種夸父追日的熱情， 正一次一次撞擊我的心臟。 某一天的停課， 我從書架上拿出了已故的林山田老師的刑法總則， 曾經厭惡法律系的我， 竟津津有味地讀了起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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