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 年，我考进了法律系。 那年全台的政治明星很多都是法律系的， 陈水扁、马英九、苏贞昌、吕秀莲～ 我记得大学联考的成绩单寄来， 我因为热爱文学跟数学， 而想要填台大中文系或是政大会计系。 『 那是女孩子念的！』我记得我那政治狂热的父亲那样说。 於是我抱着怨恨去读了法律系。 我觉得法律系不属於我的生命， 或者应该说， 我不该属於法律系。 於是我在大学里继续写新诗、散文、小说， 得了几个小小的文学奖， 到处旁听中文系的课， 曾经跑到东海岸的大学旁听过 杨牧 老师的诗经， 曾经旁听了一年的 王保珍 老师的红楼梦。 甚至， 大学二年级在补习班上台教起高中数学， 之後慢慢在补习班也教一些国中数学跟理化。 那是一种无法弃放的抱负。 对於法学这样经验堆砌的社会科学， 我宁愿自己学习或创作浪漫的文学， 或是追求真切的数学。 大学四年， 同学说我是法律系中文组的学生， 或直接称呼我数学老师。 大四，入伍，某种东西在我心中发酵。 为了考研究所， 听了少年事件处理法， 听了犯罪学， 开始认真地读了法律的书。 行政法、刑事法学～ 入伍，当了宪兵，进了军司法小组。 看到了烟毒犯， 抓到了几个逃兵， 为了案件相验了许多屍体， 面临了生命中一些莫名其妙的惆怅。 退伍，理所当然的回到补习班任课， 那时， 政论节目狗屁不通的言论充斥媒体， 一种 很想叫这些人住嘴， 一种 幸好所谓的正义不是由这些人定义， 的想法总是激荡着我自己。 退伍第三年， 带着高三的学生讨论起未来， 一个小女生问：为什麽公投绑大选会被诟病， 我问学校公民老师他却说不出来！ 我竟然眼睛一亮， 告诉她： 宪法法学上有一种权利，是你的意见表现自由， 在民主社会你可以自由发言， 在这个权利下， 会衍伸的，是你的不作意见表示这样的自由～ 公投绑大选， 有可能让你为了投总统票， 而侵犯了你不想让人家知道你投不投公投票的自由～ （当然只是可能成立而已） 猛然， 有一种热切袭上心头。 在那段时间， 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已经当检察官的大学同学， 跟那个人， 大四的夜晚， 我们曾经一起讲起未来的梦。 如果说， 我爱教书，我爱数学， 也许这几年来在补习班台上的教学， 已经慢慢够了。 也许有一些关於正义的浪漫， 或许是一种不知道什麽是正义， 却又要硬去追求的那种夸父追日的热情， 正一次一次撞击我的心脏。 某一天的停课， 我从书架上拿出了已故的林山田老师的刑法总则， 曾经厌恶法律系的我， 竟津津有味地读了起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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