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鐵志】 "狄倫不只是時代的詮釋者，更能洞燭時代的趨勢" 如果上面我們看到了音樂、青年文化和反抗運動如何結合，更重要的 問題或許是這個結合為何會在此時出現，其憑藉的是什麼？ 最直接的答案當然是，只有在六○年代這樣一個反叛與激情的年代， 才提供了豐沃的實驗場域，讓音樂成為個人參與時代變遷的觸媒。 而從音樂史的脈絡來看，當時剛誕生不久的搖滾樂可以說是歷史上第 一種針對年輕人生命處境而打造的音樂，試圖表達並挑逗他們的慾望 和不滿。也是從搖滾樂的誕生開始，年輕人市場才開始被重視，青年 文化成為重要的行銷概念。這個商業化的過程，弔詭地使得青年世代 開始浮現特定的世代意識，意即「我們不同於成人世界」的價值觀， 而進一步醞釀了六○年代的青年運動。 更進一步來看，六○年代的反抗音樂並不真的是起點。當瓊貝茲在 Woodstock 唱起廣受歡迎的另一首歌〈 Joe Hill 〉時，她是在這個 六○年代的歷史地標召喚舊時代的幽魂，因為 Joe Hill 乃是所有抗 議歌手的真正原型：他是二十世紀初期的工運組織者兼歌手和詩人， 後來不幸被處死。而這首歌，也不是瓊貝茲所寫，而是從三○年代就 有人吟唱，甚至直到八○年代的英國左翼歌手 Billy Bragg 還再度 翻唱，顯見對傳統（不論是歌曲或形象）的不斷被挪用，確實是一代 代抗議歌聲的根源。 除了 Joe Hill 以外，具有更直接影響力的是從三○年代就開始活躍 的 Woody Guthrie 和 Pete Seeger 。這兩位美國當代民歌的祖師爺 ，一方面採集民間民歌，另方面也積極介入各種社會抗爭。因此，狄 倫視 Woody Guthrie 為導師與啟蒙者， Pete Seeger 更是在六○年 代和狄倫、瓊貝茲及 Phil Ochs 有不少合作。他們的真誠實踐與社 會主義精神，為民歌賦予了崇高的道德意義，而讓六○年代的知識青 年把民歌視為這個時代最真誠的藝術表現。 因此，對民歌運動的實踐者，和民歌的聽眾來說，民歌象徵著草根力 量、代表與人民站在一起。簡單的樂器，則體現了素樸的表演方式， 以及音樂中最可貴的「原真性」。也因此當狄倫在一九六五年把吉他 插上電，轉向民謠搖滾時，遭遇原來歌迷的嚴重抗議。因為他們認為 這是向商業化的「搖滾樂」靠攏。 除了演奏方式，民歌真正可貴的力量是在歌詞意涵。因此，這些歌手 一方面是分析社會的理論家，但另方面真正使他們發揮巨大影響力的 因素，是他們的歌曲能真正提供新世代對時代的想像。正如狄倫的〈 Masters of War 〉等反戰聖經是在反戰運動波瀾壯闊前出現，他最 負盛名的一首政治歌曲〈 The Times They are A changin 〉是正好 在甘迺迪被刺殺前四周錄好；顯示他不只是時代的詮釋者，更能洞燭 時代的趨勢。而他的歌曲雖然多是大篇章的晦澀詩篇，但僅憑藉副歌 的幾句簡單歌詞，就能穿透人心。 Phil Ochs 雖然沒有狄倫影響力大，但是他更直接以音樂為武器，批 判美國帝國主義以及美國價值，並介入幾乎六○年代所有運動：民權 運動、學生運動、反戰。瓊貝茲最厲害的地方則是總能把別人的歌或 流傳的民歌唱紅，透過她的歌聲以及積極參與抗爭現場，讓更多人感 受到這些歌曲的力量。 民歌之外，迷幻搖滾也用音樂和歌詞描繪了那個迷幻異域的具體面貌 ，讓嬉皮世代在音樂中發現狂喜的國度。而來自英國的 Rolling Stones ，則以激烈吶喊〈 I Can't Get No Satisfaction 〉，來解 放英美兩地青年所有不滿與壓抑。另一個英國搖滾樂隊 The Who ， 也用歌曲〈 My Generation 〉召喚出青年的世代意識。 雖然時勢提供了造英雄的契機，但只有當音樂能以一句句動人的簡單 「標語」，精準地掌握時代氛圍，才得以讓六○年代成為搖滾革命的 永恆原鄉。 "鼓聲已漸漸黯淡 而所有歌聲都已消逝" 跨入一九七○年， Phil Ochs 似乎看到時代的終結： The drums are in the dawn And all the voices gone And it seems that there are no more songs. ──〈No More Songs〉 （鼓聲已漸漸黯淡， 而所有歌聲都已消逝， 似乎這已經是個沒有歌曲的時代。） 很難說是誰先結束了，是六○年代的音樂傳奇，抑或是狂飆的社會運 動；一如很難解釋是誰先開始的。但是喪鐘的同時響起，也再次說明 了兩者的緊密關係。 離開六○年代，狄倫的政治光彩開始黯淡，雖然他在音樂道路上依然 不懈的前進；披頭四解散後的約翰藍儂( John Lennon )，身影卻更 加燦爛，且在政治立場上更激進化，彷彿已經取代狄倫，成為七○年 代最鮮明的反叛偶像（名曲如〈 Imagine 〉、〈 War is Over 〉、 〈 Give Peace a Chance 〉、〈 Working Class Hero 〉、〈 People Have the Power 〉，多像是反抗的政治口號）；瓊貝茲依然 堅持她的民歌抗議歌手的理念； Phil Ochs 前往非洲和拉丁美洲尋 找世界音樂、在智利組織慈善演唱會，但在一九七六年不幸自殺身亡 。迷幻搖滾的風潮更早因三 J 的死亡，而讓這些自稱花之子的嬉皮 從迷幻國度中驚醒。 但是整個音樂史、甚至整個世界，都已經因為這場資本主義社會中在 二十世紀中最劇烈的社會革命而徹底改變。社會抗爭進入到多元議題 和強調認同政治的「新社會運動」；這群經歷六○年代的年輕人進入 主流體制，而開始逐漸模塑新體制的意識形態（例如柯林頓時代）； 而音樂史也進入更商業化、體制化的階段，音樂工業更能掌握收編新 音樂能量的各種技巧。 但是，做為音樂介入政治的原鄉，做為人們永遠的鄉愁與迷思，六○ 年代的歌曲或故事還是可以感動一代代的年輕人，去探索各種音樂、 青年文化與政治反抗種種結合的可能性。（下） 【2003/04/02 聯合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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