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鐵志】 要瞭解「修倫港宣言」（ The Port Huron Statement ），你必須先 瞭解鮑伯狄倫（ Bob Dylan ）。 ── 一九六○年代學生領袖 Richard Flacks "整個六○年代像是一齣快速剪接且綜合所有元素的影片" 一切搖滾樂的華麗與蒼涼似乎都從這裡開始。一九五○年代剛誕生的 搖滾樂，在這個年代開始綻放全部的光和熱，各種後來的音樂類型在 這裡萌芽，而無數的經典搖滾英雄和永恆神話都在這裡寫下。這是六 ○年代。 這也是一段幾乎讓人不敢相信的真實歷史，而毋寧更像一齣精心寫就 的影片。不但高潮迭起（披頭四創造出無人再能超越的披頭狂熱、鮑 伯狄倫在二十多歲就以清秀憂鬱並且睿智的姿態成為時代代言人、 Woodstock 三天三夜充滿做愛與和平等種種傳奇或瘋狂的情節竟然都 在同一個時代出現），甚且連結局也如此劇力萬鈞。（是何等巧合可 以讓三個搖滾英雄都用生命來為六○年代寫下血紅的句點、並同樣在 二十七歲時過世！女歌手 Janis Joplin 和偉大的黑人吉他手 Jimi Hendrix 都死於一九七○年，門戶樂隊的主唱 Jim Morrison 則死於 一九七一年。）不只是搖滾樂，整個六○年代像是一齣快速剪接且綜 合所有元素的影片：戰爭、暗殺（甘迺迪、金恩博士）、社會衝突.. ....不斷地交叉上演。黑人民權運動、反戰、校園言論自由運動、性 解放......一場又一場社會革命，不斷地衝擊歷史航道。更遑論在美 國以外，同時還有巴黎的六八學生革命、捷克的布拉格之春、日本的 安保鬥爭以及中國的文化大革命...... 因此，六○年代無疑是討論流行樂與政治的原型。沒有六○年代的青 年反文化，搖滾樂和民歌運動不可能燃起如此豐富的生命力；而沒有 搖滾樂的介入，整個六○年代的青年運動更不可能如此風起雲湧。 一九六四年加州柏克萊大學。言論自由運動席捲全校，學生佔領學校 大樓，一股不安在空氣中騷動著。當著名民謠女歌手瓊貝茲( Joan Baez )在現場唱出經典著名的抗爭歌曲〈 We Shall Overcome 〉時 ，無論是她的歌聲或是歌詞，都把這股不安凝結成這些憤怒青年更堅 定的信念。 這是音樂介入社會鬥爭的最基本形式：在抗爭現場被吟唱的歌曲，不 論是透過動人的旋律，或是深刻的歌詞，都能凝聚參與群眾的力量， 賦予他們在思想上或情緒上的抵抗武器。 而在更廣泛的意義上，音樂也可以透過在收音機上、在唱盤上的傳送 ，讓無數沒有在現場的聆聽人撼動，並形成集體的情感以及對社會的 共同實踐藍圖。 一九六五年之後，伴隨著抗爭主軸的轉移，民歌做為動員的主角也讓 位給迷幻搖滾一九六○年代的前半是民歌的時代。從一九六二年起， 鮑伯狄倫就以〈 Blowing in the Wind 〉寫出了年輕人面臨巨大社 會變動的重重困惑；以〈 Masters of War 〉、〈 A Hard Rain A-Gonna Fall 〉等反戰國歌，刺激年輕人對戰爭的反省；然後當他 激憤的唱出「這是什麼感覺／這是什麼感覺／獨自一人無依無靠找不 到回家的方向／完全沒有人知道／你就像一顆滾動不止的石頭」(〈 Like a Rolling Stone 〉），一整個世代年輕人的徬徨與無奈都傾 洩而出。 許多人認為狄倫作為抗議歌手典範的問題是，他並未積極參與實際的 抗爭行動。但事實上，他對當時學生運動的影響是無遠弗屆的。例如 ，本文開頭引述的當時學運領袖也是後來成為研究六○年代學運最著 名學者之一 Richard Flacks 的話；或者在當時最重要學運組織 SDS （ 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 ）的總部就張貼著狄倫的 海報；六○年代末期學運激進化的組織名稱「 Weatherman 」，更是 出自狄倫的名曲。而且狄倫也不是完全不接觸學生運動：一九六三年 SDS 在紐約的會議，狄倫就前往祝賀並說：「我雖然不知道你們在討 論什麼，但聽起來像是你們期待這個社會有所改變。如果這就是你們 所要追求的，那麼那也正是我要的。」 當然，讓民歌成為那個時代歌聲的人不只是狄倫，還有比他更激進的 Phil Ochs ，更積極走唱運動現場的瓊貝茲，以及更商業化，把狄倫 歌曲唱紅的 Peter, Paul and Mary 。 一九六五年之後，故事場景開始轉變。由於美國進一步介入越南，反 戰運動也更擴大。伴隨著抗爭主軸的轉移，民歌做為動員的主角也讓 位給迷幻搖滾，而狄倫也褪下時代代言人的身分，轉而更神祕化、向 內探索的角色。 當嬉皮世代在頭上戴起花，沉迷在 LSD 的奇幻世界，和聽起迷幻搖 滾時，他們不再提出什麼具體的政治或社會改革主張。不過，他們對 主流資本主義體制下的意識形態和生活方式的挑戰，本身就是一種激 進的反叛姿態。而當他們喊出「做愛不做戰」（ Make Love, Not Make War ）時，這群花之子（ Children of Flower ）已經和那個 時代最直接的反抗運動緊緊結合起來。 "由於這些音樂所意涵的革命力量，才開啟了整個六○年代青年的視 野與反叛行動" 或許真正影響這個青年反文化的力量，不只是民歌的抗議歌詞，或是 迷幻搖滾的嬉皮態度，而是如 Richard Flacks 在其經典作品《青年 與社會變遷》（中譯本，巨流出版社）中指出的，「這些作品展現出 啟示錄般的願景、對工業社會和現代科技的強烈反感、對官方權威的 和傳統道德的深厚敵意，以及和各種非西方的心靈和宗教傳統的親近 性。」正是由於這些音樂所意涵的革命力量，才開啟了整個六○年代 青年的視野與反叛行動。 這也正是在六○年代流行樂可以和青年反文化運動結合的主因。因為 流行歌作為一種民眾／通俗文化，本來就能夠打造聆聽者的集體認同 ，建構社群感，而為社會運動提供凝聚的資源。而不論是民歌或是迷 幻搖滾，強調的都不只是音樂本身，更是一種生活方式和實踐態度。 （上） 【2003/04/02 聯合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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