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时会惊觉， 自己的梦想和天真 被他们呵护得多麽好， 使我在长大之後， 竟然不能理解他们。 -- 昨天与青颖、咏诗去华山看Paul Smith的展，又去吃了麻辣锅。阿诗是澳门人，聊着聊 着，不禁想起小时暑假经常去到中国的时光。 父亲在东莞工作，那时候进中国，最常走的是香港和澳门。我记得我第一次搭机是坐在 逃生门的旁边，对面就是那两位打扮得很漂亮的空服员姊姊，当时我只有十岁吧，觉得 要是那位姊姊的其中一位能当我的女朋友就太好了。我直勾勾的盯着她们看，而当她们 看向我的时候，我又笨拙地把头别过去，察觉到她们在笑。後来我读到《诗经》里「巧 笑倩兮、美目盼兮」，我都想起第一次飞行时，那美好的100分钟。 落地後，要再坐通宝巴士到「内地」。售票员总会问，哪个城市？哪个酒店？父亲的工 厂在一个叫沙田的地方，那里具体多麽偏僻我不知道，但是总之，我们的巴士会开到虎 门（就是当年林则徐销毁鸦片的虎门），然後父亲会开着公司配给他的车来载我们。 父亲的宿舍是工厂里的一间套房，出了房门，往左手边推开巨大的钢板门，就是巨大的 厂房和机器。我们可以在房里听到日夜不息的染布机运转的轰轰声音。房间的厕所非常 破败，巨大的工业管线就裸露在那里，墙壁和地板的磁砖上爬满锈水的痕迹。马桶没有 自动冲水装置，必须装一桶水放在马桶旁。我们洗澡，就是在洗脸台装满水，用小勺子 舀。父亲在那十多年，某一年，我们终於灵机一动，自己在浴室角落，用红砖和水泥砌 了一个浴缸。 宿舍像一个小村子，那是紧贴着工厂的一栋附属建筑，巨大的回旋梯，每一个转角，就 有一间给员工的小房间，来到这里工作的台湾干部，都发配到一个那样的栖身之所。印 象中，我听过父亲半夜爬起来，推开巨大的钢门进入工厂的声音。小村子住着许多人， 赵叔叔住在第一个转角，黄叔叔住第二个转角，宋阿姨住在第三个转角，江阿伯住在三 楼。 他们的房间都只有一间货柜屋那麽大。黄叔叔的妻子是杭州人，抽菸，瘦瘦白白的，黑 眼圈很重。我第一次进到黄叔叔的房间找黄小弟玩的时候，就被那种混着菸味、潮湿霉 味和冷气味的房子给震慑。江阿伯很胖，讲话很大声，我很怕他，也常常在背後骂他， 跟喜极说，阿伯老气横秋，戴着眼镜，像是一只胖狸猫。 还小的时候，母亲会带我们坐飞机。我和喜极一人被分配到一个行李箱，跟着母亲在机 场和关闸的人群里穿梭。三、四年级的我是一个小胖弟，体力不好，常常走不动，又爱 抱怨。现在回想，母亲当时仍然是一个年华正茂的弱女子，每次万里跋涉，在皇岗口 岸、拱北口岸，长长的人龙里走上一整天，与剽悍的人潮搏斗，那样的辛苦都让我无言 以对。昀志刚出生还在襁褓的几年，她带着我们，手里抱着一个婴孩，婴孩因为肚子饿 而哭闹，飞机延误，疲惫不堪，她红着眼眶在皇岗和中国的海关吵了起来。 一年暑假前夕，母亲告诉我和弟弟，她会自己先出发，要我们放假再自己搭机过去，我 们只要到航空公司的柜台找航空公司的姊姊就好了。十岁的孩子，紧张又害怕，阿公阿 嬷开车载我们到机场，把我们领到里头的「贵宾室」等待，道别的时候特别想哭。那一 路我都觉得还可以，很新鲜，只要照着任务的指示走，出了关，就可以见到爸妈了。但 是那晚，在我终於进到我父亲的宿舍的时候，却蒙着枕头大哭了一场，我想到早上与阿 公阿嬷告别的情景，老人家的脸上疼爱又不舍。那时候啊，仅仅只是这样的距离，都会 让人觉得是死生契阔。 此後，我和喜极似乎开始了许多这样的两个人的旅行，自己登机，自己在机场打发时 间。一次，飞机起飞前的长空档，我们擅自跑到了威尼斯人酒店，在里面看着巨大的运 河天空，看着河面上打扮诡异的撑船人。我们走到赌场的门口，互相看了一眼，庆幸自 己年纪还小，不需要为了要不要进去里头玩一把而烦恼。 我与我的父亲，在机场有过几次经典的告别。那一次，似乎只有我要回台湾，他开车从 东莞载我到澳门，自己也过了关。他问我肚子饿不饿，要不要吃午餐？我说还好，但他 还是带我去了机场二楼的一间餐厅。我看着菜单，觉得太贵了，最便宜的都要100多块 澳门币（那时候觉得一餐吃超过100块台币，已经是极大的奢侈了）。我很犹豫，突然 看到一罐宝矿力水得，铝罐的那种，跟父亲说想要喝那个。他说好，直到我拉开了易开 罐之後，才发现这罐330毫升的饮料要16块澳门币，都快要哭出来了。但他问我，要不 要再来一罐？ 我的父亲，在他独处的时光中，在那间工厂的小房间里，经常都是吃泡面的，我还记得 那时他有一个用来泡泡面的小钢杯，偶尔会背着母亲问我们要不要吃他的拿手菜——泡 面，加一颗鸡蛋。所以当我喝着一罐16块澳门币的宝矿力水得的时候，只觉得自己罪孽 深重。 他把我送进了安检口，独自开两个小时的车回到东莞。 父亲的制服是一件经典的工厂蓝色衬衫，上面印着公司的logo，每次要从台湾坐飞机回 到工作岗位前，他都会洗一个澡。在我看来，他穿上那身正式服装——衬衫以及并不十 分合身的西装裤——时，是有那麽一点恭敬的，当然那是我的想法。这使我後来一直在 潜意识里认为在机场必须端庄，而在面对一些比较重要的场合时，总是不禁严肃起来， 把自己打扮得有一点拘谨。 我曾经帮他把行李箱从阿公的後车厢中拖出来，交给他，笑嘻嘻无所谓的和他说再见， 看他转身走进暗黄色玻璃的自动门。我也曾经在异地看他坐上开向内地的巴士，坐在窗 边和我们挥挥手，挤出一个笑容，而後面无表情的转向前方，或者拿出手机讲电话，好 像有什麽非得要忙似的。我会一直盯着巴士直到它开走，看巴士开上了一座桥，消失在 苍茫的海色之中。 我想到中国，就会想到我的父亲，例如他在我望着虎门街头的那些乞丐，然後转头看着 他、拉拉他的衣袖的时候，他说：「我们不是不想帮他们，只是我们帮不了。」我想起 那几年，他和母亲在我度过快乐的童年的那段岁月，那样坚苦卓绝的奋斗，以及那些塞 得满满的旧行李箱。我有时会惊觉，自己的梦想和天真被他们呵护得多麽好，使我在长 大之後，竟然不能理解他们。 -- 十年识得旧炉边 - https://kuccichen.wordpres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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