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威权体制转型中的国家机关与民间社会 萧全政* 台大政治系教授 一、绪论 一九八○年代中期後的台湾，普遍被认为是迈入威权转型的 阶段，而有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社会多元化与文化活 泼化等潮流的陆续发展。然而至今十多年来，我们仍困扰於 政治民主化後的黑金政治、政党与派系的倾轧及国家认同的 争论，经济自由化後对中国大陆经贸政策的「戒急用忍」及 股市与汇市的冲击，社会多元化後的社会纷扰与失序，和文 化活泼化後的价值混乱与虚无。台湾的威权转型，到底如何 个转法？其间又有何关键性的问题，以致於至今仍尚待我们 努力改善的？ 十多年来，相关学界的不同学科领域，都曾对於台湾威权转 型的研究投入相当多的人力与物力。然而，由於各学科领域 的观点与焦点的不同，或甚至因为典范理论的差异，至今我 们对於台湾威权转型的来龙去脉，及其可能隐含的问题，似 乎仍难有一个完整的图像，而必须重新回顾过去的历史，并 检讨过去的研究。 受到Guillermo O’Donnell、Philippe C. Schmitter、Lau rence Whitehead及Samuel Huntington等人的影响 (O’Don nell,et al. 1986; O’Donnell & Schmitter 1986; Hunti ngton 1991)，研究台湾威权转型的政治学者，通常将威权 主义(authoritarianism)视为是政府对於人民的人权与公民 权的相对剥夺与缩减，而且将威权转型看成是从威权统治到 民主政治的过渡(“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而将威权转型分为如何有效确保个人与社会团体的人 权之政治自由化，与如何有效确保公民参政权的政治民主化 两阶段(O’Donnell&Schmitter 1986, 7-8)；在此其中，能 表现台湾人民与社会团体的人权与公民权被缩减或确保的党 国体制、宪政改革、利益团体、传播媒体、政党政治、社会 运动及选举制度等，即成为政治学者的关注焦点与分析中心 (Chou & Nanthan 1987; Tien 1989; Cheng & Haggard 199 2; Tsang & Tien 1999)。 相对而言，面对台湾的威权转型，社会学者先是注意到社会 团体与人民对於「宰制性国家机器」的僵化与无能而发起的 「反支配，求自主」的抗议运动，并呼吁以草根性社会运动 进行社会改革，以重现社会生机 (萧新煌1989；萧新煌等19 89；陈忠信1989；Hsiao 1992)；然而较为晚期时，社会学 者更从国家与社会的总体脉络中思考威权转型的完整图像， 虽然仍流於农工部门、公营企业、工会与工运、妇运、宗教 及媒体等个案式的局部论述，而欠缺完整的分析架构 (徐正 光与萧新煌1992a, 1992b)。另一方面，经济学者亦批评台 湾所采新重商主义(neo-mercantilism) 的不当，而要求继 续的经济自由化 (邢慕寰1988；马凯等1990)。 上列研究对於台湾威权转型的特色与过程，都具有见证性的 意义和累积性的贡献，而有助於启发未来的相关研究。然而 ，做为分析台湾现代史上重要发展阶段之一的威权转型而言 ，这些研究基本上仍具有同样的三点不足之处。首先，受限 於各学科的训练与分析重点，这三类研究事实上只分别突显 整体威权转型过程中的一个面向，而忽略此面向与其它面向 间的复合搭配；其次，这些研究亦只强调人民与政府或社会 与国家间的冲突、对抗面，而淡化互利与合作面；其三，这 些研究通常也只重视国内层次，而忽略国际层次，特别是外 来或外在政经势力的制约与影响。 在上列不足之下，具体而言，这些研究较少注意政治民主化 、经济自由化与社会运动等相互之间的制衡与搭配，以致於 经常忽略它们各自的极限和彼此间的相辅相成；其次，人民 与政府或民间社会与国家机关间关系，也不一定都是冲突或 是後者宰制前者，我们亦经常看到前者寄生、榨取後者，如 不良的政商关系所表现者；另外，外来政经势力，无论是压 力或助力，例如新保护主义或後冷战时代潮流，对於台湾威 权转型的直接与持续的影响，固然是不在话下，而冷战时代 的东西对抗有助於台湾威权体制形塑其内含的「一个中国」 原则，更是不能忽略。 本文的目的，希望能继承前人之研究，而对台湾威权转型的 历史阶段，描绘出更具整体性的图像。威权体制与威权转型 能够称为一个社会的特定历史发展阶段，其所隐含的意义绝 不限於政治上是否剥夺或限制人权与公民权，也应该会在经 济、社会、法律、文化等层面出现相应的特性。其次，相较 於其它同样进行威权转型的国家，台湾的政治民主化不但要 「去威权化」，而且还要「去内战化」，即解决台湾威权体 制一开始即内含而涉及国际政经网络与变迁的「一个中国」 原则。本文第二节即希望从国家机关与民间社会间的关系， 厘清威权体制与威权转型的较完整意义，尤其是在台湾的特 殊状况，以作为本文的分析架构。 历史的发展本身，必然有其贯穿时间上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的因果关系网络；同样的，台湾的威权转型，必然有其表现 威权体制的形成与运作的过去，亦有其特定但不必然都是民 主体制的未来。本文第三节希望从战後台湾的内外政经变迁 与网络中，分析其特定威权体制的形成与运作，而第四章亦 将从内外政经变迁与脉络中，讨论台湾威权转型的过程与特 质；而第五章则是综合的讨论。 二、威权体制及其国家机关与民间社会间之关系 根据Jean L. Cohen 和Andrew Arato的说法，对於任何现代 国家而言，可以依据国家公权力的有无，而将其内部分为国 家机关及民间社会两部分；而後者又可以细分为市民社会(c ivil society)、政治社会(political society)，和经济社 会(economic society) 三个小部分。其中，市民社会可界 定为「(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体系和 (以国家公权力为特色 的) 国家机关间之社会互动领域，而主要是由亲密(intimat e)团体(尤其是家庭)、社团(尤其是自动结社者)、社会运动 ，及各种形式的公共沟通所构成」(Cohen & Arato 1992, i x)；其间，还隐含或体现容许这些正式或非正式组织或团体 的多元性与自主性的各种生活方式，也包括各类文化性与沟 通性的组织与制度，亦隐含涉及个人自我发展或道德性选择 的私秘领域，而且也包括能够使市民社会有别於经济体系和 国家机关的各种法律体系与基本权利结构 (Cohen & Arato 1992, 346)。 相对而言，政治社会是「由政党、政治性组织和政治性的公 众 (特别是涉及国会与其他民意机关者)所组成；而经济社 会主要是包括从事生产与分配的组织，通常指公司、合作社 等」。一般而言，政治社会与经济社会都是根源於市民社会 ，而且在社会文化价值、组织与沟通方式上拥有共同的特质 ；它们都是根据权利 (right) 的理念(特别是政治权利与财 产权)而被建制化，而这些权利理念的内涵，又都与那些能 够确保现代市民社会的权利网络关系相衔接(Cohen & Arato 1992, ix)。 然而，当市民社会最重要的特色，被认为是自治自理、自我 动员、开放性沟通和自主的整合方式时，政治社会和经济社 会却被认为是直接涉及国家公权力与经济生产；在後两种情 况下，行为者所追求的，一个是国家公权力的控制，而另一 个则是对生产的有效管理。相对的，市民社会的政治角色， 并不直接涉及国家公权力的控制或取得，而是期待透过社团 活动、社会运动或对公共领域议题的开放性讨论以发挥影响 。整体而言，政治社会基本上是介於市民社会与国家机关之 间，而且扮演着其间不可或缺之协调性角色；同样的，经济 社会亦存在於市民社会与市场经济体系之间，而且扮演着重 要的协调性功能 (Cohen & Arato 1992, ix-x)。 从实存角度看，任何国家的国家机关与民间社会，都存在且 运作於国际社会之中，因而与国际社会中的不同国家机关与 民间社会发展出各种不同的互动关系，而且深受这些关系的 影响或制约；其中，尤其是以来自国家为基本单位的竞争性 国家体系(a system of competing states)，和以市场机能 而连结的世界性资本主义体系(a world capitalist system )的挑战与压力，更可能影响或制约该特定国家机关与民间 社会的形构和相互关系。 根据Theda Skocpol 的说法，国家机关基本上是由一组功能 上相互分工的行政、治安(policing) 及军事组织所构成， 并由一个行政权威 (an executive authority)所领导、协 调。国家机关运作於民间社会之上，而且基於国家公权力的 赋予，从民间社会汲取资源，并利用此资源去创造、支持它 的行政性与强制性机关组织(Skocpol 1979, 29)；国家机关 因而拥有特定的立场、特定的利害关系，即特定而与民间任 何利益团体或社会组织不同的结构性地位。此外，国家机关 会在不引起正当性危机(legitimacy crisis)或资本累积危 机(accumulation crisis)，或为化解此两种危机，而对民 间社会采取各种汲取性、保护性或生产性的措施，以确保其 自身和整个国家的生存与发展(Block 1977; 萧全政1988, 8 4-87)。 从国际层次看，在国际社会体系的扩张过程中，从一接触的 开始，强国即利用其优势的政治或经济力，依其国家利益而 塑造、改变弱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甚至文化结构性关系 。弱国国内的各种相关结构关系，因而崩溃、重组或被强化 (Skocpol 1979, 19-24)；其结果决定於强国与弱国国家机 关及相关民间社会部门内各组织与团体力量的强弱，和其相 互间的联合与冲突过程。 对一个开发较晚的国家而言，无论它是属於政治上的弱国或 是经济上的弱国，如何形塑、重整或发展其国家机关与民间 社会间的关系，以迎向外来的政经挑战和政经压力而确保其 国家的生存与发展，一直会是一个关键性的课题；其间，当 然无法避免的，国内外各种政经社文势力间会出现各种联合 与冲突的关系。然而，就特定国家的国内层次而言，国家机 关要能出现且存续的最起码条件，是中央权威(the central authorities) 所累积的政治资源足以化掉(neutralize) 社会中离心行为者 (peripheral actors) 的权力(Badie & Birnbaum 1983, 34)，而且能透过各种政经社文措施而确保 其政治正当性与资本的持续累积(O’Connor 1973; Block 1 977; 萧全政1988, 90-91); 这些政经社文措施中经常隐含 着国家机关分别对於民间社会中的政治社会、市民社会和经 济社会的不同支配与主导机制。 常见於开发中国家的威权体制，不管它最高的政治权力是由 政党、军人、宗教领袖、官僚或君主所控制 (吕亚力1987, 161-167)，也无论它被称为现代化威权体制、官僚威权体制 、民粹式威权体制、军事民粹主义 (Malloy 1977, 3)、刚 性威权体制 (Winckler 1984, 1992)、官僚威权政体、动员 式与运动型威权政体，或後极权式威权政体 (赵建民1994, 64-120)，它都强调以国家公权力为基础的国家机关对於民 间社会普遍的控制与支配关系 (Perlmutter 1981, 2-28)， 而不止如一般政治学者所谓的对於人权与公民权的剥夺与限 制。在台湾的个案中，这种控制与支配关系，除表现在政治 上对於人民基本人权与公民权的相对剥夺、限制外，亦表现 在经济上对於经济活动与市场行为的管制与操纵；社会上， 对人民团体与社会运动的动员与压制；和文化上，对意识形 态的塑造，及对教育体系与传播媒体的操控等。 威权体制所隐含国家机关对於民间社会的控制与支配关系， 形成於涵盖内外政经变迁的历史过程中，而且不断在此历史 过程中产生变迁。威权体制所意谓的国家机关在整体政经权 力体系中的支配性地位与主导性关系，显然同时表示国家机 关控制着相对於民间社会的支配性政经资源；假如此支配性 政经资源，相对於民间社会而言，产生显着的变化，则威权 体制所隐含国家机关的支配性地位与主导性角色，亦将出现 变迁，而有威权转型的现象。当然，国家机关所控制政经资 源的相对多寡，直接深受国际政经势力与政经变迁影响，尤 其是涉及或来自竞争性国家体系和世界性资本主义体系者。 在台湾的个案中，威权体制和其内外政经关系，是依「一个 中国」原则为中心而形塑；而此等内外政经关系的变迁，却 反而冲击「一个中国」原则，并导致威权体制的转型和「一 个中国」原则的松解。这正是战後台湾威权体制与威权转型 的基本特色。 三、东西冷战下的台湾威权体制 台湾现代版威权体制的形成，始於战後的对日接收，并巩固 於中央政府的撤台和东西冷战的持续。对日接收所涉及的管 辖权和所有权转移，奠立台湾战後威权体制的基础；中央政 府的迁台更强化威权体制的成型；而冷战下的美援，除依「 一个中国」原则而维持台湾的国际地位外，亦支持依「一个 中国」原则而改造台湾政经形构的威权政府，并将台湾纳入 美国所主控的西方阵营中。 在美国政经支持下，台湾於一九六○年代中达成经济的起飞 。然而，自一九六○年代末美国「一个中国」原则的调整， 直接导致台湾在国际上的政治孤立，也冲击台湾内部依「一 个中国」原则而界定的政治社会。在弹性外交和本土化运动 下，蒋经国所采政经分离的内外政经措施，显然以经济发展 和经贸扩张而淡化「一个中国」在内外政治上的负面作用， 并确保此原则的持续。 (一) 台湾威权体制的形成与运作 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国民政府接收台湾；这个接收涉 及中日两国政府对於台湾的管辖权及所有权的移转。根据「 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组织条例」，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系 训政时期台湾省的最高行政机关。该条例第二条规定: 「台 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於其职权范围内，得发布署令，并得制 定台湾省单行法规」；第三条规定:「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 ，受中央之委任，得办理中央之行政。台湾省行政长官，对 於台湾省之中央各机关有指挥监督之权」(台湾省行政长官 公署1946a, 4-5)。行政长官公署一开始显然以「威权政府 」的姿态，完全承受日本殖民政府的管辖权与行政权。 在产业与财产接收上，至一九四九年底，接收总值已达台币 六十一亿多；其中，包括土地366,566甲及企业946单位 (台 湾省行政长官公署1946b, 83)。殖民政府所垄断的铁公路交 通运输、电话电报通讯系统，及菸、酒、樟脑等专卖事业， 亦一并收归公营(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1946b, 2,71-73,217- 237)。另外，透过银行的公营与贸易的垄断，行政长官公署 完全控制台湾的企业、金融与贸易。根据估计，公营企业在 一九四六年，虽然数量上只占7.4％，但其产值占总工业产 值的59.7％；若加上公用事业，则其所占总产值的比率，在 一九四六年是65.0％，而一九四九年则是72.5％ (李国鼎19 76, 24,31)。这些庞大的企业和银行体系等，显然是行政长 官公署的重要权力基础。 随着内战情势的失利以致於上海沦陷，政府於一九四九年五 月十九日宣布隔日开始实施戒严。在戒严体制下，为了国家 安全和经济稳定，政府不但在政治与社会、文化上限制人民 的公民权与基本人权，也在经济上实行统制经济。政府除进 行货币改革外，又设立专责经济计划与管理单位，以严格控 制利率、物价、通货发行和银行贷款等，又对外采取进口管 制、配额、外汇管制、高关税及多元汇率等措施。另外，政 府又透过农会与工会系统，加强对於农民与工人的社会控制 与动员 (Shiau 1986; 李允杰1989)；而国民党也利用一九 五○年代初的党改造，透过党、政、军、青、特系统的改革 与强化，而巩固一个外来政权对於台湾社会的控制 (龚宜君 1995)。 其实，为了国家公权力的巩固与内部安定，国民大会已在一 九四七年的大陆时期制定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政府迁台 後至一九八七年废止前，此临时条款已根据时局的变迁和台 湾的需要，继续宣布有效，而且经历多次的修订。在「一个 中国」原则下，政府宣称对於大陆地区拥有主权，临时条款 因而冻结宪法中不合时宜的条款，并增加因应时局变化的规 定；其中，最重要的是，规定第一届中央民意代表将等到戡 乱结束、全国(包括大陆地区)都能举行自由选举时才进行改 选。因此，台湾早期的选举，基本上只限於省级及以下的地 方层次。一九六九年，因台湾地区人口的自然成长，政府曾 举办少数席次中央民意代表的增补选，而现任者仍继续留任 ，以做为「一个中国」原则下宪政法统的象徵。 在国际层面上，一九五○年六月韩战爆发後，台湾被西方阵 营视为是西太平洋上围堵共产主义的柱石之一。因此，台湾 能在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会及其他国际组织， 维持正统的中国代表权，而且得到美国的军经协助。在对外 政策上，台湾对美国采取「一面倒」态度，而且在「汉贼不 两立」的「一个中国」原则下，切断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及 承认中共的发展中国家间之关系。 一九六九年尼克森发表关岛宣言後，美国即试图改变其中国 政策。一九七一年七月，尼克森宣布将访问中国大陆；三个 月後，台湾的「一个中国」原则使其被迫退出联合国，及後 续的绝大多数其他国际组织。同时，台湾也逐渐被迫切断与 几乎所有西方国家间的外交关系；中华民国在台湾即在相对 短期之间，变成世界上最为孤立的国家之一。连串的外交挫 败加上同时爆发的石油危机，一九七○年代初的台湾，确实 经历其战後最称惨淡的时期。强烈的政治危机意识，导致资 金大量外流和经济不景气；而狂飙的油价，更使高度仰赖石 油进口的台湾雪上加霜。 (二) 政经本土化与弹性外交 在列宁式党国威权体制下，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游行 、通讯、结社等权利均受到相当的限制；此不但影响台湾市 民社会的发展，亦制约了政治社会的运作。加上无法组织政 党、无法改选中央民意代表等，台湾的政治社会根本无从正 常发展，甚至立法院也不过是个橡皮图章。然而，相对而言 ，威权体制对於台湾的经济社会及其所面对的世界性市场体 系，却进行相当正面而且有助益的指导性干预，而促成台湾 农工业相对快速的发展(Wade,1990)。从土地改革、农会改 组、农技推广、肥料换谷与田赋徵实等农业政策的推行，到 新台币改革及以管制、汇率、关税等措施的结合而推动进口 替代工业化，政府政策显然有利於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 一九五八年，台湾民营企业的工业产值首度与公营企业平分 秋色；以後，民营企业产值则一直高於国营企业。随着全球 美援政策的转向(从军事援助转变为经济援助)，政府在一九 五八年将多元汇率改为双元汇率而且贬值新台币37％；加上 一九五九年的十九点财经计画和一九六○年奖励投资条例的 制订，台湾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迅速的转为出口导向工业 化政策，而将台湾紧密的纳入世界资本主义的分工体系中。 台湾的国际收支平衡在一九六四年第一次出现顺差，而一般 也认为台湾就是在六○年代中期迈入经济起飞，虽然农业部 门因长期的剩余挤压而在六○年代末出现负成长。 然而，在一九七○年代初的外交挫败与石油危机的冲击下， 工厂倒闭、大量失业、通货膨胀、资金外流，甚至出现近代 台湾史上第一次必须自国外进口米等，都使台湾社会充满了 浮动与心焦；战後台湾经济远景最称美好的时光，并没持续 多久。为化解此等政经危机，蒋经国在一九七二年接任行政 院长後即推出系列的政经改革。 当与东方阵营没有往来，与第三世界相对隔绝，而又面临西 方阵营的外交孤立下，蒋经国强调「以经济代替政治」，而 发展或维持与基本上仍属西方阵营国家间的实质关系。因此 ，在经济上他开始推动有根、有整体性、有主体性的本土化 政策。一九七二年九月，他拨款二十亿元以执行「加速农村 建设方案」，又推动「农业发展条例」的制订，以扭转农业 部门因剩余过度被挤压而显现的疲态；他又推动十大建设以 改善台湾的基础设施，也资助民间企业的R&D工作。当第二 次石油危机於一九七八年底爆发後，蒋经国更企图以「台湾 问题的国际化」来确保台湾的安全，即希望引进国际利益而 让台湾的安危变成国际的安危；因此，他修改奖励投资条例 ，加强外资的引进，不但容许欧美银行在台投资，亦希望在 台湾发展远东仓储中心等。另方面，他亦设立新竹工业园区 ，提倡产业升级，并发展策略性工业；此外，他亦设立外贸 协会，并以财政金融政策，促成外贸的扩张，并期使中华民 国的国旗能跟着贸易走。 除了内外经贸改革外，蒋经国亦尝试以国内的政治改革强化 政府受损的政治正当性。他发动行政革新，将更多的党政职 位开放给台籍人士，而且在一九七二年後的中央民意代表增 补选中，逐步增加选自台湾地区的名额。 蒋经国的本土化政经改革成效卓着，故自一九八○年代初後 台湾开始累积大量的外汇存底。整体而言，至一九八○年代 中期，蒋经国的改革促成台湾「稳定中的成长」(growth wi th stability)(Gold 1986)，而且是「均富中的成长」(gro wth with equity)(Fei, et al. 1979)，但是其改革重点主 要仍限於经济层次。他在政治上的改革，无论在幅度或成效 上，都仍非常有限，而且不论在国内或国际层面，都没触及 最称根本的「一个中国」原则。因此，特别是对外政策上， 尽管蒋经国提出「弹性外交」的诉求，但政府仍主张主权和 管辖权及於大陆、临时条款有效，而且对大陆维持「三不」 政策；同时，政府仍禁止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往来，而 且在「汉贼不两立」的原则下，断绝与任何承认中共政权者 间的外交关系。 四、後冷战潮流中的威权转型与务实外交 蒋经国的改革促使国内经济力显着的发展，并促使对外贸易 迅速的扩张，因而减缓国际孤立对於台湾的负面限制。然而 ，在冷战格局及台湾的国际政治孤立并没根本改变的情况下 ，台湾的对外经贸仍是以美日为主要对象。但是，随着国内 经济力的发展及对外经贸的扩张，台湾的国际政治孤立逐渐 变成一个必须冲决的瓶颈，因为对美长期大量贸易顺差所引 起美国保护主义者的反弹，在国际孤立下，转而激起台湾内 部经济与社会的动荡和政治的改革压力。一九八七年解除戒 严，台湾的社会力、政治力更是蓬勃的发展；加上冷战结束 後的国际政经变迁，台湾终於进行澈底调整「一个中国」原 则的威权转型。 (一) 国际孤立与社会动荡 在国际孤立下，台湾的对外贸易仍主要以美国为市场。一九 七○年代中期後，台湾开始对美保持逐渐扩大的贸易顺差， 并因此导致美国保护主义者的批评。为平衡双方贸易，台湾 自一九七六年後每年派遣至少一次的对美特别采购团；但是 台湾的对美贸易顺差仍不断扩大。自一九八○年代初後，中 美双方的贸易摩擦和经贸谘商谈判，几乎成为台湾对外关系 中例行性的最重要事务。尤其一九八四年美国修改其贸易关 税法(the Trade and Tariffs Act)，将其原本强调的「自 由贸易」(free trade)精神改为「公平贸易」(fair trade) ，更使台湾直接面对三○一条款及取消普遍优惠关税(GSP) 待遇等制裁性的威胁。一九八八年，美国公布其「综合贸易 及竞争力法」(The Omnibus Trade and Competitiveness A ct of 1988)，台湾更面对超级三○一与特别三○一的威胁 。台湾被迫降低或取消各种关税与非关税性保护，例如一九 八五至一九八八年间，降低关税项目达7,079项(经建会1989 , 196)；同时，在一九八七至一九八九年间，新台币被迫升 值约50％，而导致股市与房地产的飙涨，并恶化生产环境与 国际竞争力。 另方面，相应於民间经济力的扩张，国内民间社会亦在七○ 年代初的外交挫败中，普遍要求政治民主化，以及经济、司 法和其他的改革(Huang, 1976:21-59)。七○年代中期後， 「台湾政论」、「夏潮」、「这一代」、「美丽岛」、「八 十年代」等政论性杂志的出现，和乡土文学论战，亦显示市 民社会已普遍从省籍权力分配、阶级利益差距，及政经主体 性等实存政经结构和意识形态层面，向威权体制挑战。其次 ，蒋经国的新重商主义政策，在强调快速发展之余，较少注 意到消费者、农民、工人的利益，亦忽略环境生态的重要性 (萧全政 1989)。因此，在外来经贸冲击下，自一九八○年 代初後，各种自力救济，甚至有组织的社会运动，都不断挑 战政府的施政顺位。和政治反对运动一样或合流，这些社会 运动都在挑战威权的政府，而且企图改变它的政策(张茂桂1 989; 萧新煌1989; Hsiao 19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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