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一个可以献身的价值 ■关晓荣 1989年「人间」杂志停刊，震动了许多人的视听。当年一同工作的战友们 四散各处，并努力地在摄影与文字的揭露与批判场域，继续着零星的个别 追逐战，却也不可避免地日渐丧失了斗志昂扬的体温。「人间」停刊後， 於1985年创刊号发表的「2%的希望与奋斗——八尺门阿美族生活报告」， 於1996年才集结出版。那时刻已经是「人间」杂志後期的「兰屿报告」由 时报出版公司集结出版之後的事情了。犹记得，在「八尺门手札」出版准 备的时节，台湾社会对社会调查批判报告的热忱与关切，早已淡漠沉寂。 二十一世纪开始前後，「八尺门手札」与「国境边陲．兰屿1987书籍」也 先後绝版。 这些年来，以报导文学、摄影为主要课题的「夏潮报导文艺营」承续了「 人间」杂志的精神，不辞艰辛地从事这方面的青年启蒙工作。去年12月中 旬排给我的一堂课的备课过程，驱使我再一次面对过去的报告工作，并不 断地想起老友锺乔给我的警惕：「老关这些年来沉寂了……。」要说之所 以沉寂的原因，或可借用「1968年．反叛的年代」作者塔里克．阿里的引 言「质疑权威的年代」里的话：「本书仅仅是1968年的政治日历，它一五 一十地报导和描述了这一年的事件。每一个月在世界的某个地方都有事件 爆发。……对於今天读这段历史的人来说，那时的世界似乎是一个沉沦的 大陆。然而令我们难以置信的是，在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世界，希望是一 去不复返了，自我反省与利己主义已取代了人人平等的信仰。」在台湾发 生的『质疑权威的年代』，虽然因历史与政治因素晚了二十年，当时的热 忱与激情过後，权力重分配布局底定，并完成旧结构的补强工程後的社会 气候，倒与塔里克．阿里所言十分贴近，或更有甚者嘲笑并抛弃了自我反 省，紧抓着自我合理化的利己主义。 思想与价值的重建 是一个艰钜的历史难题 每一个世代都存在着勇於反叛既得利益的青年，他们就像前一个世代的青 年一样，勇敢地在历史中苦苦求索，准备为这个世代投身於精神与思想的 荒废与失败主义的虚无中拓垦实践。面对青年工作绝不仅仅是揭露批判的 报告文学、摄影的知识及方法的传习，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揭露与批判追求 进步的思想与价值的重建。当过去的报告文集绝版走进历史的时刻，教学 工作要求我走出沉寂，从官方的历史及市场的商品封印中突围。「人类仍 然有能力使世界再来一次这样的变化，但本世纪最後几年取得胜利的这种 制度，是宁愿使我们成为无用之人，也不会放弃其特权的。」（1968年反 叛的年代：塔里克．阿里，1998年1月，该书引言的最後一段话。） 然而，思想与价值的重建是一个艰钜的历史难题，而不是一个嘴巴说说便 罢的伦理教条。从官方的历史及市场商品封印中突围，也不是一项个人英 雄主义的冒险事业。被压迫者揭竿而起的反抗需要一个力学的支点，一是 被压迫事实的积累，二是辩证性理论的武装，两者充分结合的地基。在这 篇短文里，仅就理论辩证的一个有限的范围，粗浅的谈谈不甘愿成为一个 「无用之人」的思索。 1989年在基隆八尺门的工作期间，有一天与一群进港不久的阿美族青年， 在一位友人的家中喝酒聊天。酒聚的热闹气氛下，我问道：「为什麽你们 的双手那麽粗糙？而且十指指甲多半有霉菌感染的黄斑？」青年们觉得问 得多余好笑，却有一位平实地回答了我的问题。「晚上渔捞作业，每一次 起网，都要用双手去将鱼获分类、分级装箱和冷冻工作，久而久之伤痕累 累的双手受到细菌感染就变成这样了……。」「有时候在进港跑水路停止 作业的时候，还得到机房打热水，把双手的死皮泡软，然後用小刀刮掉才 行。」我问为什麽？青年们哄堂大笑的声浪中听到的是：「进港要抱抱女 人啊……。」改变了话题後许久，不知怎麽的在我左边的青年忽然抓起我 的左腕高举示众说道：「看！这才是一只好命人的手！」 1988年2月20日，兰屿雅美族积蓄了战後两个世代反歧视反压迫的能量，通 过要求政府将放射性核能废料迁出兰屿，爆发了雅美族有史以来第一次的 反政府行动。当时；有许多台岛汉族的各路人马参与支持。当天夜晚，反 核运动的群众聚首的时候。「人间」杂志的战友王菲林，冷不防向我提了 一个问题：「你的工作促使我们获得许多了解与反省，但是对他们（雅美 族）的意义是什麽？」当时，大家不分汉族、雅美族、老少、男女的反核 群众，藉着共饮共食，沉浸在疲惫的行动所激起的被压迫者的激动情绪中 。我被这突如其来（王菲林倒可能是有备而来）的质问紧紧抓住，一时间 无法回应。甚至在王菲林过世那麽多年以後，每想及此，我仍然没有较为 完全的答案。 报告工作者面对的是 一项道德抉择的两难 两年前，一位修习报导摄影课的学生，经历了一次以镜头指向农民的工作 挑战後，有了这样的质问：「报导摄影者以代言人的身分，行使了介入与 拍摄的权力，如果这番代言不能起到改革的作用，那麽拍摄後离去并因其 工作而获利，那不也是对被拍摄者的剥削吗？」 八尺门工作「好命的手」示众的经验，是一次不容否认，也不能磨减，更 不能回避的关於报告者及其所报告的对象之间的阶级差异的事实。当时的 我确实感到强烈的情感作用的窘境，却并没有抛弃原初的立场，相反的是 坚持的贯彻了当时的工作。原因很简单，选择这项工作的理由有好几个， 其中一个是对当时的「媒体」对问题取向与观点的支配权的反叛，是项工 作的问题意识与立足点，也不是媒体产权支配下的「代言人」，按照雇佣 关系所规定的义务将其被指派的工作结果向雇方做出业务汇报。 兰屿报告工作中的问题意识，固然促进战友王菲林所说的汉族的了解，但 是这番了解并未触及对汉族中心意识的政治权力的挑战。相反的是问题意 识在报告工作中所展开的与雅美族的对话和探求，逐步清晰化的形成了当 代雅美族自我意识的萌芽，并通过点点滴滴所凝聚的反歧视、反压迫的政 治行动成长茁壮。不论是王菲林所说的汉族的了解，亦或雅美族当代的自 我意识的形成，两者都不是报告工作代言人的个人英雄事业，而是，「问 题意识」的内在能量所必然起到的能动性作用。 关於学生的质疑，当时给出了一个相反的提问：「从你所说的剥削与否的 简单化条里来看，报告工作者面对的是一项道德抉择的两难，先不谈坚持 工作的正当性，如果工作者选择了放弃与退却，将出现怎样一种剥夺与被 剥夺的社会情势？」 「如果我们不努力而丧失了回应的能力，是否正好一头栽进剥夺者虚构不 实的伦理陷阱得以安然自保？并在陷阱中成为喑哑的共犯？」 知识份子与大众的关系以及支配权力的相互关系至为重要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简体中译本的译者卷首语中译者程巍有这麽 一段话：「历史曾经被六十年代的反叛者们视为一道深渊，里面埋葬着无 数沈默的死者，而它上方则是一座用大理石构筑的辉煌的教堂。它的合法 性、正义性和自我正确性建立在他人的不合法、非正义和荒谬上，而评价 他人的不合法，非正义和荒谬的尺度正好是他自身的合法性、正义性和自 我正确性。这是一种循环论证法，它诉诸人们的政治无意识，而且有意识 地培养人们的政治无意识（或者说，非常有理性的培养人们的非理性）。」 布莱希特在1935年反法西斯宣言中说：「反对法西斯，而不反对资本主义 的作家们，如同享受小牛肉，却不愿见到屠杀小牛肉的血一般。」（引自 锺乔着作：《述说一种孤寂》） 如果说报告文学或摄影工作者的生产手段是一种知识份子的生产手段，那 麽，知识份子与大众的关系以及支配权力的相互关系就至为重要。在一篇 〈政治，艺术与艺术的政治化——阅读1930年代的本雅明〉发表於《视界》 第10辑，作者：王晓珏的论文中有这一段本雅明的评论笔记如下：「专家 与无产阶级的团结是带有中介的。……无法否认的事实是，无产阶级化的 知识份子也不可能成为一个无产阶级。为什麽？因为资产阶级经由教育的 方式给予他生产手段，使他感到与之紧密相连。」阿拉贡说的是对的，「 革命知识份子最先以自己出生阶级的背叛者出现，最後也仍然如此。」 这篇短文是在文前提及的「夏潮文艺营」里的一堂课所谈的重点整理，论 理不足仓促执笔，其中的缺失与盲点有待进一步清理。◎ 文章出处： http://blog.xuite.net/g1.p2/critique/54143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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