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统治台湾的第40年，也就是1935年，有一位中国着名的知识份子江亢虎(中国社会党 的领袖)来到台湾旅游。江亢虎搭船从中国厦门来到基隆，上岸之後，立刻感觉气象一新 。他在游记上写着：「基隆全市人口不足十万，而交通、教育、卫生、慈善，种种设备， 应有尽有。由厦到此，一水之隔，一夜之程，颇觉气象不同。」(《台游追纪》，页7)游 历台北市之後，江亢虎这样记述：「台北全市人口不过二十六万，而市政修明，设备周到 ，街衢清洁，屋宇整齐，衣食住行充分无缺，人人可以安居乐业，长养子孙。日本统治之 能，台湾同化之速，可惊亦可叹也。」(《台游追纪》页15)搭乘纵贯火车从北到南走一趟 後，江亢虎对於台湾纵贯铁路上各车站的井然有序的景象赞叹道：「秩序如此，可与欧美 列强抗颜矣！」(《台游追纪》页46-47) 参观过台北高等女子学校後，这位曾在中国创办 女学的江亢虎，称许说：「余亲见诸女生体操，四肢接甚发达，胸部臀部隆起，几可与欧 美女子抗衡，视中国内地闺秀，大不同矣！此非徒尚美观，实民族强弱人种兴亡一大问题 也。」(《台游追纪》页23) 江亢虎看到的是1934年的台湾。11年後，二次大战结束，一位中国记者江慕云站在基隆码 头，也发出同样的赞叹：「有人说，假如这五十年，不是日本人在经营的五十年，而是我 们自己经营的五十年，恐怕基隆还没有成为现代化的港市吧？」 二战後，中国代表盟军接管台湾。许多中国的记者、作家、学者，纷纷来到台湾参观采访 ，都对台湾留下极好的印象，诚如前述中国记者江慕云所言：「从祖国来的接收大员、视 察大员、旅行观光的人，还有一班心术极坏的淘金者，几乎没有一个不称道台湾好、台湾 富庶、建设好、气候好、一片和平空气。」(《为台湾说话》页13)。 这种发自中国记者、作家、学者对台湾的赞美，多不胜举，以下试举数则来看： 上海《亚洲世纪》有文章指出：「和内地比起来，台湾仍不失为一块乐土，各方面的情形 也都比内地好，台胞的知识水准、守法精神，俭朴耐劳为旅台者所共见。」(李秋生，〈 台湾问题的症结〉，《亚洲世纪》第2卷第2期，1948.8.10) 上海《新中华》杂志也有文章介绍台湾说： 「一般人的文化水准，也比内地的高多了。文盲极少，女仆闲来无事，都爱看科学小说。 ﹝中略﹞台湾对我们，确还是一张白纸，希望我们能好好把它化成一幅美好的图画，不要 涂得乱七八糟。日本人给我们的遗产并不坏，我们绝不可把它浪费了。」(见味橄文，复 刊5卷7期) 天津《大公报》以社论夸赞台湾： 「直到现在，台湾比较还是一片乾净土，我们应该珍贵它，爱护它。说来惭愧，这片乾净 土之所以为乾净土，还是日本五十年统治的遗产。….台湾人民智识高，习惯好。知道爱 国，也知道与贪污斗争。人人有生活技能，又不求奢侈享受。…由内地大陆到台湾去的人 ，都会感到清新、恬静而舒适…大工厂以千计，工业规模在全国各省首屈一指。」（社论 〈请爱护台湾这片乾净土〉，1947.2.12） 中国名作家萧乾，曾於终战翌年来到台湾。他从上海到台湾，再到广州，游走三地之後， 他说：「由上海而台湾，再由台湾而广州，这个弧形的飞翔，给我的刺激太深刻了。」 萧乾叙说他飞抵台湾的感觉：「当机翼斜过草山﹝阳明山﹞，轮胎触到台北的土壤时，那 温暖岂仅是气候的？论整洁，那真像由法国最肮脏的一个村镇进入了瑞士：宽广有条理的 马路旁绿着树群。…不但博物院，音乐厅，图书馆的门前没有上刺刀的武夫驻守，连长官 公署要地，也没有穿军服面挂凶相的保镳人，（日本时代就没有。）我感到了舒服，友谊 ，因为我感到人民在这里被信任着。」「矿开了，油吸出来，甘蔗榨成了糖，硅沙石灰做 成了水泥，豆饼变成了肥料，潮水运用成了发火发力的电——这里，天赋是被享受了。中 午尖笛一鸣，像潮水般男女工人由厂口涌出。十天的巡游，没遇到个乞丐，（也没遇到几 个巨富或暴富。）台北市府无须抽签或使用水龙机枪，因为人工也有了出路。一个下女洗 完碟碗便蜷在席上看科学小说了。应该在弄堂里嘶嚷拉屎的顽童，却都坐在教室里画着石 板。虽是一水之隔，一样是中华人民，台湾的小学生一季交不到国币四千元，中大学生一 季学杂费也不及国币两万元。（日本时代国民教育是强迫而免费的。）…严肃的交响乐台 下，四千座位全能填满，四千男女都屏息静气，把心灵暂时交给乐圣。在同一伟峨的「中 山堂」里，同时还举行着别的座谈，讨论会。没有人嚼口香糖勒玻璃带，但是防止病菌的 口罩却有人戴，唐代的室内陈设保存了，讲卫生的抽水马桶也未被摒弃。…我恍然觉得这 里不是没有西洋文明，但是经过挑剔选择过的。…」 萧乾离开台湾接着去广州，彷佛又跌入另一个境地：「由台湾再起飞广州，那感觉就 如由半空跌了一交。满台湾看的是烟囱，学校，音乐厅，到了广州就成为国粹…」经过上 海、台湾、广州三地的往返比较，萧乾忍不住这个「弧形的悲哀」，他说：「位於这弧形 的突凸点，相形之下，它引起的是敬重和羡慕。一样是闽粤的同胞，而且曾经蹂躙在异国 征服者的钉鞋下。钉鞋毕竟还有个原则，有个步骤；即使蛮干，为了统治者的成功，也不 甘盲干。民众在不民主的环境中如可比做乳牛，台湾平民是喂了点秣粮才挤的，大陆的平 民是乾挤。台湾民众的奶水一部份已变成了钢骨水泥的桥梁，造福农民的嘉义大圳，密布 全岛的交通，大陆民众的奶水却多变成打仗的火药了。」 此时萧乾所看到的台湾，已经中国政府接管一年多，处处已呈现逆退现象，但在他心目中 仍远远优於上海和广州。萧乾分析台湾较中国进步的原因，在於日人的两大投资：「日人 治台，比民国以来华人治华的根本高明处在两点：工业建设给予台人以经济安定，强迫教 育奠下了现代化的真实基础。」 过去我们常听到战後的中国比台湾落後约三、四十年，但萧乾说的落差更大：「大陆中国 在现代化上离台湾至少落後了半世纪。」（以上参见萧乾，〈冷眼看台湾〉，天津《大公 报》，1946.1.15） 台湾与中国大陆之间的落差，不仅显现在经济物质层面，更呈现於生活文化层面。一位在 战後来台的中国公务员曾器回忆说： 「宝岛姑娘美丽热情，见到我们无不双手伏膝行一 个九十度鞠躬的大礼，在光复初期的各机关学校，都由这些年轻女孩子担任事务性工作， 她们不但负责尽职，而且刻苦耐劳，每逢周末，这些女孩子便自动赤足卷袖，提水冲洗办 公厅的地面。那时街头巷尾的饮食店，没有一家会接受顾客的小费，我在一处小吃店用餐 ，多给了一些小费，店主人用跑步追了我两条街，硬要把小费还给我；在公共集会场所， 进场的人都会除帽欠身鞠躬。」「我初次到各机关学校去参观，见到日据时期的管理，都 很上轨道，不论是公文用纸的规格、事务用品的统一供应，或是营建采购工作的程序等等 ，都建立了很彻底的制度…」（曾器，〈回到四十年前〉，《大成报》副刊，1990.4.12 ） 终战後全台宪兵勤务最高负责人（宪兵第四团团长）高维民，回忆台湾人的良好风气，也 说：「二十五日接收以前，我便装到台北各地走过，发现这个地方秩序井然，现象真好， 并从新职人士中得知「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商店订价後不作兴讨价还价，店东可说是 童叟无欺，对每个人都很和蔼、诚实。风气太好了，我非常感动。」 (高维民口述，福蜀 涛记录，<台湾光复初时的军纪>，《中华杂志》总283期1987年2月) 从以上所援引的史料，可以了解战後来台的中国知识分子几乎都肯定台湾社会的进步，为 两岸的落差做了具体的见证。 为了佐证以上的观点，我们可从以下的数据看出战前的台湾已经超前中国大陆约三、四十 年： 以每人铁路客运运输量来看，1943年台湾为253延人公里，这个数字，中国在43年後还达 不到(1986年只有240延人公里)。 以 平均每千人拥有的电话数来看，1941年台湾为每千人拥有5台，中国在42年後(1983)才 达此标准。 以 学龄儿童的就学率来看，1943年台湾为71.3%(山地更高达86.4%)，中国在20年後才勉 强达此标准。 以平均每人用电量来看，1943台湾已达181.5度(是中国的233倍)，中国在30年後才达此标 准。 #台湾人的适应失调 然而这个比中国进步的台湾，在所谓「重回祖国怀抱」之後，遭逢何等境遇？ 试看中国记者唐贤龙生动的描述：「自从国内的很多人员接管以後，便抢的抢、偷的偷、 卖的卖、转移的转移、走私的走私，把在国内『劫收』时那一套毛病，统统都搬到了台湾 」「台湾在日本统制时代，本来确已进入『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法治境界，但自『劫 收』官光顾台湾以後，台湾便彷佛一池澄清的秋水忽然让无数个巨大的石子，给扰乱得混 沌不清。」 总之，台湾人民在庆祝所谓「光复」不久，所面对的局面是：政风腐败、特权横行、经济 垄断、生产大降、米粮短缺、物价暴涨、失业激增、军纪败坏、盗贼猖獗、治安恶化…. 。 战後的台湾﹐重要的职位几乎由中国人所垄断。进而「牵亲引戚」的群带关系开始出现， 中国文化中的「家族政治」特色﹐开始在台湾岛上「光复」了。例如﹐台中地方法院五十 名职员中﹐有一半职员是院长的亲戚。令台湾人更不平的是﹐同一个单位﹑同一个级职﹑ 同样的工作﹐大陆人领的薪水﹐往往是台湾人的两倍。他们美其名说是「偏远地区」的「 加薪」。这种差别待遇比起日治时代更大。更叫人啧啧称奇的是外行领导内行，例如，在 大陆上不熟知甘蔗﹑蔗糖的人﹐来了台湾可以当起糖厂的主任﹑厂长﹔在大陆上没有看过 火车的人﹐来了台湾可以当铁路局的课员﹐一个月薪水600元﹐远超过一个月只领400元﹑ 拥有十几年铁路经验的台籍副站长。（简文发口述） 而最让台湾人民不能忍受的是﹐官场上的贪污文化。当时台湾民间把「接收」称为「劫收 」，讥称接收委员个个「五子登科」(五子是:金子﹑房子﹑车子﹑位子﹑女子)。「劫收 」後的贪污腐败之风﹐让台湾同胞开了五十年未开之眼界。1946年1月底到2月上旬的《民 报》上﹐有关贪污的新闻﹐就有6件之多﹐平均两天一件﹐叫人目不暇给。 在经济方面透过专卖局与贸易局，厉行全面垄断的统制经济。偏偏在「红包通神」的官场 文化下，官商勾结，或亦官亦商，使得许多违禁的进出口品能够自由进出，官商从中获取 暴利。 这套伴随着贪污文化的经济统制措施，带给台湾的祸害是至为明显不过了，尤以米粮的短 缺，造成民生的痛苦、社会的不安为最显着。而米粮的短缺，除了因为应付国共内战﹐在 台湾强徵米粮以支援国府军之外﹐又因为官商勾结﹐囤积米粮、哄抬物价，有以致之。以 台北市零售米价上涨情形来看﹐战後的一年四个月之间﹐就涨了400倍。 台湾的财富受到有系统的掠夺，日本人所留下的237家公私企业，600多个单位，统统纳入 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所属各处局所设的27家公司来经营。加以「外行领导内行」，以及人 谋不赃，因此生产力大降，战後第一年的生产指数，竟不及战前的一半，台湾人享受到比 战前更民不聊生的果实。失业人口激增，六百多万人口的台湾，就有40万到80万失业人数 的纪录。 而社会上，盗贼横行，军宪纪律败坏。许多来自中国大陆的军人，偷窃、耍赖、威胁、诈 欺、恐吓、调戏、抢劫、杀人……无所不为，欺民扰民，作威作福，一派土匪作风，令台 湾民众痛心疾首。国府接管台湾的一年後，《民报》社论就以〈要预防年底的危机〉为题 指出：「由内地来的同胞，常结党成群，各处劫夺财物」（1946.10.28）。 而上海《大公报》亦有监於此，社论早就呼吁：「国军在台纪律又很差，滋生是非，甚失 人望。政府不可置无用之军，贾怨於人民。」（1946.5.31） 当时中国驻台军纪之坏，连当时宪兵第四团团长高维民都亲眼目睹，他回忆说：「当时台 胞普遍都骑脚踏车…那些兵一看没锁，也没有人看，骑了就走…那时候没铁门，也没有围 墙，只是用几块石头，围成院子种些花草，有少数士兵一看屋里没人，跑进去就拿东西， 这在过去从来没有的。还有，不守秩序，他们习惯的坐车不买票…当时只有一家大陆口味 的大菜馆蓬莱阁，该军一少校参谋吃饭时，对女招待动手动脚，惹起反感，乃开枪示威… 由於军队纪律废弛，一言以蔽之，奸淫掳掠，结果亲痛仇快…。」（见《中华杂志》总 283期） 战後随军来台的军人作家张拓芜也说，当时的七十军被民间称为「贼仔兵」。自从他们进 驻以後，居民饲养的家禽、脚踏车等时常无故失踪。（见《大成报》1990.11.21副刊） 所以，1946年的台湾社会已经动荡不安，军人开枪滋事，与民众冲突的案件，屡见不鲜。 因此﹐国民政府接管台湾第二年﹐社会治安严重恶化﹐一年之间刑事案件增加28倍。 此外，「光复」之後，天花、鼠疫、霍乱等病疫全都「光复」。228事件爆发的前一天， 《民报》社论就这样说：「我们台湾在日本统治下，虽然剥削无所不至，但是关於瘟疫和 饥荒却经渐渐变作不是天命了。可是光复以来，这个『天命』却也跟着光复起来。天花霍 乱鼠疫却自祖国搬到。」日本时代已有效防治鼠疫、天花、霍乱、疟疾、白喉、伤寒、猩 红热等病疫(中日战争时环境变差，才又流行疟疾)。这些成果，诚如战後《台湾新生报》 所指出：「我们向来自认台湾是个卫生乐土…而所以能确保这卫生台湾的荣名的原因，全 在卫生思想普及，防疫设施完备这两点。关於这一方面，我们不容讳言，是日本殖民统治 功罪史里的一个不能消灭的事实。」(1946.3.6社论)怪不得战後在重庆的半山人士会告诉 中国当局「台湾人有洗澡的习惯」，很讲究卫生。 经过一年半的蹂躏与掠夺，台湾社会倒退了三、四十年。因此，在所谓「光复」的一年四 个月後，终於爆发了反抗暴政的二二八事件，继而引来了一场大屠杀。 二二八事件爆发後，中国军队不仅滥杀无辜，而且在捕杀民众的同时，乘机抢夺财物，官 兵变成盗贼。作家锺理和二月二十八日的日记，就记载着在长官公署向民众开枪的警察及 士兵「只顾抢被扫死的人所弃的自行车，至於死人他们是好像没有看见。」 ; 廿一师副 官处长何聘如也指陈，移驻中坜的四三六团部「在离开大华酒家时，把屋里的电扇、衣服 、盆碗日常用具，几乎洗劫一空…其行为甚於盗匪。」 ; 军队驻进台北师范学院时，「 台北师范学院遭受一次空前的洗劫。」（何聘如，〈蒋军镇压台湾人民纪实〉）。 高雄的杨金海也回忆，三月十日左右军队到高雄分区搜查，全家被用枪抵住搜身，大哥的 毛衣被夺走，父亲皮包被抢，家中脚踏车也被牵走…盐埕一家银楼的金库被军人打开，抢 走金条，杨姓老板则当场被打死。（《台湾日报》2005.3.5） 更讽刺的是，有些地方的 外省人被集中处置时，未受损失，反倒是「国军」一到，却遭抢劫一空。住高雄的洪文庆 回忆，当时被关在三民区公所的外省人期盼「国军」前来援救，没想到中国兵一到，不但 没有释放他们，反将他们身上的手表、项链、戒指、钱币搜刮一空！他们破口大骂：「台 湾人关我们这麽久，我们什麽损失也没有，国军一进来，身上财物全都被抢走。」（见洪 文庆着《鸡婆伯故事集锦》）官兵变成盗贼，而反抗者则纪律井然，秋毫无犯。两相对照，又再次证明台海双边社会 的文化落差。 总之，从表面上看，二二八事件是「官逼民反」，也是族群冲突，但若再加深究，其根本 是台湾社会与中国社会两套体质不同文化之间的适应失调。诚如史家林衡道所言「那是已 经文化进步的人们，被文化落後的人们统治所产生的悲剧」（林衡道口述历史） #今天两岸文化落差依然有着类似型模 战後台海双边社会的文化落差，与二二八事件的发生，是一段极具教育意义的历史。六十 多後的今天，我们抚今追昔，也发现当前台海双边社会所存在的差异，竟然与六十多年前 有着类似的型模。 「後蒋」时代的九O年代起，台海双边开始有了接触，而文化之间的落差与适应问题立即 呈现。 从中国来台旅游的人士，又出现了许多赞扬台湾社会文化的文章，以下试举数则来观察： 2009元旦期间有位中国青年王冉来台旅游，回去後在网站发表〈善良需要ＧＤＰ吗？〉一 文，赞扬台湾人的淳朴善良。他说：「台北计程车司机不会乱绕路，无论问他们问题，或 付钱找钱，都彬彬有礼。…在台北不会看到排队插队、大声喧譁、当街吵架、随地吐痰等 现象，这些在中国很常见。」王冉的朋友也说，接触完台湾人再回到中国「会觉得中国到 处都是『刁民』。」（世界日报2009-01-11 ） 2009年5月一位署名小宝（xiaobao）的网友，以<滴水看台湾>为题发表他的「台北印象」 ： 「今年四月,我有幸有一次工作学习机会来到台湾…。本人认为在有华人居住的地方,台湾 人,至少是台北的人民大众在公共场所表现的道德水准和整体的社会文明素质,是全球最好 的。值得大陆民众学习和借鉴。…那些身临其境的充满和谐和信任的文明社会值得回味无 穷。…我终於感受到台湾发展比大陆快了20年这句话的意思，那里的一切都比大陆要完善 。…台北的汽车和摩托车好像都没有装喇叭一样,小宝七天里,几乎听不到它们鸣喇叭。… 我所见到的台北服务员们，脸上总是很和气，很真诚，也很认真，似乎那样做很自然，很 平常，让我觉得自己并不比别人低贱,也不比别人高贵，所以很舒服。…买个包子也都自 觉排队，绝无插队现象，人与人之间文明礼让，颇有君子风。正如大陆作家沈宁所写：在 街道上，商店里，公车上，饭店里，无论何处，几乎从未见到一处有人发生争执,脸红脖 子粗,更别说骂架甚至斗殴。」「最後想说我们在台北给一个出租司机信任的小故事:周六 早上,我们包了这辆出租车去宜兰及东海岸旅游一天8小时4千台币,高速开了一个多小时到 了传统艺术中心下车，司机不收我们一分钱，说在门口等我们,若在大陆根本不可能建立 这种信任的，至少先付部分押金这麽多门谁知道你从哪个溜啊。」 一位未署名的作者，在他的网页上面发表题为<台湾，单车环岛梦—2010.09.27-10.09台 湾游记>的游记：「坐大巴到市区，深刻感觉什麽叫服务与尊重！会有工作人员主动热情 的问你要去哪里；并帮你买票收钱的时候对你说谢谢；找钱的时候会再跟你说感谢惠顾； 见你行李多会帮你拿并带你到站牌；大巴司机会问你去哪里；之後把你的行李依线路先後 顺序放在让你好拿的位置~~这在大陆根本不敢想象~~不只大陆香港也一样，只会用一副刚 死了爹的表情收了你的钱！之後你就与他没关系了！你询问他会让你感觉你欠八辈祖宗的 债…在台湾你能深刻感觉什麽叫做服务！这样的例子太多了！…车站大家会自觉排队；在 台湾连乡下四面没车的路口大家都会等红绿灯！台湾的城市是没有垃圾桶的但是街道非常 乾净基本没有垃圾；我去7-11买电池会问你需不需要帮你把电池包装扔掉；您换下来的电 池需不需要我帮你回收；你买奶茶会问你需要加多少冰或是不加冰；需要什麽甜度；之後 会把纸杯包装上的露水擦乾净双手递给你；之後吸管的外包装会帮你扔掉；不是说什麽品 牌培训成这样；而是所有的商家都如此连你去原住民小店吃碗卤肉饭；受到的礼遇遇都是 一样的！让你时时刻刻感觉自己是备受尊重与重视的；你会觉得同样是中国人为什麽差距 会这麽大！」 以上文章，将台、中两社会的文化差异表露无遗，这类文章多不胜举。这种反应与比较， 竟然与六十多年前极为相似，所不同的是，当前中国社会由於经济崛起，各大都市里面的 硬体建设已不输给台湾，楼房建筑等建设甚至已超过台湾，但是在软体的文化内涵，包括 社会价值、人际关系、公共道德等各方面，则依然落差极大，显示出两个社会的不同体质 。 然而对於台湾优於中国大陆社会的文化内涵，在以上中国网友的解读中，却认为是「中国 五千年的文明在台湾得到很好的传承。」「中国人聚集的市面，能做到如此，实在是让我 感叹万分。」（前述网友小宝语）「这才是中华五千年应该积淀下来的美德！」（第三位 未署名网友语）足见他们仍跳不出中国中心本位的心态看问题，如此心态绝对无法理解（ 或解释）台湾社会文明程度优於中国社会的原因。实际上，他们所认定的台湾社会比中国 社会文明的现象，并非传承「中国五千年文明」使然，而是台湾在近代化过程吸收近代世 界文明的结果。真正传承「中国五千年文明」的，是道地的中国本身，台湾恰恰相反。 具备近代以来的公民社会的基本文明的台湾人，在面对目前一批一批来自中国的观光客的 许多言行，如公共场所大声喧叫、吵架对骂、随地吐痰、不排队、耍赖…等等举动，还是 很难适应。 一位高雄计程车业者说，载到的中国客，在计程车上乱吐痰，让司机们怨声载「车」; 还 有一位陆客以为车窗开着，直接往车外吐痰，结果吐到明亮的玻璃，又弹回他脸上，顿时 在车上咆啸一番 ; 笔者曾因指责一位中国客插队，而遭该中国客拳打（参见<我挨了一记 中国拳>，2011.12.25.自由时报「李筱峰专栏」）…。 这种例子不胜枚举，都说明着两个社会的文化差异。 所幸，与战後初期不同的是，战後的台湾「是已经文化进步的人们，被文化落後的人们统 治」（史家林衡道语），但是今天台湾并没有受中国北京当局所统治。 虽然台湾不在中国北京政权的统辖之下，但是台湾人却普遍担心有朝一日会被中国统治。 这十多年来，台湾与中国的接触越来越密切，但是期待两岸「统一」的人却越来越少。数 次民调的结果，想要和中国「统一」的人，只有大约一成而已，其余的人，不是主张台湾 独立，就是维持现状。 这种对「统一」的担心，与两岸文化落差，有着正相关。六十多年前那场「已经文化进步 的人们，被文化落後的人们统治」的结果带来的二二八屠杀，是一场历史教训。更何况台 湾自总统民选之後，已经被「Freedom House」评比为自由国家，与始终被列为「不自由 国家」的中国，有着截然不同的政治文化。台湾能否维持其优於中国的文化，就看他会不 会被中国并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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