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 dennis99:读起居注的皇帝除了唐太宗以外其他大多忙到没时间去看 04/26 22:0 : → dennis99:且很多事在写起居注的当下是看不出好坏的，所以史官要动 04/26 22:0 : → dennis99:手脚通常是针对皇帝死後的实录.... 04/26 22:0 : → Lorenzia:唐太宗没有看成功...所以才说要不然修个懒人包给我看吧？ 04/27 00:2 : → Lorenzia:然後才有实录,但是实录之外,其实同时一直都在进行的是国 04/27 00:2 : → Lorenzia:史,这个才是最主要的下手对象 04/27 00:2 : 推 Mbyd:世界上最早的懒人包...？ 04/27 01:1 : → dennis99:可能我的印象来自宋代吧？宋代通常是实录先出版，国史後 04/27 07:5 : → dennis99:出，像北宋九位皇帝，只有四部国史.... 04/27 07:5 : → dennis99:如最争议的太宗朝，便是先出实录(998年)，後出国史(1016) 04/27 08:1 : → Lorenzia:国史是一直在修的... 04/28 01:1 : → dennis99:宋代虽有分国史院跟实录院，但其实是同一批人，材料收集 04/28 06:3 : → dennis99:当然一直都有(收行状)，但实际开始编撰，要等皇帝下诏 04/28 06:3 : → dennis99:，且宋代实录本身是会附传，ㄟ讲不完回文好了 04/28 06:4 关於国史与实录的编撰， 各朝体制或有差异， 唐或其他朝代情况我可能没有那麽清楚， 宋代的话可以分享一下自己读书的心得， 如有错误敬请各位先进赐教。 宋代修史起初承五代之制，设有史馆负责，与昭文馆、集贤馆院合称三馆，并以宰相 其中一人监修国史，总领其事。不过宋朝的修史制度只是形式上沿袭过往，平日史馆 的职能主要需负责收罗各部门送来档案如内廷日历、枢密院录之类，而未必涉及当朝 史事的编修。 南宋李心传曾言：「自真庙(真宗)以来，史馆无专官」。事实上早在宋开国之初，实 际修史都是等皇帝诏令下来，以差遣的方式指派人力後，才会开始着手进行。如宋人 第一部当代史《太祖实录》编修是在太平兴国三年(978)下诏当时的翰林学士李昉等人 负责後才开始。其後，这样的方式到延续到仁宗朝变发展出提举修史制度，即实际撰 写的工作由挂「提举修史」的官员为之，而史成则罢，并非为常设的职位；而「监修 国史」则成为宰相名誉性的虚衔之一，即使挂了「监修国史」的宰相也不一定参与实 际修史工作。(王盛恩，《宋代官方史学研究》) 同时除了修史人员并不固定外，修史单位的编制也时常异动，办公处所也未必都在原 本的史馆内，故充满了临时性的特徵。如最早在雍熙四年(985)太宗曾听从史臣胡旦仿 照汉唐故事修当代纪传表志的建议，在史馆旁边设置史院，给予固定的预算及吏员， 来协助编修国史。不过，胡旦旋即升官後，离开史职，此事便随人去而政息。到了真 宗朝，因为要编篡《册府元龟》需要，开始在宣徽院设立编修局，书成之後该单位继 续佑在原地修撰太祖太宗的《两朝国史》，并将名称改为编修或修国史院。至仁宗朝 因为要修《真宗实录》的缘故，又暂时将修史单位移至中书厅办公，直到修会要时才 移回宣徽院进行。其後，元丰改制将政事回归三省运作，而史职也被归为秘书省的工 作，原则上修实录时便设实录院，修国史时则设国史院，完全因事而立，而这样方式 一直到南宋都大致如此。 由於宋代修史编制一直无法固定下来，修史工作并非常制，故如果遇到皇帝太久没有 下诏修史，指派人员整理史料，便很容易累积了大量日历资料。如嘉佑八年(1063)英 宗刚即位不久，正准备找人修他名义上老爸的实录时，当时宰相韩琦就跳出来提醒他： 「史院日历未修者积十余年，今将修先朝实录，而日历未备，检讨阙官。请以祠部员 外郎、直秘阁吕夏卿，太子中允、秘阁校理韩维兼职。」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到，平日 如果没有要修实录、国史，史馆的功能大概跟档案馆差不多，只是一个堆资料的地方。 因此，宋代修史并非是常设，往往是依照统治者意思才着手为之，所以实录、国史的 修撰先後次序，完全是看当时统治者认为何者重要而排定。然而在习惯上，宋代官方 修史的动作，却是以实录的编纂最为优先。如章如愚曾言：「夫日记起居，则为起居 注；月记时政，则为时政记；排次起居、时政，则谓之日歴；总集日歴，则为一朝实 録；积集累朝实録，则为一代全史。」(《山居考索‧续集》，卷35)故在宋人看来，日 历、实录是完成纪传体的正史(国史)不可或缺的前置作业，故有宋一朝，往往皆是先 修编年为主、纪传为附的实录，再修纪传体例的国史。故《续资治通监长编》的作者 李焘才会指出：「修正史当据实录，实录傥差误不可据，则史官无以准凭下笔！」(《 皇宋两朝中兴圣政》，卷47，乾道五年十二月甲辰条。) 也因为实录的地位在宋代官方史学如此关键，因此涉及争议的实录前後往往会经历多 次重修，才会被编为国史。如太祖、太宗实录前後皆经历过两次修订，神宗、哲宗则 个别经历过四次修订。而像神宗、哲宗这些实录如此会反覆修订的原因，除了是因为 原本事实有所缺漏之外，或许正如李焘曾指出的那样，是因为当时史臣在激烈的党争 之下常常用「私意变乱是非」的结果。从这点也可以看出，在宋代官僚们要掌握政治 诠释权的话，实录的编修往往是他们第一个最主要的战场，毕竟对宋人来说，当证明 自己政治立场具有历史正确性时，其所带来的现实利益，会比去凸显先人丰功伟业要 来得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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