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 这本书 版上很多人应该都拜读过了吧 但我刚爬了一下 好像没有人po过这本书的书评或心得 我就野人献曝一下 提供我对这本书的一些看法与反省 ----------------------------------------------------------------------------- 一个无关紧要的一年？－评介《万历十五年》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台北：食货，1985) 作者:danielwu13 黄仁宇先生成学以来极力宣扬「大历史」(macro－history)史观概念， 简单的说「大历史另外的好处，则是在长期间大环节的规模下看历史， 必以社会组织结构以及群众运动为主题，不全依赖领袖人物的言行。」 这句话相当程度掌握「大历史」史观的精蕴。这段话包括两个重要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利用小事件去看大道理，以长远的经济脉动，来探究中国王朝兴衰的原因。 黄仁宇自己曾说，这是自己经历过中外各阶层生活的折磨，并且曾担任国军下级军官， 因而领悟出生命的意义要在历史上获得。历史的规律性，有时在短时间尚不能看清， 而需要在长时间内大开眼界，才看得出来。 因此，传统中国社会结构上的缺陷，其实存在了许多制度上、技术上的弊端 ，倘若一昧去责怪政府领导人的错、咒骂执行官员的糊涂。 在大历史观点上来看，过於强调一人一事来大肆抨击， 而忽略去思考这时代上层结构与下层结构的交互关系、中间阶层的不足以及中国惯以 道德问题代替技术问题。当然这不能说是人的贤愚得失完全不重要了， 只是人的贤愚得失，不足以改变历史的持续进展， 历史是以社会组织结构及群众运动为立足点。 第二个层面则是黄仁宇先生认为认为应把历史的基准线往後挪三、五百年， 也就是往後退一个朝代，以「技术角度看历史」。 如同严耕望先生认为，「我们研究一个时代，或说研究一个朝代， 要对於上一个朝代有极深刻的认识，对於下一个朝代也要有相当的认识， 所以研究一个时代或朝代，最少要懂三个时代或朝代」。 此种方法可以提供我们一窥明代长时间的变化， 进而勾勒出明太祖朱元璋(1368~1398)创建明代的历史背景， 从「技术上的角度」俯瞰大明帝国。 万历十五年》(英译：《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一书就是 黄氏「大历史」史观的实际操演。在「大历史」观察下， 明代的财政管理，呈现十分僵化的型态，甚至十七世纪的清代承袭明制， 其经济观点仍趋保守，使中国迟迟无法在「数目字上进行管理」。 这本书的焦点，放在「皇权」与「官僚集团」两者间如何的互动， 同时藉由本书作者黄仁宇先生宣称：「写《万历十五年》的目的， 当然不是以让中国『丢丑』为目的，反对狭义的道德观念，也是对中外一体而言。」 而是能以「我们虽不能在一分一秒的时间内目击木叶之成长， 在长时间却可以体会它继续成长，而且无从後退。」 大历史观探究明代的问题。 《万历十五年》全书共分七章，第一章〈万历皇帝〉， 论述明代加强巩固皇权使之高度集中於皇帝本人，但也因此出现了致命的危机， 就是皇帝冲龄即位，根本无法乾纲独断，易使国家无法正常运作。 因此万历皇帝登极之初，实权掌握在首辅张居正手中，而张居正也是万历皇帝的帝师。 张居正为了提高行政效率，运用以阁臣代行相职的制度， 将自己的「票拟」呈报上去，再利用辅佐皇帝的身份批示同意。 虽然达到一定的行政成效，但此举引起文官集团的强烈反弹， 再加上张居正私德颇受抨击，以至於张居正死後遭到清算。 但万历皇帝发觉，虽然张居正垮台自己仍无法掌握政 府的实权，而自己不过是制度所需的产物。 第二章〈首辅申时行〉将焦点放在记取张居正教训後的首辅申时行身上。 既然张居正一意孤行的对立於文官集团，申时行则是拿出极大的「诚意」与 文官集团合作，希冀能够「调合」紧张对立的关系。 实际上万历皇帝与文官集团的对立却日渐加深，最後万历皇帝放弃诚意， 而申时行只能黯然下台。第三章〈世间已无张居正〉和第四章〈活着的祖宗〉 是可以合并在一起看的，藉由万历皇帝不能立他最爱的儿子朱常洵为帝位继承人， 必须听命於文官集团建议下的皇长子朱常洛为合法的皇位继承人一事。 论述万历皇帝已经发现，他可以随 意罢黜任何抗命的官僚但难以提拔他信任的官僚， 而那位被罢黜的官僚反而成为文官集团中的英雄。 如果万历皇帝不依赖文官集团，他的政令根本出不了紫禁城， 他只能做一个「活着的祖宗」。既然如此，万历皇帝放弃他那励精图治的宏愿， 只有以消极的不早朝做为抗议。 第五章〈海瑞－古怪的模范官僚〉则是透过文官集团中的代表海瑞， 说明官僚面对商业发展的态度是以「四书」的道德教化为其宗旨， 完全忽略商业发展的动机，引出中国惯以道德代替法律、技术的缺点。 第六章〈戚继光－孤独的将领〉描绘戚继光看透了实际掌握朝廷的是盘根错节的 官僚集团，而武官根本 无法与之抗衡。但不能说戚继光是位守旧的军事将领， 而是他认识到他所处的环境不容许做战术现代化的改革，因为 从事军事现代化的改革，势必牵涉到政治问题， 如各省财政收支需集中管理，一扫苟且的办事作风， 与其相对应的机构也必须以现代化管理的注重实际。 因之，戚继光无意触动整个体制，而采用低技术的军备， 妥协各式各样的矛盾。 第七章〈李贽－自相冲突的哲学家〉论述哲学家李贽发现文人有自私自利的一面， 而文人又不能抛弃物质与功利的生活， 导致李贽的学说一半唯物，一半唯心，而常常出现自相冲突的理论。 然而李贽并非不能创造出一种思想体系理论 ，而是当时的社会不具备改革与创造的条件，反映出思想界的苦闷。 综观本书笔者认为其七个章节主要在处理两个问题：一是官僚制度的问题 ，中国是中央集权的国家，究竟官僚集团是如何与皇权互动的？ 二是针对中国惯以道德代替技术及法律，作者提出批判的看法。 然而，这两个层次的问题，建构出作者认为明代是「无法在数目字上管理」的国家， 至於「数目字管理」是洞见还是限制？本文已无力述及， 只能就本书所提及的两个问题层次加以分梳， 进而重新反思与讨论明代中国的一些问题。 若把整个中国社会分成上层结构及下层结构的话，上层结构最大的集团 便是「官僚集团」。当一个国家无法用「数目字」去管理全国时， 统治阶级根本无法去掌握确切的统计数字，只有利用低技术性的官僚管理， 来维持低水准的稳定，因而导致理想与现实落差过大。 黄仁宇先生就认为，此种低技术的官僚主义管理， 其特色有官僚主义自视自然法规、与中国君主制度不能分离、 思想上假设、以上级理想为原则，不以下级实际情形为准则、天无二日， 不容第二者的独占性等五点概要。 同时，中国自唐宋以降，科举制度成为政府取材的主要方式之一， 每一年的科举考生大约十多万名参加，仅录取五百人进入只有 两万个职位的官僚集团。所以，对大多数的士人来说， 进入官僚系统这条路是行不通的。因之，乡里地方上需要地方上的领导， 自然这些无数的士人，便吸引回到自己的乡里。 在此情况下，日後中国的家族地位高下， 渐渐不再以有没有人为官当作评定的绝对条件， 而是要取决於地方上的财、势与名望了。 士阶层在地方上是属於菁英阶级，对下层结构的农民群体及 上层结构的官吏都有某些功用。 简单地来说，士阶层是中间结构，为一媒介体。对政府官吏而言， 可以利用士大夫完成税收的任务；对下层的农民而言，可以视士大夫为调解者， 例如帮农民向官府递陈情、帮忙延长收税的期限等，都是要靠士大夫阶层帮忙的， 也就是说是大夫的功用在於一般老百姓与官府之间的缓冲与沟通的桥梁。 就其发展来看，士大夫阶级以服务乡里为责任， 所以他们为公共建设募款，并且从旁监督、维持灌溉系统、沟渠及道路等， 还要领导社会风气。上述诸如此类的事务繁杂， 只不过要证明士大夫阶级责任范围涵盖广阔， 同时也由於士大夫家族发挥地方领袖功能，足以说明中国官僚未 深入下层的民间社会中原因之一。一个庞大的社会体系， 官僚政府属於大而无当的上层机构，而数以万计的农民体系， 则属於下层结构，士大夫阶级的兴起， 恰巧连系了官僚政府与农民群体的中间阶层。 既然用官僚主义式的管理，以维持表面上的稳定， 自然大家彼此都要相容，不容许有人去突破稳定的局面， 这种特点就是形成官僚主义的另一特色─包容政治。 在十六世纪末期，明帝国呈现混乱的状态，有零星的打家劫舍、 内阁首辅的权力斗争。尤其是在财政问题上，土地兼并情况严重， 以至「割上肥己，即如公言，豪家田至七万顷，粮至二万， 又不以时纳，夫古者，大国公田三万亩，而今且百倍於古」。 财政与税收上的混乱零散不定，甚至不正规地换算银子缴纳， 庞大的宫廷开支不断上升。 问题的扩大，迫使张居正必须去调整帝国的脚步，但他很快发现， 他无法去创造或改变官僚体系，因此他不改革帝国体制， 而采用节流的财政紧缩。张居正明白，法令章程只是纸笔的浪费， 几个脑满肠肥的人，率着一群无用的人，成日办公， 其实是虚应故事，再经过公文旅行便不了了之。 因此，张居正利用「考成法」向各机构施压， 规定「凡六部都察院，遇各章奏，或题奉明旨，或覆奏钦依，转行各该衙门， 俱先酌量道里远近，事情缓急，立定短期，置立文簿存照， 每月终注销。...六科缴本具奏，有容隐欺蔽，臣等举之。 如此，月有考，岁有稽，不惟使声必中实，事可责成，而参验覆之法严 ，即建言力立法者，亦将虑其後之罔效，而不敢慎其始矣」。 虽然张居正无法更动体制，但手上握有考成法， 逼迫官僚集团章奏条例，须如实执行。然而张居正的全套措施， 彻底暴露这一大帝国中央集权过度的不良後果。 在下层行政单位间许多实际问题尚未解决以前，行政效率的增进 ，必然是缓慢的、有限度的。强求效率增高，超过这种限度， 只会造成行政系统的内部不安，整个文官集团会因压力过高而分裂； 而纠纷在一起，实际的问题又会升级成为道德问题。(页78、79) 也就是说这样的做法，打破了官僚集团稳定的包容， 庞大的官僚集团彼此利害一致，所以保持平衡。 但是张居正的改革与官僚集团看法不一致，要他们抛去原本低水 准的稳定，自然张居正不被官僚集团所包容了， 不知不觉张居正成为全国官僚集团的敌人， 如刑部邹元标痛斥张居正是亲死而不奔的禽彘。 接踵而来对张居正的批评越来越多，就连张居正的子孙也不放过， 自杀的自杀、充军的充军，我们不得不承认官僚集团的包容政治是 十分有团结性的。 在黄仁宇先生看来，能征善战的一代名将戚继光， 也深知这个朝代整个文官集团才是实际的主人。 他善於在技术上调和和各式各样的矛盾。 妥协的原则是让先进的部门後退，使之与落後的部门不至相距甚远。(页245) 文官集团认为，若发生战争，社会、经济发展必受到影响， 破坏了原本相安无事的局面，於是乎文官集团主考武试， 营造成以文统兵的情况。 无异反映出文官将军事学问窄化为书本上的谋略之学， 削减了兵学的发展空间。 毕竟，军事之美不同於儒学，儒学提倡的礼乐教化有助於秩序的维持， 但兵学知识则可能使平民具有反抗的能力， 进而威胁到文官集团力求的平衡。正因为如此， 戚继光的部队和他本人充满了矛盾，当火器已在欧洲普遍使用的时候， 他动员大批士兵修建碉堡；在他的混成旅里面， 枪炮手和藤牌手并肩作战。他一方面又是这样精细， 仔细计算日出日没的时间；一方面又是这样野蛮， 把违反军纪的士兵哥去耳朵。这些极端矛盾的事实， 在其他国家内，可能彼此相隔几个世纪， 而我们的帝国则在一个军区内同时出现。(页245) 这种压着前进中的军事现代化技术与落後的农村部门同步， 彻底暴露出明代军制的弱点。至此离万历四十七年(1619) 明代生死存亡关键的辽东战役， 不过才五、六十余年时间，就在离北京不远的东北地方， 刚创建出八旗军制，分正黄、镶黄、正白、镶白、正红、镶红、正蓝、镶蓝， 每一旗由血亲关系的子孙担任旗主，是军纪严明的一支精兵劲旅。 反观大明帝国由文官集团统领的军事力量，使武沦为文的附庸， 限制现代化军事技术的发展，纵使戚继光愿意与文官集团妥协， 但因与张居正来往过於密切。(页231~234) 以及武官握有实质的兵权， 使文官集团无法再包容他了。 黄仁宇先生剖析「古代的模范官僚」海瑞侧重於海瑞对於法律的认知与执行。 其判案的标准是 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 与其屈贫民，宁屈其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其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 宁屈乡官，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官，宁屈小民，以存体也。 黄仁宇先生说明：这一段有关司法的建议恰恰暴露了我们这个帝国在制度上 长期存在的困难。以熟读诗书的文人治理农民，他们不可能改进这个司法制度， 更谈不上保障人权。法律的解释和执行离不开传统的伦理， 组织上也没有对付复杂的因素和多元关系的能力。(页168) 问题的症结在於传统中国官僚判案不在乎案情的经济性格， 着重保全中国传统的社会组织，也就是保持阶级式的社会价值， 而可忽视诉讼之性质及提出诉讼之动机，造成无法厘定各人义务， 保障各人权利之客观条件。 这种说法恰好应证了郑观应的观察 中国只有刑律，无民律、商律、报律、航海诸律；故商民讼事，律多未裁， 地方官与胥吏随意判断，商民负屈甚多......国家非有商律，则商务不能旺。 的确，就郑观应的观察，中国重刑律而轻商律， 因大明律法规定：「凡城市乡村，诸色牙行，及船埠头，并选有抵业人户充应， 官给印信文簿，附写客商船户，住贯姓名，路引字号，物货充数，每月赴查照。」 显示出政府虽然对商业进行管制，但仅限於盐商及进出口商，至於一般商业， 政府未能进行管制。 黄仁宇先生强调如果存在有效的商业法律，在信用贷款中还可以使用商业票据， 以补足货币的流通量。但是本朝法律的重点在於对农民的治理， 是以很少有涉及商业的条文。合资贸易、违背契约、负债、破产等等， 都被看成私人之间的事情而与公众福利无关。立法精神既然如此， 法律中对於这一方面的规定自然会出现很大的罅漏， 因而不可避免的使商业不能得到应有的发展。(页187) 从海瑞判案的标准来看，以「四书」的伦理纲常做为判决的前提， 显示出海瑞忽略私人财产的绝对性，以道德代替法律与技术。 黄仁宇先生批评道：「希冀以个人的力量，领导社会回复到历史上 和理想中的单纯。但是他和洪武皇帝都没有想到， 政府不用技术和经济的力量扶植民众，而单纯依靠政治上的压力和道德上的宣传， 结果只能是事与愿违。」(页184) 这本《万历十五年》着实令笔者受益良多， 黄仁宇先生运用「大历史」概念试图透过七种不同层次的角度 突显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经济等特色与节奏，并直捣问题的核心。 另一方面，黄仁宇先生藉由本书强调：万历十五年，公元为1587年， 去鸦片战争，尚有两个半世纪，可是其时以仪礼代替行政， 以无可认真的道德当作法律，是为传统政治的根蒂， 在大历史的眼光上讲，以牵连明清；又因中央集权，财政无法核实， 军备只能以低级技术做一般准则，若从大历史的角度检讨， 即使相去二百五十三年，也不过大同小异。如果我们不把这些背景放在心上， 一昧责备琦善、耆英及道光帝，可谓过度重视小历史， 忽视事实的根源，脱离现实。 尽管黄仁宇先生举出海瑞判案的缺失以及就郑观应的观察， 的确是难以反驳的事实，但笔者认为郑观应所描述的仅是明清中国政府的一面向， 今举个与郑观应观察颇为出入的反证。乾隆年间发生商业债务纠纷 照得：一应客商载货投行，凭牙发店，评价归账，皆藉牙行于中交易，客 人与店家别无执据，以致不法牙行往往侵吞客本，贻累客商。 因此，江西按察使司凌燽在乾隆元年(1736)十一月推动「行店联单之法」， 设计「合同联票」以防止不法牙行侵害交易安全。 嗣後，各（牙）行照式设立合同联票。凡客货到行，行家代为发店後即将 客货若干、议价若干、付过下欠若干、约定何日兑交，三面填明合同票内， ，中用本客、本店图记花押，将联票裁分，一付本客收执，一存本店查对。 至日清账，店家合票发银；如无合同对验，店家概不许发银。如有无票私 给者，概不作准，仍照客执联票清追其银；或不能一次全还，即将陆续还 过完、欠数目，填明票内。如有拖欠，任客同经手牙行执票鸣官。尔行家， 务宜公平立票，以彰信实；尔商贾，务宜收票作凭，以免私侵；尔店家， 务宜凭票发银，以免重索。牙行如有匿示不挂，不遵设立合同，即属存心 存骗。察出，即行追帖革牙，不许复充。 代表政府进入市场内解决商业纠纷。 笔者强调笔者并不否认传统中国官僚，为了保持社会组织秩序， 以道德代替法律，扼杀中国的经济性格， 但如此却难以解释明清中国商人、政府与市场经济三者间互动的关系 及其商业发展复杂性的另一面向。 总体而言，《万历十五年》一书是黄仁宇先生作品中最为畅销的着作之一， 透过横剖面的解析以及将历史的基准线往後挪移三、五百年的大历史观手法， 提供研究者跳脱出以往思考脉络，为未来的研究提出了新的可能。 无论如何，黄仁宇先生撰写本书时，大量参阅各种典籍以及对明实录所下的苦功， 的确能够见微知着、独创洞见。 特别是黄仁宇先生揭示的「大历史」观的概念， 笔者认为应是研究者多加思考与发展的学术面向。 -- 我们学历史的人 不应着重历史应当如何展开 最好先注重历史何以如是展开 --史学大师 黄仁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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