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封建走向现代───探讨中国与日本的藩阀兴衰史 绪论 对於近代中日关系，无论网路讨论版或着坊间市贩书籍上，经常可以看见一些似是而非、 与史实严重脱节的看法。 举个例子来说吧，常有着书误以为伊藤博文乃发动甲午战争之日本侵略者、所谓田中奏摺 敲定侵略中国方针、东条英机乃日本军阀头目、或是主张昭和天皇主谋论等史观；此与指 责李鸿章为卖国贼、蒋介石贵嫡系而轻各路军阀、或是天安门与二二八甚至广岛长崎原爆 伪造说是一样的可笑。 根本地来说，以上所述的粗浅幼稚认知倒不是因为无知、而是因为「懂一半的自以为是」 所擅加揣测推断出来的结果，而那些不明白史事原委之人，竟也接受了这种单方推断之下 的「想像中的历史」，结果就是造成了许多没有意义的争论与误解，实乃可笑又悲哀之怪 局。 因此继＜轴心三国的战前战後史＞三篇文章之後，我欲再深入解说中国与日本这两个处境 极其相似的亚洲国家之间，一连串误会与纠葛的因缘关系。 由於要讨论的题目可能太广太杂，因此我欲将话题限定在「藩阀党派」此一由封建步入近 代的残留物上，由此去出发看待中国、日本这一对被迫在十九世界末建立国族概念、但却 又在旧思想与旧体制间挣扎迈向现代国家的歪七扭八足迹。 重商保护资本主义与鸦片战争 十九世纪初，拿破仑战争结束之後，欧洲各国得以从那场令人恶梦连连的欧洲大战（或该 说是继三十年战争之後的又一次世界大战）当中解放出来，将工业革命後快速增长的经济 能力投入战後的重建与海外贸易的发展之上。 梅特涅体制的保守复古主义不仅是体现在政治上、同时也是体现在经济面上，对於当时率 先跃入工业资本主义国家的英国而言，传统的欧陆强权诸如法国、奥地利、普鲁士、俄罗 斯全都相形黯然失色。为了富国强兵，启蒙时代所提唱的自由贸易与市场不干预主义被抛 到了一边，後进国家从英国输入机械之後，以关税壁垒架构起保护主义的高墙，试图在这 堵高墙下争取喘口气的机会好享受工业革命带来的果实。 然而欧美各国建起关税壁垒所将导致的後果，就必然是市场的萎缩与贸易的困难。为了寻 求欧陆以外的新市场，也为了避免经济的崩溃，工业化国家开始踏上前往东方的征途，试 图将他们生产过剩的工业产品倾销至印度、南美、非洲等地。某种意义上，欧美国家四处 掠夺殖民地与其说是为了夺取资源和国威，倒不如说是为了取得市场使自己免於财政自爆 的窘况。 然而东方的大国───清却对於这样的世局缺乏危机感，继续以天朝系统的朝贡贸易来比 照办理通商，使贸易总量限制在一定范围以下，其结果是造成了极欲开辟中国市场和输入 中国奢侈品的各路洋商不满，由於贸易口岸限於广州一地，又有总量限制之故，欧洲洋商 只得以走私偷渡方式赚取额外收入，或是透过华人买办来经营贸易；虽说清国关税本来就 低的几乎等於没有，然而海关官吏收取索要重额贿赂，对於搞非法贸易的地下洋商来说自 是有苦难言。 在这种时局下，鸦片贸易遂成为一种用以扳回不利态势的密技，但是我们应当理解到鸦片 不过是当时许多走私贸易商品中的仅仅一项，单纯因为其贸易获利大而成为走私贸易的一 种代表格。 其中、遭到後进国家急起直追，同时又苦於无路敲开中国大门的大英帝国特别感到危机感 ，认为不能继续让中国轻视下去，於是遂有游说政府以武力敲开中国门户的概念出现。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的有限贸易与日本的锁国状态下，荷兰商人始终来去自如，不搞传 教不求外交只欲贸易的特性，使荷兰商人在这段期间内始终独占了亚洲圈的贸易市场。 鸦片战争的爆发表面上是单纯的虎门销烟问题所点燃（在中国侧看来容易有此错觉），对 英国人来说则是对於整个朝贡贸易体系和「对英国的不平等条约」之总决算，至於对国内 则以「保卫国民财产」的口号诉诸舆论，纵使有着担忧演变成全面战争的顾虑而未加以正 式宣战，最後还是在国会中以极小的差距通过了对华出兵作战。 鸦片战争可以说是英国展现典型海权国家用兵方式的中国第一场近代战体验，运用海军舰 队的机动力，将少数精锐的陆战队投入到战略上的节点，再於清军的大部队主力增援以前 撤回船上，英军成功奇袭天津，动摇了大清继续战争的意志。 不过、由於对欧美国家的外交惯例与当时国际法缺乏概念，再加上清朝外交官吏的欺上瞒 外行径，再度刺激了英国的自尊心，终於导致战火的扩大与沿烧，以致於之後广州与福州 均陆续陷入战火，中国稍後签订了南京条约开放五口通商，由於对国际法的一无所知，使 得稍後其他欧美国家陆续跟进要求与英国同样的权益，遂逐渐演变成司法权、关税权、领 土主权的沦丧殆尽。 …然而，不平等条约的恶果是从接受过现代教育的现代人立场所见，这点必须说明清楚。 当年的清国官僚应该对於这些条约背後所代表的意义是完全不明了吧。 即使有林则徐、魏源等受此震撼於是关注国际事务的先知先觉者，但是他们的声音不可能 穿过深深宫闱传入皇帝耳里，鸦片战争的结果与条约之真相被层层官僚拒之於紫禁城外， 也许道光帝至死为止都不会晓得他的国家打了败仗、签了屈辱失格的条约。 但魏源可能同样一辈子都不会晓得，他编译着作意欲唤醒中国有识之士的「海国图志」， 最後赢得最大回响的地方不是在他的祖国，而是在大海彼端之东瀛。 黑船来航与尊王攘夷 清国对於鸦片战争的败北可以说是不以为意（或该说完全没有感觉到败北才对），因此在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後，没有进行任何积极的反应；反面来说，五口开放通商反而使得过去 鸦片走私的黑市贸易台面化，减少了白银外流造成的货币短缺，英国提出制定关税的概念 也使原本被海关官吏贪污的规费正式化为税收，因此在鸦片战争之後十年内，清廷的财政 收入事实上大为增加，五个通商口岸也都迅速繁荣发展起来。 不过清国的败北却随着贸易商人带回了日本，对於这个热衷於学习儒家思想和（明朝以前 的）中国文化的列岛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一般的通说是、日本由德川幕府建立之後进行锁国，但是这麽说是有问题的，因为日本始 终都与荷兰保持贸易关系，因此可以透过荷兰人的二手观点输入西方知识思想。然而、由 於荷兰并不是欧陆列强，当时的政治环境也趋於保守派国家，因此日本输入的「兰学」仅 限於器物技术方面的程度，并没有太多哲学与政治思想的影响。 1853年，热衷於西部拓荒的美国为了太平洋方面的渔业与贸易权益，派出培里率领的海军 舰队前往日本交涉开放口岸，以成为美国前进太平洋的跳板。当时的夏威夷王国还是独立 国家，美国得从阿拉斯加方面经荷兰港、阿图岛再至日本的航线方能进入远东地区，故日 本会是一个具有非常重要战略价值的海上补给基地。 相较於兵灾接二连三不断的清国而言，日本的状态可以说是极为幸运的，敲开日本锁国的 培里舰队来自於美国，虽然成功逼迫德川幕府开国，但美国稍後陷入了南北战争，根本无 暇继续兼顾西扩太平洋，於是日本在黑船来航之後，拥有了10年时间的缓冲期来思考该怎 麽去面对西洋列强的挑战。 多数华人都以为明治维新乃一果断坚定的全面开化改革运动，事实上乃是大错特错之误解 。 日本幕末的思想大致上可以区分为「攘夷派」与「开国派」，彼此之间相互对立的二种不 同主张。「攘夷」指的是赶走外国人恢复锁国体制，而「开国」指的是接受外国技术与思 想，展开近代化的改革运动。 在幕末时代，基本上是呈现幕府「开国」、志士「攘夷」的政治情势，也许有人以为我误 植了，实际上的史实正是如此。 德川幕府受到美国与西洋诸国的压力，事实上打从黑船来航以来，就非常恐惧地在进行各 种现代化政策，诸如建立兵工厂、成立海军学校、选派留学生前往海外，以上均是在维新 以前就在推动的改革工作，由此可知幕府绝非颟顸无能的保守政府。 然而、幕府迎合欧美国家推动近代化的「开国政策」，却因开港通商等权益独利於幕府本 身，日本社会却饱受物价崩坏的冲击，招致武士阶级的不满，日本受到中国儒家思想与阳 明学影响，武士认为日本乃「王道神土」，不可容忍蛮夷戎狄入侵，许多本来就对德川幕 府抱持不满的外样诸侯，遂以「尊王攘夷」之口号，结合这些下级武士的舆论，形成跟日 後的中国义和团很相似的保守排外主义。 而所谓的维新志士，其中十之八九都是这种天真的攘夷派，换言之就是「日本义和团」。 他们透过暗杀幕臣和砍杀洋人发泄不满，动辄引发与外国的纷争，多次陷日本於灭亡边缘 的险境中－－－但明治维新就是在这群人手中完成（或告於失败）的。有日本学者认为， 倘若倒幕失败，则幕府以江户为中心的改革或许还会比维新运动要更早十年步上轨道。 相较起大政奉还与明治维新而言，说不定岩仓使节团访问欧美考察一事，才是真正扭转了 近代日本史的要素；否则大政奉还也就不过是让一个日式的东学党掘起，把日本带入二次 锁国的封闭状态中罢了。 也就是说，日本的维新运动事实上是在一群政治上的极端保守派，向当权的开明改革派发 起挑战的冲突，而这些极端保守派取得政权後，却又一如幕府转向开国一样的不得不对现 实低头，其本质可说是充满讽刺的一个时代玩笑。 萨长土肥与维新三杰 要解释明治维新的实情，就无法撇开四大雄藩与维新三杰不讲。 四大雄藩乃指萨摩、长州、土佐、肥前这四个日本藩国。 德川家康在关原之战终结战国时代，终於平定日本，收服各路诸侯大名，建立德川幕府， 分封三百诸侯藩国，实现日本史上罕见少有的和平稳定统一时代。当时直属德川家一起打 天下的家臣或盟友，在德川幕府的体系中获得较高之地位，称之为「谱代大名」；然而那 些在关原之战中与德川作对的诸侯，就算之後投降臣服给德川，还是背负了「贼军」的不 名誉戳记，地位却远远不如那些受封本州、近畿的藩国，这种遭到刻意贬抑排斥的边陲诸 侯就被称为「外样大名」。 其中，毛利家统治的长州国，与岛津家统治的萨摩国为这种外样大名的典型代表。毛利家 原为中国、北九州地区之强盛诸侯，但因为德川家的猜忌提防，遂不断遭到检地削藩，由 战国时代百万石的大藩，一路被砍到只剩下五十万石未满。 虽然藩国不断缩小，但是该养的臣子还是一样多到爆炸，为克服经济上的困难，长州藩很 早就放弃日本传统「以农为本」的经济政策，积极鼓励武士经营副业，并试图从手工业和 走私贸易当中赚取利润。受兰学影响颇深的长州，也因为这种异常的重商主义背景下，演 化出一套「士族共治」的贵族议会制度，上层贵族与下级武士、农民的地位差异不大，甚 至可以说是苦难同当，患难与共，再加上吉田松阴等尊王攘夷学者的活跃，因此长州可以 说是幕末日本在思想上与产业上最为近代化的地区，日後长州成为日本最早推动「四民平 等」思想与实施徵兵制的藩国，其造就的代表人物木户孝允更是明治初年推动民权主义最 有力的维新之士。但读需特别注意，长州的本质上依然是一封建藩国，且士族共治的後果 便是法式暴民政治（对幕府与对洋人的不满容易表现在其政策上），即使它再怎麽近代化 ，对於世界大局的认知仍是十分粗浅，才会有炮击西洋商船引发国际问题、遭到幕府发兵 讨伐等大灾难发生。 然萨摩却与长州截然不同。岛津家所在的鹿儿岛孤立於本州之外，处於日本最边缘之处， 事实上与北海道的地位差不多－－－萨摩国几乎被德川幕府视为边境蛮族。而萨摩国的经 济也主要仰仗（与中国、朝鲜、琉球）海上贸易（和劫掠），与幕府几无交集，加上岛津 家士风纯粹，乡土意识强烈，遂有「萨摩二重锁国」之说，意指幕府对外锁国，但萨摩又 把自己隔离於德川幕府治下的日本，沾染不上半点文艺气息，就这样保存了战国时代那种 充满野性与暴力的传统武士风骨（以及跳脱幕府秩序法之外，日本海盗式的灵巧思维）， 可以说萨摩是幕末日本在政治面上最为封闭保守的藩国。极端保守的萨摩藩事实上与维新 二字几乎绝缘，萨摩之所以与长州合作倒幕维新，不过就是大名藩主岛津希望代德川家建 立新幕府的单纯心态而已。 土佐、肥前这二藩却与上述萨长不同，此二藩是极其传统封建的藩国，其大名是由德川指 派家臣前来镇压征服，事实上乃胜利者统治失败者的镇边型藩国。因为统治阶级的大名与 上层武士普遍瞧不起在地的下级武士与农民，最终导致在地人发起政变推翻藩国政府，所 以这二藩的维新是由下至上爆发的革命型，而非萨长二藩由大名从上至下推动的主导型。 土肥二藩因为这种革命型的背景，其政治主张往往偏向更为极端激烈的民权主义与共和主 义，他们带有强烈的攘夷精神与平等主义思想，虽是後起之秀但参与倒幕运动的付出也不 输萨长双雄，日後更成为大正民主时代的民权运动发祥地。 日本虽有三百藩国，但综观明治初年政治要人，却多为以上四大雄藩出身者，罕有其他藩 国能产生上的了台面之人物，若有也几乎是在明治20年以後才逐渐增加起来，追根究抵起 来有几个因素：因为维新四藩多为对现况不满的反抗者，而其余藩国多安於德川治世，并 无改革欲望；再者就是四大雄藩的经济条件比之传统农藩要活跃，即使是农产百万石的加 贺藩这种传统强藩，却因缺乏贸易和工商业，而在幕末动乱中陷入被动的不利状况。 德川幕府本身反倒是幕末最为开明的政权，这点先前已经提过，由於拥有雄厚的四百万石 经济实力，再加上与法国大借款，德川幕府不论在洋务、开港、陆军、海军方面都远远凌 驾於他藩。然而，幕府最後却因为这种过度媚外的态度，引发了京都政府的公卿与外藩武 士的不满，因此陷入了孤立的政治立场，最後在四大雄藩日渐强大的压力下，决定举白旗 投降和平交出政权，此即为大政奉还。 接下来谈维新三杰，实际上三杰之说乃是後世整理方便所定之名词，当代的日本人乃至三 杰本身可能都不会接受此一说法，反倒是幕末明治之时流行的三杰之说都非这三人，而都 是维新前夕死亡的杰出志士，这点应当注意。所谓维新三杰，乃是指长州人木户孝允、萨 摩人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三人，相信均为世人耳熟能详之人物，然此三人虽为好友，但 在政治上却非同志、而是政敌。 简单解释的话，维新三杰分别代表三种维新时代的主流政治思想。 木户孝允：自由民权主义。 大久保利通：近代国家主义。 西乡隆盛：民族保守主义。 在条列出以上三种主张之後，我再一一解释为何笔者会下此论断。 木户孝允是维新三杰之中唯一的长州人，充满书生气质的他终其一身均对缺乏文化且曾经 兵戎相见的萨摩抱持着不屑与提防的看法（唯独後来思考模式跳脱萨摩藩外的大久保除外 ）。生在具有平等思想传统的长州，再加上参加岩仓使节团时主要负责考察法国的影响， 使得木户倾向於自由主义的思维。 木户似乎相信日本终将有一天能废除武士与阶级制度、成为一个真正四民平等的民主国家 （就像他的故乡长州藩），但是大久保也指出木户孝允的主张基本脱离现实，在一个民智 未开，用刺杀袭击代替游行抗议的未开化封建国家，想要国民们理解「国家」、「民主」 、「自由」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 除了自由民权主义之外，木户孝允也是三杰中最初注意到并且发现藩阀祸患的先知，但也 不见得是他大公无私的缘故，这很可能是因为身为长州人的木户对於萨摩人（西乡掌军、 大久保掌文）主导政府的局势产生危机意识了吧。他很早就在政府中疾呼，应当建立一支 国家化的平民军队，粉碎乡党藩阀的陋习，并视西乡隆盛的保守主义与士族政治思想为日 本之敌。 大久保利通出身於保守的萨摩藩，因此具有萨摩人那种顽固、热情、暴力、外向的人格特 质，只是他以深厚的学养加以压抑下来，大久保与同为萨摩出身的西乡隆盛搭档，一人主 内一人主外地带领萨摩推倒幕府步上维新之道。然而，参加岩仓使节团造访欧洲，使得大 久保这位强烈的攘夷主义者遭受到强烈震撼，他遂在归国後由一顽固保守派转变为热烈开 国派，性格亦转而模仿德国俾斯麦般强硬刚直，而考察德国的经验则使大久保确信，日本 缺乏对於国家的认同，也不具备成为一个统一现代国家的条件，因此必须由上而下，一如 俾斯麦统一德国诸邦一样，由上而下地塑造「日本国民」的认同概念。若要教化萨摩人与 其他日本人当中的顽固份子走向文明开化，势必要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高压政府，才能提 防保守派的叛乱与反抗。 但是日本人从来没有被高压的中央政府统治的经验，特别是明治政府百废待举万事皆兴， 样样改革都需要花钱，当初为推翻幕府牺牲奉献的下级武士则被剥夺身份，大久保深知自 己与明治政府势将成为保守派的眼中钉。为赋予新政府在统治层面发号施令的正当性，大 久保遂搬出天皇为挡箭牌，以天皇诏敕令日本，开近代日本藩阀政治挟天皇以令天下之恶 例（尽管大久保本人没有这种念头）。 大久保也因为其抓权掌中、铁血治国的形象，而成为三杰之中最不受日本人欢迎的角色。 值得一提的是，大久保虽提倡模仿普鲁士建立统一近代中央集权国家，但却自始至终都反 对征韩论与对外扩张之主张。大久保的出发点乃是从财政着眼，认为日本绝无余力发展外 扩之军备。 最後一位则是充满争议的西乡隆盛，其为典型萨摩人格，在维新三杰之中是最为豪放而富 魅力、清心寡欲而好公弃私的豪杰，因此是最受日本人喜爱的幕末英雄。与铁面无情难以 亲近的大久保、或是阴柔理智欠缺魄力的木户相比，亲切待人又不注重个人排场的西乡， 作为一位民众领袖的魅力无疑是要高得多。 然而，西乡却是个不折不扣的保守派。虽不是主张攘夷的排外份子，但西乡脑中仍然欠缺 「日本国」的具体概念，他率领萨摩军队倒幕之後，对於新政府将当初推动维新的武士阶 级「过河拆桥」的举动感到非常不满，而日本社会当时也普遍弥漫着一股对於明治维新的 反动不满：包括官吏的腐败，沉重的赋税，以及明治政府在大久保执政下「开国」而非「 攘夷」的政治倾向，都加速激化了社会矛盾。 在这种背景下，或许西乡自己也感受到这种内部即将爆炸的社会氛围，於是才提出了「征 韩论」、「征台论」这种外向的侵略政策，希望藉此转移民众对於新政府的不满，并且重 拾士族的尊严与地位。不过，大久保否定了西乡的外扩政策，这股压力无处可泄，西乡於 是被日本守旧派的不满士族拱出来成为一个反政府的意见领袖，最後终於演变成明治史上 最大规模的内战：西南战争。 西南战争的结果最後是西乡隆盛败亡，木户孝允在这段时间也在到处奔走而病死，从结果 看似乎是大久保与其代表的国家集权主义胜出，赢了这场争夺日本未来方向舵的控制权， 但是历史开了个大玩笑：大久保被不满士族刺杀，他未能见到日本从封建社会步向近代国 家的成果，就成为了封建社会下旧体制派的刀下鬼。 维新三杰之後，作者以为又有明治三臣，在三杰倒下之後，三权臣彼此之间仍继续代表一 派政治思想，彼此间为了日本的未来倾轧斗争，终无定论。 我以为明治三权臣乃伊藤博文、陆奥宗光、山县有朋。这三人又分别代表三种政治思想： 山县有朋：藩阀军国主义。 伊藤博文：宪政议会制度。 陆奥宗光：脱亚帝国主义。 一般华人常误以为，伊藤博文与李鸿章在春帆楼签了马关条约，则伊藤博文就是日本军国 主义之代表，此言实际上差之大矣。当初韩国志士安重根就是犯了同样错误，才会搞到韩 国被并吞成为日本殖民地，就是个半殖民地的藩属地位都不可得，後世应当记取教训：要 当愤青或是刺客，不可不识时势。 在维新三杰陆续凋零之後，萨摩藩的势力也随西南战争和大久保遇刺而告瓦解（由政府缩 退至海军体系），长州的军人山县有朋、虽非长州人但成长於长州的伊藤博文、纪州出身 但却求学於长州的陆奥宗光，此三位长州系的後起之辈接收了革命先烈的果实，面对一个 维新稍有成果的日本，却又交相争执未来之路何去何从。 山县有朋被认为是「日本军阀之祖」不是没有道理的，打从维新带领长州奇兵队建立军功 开始，出身低微足轻家庭的山县有朋就在倒幕战争中晋身高位，尝到了紧抓军权所带来的 权柄滋味，发觉枪杆子底下争权的硬道理，自此之後终其一身，山县都稳抓兵权决不放手 ，并以此作为他在明治政府之中卡位占权的最大资本。 就政治立场上来说，山县几乎没有一套脉络可循，他可谓一识时局之墙头草主义者，截取 三杰思想中有利於自己的部份，将之拼凑整合，最後成为了日式帝国主义的编撰起草人。 整体来看，山县深知自己缺乏人望的弱点，因此仿西乡隆盛之作为，拉拢长州同乡组成阀 党；但又奉行大久保之国家主义，建立强大之军警，巩固中央集权，提高天皇尊严，隐身 於天皇名号之後行藩阀专权之实；最後鼓吹征韩论，提倡日本应当将利益线延伸至东北与 西伯利亚，明治政府可说是在山县的主导下一路步上了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之路。 也许，对於各位华语地区的读者来讲，把山县有朋理解为「日本之袁世凯」或许是个颇为 接近的类比。 伊藤博文虽然因为幼年教育背景，也能算得上是半个长州党，但是其思想基本沿续他在政 界的导师大久保利通一脉相传，深信日本步上战争之路唯有灭亡之途，因此努力寻找可以 制衡长州藩阀的方法，而他最後想到的法子就是借用天皇的力量实现木户孝允的点子：成 立议会以遏止军阀专权。 起初明治天皇对於伊藤博文「结党营私」的想法颇不以为然，但在伊藤博文的强力游说之 下，终获天皇理解结党乃为对抗藩阀，甚至慷慨解囊捐助款项成立政党，之後伊藤博文遂 结合自由主义与与护宪主义者等政界势力，组建立宪政友会，用以与山县有朋的军阀藩党 正面对抗。 然而因为政党刚立、议会势力尚在孕育期，以山县有朋为首的桂太郎、寺内正毅等陆军军 阀推动的大陆进出政策仍无煞车迹象，为了准备进军西伯利亚与中国东北，合并朝鲜将之 踏板化乃是箭在弦上，作为政府中仅存鸽派的伊藤博文於是四处奔走，争取成为韩国督政 ，希望能够以明治政府元老兼长州藩大前辈的身份压制长州军阀（看在其面子上，不敢合 并韩国让伊藤丢官），但是韩国志士安重根所发出的凶弹夺取了伊藤的性命，他死後李氏 朝鲜也就立刻被鹰派藩阀主导的日本吞并。 不过伊藤虽死，政党政治与宪政精神不死，板桓退助、犬养毅等立宪政友会的政治家继承 伊藤的思想，终於在大正时代站稳脚跟，能压制军阀藩党气焰，日本方始步入近代国家之 道上（虽说只有短暂时间）。 陆奥宗光信仰福泽学说，也就是脱亚入欧论，又因年轻时曾跟随龙马参与海援队务，对海 事实务有丰富亲身经验，受英国海权主义影响颇重，因此陆奥认为伊藤的软弱态度不可能 实现大日本帝国之强盛，遂在甲午战争中展现出强硬外交态度，积极导引长州军阀制造开 战契机，希望能令日本占有海洋之利益线，从此成为英国在亚洲之代理人，实现其外交战 略的第一步踏脚石。 然而，陆奥却也感觉到山县派的长州军阀由於尝到甲午战争的甜头，以及陆军日渐膨涨的 进军中国大陆野心，这与陆奥一手主导的英式海权外交战略是背道而驰的（陆奥心中的海 洋之利益线，仅限朝鲜半岛与台湾一线），所以陆奥在甲午战争之後遂改变立场，倒向伊 藤博文所主导的宪党派，共同为构建文官政府而努力。 但是陆奥在日俄战争爆发前卒逝，伊藤日後也遭韩人刺杀，最後主导宪党派对抗长州军阀 的双壁都垮了下来，日本在明治末年的政局於是演变为军阀藩党政治，宪党派文官只得潜 伏，等待改朝换代的时机到来。 多头马车的体制内改革 虽然现今大多数的历史教育是称「英法联军战争乃自强运动的起点」，但个人认为对於清 国而言，真正将这头沉睡纸老虎打醒、唤醒其危机意识的战争并非任何一场对外战争，而 是一场大规模内战：太平天国战争。 曾国藩的活跃代表着汉人新锐在清国体系下重拾其政治地位，而湘军与淮军的成立则象徵 着近代中国军阀割据的第一波先声。 与日本的「幕府开国、诸藩攘夷」情势不同，中国是倾向「中央保守、地方开国」的政治 景况，再者清末中国各省的财政条件皆比幕末日本诸藩要好上太多，因此在导入西洋器械 方面的脚步可以说是非常迅速。 然而，自强运动的背景下却也有二个不利於中国的条件，其一是比起经过长期兰学间接影 响的日本，清末中国对於洋学可以说是完全欠缺理解与概念，再加上各省财务充裕因此直 接购置洋舰器械方面较为无碍，在缺乏自制的诱因环境下，因此在培养洋务人才和国产技 术这方面的脚步便逊於日本；其二则是相较起误打误撞逼退幕府（大政奉还）建立中央集 权政府的日本维新政权，同一时期清国各省推动的洋务运动本质上是一种多头马车并驾齐 驱的状态，它并无政府背书（相较於德川幕府带头洋化而言），也无经过任何统一的规划 ，因此造成许多资源及人力的虚掷消耗。 虽然自强运动经常被拿来与明治维新进行比较，并且被评价为「失败的改革」，但是窃以 为这种评价是不公平也无法比较的荒谬误解。 严格地说，日本经历「自强运动」的时间点并非明治维新的时代，而是在那之前约十年的 幕末动乱期，幕府与诸藩分别向西洋各国贷款通商，筹措经费推动洋务运动，以进行军备 的现代化与争夺政府主导权的内战。在幕末与明初的内战告一段落之後，日本才带着满身 疮痍展开体制层面的摸索（之後一直到昭和战败也都还未能确立体制）。 而中国因为鸦片战争之後的迟钝，使得原本应当早就展开的开国运动，延後到十余年後才 因为内乱外患的爆发，才真正迈开其脚步。 自强运动虽然是亡羊补牢，但并非毫无意义的失败，沿烧於中国大陆上的战火清楚地体现 出八旗与绿营体系的崩坏，和湘淮这种生力军与洋械枪炮绽放的威力；这无需言语解释， 就是对推动开国改革最好的活广告。 中国的自强运动，一如日本诸藩在幕末的引进洋学，可谓是更加激烈的维新开始之前所吹 响的前奏曲；自强运动为日後失败的变法及意外的革命，预先施肥洒下了使时势逐渐成熟 的种子───不论究竟是会走向清国变法近代化成功、亦或是革命建立共和国，自强运动 都为日後的中国预备了极为重要的筹码。 对於洋务运动之必要性感铭最深者，就是那些实际带兵上阵的清末军事将领，他们用自己 的双眼亲身见证到西洋技术之威力，乃一转为推动洋务最有力的开明派。 假如说日本有维新三杰的话，那中国相对的亦有自强三杰。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这三 人（再加上以产业建设为主的张之洞则为四大名臣，但因为张之洞的路线未形成明显派系 故略过不提），可说是在太平天国之战到自强运动时期扮演重要角色的有力大员，而这些 人日後也形成中国最初的阀党雏形。 若要仿先前维新三杰与明治三权之例，来给清国自强三杰下个短评，那麽大致上当如下列 。 曾国藩：成立私军、对内镇压对外求和。 李鸿章：海主陆从、对日作战。 左宗棠：陆主海从、对俄作战。 可以明确地注意到，自强三杰的主张差异都仅限於战略层面的，而非体制思想层面的国家 根本问题。这可以被传统地解读为「洋务运动仅限於引进器物方面的有样学样」，但是同 样也可以发现相较於维新前後因为其理想主义和不切实际，而导致在岩仓使节团归国以前 ，对外战略几乎处於迷走状态的日本而言，清国官僚对於洋化处於一种较为务实积极（同 时也比较短视近利）的态度。同时，虽有派系之斗争，但是清国内部的斗争问题远较日本 来的和缓，也就没有出现大量的刺杀、袭击、政变等颠覆行动。 曾国藩作为自强三杰中最早掘起的先行者，他比林则徐幸运许多的地方，在於太平天国并 不像英军，是以当时的清国而言不可能对抗的敌手。透过敉平各地叛乱与击溃太平军的实 绩，曾国藩以汉人之身成为满清高官，因此获得了足以发起一场改革的雄厚资源。 经历过战争洗礼，曾国藩相当清楚西洋兵器与战术之先进，因此致力於引进新兵器和建立 国产工业能量，并且主张在洋务运动未有成果以前不宜与西洋列强冲突，其路线方针也基 本被他一手提拔的两位干将───李鸿章与左宗棠所继承。 曾国藩这个人本质上并非将领也非技术者更非思想家，仅是一位善於交际的开明儒者，他 欠缺技术背景来更加深入地推进洋务，但是曾国藩的门生、部将、亲友、幕僚等丰富人才 则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其为人几乎没有缺点，不论个性与道德方面都几无可供批评之处 ，堪称儒家传统思想中的「圣人」境界，某种意义上这点倒是很类似维新三杰中的西乡隆 盛吧。 李鸿章可能是近代中国史上最富争议性的人物，作为淮军的建立者，和可能是空前亦会绝 後的「中国海军军阀」，洋务推动最力的开明派大员，以及代表晚清末年一连串对外挫败 的符号，其意义实非我在这里三言两语可以说明清楚。甚至可以说，李鸿章的淮军．北洋 系．安徽阀这几个系统直接导致了日後的袁世凯、段祺瑞等清末民初军事强人的出现，可 以说是自强三杰之中留下之影响最深、最广的人物。 相较於曾国藩，李鸿章对西洋之了解又相对地更上一层楼，作为近代中国第一个外交家， 推动洋务引入新技术最力的实干家，和真正意义上「海军」的建立者；李鸿章实际上可说 是为日後的近代中国预先注入了壮大的养份。不过李鸿章所建立的淮军体系，其派阀色彩 更加浓厚，拉拔安徽同乡形成军阀之势渐趋明显，他用以筹措资金壮大淮军的手段也使其 官誉不清，不论当时或日後都令李鸿章成为各方批评攻击的对象。再加上为了弥补甲午战 争的失败，李鸿章对俄签订中俄密约，为日後带来了更多的麻烦问题。 而继承了曾国藩湘系部队的左宗棠将精力大多用於新疆、後来中法战争之中左宗棠一手建 立的福建系南洋水师覆灭，遂打断了湘系的海军梦，更因後来的中法条约处理问题而成为 湘淮分裂的导火线。 可以说，左宗棠与李鸿章是同样能干、精力过人且具备实务能力的杰出官员，其为官操守 与评价方面也更胜李鸿章；但是时势将左宗棠与湘系从海岸推进了内陆，随着左宗棠的死 ，湘军系统也就跟着没落，清国海陆军遂成为李鸿章的淮军（北洋系）一枝独大的局面。 相较於积极整建海军，并以日本为假想敌的李鸿章，左宗棠在新疆开边的经验显然使他更 加提防小心沙俄的威胁。倘若左宗棠没有死在中法战争之後，那也许清国的战略方向又将 走向另一个截然不同的方向，这又是後话了。 (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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