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金鱼学姊应该早看过这篇了..... --------------------------------- http://tw.myblog.yahoo.com/jw!T2FUhgaCGBTTDLP3sjv6HA--/article?mid=796 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 张广达 原载荣新江主编，《唐研究》卷11(2005/12) 　　研究历史，贵有创见。在近代中国新史学发展过程中，日本史学家内藤湖南 (1866-1934)在上个世纪初提出的唐宋时代观，无疑是一项富有创见的发明。 　　内藤湖南先生治学，志趣博大，在日本史和中国史方面成就精深。他通过统览中国历 史的全局、考察中国历史的潜运默移、疏理三千年来中国的纷繁史实，着重举出了唐代和 宋代的显着差异。他强调发生在这一时期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经济发展、学术文艺等 各个方面的变革体现了中国历史上的关键性转变，而唐宋之际正是这一转变的契机。内藤 将他这一出自宏观视野的概括称作“唐宋时代观”，而人们通常称之为内藤的“唐宋变革 说”。此说打破了中国传统的王朝史体系，但更重要的是，内藤富於创见的这一学说，讲 学而有宗旨[1]，为研究中国历史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有助於人们分梳纷如乱丝的史实 ，把握其中要领。 　　古往今来，很多假说或学说的寿命难能长久。内藤的唐宋变革说则不然，作为中国近 代史学论域（historical discourse）中提出的最早的一种假说，将近百年来，仍在服役 ，被人经常引用；作为富有宗旨的学说,它在今天依然带动着学术研究。 　　内藤生前，他的唐宋变革说启发了他的门生对六朝、隋唐、唐末五代、两宋直至清代 的研究，促进了内藤史学和日本宋史研究特色的形成。内藤身後，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 战之後，他的见解得到了弟子们的进一步实证性的阐发，也引发了同行间的异议。从1940 年代後期到1970年代，在日本，有所谓“历史学研究会派”(简称“历研派”，又称“东 京学派”)与“京都学派”之间意见的对峙，论争涉及内藤说对各个方面的历史内容的诠 释，课题因而不断扩展，研究不断深入。热烈的辩难结出了硕果，产生了大批兼具实证性 、思考性的卓越论文和专着。随着史学家对各自专门领域的史实考察得日益深入，各家对 於唐宋变革时期的诸多事象呈现（Vorstellungen）之中哪些属於同质的延续，哪些属於 异质的断裂，也辨析得越加分明。在日本的中国史学界，1945年前是唐宋并称，而今天则 是把宋元放在一起看待，这已经成为通识。唐宋变革说作为假说或学说，经过时代的检验 ，具体的内容有所改动，一些史实的诠释得到订正，但是，作为一种范式，仍在持续为人 们研究和阐释中国历史提供丰富的启示，推动学界进一步探讨唐宋变革期、宋史本身以及 宋元以後的历史变革。 　　流风及於欧美。在西方史学界，宋代一向是最受喜爱的中国朝代之一，一些西方学者 把宋代呈现的种种新气象比拟为中国近世的文艺复兴，有的称之为“新世界”[2]。这样 的评价，非常可能就是受到了内藤史学的宋代近世说的直接、间接影响。早在20世纪五六 十年代，法国曾有过白乐日（Étienne Balazs，1905-1963）主持的“宋史手册计画”（ Projet de Manuel de l’histoire des Song），为了实现这一计划，白乐日曾於1957年 亲赴日本。非常遗憾，这一计划由於白乐日的过早逝世而未能取得更大成果。1954年4月 ，美国“远东学会”（Far Eastern Association）在纽约召开“传统中国社会”讨论会 。其後日本学者宫川尚志以一种思辩概括（conceptualization）的方式为内藤的唐宋变 革说做了英文提要，将内藤的“论说要旨”（Naitō’s thesis）冠以醒目的标题“内藤 假说”（Naitō Hypothesis），并附以内藤门人宫崎市定的进一步阐释和发挥，刊於美 国最重要的亚洲史杂志《远东季刊》（Far Eastern Quarterly）1955年8月号上[3]。这 大概就是内藤说在西方被称为“内藤假说”的张本。1967年，Burton Watson译出吉川幸 次郎《宋诗概说》[4]。吉川书讲解宋诗及其历史背景，在英语世界普及宋代是中国的早 期近代的观点上所起的作用可能超过了历史着作。1987年，谷川道雄刊出英文本的《关於 日本学界对中国历史分期的几个问题》，进一步向西方介绍内藤学说在日本的运用[5]。 第二次世界大战後，正是由於内藤的唐宋变革和宋代近世说被介绍到西方学界，他的名字 成为在西方研究前近代中国历史着作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日本学者的名字。 　　到了1980年代，唐宋变革说继五六十年代的论争之後受到了日、美学者又一轮的质疑 ，例如，寺地遵认为，二战後宋代政治史研究陷於闭塞的倾向，远因应从二战後已经“化 为比较类型论的唐宋变革说”中求之[6]，因为唐宋变革说过於注重形式的比较而化约了 复杂的历史，不免欠缺对人的行为的理解; 包弼德（Peter K. Bol）认为，应当对内藤说 的传统理解进行更新，即认同内藤的时代分期，但要抛弃内藤说以宋代与西方近世相比拟 ，以欧美式近代为趋归的目的论[7]。可以说，自从内藤说问世以来，无论是它的正面阐 述，还是它引起的辩难和质疑，都有助於中国史研究趋向更加邃密深沉。 　　人们看到，内藤说的生命力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由於这一唐宋变革说的论旨上昇到了思辩层次，它带动了学者研究的课题意识 。所以，尽管学者着手的具体课题细腻狭窄，但思路反而随着研究的深入而更加开阔。人 们看到，学者研究宋代不再局限於宋代自身，无论是研究不同地域的经济结构的变化，还 是深入分析社会阶层的流动，或者是以君主专制制度和官僚政治为政治主体研究它们的运 作实态，都注重考察宋代的以前和以後。具体地说，由於唐宋变革说的存在，虽然唐宋之 间仍有某种因袭和延续[8]，但是，学者都不再把唐宋两代视为同质的因袭和延续而忽略 从唐代寻求断裂的源头。同样，由於唐宋变革说的存在，人们越来越注意宋元的延续，探 索唐宋变革带给元、明、清的後果。这好比中国历史棋局上的棋子无论摆置得多麽密密麻 麻，因为内藤提出这一创见，棋子覆盖之下的棋路犁然分明。实际上，在今天，海外研究 唐宋元明清的学者很少不是以唐宋变革为预设而进行研究工作的。 　　其次，由於内藤先生的这一发明，变革观受到普遍重视。而今变革观正在延展空间和 时间双维，时间范围逐渐扩大考察宋元以後，空间范围逐渐扩大及於当时的中心之外的边 远地区。在日本和美国，专着往往冠以唐宋转型（Tang-Song transformation）或唐宋变 革（Tang-Song transition）的标题[9]，论文题目有“唐宋变革”字样的更不计其数。 至於文章之内，“变革”二字，触目皆是。不仅如此，有些论述更将考察变革的视野扩展 到元明和明清时期[10]，相应提出近世变革发生於明清不同时段的多种主张。近年，在我 国史学出版物中，探讨唐宋之际历史变革的文章和专着也显见地多了起来。其中对经济史 、社会史、思想史等方面的长时段的研究，更加明显地表现出跨越唐宋朝代界限的趋势。 人们注意到，日本宋史学界当前关注的问题，也正是日本明清史学界关注的焦点课题，例 如，国家权力的产生和再组，地域社会和中央集权国家之间的关系，国家与农村社会基层 之间的中层环节，经济交换在建构社会各种人与人之间关系上的作用，小农社会的文化和 意识形态的育成和发展。从这一意义来说，内藤的唐宋变革说仍然是日本今天宋史学家的 研究出发点[11]。或许人们可以这样认为，从1940年代後期到1970年代的“历研派”（“ 东京学派”）与“京都学派”之间的论争是内藤唐宋变革说影响的第一波; 1980年代以来 ，唐宋变革说导致研究时空的延展，明清研究或帝制晚期（the late imperial era/period）研究的一些焦点问题反向启发思考宋代课题是该说影响的第二波。第一波是 就唐宋转折是中世还是近世的时代性质进行争辩，没有脱离唐宋时代本身; 第二波则超越 唐宋变革说的思维定势，注意借鉴研究帝制晚期的成果，如地域社会研究、专制国家与小 经营者再生产体系研究，以回顾唐宋变革时期。 　　再次，内藤在他的唐宋时代观中提出宋代中国迈入了近世（早期近代），这一见解引 发了多方面的反响，讨论中国史的中世和近世的起迄问题不再仅仅是中国学界的课题。在 西方，长期以来，至少从黑格尔以来，流行亚细亚生产方式说和各种形态的中国历史停滞 论。而今内藤率先提出宋代近世说，开始扭转有关中国发展停滞的论调。诚然，对於宋代 高度发展以後的中国是否又陷於惰性的停滞问题，内藤没做答复[12]，但是，在打破长期 以来的中国社会发展停滞说上，他首着先鞭。与此同时，内藤说的时代分期也诱发历史学 界一度热烈讨论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是否都遵循世界史统一发展规律，并促成学界对此进 行了认真的比较研究。如今回顾起来，内藤说提出之初，大概任何人在当时都不会想到， 此说实际上也是从政治方面探讨中国走向近世的现代化理论的最早表述。 　　今天，关於唐宋变革之後的中国是进入了近世还是依然停留在中世的意见分歧依然存 在，但是，时过境迁，中外学者已经打不起精神，提不起兴致再做时代性质的争论。对待 唐宋变革这一似乎是卑之无甚高论的论述，或许由於耳熟能详，人们也不再怎麽理会它的 生成过程。实际上，温故知新，回顾一番唐宋变革说的由来，对人们展望今後的研究路径 不无教益。 　　此外,还有不应该忽略的一个方面是，内藤一生治学始终密切关注现实，他的宋代近 世说与他对中国清末民初的时局观察有密切的联系。密切关注现实，既是内藤的治学特色 ，也是他在政治上曾经为人诟病所自。关於内藤的时代局限性和他的一些明治後期国民主 义言论，本文将放在内藤史学与现实关联的章节中敍述。 　　笔者近年阅读了海内外一些有关内藤的唐宋变革说的论述，深受教益，本文中正确的 地方都是得自这些论述。内藤唐宋变革说为什麽具有这麽持久的指导作用，个中情况，值 得探讨。但是，这一探讨既需回顾百余年前日本近代史学的成立过程，又涉及第二次世界 大战後多国的中国史学研究动态。面对这样一个课题，笔者过目的书刊极其有限，了解的 情况更是一鳞半爪。文中涉及的日本用语或许不尽符合日本实际情况，因为日本不同学派 使用同样的术语有时各有内涵，而笔者对此往往格义不清。笔者明明自知外行而仍斗胆妄 陈陋见，区区私衷只是为了形诸文字，藉以就教於读者。 一、内藤的唐宋变革说 1．1 内藤的唐宋变革说简介 　　内藤先生对中国史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13]，唐宋变革说的提出，只是他的重要贡献 之一。内藤提出此说，始自20世纪10年代。从1907年到1925年，内藤任教於日本京都大学 ，作为声誉最高学问最深的大学教授，逐年开设“中国古代史”、“中国中古文化”、“ 中国近世史”等课程。他在这些课程的绪论中，另外还在他1914年刊行的政论性畅销着作 《支那论》第一讲中，基於他的广义文化史观，即一种把社会、政治、经济等都包括在内 的文化史观，将自草莱开辟直到明清的中国历史划分为上古、中世、近世三个阶段，以唐 末五代作为从中世到近世的过渡期，频频为唐宋之际的变革与此前此後的明显差异做出了 综合表述和概括诠释[14]。 　　内藤对唐宋变革说所做的单独成篇的系统表述，见於他1922年5月发表的《概括的唐 宋时代观》[15]，而这篇《概括的唐宋时代观》就是从他的《中国近世史》的绪论移植而 来的。毫无疑问，与他分散发表的文字或讲义相比，《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一文最集中最 完整地反映了他的深思熟虑。看来，内藤此时此刻刊出此文，当是他确信以他“四库全书 的化身”[16]般的博览强记和以他对中国学问的明敏透彻的了解为基础，他对从古至今的 中国历史的概念性通盘思考已然成熟，他对唐宋之际的诸多变革及其时代性格的推勘已然 就绪。 　　《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一文的主旨在於指出“唐和宋在文化的性质上有显着差异” [17]。内藤所列举的唐宋不同的显着差异是: 在政治方面，(一) 在唐末至五代的过渡期 ，贵族政治没落，让位予君主独裁制度；宋代君主成为绝对权力的主体，君权无限制地增 长，到了明清时期，君主专制制度的形式臻於完备。(二) 在六朝到唐代中叶贵族政治最 盛时代，政治属於贵族全体专有，政权是君主与世家郡望的协议体，其後由於贵族没落， 君主不再归贵族群体所共有，君主不再通过贵族而直接面对全体臣民。(三) 中国从来没 有人民的权力。在贵族政治时代，人民被认为是贵族全体的奴隶；隋唐时期，人们从贵族 手下解放出来，农民是国家佃人，由国家直接统治；到唐代中期，租庸调制崩坏而改为两 税法，人民摆脱了束缚於土地的佃农地位；进入近世，由於朝廷不再介入土地分配，平民 有了处置土地收获的自由，私有财产权得到承认。(四) 科举普遍化，官吏的登用制度也 发生变化，贵族政治过渡为官僚政治，高等官职由天子决定和任命，庶民也获得除官的均 等机会；(五) 政情不同，特别是朋党从唐代以贵族为中心的权力之争变化为宋代不同政 见之争。(六)在经济方面， 在宋代，货币开始大量流通，货币经济盛行。(七) 最後，在 狭义文化方面，唐代中期以後，学术不再墨守儒家经学的义疏，而是启动自我的思索进行 新的诠释；(八) 文学上六朝以来流行的四六骈文到了唐代中叶变为散文体的古文，文章 由重形式变为重自由表达；唐诗之外，发展起来诗余——词，打破诗律格局，表达更加自 由。(九) 六朝隋唐盛行彩色壁画，五代两宋变化为屏障画；金碧山水就衰，白描水墨转 盛；舞乐也是如此，原来服务於贵族，而今日益以迎合平民趣味为趋归[18]。 　　由此可见，内藤的唐宋变革说设定了中世贵族政治与近代君主专制政治相对立的概念 。内藤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中阐发的这一要旨，另在不同的着作中做过或详或略的反 复敍述。但有一点需要留意，内藤的敍述在不同场合难免略有出入，如果要确切理解内藤 有关贵族政治在不同时期的表现及其与君主制的概括思考，自应尽可能搜集他前後所有的 论说，加以比较。例如，关於贵族政治在不同时期的表现及其与君主制度的差异，他在《 支那论》第一讲论述得比较详细。直到去世之前两年，1932年7月，他在为弟子冈崎文夫 的《魏晋南北朝通史》一书做序，又一次提纲絜领讲到他的时代分期：“余尝在大学，所 讲授禹域上世之史，以新莽为断; 近代之史，晚唐至元为限。”[19]在这里，按照内藤先 生自己的说法，上古以新莽为断; 近代之史以晚唐至元为限，与《概括的唐宋时代观》的 时代断限便不尽一致。 　　内藤先生的《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一文篇幅不长，全文不过五千五六百字，但要言不 繁,论次俱当事理。此文展现了他的包括社会、政治、经济在内的广义文化史观的梗概。 也许正因为如此，人们徵引内藤的唐宋变革说，多以此文为定本，兼顾他在《支那论》第 一讲中有关宋代进入近世的论证，而较少回应他此前此後的分散论述。上文提及，第二次 世界大战之後，内藤的这一思考跨越国界，传入西方，由於宫川尚志的介绍而被通称为“ 内藤假说”。西方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蒲立本（Ed. G. Pulleyblank）、杜希德（D. Twitchett）等多人予以高度评价[20]，西方学者在他们的着述中频频引用。由此看来， 内藤说之获得国际学界认可，无疑应当归功於他卓越的洞察力和深入浅出的系统表述。 　　人们也许会问，唐宋变革论这一历史论域（historical discourse）或“假说”（ hypothesis）何以最先产生於日本? 在中国，陈寅恪也发表了类似的见解:“综括言之， 唐代之史可分前後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後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 於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於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21]但是，时间上晚了很多。这 一时间差的产生，揆其原因，当是由於中国和日本当时的学术生态不同。返观19世纪末20 世纪初，处在明治维新期间的日本，其语境已然大不同於中国。在日本，经过维新时期朝 野上下的汲汲努力，西学知识体系很快跨过了格义阶段，在幕末兰学—洋学基础上迅速移 植於日本土壤。日本学界开始按照西方模式改革教育制度和学术研究体制，多方培育人才 ，建设近代学科。与全面译介西方学术着作同步，日本从高等学术机关到民间，无不致力 於建构自己的学术体系。以日本近代史学的成立为例，并仅就研究明治维新史的情况而言 ，在明治时期，官方除了太政官系和宫内省系修史之外，还有史谈会系、彰明会系（藩阀 系）、旧幕府系纷纷投入维新史和幕末史的编纂工作; 至於民间，则有立志社系、民友社 系、宪政史系、唯物史观系的大批学者致力於维新史学的研究[22]，盛况空前。在史学繁 荣景象之中，最关键的环节是西方的史学研究方法和敍事(narrative)体例被引入日本。 同时，日本高等学府教师根据日本国际地位的变化提出倡议，经文部省再三斟酌，逐步建 立日本史、东洋史、支那史（中国史）的教学和科研体制。仅此一端，已经鲜明地显示了 中日两国学术生态的不同，而两国学术生态的不同实际上反映的是两国学术转型的差距。 内藤的唐宋变革说，正是体现这一差距的一个案例。 　 1．2 从内藤的唐宋变革说看他的中国历史时代分期的特点 　　如上所述，内藤的《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一文，是摘取他的《中国近世史》讲义的绪 论，加上唐宋时代观的标题而单独予以发表的，这一点，值得我们特别留意。我们看到， 他在此文一开头就点出“唐代是中世的结束，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其间包含了唐末五代 一段过渡期”[23]，在文章的结尾，他再次特别关照读者：“中国中世和近世的大转变出 现在唐宋之际，是读史者应该特别注意的地方。”[24]显然，内藤的唐宋变革说有他对中 国史时代分期的通盘考虑为预设，他的唐宋变革说所反映的只是他通盘考虑中国历史而对 这一关键时段所作的表述。 　　据内藤的授课讲义，他为自草莱开辟以来直到明清的中国历史做出一套上古、中世、 近世的线性区分序列如下，过渡期嵌入其中[25]，这是中国史学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一种线 性分期序列： 上古……… 从开天辟地到後汉中期 (前期中国文化形成，後期中国文化向外发展) 第一过渡期 ……… 从後汉後半期到西晋(中国文化暂时停止向外发展时期) 中世……… 从五胡十六国到唐中期 (外部种族势力觉醒，力量反弹及於中国内部) 第二过渡期 ……… 唐末到五代 (外部文化力量在中国达到顶点时期) 近世前期……… 宋元时代 近世後期……… 明清时代 下面就让我们对他的中国史时代分期的特点略做探讨。 　　一、就引进西方史学的时代分期作为参照系以研究东方历史而言，内藤并不是日本首 开风气的人物。内藤之先和与内藤同时代的日本历史学家大多追随欧洲历史学家，依据社 会进化阶段论而相信历史基本上只有先进与落後的分别。他们之中有人还认为，欧洲各国 和日本的历史发展代表世界历史的通则，而中国为例外。内藤与当时日本流行的历史发展 观不同，很早就逐步形成自己的一套“坤舆文明论”的见解[26]，他高度评价坤舆文明之 内的东洋文明的“中核”——中国学术和中国文化，认定中国历史的发展有自身的轨范， 主张中国的时代分期应以中国自身的历史发展脉络为依据。 　　在时代分期的形式上，内藤无疑参照了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历史分期范式。因为在内 藤之前，早自明治时代之初起，日本已经开始接受从西方传来的史学学风和方法，而从 1886年创建东京帝国大学以来，人们又开始按照德国L. von Ranke学派的方式研究日本史 和东洋史。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刊行的许多东洋史教本和着作摆脱了传统史学的王朝分期 ，引进了西方文艺复兴以来西方史学的古代、中世（中古）、近世的历史三分（ tripartite periodization）断代法。从这一意义上说，当内藤借用“近世”概念规定宋 代的性质的时候，似乎无意中承认了西方历史分期为中国历史分期的准绳。但是，实际上 ，内藤的时代分期与西方历史三分法只是貌似。一方面，他超越了中国传统的王朝循环和 朝代谱牒史的局限[27]，以“时代”替置“朝代”; 另一方面，他的时代分期依据的准绳 是广义的中国文化发展史脉络。内藤明确指出，仿效西方的时代划分，对於研究中国文化 发展史没有意义[28]。他强调，“如果要做有意义的时代划分的话，就必须观察中国文化 发展的浪潮所引起的形势变化”，“按照文化的时代特色而划分时代”[29]。因此，他根 据中国自身的内在发展脉络考察中国的历史，归纳若干王朝共性及其发展趋势，整合之为 若干中等时段，替置中国史上的“朝代”，这是他与各位先驱者划分时代法最明显的不同 。他的断代分期不可能完美无缺,在某些具体考量上,人们每每提出不同的看法与他商榷, 但恰恰是这些商榷性的异议,反而见证了内藤的分期是基於他对中国历史和文化从古到今 的通盘理解，而不仅仅是机械地撷取西方史学的分期法作为外在的框架缘饰。 　　至於内藤判断宋代为中国的近世的论点，看来是得自研究日本史的同行的启示。他说 ，“在日本也有有力的历史学家主张”按西方意义的分期处理历史的变革[30]，他所说的 有力的历史学家，据後人研究，当指内田银藏和原胜郎[31]。内田和原均毕业於东京大学 ，是Ludwig Reiss的弟子，具有深厚的西洋史知识。在京都大学，内田银藏研究和讲授日 本史，原胜郎担当西洋史讲座，但也研究日本史。内田银藏治国史学，擅长於史学理论， 日本历史着作中的 “近世” (西方学者均译之为前近代/pre-modern)这一新词，就是由 内田银藏首开风气，在1903年出版的《日本近世史》中率先用以处理日本历史的。内田研 究比较了鎌仓以後、江户以後、明治以後三段时期，得出了足利之末江户之初当是转换期 的结论。於是他使用近世一词专指日本封建社会的晚期德川幕府时期（1616-1853），亦 即日本史上经过政治的统一、工商业的发展、城市的成长、“町人 (市民) ”生活的繁荣 过渡到近代的阶段[32]。顺便指出，内田银藏参照西方史学体系研究国史，将“近世”一 词引入日本近世史的研究，时间上是在中国废除科举制度之前两年的事情。内田银藏後来 的研究也扩大到中国，他在1909年版《日本近世史》绪论中称，“宋元明的文物即近世中 国的文化”[33]。紧继内田之後，原胜郎在1906年出版《日本中世史》，在论定日本中世 与近世的转折时期上，内田和原两人有共通之处。无待赘言，内藤在京大与内田银藏和原 胜郎是在职同事，当然互有影响。 　　此外，在内藤的时代分期中，平民力量的“擡头”是内藤的宋代近世说的重要指标之 一，内藤在研究日本的应仁之乱（1467-1477）[34]的时候指出平民力量的上昇; 在研究 唐宋转折时候认为平民的某些私有权在宋代得到承认。重视平民，也是当时日本史学的时 尚。平民的兴起不仅是内田银藏、原胜郎的研究对象，也早已是从田口卯吉的《日本开化 小史》（全六卷，1877-1882）以及当时日本民权主义史学家，例如民友社史学家竹越与 三郎、德富苏峰、山路爱山等人着重阐发的内容[35]。内藤显然受到这些史学家宣扬的概 念的影响。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发表之前之後，内藤从他的日本、中国文化整体史观 出发而多次发表过类似如下的见解:“大凡历史，从某个方面来说，总是下层人民逐渐向 上发展的记录。”[36]内藤正是从他的这一广义文化史观出发，在研究日本史时指出应仁 之乱是大名华族取代公卿华族以及下层人民逐渐向上发展的历史分水岭；在论及中国史时 ，指出唐宋之际出现的变革具有由贵族向君主制过渡和平民势力擡头的划时代性质。 　　今天看来，研究历史而做历史时代区分，自是理所固然，不在话下。但是在百年之前 ，这是中国史学体例上的空前“突破”（breakthrough），因为中国传统史学长期以来只 以王朝更迭为纲维，跳不出朝代循环论的窠臼，而无所谓时代分期。近代西方哲学、史学 、社会学、政治学等诸多学科的引进，促使中、日有见识的史学家对中国历史的分期问题 进行思考，编纂新体例的史学着作。在中国人编纂的历史着作中，内藤对夏曾佑的史识及 其1904年刊出的中国古代史教科书评价甚高[37]。经过内藤和那珂通世、梁启超、夏曾佑 、刘师培等一大批中日学者共同努力，中国史学终於在体例上更新了纪传体、编年体、纪 事本末体的传统政治史和以《九通》为代表的传统制度史。 　　二、基於广义文化史观的内藤的时代分期借鉴了西方近代史学理论。就今所知，内藤 不仅重视参照西方史学的年代分期，而且十分注意西方汉学进展和西方史学理论。 　　关於西方汉学，内藤颇为留意法国研究中国历史的情况。他和法国汉学家伯希和（ Paul Pelliot）、马伯乐（Henri Maspero）有较多来往，并保持着书信联系，这有收在 《内藤湖南全集》第14卷中的书信为证。1927年，即内藤半退休後一年，马伯乐的《古代 中国》一书问世。内藤立即购置，急命长子内藤乾吉落座面前，听乾吉口译该书内容[38] 。乾吉时年28岁，口述第一章节甫终，内藤即命乾吉打住。他放心了，他了解了马氏对中 国历史的通识，无须更改自己的见解。由此可见，内藤对西方研究中国历史的进展情况， 至为关心。 　　至於对史学理论的关心，从内藤指导弟子丹羽正义的情况，人们可以略窥一斑。丹羽 在1916年进入京都大学史学科。1917年，京大在东洋史之外设立中国史专业（支那史专攻 科目），丹羽选入中国史专业，直接受内藤老师的指导。本科期间，1917年度，丹羽修习 老师讲授的中国史学史，1918年度，随老师的实习课，演习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本科 毕业，丹羽直昇研究院，导师仍然是内藤先生。丹羽毕业後，隔周见一次老师，期间，丹 羽攻读中国史料，钻研Heinrich Rickert 的历史理论[39]。明治时期以来，日本流行编 写历史教科书[40]。1931年，内藤和丹羽合作，编写了中等教科书《新制东洋史》，内藤 为该书写了《绪言》。根据内藤湖南的第三子、爱知大学教授内藤戊申的记述，内藤湖南 的“时代区分，在某种意义上是出於与丹羽正义的合作，丹羽氏提出理论，内藤氏提供史 实”。内藤戊申说：“这一合作可以内藤氏的中等教科书《新制东洋史》为象徵。”[41] 丹羽为了配合这部中等教科书还编写了一部《解说东洋史》作为教学参考资料，《解说东 洋史》虽然只编到中世的结束——唐代，但是被宫崎市定在《中国史入门》中推许到名着 的程度[42]。 　　丹羽正义的纯粹史学理论反映在他的《历史学概论》（1923年）一书中。他依据德国 新康德学派的西南学派的历史哲学理论，参照章学诚的论述，依据价值的推移对历史进行 分期。对於中国历史，丹羽重视《周礼》的理想价值，根据《周礼》理想这一价值如何实 现、如何发展作为断代的依据。因此，他以西周开始到後汉终结为中国的古代，是为“周 礼国家”实现的时代；以五代始至清末终为中国的近世，是为脱离“周礼国家”价值而实 现“普遍的文化”价值的时代；两者之间的过渡时代构成中世[43]。与弟子相比，内藤没 有撰文像丹羽一样专门论述时代分期的依据，但是，丹羽的历史分期与内藤的上古、中世 、近世的分期起迄一致。内藤说:“夫周秦以来，六艺九流之道所以牖民化俗，集大成於 新莽，而後有东京礼俗之美；魏晋以後，扩以二氏之玄理，西域之工巧，亦集大成於南北 二朝，而後有隋唐治教之盛。故中世之史，必以隋唐为归墟。”[44]由此可见，内藤正是 依据广义的文化观进行分期，丹羽得其神似。也正因为是这样，人们在内藤的时代分期考 虑中不会找到人们通常重视的因素，例如秦代的统一等政治因素、生产方式的决定性作用 等经济因素，也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 　　三、内藤的中国历史分期，出自对中国广义文化的深层次中起伏变化的考察。内藤在 他的史学着作中用得最多的辞汇当是“变”字及其同义语，诸如“变化”、“变迁”、“ 变革”、“移递”、“递嬗”、“盛衰”、“衰亡”等等，这一类字眼在他的着述中可以 说不一而足，俯拾即是。至於如何变化，内藤有种种比喻。例如，“史者，若言其意义， 自当有如植物从种子而生发、而成长、而发育、而繁茂，有如动物之血统相续、子孙昌盛 ，保有它们的不可断绝的系统。”[45]出於这种生态观，内藤又经常用人从幼年经过成年 而到老年的经历形容一个国家的兴衰过程。另外，内藤也常用河流作比喻：“必须观察中 国文化发展的浪潮所引起的形势变化”; 中国文化发展与周边民族之间的互动,“间歇有 如波浪起伏(うねり)”（加重符号为内藤原文所有——笔者）[46]。“有如波浪起伏”一 语，令人联想及於孟子所说的“观水有术，必观其澜”和朱熹所注释的“观水之澜，则知 其源之有本也”[47]，内藤对中国历史理解的深刻，正表现在这里：人们用长远眼光观察 中国历史，往往把表面上的相对平静误认为停滞，其实恰恰是这样的平静掩盖着深刻的变 化。他在《支那论》绪言中说得好:“表面上顺逆混杂的流水，其基底的基底必循一定的 方向推进。解决目前中国各种问题的关键，就在於看透这一潜流。”正是这样，他研究中 国史，不仅考察中国文化传承的移形换步，更致力於审视数千年来中国历史的自发动力和 惯性的深层流脉的“缓、重、钝、强的潜运默移”[48]。“潜运默移”四字，频频见诸内 藤的笔端。甚至在他谈到西方重视实验或西方进化论、功利主义伦理学等场合，他也提醒 人们不要忘记 “潜运默移” 蕴含的巨大力量[49]。内藤为冈崎文夫《魏晋南北朝通史》 （弘文堂，1932年）写的序中说:“……洽览博稽，莫不折衷，而天数世道潜运默移之故 ，犹燃犀而烛照焉。”[50]在他看来，日本德川幕府三百年宗社的倾覆也是时势的潜运默 移在起作用[51]。“潜运默移”四字，直可以视为内藤的文化史观的眼目。在内藤史学体 系中，过渡时期或转折时期既可用以阐释历史的过去搏动，也可用以预见未来的走向，过 渡时期或转折时期何以具有如此关键的意义，只有把握了内藤的广义文化史观的“潜运默 移” 这一眼目才能够得其确解。显而易见，如果内藤不是把唐宋转折时期放置在中国整 体历史潜运默移的大框架中审视，如果他不是得力於他熟稔日本历史“应仁之乱”导致的 社会变动，深谙中国的中世贵族和宋代政治文化之不同，做出前後比照，他不可能觉察中 国社会自身从中世转向近世的关键变化，并从宋代概括出来中国近世的特徵。由此可见， 内藤的时代分期及其唐宋变革说已经不再仅仅是基於个人学识淹贯、通方知类而做出的放 言高论，其性质已属於基於一定历史理论而产生的历史论说。这是在日本明治维新以後新 史学生态中对文化传承的创新，是参照近代史学范式和分析框架而对中国历史演变大势所 做的思想建构。 　　四、内藤的时代分期特别强调过渡时期的重大意义，在内藤看来，唐宋之际的这一过 渡阶段承上启下，更是关键。从承上而言，唐代的贵族政治正是通过唐宋之际的这一过渡 阶段，转换为宋代的君主专制体制; 从启下而言，宋代以来千余年的历史趋向和平民势力 的增长预示着中国共和制的前途。关於贵族政治自然走向君主专制和一般民众的势力增长 的趋势，他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一文中未得展开，但在《支那论》第一讲中有详细的 论证。顺便在这里指出,《支那论》一书充分展示了内藤的历史研究不仅敍述历史现象的 演进，而且探索历史演进的基因 -- 【正妹选单】 你有新图片 看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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