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剑雄﹐统一与分裂‧第二章　分与合‧历史上的中国‧国与中国 全书参见 http://www.tianyabook.com/lishi/tyyfl/index.html 要讨论历史地理概念上的中国﹐建议先看看这本书~ 既然要说分与合﹐即统一和分裂﹐不得有一定的范围﹐要不就毫 无意义。我们既然要说中国历史上的统一和分裂﹐就先得讲清楚历史 上的中国有多大的范围。但这一点并非三言两语所能说清﹐因为“中 国”一词的含义从古至今已经有过很大的变化﹐它所指的范围自然也 完全不同。 　　　　　　　　　　　　　　　 国与“中国” 　　　　　　　　　　　　　　　 根据於省吾先生在《释中国》一文的论证﹐“中国”一词至迟出 现在西周初年﹐目前所见到的最早的证据﹐是１９６３年在陕西鸡贾 村出土的一口“何尊”（尊为古代的洒器﹐用青铜制成）上的铭文。 铭文写道“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则迁告於上天曰﹕”余其宅兹中国﹐ 自之辟民‘“（周武王在攻克了商的王都以後﹐就举行了一个庄严的 仪式报告上天﹕”我已经据有中国﹐自己统治了这些百姓。“）铭文 的前面还提到”惟王初迁﹐宅於成周﹐复禀武王礼“﹔可见是周成王 时的纪录。 　　　　　　　　　　　　　　　 在《尚书》的《梓材》一篇中﹐也记载了周成王追述往事的话﹕ “皇天既会中国民越厥疆於先王”。由於《尚书》中不少内容是出於 後人的追记﹐又经过很多人的整理甚至篡改﹐往往被弄得真假参半。 有了何尊铭文这件物证﹐《梓材》上的话就完全得到了证实。可见在 周武王和他的儿子周成王时的确已经使用“中国”一词了。 　　　　　　　　　　　　　　　 关於周武王灭商的确切年代﹐学术界还没有一致的说法﹐但一般 认为是在公元前十一世纪。这样看来﹐“中国”一词有三千年的历史 了。当然﹐可能在周武王之前就已经有人用过﹐或者已经出现了﹐但 即使有﹐也不会太久﹐因为在商人使用的甲骨文中还没有发现过“国” 或“或”（与国字相通）二字。 　　　　　　　　　　　　　　　 “中国”的本意是什麽呢﹖这还得从“国”字说起。“国”与 “或”字相通﹐原意是指城、邑。当先民因农业的发展而定居下来以 後﹐以部落首领的居住地为中心﹐逐渐形成了初期的居民点和城市﹐ 城里称为国﹐城外近处就叫做郊人。开始时﹐国的差别并不大﹐但以 後有的国发展较快﹐有的则已经扩展到原来几个国的范围。於是大的 单位就被称为“邦”﹐小的单位还称国。再行後﹐由於一位首领或一 个宗族已经拥有不止一个城、邑﹐即不止一个“国”﹐因而就将其主 要的、或首领居住的城邑称为“国”﹔这也就是以後将都城称为“国” 的来历。 　　　　　　　　　　　　　　　 正因为一个“国”不过是一个部落或一个宗族的聚居地﹐所以一 般范围很小﹐大的也不过相当於今天一个小县城﹐小的大概只等於一 个“三家村”。由於绝大部分国人也得从事农耕﹐国中也包括大片农 田﹐所以一个国的范围比单纯的居民点还是要大些。可以想像﹐这样 的国的数量必定很多。相传大禹召集各国在涂山（今地说法不一﹐以 在安徽蚌埠市西淮河南岸一说较早）聚会﹐据说参加并表示接受大禹 领导的有“万国”之多。当然﹐“万”并不是实数﹐但数量一定也不 少。到商朝第一位君主汤的时代﹐已经减少到３０００多个。周武王 出兵攻打商纣王﹐到达盟津（一作孟津﹐今河南孟津县西南黄河上） 时﹐原来归属於商的国（史称诸侯﹐实际是用了以後的名称）有八百 个投向周王。到周武王灭商後﹐分封诸侯﹐据说还有１７７３个。 　　　　　　　　　　　　　　　 西周时﹐周王被称为天子﹐由他分封或得到他承认的国称为诸侯 ﹔但无论天子还是诸侯﹐他们居住的城邑都是“国”。既然同时存在 那麽多的国﹐在名称上就渐渐产生了区别。天子所住的“国”（京师） 处於中心、中枢地位﹐理所当然地被称为“中国”。前面提到﹐周武 王在灭商後﹐认为上天将“中国”交付给了他﹐就是因为已经占有了 商的京师。《诗经。大雅》中的《民劳》篇中“惠此中国﹐以绥四方” ﹕“惠此京师﹐以绥四国”的诗句﹐很清楚地说明﹐所谓“中国”就 是指京师。 　　　　　　　　　　　　　　　 “中国”的扩大和变化 　　　　　　　　　　　　　　　 最初的“中国”只指周王所在的丰（在今陕西长安县西南沣河以 西）和镐（在今陕西长安县西北丰镐村一带）及其周围地区。灭商以 後﹐依据周人的习惯﹐将原来商的京师（殷﹐今河南安阳市）一带也 黍“中国”。到周成王时﹐武王的弟弟周公旦主持扩建了洛邑（在今 河南洛阳市东北白马寺一带）﹐称成周﹐将商的遗民迁来集中居住於 此﹐又在附近筑王城（在今河南洛阳市王城公园一带）﹐迁来周人居 住﹐作为周的陪都﹐用以控制东方。洛邑既居陪都的重要地位﹐又位 於“天下之中”的交通枢纽﹐也被称为“中国”。这说明﹐“中国” 的概念开始由唯一的政治中心扩大到了地理中心。 　　　　　　　　　　　　　　　 公元前７７１年（周幽王十一年）﹐犬戎（关中西部戎人的一支） 攻入镐京﹐杀了周幽王。犬戎虽然暂时退出了镐京﹐但随时威胁着周 人。第二年﹐幽王之子平王适都洛邑。周人大多随平王东适﹐丰镐一 带都给戎人占了﹐自然就丧失了“中国”的地位﹐而洛邑及其周围地 区就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当时秦人的首领襄公曾出兵救周﹐又 护送平王东迁﹐被平王封为诸侯﹐平王还做了个现成的人情﹐将已被 戎人占领的岐（今陕西岐山县东北）以西的地方封给了秦襄公﹐让他 们自己从戎人手中夺取﹔还答应只要秦人能夺回丰、镐﹐也归秦国所 有。以後秦国果然夺取了关中﹐但却并没有随之成为“中国”。 　　　　　　　　　　　　　　　 东适以後的周天子已经丧失了往年的权威﹐政讼所及不出王畿的 范围﹐不久就到了名存实亡的地步﹐不得不依靠有实力的诸侯来扶持 了。与此同时﹐几个周王近支宗族的诸侯和地理位置居於中心的诸侯 国凭借有利条件迅速强大起来﹐它们吞并了周围的小国﹐成为拥有十 几个至几十个城邑的大国。如郑国﹐始封的国君是周宣王的同父异母 弟﹐当时只有一个郑邑（在今陕西华县）。三十多年後郑桓公东适至 今河南新郑、荥阳之间。三年後（周平王二年﹐前７６９年）灭了郐 国（在今新郑县西北）﹐在新郑（今新郑县）建都。二年後﹐又灭了 东虢（在今荥阳县东北）﹔很快就成为最强大的诸侯国之一。这些大 诸侯国实际上已经取得了与周天子平起平坐的地位﹐它们的国就也称 “中国”了。在诸侯国的内部﹐国都就等於周天子的京师﹐俨然就是 国中的“中国”。就这样﹐春秋时期的“中国”已经扩大到周天子的 直属区和晋、郑、宋、鲁、卫等国﹐大致相当於当今河南大部、山西 南部、山东西部的黄河中下游地区。“中国”的范围不断扩大。如齐 国虽是大国﹐地理位置却并不在中心。齐桓公时取得了霸主的地位﹐ 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多次出兵维护周天子的利益和诸侯国间的 秩序。这样一个举足轻重的大国﹐自然应该进入“中国”的行列了。 　　　　　　　　　　　　　　　 春秋时的“中国”还具有民族意义。如秦国﹐不仅已经从戎人手 中夺取了丰、镐和周人的发祥地周原﹐而且向西征服了戎人各部﹐其 势力已足以与晋、郑等国抗衡。这样一个大国﹐又占有原来的“中国”﹐ 照理可以名正言顺地称“中国”﹐但由於秦人出於东夷﹐又长期处於 戎狄之间﹐因此在春秋时代始终被“中国”的诸侯看作“夷狄”﹐挤 不进“中国”诸侯会盟的圈子。又如楚国﹐在西周初就被封在荆蛮地 区﹐与中原的交往不多﹐自己也以“蛮夷”自居。春秋时﹐楚国已非 常强大﹐攻灭了周围不少小国﹐还多次出兵中原﹐威胁郑、蔡等国。 但楚国非但没有因为实力强大而被承认为“中国”﹐还被认为与北方 的狄一样危害“中国”的南夷﹐楚国灭邓、谷﹐伐郑、蔡的行动被看 成是与狄人灭邢、卫相呼应。对这样的形势﹐《春秋公羊传》的作者 惊呼﹕“夷狄也亟病中国﹐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夷和 狄严重地危害中国﹐北边的狄人与南边的夷人相呼应﹐中国的命运就 像一根线一样维持着。）齐桓公救助邢、卫、郑、蔡的行动被称为 “救中国”的“王者之师”﹐受到高度赞扬。孔子提到辅佐齐桓公的 管仲时﹐也极口称颂他的“仁”﹐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袒矣﹗” （要没有管仲﹐我就得披着头发﹐袒露左臂﹐作夷狄的服饰了。）可 见“中国”的标准有极强的民族界限。 　　　　　　　　　　　　　　　 在民族标准中﹐文化比血缘具有更重要的作用。如吴国的国君出 於太（泰）伯﹐而太伯是周武王的先人古公的长子﹐论血统是最高贵 的。但太伯到了江南後“文身断发”﹐完全服从当地荆蛮的习俗﹐当 了荆蛮的首领。燕国的始祖召公与周同属姬姓﹐在周成王时曾与周公 享有同样地位﹐以陕（今河南陕县）为界划分两人治理的范围。但燕 国四周也是戎狄的天下﹐其臣民中可能也有不少戎狄成分。所以在春 秋时﹐吴国和燕国都被排除在“中国”之外。 　　　　　　　　　　　　　　　 到了战国﹐小国已被灭得差不多了。余下的七雄中﹐齐国本来就 是“中国”﹔韩、赵、魏是从晋国分出来的﹐自然继续为“中国”﹔ 秦、楚、燕三国也被承认为“中国”了。随着这些诸侯国疆域的扩展﹐ “中国”的范围也越来越大。例如秦国灭了巴、蜀﹐疆域向南扩大至 四川盆地﹐秦国还向蜀地大量移民。巴蜀成了秦国的一部分﹐又有来 自秦国的移民居住﹐就取得了与秦国一样的“中国”地位。到战国後 期﹐“中国”的范围向南已到达长江中下游﹐往北已接近阴山、燕山﹐ 西面延伸到陇山、四川盆地的西缘。 　　　　　　　　　　　　　　　 秦汉时代﹐原来的诸侯国都已包括在统一国家的疆域之内﹐秦国 的旧地不仅已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且渭河流域的关中平原是首都所在﹐ 更是“中国”中的“中国”。而且从理论上说﹐秦汉疆域中的大部分 都可以算“中国”﹐显然﹐随着统一国家的形成、疆域的扩大和经济 文化的发展﹐“中国”的概念是在不断变化和扩大的。一般说来﹐一 个中原王朝建立後﹐它的主要统治区就可以被称为“中国”﹐而它所 统治的边远地区以及统治范围之外就是夷、狄、蛮﹐就不是“中国”。 　　　　　　　　　　　　　　　 “中国”之争 　　　　　　　　　　　　　　　 正因为“中国”的概念是变化的﹐范围是不固定的﹐所以经络是 模糊、不确切的。即使在中原王朝内部﹐人们也可以把其中比较边远 偏僻的地区看成为非“中国”。由於没有明确的标准﹐人们往往只是 根据习惯﹐所以不仅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说法﹐就是在同一时代﹐说法 也会不一样。有些地区已经归入中原王朝的版图﹐经济文化有了一定 的提高﹐自以为可以跻身“中国”了﹐可是在老牌的“中国”看来﹐ 它们还没有称“中国”的资格。以後它们被承认为“中国”了﹐又有 相对落後的地区被看作非“中国”。 　　　　　　　　　　　　　　　 在西汉时代﹐今天四川盆地的汉人聚居区对周围少数民族地区早 已以“中国”自居了﹐因为从战国後期归入秦国至此已有百余年时间 了﹐这些汉人又大多是关中移民或其後裔。可是在关中平原中下游地 区的人们的眼中﹐四川或许还没有称“中国”的资格。今天的江西﹐ 那时已经正式设置了郡县﹐是汉朝疆域的一部分﹐却还没有被一般人 当成“中国”。到了唐宋时代﹐江西、湖南的大部分早已被人们接受 为“中国”了﹐但偏僻的山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区却未必能享受这一殊 荣。到了明朝﹐江西、湖南称“中国”就不成问题了﹐但云南、贵州 一带还被当作非“中国”。 　　　　　　　　　　　　　　　 “中国”也是一个文化概念﹐并且始终有强烈的民族含义﹐一般 即指汉族文化区﹐所以不仅与地理概念不一定一致﹐而且与领土的归 属有时也有矛盾。一方面﹐即使是边远地区﹐只要聚居了大批汉人﹐ 或者汉族传统文化相当发达﹐就可以被认为是“中国”的一部分。另 一方面﹐非汉族接受了汉族文化﹐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不仅这些人口 会得到汉人的认同﹐他们聚居的地方也可能被承认为“中国”的组成 部分。 　　　　　　　　　　　　　　　 河西走廊从公元前２世纪末归入汉朝以後﹐人口的主要来源是中 原的贫民、戍卒和罪犯﹐以後又迁入了大批西北的少数民族﹐汉文化 的水准很低﹐所以长期被排除在“中国”之外。但从西晋末年开始﹐ 中原文化层次高的移民不断迁入﹐在十六国时期的特殊条件下﹐河西 走廊地区的汉文化迅速发展﹐到了北魏初期俨然成为正统的儒家文化 基地、人才的渊薮﹐人们刮目相看﹐自然不再认为那里是非“中国” 了。 　　　　　　　　　　　　　　　 今天的福建﹐从公元３世纪末就是秦朝的疆域﹐设有闽中郡。但 汉武帝征服东瓯和闽越以後﹐将当地越人内迁﹐以後虽然恢复了若干 县治﹐但汉人迟迟没有迁入。所以直到东汉末年﹐这里明明是汉朝会 稽郡的属地﹐而从今浙江坐船由海路到达今越南北方的大学者许靖却 说他一路过来“不见汉地”。福建连汉地都不被承认﹐当然更不是 “中国”了。 　　　　　　　　　　　　　　　 相反﹐从东汉後期开始﹐黄河流域的北部不少地方逐渐成为匈奴 等少数民族的聚居区。到了北朝时﹐这些地方人口的民族成分并没有 多大的变化﹐但由於他们已经变牧为农﹐接受了汉族文化﹐就从来没 有人对那里是“中国”的一部分提出异议。 　　　　　　　　　　　　　　　 可以说﹐广义的“中国”就等於中原王朝﹐凡是中原王朝的疆域 范围都是“中国”。狭义的“中国”则只能是经济文化相对发达的汉 族聚居区或汉文化区。两种标准同时并存﹐不仅引起了地区之间的 “中国”之争﹐也引发了政权之间的“中国”之争。 　　　　　　　　　　　　　　　 在处於分裂的情况下﹐“中国”就成为王朝法统的同义词﹐在成 为分裂的双方或各方争夺的主要目标。西晋灭亡以後﹐东晋和南朝政 权虽然被迫离开了传统的中心地区﹐但都以西晋继承者自居﹐自认为 只有它们才是真正的“中国”﹐而北方政权只是外来的“索虏”（紮 着头发的下贱人）﹐岂有称“中国”的资格﹖但北方政权却认为自己 灭了西晋﹐夺取了这块传统的“中国”地区﹐当了“中国”的主人﹐ 当然就成了“中国”﹔而东晋和南朝政权只不过是偏於一隅的“岛夷” （海岛上的野蛮人）﹐早已丧失了称“中国”的权利。 　　　　　　　　　　　　　　　 这场双方都感到理直气壮的“中国”之争﹐到隋朝统一才得到解 决。隋朝继承了北朝的法统﹐当然承认北朝是“中国”﹔但它又不能 否认南朝的“中国”地位﹐更何况南朝也已归入了自己的版图。所以 隋朝给了双方以平等的地位﹐南北方都被承认为“中国”。继承北朝 传统的唐朝也肯定了这一观点﹐唐初修前朝历史﹐南方、北方分别编 纂。尽管由於作者个人的立场和感情﹐修成的史书实际并不会完全公 正﹐但至少在政治上的地位是相同的﹐都被列为正史。 　　　　　　　　　　　　　　　 类似的争论也出现在北宋、辽之间和南宁、金之间﹐兼有双方疆 域的元朝也采取了五隋朝相同的办法﹐承认双方都是“中国”﹐同时 修了《辽史》、《宋史》和《金史》。 　　　　　　　　　　　　　　　 中国和中央帝国 　　　　　　　　　　　　　　　 在明朝以前﹐外国人如何称呼当时的中原王朝﹐我们还不大清楚﹐ 因为像《马可波罗游记》这样专门记载中国情况的着作毕竟不多﹐而 东方的历史文献大多用汉文﹐与中国的没有什麽区别﹐西方和阿拉伯 的又很不一致。但从明朝後期开始﹐来中国的西方人一般都用中国或 中华、中华帝国、中央帝国来称中国﹐而不是用明朝、清朝或大明、 大清。鸦片战争以後﹐在国际交往中中国开始被作为国家或清朝的代 名词。 　　　　　　　　　　　　　　　 但是人们概念还是相当模糊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就是着名的 官员和学者也在所难免。像魏源（１７９４－１８５７）这样一位杰 出的学者和思想家也是如此。在他的着作中﹐“中国”一词有时是指 整个清朝﹐和今天的用法已经完全一样﹔但有时却只指传统的“中国” 范围﹐即内地十八省﹐而不包括蒙古、西藏、青海、新疆、东北和台 湾在内。 　　　　　　　　　　　　　　　 １７世纪以来的西方着作中也往往将清朝建省的地区称为中国或 中国本部、中国本土﹐而称其他地区为鞑靼、蒙古、西藏或新疆（中 国突厥）等等。我们以前往往将这类称呼看得非常严重﹐认为这是西 方人别有用心﹐意在侵略。其实应该在时间和对象上加以区别﹐可以 认为大多数西方人并无恶意﹐而只是概念上的不同。这种混淆连魏源 这样一位爱国的杰出学者都未能避免﹐外国人这样用也就不心大惊小 怪了。 　　　　　　　　　　　　　　　 有的学者注意到﹐早在康熙二十八年（１６９８）中俄订立《尼 布楚条约》时﹐清朝提供的满文本和拉丁文本中已经使用了“中国” 一词。以後在列强同清朝订立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清朝也使用了 “中国”作为国家的名称。不过我们应该肯定﹐即使到了晚清﹐尽管 中国作为国家的概念已经相当明确了﹐清朝的正式名称还是清、大清 或大清国。我们还应该注意到﹐清朝在对外交往和正式条约中之所以 愿意使用“中国”一词﹐实际上还包含着一种传统的心态﹐即着眼於 “中国”二字的字面含义──中心、中央、天下之中的国家。同样一 个名词﹐西方人的理解只是一个国家﹐即Ｃｈｉｎａ﹐并无特别尊崇 的意思。就像我们称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ｏｆ Ａｍｅ ｒｉｃａ为美国﹐并无称赞它美丽的意思﹔称Ｆｒａｎｃｅ为法国﹐ 自然也毫无该国崇尚法律的含义。但在清朝却理解为Ｃｅｎｔｒａｌ Ｅｍｐｉｒｅ（中央帝国）﹐当成一个尊称而乐意接受。 　　　　　　　　　　　　　　　 １９１２年中华民国建立以後﹐中国才成为国家的正式简称﹐成 了国家的代名词。中国也有了明确的地理范围──中华民国所属的全 部领土。 　　　　　　　　　　　　　　　 历史上的中国 　　　　　　　　　　　　　　　 说到这里﹐道理就很清楚了。我们今天讲历史﹐讲历史上中国的 统一和分裂﹐应该有我们的特定含义﹐而不是运用当时人那些模糊不 清、前後不一致的概念。我们所说的中国﹐绝不应该等同於商、周、 秦、汉、晋、隋、唐、宋、元、明这些中原王朝﹐也不应该等同於汉 族聚居区或中原地区﹐而必须包括我们所明确规定的地理范围内的一 切政权和民族。 　　　　　　　　　　　　　　　 那麽能不能就用今天中国的领土为范围呢﹖这自然是最简单的﹐ 但显然不妥当。因为由於一百多年来列强的侵略和掠夺﹐中国已有一 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攫取了。今天的中国领土已经不能包括十八 世纪中叶清朝的最大疆域﹐甚至不能包括中华民国立国之初的领土﹐ 无法反映当时的实际。所以我们讲历史上的中国﹐应该以中国历史演 变成一个统一的﹐也是最後的封建帝国──清朝所达到的稳定的最大 疆域为范围。具体地说﹐就是今天的中国领土加上巴尔喀什湖和帕米 尔高原以东﹐蒙古高原和外兴安岭以南的地区。本文所谓昔日的天下﹐ 就指这一辽阔的地区。在这一范围内的地区﹐大多在历代中原王朝的 直接统治之下﹔有的曾经归属中原王朝的管辖﹐有的曾由当地民族或 非汉族建立过政权﹐而这些民族已经成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 　　　　　　　　　　　　　　　 应该强调﹐我们选择这样一个范围并不仅仅是因为它的广大﹐而 是由於它能比较全面地反映中国疆域发展变化的结果﹐便於从整体上 说明中国历史上的统一和分裂﹐并能前後采用同一个标准。事实上﹐ 这一范围并不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大疆域所至﹐例如唐朝的西界一度到 过咸海之滨﹐元朝的北界远达北冰洋﹐朝鲜的北部曾经是汉朝的郡县﹐ 而越南曾是明朝初年的一个布政使司（行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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