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在推文推了"儒教"之後，我就知道一定会产生这样的争议。 儒学是否有儒教的一面这是个没有定论的问题。学者已经讨论很多，过去没有结 论，未来大概也不会有结论。因为这已经不是学术的问题，而是意识形态之争。 犹记得当年大学时学习中国思想史的第一节课，课题就是中国是否有哲学。这个 课题当然隐含着立场，至少在这门课讨论这个问题显然是认为中国是有哲学。 当时参阅的书是牟宗三的"中国哲学的特质"，牟宗三不认可将哲学的内涵定义为 ︰形上学、知识论、伦理学。原因很明显，当哲学被这样定义时，中国哲学显然 在形上学与知识论将显得相当不如西方。 不论哲学的定义为何，中国思想的内涵都不会有所增减，那麽当时的学人为何会 在这个问题上争论不休呢？这或许才是我们应该思考的。 回到原本的问题，原PO问︰皇帝的统治正当性在哪里？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表面上是把皇帝的意志说成天的意志，然而圣旨当然还是 皇帝的意思。或许我们可以说君权神授是正当性的来源，可是天的意志是怎麽被 得知的，为何皇帝可以代表天而一般平民不可以？ 孟子认为某些人具有某些特质(道德、圣性、神性)可以进行变革，可是在事前我 们无法判断当事人是否具有资格。虽说"有伊尹之心则可，无伊尹之心则篡矣"， 但这通常只会变成"有伊尹之治则可，无伊尹之治则篡矣"。 统治的正当性当然必须奠基在外在的统治基础之上，但这是否代表正当性是虚无 又毫无意义的呢？ 至少当统治与被统治双方在表面上都承认它的存在时，它就具有一定的作用。当 然这种作用是有限度的，随着统治者的态度与事件的内涵不同。我举西汉为例， 当时承认灾异可以传达天的意志，儒家经典则代表治国的最高方针，因此董仲舒 藉辽东高庙大火和长陵高园议论郡国庙；可能可以解决具体政治问题，比如隽不 疑以左传的经义处理卫太子事件；也可以当成发言的挡箭牌，更可以当成政争的 藉口(星象灾异等等)。 当然它的有效性还是受到权力的限制，比如说眭弘就以灾异与经典当後盾，要求 皇帝必须访求贤人禅以帝位，以承顺天命。结果当然是用妖言惑众的名义给斩了 为何他的老师可以藉灾异议论郡国庙，而他就被斩了，这是因为理论内容有没有 受到皇帝喜爱；为何眭弘是妖言惑众而王莽可以取得政权？这不是理论的有效或 无效造成的，而是形势不同的关系。 统治有无正当性从来不是信仰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 能力を持った者にはそれを正しく行使する责务があ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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