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耕易耨的视野重构 　　──当代民国外交史研究综述 北大历史07硕　10721055　胡又天 研究动机：你愿意相信什麽？ 　　 　　有言道：「人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事情」，然耶？ 　　带着这样的问题意识，我选择研读了1995至2007年《历史研究》和《近代史研究》 期刊中有关民国外交史的论文。 　　北伐革命，国民党与共产党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族主义论述，在宣传战中将北 洋军阀打成帝国主义同路人，统合了民心士气，并以「革命外交」争取外援。成功之後， 胜利者继续按照革命逻辑与维系友邦的需要，编写了一系列的历史与教科书，固化反动派 的卑劣、我党的伟大正确。到了国共破裂及40年代末内战全面开打後，两党又各自重述历 史，互相攻讦；其所发展出来的史观与叙述，随着成功与败退，在海峡两岸各自延续了数 十年。 　　不愿尽信官方论述的人，或认知到种种主观意图对历史的简化、扭曲与遮蔽者，自 然会想要知道故事的详情与真相。可是，他们又愿意相信什麽样的事实与解释呢？ 　　客观求实的学术标准，被广泛接受、发扬了。身为「80後」（台湾称「七年级」） 的一员，又作为历史系学生的我，带着欣喜阅读着一切新颖、详实、把问题讲了个清楚的 论着，欣喜一切的拨云见日，一切往昔未及注意的关键与细节；然而，我逐渐警觉到自己 的这种欣喜。我发觉，我也是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说法，只是我的「愿意」，在历史学 、多元主义、後现代思想和当代政局的薰陶之下，拓得比较宽、比较愿意存疑，而把目的 悬得比较高：尽量接近真实，尽量理解并谅解，从而回向我的现实关怀。 　　这样，「人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事情」就说得通了，而关键就在「愿望」之上。 我们接受了历史主义的愿望，开始检讨各种主观主义的愿望，也将这些愿望的流变纳入了 史学史、思想史、政治文化史的研究范围。我与这样一个趋势有着大体相同的愿望，更注 意到这样一个「大同」底下有着种种可观的「小异」。就像义大利史家克罗齐所谓「凡史 皆当代」、英国史家卡尔所谓「历史是史家与他的事实间不断的互动过程，过去与现在之 间永恒的对话」，我们都在同各自的过去及当代对话，或者搏斗。 　　於是，我将本文题目定为「深耕易耨的视野重构」，以概括诸位当代学者的努力。 深耕指在史料研究上的赓续发展深化，易耨指翻土、翻案、去芜存菁。通过种种在如此基 础上重构起来的视野，我也更新了对民国外交史，及其史学与史学史的认识。谨愿略加综 述於此，从而表达个人的欣赏与展望。 不平等条约与民族主义：民国外交史的基本线索 　　近现代中外关系史一向以国际条约（大多数不平等）为段落节点，而以民族主义贯 串之；近年的研究，也都从这两条基本现索开展。谨将我综览之後所重构的图像概述如下 ： 　　具民族主义意味的「国民外交」思想在清末已然发生。1905年源於美国排华，而由 上海商会主导的「抵制美货运动」，一般认为促进了人民主权思想和全民国家观念的兴起 （王立新），且认为现代舆论力量如新知识份子与报刊在运动中有可贵的活跃表现。清政 府在运动初期采取同情默许的态度，旋即在美国的外交压力下软弱下来，而对商会「愿为 政府後援」的力量作了冷处理。研究指出了运动的相对温和与商会的妥协性，然未予批判 。（王建朗） 　　1911年辛亥革命後，革命党人与袁世凯双双登上权力舞台，然因局势未定，中华民 国南京临时政府虽有提出修约、废约口号，但因顾忌列强阻挠，又期望列强承认与援助， 未积极推动。同理，北京袁世凯政府也未提相关主张。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初，北京政府亦欲加入协约国捞取好处，但因遭日本反对而 失败。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要求，袁世凯阴将内容泄漏给报纸，带起了民间的反日 情绪。罗志田老师认为，此一时期的反日运动是中国民族主义承辛亥、启五四的转折点， 但袁世凯最後选择了妥协，失去了民望。（乱世潜流）1917年，段祺瑞与督军团迫使总统 黎元洪对德宣战，经府院之争、张勳复辟等波折，代理大总统冯国璋於8月14日正式宣战 ，进而片面废止与德奥两国先前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战後再以平等的新约确认战时举 措。 　　1919年巴黎和会，中国政府第一次系统提出了取消列强在华特权的修约愿望，然事 与愿违，引发了五四运动。到1921年华盛顿会议，为应对中国日益高涨的民族情绪，美国 提出了「门户开放」国际化，以国际合作代替竞争，将中国推向渐进自由主义道路的「华 盛顿方案」。此新秩序经由《四强协定》和《九国公约》而告成，但是口惠而实不至，反 而使列强在华特权进一步合法化，使中国的民族主义者由期望、失望而益发愤怒。（王建 朗、王立新）在华盛顿会议中，对於关税问题，北京政府在财政危机下主勉允立即加徵 30%关税，顾维钧反对而未听命，这一类事例显示了政府与外交家关系的紧张。（顾维钧 与华盛顿会议） 　　相对的，新生的苏俄在废约路上大步前进，三次声明苏维埃放弃一切特权，而一方 面与北京政府商谈修约，一方面扶植中国共产党，支持孙中山刚刚通过改组的国民党。华 盛顿秩序增强了「国民革命」的动力，1925年「五卅惨案」更引发了全国性的反帝爱国运 动；北京的段祺瑞执政府亦利用民气，转移了当时的执政危机，迫使列强在关税会议问题 上作出让步，然後再抛弃群众（冯筱才）。 　　1927年1月，国民政府随北伐军迁都武汉，民众与英国水兵发生冲突；暴乱之後，中 方接管了英租界，并於3月正式收回，民心士气更空前高涨。然而，民众的过激运动也一 再干扰政府分化列强、促使美日中立、集中力量反英的外交方针，迫使武汉政府由限制民 众走向压制民众，从而反被列强分化，辗转导致了4月12日的政变。 　　另一方面，近年的研究也展现了国民革命大潮中一些「异议者」的精神面貌。如章 太炎认为联俄的国民党是「勾结外援，侵略祖国」，而作了许多「反赤」的活动与言论， 但在五卅运动大行其道时，站在祖国的立场上，章太炎、梁启超等士人∕知识份子也不得 不表态支持他们并不喜欢的国民党与共产党，从而更加气恼。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等 军阀，亦抓住「反赤」的口号攻击国民党，然因其内部纷争、矛盾重重，自己也治民不得 其道，终被北伐军各个击破，章太炎也只好失望沉潜。 　　1927年，宁汉分裂又合流後，共产党12月失败的广州起义导致了国民党与苏联的决 裂。此时蒋介石在统一征程中已不得不考虑日本，因而通过留日的黄郛与日本外相币原喜 重郎，力图与田中内阁达成协议，希望日本保持中立。此後田中内阁继续同情和支持蒋介 石。（牛，入江）然则，1928年5月3日，意欲保卫日本在满蒙、东北利益的军部势力以「 护侨」为名义，占领了济南，屠杀军民与中方交涉员，破坏了日本政府可能保持的中立， 是为五三惨案。济南事件的发生迫使北洋军在民族大义前不战而退，实际上间接促进了中 国的统一，也让国府在暂时隐忍、低调交涉的同时，将外交重心渐渐转向了美国。罗志田 老师认为：「济南事件影响最深远的後果是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从此中国民族主义御外 的一面就压倒了其民族国家建设 (National-building) 的一面。」 　　此前，直到1928年，北京政府与外交家在推动修约外交上也取得了一定进展，如各 国在1925年关税会议中承认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并於1929年1月生效。但此进程也不可 免地被国内纷争和愈发强大的北伐力量削弱；最後，於1928年6月占领北京，在名义上基 本统一了中国的国民政府继承了北京政府的成果。国府随即宣布开展「革命外交」，求逐 步废除不平等条约，第一期恢复关税自主权；第二期取消治外法权；第三期收回租界；第 四期收回租借地；第五期收回铁路利权、内河航行权、沿海贸易权等。至1928年底，与中 国有贸易关系的主要国家，除日本外，均与中国签订了关税条约。日方态度僵硬，迟迟不 愿让出利权，直至1930年5月才签订了新的《关税协定》，日方舆论对此犹有不满，中国 舆论更早已屡次痛骂日本。（王建朗）积累的敌意与日本少壮派军人的冒进，最终导致了 九一八事变。 　　济案发生後中日两国先後在南京、上海进行了近十次谈判，最终秘密达成了「解决 」的协议。中方以诸多的保证措施、甚至以承认北京政府时期日本在山东的权益和不平等 条约为条件，换取了日本的撤兵，而济案本质上仍未「解决」。国民政府在济案交涉中的 妥协，使其「革命外交」黯然失色。（臧运祜）另一方面，1928至1929年，各地民众於济 案後也自发成立了「反日会」。反日会早期受南京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控制，从事和平的对 日绝交运动；後期除上海等少数地方组织外，领导权大多落入国民党改组派之手，基本不 受南京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支配。反日会自始要求南京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恢复民众运动」 ，坚持实行「革命外交」，力主公正解决济案和废除中日不平等条约，然因国民党的内斗 、「包而不办」的「包办」政策与日方压力，各地反日会与党的关系渐趋紧张，终而被取 缔乃至取消，然其努力仍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妥协、屈辱的《济案协定》的签订，其事蹟 反映了国民党在内外种种压力下对群众组织的复杂心态与互动。（周斌） 　　九一八事变後，国民政府对废除列强领事裁判权的谈判半途而废，修约外交长期停 滞，蒋介石不愿过早对日开战，采取了妥协、绥靖政策，并以钨矿等稀有矿产结交纳粹德 国，换取军事援助；对内则藉剿共削弱地方军，国内不满声浪渐高。西安事变後，蒋不得 已改唱团结一致对外的调子，至1937年七七事变後，乃於庐山宣示抗战决心。抗战前期， 国府基本以「苦撑待变」为基本外交方针；欧战爆发後，国府亦审慎应对苏德的突然妥协 等种种意外。苏芬战争爆发及苏联被国联开除後，中苏关系日渐疏远，中美关系则更为国 府重视。 　　1941年12月珍珠港事变後，中国正式对德、义、日宣战，同时迳行宣布废止与轴心 国的不平等条约，然後对声明过战後再谈的美、英提出提前废约问题。1942年10月，中国 与美、英的谈判开始，过程中英国拒绝交出新界，最後中方让步，决搁置九龙问题，至 1943年1月11日签订了平等新约，中国从此在形式上取得与美、英平等的地位。但在实质 上，中国仍未摆脱受人支配的地位，1945年雅尔达协定与中苏协定的签订便是显例；1946 年中美签订的《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也是形式平等、实质不平等的条约，因为美国可以来 华享受条约所提供的便利，中国却没有能力去美国享受。 　　1945年8月9日，苏军开进东北，日本投降後先与国府协议将政权移交国军，一方面 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攘得了长春铁路、旅顺、大连港等利权，另一方面也暗助中共。 马歇尔於12月使华调处东北问题，渴望和平的国人曾寄予厚望，然终於失败。1946年3月8 日苏军迳将长春交与中共，国共终又在4月16日爆发四平会战。国府争取到了美国「扶蒋 反共」，然仍节节败退，中共对蒋的舆论攻势也益发凶猛。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共开启了新的时代，一反民国各届政府的软 弱，以作为新中国临时宪法的《共同纲领》规定「对於国民党政府与外国政府所订立的各 项条约和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应加以审查，按其内容，分别予以承认，或废除 ，或修改，或重订。」在坚定的立场上，保持灵活处理的权术。王建朗以1950年新签《中 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为中国完全挣脱百年来不平等条约的标志，惟与英国在香港主权上 还拖到了1997年方回归。至於1949年败退台湾以後的中华民国外交史，便是另一个断代的 课题了。 翻案、再立案：现在与两种「过去」的对话 　　正如卡尔所说历史是「过去与现在之间永恒的对话」，我们在近年的民国外交史研 究中，可以看到两种「过去」：一种是以往的「事实」，另一种是或许依然流行於今的相 关论述，即学术史。陆扬先生说：「史学家的任务是要给大众挑战，让大家接受说，我们 平常接受的史学观念是有问题的，对历史发展的一些看法，是过於简单的......而不是反 过来印证大家已经有的很通俗的观念，这对大家一点好处都没有。」观察近年论着对以往 观念的梳理、辨正，也就可以略见「过去」的思维理则与「愿望」。 　　朱英《晚清史研究的新趋向》（《近代史研究》1996年1期）是本文考察范围内最早 一篇叙述「翻案」风潮的文章。作者总结了「否定革命，肯定改革」、「正面人物遭轻视 ，反面人物受赞扬」两大观念转向，并对当时中国「晚清政治热」作出了解释，认为是80 年代清除「左」倾思考方式，以及1989年後大陆文化学术界通过自身反省，比较普遍放弃 和批判政治激进主义，转而推崇保守主义所致。在这样的思潮下，过去对革命和激进派的 过度肯定得到了校正。 　　王建朗《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史考察》 （《历史研究》1997 年第 5 期）也体 现了学界从「革命」到务实的转向。本文除对废约进程勾画了简要的脉络，也重新评价了 一些历史公案，如北京政府一战时因对德奥宣战，得以收回其在华权力；虽然没有派出军 队，但数十万华工为协约国的生产贡献重大，这就矫正了以往「参而不战」的讥刺。作者 又以平和、理性而正面的笔调总结道，中国得以废除不平等条约，第一，是几代人和数届 政府不断努力的结果，其中既包括最後毕其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也包括一直以革命 党人自居的南京国民政府，还包括具有更大的妥协性的北京政府；群众性的反帝运动为废 约构筑了坚实基础，历届政府的废约外交国家意志的正式表达，二者相辅相成，但以往的 研究未予後者以足够的重视；第三，由於废约外交在绝大部分时期内仍属弱国外交，因此 前过程是渐进的，中国不得不耐心地从废除某一国家或某一方面的特权开始，一步步地艰 难前进，以迄於成。 　　崔志海《关於美国第一次退还部份庚款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2004年1期） 提出「美国将退款用於兴学，一方面固然是从美国的长远利益出发，但同时在客观上促进 了当时中国的改革和进步。因此，这是一件对中美两国都有利的事情，值得重新评价。」 如此肯定其积极意义，推翻以往「文化侵略」之批判，也展现并试图推广着一种或许可以 称为「大国气度」的心胸，很是可喜。 　　牛大勇老师、陈长伟学长《北伐时期列强对华政策研究评介》一文弥足珍贵。此文 回顾了中外学者从（一）1940年代至 1950年代的初步研究；（二）1960年代至1970年代 新前沿的开拓；（三）1980 年代的新进展；到（四）1990 年代以来的研究近况。 　　中国学者，在第一时期宥於环境和史料的局限，而不免有以政治定见来作研究的问 题，但还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开创了从大革命中内外政治矛盾交错的中国视角，分析 有关史实的研究思路，提出了一些与外国学者大不相同、但被後来的研究证实了的基本判 断。同时的外国学者，则主要关注列强对中国民族主义整体的态度。 　　第二时期，中国基本没有进展，外国学者则得益於美国档案的陆续开放而有所开拓 。文章特别介绍了入江昭的名着《帝国主义之後─1921-1931年对远东新秩序的探索》， 全书以日、美对华政策为重点，而极大地丰富了日本在1927年四一二政变前後的日本政策 相关知识；老师并特别指出「值得注意」的一点：「他断言没有任何列强对蒋介石的政变 发挥过活跃的催生作用......『没有根据指责美国政府支持或怂恿蒋介石1927年反共反左 派的政变』，『实际上，美国驻华官员大多对国民党右派 4月12日上海政变的阴谋一无所 知。』这种看法得到美国学术界的普遍赞成。」这提示了翻案或争议的可能。 　　第三时期，中外学者开始交流；1984年，中国学者根据大量档案材料发表了《日本 帝国主义是 「四?一二」政变的直接策动者》和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与帝国主义关 系再探讨》，引发了热烈的讨论。藉由叙述多位中美学者围绕着此项争议而展开的研究， 老师向我们展示了益发活泛的学术气氛，以及一个课题从翻案、再立案到再翻案、又再立 案的反覆辩证完善的过程。也在此期，北京政府修约外交开始得到正面评价，武汉政府「 革命外交」开始受到批评。 　　第四时期以降，此课题的吸引力依然未减，台湾学者唐启华、吴翎君等也进入了大 陆学界的视野。然而，「不幸的是研究成果又已如此之多，对学术史稍有疏忽或用功不到 位，往往就会踏进重复劳动的误区」，有许多学者作了些无价值的文章。最後，老师对学 界提出了在史料收集、专题学术史深化、新理论及视角的采用、戒从教条或概念出发、比 较研究、档案的开放、海内外交流等七个方面的展望。从「永恒的对话」的观点来看，这 也就是一个段落的小结了。 阐幽发微：询唤一个什麽样的历史观 　　本节和上一节的题名是互文见义的。 　　唐启华《「北洋外交」研究评介》（《历史研究》2004年4期）也是一篇重要的综述 文章。作者开宗明义，主张在全球化的今日，国际地位渐升的中国应「以平允开阔的世界 观，回顾中国参与近代世界体系的历程，平衡过去强调反帝、充满『民族主义』悲情色彩 的外交史论述，协助国民建立健康的『历史观』，昂首迈入21世纪。」这段宣言，呼应着 80年代以来学术文化界的思潮，也牵动着我的愿望。 　　然则，要怎样才能「平允开阔」呢？我想，或许要能先对复杂的历史情境「奇诡深 细」进去，才能「平允开阔」出来吧。不然，先教人开阔的大原则，再教他深细进去条分 缕析，使他最终自己建立一套不止於「和稀泥」或人云亦云的观念，才可以算是健康吧。 这也是我在研读所选文章时，所感受到的功夫。 　　《「北洋外交」研究评介》分别叙述了台湾、大陆、日本、欧美对「北洋外交」的 研究近况：欧美学者向具全球视野，勇於结合社会科学理论等方法提出新观点，并一贯对 北洋外交持肯定态度，然亦有不脱西方中心观、赶流行趋时髦之缺点，「近年来外交史在 西方不热门了，做北洋外交研究的学者也比较少了。」日本则注重实证研究，注重东亚全 局，日、美、苏、英、中之间国际政治的变动，以及环绕中国海关的列强及中国之竞争； 也比较注重中央政府之外的地方（广东、东北、新疆等）；其学风严谨，并有不少年轻学 者具团队精神，勤跑各国档案馆，「实在是研究北洋外交的一群畏友」。 　　两岸方面，作者肯定了近十多年来，意识型态束缚减轻後，学界突破过去对北洋的 成见，结合档案材料的开放与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在国际层面、东亚层次、中国层次所作 出的新成果，而在文末整理出了许多「翻案」。如： 　　过去学界认为北洋外交接续清末之余绪，到北伐之後结束。广州的新外交路线则影 响到武汉及南京政府。近年的研究成果提出另一种看法，强调民国初年的外交，应以北京 政府为主体，广州政府只能居於次要地位。...... 　　北洋军阀与列强关系的新研究，常指出他们的民族意识都很强，并无出卖国权的意 图。一些研究对袁世凯外交持肯定的态度，对军阀是列强走狗的说法也提出质疑 。英美 等国基本上支持北京政府，对於个别军阀或有好感，但并无介入中国内政以支持之的证据 ，反倒是苏联对於冯玉祥及广州政府的援助比较明显。 　　也叙述了一些「新立案」，如「地方外交」： 　　一些学者注意到地方外交，当时中国内部分裂，除国际承认的北京政府外，广州政 府、东北当局、新疆当局等都有对外的交涉，甚至各大军阀也都有其 外交代表，常绕过 外交部，直接与列强往来。各省交涉员也不时与各国领事有外交往还。北洋时期，中央与 地方之间处理外交事务的关系，还有待更进一步的研究 。 　　不论是「翻案」、「再立案」或者「新立案」，我发现，大多数被推重的论着，不 但可以满足学者在知识、认识上的愿望，还可以引导我们进一步拓展那「愿望」本身的深 度与广度。本节所综述的综述文章，也是如此拓展了我愿望的广度；说白一点，就是让我 想去研读那些名着，学到他们的眼光。 　　於是，学者在文理脉络中阐幽发微的进路，便显得格外可观了──「深」在其中矣 。也於是，我似乎理解了为什麽专题研究成为了现当代史的主流──可以最经济地承载问 题意识及现实关怀。例如对北京政府外交家积极评价的论文，便发展出了一套比较中肯， 而使人愿意遵循以代替俗见、成见的分析方法与评价标准。有一个人因为这样一篇文章， 改变了他认知外事的意愿，就是作者的一分功德。 　　也因此，我在重读《中外矛盾与国内政争：北伐前後章太炎的「反赤」活动与言论 》一文时，便特别注意罗志田老师如何处理章太炎这样一个极为特殊、又具有代表性的「 失败者」的「愿望」。 　　老师注意到章太炎本人对其政论的重视，和当代、後代人对他这一方面的忽略或「 遮丑」，而在文中努力还原了他的意图，从而展开那一代士人∕知识份子，在与现实的失 望互动中所折射出的，国民党不得人心（一部份的人心）的一面，或者军阀好像还可以寄 望一二的一面；这些面向是被後来的革命论述藐视了的，一种被异端化了的民族主义吧。 或许，这样一类对边缘、角落的关照与重新发掘，也就能在客观上、在某种意义上，为当 代的种种非主流思想，提供与主旋律隐然分庭抗礼的可能。 　　或许，可以将当代这样普遍显隐於学界前沿的慧命，称为一种赓续内省的「盛世潜 流」。 结论与展望：赓续内省的盛世潜流 　　赓续内省：我们能不断检核自己对历史的认知，随时省思自己「愿意相信什麽」的 那个「愿望」，是否存在着问题，能否修正得更具意义与价值。将这样的思索扩及全民， 就是对本国族的随时重新定位、定性与定调。 　　江山同学介绍彼得．杜赞奇的着作《Rescuing History for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从民族∕国家中拯救历史」；我大一时 读过後现代主义史学家詹金斯（Keith Jenkins）《历史的再思考》(Rethinking History)，其中一句宗旨，是教人「从对确定性的欲望中解放出来」，我对这句话印象深 刻。这里，或许我们可以把它改一下，改成：「从对良好自我感觉的欲望中解放出来」， 作为「赓续内省」的注脚。 　　孤傲如章太炎，其一些「不太高明的政治活动」底下的精神面貌如何呢？自身的耿 介、对政局的孤愤，综合表现出一篇篇又臭又硬的奇文。在以往的思维中，他的异端表现 被国民党粗暴地发文「通缉」抹煞了；现在我们以後见之明，算能较客观地看到了他心理 活动的一些影迹。然而，有没有更多探讨民国时期当事的主政者、外交家、士人之类心理 活动的论着呢？目前似乎是比较少的。我希望能多见一些。 　　「人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事情」，如果我们接受这个说法，那麽，那些「愿力」 交织而成的，对事情的认识，是如何发展、完成的？这是我最近在思索的一大问题，也或 许是研究「国民外交」及相关舆论一个可以切入的视角。 　　对於事情，愿望询唤解释，解释带出理论，理论型塑认识，认识统合意志，意志构 成制约，制约人、我一切从意志到愿望的彼此估计，交织成一种霸权，导向不得不顺着这 套逻辑演进的行为，与相应的反动；无明以生，群党以成，成为罗志田老师所谓的「机构 导致腐化」，或僵化。或许我可以从这一套思路来破解种种外交思维，但又害怕会有简单 化、标签化的弊病，乃至像1947年2月凯南《长电报》分析苏联思维那样，成了一套自我 实现的冷战预言。希望各位师友能就此困惑予我一些指教。 参考书目 金光耀、郭秋香：《「北洋时期的中国外交」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近代史研究》 2005年1期 唐启华：「北洋外交」研究评介，历史研究2004年第4期。 朱英：《晚清史研究的新趋向》， 《近代史研究》1996年1期。 王开玺：《「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新解》，《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4期。 王建朗：《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史考察》 ，《历史研究》1997 年第 5 期 王立新：《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与抵制美货运动》，历史研究2000年1期 贾中福：《近代国民外交视角下的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贵州社会科学》2005年第4 期。 崔志海：《关於美国第一次退还部份庚款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2004年1期。 罗志田：《救国抑救民？「二十一条」时期的反日运动与辛亥五四期间的社会思潮》， 台北《新史学》3卷3期，1992年9月。亦收录於《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中。 张振?：《「二十一条」不是条约──评〈中国近代不平等条约选编与介绍〉》，《近代 史研究》1999年3期 郑则民：《关於不平等条约的若干问题──与张振?先生商榷》，《近代史研究》2000年 1期 张振?：《再说「二十一条」不是条约──答郑则民先生》，《近代史研究》2000年1期 王立新：《华盛顿体系与中国国民革命：二十年代中美关系新探》，历史研究2001年2期 金光耀：《顾维钧与华盛顿会议》，《历史研究》1997 年第 5 期。 罗志田：《中外矛盾与国内政争──北伐前后章太炎的「反赤」活动与言论》，历史研 究1997年6期。 何艳艳：《「国民外交」背景下的中苏建交谈判(1923-1924)》，《近代史研究》2005年 4期 冯筱才：《沪案交涉、五卅运动与一九二五年的执政府》，历史研究2004年1期 周斌：《1928至1929年的反日会》，近代史研究2004年2期 罗志田：《济南事件与中美关系的转折》，《历史研究》1996年2期 王建朗：《日本与国民政府的「革命外交」：对关税自主交涉的考察》，历史研究2002 年4期 臧运祜：《中日关於济案的交涉及其「解决」》，《历史研究》2004年1期 王建朗：《欧洲变局与国民政府的因应──试析二战爆发前後的中国外交》， 《历史研 究》2004年4期 罗敏：《中国关於战後越南问题的认知与实践(1942-1946)》，《历史研究》2003年4期 罗敏：《战後中国对越政策的演变─以中国国民党对越党派工作为中心的探讨》，近代 史研究2002年1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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