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样风雨几样情 ──比较《暴风骤雨》的小说与纪录片结合相关文献看不同史料的作用 北大历史07硕 胡又天 引言 「我是想告诉大家今天所发生的一切是怎麽发生的。所以我在做深入的调研 的时候，很多人我都有些不相信他们的话──不是不信任，是因为我生活在 60年代，我小时候被灌输的关於这件事的教育和现在了解到的是完全相反的 。当然现在还有很多人跟我说，土改是个不值得一提的事情，它已经过去了 ，定论了，还有一些学者在做更新的研究；（但）我相信绝大部分的观众、 老百姓并不清楚这件事是怎麽一回事。我做好的第一版在云南影像室放的时 候，有一个60多岁的人跟我说，如果我相信你这个片子，那麽党史就得重写 。」 ──纪录片《暴风骤雨》导演蒋樾，於2006年「首届纪录片青年导演论坛」 的发言。[1] 《暴风骤雨》的历史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後到1946年初，中共北满省委组织了大批干部，到农 村去发动群众，开展反奸清算、减租减息运动。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 出《关於土地问题的指示》，简称《五四指示》，决定从战时的「减租减息 」，转向以反奸、清算、退租、退息等斗争方式，帮助无地、少地农民从地 主手中获得土地。东北局随即决定放手解决土地问题，土地改革运动就此开 展。 随着运动的进展和国共战争形势的变化，中共政策在1947年中又一跃转向了 十分激进的《中国土地法大纲》， 在并不具体规定划分农村阶级标准，又全 力反对右倾的情况下，大力推动没收和平分。在此全面鼓励贫苦农民分地分 财的过程中，凡实行土改的农村，几乎都发生了乱打乱杀的脱序情况，直到 1948年初，中共中央出面反「左」纠偏，混乱局面才得以控制。[2] 作家周立波於1946年9月来到隶属黑龙江省珠河县（今尚志市）的元宝村，就 任区委副书记，经历且领导了当地的土改运动，後於1947-48年完成了後来成 为「土地改革教科书」的小说《暴风骤雨》上下卷。在小说的描写中，共产 党带领农民推翻了封建土地所有制，改变了农村的阶级关系，且启发了各阶 层农民的阶级觉悟，让一些先进农民转化成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踊跃参军 ，冲决封建罗网，朝着解放大道前进。1961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将之改编为 同名故事片，由谢铁骊导演。 土地改革运动使中共紮稳了在广大农村的统治基础，巩固了根据地，并且掌 控了大量民力、物力以支持战争和建设；《暴风骤雨》等革命文学，亦为这 段历史的书写与宣传提供了典范。直到近年，才渐有意在「翻案」或复原真 相的相关研究。 导演蒋樾於2005年发表的《暴风骤雨》纪录片，便到了小说原型所在的「土 改第一村」元宝村，访问了还在世的老村民，并以当地「暴风骤雨纪念馆」 的筹建、落成为始末，穿插旧时新闻片和原《暴风骤雨》电影片段，呈现了 「正史」与亲历者之口述、记忆的差异。例如：小说和影片中，地主韩老六 家财多、土地多；村民的记忆则说，那时的地主顶多比一般人宽裕一点，生 活还不如现在的穷人，平日也节俭。 通过对1948年小说、1961年电影与2005年纪录片三种文本的比较分析，我们 可以直观地体会到诸般叙述中虚实掩映的微妙；再综合相关史料、论着的叙 述，当可相对免於偏失地建立对历史实相的理解架构。 《暴风骤雨》学术史及其所反映的思想文化 当前与《暴风骤雨》相关的论着，可以大概分为综合报导、历史、文学三类 。 综合报导类 高浦国：《土改前元宝村的变迁》(《黑龙江史志》2005年3月)叙述了元宝村 的开拓史：1903年，沙俄在东北修筑的东清铁路通车，珠河一带大青川北形 成了一个称为「八马架」的木材集散地；1915年，蒙古族「恶霸豪绅」沙兹 图买通官府在当地大肆圈地，其留洋侄子於1920年将当地更名为「元宝屯」 ，1930年又同其周围划为「元宝镇」。然後此文历数了沙兹图及土匪、日军 的罪恶及人民的苦难，结束於土改运动的开始。有趣的是，我在其充满嫉恶 的笔调中，竟反而感到了一种「向往」，如： 　　1934年，伪县财务局长沙兹图勾结日商岩本兵一郎，在元宝屯合伙开办 经营一家富士旅馆，养妓女、放赌局、设烟馆，此外，还以收购红松木材、 谷物、药材等生意为幌子，搞情报活动。 　　(1945年8月後)在元宝镇，成立了以伪镇长恶霸地主韩向阳为首的「维持 会」……老土匪邹宪民网罗汉奸、土匪、社会渣滓，组织了一个40多人的「 保安队」，名曰「保护地面」，实则是一伙专干摊派、勒索、强奸妇女的官 匪。 听起来还真过瘾。这样，再进行到共产党把他们打倒了，才更快乐吧。王晓 军、雷敏：《陈云和他所领导的北满土地改革运动》（《黑龙江档案》2005 年5月）文仅一页，概略介绍了1946年6月到1948年春北满土改的历史，表扬 陈云「以非凡的胆识和智慧」的领导，虽然文中未见一则具体的陈云领导事 例。 　　杨军《「土改第一村」，走过暴风骤雨》(《南风窗》，2006年6月下)则 整理、报导了元宝村自土改至今60年的历史，呈现了现代中国农村变迁的一 则缩影，并关注制度创新。 历史类 罗平汉《土地改革运动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是一部全面介绍土改运 动的专着 ，作者根据大量档案材料，对土改背景、运动中的过激以及纠偏均 有着墨。作者认为，发动土地改革，主要是根据政治而非经济层面的考量。 [3] 　　杨奎松老师《1946-1948年中共中央土改政策变动的历史考察》（《社会 科学》2007年2期）不同意过去学界认为《五四指示》是出於战争动员考量， 或基於战争动员考量的「政治谋略」的看法，而经过对当时电文、档案的考 察，认为刘少奇所说「为了既不脱离全国广大群众，又能满足解放区群众要 求，二者都照顾，使和平与土地改革结合起来」才是《五四指示》的主要精 神与产生原因。对土改中的过激现象，老师则认为确实是出於毛泽东与中共 中央意料之外，而非有些学者主观臆测的其中必有阴谋。毛泽东、任弼时於 1947年底介入土改的调查与指导，获得的信息与刘少奇明显不同，加上他们 对统一战线政策的重视，使他们形成了与刘少奇不同的判断，从而使暴力狂 潮只持续了几个月，没有造成对中共不可挽回的根本损害。 　　巩艳《陈云对东北土地改革运动的贡献》(《长白学刊》，2005年6月)文 长一页，以官样笔法突出表现了陈云推动土改向纵深发展，并在1946年8月末 ，根据人民及军事要求，将6月以来「求透不求快」方针改为「又快又透」等 等功绩。文中并未提及「又快又透」之後的乱打乱杀现象，可以视为传统党 史说法依然流行的一个例证。 文学类 　　关於作家周立波，有李华盛、胡光凡编《周立波研究资料》（湖南人民 出版社，1983)，惟与本文题旨关系不大。 　　在中国期刊网上查询，有许多将《暴风骤雨》小说与丁玲《太阳照在桑 乾河上》并列为红色经典叙事文本的比较研究，其中多四平八稳的老生常谈 ，但有一些史料价值[4]。电影编剧谢逢松(1932-)於1961年曾在《前线》杂 志发表一篇唱和性的评论《永远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看影片〈暴风骤雨〉 有感》，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另一批论文，则以文化研究的视角，梳理了小说所反映的时代精神面貌 ，如刘洪涛《周立波：民间文化与主流意识型态》(《文艺理论研究》， 1997年3月)，余岱宗《被规训的激情─论1950、1960年代的红色小说》（上 海三联书店， 2004 年），刘海军、吴浪平《从激进归趋温和─论周立波〈 暴风骤雨〉、〈山乡巨变〉革命姿态的变迁》(《船山学刊》2008年1期)。 秦林芳《暴风骤雨中的迷失─周立波〈暴风骤雨〉再论》，《名作欣赏》 1994年4月），认为《暴风骤雨》是一部有缺陷的名着，而对红色叙事作出了 直截的批判，如： 　　……作者周立波恰恰就是在对客观事件的呈现中丧失了自我，消融了个 性。他所热衷展现的只是在某种观念、理论指示下剪裁了的「历史」，而没 有在对现实的再现中融进主体的独特感悟。这就是《暴风骤雨》在暴风骤雨 中的迷失！…… 　　由於自我的丧失，在人物的设置上，作者就必然会采用通行的阶级对立 的模式，来构置简单的「二元对立」的人物关系。 是可视为「告别革命」的90年代对革命文学的反省。 张玲荣：《〈暴风骤雨〉：乡村革命的多维镜像》（《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 校学报》2007年3期）在解构红色经典上更加彻底。作者认为，「在革命话语 统一叙事的和谐表象下 ，文本呈现出多处叙述裂隙与深层悖论 ，赋予《暴 风骤雨》复杂的意识形态内涵与丰富的历史和美学意义」，进而在裂隙与悖 论之中，把共产党「将民间伦理置换为革命伦理」的过程作了极精到的剖析 。如： 　　...革命的神圣化在文本中表现为： 1、革命业绩的功德化。......侯长腿：「要是没有共产党毛主席的这土地改 革呀，扛活扛到棺材边，也挣不到一根垄，半间房，还能说媳妇？」郭全海 ：「要不遇到萧队长，给反动派早整完了。」这种「如果那麽」的结构， 将革命业绩功德化的同时，也实际上否定了农民的自我救赎力量，题记中「 在很短的时间里」「从各地起来的」的「几万万农民」，与其说是革命的主 体，不如说是被拯救的对象。 2、革命政策与文件的圣典化。政策文件中包含了天启般的现实智慧与思想资 源，人是匍匐其下的侏儒，再度交出了掌控自己命运的可能：《中国土地法 大纲》「比天书还灵验，这叫地书，是毛主席批下来的平分土地的书，凭着 这本书，大伙日子管保都能过得好。」政策文件指示着现实的真理与历史的 规律，因此不容质疑，证明其永恒正确性是革命叙事文本的最大政治。 ......当政策和生活发生矛盾时只能用政策去「统一」现实生活。在这一价 值取向下，乡村现实成为被任意增删的表现对象，历史叙事的客观性与叙事 意义的预设性构成了巨大的紧张，也构成了《暴风骤雨》的叙述禁忌。周立 波工作的北满地区的土改，「好多地方曾发生过偏向」，但作者在写作过程 中对此进行了「省略」，因为「这一点不适合在艺术上表现」。 3、领袖人物的神化。政策文件代表了组织秩序，其顶点便是领袖意志，革命 领袖因把握了历史必然性而能先知般地指明历史方向，成为新的乡村神只， 由此实现革命话语对乡村的全面精神控制。 在在可与蒋樾的纪录片交相印证。我们综合以上论着所能提供的视角，再作 稽考，当可对不同史料的作用与潜能，有更丰富的认识。 史料的种类与可能 　　纪录片《暴风骤雨》使用了多种材料，以下分别述评。 ．实蹟与文物 　　2005年元宝村的环境与容貌，还有「暴风骤雨纪念馆」，实蹟总是蕴含 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可为观者建立认识的基础。不同於文字着作，纪录片在 「如何叙述」上只有选择场景和视角的问题。 ．新闻影片、宣传性的纪录片 　　影片之初即对举了1946年国民党与共产党相互攻讦谴责的新闻影片，引 人发噱，更展示了两党当时宣传语言的习惯。之後，又引用《伟大的土地改 革》、《民主东北》、《中国人民的胜利》等新闻片段，皆可为当时政治文 化史的认识基础。 ．文艺创作 　　纪录片引用了周立波小说的题词[5]，并多处穿插谢铁骊导演的故事片， 将作品的人物、剧情与其在元宝村的「原型」对比，真实与虚构的差异就显 示出来了。配合文化研究如前述秦林芳、张玲荣论文的分析，可以达到对历 史的深层理解。 ．档案文件 《五四指示》、《中国土地法大纲》等政策、法令文件的重要毋庸置疑；纪 录片不如文字论着适合大量引用、论辩，但能提纲挈领，即为的当。《暴风 骤雨》纪录片中字幕所着重的，是统计数据：多长时间内，多少地方发动了 多少群众，分了多少地，起了多少浮财，死了多少人。如果说，聚焦於元宝 村民的微观影像呈现了历史的「质」，这宏观抽象的统计就是铺开了历史的 「量」。美中不足的是，影片并未标明其资料出处，还把《五四指示》的年 份误为1945年了。这个缺点，我想应该可以将符合学术规范的注释打在片尾 来改善，如此则无妨本片节奏。到了片尾，一串注释只出现两三秒也无妨， 我们可以暂停。 ．生者的形象与口述 有元宝村老村民、原土改工作队员 、《暴风骤雨》电影演员，以及现任的当 地干部四类。 现任干部出镜在筹建纪念馆、收集文物的会议与场面上，表情平淡地进行着 这个政治任务；原工作队员和电影演员，口述内容未出政治正确的范围。导 演将他们处理为影片的背景，衬托出「真实」的异样；影片最後，已落成的 纪念馆内，一群小学生在听老师重述革命史，又是一个反衬。这样的映衬， 既是文学手段，也是让事实显出犀利，或曰「让史料说话」的史笔。 老村民郭全海、高凤桐、老丁太太等，是影片中最鲜活的一票人物。在夹杂 着粗话的土话之中，观者如我接近了历史，从而在心里构建起了远比书籍鲜 活的印象；这种印象无法被书籍推翻，因为我会认为它最「真实」（即使也 只是部份的、不彻底的真实）。这样，先前未有成见的我，将会以之检验往 後看到的历史叙述；先前已具认知者，便会有「党史得重写」之类的感想了 。 村民的口述，正面可以印证党史，反面可以颠覆经典叙事，从而达到对「常 理」的回归或者再确认。 例如：「这是一场风暴啊…那死的人能少吗」、「阶级斗争是非常残酷的」 （刘福德），老人在影片中淡然的叙述，印证了土地革命「以暴易暴」的性 质。但，叙述何以能这麽淡然，我以为不能只用「事过境迁」来解释。 　　刘福德：「有的人，只要说打他就干。老丁太太就这是这样的。」 老丁太太：「周立波啊，他叫我怎麽做我就怎麽做。」 为什麽他们可以这麽不带好恶？我的解读是：因为当时的道德也在革命。或 者说，「以暴易暴」的另一面是「以道易道」：旧时的道理都不对了，要跟 着共产党才对；事过境迁後，虽然以现在的眼光看来，当时似乎的确有些不 太对，但那毕竟是人民的革命，就算我没有份，我也不能反人民，所以大家 大概也没什麽不对。 「那时毙人群众说了算，工作队说了不算。」老村民高凤桐回忆他姊姊被乱 打致死的故事，一半恻然一半讪讪，却没有要控诉指责谁，只是一副觉得这 很扯的样子。 　　再看高凤桐讲的一个故事：一个穷人分到一匹好马，不会用，换了牛和 一笔钱，「他那钱花得挺潮涌」；牛也用不好，换成毛驴拉磨；不久驴又换 成羊；「羊杀了他啥也没有，最後他还得穷。」这真是对「穷人翻身」神话 的嘲讽。对照1984年元宝村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重分配给农民以 後，原地主又渐渐成为产粮大户的今史（这段叙述也以字幕打在影片中）， 导演和我们颠覆了红色经典叙事，回归了革命逻辑以往极力遮蔽的一个常情 常理：穷人之所以穷，富人之所以富，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的。 斗人的攀比现象、糊涂的从众心理、革命逻辑对常理的遮蔽，纪录片呈现了 这些土改运动对群众身心的作用。此外，相当值得翫味的，是村民看待历史 的态度；在影片中，他们流露出来而让我感受到的，是一种难得的糊涂。 作为後世学者，如果我们带着批判的目的，不论是善意还是恶意的，看到这 段异常的历史，大概都要发些议论，谆谆地将之作为某种殷监，或者凛然作 出道德审判以资批斗，不然也要尽量搞清楚那一切的原因，从而或多或少地 被其幽灵给缠绕住──尤其当你将「始作俑者」视为算帐的对象之时。然而 ，元宝村民却好像已经超脱出来了。 他们糊涂，不想再去搞清楚、算清楚──这或许是因为算也算不清楚，也或 许是因为他们已经历太多政治运动了，又或者是国人逆来顺受的民族性所致 ；总之我认为这糊涂相当难以评价。为了以後不再造成相同的错误，我们有 必要不忘前事；但历史若成为道德的包袱或者谴责、分裂、斗争的资料，则 又将害於人心的安顿和学养的初衷。在此，纪录片采取了「概括承受」的态 度，以不作价值评判的审慎姿态，精明地并蓄了史实的残酷与村民的糊涂。 这是一种具有大智慧的史观，也是当代中国电影界第六代导演与不少独立纪 录片所谓的「新纪实主义精神」，我高度赞赏这种精明的糊涂，以及这样生 猛灵活的史学实践。[6] 结论 现在这样的东西还不够多，所以在云南影像展的时候吴文光说了一句话：「 现在是一个人做这样的片子，如果一万个人都做这样的片子，那中国就会改 变了。」 ── 蒋樾，2006年「首届纪录片青年导演论坛」发言结语。 身为「80後」（或七年级[7]）的台湾人，成长过程中未受太多灌输式反共宣 传的我，对中共土地改革史只有极模糊的印象，知道其为暴力而已。教科书 [8]和台港文人、学者着重描写、批判的，是造成许多荒谬和灾难的，反右、 大跃进、人民公社、文革等运动；相较於此，建政初期土改运动的曝光率可 说远远不如。 因此，直到大学毕业，未选修相关课程的我依然不晓详情。这或许从一个反 面，说明了「土改」的负面效应未如後来「大跃进」等等之甚；海外文化界 在此的相对缺乏关注，或许也是一个可以寻味的课题。 然而，回到个人，当我进入北大历史研究所，开始补习共和国史时，2005年 蒋樾导演的纪录片《暴风骤雨》便向我展开了一个直观土改历史的窗口。接 着，综览1948年周立波小说《暴风骤雨》和相关文献，我建立了对这段历史 及其学术史的认识；同时，我也留意到自己观览这些作品、论着与史料时的 心情。 在中共宣传教育下成长者，看了纪录片後或有上段引文中老人那般「党史被 颠覆」的感觉；惯於反共思维者，又或有另般观感；但已有基本史学训练， 又习於後冷战「告别革命」之当代文化氛围的我，是在平静的翫味之中看完 影片、小说与论着的。 作品与史料所呈现之故事的复杂多彩，总能给我意料之外的讶异，但也总能 纳入一个脉络相承的情理之中。感觉党史被颠覆者，颠覆的不是党史，是党 史种在他心中的情理，「传统」的情理，或者「史观」；作者的意图，当也 在此。但我没有被颠覆。因为我所认知的情理，自始便不是共党的那一套， 也不是反共的那一套，而是将这一切纳入一个更大视野的，一套着眼於「合 」的愿望与史观。 当一批人还在继续建构神话、死命维持道德高度，而另一批人也还在解构神 话、竭力与其所认知的「传统」搏斗时，我这样的观察心态，或许有些超前 了时代，但时代毕竟是往这个方向在辗转前行着的。因此，我乐观地相信， 蒋樾导演与杨奎松、秦林芳、张玲荣等先生所询唤的理想读者，正是能超越 然後兼容以往诸般意识型态遗产的我辈新人。 参考书目 史学类 高浦国：《土改前元宝村的变迁》，《黑龙江史志》2005年3月 王晓军、雷敏：《陈云和他所领导的北满土地改革运动》，《黑龙江档案》 2005年5月 罗平汉：《土地改革运动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 杨奎松：《1946-1948年中共中央土改政策变动的历史考察》，《社会科学》 2007年2期 文学类 李华盛、胡光凡编：《周立波研究资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秦林芳：《暴风骤雨中的迷失─周立波〈暴风骤雨〉再论》，1994 刘洪涛：《周立波：民间文化与主流意识型态》，《文艺理论研究》，1997 年3月 陈琳：《历史变革中的灵魂透视─〈太阳照在桑乾河上〉与〈暴风骤雨〉人 物塑造之比较》， 《安徽教育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4月 余岱宗：《被规训的激情─论1950、1960年代的红色小说》，上海三联书店 ， 2004 年 张玲荣：《〈暴风骤雨〉：乡村革命的多维镜像》，《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 校学报》2007年3期 刘海军、吴浪平：《从激进归趋温和─论周立波《暴风骤雨》、《山乡巨变 》革命姿态的变迁》，《船山学刊》2008年1期 综合报导 逢松：《永远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看影片〈暴风骤雨〉有感》1961 杨军：《「土改第一村」，走过暴风骤雨》，《南风窗》，2006年6月下 附录：大事纪 1945.8.9 苏军进入东北。 1945.8.15 日本投降。 1946年初　周立波偕妻林兰抵达元宝村 1946.5.4 中共中央发出《关於土地问题的指示》，简称《五四指示》，决定 从战时的「减租减息」，转向以反奸、清算、退租、退息等方式将土地从地 主手中分给农民。东北局随即决定放手解决土地问题。 1946.6 北满土改开始。 1946.7.7 东北局通过陈云起草的《关於东北形势与任务的决议》，要求干部 下乡、发动群众反奸清算、分粮分地以及参军。11日，东北日报发表《到农 村去，到群众中去》。 1946.8.23 东北局作出《关於深入进行群众土地斗争的指示》，制订斗争中 对各阶层的具体政策。 1946.9 开展土改复查与「翻身大检查」。 1946.11.21 东北局发出《关於解决土改运动中「半生不熟」问题的指示》， 开展煮夹生饭 。 1946.12 东北初步完成土改。 1947.2.20 东北局发出《关於解决「半生不熟」与准备春耕的指示》。开展 春耕後，通肯县孙王乡为解决生产资料问题，展开对地主「斗财宝」，全区 纷纷仿效，是为砍大树、挖财宝的砍挖运动。 1947.2.21 华东局「二二一指示」规定土改复查工作政策。 1947.6 国共内战全面开打。 1947夏秋间，东北区砍挖运动达到高潮，也乱打乱杀，也展开干部「洗脸擦 黑」。 1947.7 – 9.13 西柏坡召开刘少奇主持的，全国土地工作会议，制订《中国 土地法大纲》，在并不具体规定划分农村阶级标准，又全力反对右倾的情况 下，大力推动没收和平分。 1947.10.10 《中国土地法大纲》公布。 1947.11.15 – 12.25 国民党召开国民大会。 1947.12-1948.1 呼兰县长岭农民开「扫堂子」先河，经《东北日报》报导而 蔓延。打击面扩大到中农、工商业者。 1947.12.25 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主导提出纠「左」，强调反对侵 犯中农利益；反对妨碍工商业；反对对学生、教员、教授及一般知识份子采 取冒险政策；主张适当照顾开明士绅；主张地主转入劳动满5年以上，富农降 为中贫农满3年以上者依现状改变成份等等。 1948.3 北满土改基本结束。 1948.12.2 周立波完成小说《暴风骤雨》。 1949.10.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建立。 1950.6.30 《土地改革法》於全国政治协商会议颁布。 1951 小说《暴风骤雨》获斯大林文学奖。 1954 元宝村在互助组基础上成立了合作社。 1955.7.31毛泽东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关於农业合作化问题》，掀起组 建高级社热潮。 1956 全国农村大规模组建高级社。 1958.10 大多数省份完成向人民公社的过渡，农民的土地又被国家收回。 1961 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由《暴风骤雨》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谢铁骊导演 。 1984 元宝村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重分配给农民；20年间，原地主 又渐渐成为产粮大户。 2005 导演蒋樾摄制纪录片《暴风骤雨》，於「2005云之南纪录影像展」发表 。 2005 元宝村「暴风骤雨纪念馆」落成。 [1] http://blog.voc.com.cn/sp1/yuwenhao/13472739043.shtml [2] 杨奎松：《1946-1948年中共中央土改政策变动的历史考察》，《社会科 学》2007年2期，亦收录《开卷有疑─中国现代史读书札记》（江西人民出版 社，2007），页290。 [3] 罗平汉在接受《新京报》专访时表示：「有些老解放区，经过8年抗战减 租减息以後，地主的土地集中程度已经不严重了。但是，为什麽我们要发动 一场这麽大的土地改革运动？我觉得，更大的意义在於政治层面，并非经济 层面。也就是说，它需要这麽大的一场运动动员广大的农民来支援这个战争 。必须动用手中的资源进行再分配。通过这种土地改革运动刻意激起农民的 阶级感情。如果从这个层面去理解这场运动的话，就可以接受。如果单单是 从社会财富的分配或者劳动产品的再分配角度来说的话，这种方式不一定可 取。」(《农村运动史专家罗平汉谈当代史研究瓶颈》，2008年3月16日，《 新京报》。) [4] 如：陈琳《历史变革中的灵魂透视─〈太阳照在桑乾河上〉与〈暴风骤 雨〉人物塑造之比较》， 《安徽教育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 年4月 [5] 毛泽东：「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 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麽样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 [6] 吕新雨，《新纪录运动的力与痛》，节本发表於《读书》2006年5期，全 文见 http://arts.cphoto.net/Html/syll/syxg/112802697_7.html [7] 民国七十至七十九年出生者。 [8] 我高中时代（1998-2001）所用国立编绎馆的历史教科书，对中共已较无 「妖魔化」的诋毁，然於诸般史事亦语焉不详，多一笔带过，老师也讲得不 多。如今「一纲多本」时代的中学历史课本，对中共历史已有较为清晰中肯 的描述，惟教学现场实况如何，尚待考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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