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MRZ (台大历史系教授......Orz)
看板historia
标题[观点] 解构郑和迷思系列之三
时间Tue Sep 25 22:28:06 2007
如果郑和绕过了好望角
陈政宏
前言:「当年如果怎样」只是一种思考练习
现在很多人对於郑和七下西洋最远到达东非海岸一事,除了深表佩服赞叹之外
,也曾想过如果:当时再多那麽一点努力与尝试,如果郑和的船队绕过好望角
,进入大西洋,甚至到达欧洲或美洲,那历史将要如何改写?
追求耸动夸张的媒体,最爱报导及引导这种思考方向。例如数年前经由中国时
报报导引述一篇纽约时报记者纪思道(Nicholas Kristof)的专文说:「如果
郑和先哥伦布登陆新大陆,那麽今天的美国可能是炎黄子孙的天下,说不定纽
约时报就是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中文报纸呢。[66]」而如今(2005年),六年後
媒体上的报导还是出现类似的说法,宣称如果郑和当年绕过好望角,甚至到达
美洲,「现在纽约时报印的应该是中文。[67]」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些「当年如
果…」的臆测呢?
一般而言,社会科学家与历史学者深知人类社会的复杂性,及其与自然环境的
交互作用,共同形成了我们的历史发展。但是这种高度的交互作用与复杂性,
是无法与自然科学中可以固定变因、重复实验的研究相比,其本质虽与一些自
然科学中的非线性动力系统的混沌(chaos)现象相似,但是复杂程度却远远超
过。因此即使除去道德考量,人类社会的发展既无法实验,也很难严谨而有效
地推测。所以,这类「如果当时不是这样而是那样,以後可能会怎样」的想法
与命题,固然十分迷人,却也令大多数严谨的社会科学家与历史学者小心翼翼
,唯恐落入其中陷阱,而很少认真地对待这类臆测。
当然,若是把分析「如果当年不是怎样而是怎样」的後果当作是一种纯粹的知
识与思考训练,而非认真严肃的研究,倒是不错的思考练习活动。只是媒体的
报导与一些人的主观愿望,常常不把这类型的讨论当做头脑体操而已,还要很
认真地讨论一番,感慨一番,也因而容易在无法细察的一般读者心中留下错误
的印象与迷思。
一.解析企盼中的场景
在郑和下西洋相关的讨论中,常见的这类「如果…」,场景大约可分为以下几种:
1. 如果下西洋没有被下令停止,那至少明清两朝以来,中国可以控制、
主导或影响东南亚与印度洋的航海、贸易与国际局势。
2. 如果下西洋没有停止,中国自明清两朝以来,就会是海权大国。
3. 如果郑和绕过好望角,就会促成中国人的地理大发现,而地理大发现
与大航海时代的美名就不会属於欧洲人,而是中国人。
4. 如果郑和绕过好望角,可能是中国人发现欧洲,让欧洲各国来进贡,
而非数百年後由欧洲人强行打开中国门户。
5. 如果郑和绕过好望角,很可能西行至美洲,中国人开始移民,而今美
洲都会是中国人,纽约时报印的是中文。
首先我们可以分析这些场景背後的心理主观愿望。第一及第二种场景所呈现的
结果是「一个强大的中国」:主导大范围的国际局势,海权大国等。第三种与
第四种的结局则是重要历史发展(地理大发现、大航海时代、帝国主义扩张)
的美名改由中国人获得,中国的厄运则不会降临。第五种则是结合前两项,不
但是中国人荣获美名与实利,而且也成为强大的国家。再进一步综合言之,这
些场景的结局都是与一百五十年来中国在各方面的失利及弱势形象相反的。对
欧美人士而言,这样的想像无非是一种心里安慰:所幸历史悠久、土地人口众
多的中国并没有如想像中的「那个如果」般崛起,否则我们今天就不是现在这
种地位了。对华人而言,这些场景背後代表的心理则相反,是一个对过去史实
不满的反弹,企盼相反的结局。两种心理都无可厚非,然而也为了这种心理需
求,相关的推论可能都失之粗糙、简单。
我们再看这些场景的推论。这些场景通常有一个很严重的逻辑推理问题,那就
是在推论的过程中,除了第一个与过去事实不符的假设(例如郑和绕过好望角
)之外,又假设了其後的历史发展过程还会与过去的相似,却没有论证为何那
第一个假设之後,其他的历史发展会没有变化,不会随着第一个假设的出现而
跟着有相应的不同。其实,在这种思考游戏中,最有趣的就应该是这些可能会
随着第一个假设而变动或不变的部分,让人思索各种可能会改变的事情的可能
性高低,及其连带关系与後果。因此不应该简单地将之当做不变,或懒於思考
。例如,在第一、二种场景中没有说出来的假设是:下西洋活动可以一直继续
进行下去,而中国的海上活动会一直保持如下西洋般的盛大。凭什麽可以这样
假设呢?即使皇帝及官员都一直有意愿进行下西洋的活动,其後国库仍然可以
一直保持像明成祖登基时丰盈吗?不会有其他外患的干扰与财政的排挤?而如
果干扰因素出现,结果又会如何?首先,没有任何讨论就这样假设,就已经犯
下推理的谬误。其次,这些後续发展究竟会如何是很难预料的,但是下西洋活
动可以一直继续进行下去的可能性是很低的,原因後述。
再如第三、四种中国人的地理大发现之想,也是假设中国的航海事业会一直扩
张,且比欧洲更快。这又是一种天真乐观的想法。首先这种扩张不符合中国文
化与政治的传统,缺乏政治与军事的动机。其次中国也没有极强的经济诱因,
使海洋活动会如欧洲的大航海时代般迅速扩张。比较可能的情形反而是在这所
谓的「超稳定结构」中,像长久以来一样:一点一点的慢慢累积远方的地理知
识,再逐渐变成常用的贸易航路。再者,即便真的有了快速的扩张,探知了一
些过去不曾知道的地方,其结果未必会是「大」发现,比较可能的反而是出现
一些类似「海国见闻」、「瀛海奇览」这类名称的风俗猎奇式作品,增添中国
人的知识与一些茶余饭後的话题,而不会对新奇的地方有太多兴趣去交流与了
解,自然也就不会把新发现视作不得了的事情。这样的推论是基於许多学者早
已指出中国政治及文化传统中的内向性,[68]以及农业经济的自足性而来。甚
至,就连激起近代华人研究郑和风潮的梁启超,在他那篇着名的〈祖国大航海
家郑和传〉当中也这样写着:
若我国之驰域外观者,其希望性质安在?则雄主之野心,欲博「怀柔远人、万
国来同」等虚誉,聊以自娱耳。故其所成就者亦适应於此希望而止。何也?其
性质则然也。[69] (标点为作者所加)
此段在全文的结语处,从其中可以看出梁启超虽然写此文的目的在提醒当时中
国人对郑和功绩的注重,但也没有混淆了郑和下西洋的本质,甚至还如此清楚
地点出此事在中国传统政治中的本质,主要还是明成祖的政治、外交利益。
我们可以把时间倒回去中国海船已经可以抵达孟加拉与印度东岸,但是还没绕
过印度半岛,也不知东非的年代。我们也同样可以猜测在那时,如果中国水手
与商人们继续向西航行会如何如何等等,而事後的向西发展证明,中国海船越
来越广的活动范围与往来,带来更多的地理及航海知识以及更多种类的货物与
宝物,但对中华帝国历史发展的影响并没有什麽太大的影响。中国依然把远方
国家视为存有珍禽异兽,文明普通或低下之处,建立宗藩朝贡关系,即便後来
阿拉伯人的某些航海技术与知识优於中国,在中国水手迅速吸收之後,也不影
响这文明古国的发展轨迹。因此,在欧洲文艺复兴之初始期的明朝初中叶,即
便下西洋活动继续下去,也扩张到大西洋,中国人还是会把南非与西非及美洲
的文明,一个个视如东南亚、印度、阿拉伯诸国般,数目变多了,但是影响不
大,也不会促使中国改弦更张成为一个积极向海外扩张的大帝国,更不会对文
明内部的政治与文化思想产生重大影响。真正会产生影响的交流,应该是等到
後来遇到欧洲较高度发展的科学工业文明之时。
至於第五种场景所隐含的假设是,美洲在被中国人发现甚至移民後,至今的发
展还会是一样强大。这是最不可能发生的一种情形,因为即便中国人会移民美
洲,其移民模式怎会如欧洲移民般,而不是如东南亚的华人移民模式呢?美洲
还更远哩!其次,即使美洲会是在中国移民的主导下发展,没有像後来欧洲移
民所拥有的自由精神、科学与技术,美洲的土地与天然资源即使丰富,中国移
民能发展出一个强大的社会与武力吗?不会成为另一个中国,而被後来的欧洲
帝国主义攻下?纽约时报印的可能还是英文,只是美国史会复杂些罢了。
从这些简单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场景的结局都只是些简单想法,而不是
真正思虑过第一个假设成立後的种种可能,并且往往是种企盼美好结果的动机
所造成。上述与这些迷思场景唱反调的讨论,主要是依据下面针对中国历史发
展与海洋活动特质的了解与推论而来的,不一定是最可能的情形,但却是逻辑
上来看比较可能的。
二.中国远航扩张的步骤
美国历史学会前些年曾经邀请不同的学者撰写了两本讨论这种假设性问题的书
,第一册What If? 已经译成中文。而其第二册What If?(2)书中曾经有过一篇
专文讨论郑和如果绕过好望角的後续发展。[70]作者Cook教授除了简述当时中
国航海情形以及推论在技术上郑和船队可以绕过好望角外,并没有大胆地具体
预测究竟会发生什麽事,相反地,他反而是去分析探讨如果郑和绕过好望角之
後,历史发展上的各种可能性会与哪些重要的关键课题相关。而他点出讨论这
些可能性时的一个重要基础是要了解中国人航海发展过程的特徵,也就是说中
国航海扩张的一贯步骤是循序渐进,稳札稳打而缓慢的:通常是在逐渐了解海
域的海洋环境(海流气象地形等)之後,才会逐渐拓展,而航行所访问过的地
区也要在熟悉且建立良好关系後,才会向下一目标前进,在时间进程上自然会
较慢些。
以郑和船队为例,他到过的地方都是宋元时期中国船只经常去访及贸易的地方
,而航线与导航方式很可能是在那时期中国与阿拉伯航海者的技术交流中逐步
获得的,他们後来才再加以详细考订。此外,在郑和船队的七下西洋期间也常
穿插其他中国官派航行任务到类似区域,[71]郑和在马来半岛也是先平定陈祖
义,控制该地区後才向西航行,另外也建立了後勤补给基地「官厂」等,这些
都是上述中国航海拓展模式的例证。而在此我们也需要注意到,这些特徵与後
来欧洲大航海时代各冒险家的活动特徵是极不相同。
另外在技术上的可能性方面,不论是与後来欧洲人横越大洋用的船只来比,或
是以清末远航欧美的中式木帆船来看,以当时典型中国帆船的尺寸构造与使用
方式而言,要绕过好望角甚至到达美洲,在技术上很可能没有问题。但是在到
达好望角之前的非洲东南沿海时会遭遇强大的海流与突发巨浪,很可能使船队
损失大增。那里是由於相遇的两股冷暖洋流交会,容易形成突巨浪,至今都还
常使现代化的钢铁大船拦腰折断,或船艏破损呢。至於常出现在大西洋的风暴
,也很可能造成类似的情形。
三.为何没有航行更远?—兼为刘大夏平反
回到很多人最关切的问题:中国人或郑和船队为何没有再继续航行到更远的地
方,而止於东非?前面提到,我们需要从中国人航海扩张的方法及模式讨论起
。如果综观中国过去的航海扩展历程,我们会发现有一些相同的模式:首先对
於将要航行区域必然要有所了解与兴趣,然後航海技术上要有可能性,再来就
是持续与某地有往来後,以之为基地,藉由更强的一些动机往更远的地方发展
,如果这过程中遇到各种阻碍,就可能会停滞或倒退。
由此可以看出,如果技术上不成问题时,没有能够航行得更远的原因可能有两
个:缺乏足够的动机与兴趣,或是遇到各种阻碍。明朝下西洋船队之所以没有
继续下去或是航行更远,则是两种原因都有。在明朝中叶严从简所着的《殊域
周谘录》中的〈琐里〉篇描述得相当清楚,当明朝成化年间,有人怂恿皇帝继
续下西洋,於是皇帝令兵部尚书项忠差人去档案中找郑和下西洋时的「水程」
,也就是航行记录,想要参考评估一番。项忠的人却遍寻不得,原来是被车驾
郎中刘大夏先藏起来了,也就是说至少在当时档案还存在着。後来项忠与刘大
夏论及此事,项忠认为国家重要档案怎能随意失去,意思是要继续追查下落,
刘大夏却对答说:
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於国家何益?此特
一弊政,大臣所当切谏者也,旧案虽存,亦当毁之,以拔其根,何追究其有无
哉?[72]
从这段叙述我们可以分析出来,以刘大夏为代表性的一些明朝高级官员,对於
数十年前的下西洋活动,他们的看法是下西洋之影响以负面居多:财力与人力
成本庞大,而好处只有奇珍异宝,也就是经济的动机很少,其他的动机或兴趣
没有,而成本很大,所以对国家不利。因此,就如上述,他们认为既无足够的
动机与兴趣,也有障碍,在此情形之下,就不再有大规模的下西洋活动了。
在此,我们也需指出,《殊域周谘录》里所引刘大夏的说法中,可以看出这些
明朝官员的想法中并没有把下西洋活动的政治与外交利益考虑进去。但是我们
不能以现在的国际外交情势与地缘政治来评论,因为当时的环境与交通状况不
同,也没有任何中国人所知的往例能显现海权与海上贸易可以为中国带来值得
改变社会现状的巨大利益。而在政治上,他们也不再是明成祖时代因为篡位而
急需获得藩属与国际认可的情形,因此庞大的政治外交利益与需求也已经不在
,官员们所见的国家整体利益自然又回到传统中国政治情势之下来看,也就是
外交上是以中国为核心的态势不变,外患只有倭寇来自海上,但是侵扰程度只
在海岸地区,因此不需大规模发展远航的能力,国内政治也无需靠军事外交行
动来支持之处,经济层面又是回到农业经济的型态。
这些是与西方大航海时代的欧洲国际情势不同的。在欧洲的大航海时代里,不
仅诸国之间有强烈的政治与经济利益的竞争,也有各国自己经济发展利益之所
需的强烈动机。因此可以支持他们的海上活动,甚至由於海上活动(海盗及贸
易)的利益远大於风险,一种鼓励向外开拓、冒险、探求未知领域的文化精神
逐渐形成。所以,我们可以说,无论在政治、经济与文化上,欧洲大航海时代
的背景与中国明朝是非常不同的,对欧洲有利的作法反而是对当时中国不利的
活动。这是许多常以比较两地十五世纪航海活动来贬损如刘大夏之类官员者,
较少考虑到的。
总之,当时明朝缺乏政治与经济方面的动机及利益,而政治思想上不积极向外
扩展的观念也是传统之一,所以从各个角度来看,官员们的主张都使在当时的
时空环境与背景之下,能做的最理性的判断与主张。相反地,我们可以说,明
成祖时代,之所以能成就多次大规模下西洋的海上活动,主要原因还是在於技
术上(航海技术与经济能力)允许,而又因为国内政治因素,促使明成祖有强
烈而不同於传统一般皇帝的心理与外交动机,才能成其事,一旦内外环境逐渐
回归常态,刘大夏的主张反而才是合理的。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些官员何错之
有?
Cook教授在文章中已经指出,包括着名的李约瑟所提出的问题(为何技术发达
的中国没有发展出西方式的科学)在内,常见的中国科技史问题中出现的「中
国为何没有怎样怎样」的问法,其实隐藏了一个「中国哪里做错了」或是「中
国官员出现不理性决策」的假设。从上面的讨论看来,这不仅一针见血地点出
过去西方科技史学的思维漏洞,我们也要藉此机会为明朝官员平反名誉。简言
之,中国(如明成祖後的政治人物)并没有哪里做错了,他们的作为其实是一
种常态之下合情合理的正常作为,反而是明成祖时代及欧洲的大航海时代才是
一种非常态之下的非常作为。这两类其实都是在其各自环境背景下相当合理的
策略与行为,後者为人类文明开拓新局而得到赞美,但是守成如故的前者,在
环境没有变迁前,又何错之有?
我们可以说这类「中国为何没有怎样怎样」(或印度、埃及没有如何如何)的
问法,是一种「事後诸葛」又不考量时空背景环境因素的想法。这种以後见之
明来「以今非古」的思想,其实就是经济学家与社会心理学家早已发现并研究
的一种思考谬误,名为「知识的诅咒」(the curse of knowledge),[73]也
就是凡事不能设身处地去思考,过度把思考者独有的知识(在此是现代人的後
见之明)加於没有这些知识的讨论对象身上,而来预测或评论所讨论的对象之
行为。总之,「中国为何没有怎样怎样」这类的提问其实并不是一个好问题,
真正值得探讨的或许应该是:为何十五世纪後的欧洲与众不同?为何欧洲有大
航海时代及文艺复兴?以及我们现在该怎麽办?
四.讨论时措辞的建议
最後,笔者另外感觉在这类的讨论中,常出现误解或过度引伸的原因中,有一
项并非言者故意或疏失造成的,而是中文语词含意不够精准造成的,使得读者
与听者会不小心误会或可以故意曲解,因此在观念上我们需藉助文字的区分来
澄清一些讨论时容易产生误会之处。
一般中文里的「可能的」与「可能性」在意义上有时有不同的指涉,而其中的
差别是很微妙的。当我们说一件事情是「可能的」的时候,究竟是可能性有多
高,并不十分清楚,也常引起不同的解读,造成误会或争辩。我们可以这样来
分辨:只要不是完全不可能,都可以称为「可能的」,也就是说发生的机率可
以从0.2%到99.5%,但是有时却容易被作者误用或读者误解为「很有可能的」,
而非仅仅是「有此可能性」之意。因此我建议以後要讨论假如怎样怎样之後那
些不太能确定的发展时,中文字词的使用尽量避免「有此可能性」或「可能会
」,讨论的重点如果本来就不是在於可能还是不可能,而是「有多可能」时,
还是多写几个字,改以「比较可能会」、「比较不可能」、「很可能」、「不
太可能」等词,意思的表达才会比较清楚、比较妥当吧。
结语
中国在过去,特别是元明清三朝,在技术上有能力,但官方却没有积极地在海
上发展,的确造成了中国後来与欧洲物质文明发展差异迅速扩大後的弱国悲剧
。但是对於这个许多华人不喜欢看到的结果,我们不能简单地就归咎於当年的
忽视海洋,而一直以此简单的理由懊悔或怪罪祖先。我们应当去理解当时不向
海洋发展的原因,并且以当时的文化、经济、地理等背景去判断这样的大陆型
国家策略是否是合理的,甚至以宏观的历史观来看这样的发展会不会是种必然
的结果。如果传统中国的政治体制、思想、文化、地理、经济条件等,都是倾
向於让皇帝与官吏的最佳、最合理决策朝向稳定的大陆型农业经济帝国发展,
那清末几近亡国的悲剧就几乎是命定的发展过程。也就是说,其实郑和船队远
航才是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特殊的事件,该问的问题其实是很多人探讨过的「
为何出现了这样大规模的远航举动」,而不是「为何其船队或中国没有再继续
朝向海洋扩展下去」。
也因此,我们或许该检讨的不是当年祖先是否有错(他们何错之有?),而是
看看在这以海洋为交流媒介的新时代中,中华文化应该如何改变才能因应这样
的环境变化。至於是否要「发扬」中华文化就更应深思了!因为与郑和下西洋
活动的模式或其他与海洋相关的一系列传统中华文化思想,或许才是限制当年
中国向海外发展的障碍,而真正具有海洋发展性格的恐怕是那些不见诸中央官
方文件的闽粤地区海商、渔民、移民,甚至海盗,也就是今日多数台湾汉人与
各地华侨之祖,而今日这种海洋性格的嫡系传承者恐怕是让官方伤脑筋的偷渡
者与走私者吧。或许我们不要忘了,欧洲大航海时代中许多航海者是亦商亦盗
的,若正常生意作不成,就开战掠夺,其余风不就是近代中国人所熟知的鸦片
战争吗?若我们对这些欧洲的商盗,不会因其残暴掠夺的恶行而否定其在地理
与航海的贡献,那麽我们又何必对华人自己的海上商盗,如诸多假倭寇、郑芝
龙等人几近全盘否定呢?
对於这个被唐德刚称为「中国的第二次转型」的问题,[74]如何深入了解这些
合法或非法的商业、渔业、移民活动的深层文化意义,并对比於传统中国文化
的主流部分,以及欧美近代文明的诸多发展,再来讨论「华人文化应如何转变
,才能让华人融入地球村中安身,并进一步对全体人类文明有新的贡献」,或
许比较有意义吧。
(作者为国立成功大学系统及船舶机电工程学系助理教授)
附注来源:
[66] 傅建中 (1999) 《中国时报》 , 1999年6月7日。
[67] 谢蕙莲 (2005)〈吴京超级郑和迷也想下西洋〉,《联合晚报》,2005年3月10日, 下载网址:
http://udn.com/NEWS/NATIONAL/NAT1/2553574.shtml
[68] 参见Cook, Jr., T. F. (2001) “The Chinese Discovery of the New World, 15th Century”, in What IF?2, ed. by R. Cowley, Berkeley Publishing Group, New York, pp.85-104.
[69] 梁启超,〈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饮冰室专集(四)》,台三版,台北市:台湾中华书局, 页67,1987年。
[70] Cook, Jr., T. F. (2001) “The Chinese Discovery of the New World, 15th Century”, in What IF?2, ed. by R. Cowley, Berkeley Publishing Group, New York, pp.85-104.此书第一册有中文译本.
[71] 参见陈政宏 (2004) 〈解构郑和迷思系列之一─ 是「郑和下西洋」抑或「明初大航海」?〉,《郑和研究与活动简讯》,第19期,页29-34。
[72]严从简 (明)
《殊域周谘录‧琐里》,明万历刻本,北京图书馆藏,收於《续修四库全书》。严从简在此处也特别注解说,在《灼艾集》中谈及类似情事:也因为中官的怂恿,皇帝要调阅永乐年间征服安南的档案,时任兵部郎中的刘大夏也是藏起来,并将类似的利害关系告诉当时的兵部尚书余子俊,力阻用兵。有的学者以为刘大夏所藏是征服安南的档案,而非郑和下西洋的档案,但从此处来看,应该是刘大夏分两次藏匿了不同的档案。而此处也没有具体说明刘大夏是否毁了档案,只说刘大夏认为应该可以毁了,至於藏匿一事之後,这些下西洋与征安南的档案是遗失了,还是刘大夏亲自毁
了,就不得而知。
[73] 经济学中之所以称为「知识的诅咒」的原意是指拥有较多知识者,由於无法完全忽略自己较多的知识,因此在预测或判断拥有较少知识的对手之行为时,会产生错误的判断,因此反而导致自己的损失或对自己的不利局面。由於这与一般认为拥有较多资讯者,容易藉由预测或判断的优势而获利的情形不同,故称为知识的诅咒。详见Camerer, C.; Loewenstein, G.; and Weber, M. (1989) "The Curse of Knowledge in Economic Settings: An Experimental Analysi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97(5),
pp.1232-54。在我们讨论郑和一事上,则较无对後见之明者不利之事(诅咒)出现,在此只是要指出这其实是人类普遍很容易犯的一种思考谬误而已。
[74] 唐德刚,《晚清七十年》,壹,〈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综论〉,台北:远流出版社,1998,页2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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