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 《家族与社会》　分册 　　　　导言（黄宽重　刘增贵） 　　家族是传统中国社会的基层结构，家族史研究是中国社会史研 究中的重要课题。这些课题所涉极为广泛，大体言，可以从结构、 功能、发展三个角度来理解。从结构的研究来看，家族史涵盖了家 庭、家族、宗族三个层次，家族的规模、大小、形态、亲属关系与 伦理、内部的凝聚力、外部的依附势力与人际关系等问题皆属之。 从功能的研究言，家族史的研究的重点是由家族所形成的社会群体 在不同阶段历史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包含家族与政权的关系、社 会活动以及其经济功能等问题。从发展的研究看，家族的支分叶布 、断续昇沉、兴衰因缘、发展策略、世业家风、不同家族间的互动 等都是家族史研究的主题。 　　 　　五十年来，台湾的中国家族史研究，也涉及以上三个不同角度 约可以1980年代为界，分为前後二期，其研究趋势有几点值得注意 。 　　第一，研究范围由全体家族走向个别家族，从结构、功能的研 究走向家族发展史。前期家族史的研究，者眼於世家大族阶层的整 体地位。例如学者对汉六朝士族之研究，常从社会阶层的角度，将 士族视为一个整体，讨论士族的发展及其社会政治地位，这是承袭 1949以前的主要研究风气。这种研究虽钩勒出家族的结构、功能的 一般面貌，但对家族发展缺乏具体及动态的理解。而後期家族史的 研究则渐重视家族个案分析，以某一特定家族的发展呈现家族史的 具体风貌，家族史的研究更为细致化。「个案研究」的方式虽较早 用於中古世家大族的研究，然而宋以下个别家族的资料更为详尽， 因此此年宋以下家族的个案研究也较多。本书即收有多篇家族个案 的研究。 　　第二，前期家族史的研究重点主要是中央大族或与政治中心相 关的世族，而後期家族史的研究转向区域研究，突显家族的地域特 性及其在基层社会中的影响。汉代以来，世家大族在地方就扮演重 要的角色。虽然六朝隋唐门第世家有中央化的趋向，但其地方势力 仍甚强固。宋以下，在得科举功名者多，而在官位有限的情形下， 许多士人转向地方发展，家族的地域经营更形重要。由於中国幅员 广大，在文化、政治一统的外貌下，各地区家族的发展及其特质也 各有不同。区域研究更全面地呈现了家族发展的不同面相以及传统 社会的多元性。 　　第三，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科际整合。前期家族史的研究，虽 受现实社会问题的激发，但较少采取社会科学的方法与解释。1970 年以後，台湾史学界流行的「科际整合」风潮，倡导以社会科学方 法治史，除上述的「个案研究」、「区域研究」等方法外，社会学 中的家庭关系、社会流动等理论及量化分析方法，法学及经济学上 的财产、人口理论，人类学中的血族、继嗣、亲属、婚姻观念都被 引入家族史的研究中。虽然许多研究都是社会科学家研究现代汉人 社会的尝试(在「家庭史」的研究中更是如此)，史学界对这些理论 的运用仍然有限(使用较多的是社会流动、出身成分及官位世代量 化分析、家族世代人口分析等)，但家族史研究的视野无疑因而扩 大不少。 　　第四，从官阀族世到家族传统与社会活动，从中古家族史到近 世家族史。前期的家族史多研究世家大族的政治地位，官阀世传， 常见家族仕宦高低、为官人数多寡的研究。後期的研究扩大到其社 会活动与家族传统。这样的发展与台湾家族史研究前後期着重的时 代点不同有关。大体言，中国中古家族史的研究出现较早，而宋以 下家族史的研究出现较晚。中古门第与政治关系密切，史料涉及其 他层面者较少。但宋以下家族史料丰富，尤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 期对家谱族谱的收集研究(例如当时联合报文化基金会的「国学文献 馆」收集大量族谱，这些族谱今藏於台北捐宫博物院)、家规家训史 料之重视、碑传方志史料的运用，都促成了家族传统与社会活动的 研究。 　　五十年来台湾研究家族史学者众多，各有贡献，这里不加评述 。限於篇幅，本书只选了十一篇，希望藉此略窥台湾学者研究中国 家族史所关切的问题及切入点。 　　首先关於传统家族的定义与形态，学者一向有不同的看法，例 如人类学者陈其南从血缘系谱关系出发，强调「房」的概念，有助 於厘清中西家族观念之不同。但中国历史上的家族於血缘关系外， 还涉及是否同居、合藉、共财、共爨等条件，情况甚为复杂。本书 所收杜正胜＜传统家族试论＞对中国传统家族形态作了清厘与分类 。他指出家族包含「家」与「族」，家指「家庭」，是同居共财的 近亲血缘团体，族则二千来多指「家族」与「宗族」。春秋晚期以 後，家族的范围大体以五服为典范，大功以上是共财的最大范围， 主要为父、己、子三代，最广可推到同祖父者，这是「家庭」的范 围；小功至缌麻同出曾高之祖而不共财，是「家族」；至於五服以 外共远祖之同姓，为「宗族」。 　　近代学术界曾流行一个错误的观念，认为中国家庭是「大家庭 」，杜正胜力驳此说。他指出二千年来的中国家庭结构，从「家」 方面看，大体可分为「汉型家庭」、「唐型家庭」及「汉型与唐型 的折衷」三种形态。「汉型家庭」以汉代为代表，一家约四五口， 是以夫妇及其子女组成之「核心家庭」为主体，与父母同居者不多 ，与兄弟同居者更少。自西汉到东汉，在儒家的提倡下，与父母同 居者稍增，「核心家庭」有向「主干家庭」演变的趋势，但兄弟同 居者仍少。六朝迄唐，除儒家理想之提倡外，更由於战乱及赋税以 户为单位，在避赋而合户的情况下，导致家庭不断扩大，至唐遂出 现了十口之家的「唐型家庭」。这种家庭以尊长犹在，而子孙多同 籍共财同居之「主朝家庭」及「共祖家庭」为主，「汉型」之「核 心家庭」较少见。然而中唐以下，由於战乱离散，逃户之负担硬加 给现户，两税法实行後，客户也须纳税，但仍不服徭役，这些都形 同鼓励流寓，使唐型家庭解体。至宋，「职役」的沉重负担由上户 负责，而户等之高低取决於丁口及资产，为降低户等，分异之俗又 起。宋以下父子兄弟生分成俗，法律亦不得不承认。因此宋以下的 家庭大多以父母与未婚子女同居之核心家庭为主，而辅以与已婚子 女同居之形态，可说是「汉型」与「唐型」的折衷。 　　以上三种家庭的划分，为传统家庭形态提供了有用的思考架构 ，也引起学者广泛的讨论。至於「族」的发展，杜文指出春秋以前 的「氏」、「族」与「宗」，是以当权贵族为主之共同体，与後世 「家族」的意义有别。封建社会崩坏之後，姓氏普及，家族遂得发 展。秦汉以下大体可分为两大阶段：一是西汉中叶以下兴起的世家 大族，至六朝迄唐形成门第，中唐以下没落；一是宋元以下以族谱 、义田、祠堂、族长来收宗合族的新家族形态。中国家族的发展从 周代封建贵族，到秦汉迄唐之世家大族，到宋以下的新家族，可说 是学者的共识，本文所收的论文大体也环绕者这样的进程，以下试 稍加分疏。 　　 　　从封建贵族到汉之世族，显示了中国上古社会的剧变，然而变 迁并不表示与前截然两分，不但平民姓氏多推源或模仿自封建族氏 ，宗法社会的家族伦理也仍是後世家族的理想。邢义田的＜从战国 至西汉的族居、族葬、世业论中国古代宗族社会的延续＞对古代家 族发展的延续性作了进一步的讨论。他指出，考古墓葬的研究显示 新石器时代下迄於汉，以血缘相结之群体(不论称之为氏族、宗族或 家族)，长象以来都延续者聚族而居、聚族而葬、世业相承的生活。 春秋战国时代的变法，虽开创新局，但对迁居改业都力图扭转，希 望回到「族居世业」的传统，这点连最强调变法的法家也不例外。 下及秦汉，族居族葬之习犹存，而世业相承、官阀世传，也在安定 的政治社会环境中得到发展。 　　邢义田对宗族社会延续性的思考，不只有助於先秦迄汉社会发 展的理解，对汉代以下家族发展史的研究也深具启发性。汉代以下 ，虽然家族的发展如前所述可划分为不同阶段，但在变动之中也有 不变，其中两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家口聚析、收宗合族方式虽随 阶段而不同，但血绿的结合在农业社会的聚落环境下，具有强烈的 延续性。一是家族性质的发展虽然多元，但官僚儒学士族之家始终 具较高的社会地位，为家族发展所归趋。换言之，「士族化」也是 值得注意的延续性现象。 　　汉代是中国家族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家族发展之「士族化」 即萌芽於此。关於汉代家族之「士族化」，许倬云、余英时等讨论 较早，刘增贵的＜汉代豪族研究－－豪族的官僚化与士族化＞有较 全面的研究。所谓「士族化」即指旧社会势力向官僚士族之转化， 也指新社会势力多透过入仕途径而形成。西汉中叶以下，「士族」 成为豪族的主要形态，并渐由「士族」成为「世族」，为六朝门第 社会之先趋。然而由於历史背景、地理环境、经济条件、文化传统 的不同，各地士族的发展并不一致。本书所收刘增贵＜汉代的益州 士族＞一文，以区域研究的方式，讨论汉代益州士族的发展及其特 质。汉代益州士族，是外来移民、地方豪富、士着大姓「士族化」 的结果，也不乏新兴的儒学世族，其发展与地方开发、儒学传布过 程若合符节。由於开发较免，益州士族的出现亦较关东、关中为迟 。本文分析一百零二家士族，发现大部份始兴於东汉安帝以後，其 官阀世代较关中、关东稍逊。从各州出身公卿守相之时代分布及数 量比率中，也得到同样的结果。整体言，由於地处边区，远离中央 ，益州士族在全国士族网中不占重要地位，其兴起常与地方事务(如 蛮夷叛乱)有关，这也形成了其仕宦限制。 　　特殊的区域条件与环境造成地方家族的地域性，益州士族具有 浓厚的地方色彩，他们在政治上互通声气，共相进退，为地域争取 利益，俨然形成集团。由於割据政权每由外来势力所建立，益州士 族与外来士族间常因立场而有争执，这种情形下至六朝，迄无改易 。 　　汉代士族的区域研究，反映了士族形成期的部份动态，而六朝 迄唐初，则为门第士族发展的极盛阶段。关於中古门第，台湾研究 者众多，其中如何启民的《中古门第论集》独树一帜，强调门第的 族姓门风与人口、世代、名誉、禄位对门第地位的影响。毛汉光的 《两晋南北朝士族政治之研究》及《中国社会史论》，对官阀世代 、官位高低、婚姻圈大小等以计量的方式进行研究，呈现中古门第 与政权的变动，对中古家族史的研究的影响都很大。这里选了毛汉 光、逯耀东、刘淑芬的论文，略窥一斑。 　　中古门第士族最受人注目的是其在仕宦上的特权，仕宦高低久 暂最能显示一族之盛衰。毛汉光的＜中古大士族之个案研究－－琅 琊王氏＞写於1967年，是较早以个案方式，以计量方法研究中古士 族的论文。本文论王氏一族之发展，上溯汉末，下迄隋唐，统计七 百一十年间，二十三代、六百七十六个王氏後裔的仕宦资料。他指 出以起家(初任)官而言，王氏一族在魏晋南北朝起家官品最高六品 ，最低八品，无九品起家者，但隋唐则几乎皆在九品以下，且多以 明经入仕，显示唐代王氏门资大不如前。然王氏在唐无以流外官起 家者，则仍有相当的地位。以昇迁之速度言，在三十岁到五十五岁 间可昇至三品官者占总人数百分之三十三以上。这些都显示王氏在 政治上的地位。 　　家族之兴盛原因多端，但能顺应时代需求、维系家风传承是其 一因。毛汉絖分析王氏的政治行为，指出王氏在乱世之中，或保家 全身，或积极参与，或因循无为，都能合乎家族的需要。虽然王氏 在军事上有逐渐退出的情形，但孝悌传家、重视礼法、清谈风流等 合乎当时社会价值。而其婚嫁得宜，也是维系家族社会地位之一因 。从统计中可看出，王氏一族之仕宦盛衰与婚嫁盛衰相符合，皆以 南朝为其盛极时期，两晋为其起飞时期，隋唐为其下降时期。不过 唐代社会地位(以婚嫁论)之下降显然较政治地位为缓。 　　王氏一族之兴衰可说是南方大士族昇沉的一个纵切面，北方士 族则不同。逯耀东的＜拓跋氏与中原士族的婚姻关系＞，显示了北 方士族的两种情形：一方面反映了中原士族以婚姻维持门阀秩序的 曲折处境；一方面显示拓跋氏透过与中原士族的婚姻而士族化。拓 跋氏原有劳役婚、收继婚等习，入中原前後，婚娶有代北豪酋，也 有中原微贱之族及百工伎巧卑姓。孝文帝的一连串改革，使拓跋氏 的社会结构产生很大的变化，除了定居之策外，他禁止了同姓婚， 不许皇族与百工、卑姓、隶户为婚，更受中原门阀制度的影响，以 功勳八姓及中原士族(清修之门)作为皇室婚姻对象，并为自身与诸 王娶中原士族之女。以八姓与中原清修之门并例，可看出拓跋氏士 族化的情形。透过这种婚姻关系，拓跋氏打破了中原士族封闭的婚 姻圈，使重姻娅的山东士族，与拓跋士族一体化，而产生了新的士 族秩序，也改变了拓跋氏的家风。拓跋氏的例子可说为周边民族在 中原的家族变迁提供了具体例证。 　　众所周知，中古时期南北士族的不同点之一，是北方存在者上 述的异族士族，另则北方士族并具有比较强固的地方势力。刘淑芬 ＜北魏时期的河东蜀薛＞即讨论北魏时期河东非汉族的蜀薛一族， 如何利用其地方势力，成功地转化为全国性士族的过程。在河东多 民族共居的环境中，汉族的裴氏与属族薛氏拥有较多的资源。蜀薛 宗族势力庞大，武力亦强，与汉人相处和睦，并与汉人望族如裴氏 等有婚姻关系。当时河东地区氐胡不时起兵反抗北魏之统治，朝廷 仰赖蜀薛之力以平乱，故蜀薛虽两度反叛，依违南北，不但族势未 衰，反得进爵重用，甚至联婚帝室，终被列於郡姓。刘淑芬指出， 除了宗族众多，政治、军事力量强大，成为地方的安定力量之外， 蜀薛还有两项重要的资源：一是经济资源，蜀薛家族居於河东着名 的产盐区，掌握了盐地，北魏为收取盐税，必须与其合作。一是宗 教资源，信奉佛教的蜀薛，透过当时的佛教结社团结族人，以领导 地方社会。宗教资源与地方宗族的关系，是以往讨论地域社会及地 方精英论述者较忽略的问题。 　　唐代是中古门第社会的转变期，前辈学者如陈寅恪等已有详细 的研究，毛汉光、孙国栋、宋德熹等皆能推衍其绪，限於篇幅，不 多讨论。大体言，门第的转变以安史之乱为界，安史乱後，动乱的 破坏、科举入仕者日多、谱学散亡的情况下，门第大族渐趋没落， 新的家族形态於焉产生。 　　宋代不仅是中国历史上转型的时代，在家族发展上也有很大的 变化。中古以来世家门阀被新兴士人家族所取代，科举入仕成为个 人及家族荣枯的重要指标。为达成此一目标，许多家族厚植经济实 力，购书并安排子弟接受教育，以求在科场上争胜，成功之後则积 极拓展人际关系，参与地方公共事务，或透过婚姻扩大家族发展基 础，防止家道没落。但随者印刷的发达及经济繁荣，读书识字、有 能力参与科举竞争的人愈来愈多。这些崛起的家族固然在竞争中仍 占优势，但能否思世繁盛取决於参与者的个人才智与努力，因此即 使是有名望的士人家族，面对的挑战仍十分激烈。 　　个人成败关系家族兴替，充分体现了宋代家族发展的特色。由 於宋代典籍文献中与家族有关的家谱、族谱、宗祠等资料，留存至 今的不多，因此，个人传记或文集资料成为研究宋代家族的重要凭 藉，也就出现了宋代家族研究以家族主要成员之研究为主，以隐恶 扬善的叙述方式，侧重家族成功因素的情形，这是宋代家族研究以 个案为主的一个重要因素，也反映了难以呈现家族发展全貌的缺憾 。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後，宋代家族的个案研究成果显着。由 於史料的限制，研究范围多集中於某些累世仕宦的中型士族，及社 会经济文化发展相对繁荣的江南地区。这样的研究当然也有难以掌 握宋代家族与社会整体面貌之弊。但宋代士人从家庭出发，进入地 方社会或政治环境的案例，却也有助於了解个人的人际网络及家族 在地域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为家族与社会关系的研究提供有用的 视角。 　　为呈现宋代家族的发展特色，本论文集选择三篇以南宋浙东地 区为主的论文，作为观察宋代家族发展的切入点。柳立言以赵鼎所 撰《家训笔录》为基础，讨论宋代家族发展中面临的家产管理问题 。《家训笔录》是绍兴十四年(1144)，赵鼎在被贬并面临杀身灭族 的阴影下所写，为家族未来规划蓝图，也为家族内部财产处置和家 族管理预立遗训。本文透过赵鼎家乡衢州常山县的经济环境、早年 家境、两宋之际战乱离群和宦海仕历的波涛变化，以说明家产财富 对家的重要性。 　　《笔训笔录》共有三十三条，其中除一般关於立身处世的前代 遗训外，还包括如司马光《家范》等当代士大夫家法、赵鼎个人的 经验和他对家族前述的构想及视先的习惯法三部份。他在世时掌握 山家族的财产，整个家族呈现的是同居共财的型式。但他为子孙各 房未来并立的可能发展所作的规划，除了义田和祭田属全族所有外 ，采取分财方式，属於聚於而居的模式。在此一模式下，族谱、族 长、族祭和族产成为维系赵氏家族的要件。赵鼎所构想的家族维系 方式，在领导层的构成与功能上，取众议的方式，使各房均有代表 ，这是血缘关系由密而疏时，有利家族的维系的措施。而家族的祭 祀活动，则是合族参与，既可联络族人、强化宗族意识，也有利族 人的社会活动，达成敬宗收族的目的。祭祀的场所，一是正寝之东 的影堂(泛称祠堂或家庙)，一是在坟垄。 　　为达成聚族而居的目的，规定田产不可分割，并由非族人专门 管理，以建立一个独立的管理系统。田产所得，给付没有仕宦收入 的族人，目的在支持举业。而从遣产的动产部分，按一定原则分给 各房私产，但各房的私有田产在各房内仍是同居共财的共产。总之 ，各房不动产不许分割，有稳定及加强家族经济基础的作用。而无 论共产的收益大小，或人口比例多少，各房均有一定收入，对未仕 的族人不无小补，有助於家族的延续与聚居。 　　黄宽重则研究四明楼氏家族的发展。楼氏家族从崛起、发展到 衰替，前後历时三百年，先由经营产业成小康之家，再通过科举进 入仕途，晋昇地方名族。其後内则致力教育与学术，充裕产业奠定 发展基础；外则藉同学、共事、交游、婚姻等方式与四明着名士族 建立深广的人际关系，终能与史氏、袁氏齐名，成为四明地区的名 门望族。这种内外因素交织互用，对家族成员在学术、举业、仕途 、经营、资源及社会政治地位的提昇等方面，都取得很好的效果。 如楼郁在教育子弟的同时，也推动乡里教育，使楼氏与四明新兴的 科举社会相结合。婚姻关系影响亦大，如楼钥的成功固然与个人努 力及家族支持有关，更受惠于外家汪氏的义育照拂。更重要的是， 他藉汪家在四明地区的深广人脉，以及思温、大猷二代领袖的身份 ，得以扩展其人际网络，在地方上扮演联络学派及推动文化与社会 建设的角色，成为四明的意见领袖。 　　楼氏家族所参与及推动的四明社会活动中，具凝聚士人群体意 识、营造典范性社会文化的活动，是由退休官员及士人组成不序年 齿的诗社，及以尊老、序齿象徵团结与集体意识的乡饮酒礼。这些 活动有助於联络在乡的官僚与士大夫情谊，培养地方的认同感。士 人家族透过集体力量，共同推动的公益活动，包括义庄、学校及桥 梁等公共建设，更有利於塑造地方意识。 　　从楼氏所参与或推动的社会文化活动，可看出四明地区不论是 个人或家族，都希望藉参与活动的机会扩展人际关系。自科举成为 宋代政治社会地位指标以来，家族社会地位的昇降，固与科举成败 有关，但参与地区公共事务或社群活动，也是展现士人关怀乡士、 扩展关系、提高声望、维护家族形象的重要方式。因此，南宋时代 ，四明地区蓬勃的社会文化活动，与这些具有乡里情怀，为建立家 族声望的家族及个人的事动，有密切关系。 　　梁庚尧则以四明家族间合作事动的乡曲义田为例，探讨宋元士 人家族超越家族的界限，推动地方公益活动演变的过程。他指出， 在宋代除了由范仲淹所创的家族义庄外，由乡里官宦、士人共同发 起，以济助乡里贫士与官宦贫穷後人为主的乡曲义田，是另一种义 田的重要类型。 　　四明乡曲义田的创设者，是曾在孝宗一朝两任宰相的史浩。他 在乾道四年(1168)任知绍兴府时，以地方长官身份购置良田，助济 当地士大夫的後人。他归老乡里後，於光宗绍熙元年(1190)仿绍兴　　 义田而设创乡曲义田。史浩指出设置的目的是要让士大夫能廉洁自 持，不为养家而毁损志节。义田的主要经营来自民间，在汪大猷带 头捐献下，累积了可相当多的田产。为了行之长远，汪大猷并对庄 屋的购置、管理多所策划。 　　四明乡曲义田能顺利推动，与四明地区长期以来好善乐施的风 气及绵密的人际网络有关。像汪思温、陈居仁、林暐等人都热心於 救济贫穷，彼此间又经由师生、交游、同年、仕宦、婚姻等途径， 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他们基於回馈乡土的责任感、实践互助的人生 理想，也为塑造社会声望而积极参与地方公益活动。 　　到理宗後期，义田的经营管理工作由民间转移到学校，负责其 事的人也由官府来选择，赈给对象涵盖了学校人员，乃至学校职生 。导致官府介入的原因虽然不明，但可能与这些家族逐渐走下坡、 人才渐少、史家的作为引起很大的争议有关。由於地方上足以服众 的领导人物难以产生，家族间的合作无法进行，公众活动只有仰赖 官府来推动。而改朝换代後，政治环境改变了，更难有人有能力或 愿意承担此项任务。但义田已成为当地的一个传统，又能配合元朝 的政策，因此在官府的支持下，仍使乡曲义田得以延续到元末。 　　明代以後，由於族谱资料相当丰富，使得家族研究有更宽广的 空间，研究内容更为深入。明清史学界对家族与宗族的研究，大致 上侧重社会经济史及人类学田野调查两种方式。他们关心家族如何 透过各种资源的掌握或与地方其它家族的竞争，逐渐形成社会的领 导中心，影响地方事务。特别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日本学界出 现「地域社会论」的观点，考察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以及九十年 代美国学界提出以地方精英的角度研究地方社会之後，明清宗族的 研究，更侧重於宗族组织如何应付与解决发生在所处地域的问题。 　　面对此较为集中的研究趋向，本论集所收的二篇论文均以案例 讨论为主，但各自呈现不同的焦点。于志嘉的论文是以族谱资料为 主，以个案的方式探讨明清时代卫所军户与原籍军户家族之间，血 缘及其所涉复杂多样的权利义务关系，而此一关系的变化，常与彼 此的经济状况或宗族观念相互呼应。其中一个案例是苏州彭氏。原 籍江西临江府清江县的彭氏，在明初内附後，彭学一充军，隶籍於 苏州卫。学一身故无嗣，由原籍取其姐夫之子仲英为嗣并补役。百 年後，苏州彭氏致书江西原籍族人，希望回乡祭祖。江西方面可能 担心明廷的规定，对在卫亲族有津贴乃至继补军役的义务，为免惹 祸上身，未有回应。後来江西的祖祠中，虽然列出籍在苏州并获进 士、名位显赫的彭珑、彭定求的神位，但未主动联系，两支之间保 持若有似无的关系。一直到嘉庆二十年(1815)彭蕴琳才访清江祖祠 ，但二支族人并没有通谱联宗。相反的，在苏州以文学起家的彭氏 ，通过教育事业或组织文会等方式，与当地绅士大夫保持密切联系 。万历年间，彭汝谐与吉安迁海蓝卫的彭宗孟通谱系，为兄弟行， 此後关系密切，如同族人，显示苏州彭氏并不排斥与远支联宗。另 一案例则为海宁贾氏。贾氏原为洛阳人，宋室南渡时迁杭州海宁。 贾哲时率众归明，其诸子中，三子贾着留居海宁，为李支小宗，亦 称南族。长子贾真的後人则在归德，称为北族、大支。此後南宗北 上联络大支，并於续修族谱时都遣人北往，察访大宗世系。嘉靖四 十五年(1566)後，南北两宗多次联宗修谱。乾隆三十五年(1770)的 清明节，归德族人南下谒祖祠，是南北两宗交流的高峰期。二宗之 间关系的进展当与经济能力的改善有关。 　　明代对军户军役的特殊规定，也是军户谱系断绝的重要因素。 族谱世系是朝廷勾军的依据，因此当军役负担沉重、造成族人困扰 时，就以分祖分祠或无谱的方式，以与军支族人划清界限。如九江 卫的李氏、浙江平湖的屈氏，均以困于漕运军役，不敢有谱。此外 ，对抽丁为军者而言，由於祖军兄弟之後，有继补帮贴军役的义务 ，因此族谱编纂有其特别任务，而为了确保族人遵守义务，多由族 人共同作成议约合同，出资提供军户的军装需费之用。 　　不过，也由於明清两代对军籍的控制严密，各种册籍层层管理 ，军籍者反而比一般民户更容易找到修谱的资料。尤其自宣德以来 ，明廷对卫所军户管理更加重视，定时修造各种旗军文册，为军籍 家族修谱提供了详细的材料。而且世袭军户制度，要求原籍军户继 补军役、供应军装帮费的规定，也为原籍军户与卫所军户之间搭起 了联系的桥梁。此外，诰敕、世袭供状乃至号纸，都是提供武职家 族溯本归源，乃至攀亲叙故的线索，因此当造成修谱障碍的军役因 素解除後，军方留存的各种丰富资料，反而有利於军户修谱的进行 。 　　利用族谱研究明清汉人家族的人口动态，已获取很高的成果， 这方面可以刘翠溶和李中清为代表。相对的对於满洲族人口的研究 成果不多。但在清代的八旗制度中，社会阶层区划严明，身份世袭 ，清廷为了便於控制，要求受任用人员提出谱系证明身份，因此满 人修谱的风气不逊於汉人。赖惠敏利用两个不同社会地位的满洲族 谱，即在清代拥有十个世袭佐领和八个世职，初列为八大家之一的 钮钴禄氏，及居住在宁古塔，地位并不显赫的他塔喇氏为案例，比 较权贵之家与平民身份者在婚姻、生育、死亡现象的差异，并讨论 这二个家族在人口动态上的区别。 　　钮钴禄氏原是居住长白山的部落，资产雄厚。额亦都骁勇善战 ，在随努尔哈赤统一建州女真的过程屡建奇功，被封为五大臣之一 。後又参与皇太极时诸战役，功绩卓着。经历康、雍、乾三代盛世 ，人口急剧增加。在清廷迁徒政策下，钮钴禄氏的部分族人被派往 外地驻防，固然可舒缓族内人口膨胀所引发的经济问题，但族人分 布地域既广泛，数代之後失去联络，也影响了人口成长。 　　他塔喇人的先祖则居於临近瓦喇吕所属安禇拉库，附归努尔哈 赤後，居於宁古塔一带。在清初对外战争中，因乏功勳，未能从龙 入关。康熙十年(1671)移住吉林省城西北的大唐家屯。由於地处边 陲，土地瘠苦，部分族人移徒拉法河沿岸及黑龙江等地。不论是出 於清廷移民就垦的政策，或族人自行开垦荒地，均使族人自康熙十 年至清末约二百十四年间，居处增为三十余屯，无法聚族而居。 　　满洲族谱对於个人生卒年月的记载较少，但仍可从这二族的资 料，观察其婚姻、生育及人口的成长情况。钮钴禄家族获得世职、 任官、科举和从军人数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堪称为权贵家 族。而他塔喇氏不论当兵人数、选任官以致笔帖式的人数均少於钮 钴禄家族。可见满洲社会阶层很明显。钮钴禄男子婚姻和汉族仕宦 家族一样，结婚的比例很高，未婚者以士兵居多，显示战争对生命 的威胁。而他塔喇氏的男子再婚比例不高，显示满洲贵族家庭与平 民家庭在结婚次数上的差异。生育率和死亡率方面，两族也有较大 的差异性。总之，清朝政府刻意制造满洲社会的贵贱等差，却又因 内部统治与周边民族的征服，战争持续多年，徵调大批满洲人丁， 特别是权贵家族死伤人数居多，影响其人口的繁衍。 　　由以上本书所选论文，可以看出五十年来台湾中国家族研究史 的一般面貌。由於研究环境及资料的限制，这些研究自然也存在不 足之处，例如许多研究都偏重精英家族，对一般家族着墨不多。唐 以前前族史的研究，由於进行较早，在考古及新出土史料、碑传金 石资料等的运用上，还有发展的余地。宋以下的研究，虽然以地域 发展理论、地方精英理论等论述及社会科学的理论展现较大的视野 ，但偏重家族与地域个案，易流於零散。事实上，对中国家族史的 专题研究较多，而整体思考稍显不足，通贯性的着作更少。到目前 为止，除了像杜正胜等少数论文，台湾的中国家族史研究似尚未见 《中国家族史》之类的通史，甚至连台湾中国家族史研究的回顾与 前瞻之类的论文也很少见。这种情形反映了台湾史学研究重专题轻 通论的传统，不只出现在家族史研究上，也出现在其他研究范畴中 ，值得我们进一步的思考与努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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