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 《社会变迁》　分册 　　　　导言（邢义田　林丽月） 　　中国社会经济史或中国社会政治史曾是台湾过去五十年史学研 究比较热衷的课题之一，社会变迁是其中的一个子题。要说明这个 子题，不能不先说说社会经济史或政治社会史研究的大脉络。大体 来说，这方面的研究有以下几点特色： 　　第一，不以马克思理论为框架，也比较不再关心二十世纪二三 十年代社会史论战期间所争论的生产方式、阶级斗争、历史发展阶 段和社会性质等议题。这一方面是从大陆来到台湾的老一辈学者（ 如陶希圣、蕯孟武），在立场上绝大多数反对马克思或倾向於从史 料入手，不套用现成的理论；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现实环境不允许学 者自由接触和发表与马克思理论同调的着作和意见，旧有的论战议 题几乎不可能在台延续。 　　第二：由此形成的理论空白，六七十年代以後，在相当大程度 上由西方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和人类学理论以及若干日本学者 的学说(例如内藤湖南、宫崎市定，周藤吉之，仁井田陞)来填补， 研究方向比较集中到所谓的社会经济组织、结构和功能、阶层化现 象(stratification)、社会流动和变迁等等问题上。八十年代在台 湾大学任教并主持历史系的许倬云教授可以说是带入新蓴气的推手 。他不但自作示范，更连续举办两届中国社会经济史暑期研讨会， 结合同好，发表论文，本册有近三分之一的作者当年参加过他的研 讨会，这套书的作者曾参加的就更多了。八九十年代以後，西方年 监学派、解构主义、後现代和文化史研究的浪潮一波波袭卷台湾， 而新一代的社会史研究者更在反省中提出「新社会史」的的口号， 希望能在「骨架」之外，更有以人群生活礼俗为主体的「血肉」， 为社会史的研究走出一条新路来。 　　第三，在材料上，文献与出土材料结合，不再偏重传统文献， 1987年解除戒严以前，台湾学者一般少有机会接触到1949年以後中 国新出士的文物和相关的研究。探讨社会史多继续在传统文献中打 转。解除戒严以後，一方面引进新理论，另一方面得以较充分地参 证新资料，社会史研究逐渐出现许多不同於过去的样貌。生活礼俗 、宗教医疗和宜忌鬼怪的研究多和新材料的利用分不开，就是最好 的例子。即使以文献而言，由於方法、解度和课题的不同，利用方 志、笔记小说、乡试录、报纸广告等等也开展出不少具有新意的社 会史探索。 　　第四，像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等那样从理论出发，综论中 国古代社会的通贯性着作不再出现，而偏向於较细致地分析和讨论 不同时代、地域、阶层里的社会现象，也推展出较多和社会相关新 领域的研究，例如生活礼俗、宗教医疗、宜忌鬼怪、情绪、服饰、 旅行、妇女生活，等等。探索这些新领域的概念和方法，多源自近 年流行的文化史，与过去社会史种种类似问题的讨论已大不相同。 　　社会史研究的面貌甚为复杂，以上所说并不周全。本册就「社 会变迁」收录论文十六篇，也极不周全。但是在时间上从远古到对 日抗战，在研究方法上新旧并陈，在论题上展现出不同的解度和样 貌，论文的作者包含了最少四代（第一代如陈盘、严耕望，第二代 如傅乐成、许倬云、萧启庆，第三代如徐泓、萧璠、社正胜，第四 代如陈国栋、巫仁恕），因此也不无代表性。 　　这四代学者之间多为师生或师友，其传承和转变可以多少反映 出中国社会史研究在台湾的部分动向。较为明显的一个动向是转向 基层社会和城市，并打破了社会史、制度史和思想观念史研究的界 线。巫仁恕的＜明清城市「民变」的集体行动模式及其影响＞和刘 石吉＜一九二四年上海徽帮墨匠罢工风潮－－近代中国城市手艺工 人集体行动之分析＞可为前者之代表；林丽月的＜科场竞争与天下 之「公」：明代科举区域配额问题的一些考察＞和陈国栋＜哭庙与 焚儒服－－明末清初生员层的社会性动作＞可为後者的代表。 　　家庭、家族和士族是传统社会的核心，也是持续受到关注的社 会史课题。刘增贵＜汉魏士人同乡关系考论＞、黄宽重＜割据势力 、经济利益与政治抉择－－宋、金、蒙政局变动下的李全、李(王亶) 父子＞、吕芳上＜另一种伪组织：抗战时期婚姻与家庭问题初探＞ 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代表性论文。他们关心的共通处毫无疑问在於家 庭、家族、士族与政治之间，而黄宽重和吕芳上两文尤其展现了这 方面研究上不同的思考和观察角度。 　　社会变迁不可避免和社会的组成相关。魏晋以下到元明，北亚 民族的进入和王朝的建立，带给中国社会什麽样的冲击？造成怎样 的变化？这是不可不讨论的大问题。萧璠的＜东魏、北齐内部的胡 汉问题及其背景＞、康乐＜孝道与北魏政治＞、傅乐成＜唐代夷夏 观念之演变＞和萧启庆＜元代的儒户－－儒士地位演进史的一章＞ 可以说从多重角度，深入分析了这不可或缺的一环。 　　和社会变迁相关的议题还有很多，限於篇幅，我们作了许多不 得已的割舍。不少论文收入其它分册，例如《家庭与社会》、《妇 女与社会》、《城市与乡村》、《礼俗与宗教》，细心的读者甚至 可以从《美术与考古》分册收录的论文里找到不少社会阶级与品味 变迁的线索。 　　以下简略介绍一下本册各篇论文的主旨和特色。杜正胜的＜从 村落到国家＞是以文献结合考古出土资料的一个例子。本文剖析中 国文化从八千年前萌芽到四千年前文物灿然大备，城市国家出现的 一段历程。根据考古出土，中国历史文化已可推到八千年前。当时 中原地区的居民选择近水的台地，过者以种植黍稷为主的定居农业 生活。而六七千年前浙江河姆渡的水稻文化证明中国文化的泉源不 止一个。先民血汗点滴汇聚，生活的形态从原始村落进而为城市聚 落。这种演变在时间上大致与传说中盛於制作的黄帝时代相吻合。 这一段三代以前的「大同」之世後来竟成为中国向往的黄金时代。 杜氏之作如果不是因为接触到考古出土的新资料是不可能写成的。 它可以代表台湾学者对中国古代社会变迁最早一个阶段的看法。 　　许倬云的＜春秋战国间的社会变动＞一文则是对台湾史学界在 方法上影响甚大的一篇论文。透过这篇代表性的论文，许先生在19 70年代非常开创性地向台湾史学界示范了如何以社会科学的理论和 方法作中国古代社会变迁的研究。他以《汉书．古今人表》所列春 秋和战国人物1317人为任意选样(random sample)，为求资料来源 单先，又选其中名字见於《左传》者516人，见於战国典籍者197人 为对象，以三十年划分为一代，比较不同身份的人如公子、卿大夫 、士、庶人、卜史工商等在不同时期的比例和阶层昇降，以考察春 秋战国时期的社会阶层流动(social mobility)。根据分析的数据 ，本文认为春秋时代本身已发生社会阶层分化。以政治活动来说， 公子集团由枢纽位置衰落，让位给势力逐渐膨胀的大夫集团，更集 中在少数大家族手中。到了战国，新的社会结构逐渐取代了旧有的 秩序，这种变化又不能不引起诸如政治制度、经济体系和观念形态 等方面的改变。本文的结论虽然大致上和许先生的老师李宗侗的若 合一契，运用的方法和观念对那个时代的台湾而言，无疑是全新的 。 　　同样是剖析春秋战国的社会变动，在方法和角度上和许文都不 相同的是陈盘的＜春秋列国风俗考论别录＞以及严耕望的＜战国时 代列国民风与生计－－兼论秦统一天下之背景＞两文。相对而言， 陈、严较为倾向於沿袭《史记》和《汉书》论列各地风俗的老路， 剖析春秋战国时代各地风俗的特色，透过风俗之异，以见社会的变 迁。陈盘曾撰＜春秋列国风俗考论＞，从引班固和应劭所谓风俗为 从，名曰别录，就婚姻、丧葬、鬼神祭祀、房屋、服饰以及诸如人 名与字、卖卜、相人、巫医、重农贱商、俳优、妇女不祥等指出春 秋时代非仅见於某一地而较具共通性的风俗特色。严耕望一文则企 图透过战国各地风俗和生计的不同，解释秦之所以能统一天下的背 景。其文自引《管子．水地篇》论各国水性与民风的关系开场，所 用资料不外《史记》、《汉书》和若千先秦古籍，最後指出七国地 境，秦居西北今陕甘一带，马最良，民最勇，历代国疆无西北即无 强兵，秦有其民，又有其马，此其所以无敌於天下之一因。 　　刘增贵的＜汉魏士人同乡关系考论＞是这几十年来许多中、日 文相关论着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篇。刘文的重点在过去同类研究较少 注意的地域观念和同乡关系。在中国古代聚落的基层结构中，邑里 成员地绿性的关系一向紧密。随着秦汉帝国的建立，不同层次的地 域观念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由乡里而州郡而天下四海。汉代行政区 划以郡为主，同乡即同郡，郡士大夫构成乡里，彼此关系密切。仕 宦往往自郡县吏开始，同乡士人常有同事之谊。同乡士人同仕共举 ，形成地域生活圈；离乡出仕也常暨相授引，形成政治集团，对政 治产生很大的影响。随者东汉末和三国时的动乱，士人离乡，同乡 观念因而扩大，同乡关系更形紧密，其集体性在新政权中益发明显 ，甚至逼出中正制的产生。 　　就在中原士族成为政治上主导势力的同时，北亚外族人入主中 国外族政权如何和当时中原的主导势力取得协调，进而稳固统治， 就成为南北朝时代中国社会里最显眼的问题。外族政权的成败久暂 ，往往和他们如何处理胡汉关系，如何对待以中原士族为代表的文 化传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萧璠的＜东魏、北齐内部的胡汉问题 及其背景＞和康乐的＜孝道与北魏政治＞都相当简明扼要地探讨了 这方面的问题。 　　萧璠一文比较集中地探讨了北魏、东魏和北齐鲜卑政权的自我 文化认同以及胡汉在政治、社会和文化上的冲突面。魏齐对汉人带 有敌意的强烈民族意识和对本族稳定持续的认同是这些外族政权始 终不能妥善解决胡汉问题的根源。高欢、高澄等虽然迫於事实的需 要，不能不以胡主汉从的方式，拉拢汉人的士族高门，但也种下胡 族武人和汉人文官的冲突，高演入继大统以後，汉人失势，直到齐 亡。胡汉的冲突不仅是卸治上的，也是语言、宗教、社会和文化上 的。直正的关键并不在统治者的族蟡，而是民族文化的认同。高欢 在血缘或世系上是否出自鲜卑无以证明，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始 终以鲜卑为认同的对象。 　　康乐一文主要探讨公元五世纪末，北魏孝文帝推行礼制改革时 涉及的孝道问题。尽管孝文帝将《孝经》译为鲜卑语，但并不鼓励 拓跋氏贵族读它。他从与孝道相应的家族制度和礼法入手，改造拓 跋王室，由此推而及於其它贵族和平民，进行更彻底的改革，但是 这也导致拓跋原有氏族部落的危机和最後王室氏族共同体的瓦解。 胡汉冲突经南北朝至隋数百年的民族和文化的融合，渐渐趋於绶和 。李唐皇室出於北朝胡化之汉人，於中国传统之夷夏观念本甚淡薄 ，华夷一家的盛况於大唐天宝以前可以说达到顶峰。 　　傅乐成的＜唐代夷夏观念之演变＞以引用太宗贞观二十一年名 言「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为引子，简要叙述了 唐自开国以後到玄宗朝，重用胡族蕃将的情形，并分析造成这种局 面的原因。这一方面是因为夷夏之防观念的淡薄，也因为自高宗武 后起成行科举，汉族士人竞趋於文章，尚武之风逐渐消失，可用之 将才缺乏，玄宗天宝时，沿边十节度竟至悉数委诸蕃将，终於诱发 安禄山之乱，大唐江山几乎不保。安史乱後，唐室对於武人深怀顾 忌，夷夏之防转趋严厉。傅文以较多的篇幅细述了安史乱後，唐室 如何防范武人，尤其是胡兵蕃将。更详细分析了河北蕃镇与中央直 辖地区在精神文化上之渐行渐远。河北三镇汉人虽多，胡风为盛， 天下视之如夷狄之区，此与唐初华夷一家之精神，相去不可以道里 计。 　　黄宽重的＜割据势力、经济利益与政治抉择－－宋、金、蒙政 局变动下的李全、李(王亶)父子＞，从个人在世变中的角色与抉择 者眼探讨列入《宋史》与《元史》叛臣传的李全、李(王亶)父子与 宋、全、蒙三个政权间的关系。李全是山东淄州人，出身农家，後 来在宋金边境经商。在蒙古侵金、华北社会解体之际，李全集结山 东地区的豪杰叛金，继而附宋伐金。迨其声势坐大後，专制一方并 卷入宋室皇位之争，因而受宋廷排挤，乃愤而降蒙，最後死於宋将 之手。其子李(王亶)则在蒙元攻守淮海之地三十年後，举兵叛蒙投 宋。作者分析，李全父子崛起於战乱中，以个人的能力掌握情势以 求发展，迨其建立基业後，利用挟持、要胁的两面手法，依违於宋 、金、蒙三国之间，扩大发展空间，攫取经济资源，以建立其割据 势力。结果李氏父子两人都列入《宋史》与《元史》的叛臣传中， 可以说是乱世中英雄人物的悲剧写照。 　　元代以前，并无「儒户」之设置，萧启庆＜元代的儒户－－儒 士地位演进史上的一章＞一文从制度史层面探讨元代儒户的地位及 其在中国社会史上的意义。文中指出，元代首设儒户，原是为救济 在兵燹中流离失所的儒士，一方面使其获得赋役之优免，另一方面 也有为国储存人才之意，并非有意压抑儒士。「儒户」和民、军、 匠、僧等户一样，是元代户计制度中「诸色户计」的一种，有其法 定的权利和义务。元代儒户唯一需要负担的义务是就学，以便在朝 廷考选官吏时参加科举考试，此一义务与各种匠役户计一样是世袭 的，但儒户所享之权利，则类同僧、道、也里可温等宗教户计，享 有赋役优免等经济上的特权。因此，元代儒户的地位与宋代科举之 士相较或有不及，但整体而言，儒户所受优遇仍属不低。不过，在 元代特殊的政治情势下，儒户由「道」的地位转变成与佛教、道教 一般的「教」，儒户因此失去传统的地位，只是元朝户计制度下几 个受到优遇的「身份集团」之一而已。 　　徐泓的＜明代社会风气的变迁－－以江浙地区为例＞，利用江 浙地方志「风俗」项目的记载，探讨商品经济冲击下明代社会风气 的变迁，及其对经济、社会、政治的影响。文中将明代江、浙地区 社会风气的变化分为三期：初期自洪武至宣德年间，社会风气「俭 朴淳厚」、「贵贱有等」；中期自正统至正德年间，淳风如旧，部 分地区则因商品经济日趋繁荣，开始「浑厚之风少衰」；末期自嘉 靖以後至明亡，随者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风气已有转变的地区奢 靡之风日甚一日，而大多数原来风气淳朴的地区，也渐趋奢靡，形 成「华侈相高」、「僭越违式」的明末风气。奢靡相高的社会风气 ，冲击了原来「贵贱有等」的社会秩序，尊卑、长幼、师生等伦常 关系备受挑战，形成「一切不平等的制度均可用金钱财富打破」的 心态，作者认为，此种要求平等的共同心理倾向，与嘉靖年间王阳 明主张良知平等之义相呼应，一为以财富破坏社会等级制度，一为 以良知向社会等级制度挑战。此文成功地结合了经济史与社会史的 课题，是相关讨论中最深入而有系统的论述。 　　林丽月的＜科场竞争与天下之「公」：明代科举区域配额问题 的一些考察＞，是透过「南北卷」制度和乡试解额的变化，探讨配 额制度在明代科举区域竞争上的作用及其社会意义。在南北卷方面 ，作者对日本学者檀上宽的相关论点有若干修正。文中指出，南北 卷的实施主要目的不在弥补南北文化优势的差异，而在达成政府对 进士额数的有效探制与中试机会的地域均衡，直到清康熙五十一年 (1712)会试改行「分省取士」以後，此种数省共同角逐大区域名额 的形态才告终止，由此观之，明清的考试制度可说是渐渐舍弃「自 由竞争」而坚持「公平分配」，以体现当时认定的公道理想。在乡 试解额方面，明代除了各省订有录取名额之外，另有南北两京响试 解额制度一直持续，其间对若干省分的解额数目虽偶有争议，但对 於各省举人名额应由政府分配的基本精神始终并无疑义。该文并根 据明代各省《乡试录序》中「就试」与「得士」人数等资料考索明 代各省乡试的「录取率」与「竞争度」，比较乡试配额办法之运用 在各省社会流动上的意义。 　　陈国栋＜哭庙与焚儒服－－明末清初生员层的社会性动作＞， 从考论郑成功有无「焚儒服」出发，并就陈继儒(1558～1639)焚儒 服事件、金圣叹(1608～1661)与吴县抗粮案，及明清之际一些较罕 为人知的个案，论述「哭庙」与「焚儒服」在明末清初生员抗议行 动中意涵。史学前辈杨云萍在1956、1976年前後发表的两篇＜郑成 功焚儒服考＞文中，均否定并郑亦邹《郑成功传》所述郑成功有焚 儒服之举，本文考订明末及明清之际史料，认为郑成功哭庙与焚儒 服确为历史事实，「哭庙」与「焚儒服」不仅不是独立的偶发事件 ，而且是一种别致的时代语言，是明末清初流行於生员间的一种社 会性的动作(social gesture)，其目的主要在吸引社会大众的注意 。作者指出，「焚儒服」是比较单纯的动作，目的在作「不仕」的 宣告，「焚儒服」而兼「哭庙」而为之则为抗议社会的不公。完整 的「哭庙」仪式，包括做「卷堂文」祭告孔子、焚儒服、伐鼓恸哭 ，基本上都是一种「作态」(gesticulation)，藉以强化抗议的效 果。 　　巫仁恕＜明清城市「民变」的集体行动模式及其影响＞一文， 应用美国历史社会学家Charles Tilly的「集体行动」(collective action)理论，探讨明嘉靖年间至清乾隆年间城市民变的组织、动 员方式、聚众地点、抗争仪式、群众心态、政府的处理政策得，分 析集体行动形成过程中的共同要素、与城市社会的关联性，及其在 明清两代的变化。作者利用丰富的明清笔记、方志、档案资料，分 析458个明清城市民变的案例，归纳明清集体行动的四个主要动员 模式，包括匿名揭帖、口传、传单、编造歌谣诗文，此种动员传播 讯息的方式，也反映了城市生活的特殊性。其次，城市民变的发生 ，进行动员仪式的地点也扮演了相当动要的角色，一些具有特定意 义的场所，如城隍庙、府学、县学、文庙等，往往使民众的集体行 动产生合理性，连官府也得接受。文中并指出，明清群众的集体行 动中，人民对政府并未有明显的政治权力诉求，清末民初的政治革 命运动，基本上是明末以来城市民变的延续，直到辛亥革命前十年 ，城市的集体抗争行动始转趋激烈，作者认为这对辛亥革命的成功 应有相当影响。 　　刘石吉的＜一九二四年上海徽帮墨匠罢工风潮－－近代中国城 市乎艺工人集体行动之分析＞，利用上海《时报》与《申报》等资 料，研究1924年5月31日至7月28日上海徽帮制墨工人的罢工运动， 析论此一城市手艺工人集体行动的操议形态及其历史意义。作者强 调，要深入了解中国近代的工运，除了新的、外来的因素外，不能 忽视传统的历史渊源所扮演的角色，亦即近代城市手艺工人与传统 农业社会的共生关系。文中指出，在墨匠抗议行动的过程中，自始 至终都与徽宁同乡会馆密不可分，在罢工僵局中出面调解仲裁者及 接济者，也都属同乡耆绅，因亡，地域性的「乡谊」关系，在徽帮 墨匠的集体行动中扮演者主要的角色，此与现代工人罢工或发生劳 资纠纷时，多数由官方或业缘性的工会组织等第三者调解仲裁回然 不同。作者认为，在罢工运动中的徽帮墨工，即非传统马克思主义 学者所说「革命性」的无产阶级，亦非所谓落後无根及漫无行动目 标的农民阶层，工人的乡民文化遗产才是其抗议手段、组织模式及 交通网络的主要源泉。此外，本文认为，近代手工艺工人的罢工行 动一方面具有浓厚的乡土性格，另一方面也有工人对新的营业自由 、契约规章的要求，组织自己的工会更是1920年代中国工人运动的 主要动力。 　　吕芳上的＜另一种「伪组织」：抗战时期婚姻与家庭问题初探 ＞一文，透过民初报纸上的广告，观察战时中国人婚姻观的变迁与 实际的婚姻问题和家庭问题。所谓「家庭的伪组织」，是戏称抗战 时期不论男婚或女嫁，都是在原有合法成婚的家庭，未经合法的离 婚手续宣布解散之前，所成立的新家庭。这类问题，在抗战结束後 才浮现出来。而「家庭伪组织」的形式，包括「重婚」与「同居」 。受到战争的影响，婚姻制度面临冲击，可在报上见到公然刊登广 告宣布「同居」、「分居」者；高等教育妇女针对离婚、晚婚、贞 操、婚前性行为等观念，也与传统情况大不相同。此外，战争促使 中国人的婚姻圈扩大；仪式上则因物质条件的限制而简化，出现「 集团结婚」、「馈赠贺礼」、缩短宴期、在报上刊载订结婚广告等 情况。在城市中，大家族制度的精神已所剩无几，婚姻自由权已转 移到男女知识青年身上。而战争使社会组织动摇，一切习俗、道德 规范，对人们的约束力减低，现象之一是战时婚姻的急速、句且， 导致离婚频繁；而从离婚主动者来看，可以看出女性在婚姻上已能 逐步自己作主的趋势。 　　总体来说，本册前半部前辈学者较多，後半部青壮辈学者较多 ，也展现出较多新的议题和多样的风貌。後半部论文中，所涉阶层 人物及於乱世豪杰、战时男女、儒士、生员、工人、商人等，论题 虽各有大小轻重，但在研究方法和资料扩充上则俱有创新之功。前 者如巫仁恕、刘石吉之借用西方理论观察明清以来中国的群众运动 ，林广月由数十种明代《乡试录序》勾稽应试者与中试者人数，计 算出各省乡试的「录取率」以观察明代科举竞争的地区差异；後者 如徐泓运用地方志中《风俗志》的记载，考察明代经济发展与社会 风气之交光互影，吕芳上利用报纸广告探讨抗战时期的婚姻与家庭 问是等。此外，若干研究主题的开拓，如黄宽重之探讨乱世之「英 雄」与「叛臣」、萧启庆之研究元代儒户地位、陈国栋之考论明末 清初生员层「哭庙」与焚儒服」之意涵等，不仅厘清了过去学界习 焉不察的问题，也扩大了传统社会史的视野，为近世中国的社会变 迁呈现更丰富的样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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