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古代早期文献文本的不断发现对於治古史而言，除提供给我们大 批新资料而外，最深远的意义也许莫过於对古史研究的史料学基本概念的问题， 促使人们根据对新资料的研究从更多方面作一些反思，以获得某些新的认识。自 近代以来，古史史料学的概念沿科学性的方向不断改造，意义之巨大自无可怀 疑。但也应承认，整个过程其实仍然是在长成之中；在研究的实践中关涉方法的 争议几无日无之，而在学者中对古史史料学原则的基本认识有时也相距何止丈尺 之间。尤其是近年来，尽管在我们看来讨论这一问题的条件已大为改观，但由於 对新出土早期文献文本之意义的认识不同，学者间对古史史料学原则的认定在有 些对比中仍然存在明显的差异。不久前问世的《剑桥中国上古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1）也许就是一个最近的例子。作为西方汉学界 的一部代表性力作，其对於古史史料学问题照例是有敏感意识的（这从它对资料 问题的大量论述中可以看出），而它引人注目的一点是在撰写结构上采用了并不 多见的将地下出土资料与文献资料作“二元”处理的办法。这给人的印象是： 一、在复杂的古史史料学问题面前，它希望避免在每一处关乎古史史料学原则的 问题上简单表态；二、与此同时，它又试图通过这种“二元”的办法宣示它的依 据地下出土之文物讲古史乃古史史料学之正宗的观念，而文献的地位则相应变成 了“依赖性的”（dependent）。因此其虽没有正面地将传世文献一棍子打死， 但依其写法，文献作为独立的古史史料的地位则暧昧了许多，甚至基本上没有了 独立性，据文献来讲古史先成底气不足之事（也正因为这样，尽管文献中关於夏 朝历史的资料是众所周知的，但该书却坚持不写“夏朝”这一章）。这种古史史 料观也许并不是目前众多学者所能认同的。仅此一例便可看出，在某种意义上， 学术界对於古史史料学基本概念认识的分歧并没有根本解决；要真正确立起一种 公认的古史史料学的基本理论，学术界面临的任务还是十分艰巨的。对近年来新 出土早期文献文本的研究应该注意对这方面问题的总结和讨论，因为这将是打破 史料学难题僵局的真正可能有好的结果的途径；同时也只有将史料学问题的讨论 包括在其中，对所有新出土资料研究的意义才是确定的，整个古史研究也才会因 此而进一步增强其科学性的基础。 　　通过对新出土文献的研究来检讨古史史料学的基本概念，核心问题是对古书 成书情况的再认识。这个问题的意义可以说只是在地下出土早期文献文本大量发 现後才被充分认识到的。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对於古书成书情况的追究尽管 本来应该是讨论古史史料学问题的前提，但实际上并没有被足够重视。这首先是 因为当时还没有条件作这方面深入的考察，尤其是没有可能对各种假说加以验 证。同时实际上由於没有实物的参照和对比，许多讨论者甚至并没有特别意识到 追究不同历史时期书籍成书情况异同的重要性。因此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古史 辨”学派对古书问题发表批判性意见以来，其关於古书成书情况的认识并未受到 严重的质疑，而这恰恰是判断“古史辨”批判性工作最终是否成立的关键之一。 这种情况至迟自八十年代开始有重要转变。1982年李学勤先生就提出了要对古 书做“二次反思”的意见（2）。1988 年李零先生写出《出土发现与古书年代的 再认识》一文，进一步展开了在新出土简帛书籍研究的基础上对於古书问题的深 入研究，明确提出了对於“古书的体例的研究”的问题，并详细地通过对余嘉锡 《古书通例》一书内容的介绍与补充首次总结了根据对新出土文献文本的了解所 得出的关於古书成书情况的新认识。李文在这个题目下明确批评了“中国传统的 辨伪学”，认为其“主要是根据一种简单的推理”，“在逻辑上似乎很严密，但 它根据的却是汉魏以後的着作体例，放之先秦，则大谬不然”。（3）这实际上 已经涉及了古史史料学的问题。九十年代，李学勤先生在《新出简帛与学术史》 一文中提到新出土文献研究“逐渐转变了”人们“对古书形成过程的认识”，同 时还谈到了以往有些着作“对古书的成书采取一种静止不变的观点”的问题，将 古书成书问题与史料学问题联系起来。（4）2000年，李学勤先生再次以《新发 现简帛佚籍对学术史的影响》为题谈到古书问题，明确提出“对古书形成过程的 了解”的问题，指出“认识古书总是有其形成演变的过程，是很重要的”；“以 动态的、历史的眼光去看古书，便不会动辄指之为伪”，而且特别提到了对新出 土文献的了解和研究“从方法上揭示了过去辨伪工作的局限性”（5）。所有这 些论述的要点是：一、对於古书成书的真实情况需要研究；二、对於古书成书情 况的研究需以对新出土古代文献文本的研究为基础；三、对於古书成书情况的误 解是“传统的”古史史料学所存在问题的关键。应该说，这些意见的提出以及它 们所代表的八十年代以来学术界对於新出土文献所作的工作对於深入思考古史 研究方法上的问题有很重要的意义，是寻求建立现代古史史料学理论的重要起 点。换言之，在此之前的古史史料学理论因为还没有包括这些认识及相应的实 践，整体上还是在“传统的”古史史料学理论范畴内，必须经过重要的改进，使 之转化为现代古史史料学理论，才能对现代古史研究起到应有的完全积极的作 用。而整理出古书成书情况的真实细节，正是这种改进的第一步。 　　从史料学的立场来看，古书成书情况的研究主要要回答三方面的问题。首先 当然是古书真伪的问题。确切地说，就是以对先秦古书成书情况的了解来判断传 世文献的可靠性程度的问题。这也可以说是“传统的”古史史料学下力最多的问 题，但它们的问题和失误亦多，对古史研究方法的影响也最大，必须依靠对新资 料的研究作出清理。在这方面，八十年代以来的一些研究的重要贡献就是将对於 古书成书情况的检讨作为重要的方法纳入到古书真伪问题的讨论中来。这是“传 统的”史料学所大不及的，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其最致命的弱点。因为总体 上，“传统的”史料学包括其辨伪的工作，对於古书成书情况是循“以今比古” 的思路草率处理的，但问题就在於，古书成书情况自先秦至汉魏以後有很大变 化，二者已基本不可同日而语，用较晚近的书籍成书规律来判断先秦古书的问题 不免会有重大失误。当然这个情况也只是在大量获得早期文献文本之後才为今天 的研究者所了解的。因此在考察古书真伪的问题上，现代史料学理论的基调是明 确的，那就是必须走出“传统的”古书辨伪方法的简单公式，而把新出土文献资 料所揭示的古书成书过程中的诸多早期特徵考虑在其中。 　　然而，在清理“传统的”辨伪理论方面，由於有出土文献文本实物作为依 据，复原（至少是部分地复原）古书成书过程的细节成为现代史料学的有力手段， 也是其形成新的更合理理论的主要突破口。在这方面应该说已经有了重要的、奠 基性的成果。李零先生在上引论文中以“出土简帛书籍与古书体例”为题对新出 土文献实物所表现的古书成书过程中重要细节的归纳和阐述，就很值得重视。该 文在整理余嘉锡《古书通例》成果的基础上，依据出土简帛书籍资料总结了先秦 古书体例的八个特点，对於认定“传统的”古史史料学理论在判断古书真伪问题 上的致命弱点或失误已经很能说明问题。 　　由此我们想到两个问题。首先是在现代史料学工作中，如果要对中国早期文 献证伪的话，可靠的标准是什麽？从传统辨伪学整体上的不成功中，我们可以知 道，拿古书体例范畴内的特徵作为证伪的依据是十分危险的。传统辨伪学（包括 其最晚近的阶段）前後已历经数百年的努力，将大批先秦古书网罗为对象，凡在 证伪方向上的所有可能的说辞应该都已提出（可以说已使人看到了这种“辨伪” 努力的极限），却并没有能给出判定古书真伪的真正有理的标准（按李零的说法， 就是“传统辨伪学所定判别真伪的标准大多不能成立”（6）），原因何在呢？ 实际上正是因为传统辨伪学所讨论的恰恰几乎都是古书体例范畴内的问题（这一 点可参看李零先生上引文）。传统辨伪学整体上的不成功表明，对先秦古书而言， 其体例范畴内的真实情况远比研究者想像的要复杂和富於变动，因为这些毕竟是 在古书自身作为一个范畴正在形成过程中出现的情况。不仅传统辨伪学者不可能 完整掌握其规律，就是现代学者在了解部分出土文本情况之後，恐怕也不能说已 穷尽其所有的可能性。因此对於先秦古书体例范畴内问题的讨论，必须有足够的 开放性。在涉及古书体例的问题上，恐怕还是应如余嘉锡所说：“若意虽以为未 安，而事却不可尽考，则姑云未详，以待论定”（7）。这也就是说，因为我们 对於古书涉及体例问题的了解远未穷尽（“事不可尽考”），已知规律的判定力 是不确定的，甚至可以说是可疑的。那麽，如果要找一个判定的有效标准，它应 该哪里呢？对此，我的不成熟的意见是，对先秦古书证伪的最终标准应该来自书 外，即应该找到正面反映作伪行为的足够证据或证明。这应该不属苛求，因为自 书内立标准之风险已如上述，自书外求之是很自然的。而要研究作伪行为的发 生，则问题将进入所谓知识社会学或知识动力学关注的领域内。比如李零说：“既 然古代并没有如同後世一样的明确着作权，……加之书籍传播的不易，则他们（先 秦人）不仅应比後世更少作伪之动机，而且应比後世更少作伪之可能。”（8） 所谓作伪的动机等等，就是远比古书体例范畴内的问题范围更广的话题。但对说 明古书作伪事实而言，这些是应当得到研究的。 　　从以上论述中实际上还可以想到与证伪标准有关的另一个有趣的问题，那就 是对於一部古书的判别，是应由证伪方举证还是应由证真方举证呢？上引余嘉锡 的话实际上就涉及到这个问题，而他在上文中还谈得更明确，说：“语曰：‘明 其为贼，敌乃可灭。’欲辨纪载之伪，……必获真赃，乃能诘盗。”（9）显然， 在余氏看来，证伪方有举证之责。本文上面提到的对先秦古书证伪的最终标准应 该来自书外，即应该找到正面反映作伪行为的足够证据或证明的意见，实际上说 的也是证伪方举证责任的问题。相反的立场之最简明的例子就是在“古史辨”早 年工作中多见的所谓“默证法”，就是说，除非你举出证真的证据，此书便非真。 这当然强调的是证真方举证的责任。就结果而言，证伪方举证保护的是事实上的 真古书，证真方举证防止的则是将伪古书当作真古书。因此在“法理”上这两种 立场似乎均无可厚非。然而在实践上，持证真方举证立场的传统辨伪学常年努力 的结果是“古籍辨伪的工作越‘热忱’，我们就越‘无书可读’了”（10）；而 近年来对新出土文献研究的“一个直接的结果是证明不少长期被斥为伪书的古 籍实际是真的，或者一部分是真的”（11）。这说明就中国早期文献的实际而言， 坚持证真方举证立场的效果是不好的。在古史研究实践中，证真方举证立场的影 响也值得反思。前文提到《剑桥中国上古史》不列“夏朝”一章，其实《史记夏 本纪》中对夏世系的记载在质量上同《商本纪》没有根本不同；倒退一百五十年， 依《剑桥史》的立场，“商朝”一章也应该不会写，因为那时不会有殷墟甲骨的 “证真”，然而现在没有人怀疑商史是真实的。因此在《夏本纪》的问题上，《剑 桥》目前坚持的证真举证立场实际上反映了其拒绝对中国早期文献的全面和总体 的表现与特徵作完整的思考。其实，依最平实的逻辑推断，依证真举证立场排斥 《夏本纪》很可能会是武断的。这个事实有很深刻的含义，那就是对於中国早期 文献文本的生成的基本理由应有恰如其分的认识，这一点还是需要我们大力研究 的。 　　另一个问题是根据传统辨伪学整体不成功的事实，应该考虑未来古史史料学 的任务会有什麽变化。事实上，传统辨伪学的成果并不理想这一点已经表明，对 中国早期文献这一大宗资料而言，其作为史料的价值在总体上与古书辨伪工作并 没有重要的、全面的联系。因此在未来古史史料学理论中，可以设想，相对“传 统的”史料学，对古书辨伪的问题应该不会再占据中心和重要位置，辨伪的重要 性会大大减弱，史料学思考的重心将会放到对於现代古史研究的要求更具针对性 的问题上（比如对古书内容来源的整理和对古书采用事实素材的原则的分析 等）。如果说“传统的”史料学理论是以“辨伪”为主要特徵，那麽未来古史史 料学将越过这个阶段，而进入更深层次问题的处理。这个估计对现代古史史料学 的建设有重要意义。因为就现代古史研究的要求而言，属於史料学范畴的许多问 题本来应该得到深入研究（比如上面提到的两个问题）。但在“传统的”史料学 理论的定势下，长期以来这些问题不是被掩盖了，削弱了，就是被混淆或扭曲了。 这对古史研究本身的进展是有牵制的。对於传统史料学理论得失的反思无疑应该 帮助我们改善这种局面。 　　由此我们正好可以谈到古书成书情况研究的另外两个同现代古史史料学概 念的建设有关的主要方面，那就是关於古书内容来源判别的问题和对早期文献文 本之间关系的整理的问题。 　　从史料学的观点来看，一项古代资料的价值最终取决於其来源如何。具有真 实事实来源的资料就是具有史料价值的资料。因此，关於古书内容来源的判别应 该是更具有史料学意义的基础工作（而古书辨伪严格讲来只是关於史料载体的一 项工作）。尤其是对於中国早期历史的研究而言，在史料的问题上，对於资料来 源问题的探究有时比确定某部古书的真伪似乎更重要。近年来对出土文献所反映 的古书成书情况的研究，在帮助我们形成探究古书内容来源的合理规则和有效方 法方面是有重要启发的。首先比如，对於中国传说时期历史的大量资料，在“古 史辨”早年方法上是将其解说成“层累地形成的”历史，实际上就是判为系统造 伪的产物。但在掌握真实的早期文献文本实物的今天，通过对先秦古书成书情况 的深入研究，应该可以证明这完全是不可能的，是对中国早期文献文本生成机理 的非常主观的想像。因此对传说时期事实素材出现的原理，应该从更广泛的角度 去分析。比如现在我们知道许多传说时期人名在先秦实用文字资料中出现，如包 山楚简所记的老僮、祝融，和早年已知的东周铜器上的黄帝等。虽然实用文字资 料不是“古书”，但这些资料对分析古书内容的来源无疑是有价值的。由此也可 以看到，在特定内容或事实素材的来源的判定方面，早期文献文本之间，包括古 书文本与作为广义的早期文献的早期实用文字资料之间关系的整理是很重要的 依据。随着对古书成书情况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扩展，对於古书内容来源和早期 文献文本关系的认识一定会不断丰富与进步，而这将使我们真正逼近建立更为科 学的古史史料学理论的目标。 　　（2002年7月） 注 释： （1）M.Loewe & E.L.Shaughnessy ed.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2）李学勤《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人文杂志》增刊，1982年。 （3）李零《出土发现与古书年代的再认识》，《李零自选集》，广西师大出版社， 1998年，第23页。 （4）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江西教育出版公司，1994年，第12页。 （5）李学勤《新出简帛佚籍对学术史的影响》，《道家文化研究》第十八页， 三联书店，2000年，第2页。 （6）同（3），第31?。 （7）余嘉锡《古书通例》，上海古籍出版社《说文献学》，2001年，第237页。 （8）同（6）。 （9）同（7）。 （10）郑良树《诸子着作年代考》，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第266页。 （11）同（5），第2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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