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不可逆转的事情作「what-if」 的推想，也并非史 学研究者之正务。注意一定时空环境下人物所能采取的 选择及其局限，才是史学研究要作的事情吧？不知是否 有人引以为然？ 《钱复回忆录》卷一的页166-167 有这样的一段评估， 大家不妨看看这位当事人的自我评估，或许有些帮助。 如今我国退出联合国已逾三十年，期间国人有两种极端的看法：一是 联合国不值得我们留恋，退出了对我们毫无损失；一是我们应继续留 在联合国奋斗，不应退出，以致今日欲回无门。事实上，国际事务要 考量时空因素。以一九七一年的情况，如有可能留在联合国，我们绝 不会退出，虽然当时联合国被众人批评为只是一个供大家发表演说的 论坛，此外全无用途，所缴的大量会费徒供一批国际公务员任意挥霍 。 联合国的一切取决於票数，纵然那年「变化的重要问题案」、「双重 代表案」获通过，而阿尔巴尼亚案失败，我们能继续留在联合国内多 久，仍不容乐观。因为中共明确声明只要我国在联合国内，即使中共 取得会籍及安理会常任席位，它也绝不会来参加，而要透过其友好会 员国持续提案排我，年复一年，直到通过这一案，才会罢休。 至於今日，政府持续致力於参与联合国，则是由於联合国的功能已有 变化，自1990年波斯湾战争以後，她已在维持和平安全方面有了贡献 ；加上国际议题日益复杂，联合国主导讨论，我国在这一体系之外， 实在是极为不利。因此，我们要设法重返，但不可讳言，这是一项极 端困难的任务。 退出联合国，对於我国外交有很大的冲击。一年内，先後有比利时、 秘鲁、黎巴嫩、卢安达、赛内加尔、赛普勒斯、马尔他、墨西哥、阿 根廷、希腊、多哥、日本、马尔地夫、马达加斯加、卢森堡等十五国 与我断交，而与中共建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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