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花为何夜行军之三：失败者回乡 锺永丰 刊於《中国财富》2011年9月号 1992年，我花了8年的时间终於把大学念毕业。那包括第一间成功大学念两年半被退学， 去外岛当两年兵，以及插班淡江大学二年级又多读半年。毕业後跑回家乡美浓做田野调查 、搞运动没薪水又没身份，只好拜托远房亲戚介绍，在美浓南边一所国中当代课教员。代 课教员通常会被发配边强，派去教那些父母不爱老师讨厌社会又嫌弃的三年级後段班，人 称牛头班。经过两年试炼，他们被认定考试能力最差、升学机会最渺茫。 我上他们的国文课，只有四、五个女学生静得下来听课，其他不是趴成一片，就是玩成一 团。了解他们在教育体制中所遭受的错误对待，觉得没有足够的道德正当性要求他们坐好 听课，我只是请他们放低音量，体谅前面有兴趣的同学。但文言文很快就使她们眼神迷航 了，我便明了她们之安静听课，是出於礼貌。 「我们聊天好吗？」我不想为难她们，轻声地问，不想惊动後面的吵嚷。 「好啊！老师你要聊什样。」她们好像也没有太多期待。 「你们最常有的心情是什麽？」聊心情够贴近生活了吧！我想。 「无聊！」、「不知道要干嘛！」、「好想赶快毕业！」她们漫散地回答。 我认真地点头，心里也开始漫散了。 「寂寞--」靠边窗的座位上传出一个有点不屑又略带挑衅的声音。 那个女孩叫秀惠，上课不太跟旁人交谈，也不抬头看黑板或讲课者。她低头，垂发，自顾 自地写自己的东西，有时望出窗外，心事重重。 我灵机一动，反问她：「那你知道寂寞和孤独的差别吗？」 「孤独是一个人，寂寞是没有人。」她瞧了我一眼，把话丢回来。 她的话像两个子弹射出，一中心窝，二中额头；我愣在讲台上。那是我从小最熟悉的两种 情绪：早上醒来时比我大的不是下田上工就是上学，有时觉得满好，发呆也不错，有时觉 得内心的空气被抽到真空，快窒息暴毙。习到这两个字眼後我便一直琢磨它们的名下区分 ，後来拟出一个存在主义式的解释：孤独时自我的轮廓完整，寂寞时自我则开始模糊。秀 惠的语法不必用套装哲学借屍还魂，精准，诗意多了！楞住的那瞬间，我心里酸紧，想她 的处境必定有我所没体会过的复杂深刻，而且一定浸得比我久。 「说得真好！这是我听过最棒的定义。」我回过神，真想用力给她鼓掌。 秀惠抬起头，转过三分之二的脸对着我看，表情略有缴械。 「而且其他同学也对自己的心情很有想法，那我们本周的作文题目就叫『我的心情』，好 不好？」我兴奋地环视大家。 出了校门我回覆好事者的样态。那时有关美浓水库计划的正反面议论已在地方上晕开，老 人家在树下、农民在茶桌上、民意代表在议事堂上，常常起争执。我们几个回乡的年轻人 被曾文忠老师--一位退休回乡的美术教员，邀去商讨此事。妹妹秀梅提议，这麽大的事， 镇公所应该召开公听会，让政府说明计划内容，并邀请各方专家学者发表评估意见。曾老 师说这意见「盖做得」，镇长是他学生，我带你们去拜会。 镇长叫锺添富，近四十，人如其名，最近发了大财，被地方派系拱出来选上了镇长。公听 会的事三两下便谈完了。地点？没问题，我弄个大礼堂给你们。人？没问题，我叫邻长通 通出来，十九个里，每里二十邻，够多了吧？好个地方诸侯霸气！我们猛点头，折服。 剩下来的时间呢？镇长开始讲他的故事。那几年在南台湾客家农村进行访谈或拜会，我最 喜欢听地方人说故事，因为里面有太丰富的社会学辩证、文学历程与人类学知识。我们几 个读书人从外面回来，凡事新鲜，又一副与世无涉、凡事都有兴趣的样子，而且，我们的 情绪沸点很低，随便一个故事转折，我们要不面露讶异，便爆声大笑；因此，说故事的人 通常会很有成就感。但地方人说故事的意愿与能耐，就是有明显的世代差异。 拜访6、70岁没离乡过的老农民，你得很会问问题，而且得想办法把有点学术味的问题转 成地方语脉络，他们才勉强不会答非所问；一旦他们讲顺了，便是一部完整的战後台湾农 业史。他们大多为长子长媳，在经济现代化初期撑住农业家族，上承父母的权力意志，下 则提供资助，让弟弟妹妹念更多书，以进军非农业部门，反馈老家。更重要的，他们继承 父母的祭祀责任与文化惯习，而且操练不辍，所以是一部精彩的农村生活史。 30岁左右刚从都市回来种田的年轻农民，身上有太多未癒的挫败、创伤--工作上、感情上 的、家庭关系上的，以及惶恐的未来，同时还要忍受乡人有意无意的讪笑、奚落；在聚会 的场合他们经常低头不语。他们刚去了印尼、柬埔寨或越南娶亲，程序上得等上一年的时 间，妻子才能取得签证来台。即便我们後来为他们的妻子开办识字班，他们肯定有加，但 面对访谈，他们仍会眼神飘忽、闪烁其词。 添富他们这一夥约在四十上下。1980年代中期他们回乡时，正好碰上几个政治经济契机， 左右逢源。首先是台湾历经二十年的快速工业发展，累积雄厚，加上台币不断升值，资本 的投机化倾向愈来愈嚣张，房地产、股票经常一日数市。地方政治上，老一辈的士绅纷纷 老去，第一批现代化教育所培养的知识份子又被抽离农村，乡镇级政府的领导阶层遂成真 空。而在中央政治上，国民党开始大量拉拢地方有力人士，以应付党外运动的挑战，活化 凋零的统治合理性。 添富在都市打拚的70年代末也碰上「黑手变头家」的好时机：台湾的消费市场蓬勃发展， 服务业产值急起直追。添富在善做生意的妻子协助下经营猪的内脏生意，看准上昇的人均 肉类蛋白质消耗量，大赚特赚。可能是衣锦还乡的心理作用，都市里到处是银行，添富就 是不存，偏要拿回家乡。每个月几百万地往农会信用部存，风声一下子传开，地方头人都 在探听：这小子到底是什麽来路？钱用布袋装！ 添富当上镇长，炒地皮的、玩股票的、 疯酒家的马上拥过来：又是另一波资本的狂欢。 时代尽管在变，有一个主题倒是历久弥新：教育、离乡与阶级爬升。添富讲发迹眉飞色舞 ，提到考试失利便黯然神伤。初中毕业那年，添富考不上高中、师范学校，被押去念免试 免费的陆军士官学校。那有多丢脸你知道吗？添富说每次放假坐巴士回家，他都算好时间 ，天黑後进村，下车後脱掉军靴拎着，蹑手蹑脚走田埂回家。「大路不是我们这种读书不 赢的人做得行的！」多年後添富的羞辱感仍刻骨铭心。 这种以读书考试为人生判准的社会价值观，在台湾社会是很普遍的现象；但在美浓客家， 似有被极端强调的倾向。美浓超高密度的博硕士、公务人员、老师校长，向被奉为重视教 育的地方典范，但隐而不说的是，读书失败沦为吸毒人口的比例，美浓也不遑多让。这个 社会所允许的人生多样性，低得令人迷惑。 另一个回乡的重要群体，是黑道兄弟；也是因为水库议题，我跟他们有了接触。镇公所要 办公听会的消息传开後，正反两方竞相动员。从侧面消息，我们知道美浓有好些重要人物 早被收编，在水库预定地买了大批土地，等待坐收徵收暴利。担心地方黑道也被官方的超 大利益吸附，变成水库计划的禁卫军，甚至危及我们的性命，我提议争取他们的支持。但 ，怎麽说服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说不定他们还讨厌我们这种读书人呢！没办法就打电 话吧，我说。 美浓的黑道老大叫阿钦，当时是镇民代表会副主席。我打电话给他，说我们是中央研究院 研究助理，想拜会他，他淡淡地应好，没多说。赴约那天晚上，我们兴奋异常，彷佛是要 去看什麽奇珍异兽。阿钦副主席家里没什麽异常之处，人也礼貌客气，不好引动话兴。建 筑学背景出身的允斐注意到墙上有一幅像冰块炸开的抽象画，说副主席好品味，懂得欣赏 抽象画。阿钦表情歉然，说那幅画长得像泰国虾，夜市买的。大家哄堂爆笑，真的把气氛 炸开了。 妹妹秀梅大胆问他是哪里人，阿钦说是龙肚东角；我们隔壁村，同一个学区。那你认识某 某人吗？认识，他是我叔叔。哦，那我祖母跟你们同宗，你要叫姑婆。阿钦又露出投降的 表情，笑说美浓人牵来牵去都是亲戚。祖母娘家算是重视门风的家族，出了好几位有名的 老师、校长，怎麽会出一个大黑道？我与妹妹心里纳闷，但谁敢问？怎麽问？ 其实聊天聊顺了，答案都在里面。连上血缘线後，地缘线就不难了：我们从某几位亲戚的 故事开始，交换家族记忆，连结地方情感。从小就叛逆的妹妹似乎从阿钦的家族背景中嗅 到某种连接，突然切进一个问题：副主席，在一个老师这麽多的夥房中成长，是种什麽样 的经验？阿钦脸上闪过一阵轻微的扭曲，他说上小学直到中年级他的成绩都还在前几名， 可是有一次贪玩後发烧，名次掉到後半段，别房的长辈取笑他，也不知道怎麽搞得，体内 的反骨就爆开了，从此不仅不念书，还开始打架。阿钦话速加快，初开始是牛车，现在是 摩托车了。 「那你後来为什麽要回来？」我也好奇了。 「云飘久了，不下雨不实在；人飘久了，不回来也不实在。」阿钦的声音变淡变慢，似乎 要把情绪收回来。 「聊这麽久，还没请教有什麽事情要我处理？」阿钦回覆民意代表的神色。 「也没什麽啦，就是这个月十号，我们办了一场美浓水库公听会，希望副主席能来参加， 听听各方面的意见。」我也言归正传，交待了宗旨。 「这事很重要，我一定参加。你们为地方用心，很难得。」 那场发生於1992年12月10日的公听会不只开启了美浓反水库运动，也奠定了我与添富、阿 钦的情谊，後来我甚至成了他们在政治路上的谘询对象。更重要的是，从他们的生命史， 我开始对那些回乡的失败者产生诠释性、脉络化的理解，并试图在往後的创作中，把他们 的故事写进歌。「菊花夜行军」专辑的主角阿成，其实就是他们的综合体。当然，里面也 有我自己失败回乡的故事。 那堂国文课後第二天，秀惠的作文就交了，全班第一个。最後一段所写的，是我在创作上 的主要意念，如下：「我们的心理也是有自专，但如果那些有种族歧视的老师们，伤了我 们，我们也会生气，班上同学有自己的前途，不会念书并不表示没有前途，没有什麽用了 ，在这三年来，我们心里有很多的不平和心声，但却无法说出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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