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对昨天的文做个订正，再继续这主题 另外，前一篇每次的遣明船之後注明的年份指其进入宁波的年份 而非从日本出发的年份，有时由於种种因素，从出发到抵达会经过两三年 还有前一篇曾提到「室町中期」，这样有点笼统，做点补充说明 关於室町时代的分法，有「大」的室町时代，与「小」的室町时代 所谓大的，是指从足利尊氏成立幕府(1338)开始，到足利义昭的幕府倒闭(1573)为止 只要室町幕府还存在就叫室町时代 所谓小的，则是将南北朝时代以及战国时代两个分裂时期去掉 从南北合一(1392)，到应仁之乱(1467)，连一百年都不到 不过像这麽极端的分法应该比较少见，大多是将战国时代去掉 故一个室町前、中、後期单纯的名词可能给人有数种印象（主要差在前中期的定义吧） 在下概念中的室町时代是「大」的 而前期指第一代足利尊氏到第三代义满为止，中期指第四代义持到第八代义政为止 战国时代的开始时点在下则较偏好以1493年为基准（明应政变、北条早云乱入伊豆国） 扯远了 ※ 引述《minemei (五岛海贼大将青方尾张守)》之铭言： : 事实上，大内氏与细川氏的贸易之争同时亦为幕府分裂的象徵 : 明应政变(1493)以後，被废的将军足利义材(义稙)辗转投靠大内氏 : 新的将军足利义高(义澄)则是由细川氏所立 : 大内氏的勘合来自义材，这算是对大内氏帮助他的回报 这里说「明应政变之後的大内氏所获得之勘合，来自流亡将军足利义材」 经过今天翻阅相关资料之後，发现这是在下把勘合与对朝鲜外交的「牙符」搞混 第十七次遣明船，也就是宁波之乱时(大内船与细川船为争进港顺序，发生武装冲突) 大内船持有的勘合是前一次，也就是第十六次遣明船回程时从当时的细川船上抢来的 至於牙符，则是1482年开始生效，对朝鲜外交时幕府使者证明自己身分的符印 和勘合不同的是，前往明朝进行朝贡贸易一定要有勘合，不然不会被明朝政府接受 而牙符则仅是证明其为货真价实的幕府使者的信物，并非只有持牙符者才可交易 其他还有「图书」，以及对马的宗氏发行的「文引」(太合立志传五代中有这些道具^^) 足利义材回报大内氏时给的是「牙符」 : 另外1495年的第十五次遣明船回日本之时 : 当时已失去将军宝座，人还在越中的义材甚至异想天开地下令： : 将三艘船(幕府船,细川船两艘)的利益赐给大内氏、大友氏、岛津氏作为兵粮经费 这三艘船，可考的是幕府船一艘，细川船一艘，剩下的一艘经营者则不明 并不是细川船两艘 ============================================================================== 〔大友氏与遣明船的关系，以及独力对明贸易的嚐试〕 大友氏的领国以丰後为主，另随着势力增强，朝丰前、肥後、筑後、筑前发展 这些地方之中，除了肥後与筑後之外，都位於遣明船的航道上 故仅仅就这点来讲，大友氏必定会与遣明船有所关联 这层关系也就是在船只航行至领国沿海时，派出旗下水军负担警卫任务 据推测接受幕府「遣明船警固命令」的大名、国人、海贼众等人，应该都有某种回报 不过遗憾的是目前尚未发现史料可以得知「某种回报」的具体内容 （补充：虽然遣明船的使者大多从畿内出发，但「遣明船本身」并非全部都直接从畿内启 　航。除了与(土界)商人合作的细川氏等经营者之外，大多都先乘船到博多，或者是以安 　艺高崎为首之濑户内海各着名造船地租用大型船只。例如大内氏很明显地就是与博多商 　人合作，租用博多船只，并且大部分的货物都在博多装船。但是史料上记载的遣明船出 　发时间，除了最後两次大内氏独占之外，则指使者、商人们离开畿内的时间点。在加上 　等候季风等因素，故会有从出发到抵达宁波花了两三年的情况出现） 现存史料明文记载大友氏负担警卫任务的 有第十二次出发时(1465出发,1468入明)，第十三次(出发时1476出发,1477入明) 以及第十六次回程时(1509出发,1511入明,回日本据推测是1513) 虽然史料上能确定的只有这三次，但合理推测实际上应该更多才是 另外大友氏的领国丰後境内有数处硫黄产地（现在别府温泉也是很有名的^^） 硫磺，是当时每次遣明船一定会装载的货物 虽然後来在中国的硫磺价钱大跌，硫磺作为贸易商品赚头变差 但在呈献给明朝皇帝的进贡物之中，硫磺是绝不可少的 而既然在九州就有良好的硫磺产地，且九州是遣明船必经之地 故作为遣明船进贡物以及商品的硫磺，其主要来源就是大友氏的丰後以及岛津氏的萨摩 在前言提到大友氏曾经向足利义高(义澄)以及细川政元申请勘合成功(1501年) 那麽是不是之後的遣明船中就有大友船的存在呢？ 答案是否定的 十九次遣明船之中，只有第十一次遣明船(1451出发,1453抵达)中有大友船 这次是因为内里及天龙寺火灾幕府财政窘乏，将军足利义政不得已卯起来发勘合 结果派了空前绝後的九艘船前往进行贸易，还让明朝政府很不爽 大友氏只有在这次机会中得以派出「大友船」进行对明贸易 那麽1501年花了一千贯申请到的勘合难道就从来没用过吗？　答案也是否定的 简单地说，就是大友氏後来自己派的船没有被明朝政府接受 一共有五次(其中一次不一定是大友)，这个过程简述如下： 1.明嘉靖二十三年(天文十三,1544年)的《明世宗实录》中的「夷使寿光」 明世宗实录中其实并未注明这个寿光是谁派的 会有这样的推测是学者村井章介(东大史料编篡所教授) 在其着书《海から见た战国日本》中所述 他根据葡萄牙人Mendes Pinto的《东洋遍历记》叙述此时有船来自「丰後王国」 　推定「夷使寿光」就是大友义监(大友宗麟的老爸)派的使者 不过在下其实没看过《海から见た战国日本》，也没去找《东洋遍历记》来查 (村井章介的这段推测是从别人的着作中得知) 不知道这「夷使寿光」是在《明世宗实录》嘉靖二十三年的哪一段中出现 也不知道Mendes Pinto说船来自「丰後王国」时，他人在哪里 　但还是姑且采用村井教授的这个推论 2.郑舜功的《日本一监》穷河话海记载 　「丙午，夷属丰後国刺史源义监得请勘合於夷王宫，遣僧梁清等来贡」 　丙午也就是嘉靖二十五年(天文十五,1546年)，源义监也就是大友义监 　故很清楚地，在1546年大友义监派了僧侣梁清等人为使者意图进行朝贡贸易 　此时大友义监「得请勘合於夷王宫」，所以他是拥有勘合的 　过去的研究并没有追究这个勘合究竟是何时入手 　最近新锐的中世日本外交史研究者桥本雄(九州国立博物馆研究员)则经过史料分析 推测这个勘合就是前述1501年大友氏申请到的勘合 然而，大友义监的这个尝试没有成功 　理由是「以不及期却之」，这所谓的「期」指的是日本的「十年一贡」限制 　明朝对朝贡国都设下限制，例如最优惠的琉球一开始是「一年一贡」後来「二年一贡」 　对明朝来说，日本的上一次入贡是1539年入明的第十八次遣明使 故在1546年的时间点，尚未到十年，故不准入贡 3.《明世宗实录》嘉靖三十六年(1557)八月甲辰的记载 「前总督杨宣所遣郑舜功，出海哨探夷情者，亦行至丰後。丰後岛遣僧清授，附舟前 　　来，谢罪言：前後侵犯皆中国奸商潜引小岛夷众，义镇等初不知也。」 　浙江总督杨宣在嘉靖三十四年派郑舜功到日本探查倭寇情报　 郑舜功曾派使者到幕府要求管制倭寇，他自己也在丰後待了两年 　在他要回国时(1556年12月)，大友义镇(宗麟)派僧侣清授同行，并向明朝政府谢罪 　但是他的说辞是：倭寇都是中国的奸商前来日本招集日本人加入，对此他不知情 　这次的通交行动，完全是跟随着郑舜功的返国才成行，并没有动用勘合 　而且仅就这段记载，无法得知其有无「顺便」带货物进行走私贸易 4.同样是《明世宗实录》嘉靖三十六年(1557)八月甲辰的记载 「浙直总督胡宗宪为巡抚时，奏差生员陈可愿、蒋洲，往谕日本。至五岛遇王直、毛 　　海峯。先送可愿还，洲留谕各岛。至丰後阻留，转令使僧前往山口等岛，宣喻禁戢。 　　於是，山口都督源义长，且咨送回被掳人口，咨乃用国王印。丰後大守源义镇，遣 　　僧德阳等，具方物，奉表谢罪，请颁勘合修贡，护送洲还。」 　胡宗宪派陈可愿、蒋洲前往日本 　陈可愿先回国报告在五岛与王直、毛海峯(倭寇头目)见面的情形 　蒋洲则留在日本继续进行要求管制倭寇的活动(与郑舜功一样,蒋洲也是留在丰後) 　山口的大内义长(陶晴贤拥立的大内当主,大友义镇的弟弟)对其做了善意回应 愿派使者送回被倭寇俘掳的中国人，并使用「日本国王印」通交 　(补充:这个日本国王印现在在毛利博物馆，换句话说大内氏灭亡後落入毛利手中 毛利博物馆展示物　http://www.c-able.ne.jp/~mouri-m/collect/colle.html 　 然而真正由明朝赐给足利义满的日本国王印，在战乱中已遗失，此印为日後重制 　 此印实际上如何落入大内氏手中，目前尚未明朗。另太阁五中亦有此道具^^) 　另一方面大友义镇也藉此机会派僧侣德阳，请求明朝政府重颁勘合，并护送蒋洲回国 　(补充:前面一直没提勘合是要随着明朝年号更换而更新的(一个年号共一百道勘合) 　 更新时，理论上旧勘合要缴回，且旧勘合不能再使用 　然而实际上在大内氏与细川氏争夺贸易利权的那段期间，新旧勘合并用，极为混乱 前述的大友义监使用的勘合，在那个时间点很明显地也是旧勘合) 大友氏「具方物」，故可确定这次是携带货物，准备在正式获得勘合後进行贸易的 　不过对大友义镇来说，这次的结果也是非常遗憾 　明朝政府的回应是：「丰後虽有进贡使物，而无印信勘合。山口虽有金印回文，而又 非国王名称。」 也就是说大友方面虽然带了进贡的货物，却无勘合(不管这时有无携带1501年的勘合) 大内方面虽然呈上印有「日本国王印」的文书，却不是以日本国王名义通交 明世宗实录记载其为「山口都督源义长」 故大内义长很可能是很老实地使用「周防守护」之类的称号(应该要诓称日本国王的:P) (题外话:大内氏应该是自称百济王後裔多多良氏才对，这里怎麽变成源义长了 若大内义长真在国书上写源义长，那岂非是把大内当大友。大内变大友属国？) 5.《明世宗实录》嘉靖三十六年(1557)十一月乙卯记载 「宗宪与直同乡，习知其人，欲招之。则迎直母语其子，入杭厚抚犒之。而奏遣生员 　　蒋洲等，持其母与子书，往谕以意谓：直等来，悉释前罪不问，且宽海禁，许东夷 　　市。直等大喜，奉命即传谕各岛如山口、丰後等。岛主源义镇等亦喜即装巨舟，遣 　　夷目善妙等四十余人，随直等来共市。以十月初，至舟山之岑港泊焉。」 　胡宗宪与王直同乡，知道其习性 　於是厚待其母与其子後，要他们写信给王直 　又派蒋洲带信前往日本跟王直说：宽恕其之前犯的罪，并松宽海禁，允许日本人贸易 　听了这消息王直大喜，也将此消息传至各地 　大友义镇也高兴地立即将货物装入大型商船，并派善妙等四十余人跟着王直一起回国 　 　然而这个消息是胡宗宪为了诱捕王直的计谋 　「岑港倭凡五百余人，於三十六年十一月，随王直至求市易。及王直被擒，见官兵浸 　　逼烧船。」 　王直被抓之後，毛海峯跟善妙等人面对官军的包围，在舟山据险而守 　「海峯遂绝与倭目善妙等，列栅舟山，阻岑港而守，官军四面围之」 　并且由於船已被官兵烧掉，於是在三十七年七月 　「携带桐油铁钉，移驻柯海，造舟」 　尽管如此，官军还是无法成功剿灭他们 　「浙江岑港倭徒，巢柯海。总督侍郎胡宗宪屡督兵讨之，不能克。」 　结果「至十一月舟成。於十三日开洋去。」 　这时明军追击 　「浙江柯海倭，架舟出海。总兵俞大猷等，自沈家门引舟师，横击之。沉其末艘，稍有 　　斩获。各贼去趋洋南去。」 　虽然击沉最後一艘船，但明军终究是没有全部剿灭 　明世宗实录中尚有这批船团之後的记录 　嘉靖三十八年四月丙午 　「浙江前岁舟山倭，移舟南来者，尚屯浯屿。」 　嘉靖三十八年五月癸未 　「福建浯屿倭，始开洋去。此前舟山寇，随王直至岑港者也。」 　也就是这批船团之後跑到福建去了 他们在福建做什麽呢？　由於没有其他记载只能用推测的 　或许他们在当地进行走私交易也说不定，正式的路行不通只好玩走私^^ 五次没有一次成功，在明朝的海禁政策下，大友家两代的尝试完全失败了 而最後一次还是被骗去後，被当成贼寇看待 只是这些人还能直接在当地据守，还不会被全灭 可见他们算是武装商人，这也是倭寇的实态 虽然无法从史料得知，最後抗捕的主力到底是毛海峯那边的人还是大友部下善妙一夥 常常看到大陆那边的倭寇研究将倭寇视为「日本大名授意手下出来劫掠」 在持此观点的研究者眼中，上述的第五个例子可能是他们所谓的证据吧 不过在下不认同这个观点，对倭寇若只重视「寇」字 那很简单，把他们当烧杀掳掠的海盗就好了 问题是各个时期的倭寇都有不同的发生原因与组成份子 这时期的倭寇固然侵扰严重，但归根究底还是海禁政策限制浙闽沿海人民的需求 也限制了日本人与葡萄牙人的贸易需求 上面的例子，在下认为应当是先有「许东夷市」，才会有「岛主源义镇等亦喜即装巨舟」 大友义镇的目的完全就是在贸易，先前他爸爸两次失败，自己也失败两次 这次听到终於开放贸易的消息，可以想见他真的是「喜」 倭寇当中不乏主要目的在走私贸易者 就连王直也不是在被视为倭寇之後就开始烧杀掳掠的，是因为他走私，才被追捕 另外亦有观点将烧杀掳掠的倭寇上纲至与日後秀吉侵略朝鲜相同，是对领土的侵略 对这个观点在下亦很不以为然 持上述观点的学者大概会骂在下汉奸吧... ╮(﹀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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