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里克论自然科学、精神科学和世界观的构建 作者（韩林合） 一、引言 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在德国思想界掀起了一股将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文化科学或 人文科学）严格对立起来的强大思潮。狄尔泰（Wilhelm Dilthey，１８３３—１９１１ ）、文德尔班（Wilhelm Windelband，１８４８—１９１５）和李凯尔特 （Heinrich Rickert，１８６３—１９３６）是这股思潮的理论中坚。 在 狄尔泰看来，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二者无论是从研究对象上看还是从研究方法上看都 截然有别。自然科学的对象是独立於人类精神作用之外而存在的实在，即自然界 ——它要 受制於因果律；而精神科学的对象则是人类精神及其产物，是社会的、历史的实在，即精 神世界——它是由体验构成的，不受制於因果律。自然科学的认识 方法是因果解释（说明 ），是归纳或演绎的论证；而精神科学的认识方法则只能是理解，即通过外在的生命表现 （Lebens?u βerungen）来把握内在的体验内容的过程，实即对他人的体验内容的重新体 验（nacherleben）、重现（nachbilden）或复活（nachleben）过程。狄尔泰将历史、国 民经济学、法学、政治科学、宗教学、文学与诗的研究、艺术与音乐的研究、哲学世界观 与哲学体系的研究以及心理学等都算作精神科学之列。在他看来，所有精神科学的共同基 础是他所谓的描述的、分析的心理学。 和 狄尔泰一样，文德尔班也严格地区分开了两类不同的科学。不过，他不太喜欢“精神科 学”这个称呼，而代之以“文化科学”或“历史科学”。因为在当时的学术思想界，“精 神”这个字眼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经验性的“灵魂”或象生理学派新康德主义者所说的“大 脑功能”，要不然就让人联想到德国的精神哲学传统，特别是黑格尔式的思辨哲学的“精 神”概念。文德尔班认为，自然科学的目的在於寻求“法则”（“规律”），历史及其他 文化科学的目的则在於寻求“形态”（Gestalt）。换言之，自然科学就是力求达到对合乎 法则的、普遍的、无时间性的本质的理解，而历史和其他文化科学则力求达到对个别性的 、时间性的现象的理解；前者是建立法则的科学（nomothetische Wissenschaften），後 者是个性记述的科学（idiographische Wissenschaften）； 前者从特殊开始上升到普遍关系，具有抽象性，由诸全称必然判断组成，後者则把握特殊 事物的特性，具有直观性，由诸单称或然判断组成。文德尔班认为，历史科学的根本目的 在於根据历史素材重新复活或重新体验过去的真实面目，使过去的言语、各民族的信仰、 权利、自由、斗争、诗艺、思维等等，“栩栩如生地”浮现在 研究者或读者的“心”中。 因而他断言，历史的创造与美的创造、历史科学与文学艺术等是相似的。 李凯尔特继承并发扬光大了文德尔班的上述思想，使之更加系统化，也更趋极端。他认为 ，在自然科学里，概念被用来组织我们对物质世界的了解，但科学概念却非经验实在的完 整的表达，相反，在经由抽象的方式而形成概念的过程中，实在的独特性与丰富性被牺牲 掉了。自然科学概念的真正本质乃是对物质世界的过度简化，实 在界的两大特徵——连续 性和异质性——是科学概念所无法完善地加以表达的。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历史科学 （文化科学）则是关於实在的真正科学，可以说它 们深入到了事物的最为内在的本性，因 为它们并不盲目地追求普遍的法则，而只以个别的事物、一次性的事件为对象，因而能充 分地照顾到事物的差异性与多样性。 和文德尔班一样，李凯尔特坚信，只有独特的、不可 能重现的个性才具有本身固有的价值。因此，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二者除了在概念形成方 式上有着重大的区别 ——一个是采取普遍化的方法，一个是采取个别化的方法——之外， 它们在概念的内容上也有很大的不同：由於自然对象无所谓价值，因此自然科学无需谈论 价值； 而每一个文化现象却都必有价值意义，因此文化科学非谈价值不可，“没有价值，也就没 有任何历史科学”（〔１〕，第７６页）。据此，李凯尔特认为我们可以将 “评价的思维 模式”和“非评价的思维模式”作为区分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的另一个重要标准。 由于个别的文化对象、一次性的文化事件数目繁多、千差万别，它们都有自己的固有价值 ，这样在究竟将什麽样的对象或事件选取出来作为探究的对象的问题上便会有陷於相对主 义的危险。为了避免这种危险，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坚持认为，文化科学必须以一种绝对 的、普遍的价值哲学或先验的规范科学（Normwissenschaft）为基础，而绝不能以心理学 、人类学或任何其他的事实科学为基础。在这里，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还进一步断言，心 理学不仅不能为整个文化科学奠定基础，而且它根本就不是什麽文化科学。这与狄尔泰的 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二、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本质上的统一性 对狄尔泰、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的上述观点，石里克进行了坚决的反击。在他看来，科学 本来就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它们都是由本质上相同的知识构成的。为了深入地论证他的这 个断言，石里克提出了他的着名的形式和内容的区分学说。 石里克所谓的形式结构就是指构成一个事实或一个表达的诸要素的结合方式或排列次序。 而他所谓的内容就是指实在（事物、事实）的本然的当下状态，特别是主体对这种状态的 当下的直接经验、体验或感受状态，即主体所具有的一切意识材料或意识内容（如颜色、 声音、软硬、香臭等感觉性质以及快乐、悲伤、失望等情感体验）。 石里克认为，只有形式才是可表达、可传达的，而内容是不可表达、不可传达的。“内容 不可谈及、不可表达”（〔２〕，第２０９页）。“每种传达都总是结构而非 其他东西的 传达”（〔３〕，第１５３页）。而且，内容的表达或传达的这种不可能性是一种逻辑的 不可能性，是内容的本质和表达的本质使然，而并非人类的表达 或传达能力的局限性所致 。“表达就是要将内容排除於考虑之外。原物藉以与它的所有可能的图像、复制或表示区 别开来的东西是它的内容。如果我们要用过时的哲学术语来表示它的话，那麽我们不妨将 它比作经院哲学家们的‘haecceitas’（即‘thisness’，个体性，‘此’性，殊性）或 者将它称为‘principiu mindividuationis’（个体化原理）。一个图像〔即表达〕如果 不是原物本身，那麽它就不能具有与之相同的内容……，而如果它是原物本身，它也就不 再是它的表达了。”（〔２〕，第３０１页） 由於内容不可表达、不可传达，只有结构（形式）才可表达、才可传达，但另一方面；我 们人类彼此之间事实上又能相互理解，互相知道对方所要表达或传达的意义， 由此石里克 断言：意义、理解只与结构（形式）有关，而与内容无涉。“我们的语词的意义被完全包 含在直观内容的结构之中”（〔２〕，第３２２页），“即使在 人们的心灵的内容之间没 有任何相似之处，他们也能完全相互理解，我们断言：理解和意义完全独立於内容，与它 没有任何关系”（〔２〕，第２９８页）。 在石里克看来，虽然任何表达（命题）都只是结构之事，它们能够向人们传达的只是事实 的结构，但它们却能在理解了它们的人那里引起或唤起内容意识，促使他们为 它们传达给 他人的结构填充上丰富多彩的内容。比如，当作曲家们将他们心中想到的优美旋律以乐谱 的形式构写出来以後，看到乐谱的人或者听到演奏者的演奏的人 就会从自己的独特的体验 出发给其填充上丰富多彩的内容。 由于按照石里克的观点，所有的知识（认识）都是表达，而所有的表达又都只是结构（形 式）之事而非内容之事，因此我们可以说：“所有知识按其本性就是关於形式 和关系的知 识，除此而外别无其他种类的知识”（〔４〕，第１５１页），“认识从本性上说就是针 对於纯形式的”（〔４〕，第１５０页）。这也就是说，只有形 式（结构）才是可以认识 的，而内容是不可认识的。“谈论什麽关於自然的内容的知识是自相矛盾的，这样的短语 毫无意义可言”（〔２〕，第３３６页），“…… 认识实在的内容是不可能的，这一点构 成了我们的分析的知识概念的本质部分”（〔３〕，第１６４页）。 在石里克看来，对於事物的结构的认识也就等於对於事物的真正本性的认识，从认识角度 看，结构和事物的真正本性是一样的，两者间没有任何区别。“如果你在研究引力的本性 ，那麽爱因斯坦的方程式便对你关於引力可能提出的任何问题作出了解答——你当然不能 期待比这更多的东西，你不能指望人们会对你提出的不可能的、 无意义的问题作出解答。 针对於引力的‘内在’本性——它不同於爱因斯坦方程式（它们当然是纯粹形式的）所揭 示的那些性质——而提出的任何问题都是无意义 的。所谓事物的‘内在’本性和‘外在’ 本性的区别没有任何意义。‘电的本性’的最好的表达就是理论物理学家的方程式……” （〔２〕，第３８５页）。 石里克宣称，内容虽不可表达（不可传达）、不可认识，但却可以体验、可以直观（直觉 ），可以说我们每一个人与内容都有最为直接的关系。石里克将这种关系特称为“理会” （Kennen），以与“认识”（Erkennen）区别开来。 基于以上考察，石里克最後断言道：包含在精神科学中的真正的知识和包含在自然科学中 的知识从本性上说是一样的，它们都是通过结构的重复（复制）来表达事实。因而，无论 是在自然科学中，还是在精神科学中，只要我们达到了对事物的结构的认识，那麽我们也 就达到了对事物的真正本性的认识。从这个角度看，精神科学知 识和自然科学知识的价值 是一样的，哪一个也不比另一个更“内在”、更“深刻”。 另外，我们还可以从如下事实中来认识科学本质上的统一性：为描述一切人类事物所必需 的概念事实上绝不是历史性的，或为精神科学所独有的，它们之中的很大一部 分都是我们 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业已使用过的，而且当我们思考它们的真正意义的时候，它们最终都 能被归约为自然科学的概念——描写外在的东西的概念最後可以归约为物理概念，而描写 内在的东西（精神性东西）的概念最终都可以归约为心理学概念。这也就是说，精神科学 根本就没有它们自己的独特的基本概念，它们的基 本概念都是从其他的知识阶段、知识领 域（自然科学）借用而来的。它们自己只处理从这些基本概念中推导出来的复杂的结构。 事实上，只要精神科学的方法为我们 提供了关於人类本质、进而关於世界本质的深刻的洞 见，那麽就总是通过包含在它们之内的心理学而完成的。所有历史学科总是有意识地使用 着心理学，而它们又反 过来促进了心理学的发展。而旨在通过人类的行为去认识人类精神 生活规律的心理学在这里当然应该被看作是属於自然科学。 当然，石里克也不否认精神科学确有其独特之处。研究精神科学的人的最终目的常常并不 是为了获得知识，而是为了获得某种体验、某种激情，最终说来，它们“根本就不是纯理 论性的，它们的主旨不是为了获得纯粹的知识，而是为了最终成为体验的手段。而自然科 学的真正目的则只在於满足人们的求知渴望”（〔５〕，第 ３９３页）。如就历史科学而 言，尽管“对於真正的历史家而言，他的努力的主要目的或许经常是对於事件的因果解释 ，在这种范围内我们说他的努力是科学的，但 在他的心目中也存有另外一种意图，即内在 地体验一下他认为历史英雄们曾经体验过的情绪和思想，在他自己的想像中想像一下过去 的人们所亲眼目睹的伟大的历史事件。对於多数人和许多历史学家来说，这也是他们从事 历史研究的主要目的”（〔２〕，第３３９页）。石里克认为，狄尔泰等人所谓的“理解 ”实际上就是指精 神科学所独具的这种唤醒作用——它们能唤醒某些情绪和想像的图景， 也即内容。但很明显，这种唤醒作用本身并不是一种特殊种类的“认识”——“精神科学 的认 识”，它不能为我们提供任何知识，严格说来，它只是精神科学中所包含的真正知识 的一种结果。它是一种体验（理会、直观），而绝不是什麽理解，因为正如我们前面已经 看到的，真正的理解只与结构（形式）有关，只有通过对因果结构的认识才能达到。 总而言之，科学作为知识系统，作为关於实在的真命题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构成的整体， 是一个统一体。“它不是镶嵌图案，不是由众多不同种类的树组成的小树林， 而是一棵具 有很多枝杈和树叶的大树，它为人们提供关於一个世界的知识。这个世界也同样没有分化 为不同的实在，比如，没有分化为自然之域和精神之域，因为借 助於这些语词所表示的那 个区别并不是事物的本质上的区别，也只是研究实践（Forschungsbetriebe）上的区别， 也即所谓的精神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工作方式（Verfahrungsweise）上的区别”。（〔５〕 ，第３８２页）。 　 三、科学和世界观的构建 作为一个统一的知识系统的科学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完整的世界图景（Weltbild）。石里克 认为，通过对这个世界图景的意义的分析我们便可以达到我们的世界观（Weltanschauung ）。“……从世界图景到世界观的过渡是经由下述简单的过程而发生的：完全弄清楚世界 图景的意义，清清楚楚地回忆起人们借助于它而传达的东西，正如对一件艺术品的‘观赏 ’（Anschauen）——这不同於对它的简单的知觉——在於它的个别的颜色和形状都具有了 一个特定的意义，表示了某种东西，向观赏者?说了某种东西一样。换言之，世界图景之成 为世界观并不是因为新思想的附加，而是因为它被理解了”。（〔５〕，第３８４页） 在这里，石里克还作出了如下一般性断言：“在统一的科学内部，所谓的自然科学概念— —或者更为准确地说，它们中的基本概念——是这样的概念，通过对它们的澄清，世界观 的本质特徵才会出现”。（〔５〕，第３８４页）因此，“哲学家只有从自然科学的世界 图景出发才能达到他的世界观”（〔５〕，第３９６页）。那麽，这样的断言的根据何在 ？石里克认为，它的根据在於：其一，恰恰是自然科学决定了世界图景的基本特徵，它们 的分析可以说深入到了“事物的本质”的极深 处；其二，自然科学的方法对概念的形成 （Bearbeitung）提出了最高的要求，借助於它我们便能获得精致无比的概念，达到无与伦 比的精确性，因此且与其他的存在物的真正关系的认识——人只不过是动物进化序列中的 一个环节而已。如果我们考察一下西方哲学的发展历 程，我们就会发现它不仅始自于人们 对自然的思考，而且它的每一个决定性的进展和每一个意义重大的转变，也总是在与对自 然的解释关联之中和数学精确性的氛围 之中发生的，事实上，也只有在这种关联和这种氛 围之中它们才是可以理解的。比如，柏拉图哲学就与他的数学和科学素养密切相关，他甚 至在他的学园的大门上写 下了这样的着名警语“不懂几何者不得入内”。持有与柏拉图的 世界观正相反对的世界观的德谟克里特也同样具有很好的数学和科学素养，可以说，他就 是一个数学家。而比他们稍後的亚里士多德更以“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而闻名於世，他的 科学建树绝不比他的哲学建树逊色，现代科学的很多学科都源起於他的真知灼见。到了 中世纪，哲学家们一般只关心怎样去应用亚里士多德的原则，没有作出什麽创造性的哲学 贡献，而这恰恰是他们没有进行独立的自然研究、没有进行科学概念的重新 构造活动的结 果。独立的哲学活动在近代的再次觉醒和近代科学的崛起不仅仅是一并发生的，它们也不 仅仅是同一个基本观点的不同的表达，根本说来它们就是同一个过程。那个天才的时代的 伟大的哲学家的名字是不能被排除于科学史之外的，同样，那个时代的伟大的科学家的名 字也不能被排除于哲学史之外。比如，可以正当地称为近代哲学之父的笛卡尔同时也是解 析几何的创建者，他的着作不仅是哲学史上的经典之作，同时也是不可多得的科学巨着。 笛卡尔自己就曾经说过：“对於我来说，一切事情都变成为数学的了”。在斯宾诺莎那里 ，数学—科学的精神可以说构成了他哲学研究活动的驱动力和源泉，这一点甚至从他的写 作风格上即可看出。 近代哲学的另一个主要代表莱扔M史和天体理论》（Allgemeine Natu rgeschichte und Theoriedes Himmels） 在科学史中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我们有充分的 理由说，如果康德不曾具备他所具备的良好的数学—自然科学素养，那麽他的哲学就不复 存在了。最後，石里克断 言，在哲学史中是不存在他的断言的反例的。这里，也许有人会 说，休谟就是一个绝好的反例，在自然科学方面，可以说他没有作出过任何贡献，而在历 史科学方面 他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在石里克看来，休谟并不构成他的断言的真正 反例，相反，恰恰是休谟的例子最为令人信服地证明了他的断言的正确性。因为在休谟 的哲学探究中，没有一处与历史的概念或历史的方法相关，他并不是从历史那里达到他的 世界观的。作为因果性概念和自我概念的批评者，他并没有探究历史过程的 任何因果性 （他那个时代的其他人没有谈论过这种因果性），也没有研究过历史的个体的概念。他的 一切例证和思考的材料都取自於物理学和心理学，而後二者则可 以说分别企图以精确的概 念去把握外在的和内在的自然。因此，作为历史学家的休谟也是从自然科学的方法中获得 其哲学的刺激力的。另外，人们也许还会将苏格拉 底抬出来作为石里克上述断言的反例， 因为众所周知，苏格拉底是以“自然思考的敌人”而闻名於世的。但石里克认为，即使苏 格拉底也不就构成了他的断言的反例，因为他也是非常欣赏数学的，而他之所以不满意于 当时的自然哲学，恰恰是因为在他那个时候人们还不能用精确的概念处理宇宙问题。他为 自己确立的终身目标 就是努力用精确的概念去认识人的本性。 石里克的上述断言——自然科学在我们的世界观的形成过程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是 作为对狄尔泰、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等人的观点的反对而提出的。狄尔泰、文德尔班和李 凯尔特等人之所以将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截然割裂开来，其中心目的就是为了强调自然科 学的世界图景的片面性、不完全性、浮表性。在他们看来，哲学更应（甚至只应）从所谓 的精神科学中吸取营养或材料，在我们的世界观的形成过程之中，只有精神科学所提供的 知识才具有决定性的发言权。对这些观点，石里克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批驳。 第一，在第二部分我们已经看到，精神科学中所包含的真正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本质上说 是一样的。因此，就与世界观的相关性而言，我们至多可以问：通过对精神科学的程序的 分析，我们是否可以获得全新的结论，而且这种结论是否比通过对自然科学概念构造的分 析所获得的结论更为深入？对这个问题石里克给予了断然的否定性回答。比如，通过对现 代物理学理论的基本概念和命题的义意义的分析，我们获得了关於实体、空间、时间、因 果性等概念——任何一种世界观都要以它们为构成 材料——的更为深入的理解。但在历史 学科中，我们却找不到能够与此相媲美的事实。 第二，按照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的观点，历史的文化科学所关心的只是确定一次性的事实 ，而自然研究者所感兴趣的则是一般的规律。石里克认为，在某种特定的范围内，我们当 然可以这样说。但他同时认为，正是历史的文化科学的这个特点使得它们不可能在世界观 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什麽重要的作用，因为世界观的大大小小的特徵都只是由世界图景的一 般特徵、由制约着事件的规律决定的。一个单个的日期、任意一个特定的个体（即使他是 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人物）是绝对不能在世界观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只是通过在他身上所 展现的一般规律，他才具有了某种世界观意义。世界观只与“本质”相关，而个别的东西 的本质是通过它所服从的一般规律的展示而给出的。由此，我们可立即引出如下结论：只 有自然科学才向我们提供了构建世界观的材料。相反，精神科学的方法则在世界的个别的 多样性面前止步不 前了，它们的目标不在一般，而在於个别。 与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相反，有一些哲学家认为，即使历史科学也以建立一般的规律为旨 归。但石里克认为，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因此就说历史科学在世界观的形成过程中有什 麽区别於自然科学的独特作用。因为每当历史科学企图建立一般规律的时候，它们就必须 在它们自己的领地之内使用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它们必须把历史事件看作是自然的过 程，必须努力把它们看作是一个由诸多原因和诸多结果组成的混合体，并且努力从来自於 气候和环境方面的物理的影响以及来自于领导者的心理方面的影响推断出各民族的命运。 第三，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之所以认为在构建世界观的过程中只有文化科学才具有决定性 的发言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认为只有文化科学才从价值评估的角度考察事物或事件 ，而世界观当然是价值评估的结果。但石里克认为，价值评估上的考虑并不能向人们提供 任何世界图景，它至多能够对一个已经存在的世界图景的价值进行评估，因为只有理智才 能描画这个图景，可以说理智按其本质就是一种描画能力。而为了尽可能精确地描画它， 理智就必须使用那些被称为自然科学的东西，并且 为了达到最大程度的一般性，它还必须 使用数学的形式。正因如此，说自然科学的世界图景是片面的、不完全的，在借助於它构 建世界观之前我们必须用精神科学的 世界图景对其加以补充、甚至於加以取代也就无意义 了。同样，说存在一种自然科学的世界观和一种精神科学的世界观也是无意义的，我们甚 至都不能说存在着一种 科学的世界观和一种非科学的世界观。正确说来，只存在唯一的一 种世界观，它是经由如下途径而形成的：对理智借助于自然的知识所描画的世界图景进行 哲学的解释。 　　 四、结论 众所周知，在人类文明发展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并不存在什麽明确的科学门类之分，也不 存在哲学和科学之别。在那时，科学是统而为一的。後来，随着人类认识的广度和深度的 不断扩展，不同门类的具体科学相继获得了“独立”地位。由於个人精力的局限性、研究 兴趣的不同，等等非本质的原因造成了研究分工的不同。正是这种分工的不同致使一些人 认为在不同门类的科学间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狄尔泰、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等人则更欲 从理论层面上将这种区别进一步强化并固化为自然 科学和精神科学的两相对立。对於这种 观点，许多哲学家都作出过尖锐的批评，维也纳学派的成员更是不遗余力地抨击过它，并 力图以“统一科学纲领”与之相抗 衡。但除石里克外，该学派的其他成员并没有意识到应 该为自己的观点寻找深层的理论根据。石里克虽然没有象卡尔纳普等人那样具体地实施过 “统一科学纲题”， 但他通过他的形式和内容、认识和体验的双重区分为之提供了深层的 理论根据。 参考文献 〔１〕　李凯尔特：《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涂纪亮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 〔２〕　Moritz Schlick，‘Form and Content’，in Philosophical Papers，Vol．Ⅱ ，D．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１９７９）． 〔３〕　Morltz Sehlick，The Problems of Philosophy in their Interconnections， D．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１９８７）． 〔４〕　Moritz Schlick，“Erleben， Drkennen，Meatphysik”，in Kant-Studien ３ １（１９２６）． 〔５〕　Moritz Schlick，“Philosophie und Naturwissenschaft”，in Erkenntnis ４（１９３４） 以上全文转载自论文下载网 http://www.lunwenda.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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