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於中国近代科学落後原因的讨论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作者：范岱年 四　成都会议以後（1983-1997） 　成都会议以後，自1984年开始，中国学术界开始了持续多年的文化热。而关於近代 科学落後的原因或“李约瑟难题”的讨论，也一直持续到今天。中山大学哲学系“马应彪 科学哲学论坛”还设立了“李约瑟专题研究基金”，鼓励这方面的研究。 　这十多年来的文章，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继续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和回答 。例如，吴忠在1985年发表的〈自然法、自然规律与近代科学〉一文，探讨了李约瑟提出 的“缺少‘自然法’概念，也许是中国未能发展出近代科学的一个原因”。1987年，他又 在〈科学传统与科学革命〉一文中，提出了科学传统模型，这是在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模 型（核心理论、保护带）之外，加上一个文化传统的硬外壳。他认为科学革命是一种科学 传统的改变，而旧中国的坚固的文化传统正是中国近代科学落後的原因。 1990年，为了表示对李约瑟九十华诞的庆贺，上海《自然杂志》该年11期特辑了“ ‘李约瑟难题’征答”专栏，从收到的60余篇应答稿件中，选载了庞朴、闻人军、李迪等 13人的11篇短文。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文章中除庞朴的文章介绍了1981年11月他与 李约瑟本人关於这个问题的讨论，以及李迪关於“‘西学中源说’的恶果”的论述有一点 新意外，其他的短文，比起成都会议的论文来，看不出有甚麽进展。更为令人不解的是， 对1984和1986年国内两次翻译、发表的美国科学史家席文（Nathan Sivin）的〈为甚麽中国没有发生科学革命？--或者它真的没有发生吗？〉一文，以及在 1986年出版的潘吉星主编的《李约瑟文集》中的第一部分“科学技术史通论”中大量有关 内容几乎没有反应。 　　上海《自然杂志》在刊载了“‘李约瑟难题’征答”专栏之後，紧接着在下一期又译 载了李约瑟的〈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一文。这是李约瑟应《自然杂志》之约，特地从英 国寄来的。他在这篇文章中，对1964年发表的原文稍有修改，把写作的年代从1964年改为 1990年（例如把“过去30年间”都改为“过去50年间”）。这表明李约瑟到晚年仍坚持该 文的观点。国内有些学者，都期待着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第七卷对他的难题作 出最终的回答，其实在李约瑟的这篇文章和《大滴定》一书中的其他论文以及《中国科技 史》前几卷中的某些章节已亮出了他的基本观点，提出了许多论据，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 和理解。 　　1997年吴彤发表〈从自组织观看“李约瑟问题”〉一文，认为近代科学之所以未 能发生於中国，其主要原因在於中国社会为科学性知识的演化提供了一个被组织环境，没 有形成一个开放的、非线性的、远离平衡态的自组织系统。这篇文章的思路和金观涛等人 的文章相似，都是从系统论的观点出发来探讨问题。 　　另一类文章则对“李约瑟问题”本身提出了质疑。 　　1984年，《科学与哲学》译刊发表了席文的〈为甚麽中国没有发生科学革命？--或者 它真的没有发生吗？〉一文。席文对“李约瑟问题”本身和一系列的解答提出了质疑。他 认为，问“为甚麽十七世纪中国没有发生欧洲那样的科学革命”这类问题虽有启发性，但 没有历史学的意义和价值。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历境（Context）不同於西欧，不应该要求 西方发生的事情同样也发生於中国。席文认为，实际上，十七世纪中叶，中国的天文学发 生了一场概念和方法上的革命，但它对中国传统文化、其他科学以及社会状况没有产生巨 大的影响，也没有形成自主的科学家团体。同时，中国早期工艺技术的成就，并不取决於 它应用当时科学知识的程度。因此，因为古代中国工艺技术的成就，就断言它有比欧洲更 高的科学成就，也是缺乏根据的。 　　更重要的是，席文反对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和辉格式的历史研究方法，反对用欧洲早期 科学和近代科学为标准，来评价非欧文明，“把欧洲的历史描绘成一条逐步取得成功的上 升的曲线（当然也有挫折，……），而把非欧洲文明描绘成失败者的舞台造型”。他提倡 历境主义（Contextualism）的科学史研究方法，要“深入完整地了解从事科学技术工作 的人们的情况”，把科学革命看成是“类似於历史的进化”的一个过程。他反对把近代科 学看成是“普遍的、客观的和没有价值偏见的”科学观，认为“欧洲近代科学的发展带有 特定的环境特徵”。从这种科学观和史学研究方法出发，席文对中外学者以及李约瑟的着 作中提出的二、三十个“抑制近代科学在中国和西欧出现的因素”进行了考察，指出其中 的推理错误。 　　席文的文章在中国大陆引起了一定的反响。1986年底，《自然辩证法通讯》发表 叶晓青的〈科学史研究中的文化观〉，赞赏了席文的反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观。其实，李 约瑟也反对西方中心主义，推崇中国文化与古代科学。但叶认为，“与李约瑟倾慕……中 国文化的热情不同，席文更多地……带着一种类似人类学家的眼光和胸怀”。吴忠在1987 年的文章中表示，如果从当时中国科学传统的角度出发，探讨一下为何西学东渐会受到阻 碍的问题，那就不仅并非“毫无价值”，或仅“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而确实具有“‘科 学’”历史学价值”。 　　1990年，董光璧在他的〈移植、融合、还是革命？〉一文中，同意席文把中国十 七世纪的天文学复兴看作是一场有限的革命。但这不同於欧洲十七世纪的科学革命，在那 场革命中，西欧的科学结构范式、研究方法的模式、研究活动的组织方式都发生了变革。 董认为，在中国，这样的科学革命要到二十世纪前期，通过全面移植西方科学才得以实现 。 　　1991年10月，江晓原发表了〈“李约瑟难题”献疑〉一文。认为（1）中国古代并 没有在现今意义上的科学；（2）“据和现代科学水平接近的程度”，来说中国古代科学成 就的“杰出”，来衡量一种完全不同的知识体系，也大成问题。 　　1993年，大陆发表了在瑞典的台湾学者王禹凡女士的〈浅谈中国科学史之外史研 究〉一文。作者介绍了席文、何丙㗳对“李约瑟难题”的质疑。对大陆学者从1982年到 1990年有关“李约瑟难题”的讨论作了直率的批评，介绍了台湾学者的有关工作。她还指 出，大陆科学外史作者“大都持和李约瑟同样的论调，即庞大的中央官僚体系压抑了工商 阶级的发展与其社会地位”，但忽视了“中国民间强烈的乡党意识与世族感情似乎阻碍了 城市中工商行会团体的成长”这一面。 　　1993年，澳大利亚华裔历史学家陈民熙的〈比较科学史中的共时分析与历时分析 〉一文，赞同席文的观点，主张对科学史进行历境主义的研究。他还比较了古代中国与古 希腊的科学及其历境、十七世纪西欧的科学革命和中国的复旧的非革命性的变革，探讨了 二十世纪中国的科学及其历境。 　　同年发表的张秉伦和徐飞的论文，首先分析了“李约瑟难题”的逻辑矛盾。他们认为 ：（1）李约瑟把近代以来产生於西方的各种科学理论与传统的一个集合定义为近代科学， 然後又问为甚麽产生於西方，这是同义反覆；（2）按照李约瑟表述，近代科学是伽利略、 哈维、维萨留斯、格斯纳、牛顿等一大批不同国家的科学家所开创的一种科学传统，如果 要问近代科学为甚麽没有在中国产生，那麽它同样也没有在欧洲的任何一个国家单独产生 。作者进一步论证，若把近代科学的产生改换成科学革命，仍不能清除李约瑟难题中的逻 辑矛盾。但是，作者仍然承认“李约瑟难题”大大促进了中西方科学与文化的历史的比较 研究。 　　1996年，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理事长席泽宗在《科学》杂志上发表 了〈关於“李约瑟难题”和近代科学源於希腊的对话〉一文。文中，席泽宗赞同席文的见 解，认为“李约瑟难题”的提法不妥。“历史上没有发生的事情，不是历史学家研究的对 象。”但他在论证古希腊文化对近代科学的阻碍作用时，强调了托勒密学说、亚里斯多德 的物理学对哥白尼学说的阻碍，欧几里德几何阻碍了微积分的发展，对牛顿没有多大帮助 ，牛顿的《自然哲学数学原理》只学了《几何原理》的形式，……如此等等。使人感到， 他的论证有很多辉格式倾向，只看到近代科学对中世纪流行的古希腊科学的革命与断裂， 而忽视了它们之间的继承与连续。　 五　反思与展望 　　回顾近八十年来我国学者有关中国近代科学落後原因的讨论，以及近十年来对“ 李约瑟难题”本身的质疑，我感到，我们可以对“李约瑟难题”的表述中的缺陷进行修正 ，但有关从古到今中国与西方的文化史、科学史的比较研究，始终是一个既有学术意义又 有现实意义并具有巨大魅力的课题。 　　为了进一步开展中西方文化史、科学史的研究，我们是否可以把“李约瑟难题”加以 修正，并分解为几个不同的时期：（1）首先是对从轴心时代（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600年 ）到十七世纪中西方文化和古代科学作共时性和历时性的比较研究，特别是要研究近代科 学或科学革命在十七世纪的西欧是在甚麽情况下发生的，中国古代科学是如何长期缓慢地 发展的；（2）研究十七世纪以後到二十世纪初，经过两次西学东渐，中国为甚麽不能很好 地学习、吸收西方近代科学，使中国近代科学落後於西方；（3）研究二十世纪以来，中国 虽然全面地移植了西方近代科学以及科学的体制，但中国近代科学为何仍不能顺利发展， 为何仍然落後於欧美。 　　为了在中西方科学史研究中有所突破，我们需要进一步加强内史和外史的结合， 力求从辉格式研究转向历境主义的研究。在从事比较科学史研究时，对一些事物，要结合 它们的历境加以比较。我们还需要吸收解释学（Hermeneutics）的方法，对不同时期的科 学文本，要从作者本人和当时的读者的理解去理解，要研究它与後来读者理解的差异。 　　虽然早在70年代初，科学哲学家就强调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研究的结合，但在实际上， 这两个学科结合的状况还远不合乎理想。回顾十多年来大陆学者的讨论，大多数学者（自 觉或不自觉地）所依据的还是比较陈旧的实证论的科学观。近三十年发展起来的自然主义 实在论，通过对当代科学哲学的综合，结合关於复杂适应系统的新学科，把科学看成是社 会系统中的一个非线性的、复杂的、适应的、自组织调节系统。他们提倡研究科学与哲学 ，科学方法与理论，科学与技术，科学技术与社会，理解与管理，方法与政策之间的互动 和共同演化。我感到，它为比较研究中西方文化和科学发展的历史提供了一个较好的框架 。 　　韦伯（Max Weber， 1864-1920）是知识社会学和文化比较研究的先驱，他一生致 力於探讨世界诸主要民族的精神文化气质（ethos）与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 。他认为，新教伦理的理性主义精神对资本主义和近代科学的产生和发展起着重大作用， 因此，对近代科学的起源问题作出了不同於李约瑟的解答。有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在近代 文化比较研究方面，韦伯胜过李约瑟。可是回顾成都会议，没有一个人提到韦伯的观点。 到1985年，韦伯已经引起了大陆学术界的广泛兴趣。从1986到1987年，韦伯的《新教伦理 与资本主义精神》出了两个中译本。可是，在1990年对“李约瑟难题”的11篇应答论文中 ，仍没有一个人提到韦伯的观点。而1922年冯友兰的论文的思路倒是和韦伯一致的。其实 ，知识社会学或科学知识社会学，从韦伯、默顿（R.K. Merton， 1910-　）、英国的马尔 凯（M. Mulkay）、爱丁堡学派的巴恩斯（B. Barnes）、法国的拉都尔（B. Latour）以及 当代的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特别是科学社会史和比较科学史，都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今後 ，我们要加强比较科学史的研究，不能不十分关切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进展和成果。 　　近三、四十年来，後现代主义者、女性主义者、环境生态主义者、人文主义者对现代 性和现代科学进行了种种批判。他们反对现代科学的理性精神，否认科学是客观的、进步 的，认为科学知识是由权力机制所建构的，现代科学压倒了人文精神，压制了非西方文化 的边缘文化。他们认为，人们利用现代科学和技术征服、控制自然，而不是关怀（care） 自然，导至自然资源的匮乏和生态环境的破坏；利用现代科学发明的武器，足以消灭人类 ，……如此等等。这些批判有一些合理的内容是值得我们汲取的。但他们中的激进者，明 确反对科学，宣告科学的终结。这些观点仍难让我们苟同，因为现实的情况是，现代科学 并没有终结。被破坏的生态环境仍需要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来加以治理。禁止和销毁各种杀 人武器，也只能通过理性的协商才能解决。比较可行的还是允许一些非西方的传统科学、 原始科学能够与现代科学并存（parascience），相互竞争，例如中医学与西医学的并存。 　　这样，我们就不仅要探讨中国近代科学落後的原因，还应当探讨中国有哪些传统 科学可以与现代科学并存，我们还可以从中国传统科学中汲取哪些仍然有价值的内容，而 且还要考虑，在努力实现中国科学现代化的同时，如何避免西方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 所犯的错误，并汲取它们的教训。 l 本文获马文辉科学哲学论坛李约瑟问题基金会赞助。 转载自知识学术网 http://www.zisi.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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